为使蒋介石能重新上台，CC派第一个要对付的目标就是西山会议派。
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市特别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当讨论到《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与会者发生激烈争执，赞成议案者指责反对者为共产党党徒，反对者则指责赞成者为西山派的走狗。争论正激烈时，受陈果夫暗中怂恿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竟跳到桌子上，历数中央特别委员会为非法的理由，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结果，黄杰等四名闹事学生被捕。
※ 黄杰在中央党务学校学习时，就频繁参与陈果夫的“反革命”活动，后在国民党内任要职。
※ 吴稚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而又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蒋梦麟称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胡适誉之为中国近300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推举他为世纪伟人。图为陈立夫与吴稚晖。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为蒋介石建立反动的南京政府扫清了道路。
※ 一生戎马倥偬，最后却换来漂泊异乡的结局。图为李宗仁。
11月21日，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又在陈果夫的默许和支持下，用汽车高挂“打倒特别委员会”的标语，以党务学校校旗开路，结队在南京市中心游行，又到南京党部捣毁市党部牌额，并赴国民政府请愿，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
11月22日，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大会一开始，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在陈果夫的指使下，在会场散发反对特委会的传单、标语，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
会后，大会组织了游行，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并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命令军警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游行队伍大乱，结果造成数人死亡，70多人受伤。
惨案发生后，一直置身于幕后的蒋介石走到前台，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给特委会施加压力。而陈果夫则指使手下的人在南京四处张贴传单、标语，指控西山派的谢持、邹鲁、居正、傅汝霖等10人为血案幕后主使者，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
此时，西山会议派才明白掉进了蒋介石、陈果夫所设的陷阱里。尽管他们先后发表声明，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诬，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事实真相，均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等西山会议派成员也被迫辞职。
※ 李烈钧(1882～1946)，“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组织讨袁军，任总司令，1913年7月12日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武力讨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抗战。
陈果夫的这一“杰作”狠狠地打击了西山会议派，搞垮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重新上台铺平了道路。
1928年1月，陈果夫与谭延闿、丁惟汾等接收了中央特别委员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恢复工作，并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在这时期，CC派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来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
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极力鼓吹“清共”、“整党”，以清除共产党的影响，打击反蒋派系。他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这次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系统地阐述了他“清共”、“整党”的理论、方法、程序，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会上，陈果夫表现“出色”，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及常委。
陈果夫认为，必须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机关中清除出去，但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用理论均来自共产党，因此必须清除国共合作时期的理论与方法，树立“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被他们篡改了的“三民主义”。同时，他认为，要使“清共”运动能收到实效，必须与“整党”结合起来。至于如何“清共”、“整党”，陈果夫的提案里也都做了具体的布置。
会后，陈果夫和弟弟陈立夫着手对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整理。他们首先对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动的，都被挑选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之后，便从这些人中选出一些思想极端反共而又忠于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担任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各地去主持“清党”。
陈果夫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把它看做是扩充陈家势力的好机会，所以这些党务指导员都必须对自己效忠，才能得以选用。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打着“整理党务”的旗号，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异己势力全部驱逐出各级党部，重新进行改组，由二陈亲信们取而代之。这样，经过几年的时间，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完全被二陈所掌握。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陈果夫又对国民党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在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以调查科最为重要。调查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打击和镇压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陈果夫将该科进行扩充，调进一些亲信，并由陈立夫任主任。通过这次改组，二陈兄弟把国民党组织部牢牢控制在手中。
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有许多得力人才，所以国民党组织内显得人才济济，陈果夫发动“清共”后，国民党人才匮乏的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为此，陈果夫决定在中央党务学校中培养效忠于蒋介石的高级党务人才。他亲自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要求学员们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 谭延闿一生功名荣禄，不可谓不显赫，然谭氏本人却没有半点官僚习气，从容中道、心怀坦荡、温文尔雅，令人敬之。
党务学校的教学内容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两种，以培养全能人才。政治训练就是对学生宣传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除此之外，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技能，以适应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的需要。军事训练，就是将学员生活纳入军事管理之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进行的训练，培养学员的军事素质。
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有274名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其他学员则因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反共思想不坚决等未能毕业。第二年，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
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能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陈果夫、陈立夫在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做了很多硬性规定。他们对学员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学员稍有“越轨”行为，即被处置甚至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有微词，很快被学生中的奸细告诉校方。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
但陈果夫毫不通情，他冷冷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
有时，学生们即使只是违背了校纪，陈果夫也不问青红皂白就予以重罚。南京素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便酷热异常，令人难以入睡。有一年夏天，一名学生忘了校方要求午睡的规定，走出了宿舍，在大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校方发现后，把他叫到军训总队部，进行严厉批评。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在大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总队部的人争吵起来。
※ 1925年11月谢持与邹鲁等发起西山会议，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是西山派的主要成员。右为谢持。
※ 陈果夫一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派系，一时又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他为扩充自己的势力积蓄力量。
陈果夫知道后，勃然大怒，训斥这个学生说：“学生在中央政校既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要按军法处置。”随后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
正是在陈果夫的“严格”要求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都成了陈果夫的效忠者。当时社会上就普遍流传：“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都刻着‘孝忠’两个字。”
二陈兄弟在排除异己的过程中，受到了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汪精卫的改组派及其他派系的反对，地方党部和中央党部、下级党部和上级党部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二陈兄弟发挥其擅长权谋斗争的优势，将反对派一个一个地除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四分五裂，形成众多派别。以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派立足未稳，陈果夫虽然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但其职权实际上只能在组织部内部行使。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派刚刚崛起，但其地位、名望都不足以和汪精卫、胡汉民以及西山会议派相比。于是，蒋派和丁派的合作一度非常亲密，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局面。
二届四中全会时，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务问题上和丁惟汾合作，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而丁惟汾也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但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和丁惟汾就出现了裂痕。他解散了丁惟汾的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表面上丁惟汾的地位没有变化，但他丢掉了中央青年部，就等于不能过问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而这些权力当然为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陈果夫接收。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声望如日中天，便开始向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开刀，企图独揽国民党党权。于是，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两派之间在党权上明争暗斗，矛盾日益激化。
在党务问题上，陈果夫和丁惟汾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孙科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蒋介石、陈果夫就和胡汉民联合起来，打击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及汪精卫的改组派，而三民主义大同盟和改组派此时为了共同的利益，也联合起来对抗蒋介石。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为保证蒋介石对党权的绝对控制，陈果夫用圈定、指派大会代表的方法，把大批忠于蒋介石、忠于陈果夫的人拉进了大会。此举遭到丁惟汾、汪精卫的坚决反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革命元勋之一。1931年2月28日，在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吵后被扣押。次日，胡被迫辞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等要职，并遭软禁。 之后，一直保持反蒋态度。
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并很快将抗议活动扩大。丁惟汾以退为进，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临走之前，他叮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活动，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然后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河南、江苏等省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惟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于是，蒋介石决定瓦解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他利用阎锡山、白崇禧和丁惟汾的矛盾，让阎、白以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入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丁惟汾在其他地方的势力。
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路，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
丁惟汾被蒋介石、陈果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在孤军奋战了。改组派一方面指使所控制的地方党部抗议蒋介石、陈果夫圈定、指派代表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动员了所有的喉舌，如《护党》、《青年呼声》、《民意周刊》、《光明周刊》等，高喊“要求党内民主”、“反对一手包办三全大会”，全力攻击蒋介石、陈果夫。
※ 中央政治学校是陈果夫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培养爪牙的场所。
※ 汪精卫，面含微笑，行止从容，殊不知内里却是一叛变革命、卖国求荣者。图为汪精卫。
※ 孙中山先生一仙逝，野心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情纷纷现身，真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图为蒋介石等人出现在孙中山追悼会上。
1929年3月11日，就是国民党三大召开的前四天，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个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蒋介石、陈果夫指派、圈定三全大会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决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号召力极大的政治宣言一出台，各地改组派及国民党各级党部便群起响应。
※ 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果夫（前排中），可会想起他年少时高远的志向？
※ 孙中山先生生前可谓看好蒋介石的军事才华，可先生刚刚故去，蒋介石（左一）便显露了他的“狼子野心”。
※ 1964年，宋美龄接见“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八位代表时的情形。他们个个白发苍苍，目花耳迟，回想当年的风云岁月，欷歔不已。
※ 阎锡山，军阀，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最终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 廖仲恺，国民党革命元勋之一，党内重要的左派成员。由于其意见与右派成员相左，1925年，被人暗杀。
※ 段锡朋，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学生中有“段总理”之称。
3月12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陈果夫本以为，南京市党部为自己亲信段锡朋把持，不会出什么问题，不料，选举结果竟使陈果夫大吃一惊。在当选的60多位代表中，改组派竟占了30多个，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获胜之后的改组派更加坚定了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的决心。
3月14日，也就是国民党“三大”召开的前一天，以改组派分子、国民党中央大学学生吴健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发动全市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的代表问题。
大会由吴健主持，由谷正纲致开幕词。谷正纲是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本是陈果夫的手下，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时，为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原认为凭此当上“三大”代表毫无问题，不料竟未选上。失望之余，便又投靠了改组派。在开幕词中，谷正纲极力指责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高喊“反对独裁”、“反对圈定代表”的口号，赢得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午后3时，参加会议的改组派分子忽然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手下的人本以为第二天“三大”就要召开，这群人只是发泄怨气而已，不想却搞出个提案。于是，他们在会场大骂起来，大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共党”，并乱扔石块，打碎了主席台上悬挂的廖仲恺遗像，打得主席台上的改组派分子东躲西藏。
大会经此骚扰，仍没散场，在谷正纲主持下，继续讨论提案。经过两小时的激烈争论，提案获得通过。陈果夫的爪牙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率领打手再次蜂拥而来，围攻大会代表。他们赶前追后，拳打脚踢。改组派不甘示弱，也奋起抵抗，举起桌椅板凳还击。一时间，双方打得头破血流，谷正纲身受重伤，不省人事。
恶战之后，陈果夫的干将，南京市党部的段锡朋、洪陆东等假惺惺地出面调停。当晚，党员大会的代表在市党部的诱骗与军警的强迫下乘车到了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训话，指责改组派的行为，并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
※ 在商业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不曾想陈果夫在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时，却着实为百姓在着想。
※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1929年3月15日，在蒋介石、陈果夫、胡汉民、孙科的包办下，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而二陈手下的曾养甫、余井塘、张道藩、程天放等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厉生、余井塘则担任组织部的秘书。
就这样，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丁家党”从此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字的英文译音头一个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来是“中央俱乐部”简称的“CC”，作为“二陈”的简称。
虽然改组派在“三大”召开前闹得气势汹汹，但他们在南京并没有太大的势力，所以在折腾了一番之后，受不了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迫害，被迫向上海转移。但是，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放过改组派，他们操纵“三大”决议，永远开除了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
※ 看着辛苦了多年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陈果夫心里有难言的痛楚，一时间，立志勤政为民的念头闪现在了他的心中。图为淮河决堤时，逃荒的百姓。
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授意下，国民党“三大”又通过《党章修正案》，增加了对付改组派的条款，规定“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不得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问题“一经决议，即须绝对服从”等。
不久，蒋介石又以国民党党部中央党部名义，发表《检举改组派通令》，说改组派“发之党亡国亡言论，争取政权”，“罪大恶极”，“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要求各地“严密检举该反动派之行动言论，随时呈报，以凭核办”。
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政治攻击下，改组派只好放弃了通过党内斗争来倒蒋的方法，改走拉拢、策动地方实力派军事倒蒋的道路。在中原大战中，改组派游说于各地军阀之间。但改组派手中并无实力，各地大小军阀也看不起他们。因此，中原大战之后，各地大小军阀听命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改组派也无形中消失了。
※ 不曾想在金融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的陈果夫，为江苏的建设倒作出了贡献。
主政江苏
1933年10月，陈果夫到镇江（当时的江苏省省会）走马上任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到江苏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导淮工程。当时，由于黄河多次决口，以致夺淮入海，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淮河也成为“地上河”，治理淮河已经刻不容缓。早在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就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担任委员长。但是由于蒋介石忙于军阀混战，军费开支十分困难，导淮工程始终只是纸上谈兵。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当时，陈果夫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而所任的监察院副院长又是一个闲差，所以接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后，立即着手研究工程动工、筹款及如何配合等事宜。由于工程耗资巨大，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借钱。经过不懈的奋战，顺利完成了导淮的前期工程。由于江苏省在导淮工程中有特殊地位，陈果夫来到江苏后，马上开始了导淮工程。
当时，身为中央常备学校教授的刘振东曾提出“先聘专家，作整个计划，然后动工”的建议。陈果夫以为不妥，他觉得“导淮”是百年大计，作“整个规划，非十年不成，若持计划完成再兴工，不如将其中决无问题，众议金同之事先做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导淮工程能在抗战前开始就做得卓有成效，陈果夫的决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陈果夫总是梦想有朝一日还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在那片天地里一施拳脚，可蒋介石却在处处压制着他。陈果夫的壮大，便是对蒋介石的威胁。
陈果夫导淮的思路比较清晰，他认为“首应除害”，“次应兴利”，除害“以排洪工程为优先”，兴利“以航运灌溉工程同时发展”。导淮入海工程本来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但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决定先实施导淮入海工程。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破土典礼。
1935年底，江苏段导淮的宏伟工程全部完工，陈果夫谢绝宾客，坐在灯下，开始撰写记录这一宏伟事件的墨宝，不让历史留下遗憾——《导淮之过去与未来》。
陈果夫开章明义地写道：“我认为讲究水利，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能算是水利。”
写到得意处，陈果夫还禁不住地哼起自编的《导淮入海歌》来：“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我无能力，我为水用。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陈果夫写得十分兴奋，一直写到半夜还不休息，在夫人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勉强躺下。睡了一觉，到第二天中午继续开写，可谓是废寝忘食。这天，正赶上导淮委员会秘书长沈百先先生来串门，看到了陈果夫这种干工作不要命的劲头儿，甚为感动，回家便写出了《果夫先生与导淮》一文作为纪念。沈百先拿着文章让陈果夫看，陈果夫一看，全是赞美之词，自然十分高兴。
1937年4月，导淮入海工程终于大功告成。这天，陈果夫在众人的陪同下，乘飞机兴致勃勃地巡视导淮工程。他坐在窗口，鸟瞰苏北平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收音机里又播出了陈果夫自编的《导淮入海歌》来，更令他欢喜异常。
然而，陈果夫的好心情还没保持一年，便被花园口的一声爆响，炸得灰飞湮灭。1938年，日本侵略军从东海岸入侵，占领了徐州，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进军的步伐，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将黄河南堤炸毁。滔滔河水破堤而出，再次冲进淮河，50多万人化为鱼鳖，而陈果夫的导淮功绩也荡涤殆尽。辛苦四五年的导淮工程，却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为此，陈果夫痛心疾首地哭了。
※ 陈果夫在主政江苏时，推行了警政改革。
早在任导淮委员会副主席时，陈果夫就专门成立了土地处，以地养河，以河兴地，钱没花多少，水利工程一座座建成。他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亲临三苏大地视察。在苏北地区，他亲眼看到由于水利失修，大片大片的淤地不能利用，十分心痛，就下决心修一条南北运河。这条运河西距范公堤约二三十公里，这就是宋朝以后逐渐淤积起来的土地，运河开成后，沿河的不毛之地就变为百里沃田，地价随之飞涨，开辟运河的经费也就赚回来了。
※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可他的三民主义却没能得到更好的运用。图为在广州的孙中山和宋庆龄。
主政江苏后，陈果夫十分重视地政管理工作，就是从导淮时以地养河，以河兴地的经验中总结的。他说：“外国之所以富足的原因，不外乎能善于运用‘人’与‘地’两个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何以积弱贫乏？是在于不能充分利用‘人’和‘地’。在人的方面，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在地的方面，没有做到地尽其利。”又说，“我国古代政治家颇有重视地政的，譬如《管子》一书内，我们看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这段话就是说地政为政治的基本。”
陈果夫在江苏实行了他的土地管理提案，办理江苏省的地政，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治标，开办土地陈报，整理财政。所谓土地陈报，就是要地主陈报他的土地，同时，就土地来查明其地主，使地与主联系起来，做到田赋不易隐匿、规避、转嫁。虽然是一种临时治标之计，但在技术上却也费了一番工夫，并且在财政上也小有成效。第二步是治本，丈量土地，整理地籍。由于从国外订购了很多测量仪器，所以到1937年下半年，江南各县的土地都已丈量完毕，很多县都将土地登记办好了。陈果夫用新式的地价税代替了沿袭数千年的田赋，是土地改革的一大创举。
抗日战争后，江苏的地政也被迫停顿，很多重要的测量仪器，以及很多在江苏训练出来的地政人才都撤退到后方。后方各省在抗战时期之所以能做一些土地丈量工作，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能利用江苏撤退下来的人力与器材，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陈果夫主政江苏时，正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五次“围剿”红军之时。蒋介石主张全国军事化，一切为前线，一切为“剿匪”，所以南京政府的行政统制、行政督察、行政兼任都体现出战时特点。战时的行政督察专员制明确规定，专员兼所在县县长，便于对全区地方武装力量的统筹调动。但陈果夫大胆提出来“专员不兼县长，不兼县制，由江苏开始”，一时引起了轰动。
陈果夫说：“江苏乃非‘剿匪’省份，任何事都要求实，不应一刀切，专员还是以不兼县长为宜。因为设立一个制度，首先要求名副其实。省县之间既增加了中间督察一级，就要使它名副其实地发挥督察及层次节制的效用，倘使兼县，专员一方面是高一级的督察者，一方面又与其他县长为平行的同僚，结果一定顾此失彼，起不到应起的作用。”
※ 陈果夫勤政爱民，求实创新，在江苏的政绩斐然。图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会。
陈果夫的观点提出后，立即有人举起“棒子”给予抨击，而蒋介石也很气愤，但他没有明确表达，只是放出风声，于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面对两派言辞激烈、火药味很浓的争论，陈果夫认为吵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于是，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他在苏北地区开始了专员不兼县长的试点示范。
陈果夫因地制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实行下来确实比旧制好，蒋介石看了试点报告很高兴，大笔一挥作了推广的批示。先向苏南地区推广，而后向全国推广，后来成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在警政方面，陈果夫也十分重视，投入了很大精力。他说：“警政是内政的骨干，国家的内政要上轨道，必须要从健全警察制度开始。”当时，蒋介石正在前方“剿共”，“大敌”当前，陈果夫的警政改革和健全，当然也离不开“反共防共”的重要内容，如保甲制度、联防制度等。
陈果夫推行的保甲制度，是始于宋代的一种治安制度，他来了个“拿来主义”，把它用于强化警政。保甲制度主要是通过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编组，由大到小，深入基层，把“防共反共”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每家每户中去；用“管、教、养、卫”的方式，实行“联保连坐法”，必要时，还可以编组民团，维护治安。这种保甲和联保制度，带有浓烈的“防共反共”的色彩，是陈果夫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坚持“与共为敌”的罪证。
这种保甲制度使蒋介石闻到了“腥味”，也很快得到了他的赞许，要陈果夫不遗余力地去做。1934年4月，陈果夫先从苏北地区试点开始，而后向苏南各县推广实行保甲联防制度。与此同时，还要求各县强化壮丁训练，充实保安团队，然后与治安警察合编成地方保卫队，以增强“防共抗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保安司令部，陈果夫摇身一变成了“大司令”，圆了他的军阀梦。尽管这“军阀”桂冠不像人家那样说来硬气，但是他身后毕竟有60万保安队伍呢！“党阀”加上“军阀”，陈果夫沾沾自喜。
1934年春，陈果夫凭借早年经营金融的经验，设计了一整套金库会计制度，并予以实行，严格堵住了财务漏洞。他指定江苏农民银行代理省、县金库，规定所有收支，一律在此办理，各机关只留少量备用金，这对各级官吏是一个严格的限制。会计制度初行时，方方面面持消极态度的很多，试行一段时间后，优点不少，大家才改变态度，由消极变为热烈拥护。
过去，各地财务混乱，一旦县长大人调任，财务交代成了大问题，有清不完的账、扯不完的皮，拖几个月乃至一年的现象，屡见不鲜。新的会计制度实行后，遇到调任，可以随走随交，最多只需一个月。这样一来，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大大压缩了营私舞弊的时间和空间。
合作事业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体现，而陈果夫早年在上海经商，富有商业经验，主政江苏时则把合作事业的思想付诸实施。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散沙般的农村、乡镇组织起来，名曰“合作社”。
在吴县，设有光福合作试验区，推广蚕丝合作；在江南的丹阳、江北的淮阴，分设两个合作试验区，前者推行以信用合作为中心的乡镇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后者以推行猪畜运销保险为主的专营合作组织；辅导各种土特产的销售，如徐州、南通的棉花，宿迁的金针菜，无锡、吴县的丝茧，吴江的丝绸等；组织运销合作社，由省农民银行设立信托部，供应低利资金，并由中国合作学社在上海设立批发部，代办销售业务，即自货品生产后，凡集货、分级、包装、运输、奖金调剂及出售，全由合作机构办理，可免除中间剥削，以确保生产者得到生产的全部利益。
※ 在蒋介石的权术中，他总是让那些他已利用完毕并失去兴趣的人互相争斗，而自己则处于旁观的位置，这套路似源于兵书三十六计里的隔岸观火。
※ 在“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一方天地里，陈果夫可是游刃有余的。
1938年，江苏成为沦陷区，陈果夫念念不忘合作运动滋长的沃土，并将经验总结为“一个基础”、“一个原则”、“五类合作”，即“合作社为三民主义的基础”，“互助为合作最高原则”，“五类合作”为“工业合作”、“农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与“保险合作”。
陈果夫第一次向省府职员讲话时，内容非常简单，大意是：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二、前任做得有成绩的事，决萧规曹随，不轻易变更；三、做事必须科学化；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切实”两字，陈果夫特别说了几遍。
后来，陈果夫参加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会。大会在开幕前，由司仪倡导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肃默3分钟。可是不到1分钟就静默完毕，陈果夫满脸严肃地说：“我们要兴政，就要从‘求实’做起，从小事着眼，以小见大，静默3分就是3分，这叫求实。不可2分59秒，也不可3分01秒。准时到准时退，从事建设不求实不能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讲完后，他命令司仪立正，看准表，让会议重新开始，静默了3分钟。这件事充分体现了陈果夫的“求实”作风。
陈果夫为了落实强省兴政的大计，深入江南水乡，体恤民情，为民办事。冬季的一天，陈果夫一行在县城一家饭店吃饭。饭店对面有一家布店，布店的老板是浙江人，十分强横。正巧一个乡下挑粪的老汉在布店门口滑倒了，桶里的粪便溅了出来。老板恶狠狠地要老汉脱下破棉袄把地擦干净。寒冬腊月里，老汉冻得不行，可是却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围过来看热闹，但谁都没有说什么。
陈果夫看不下去了，他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说：“老大爷，天冷，你穿上袄子，那柜台里有的是布匹，你拿一匹布来擦！”老汉看看凶狠的老板，哪里敢动。
布店老板看陈果夫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脸庞，长得白净斯文，身后又有提包的跟着，知道他有点来头，听口音是浙江口音，就说：“客官，我们是同乡，你就甭管这闲事啦！”
正在此时，县长来了。县长是在城门迎接陈果夫主席的，听说陈果夫已微服进城，就赶忙进城来找。一见正是陈果夫一行，就说：“陈主席，敝地一方，任你查处，如有不规，你就发话办吧！”
老板一听是主席，不敢说什么，于是陈果夫就让老汉走了。
过了三天，陈果夫要走了。老板气不过，就在店门前贴了一张白纸长条，上写：“虎走山还在。”
陈果夫从门前经过，瞥眼看到“虎走山还在”的长幅，就对送行的县长说：“我这里也有幅字，劳你的神，贴到我那同乡的布店门前。”县长忙接了过来，拿到布店门前贴上，只见陈果夫写的是：“山在虎还来。”
老板一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不敢作恶。
※ 蒋介石与老友素来谈笑风生，可对部下，他从来都是一脸的威严。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三苏大地传得沸沸扬扬。
此外，陈果夫在江苏还将“食文化”发展到了顶峰，他集“江苏菜”之大成，创造了“天下第一菜”。
1934年秋，陈果夫在江苏省举办了一个全省物品展览会。会上，他看到江苏省各县物产甚丰，可供饮食的特产更是美不胜收，于是便想创造出一种“江苏菜”来，能够像当时的“京菜”、“粤菜”、“川菜”一样流行。
陈果夫定下了创造“江苏菜”的几个原则：第一，必须是江苏的原料，江苏的做法；第二，要是各县的名菜，并且要名副其实；第三，要充分表现江苏特有的风味与格调，使人们在吃这菜时，能联想到江苏文物之盛，物产之丰。
半个月后，就在展览会闭幕的那一天，陈果夫终于尝到了他理想中标准的“江苏菜”，十分高兴。只见宴会里的一花一木，一器一皿，都带着浓厚的江苏色彩，例如饮的是江苏名茶“碧螺春”、“雀舌”等，喝的是“洋河高粱”、“海门葡萄酒”、“南翔郁金香”、“金坛黄金酒”等7种江苏酒，吃的是江苏水果“萧县石榴”等四种。至于菜肴，则共有30余种，如六合龙池鲫鱼、南通鱼翅、如皋火腿、枫泾蹄筋、镇江鲫鱼、扬州狮子头以及常熟酱鸡、南京板鸭、江阴凤凰包鸡、太仓肉松、高邮双黄蛋、淮阴鳝鱼、常州酒酿圆子、苏州熏鱼、无锡排骨等等，真的是洋洋大观，“舌”不暇接。
这次宴会集江苏菜肴之大成，最后经过品评，确立了标准的“江苏菜”，并创造了有名的“天下第一菜”。陈果夫写了一篇《天下第一菜颂》，辞藻甚美，把“天下第一菜”的种种好处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天下第一菜颂》如下：“是名天下第一菜，色声香味皆齐备，宴客原非专惠口，自应兼娱眼耳鼻。此菜滋补价不贵，可代燕耳或鱼翅。番茄锅巴鸡与虾，不独味甘更健胃。燥与湿兮动与植，中外水陆品类萃。勇能赴敌屈能伸，因物尤可激志气。我今郑重作宣传，每饭不忘愿同嗜。”
※ 蒋介石实属演技派的演员，当年他抱得美人归时，本已心里乐开了花，而脸上却是一副深沉样。此种演技，他不仅用于生活，政治上更胜一筹。图为蒋介石与宋美龄。
明争暗斗
蒋介石的嫡系可以分为三派，分别是黄埔系、CC派、政学系，三派都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民党内取得绝对地位后，蒋介石就玩起了以派治派、分而治之的权术，以利于他独揽大权。所以，CC派与政学系、黄埔系及其他对手之间的斗争不仅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涉及党务、文化、金融等众多领域。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派帮助蒋介石打垮了西山会议派、丁惟汾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后，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垄断了国民党党务。二陈身居高位，难免会和蒋介石有些冲突。于是，蒋介石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二陈物色对手，并不断调整二陈的职务，以打破他们垄断党务的局面。
CC派与政学系的矛盾由来已久，两派的斗争持续了20年。政学系虽然下层基础不如CC派强，但有以黄郛、张群、杨永泰等为首的上层人物，使CC派在政治发展上受到强有力的牵制。
1929年3月，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上海是CC派势力最集中的地区，张群居然跑到CC的地盘来，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在二陈兄弟的授意下，CC分子设计把张群整治了一下。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阶层抗日情绪高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如火如荼。一天夜里，八名学生请愿代表突然失踪。整个上海市的学生都被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把上海市政府包围起来，要求立即释放八名学生代表。张群对此事一点也不知情，也不知道八名学生代表的下落，当然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于是，张群陷入学生的重围之中。情急之下，张群打电话向蒋介石告急。
※ 能在政坛上一直呼风唤雨春风得意，总让某些人无限神往，但是却又很难达到的境界。图为张群。
根据经验，蒋介石断定此事为陈氏兄弟所为，立即召陈立夫、徐恩曾进见。但二人信誓旦旦表示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就怀疑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黄凯所为，把他大骂一顿，限令黄凯立即放人。黄凯没有抓人，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营救张群的妙计。他以特派员办公室的10余人为核心，并借用一个警察大队，全部换上便衣，还调动捕房中学的300名学生，打着学校旗帜浩浩荡荡开到市政府，并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释放代表”等口号。乔装打扮成学生的特务王斌冲上市政府大楼，一把拉住张群市长，低声说：“是自己人。”张群仔细看了看王斌面孔，认出后才定下神来。在王斌冲上来之际，张群的卫士差一点开枪把王斌打死。特务们把张群救出重围，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1932年1月，张群辞去上海市长，由政学系另一大佬吴铁城担任。与张群不同，吴铁城是个多面人物，对CC派在上海的活动采取合作态度。所以，他的市长位置一直做到1937年3月，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历届上海市长任职最长的一位。
江苏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直具有很重要的地位，1933年10月，陈果夫当上了江苏省主席，就乘机发展CC派的势力。CC派上上下下对陈果夫出任江苏省主席兴奋异常，因为省主席手下可以安排几百个大小干部，他们早就望眼欲穿，盼着能跟随陈果夫到江苏谋个一官半职。所以，陈果夫在他拟定的省政府名单里，几乎清一色的都是CC派成员，如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民政厅长余井塘、建设厅长沈百先、教育厅长周佛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