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将名单电报给在南昌的蒋介石请求批准，却不料一连去电两次，蒋介石都没有回电。陈果夫明白，每次蒋介石对部下的报告或方案“留中不发”的时候，就表示他不同意。其实，这是蒋介石的另一派系政学系头目杨永泰在背后捣鬼。他看了名单全是CC派的人马，当然不想让CC派独占江苏这个肥得流油的省份，当即向蒋介石进言：“江苏民政太重要了，余井塘是书生，缺乏政治经验，不及辜仁发。”
蒋介石也觉得CC派色彩过于浓厚，加之余井塘是个党务官僚，一下子主持一省民政，不合传统，于是直接向陈果夫下令，将余井塘换成政学系的辜仁发。民政厅长是省政府二号人物，仅次于省主席，在清一色的CC派地盘里掺进辜仁发这个政学系的大沙子，CC派当然十分不痛快，就决定非剔除掉他不可。
于是，一场官场闹剧在江苏省省会镇江上演了。
※ 政坛风云诡谲，能够立足，自然需要一番定力。图为康泽。
辜仁发在北平时，曾纳了一个叫李淑云的女子为妾。上任民政厅长后，辜仁发把原配妻子及其子女安置在南京落户，而把年轻貌美的李淑云带到镇江。陈果夫知道此消息后，命人送给李淑云2万元，要她向辜仁发保举刘悼云为无锡县警察局长。李淑云见钱眼开，不知道这是CC派专门投下的毒饵，刘悼云由此也就顺利地当上了无锡县警察局长。
谁知，刘悼云的任命状一拿到手，转脸就检举辜仁发受贿。陈果夫于是发动CC派控制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政学系为保辜仁发过关，把责任全部推到李淑云与民政厅一位科长身上，而极力撇清与辜仁发本人无关。CC派誓不罢休，加大进攻力度，把辜仁发的原配夫人接到镇江，代她向法院控告辜仁发犯了重婚罪。
辜仁发以为自己背景硬，来头大，没有把小小的地方法院放在眼里，拒绝到法庭。法院都是CC派的地盘，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居然公开通缉辜仁发。CC派把持的宣传机构也开足了舆论机器，甚至连《中央日报》也在陈氏兄弟的授意下发表言论予以攻击。至此，政学系的头子们被压得再也不敢为辜仁发开脱，甚至连蒋介石都被堵得不好再说话。
辜仁发这下没办法了，就向陈果夫留下一个辞呈后，连夜仓皇出逃，回家乡山西五台山做和尚去了。堂堂的江苏省民政厅长竟然在派系斗争中弄得无处藏身而遁入空门，可算是一大奇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手段之厉害。1934年4月14日，辜仁发被明令免去江苏民政厅长职务，由陈果夫暂时兼任。不久，余井塘如愿以偿坐上了江苏民政厅长的宝座。
4月17日，陈果夫在省政府纪念周上，专门做了一个报告，将辜仁发作为“反面”典型，讲了一番“沉痛”的话。他说：“诸位！省府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职，很是惋惜！现在中央已准他辞职，并命我暂时兼任，我以责任所在，也顾不得身体的衰弱，只得勉力暂时兼理。自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更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没有结婚的，于择偶时尤须审慎；如果一时犯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厅长辞职前一天，我觉得他精神上的痛苦达于极点。所以一般青年，于择偶时须得留意，以免后悔。”
※ 一个一生都想统治中国的人，却终老他乡，他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了“梦想”。
“沉痛”之后，陈果夫又借题发挥，还要求女子做贤妻良母。他说：“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做了行政长官，虽然有时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这是私人的关系；一遇办公事，夫人就走开，不问一切。现在文化日高，当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过要她们懂得，并不教她们去干涉丈夫分内的事。在政治上负责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紧者还是在尽贤妻良母的责任，使丈夫能专心在外工作；否则，家治得不好，丈夫内顾分劳，就算不得是个贤内助了！”
辜仁发事件后，CC派和政学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一直没有停止。二陈兄弟不断攻击政学系的头目杨永泰、黄郛等，最后杨永泰被刺杀，黄郛背上卖国贼的罪名被迫辞职。虽然在与政学系的斗争中，CC派占了上风，但在与黄埔系的斗争中却处于下风。
所谓黄埔系，就是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国民党政治派系，其组织为复兴社，统治领域在军队、警察、宪兵及军统特务系统。而CC派的领域在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按理说CC派和黄埔系不会发生冲突，但事实不然。黄埔系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CC派不能独霸文化教育部门，就以此与其争夺地盘。
1933年12月，复兴社骨干萧作霖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自任书记长。中国文化学会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后，萧作霖又到上海会同刘炳黎筹备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广泛征求会员，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七八百人入会。随即，他们举行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打开了局面。继上海分会后，浙江分会、河南分会等也相继成立。
为了把上海变为复兴社的文化阵地，萧作霖把《青年与战争》周刊、《中国革命》周刊迁到上海继续出版，同时将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迁到上海出版发行，还新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锋》月刊，复兴社在上海掌握了六个刊物，声势相当大。
复兴社成立中国文化学会，使CC派措手不及，于是向蒋介石申诉，复兴社插手不应由复兴社去搞的文化教育界工作，窃取CC派原采用的“中国文化学会”名称，要求蒋介石告诫复兴社并勒令他们停止继续活动和取消有关“中国文化学会”的一切活动。但蒋介石有意让复兴社和CC派斗，并没有采纳CC派的请求。于是，CC派与复兴社在文化教育界的一场恶斗在所难免了。
上海是CC派和复兴社斗争的主战场，双方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但是，复兴社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敲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吸纳了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CC派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复兴社甚至不把CC派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进行挑战。在其他地区，CC派与复兴社的争夺也同样十分激烈。凡是CC派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要跟着伸手去进行争夺。
但是，CC派很快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失火案，国民党刚从意大利购来的十几架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后来查明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在上海做投机买卖，亏空了300多万元，无法弥补，于是纵火焚烧车库，借此妄作报销、填补亏空。不料因天气太热，大火失控殃及航空仓库，致使飞机烧毁。徐培根在事情败露后，向邓文仪行贿10万美元，让邓文仪做了一个假报告呈给蒋介石交差。真相查明后，蒋介石对邓文仪极为恼火。陈立夫见机会来了，趁机火上浇油，向蒋介石控诉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在一怒之下，不仅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职务，而且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及所有分会。复兴社发起的文化运动为时不到一年就被强令取消。从此，文化教育界又成为CC派的天下。
1937年10月，为了进一步笼络全国青年，蒋介石开始酝酿在国民党之外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当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的国民党已经名誉扫地，为了保证三青团的感召力，蒋介石极力想使它与国民党保持距离，以免给人留下恶劣印象。在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和《三青团团章》中，只字不提与国民党的关系。
1938年7月9日，蒋介石宣布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在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其处长以下的各组组长中，复兴社分子都占了优势。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通过分布在各处和各组的复兴社分子，在人事安排上坚决排斥CC派。在各高校设立的三青团分部中，康泽尽可能地安排复兴社分子担任主任，而最注意防止的是CC分子，这让身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十分难堪。
在蒋介石的扶植和纵容下，复兴社自命不凡，唯我独尊，根本不把CC派放在眼里，态度十分骄纵。他们极力强调三青团的特殊地位，并利用三青团组织的独立性，处处与CC派掌握的国民党组织相对抗。他们互相争夺成员，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致酿成
※ 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英国代表签订《中英新约》，它的签订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提高。
※ 当蒋介石苟存于一岛时，即使他用再先进的望远镜也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冲突。有人描述说：“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均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由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抗战时期，复兴社和CC派的矛盾已经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不治之症。
CC派不仅和政学系、黄埔系在党务、文化领域斗得不可开交，而且在CC派内部，蒋介石也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二陈物色对手，以打破他们垄断党务的局面。
1935年12月，蒋介石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厉生推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陈果夫在组织部经营多年，树大根深，而张厉生又多年为陈果夫手下，虽然他想给组织部带来点新气象，但并不敢对二陈的人马动手术。张厉生的后台是陈诚，属于军界，而在国民党内却没有强硬后台，战战兢兢地坐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一直未敢对二陈动手。
张厉生未敢向二陈开刀，但陈果夫却一直对他耿耿于怀。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下台，同时推荐朱家骅。蒋介石此时也对张厉生未完成他的意图不满，同意由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
但这次陈果夫却看走眼了，迎来的朱家骅却成为自己的冤家，成为CC派的拆台人。
朱家骅，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兄弟的湖州小老乡。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推举朱家骅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家骅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他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于是在国民党官场的行情也日渐看涨。开始时，二陈兄弟和朱家骅关系还不错，是想利用朱家骅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季陶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好话。而朱家骅也因为自己立足未稳，和二陈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陈果夫推荐朱家骅任组织部长，一方面是拉拢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赶走张厉生。
蒋介石对朱家骅敢干敢为、能干能为的作风也非常赏识，他觉得交给张厉生的任务已不能完成，要给二陈在党务系统内树立一个反对派，得让朱家骅来干。这样，朱家骅就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
※ “其介如石”的蒋介石面对九鼎自是喜不自胜，可激起民怨时，却只能掩饰心中的不愿，而怒发冲冠了。
※ 蒋介石一直宣称三民主义，可他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却背道而驰。
朱家骅接任后，对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改组派遗留成员以及少数胡汉民派分子，一并收揽，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陈果夫看到此种情形，对受了排挤的CC分子大发牢骚：“朱家骅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的人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而他却不知道，朱家骅的后面有蒋介石的默许和戴季陶的支持。
朱家骅收揽人力，不管过去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只要现在帮助自己反CC派，就一并收入，甚至对被他取代的张厉生手下人员，也企图拉为己用。他所组成的反CC派阵营诸如“大同盟”、“改组派”分子，长期被CC分子在各地压得抬不起头，这次有朱家骅撑腰，立即反攻，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朱家骅派和CC分子皆互不相容。
朱家骅虽然咄咄逼人，但最后却因为一次献鼎事件被CC派抓住辫子而彻底搞垮。
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英国分别签订《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宣布废除历史上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对此，蒋介石特别得意，以民族英雄自居，而国民党的一些政客也决定借此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议向蒋介石献九鼎，九鼎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直是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其用意不言而喻。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拍板将此事决定下来，并向蒋介石做了报告。对此，蒋介石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许了。从1943年2月到9月，九鼎始告铸成。九鼎形式大小、花纹一模一样，每个鼎高约30公分，重约十几斤。朱家骅等人决定于11月7日中央训练团举行开学典礼时“向领袖恭献九鼎”。为了使献鼎时不出现差错，他们还在11月6日进行预演。
※ 当时腐朽的政坛上，尔虞我诈成为达到目的的最有力手段，结局便是有人仰天长笑，有人一败涂地。图为张厉生。
※ 朱家骅坐在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子上，便也坐在了蒋陈势力相争的火山口上。
预演那天，由何应钦“受鼎”，而蒋介石正在开会。当演到进献第三只鼎时，后台走上来一名侍卫官说：“委员长有请朱部长。”朱家骅一听，立即赶到蒋介石的会议室。而此时表演礼堂里不知出了什么事，鸦雀无声。不一会儿，朱家骅哭丧着脸走到主席台前，举手一挥，台下的代表、礼仪小姐都连忙退去了，何应钦等人灰溜溜地到台下站立。
※ 陈果夫对金融本就窥视已久，故想取孔而代之。但他忘了孔身后那位支持他的美丽小姨子宋美龄可是无人敢惹。图为宋美龄。
这时，蒋介石走上主席台来，在主席位就座，怒气冲冲地说：“今天的这种行为，是给我一次侮辱！这种做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呢？”稍停，他不得不又虚情假意地说道：“代表们远途跋涉，辛苦了。这件事，是我们中央负责人做错了，我也有责任。我看到签呈（指朱家骅关于献九鼎的呈文）时，没有批‘可’，只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做一点纪念品是可以的，而你们这么劳民伤财，轰动全国，实在是愚蠢无知。”
蒋介石为何突然翻脸呢？原来在铸鼎和选礼仪小姐献鼎时，消息已不胫而走，闹得陪都重庆舆论一片哗然。楚子问鼎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问九鼎就是想做皇帝，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个故事，但他思想守旧，暗示他的部下献九鼎，其动机可想而知。现在引起舆论界的轰动，蒋介石再也不好坦然接受九鼎，一场闹剧被迫收场。
对于始作俑者朱家骅来说，真是碰了一鼻子灰，成为这位学者出身的组织部长的一大败笔。而CC派抓住献鼎事件狠狠地攻击朱家骅，说他不懂得办党，把各级党部都搞坏了，特别是说朱家骅这样继续搞下去，没有方法对付共产党。这一点特别能打动蒋介石，不久就动了撤换朱家骅的想法。
1944年5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二陈动员CC分子在会上对朱家骅进行攻击，批评他办党务的缺点。蒋介石终于决定换马，下令免去朱家骅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陈果夫接任。陈果夫终于卷土重来，CC分子弹冠相庆。
通过献鼎事件，CC派搞垮了朱家骅，国民党内有些人戏言：“花了600万元，宰了一个猪（朱家骅之‘朱’），结了一个果（陈果夫之‘果’）。”
力筑陈氏金融帝国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以陈氏家族的经济实力最为薄弱，所以陈果夫一直想插手金融界。20世纪20年代时，陈果夫曾在上海经营钱庄，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曾经暴富过，但后来还是失败了，陈果夫想重温当年的旧梦。
※ 蒋介石似隐藏在背后的导演，他总是让剧情顺着他的设想来发展。陈氏兄弟的势力壮大了，可蒋却担心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 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一己之利，总会今日合作，明日相争。图为孔祥熙。
※ 在国民政府里，陈立夫揽权加势，使陈家的势力在国民政府中日益壮大。
※ 孔祥熙在金融界，不言国家利益，单从自己所得而言，自是金融界的行家里手，将财富玩于股掌，使自己一夜暴富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果夫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说：“我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话：‘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平生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蒋家天下陈家党”多少年来，二陈一直与“党”打交道，在经济方面一直打不开局面，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让他们分管的是党务，不是经济；另一方面也因为在经济方面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坚决抵制。但是，陈果夫却对金融很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挤进金融界。
早在1932年，陈果夫、陈立夫就想插手经济。他们鼓动CC派人员向经济领域渗透，自己创办企业，做生意。但是在抗战胜利前，除了陈果夫以江苏省主席的身份操纵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全国农村合作社以外，二陈在经济方面未取得大的成就。
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四行。此时，陈果夫的眼睛早已盯住了农民银行。1940年5月，农民银行改组扩充，经过陈果夫的一番活动，金融界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了。10月，陈果夫出任农行董事，跻身于农行的高层决策者行列。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给了他一点难堪，他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对办党特有研究的人。”孔祥熙的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
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顶了回去：“我也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弦外之音就是，别小看人，20年前我是搞金融的，今后小心点。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
出任农行董事以后，陈果夫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去。1940年左右，国统区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财政有崩溃的危险。蒋介石对孔祥熙渐渐失望，而此时宋子文正在美国，不能回国主管经济，而在国民党内部，既懂经济又忠诚于他的人不多，于是，蒋介石把目光投向陈果夫。
不久，蒋介石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又命陈果夫负责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定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命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贷款本息共53万元；农贷区域共299个县市；农贷机构112所；农贷人员共722人”。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事实上已成为兼管长、中、短期农贷的唯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十分重大。这无疑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
※ 陈果夫虽掌握一部分的金融，可他的财力与孔祥熙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 蒋经国曾在苏联学习13年之久，从苏联归来时，他身上多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可蒋介石不遗余力，将蒋经国的先进思想扼杀于萌芽之中。
在农民银行有了一定实力后，陈果夫便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即问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宝座。要登上这一宝座，就必须将董事长孔祥熙赶下台。不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黑幕终于败露，公众舆论哗然。陈果夫见时机到来，即借题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祥熙置于死地。
但孔祥熙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最后仅以辞职了事，而CC派并没捞到好处，政学系的俞鸿钧却当上了财长兼银行总裁。于是，陈果夫开始改变策略，即由倒孔到反过来拉孔，到处为孔祥熙说好话、打圆场。孔祥熙见陈果夫一班人并未落井下石，倒对他感激涕零，决定将农民银行让给陈果夫。
1945年10月，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长，11月1日宣布就职。这时的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上任伊始，陈果夫开始着手完善农行各项制度，公布了他亲自斟酌制订的《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该方针共18条，是陈果夫历年来参与国民党各种事务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金融行业发展方向的设想。为了表示他与前任的区别，陈果夫还亲自为农行题写了“清慎勤敏”的行风，并解释说：“一人不取谓之清，深筹远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
陈果夫费尽心机挤进农民银行，最后掌管农民银行，当然是为了构筑他的陈氏金融帝国，说白了就是捞钱。他利用分布在各地的农业供销公司，一方面以低价向棉农收买棉花，另一方面又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当时政府规定，由政府拨些款收购国棉，并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可获得大量利润。所以，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
对于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陈果夫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有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的周转期，盈利45个亿。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桐木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获取暴利。
※ 图为通商银行旧景。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陈果夫执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并拥有大量出口农产品，农行被指定为经营外汇的银行之一。于是，农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大量出口农产品。
对于陈氏家庭的迅速崛起，蒋介石喜忧参半。一则为报陈其美当初的提携之恩，他觉得应该让陈家二虎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陈氏家族发展太快，其他派系会有怨言。所以，蒋介石一直兼着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这是在其他银行都没有的奇怪的职务，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
一天，蒋介石与陈果夫、李叔明商谈农行发展事宜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农民银行的事，你陈果夫都可以管，但人事你不能管，农行的人事让李叔明管。”蒋介石还想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陈果夫赶出农民银行，只是陈果夫善施解数，决不退让，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陈果夫控制农民银行后还不满足，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中央合作金库。1946年8月，蒋介石终于做出决定，以“合作事业有利于实行三民主义”、“有助于绥靖区的恢复”为由，拨款100亿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担任中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正式开业。
※ CC派势力已过于庞大，蒋介石忧心忡忡，恐其势力的发展危及自身的安危，终要费尽心机，铲除祸源。图为蒋介石。
※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任团长。它的成立实际是在为蒋经国培植所需势力。图为三青团成立时成员的合影。
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和着公利与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呢？其实，他早就想在金融界压倒宋子文、孔祥熙。当时全国的金融机关中央级有六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也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陈氏家族的发展趋势就可超过孔、宋，成为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再者，农民银行的业务受到一定限制，建立一个合作金库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哪个行业都可以合作，也就是说，只要是赚钱的，合作金库无任何限制。陈果夫就是想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
中央合作金库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使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特别眼红，甚至连“太子”蒋经国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他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信徒黄密任上海分库的经理，但陈果夫不但坚决回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任命CC派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任经理。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他又将黄密委任为上海信托部的经理，并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除了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外，陈果夫还控制着几个私人的银行钱庄。如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于1897年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由陈果夫的亲信骆清华所控制；1942年成立的中国工矿银行，由陈立夫任董事长；上海春茂钱庄，由陈果夫77岁的父亲陈其业担任董事长；另外，上海大中银行、成大银行，也是由CC派的人把持着。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接收”变成了“劫收”。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二陈兄弟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大发“接收”财。
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于是，很多大型的日伪企业都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如日伪台湾银行，陈果夫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大量金银财富。陈果夫还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示手下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又以低价从敌伪产业管理局购买了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
除了“劫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还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到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领域涉及电力、机械、煤矿、加工运输、制药等诸多产业，以及文化、公用事业。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 蒋经国在赣南不仅大有作为，而且培植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势力，为自己之后与CC派的对抗奠定了基础。
陈果夫从农民银行起步，由金融事业起家，利用手中职权，染指金融、工业、农林、商贸、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党营事业、私营事业、合作事业，最后使陈氏家族成为和蒋、宋、孔相提并论的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
二陈兄弟虽然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内便跻身于四大家族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他们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他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都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而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所以他一生经手公款不计其数，但始终自诩清清白白。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有些人把钱看得很重，存了很多钱给孩子，或贪污了很多钱，他们死了，没有值得留念的东西。而且人总是会死的，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 蒋氏父子联手，在扫除着他们建立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图为蒋介石。
※ 蒋经国虽留苏13年，可他身上更多的还是儒家传统教育留下的痕迹。
CC派的解体
1946年的一天，蒋介石召见陈果夫，问道：“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这事你听说了吗？”
对于黄季宽辞职，陈果夫确实有所耳闻，但他不知道蒋介石用心何在，就说：“我现在有病卧床，当然消息也不会灵通。”
蒋介石说：“我想让你去顶替黄的位置，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果夫一听这话，立马不高兴了，忙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少，况且我身体尚未痊愈啊！”
※ 蒋介石的政权已显示出了日薄西山之态，他对某些跟随在他身边的要员早已起了厌烦之心，陈立夫此时提出要走，蒋介石自然欣喜不已。
原来，蒋介石一直想将陈果夫调离中央。陈果夫从中央组织部到江苏，四年里政绩斐然，但仍不见蒋介石把他调回南京，就以体弱多病辞职。不久，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这又让陈果夫闷闷不乐。他担心自己不能在中央担任要职，有碍CC派势力的发展，但还是到任了。1938年9月，蒋介石又让他到甘肃省担任政府主席，陈果夫以战争期间不宜更换省主席为由拒绝。此后，蒋介石又几次劝陈果夫下去当省主席，陈果夫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但他没想到，蒋介石居然又想把他弄到地方去。
蒋介石见陈果夫总是推托，就不高兴了，说：“果夫，你受命组织部长时，可是欣然接受啊。”
※ 蒋介石独掌大权20年的高招便是：对外一致反共，对内制造派系，互相牵制，互相抗衡，而自己稳坐钓鱼台，获取渔翁之利。
陈果夫解释说：“在中央任职担子轻些，尚能照顾我的身体。”
蒋介石一听这话，火更大了：“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陈果夫见蒋介石翻了脸，也忍不住了，他提高嗓门反问蒋介石：“你说我在中央做不好，请问委座，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得无话可答。
这是十几年来，陈果夫第一次当面顶撞蒋介石。
陈果夫不愿下去做省主席，当然不是身体的原因，他是怕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在，但毕竟孤掌难鸣。另外，陈果夫深知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什么事都要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 蒋介石的两个儿子都已在政坛初露头角，为蒋家势力能绵延千秋万代，蒋不遗余力地排除异己，陈家便是其一。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随着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陈果夫对蒋介石的忠心也开始有所动摇。1946年5月14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治之不能上轨道，由于学无系统，亦无中心，学人群趋于皮毛之研究，各行其是，以至不能产生一贯之政策而成今日之局。”1946年9月24日，陈果夫又在日记中写道：“政府之经济政策总行不通。一、为思想不纯正；二、有自私心者从中作弄；三、人事复杂，不能专心办事，事前亦不专心训练；四、事前未有准备；五、自欺欺人；六、人多而智识不足，三头六臂，如何可以做好。”陈果夫写的这些，显然有批评蒋介石的意思。
1947年6月4日，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对与会者说：“现在情况很糟，问题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各省主席均想做好，但制度、作风及革命工作无中心，无目标，自然会到此地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陈果夫声称“无中心”，显然是在指责蒋介石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同时，陈果夫还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以及在军事上的失败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
陈果夫与蒋介石的裂痕越来越大，蒋介石也就千方百计地想把他挤出中央，以削弱CC派的势力。其实，以二陈兄弟为首的CC和“太子”蒋经国的势力一直有冲突，CC派已经成为蒋经国的障碍，蒋介石踢开二陈兄弟以及CC派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而已。
蒋经国的“太子系”是国民党内崛起的新派系。1939年6月，蒋经国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管辖赣南11县，使赣南成了“太子”的政治试验田。蒋经国在赣南5年，还兼任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主任、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主任、新赣南日报社社长等十几个职务。蒋经国在赣南推行其“新政”的同时，仿效其父办黄埔军校建立嫡系的办法，在赣南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和“新赣南经济建设训练班”，初步建立“太子系”班底。
※ 陈家辛苦得来的天下，如一架直冲云霄的飞机正加足马力时突然没有机油，一落而下，从此“陈家党”的局势一去不复返矣。
1943年7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正在筹备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的重要一步。蒋经国到任后，大肆鼓吹“干校是第二个黄埔”，“干校是政治的黄埔”，“干校学生将来要在校长的领导下，追随教育长进行政治北伐，掀起第三次革命运动”。蒋介石也在训词中强调：“干校应该像当年的黄埔那样，要担负起革命的重任。”这些口号清楚地反映了蒋介石要以三青团为蒋经国接班而做的组织准备。
※ 蒋介石能在几次下野后，又重新执掌大权，依靠的便是他对敌对友的翻脸不认人。当一个功臣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或不可能再利用他获取任何利益的时候，蒋介石就会将其抛到一边，像丢掉一片叶子一样毫无怜悯之心。
不久，蒋经国就当上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处长，成为三青团的核心。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背景，蒋经国系的崛起改变了原来的党团矛盾格局，由原来的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与CC系的对抗，演变成为蒋经国太子系与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联合对付CC系的局面，CC系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劲有力。
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CC系控制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大发其财，不仅在金融界与宋子文平分秋色，而且捞到了规模庞大的“党营事业”。与CC系相比，三青团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接收”中的分赃不均，进一步加深了党团之间的矛盾，最后发展到三青团要求独立组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甚至有人主张由蒋介石兼任国民党总裁和新党领袖，而把新党交由蒋经国全权领导。
三青团要独立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顿时震惊了CC系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陈立夫急忙拉着戴季陶从南京赶到庐山，意欲说服蒋介石阻止三青团组党，为此陈立夫甚至向蒋介石下跪哭诉。蒋介石也认识到组党行不通，就立即放弃了三青团组党的念头。由于蒋介石的急刹车，喧闹一时的三青团独立组党运动也被迫偃旗息鼓。
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别办有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干部学校，作为各自培养训练干部的基地。陈果夫、陈立夫以党团分别办校容易制造派系为由，建议蒋介石设立国立政治大学，为党国培养忠实的政治人才，同时将分属党团的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干部学校并入国立政治大学。陈氏兄弟此举是吞并中央干校的一种手段，蒋介石当然看得出来。但蒋介石也有他的小算盘，就不动声色地接受陈氏兄弟的建议，但却于1947年3月直接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
这样一来，国立政治大学成了蒋氏父子的家校。蒋经国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意味着剥夺CC系控制了近20年之久的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的干部培训大权完全交给蒋经国掌握。这是蒋介石培养“太子”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意味着CC派将从此绝后。陈氏兄弟心有不甘，但又不便公开出面反对，只好指使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些学生闹事，阻止蒋经国上任。最后，蒋经国只好放弃控制政治大学的计划。
1947年9月，为消除党团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宣布实行党团合并。为了表示不偏向三青团，蒋介石将统一事务交给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没让蒋经国插手。但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大大削弱了CC系在党内的势力。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8年11月，已经病重的陈果夫给蒋介石写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蒋介石见陈果夫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况且也正好借此机会把他踢出政界，没加任何犹豫，当即批准。
12月6日，陈果夫启程前往台湾，前来送行的有弟弟陈立夫和CC派的头头脑脑们。陈果夫望着上海滩的万家灯火，禁不住涌起一阵悲凉与酸楚：此次离开上海，何日还能回来？也许是一辈子也回不来了……
国民党逃往台湾后，蒋介石决定改组国民党，清理门户，实际上就是瓦解二陈的CC派势力，扶植“太子”蒋经国。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蒋经国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如果眼下就把蒋经国摆在太显眼的位置，就会形成“蜀中无大将”的局面，于是要物色一个对蒋家王朝忠贞不贰的人选，不仅能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
※ 在政坛上唯命是从，有时可以得到一时的安定，可长此以往，亦难以安身。图为陈诚。
※ 看着陈家兄弟，一个疾病缠身，一个远走他乡，蒋介石轻松了。CC派的势力在派系斗争中，就这样衰落了。
谁符合这个条件呢？要说对蒋介石最忠诚的，莫过于二陈兄弟了。但是，二陈的CC派已经使得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甚至和“太子”蒋经国都矛盾重重，蒋介石把内战失败的责任都归罪到二陈兄弟身上，再者蒋介石的后台美国也对CC派十分不满，所以，二陈兄弟不仅不能用，而且还是蒋介石要清除的对象。
蒋介石想到了陈诚。陈诚不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与蒋经国、蒋夫人关系也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的谭延闿的女儿，陈、谭二人结为连理，是蒋夫人亲手做媒撮合而成，谭祥还认宋美龄为干妈。从这层关系上看，陈诚也是自家人。于是，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而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