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朝代——它结束了从东汉以来三百年的分裂，将魏晋南北朝期间发展起来的文明遗产沉淀下来，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隋唐盛世。唐朝的制度、宗教、文化乃至经济制度都承袭自隋朝，唐朝的重大政策也延续着隋朝的做法，但它又是一个存续时间不足半个世纪的短命王朝。秦朝——另一个短命王朝——虽然灭六国、车同轨、书同文，但是很快就倾覆在历史长河中，为汉朝取而代之。经过漫长的分裂、分治时代，完成统一的政权若操之过急，非但不能有效化解之前掩盖的矛盾，还必然会形成反噬，导致政权在短时间内覆灭；而之后第二次抄底的王朝，吸收正反两面教训，往往能将政权延续下去。就如隋炀帝和唐太宗，两人的帝王之路多有重合——比如都开启对高句丽的战争——身后获得的评价却是两极。很多事情，必须放在历史时空中才能看得清楚。
一 隋文帝的统一大业
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中国的许多精英逃到南方重整旗鼓，而北方则陷入各民族的长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留存在北方的汉族先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其间虽然有前秦苻坚尝试完成南北统一，但是在淝水之战后北方再次陷入混乱。386年以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较长时间地统一了北方，并试图从自己的部落组织形式走向一个农业官僚帝国，这种汉化政策在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洛阳，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盖天说中，洛阳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被儒家学说赋予了神圣的属性。如果能够定鼎中原，就会被认为具有了正统性，就有了统一天下的资格。王莽上台时也曾计划迁都洛阳，武则天也强调洛阳的神圣性，把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
魏孝文帝废除鲜卑族的原始迷信，代之以儒家的信仰和习俗，鼓励与汉人通婚，采用汉晋王朝的文官选拔制度，甚至引入汉人的姓氏，种种这类改革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留在北方的鲜卑武士集团因为在改革后地位下降而发动了六镇之乱——其参与主体是长城一带的戍卒和鲜卑武士家族。这场爆发于523年的叛乱将北魏政权彻底摧毁。北魏于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河南安阳北郊一带）和长安为中心。很快，东魏和西魏又分别被高氏北齐和宇文氏北周取代。577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
西魏权臣宇文泰纠合形成掌控国家权力的关陇军事贵族，成为后来长期影响政局的力量，在政治体制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后来的隋朝和唐朝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关陇军事贵族一方面以垄断门阀联姻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混合文化属性——很多混血军事贵族能讲多种语言，比如隋炀帝、唐太宗都会讲突厥语。其妇女也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享有更多的独立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武则天就常常把自己的出身认定为关陇贵族，并以此为傲。她能够登上皇位，也与当时的这种社会氛围有关。
更大的裂痕是南北方的分裂。这一分裂长达三百年。北方汉人南渡后，跟南方本土居民混合。最初被称为侨民的北方精英们念念不忘北伐收复故土，随着时间推移又发展出不同于北方的文化和生活传统。南方政权和统治阶层始终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在文化上高于北方。南方对北方的习俗、文学、学术都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北方人的文学作品是驴鸣犬吠。尤其是六世纪上半叶，在北方陷入混战的时候，南方政权相对稳定，政治、军事、信仰、学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梁武帝时代(502—549)曾经无比接近于统一南北。东魏高欢在537年曾评论：“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在对外战略中占据优势的梁朝，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彻底崩溃，将统一南北的使命交到了北方王朝手中。这场叛乱就是侯景之乱。北方的叛将羯人侯景投降梁朝，但是很快在548年发动叛乱，这场叛乱于四年后结束，将处于顶峰时代的梁朝摧毁殆尽。梁元帝在江陵（今湖北荆州）重建政权，又遭到西魏军队的摧毁。557年，陈霸先建立陈朝，但是其可控制的领土已经大大缩水，而且中央集权也已经瓦解，很多地方豪强并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这一切都让北方统一南方仅仅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杨坚(541—604)登场了。北周时期的汉族和鲜卑族关系融洽，杨坚的父亲杨忠又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后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更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所以杨坚又叫“普六茹坚”。宇文泰模仿鲜卑旧制，将军队分为八部，各设“柱国大将军”，称为“八柱国”。八柱国的家族影响了中国历史长达百年，王朝更迭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地位。“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弼（瓦岗军首领李密的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北周明帝宇文毓和隋文帝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祖父——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亲表兄弟，两人的外公都是独孤信。有人说独孤信是天下第一老丈人，七个女儿中有三个皇后，稍后的那些王朝统治者都是他女儿的后代）、侯莫陈崇。由此形成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此后北周、隋、唐的皇室和大贵族大多出身于这一军事集团。
578年夏，在攻灭北齐后不久，北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即位的是杨坚的女婿宣帝宇文赟。大概在宣帝时期，杨坚就已经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他曾经对密友郭荣说：“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大象元年(579)，宇文赟禅位于六岁的太子宇文阐。大象二年(580)，宇文赟病死。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策划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随后杨坚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由此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这也使得北周一些名臣宿将纷纷造反。在平定了起兵反抗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之后，杨坚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诸王，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581年，杨坚称帝，改国号隋，定都长安。
图1 隋嵌珍珠宝石金项链。西安城西梁家庄李静训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墓主人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名静训，字小孩，所以坊间也叫她李小孩。李静训出身高贵，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是北周宣帝皇后杨丽华，而杨丽华就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女儿。李静训一直养在宫中，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去世。其墓葬极其豪华，棺椁上刻有“开者即死”四个字，是对盗墓者的诅咒。该条项链具有浓郁波斯风格，可谓瑰宝。（动脉影 摄）
史书记载的隋文帝不是一个个性鲜明、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但他特别勤奋，痴迷于工作，好像没有其他的爱好，“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吃饭的时候甚至是由警卫传餐而食，可谓废寝忘食。在这样的励精图治下，隋朝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命宇文恺设计修建的新都城——大兴城竣工，次年迁入新都，这就是后来隋唐时期的帝国中心长安城。
在政治制度建设和创新上，隋文帝（以及后来的炀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雏形，这一中央政府构造影响深远。开皇元年(581)，隋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隋唐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班子。在地方上，隋代把原先的州—郡—县三级结构调整为更合理的州——县二级结构（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不但节省国家开支，而且对中央政府直接下达政令和控制地方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结构在安史之乱后遭到破坏，三级结构伴随着藩镇割据出现，之后三级结构成为中国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与官僚机构改革相配合，隋文帝取消了地方长官自行征辟属官的权力。开皇三年(583)以后，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每年由吏部考核。这等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文官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举措结束了大族豪强地主通过担任州县佐官垄断地方实际权力的局面。科举考试作为较为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在当时世界各个文明体中都是走在前列的，一直到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还是领先于欧洲的官员选拔制度。后来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很多方面与中国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非常相似。科举制度之所以后来被诟病，不是因为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样板化束缚人的思想。到了现代，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中断后，中国又重新使用文官考试制度来选拔公务员。
在经济上，隋文帝继续推行北魏、北周以来的均田制。农民一夫一妇授田若干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全体农户都获得国家分给的土地，并给国家上交赋税。土地由国家直接来掌控，就避免了豪强在中间的盘剥。农民给国家上交赋税，国家的财政能获得很大的改观。对魏、周以来施行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做了重要的改革。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于是府兵寓之于农，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生产力大幅提高，隋朝经济迅速振兴起来，国家财政充裕。
从晋室南渡之后，中国南北分裂长达三百年。三百年间，南方政权始终认为金陵为王气所在，“黄旗紫盖，本出东南”。东吴时代从孙权的即位诏书到孙皓的北伐，都是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在，所以在魏、蜀灭亡之后，孙皓才会不顾国力衰弱大举北伐。南北朝时期，南朝如梁武帝萧衍等统治阶层自认是汉文化的继承人，视北方为戎狄，而侯景之乱使南方遭受重创，人们逐渐意识到，金陵王气将尽，紫盖黄旗最终将归于洛阳（北方）。
隋文帝上台后，专注于巩固内部，并没有马上发动对南方的战争。隋文帝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治鱼复县，今重庆奉节）总管，在永安（今重庆奉节东）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在准备了七八年后，于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宣布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引述天象灾异等现象，指出陈朝灭亡符合天意。这份诏书在南方分发了三十万份，以瓦解南方的抵抗，可谓是早期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典型战例。
北方统一南方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决战襄阳，也就是今天湖北襄阳、荆州一带。只要能够在长江中游决胜，占领襄阳，再顺江东进，南方自然土崩瓦解。对于历代南方政权来说，在长江中游驻屯重兵也是常规操作之一。另一常规操作就是决战江淮，但此时陈朝已经丧失了江淮，完全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十月，隋文帝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陕西华阴东）誓师，以期必胜。
图2 隋胡人吃饼骑驼俑。太原沙沟村西斛律彻墓出土，现藏山西博物院。斛律彻为隋右车骑将军、崇国公，葬于隋开皇十七年(597)。斛律彻家世显赫，曾祖为北齐左丞相斛律金，祖父为名将斛律光。（动脉影 摄）
杨素指挥的隋朝水师，在陆军的配合下，在长江三峡袭击陈朝船队。陈军在长江上游安置铁链，希望能够拦阻隋军，但是被隋军击败。之后杨素指挥船队，沿江东进，直抵汉口。此时秦王杨俊指挥的隋军从襄阳挺进到汉水流域，两军会师，整个长江中上游都被隋军占领。在长江下游，晋王杨广和高颎统率的隋军主力东移寿阳（今安徽寿县）。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自横江（在今安徽和县）渡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进拔姑孰（在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虽然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但这次形势比人强，此时建康已经无险可守。隋军攻入建康后，俘获了躲在井中的陈后主，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冼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隋共接管了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和四百个县。
在此之前，建康城作为宗教、文化的中心，积累了深厚的文明传统。经过长期分裂，南方分离倾向根深蒂固，金陵王气的说法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为了防微杜渐，隋朝将数百年累建起来的繁华的建康城彻底毁坏。建康城的城墙、宫殿、寺庙乃至普通住宅全部被拆毁，土地恢复为农田。南方的贵族和知识精英被带到北方，许多人经历了惨痛的流离失所。南方精英虽然失去了地域的凭借，但是也有不少人被吸纳到隋唐的统治阶层中，比如唐代初期的宰相陈叔达和萧瑀，分别是陈朝和萧梁皇室的代表。到了唐代，金陵依然没有恢复元气，唐朝诗人李白等创作了大量金陵怀古的诗歌，哀叹金陵之衰败。金陵再次跃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还要等到八百年后朱元璋的时代。
但在隋文帝时代，南北方仍存在紧张关系。隋朝统一之后曾试图用儒家道德教化南方，颁发“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让南方人学习。这种文化上的莫名打压激起了江南士人的怒火，此起彼伏的武装反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隋朝派驻当地的官员被斩杀，南方的反抗者在动手前质问他们：“更能使侬诵《五教》邪！”南北方在经学上的不同取向，使得佛教成为南北共识。隋文帝使用佛教的分舍利建塔方式巩固统一，也是当时的文化思想潮流所趋。同时，南方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北方，学者们认为此后隋唐文明存在南朝化的趋势。
为了控制南方，江都（今江苏扬州）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晋王杨广被派到江都担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政事务。杨广在南方十余年，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南方士人参与的幕僚集团。杨广本人也亲近南方传统，他的夫人萧氏，正是来自萧梁家族。
二 开皇政局及隋炀帝上台
杨坚出生于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家族。根据魏徵等撰《隋书》的记载，杨坚于大统七年(541)六月癸丑夜出生在冯翊（治今陕西大荔）般若寺，出生时长相特别丑，“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这种“相貌非常”让他没能留在母亲身边，而是由一个尼姑抚养长大至十二岁。隋文帝称养育他的这位尼姑为“阿阇梨”（导师）。因为从小沾染佛教，隋文帝的佛教修养很高，其知识结构和个人思想具有很浓厚的佛教色彩，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佛教皇帝。一方面，佛教是他个人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也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巩固自己的统治。
隋文帝时代，佛教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寺院、佛堂、石窟、塑像。从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普遍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中国人庆祝生日这一风俗便是受佛教的影响，而隋文帝也是中国第一个庆祝生日的皇帝。仁寿三年(603)，隋文帝下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隋文帝庆生的原意是为了感谢父母生育自己的恩德，而到了唐代有天长节，是为了庆祝唐玄宗的生日，现在日本人仍在天长节庆祝天皇的生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致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嵩山），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佛教与功德有关系，如果累世修行积累足够的功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果报。君主为什么能当皇帝呢？就是因为累世修行积累的功德。佛教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一反前朝灭佛政策，转而扶持佛教。这当然跟他自己的信仰有关，客观上也为他博取大众的支持、巩固统治提供了条件。对于隋文帝护持佛法的举措，民间佛教碑刻往往对其极尽歌颂之能事，并将其称为护持正法的转轮王。比如《宝泰寺碑》记：“值周并齐运，像法沉沦，旧塔崩颓，劣有□迹。大隋握图受命，出震君临，屏嚣尘而作轮王，救浊世而居天位。”隋文帝代周而立，拨乱反正，将佛教从灭佛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在佛教徒眼中，是护持正法的君主，杨坚又统一天下，显然是转轮圣王的格局。隋文帝也以佛教的理想君主自居，其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我接受佛嘱托的正法，我以正法来统治人民，这种表达实际上跟传统的中华帝王是不一样的，没有天命的观念，反而把统治的合法性比附在了佛教上。所以在统一全国大功告成之后，隋文帝并没有去泰山封禅，而是代之以全国大规模的分舍利建塔，“建轨制度，一准育王”。封禅是天子所为，而分舍利建塔是转轮圣王的标志，这两种不同的现实政治行为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南北虽然分裂超过三百年，但是都接受佛教作为主要的信仰体系。佛教实际上在巩固隋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3 隋文帝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山东益都出土，现藏山东青州市博物馆。仁寿元年(601)十月十五日，隋文帝首次进行全国性的分舍利建塔活动。青州胜福寺与其他获得舍利的各州寺院同时埋藏舍利并修建佛塔。这一舍利塔下铭的主体部分祈愿：“维大隋仁寿元季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逄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后面署名分两个部分，上面是朝廷派出的人员，包括敕使大德智能、侍者昙?、侍者善才三位僧人以及敕使羽骑尉李德谌；下面是青州地方官员，包括长史邢祖俊、司马李信则、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告）。书法出自孟弼。据史料记载，胜福寺埋藏舍利时，出现了舍利放光的祥瑞。
经过北周的灭佛运动，关中佛教受到沉重打击。隋文帝要推动佛教并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打造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隋文帝拜关中高僧昙延为师，虔诚信佛。除了本地的昙延僧团之外，隋文帝还将被征服的北齐地区的六位高僧及其弟子召到大兴城，历史上称之为关东“六大德”入京。这些僧团奠定了长安佛教的基本力量，构成了长安城寺院结构的基本格局，比如六位高僧中的洪遵，其再传弟子道宣成为戒律的集大成者。而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彼此影响，也构成了这座都市宗教生活和世俗日常珠璧交辉的独特风景。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的名字“伽罗”即来自佛教，意思是一种沉香。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坚还属于高攀。独孤皇后是独孤信的第七女，唐高祖李渊是她的外甥。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很独特。他们志同道合，杨坚阴谋夺权之前，独孤皇后给他打气：“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可见其坚毅果决。
然而独孤皇后的嫉妒心也特别强，非常记仇，一有成见便很难化解。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喜欢上一个宫女，独孤皇后转身就将宫女杀了。文帝发现后大为震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独孤皇后从一开始就参与政治，宫中称她和杨坚为“二圣”。独孤皇后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隋朝的政局，例如只要有大臣的妾怀孕，她就在隋文帝面前攻击他们，要求贬其官或者削其爵。隋朝最有才干的大臣高颎也因此遭到打击，和文帝关系恶化。而她对隋朝政局走向更大的影响，是干预了继承人的更换。
图4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平面示意图。长安是一个佛教都市，城市的天际线被佛塔所装点。城市生活受到佛教深刻影响。隋文帝将新都命名为“大兴”——来自他自己的爵号，城叫大兴城，宫叫大兴宫，修建的第一所寺院叫大兴善寺。
隋文帝最初对权力传承是很自信的。这种自信也不是没来由——他的五个儿子，包括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皆由独孤皇后所出。隋文帝还跟大臣们夸耀：“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但是实际上在权力面前不要说亲兄弟，哪怕是父子都有反目成仇、兵戎相向的可能。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巩固统一的考虑，将诸子用半分封的形式派遣到重要的地区担任总管，比如蜀王杨秀在蜀地统治长达十余年，至今在四川还能看到杨秀捐造的一些佛教造像；汉王杨谅于山西、河北长期经营，拥兵几十万；秦王杨俊曾镇守襄阳；晋王杨广则在江都担任扬州总管十余年，负责管理新近被纳入隋朝版图的南方领土。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又跟这些具有皇室血统的亲王联结在一起，彼此倾轧。
独孤皇后不喜欢杨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勇有好几个姬妾，且不喜欢正妻。而晋王杨广就不一样，按照《隋书》的记载，“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隋炀帝只喜欢萧妃，也就是后来的萧皇后。这一点跟野史的记载完全不同——在野史里隋炀帝是一个荒淫的皇帝。跟隋炀帝相比，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要多得多，但他一直以一代明君的面目出现。所以是不是明君跟有几个女人真的关系不大，以私德评价人物难免狭隘。
以往的研究，都把杨勇被废黜的原因归结于晋王杨广勾结大臣杨素陷害杨勇，其实根本原因是隋文帝想要废掉杨勇。若没有隋文帝的授意，杨素等大臣也不敢贸然攻击储君。从隋朝到唐朝前期，皇帝和皇太子之间都很难相处。太子杨勇在中央参政，权力很大，不仅东宫有一大帮官员拥簇，而且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文帝对权力的痴迷让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其权力，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当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杨勇的权力威胁到皇权时，隋文帝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打压。有一年冬至，文武百官都跑到东宫去朝见太子杨勇，杨坚非常恼怒，从此杨勇“恩宠始衰，渐生疑阻”，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失去权力的危机感让杨坚不断打压杨勇。他抽调东宫的精兵，此举遭到大臣高颎反对——高颎的儿子娶的是太子杨勇的女儿。隋文帝恼怒说道：“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隋文帝和杨勇之间的关系最后变得极为恶劣，用隋文帝自己的话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他担心杨勇夺权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连上厕所都要考虑安全问题。在废黜杨勇时，隋文帝还指示太史令袁充提出天象证据。太史令袁充进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矣。”群臣无敢言者。
隋文帝在隋唐二朝所获评价呈现两极。比如唐朝初年，魏徵对隋文帝评价还比较高，但是房玄龄就认为，“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隋文帝没啥本事也没功德，靠欺负孤儿寡母和阴谋诡计夺取了天下。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批评隋文帝虽然心细，但是没有大局观。他总是怕别人不服，所以所有事情都自己干，对大臣都不信任。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
李世民认为自己相比隋文帝做得要好的多。李世民非常善于表扬自己，不是光善于自我批评。用后见之明来看，很多人会认为，隋文帝最大的败笔，是更换储君，让杨广上台，最终导致隋朝二世而亡。
杨广在南方十余年，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南方士人参与的幕僚集团。杨广本人十分亲近南方传统，他的夫人萧氏正是来自萧梁家族。杨广广泛结交南方高僧，比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更成功得到了南方士人的支持。杨广效法东晋王导，言习吴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方言，会稽虞绰、吴郡潘徽、丹阳诸葛颖、江左王胄等江南才士都投入他的帐下。他大量收集、编纂图书典籍，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这一时期，《文选》学逐渐发展起来，从南方的一种地方学问，最后成为全国性的知识。南方文人柳顾言、虞世基、裴蕴等也因此成为他坚定的支持者，并在杨广即位后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在谋夺储君之位的过程中，他在南方集聚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甚至定下策略：“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也就是说，如果能当上太子就最好，如果不成功，就占据江淮，恢复南朝梁、陈的南方割据局面。后来在隋朝瓦解初期，杨广并没有选择回到长安或者洛阳，而是选择去他长期担任总管的江都。最后他的被杀，也是由于滞留江都的关陇武士希望回到关中引发的暴动。
晋王杨广在江都的统治，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开皇二十年(600)，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杨广又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再次取得大胜，由此“声名籍甚，冠于诸王”。也正是在这一年，文帝废黜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同年十一月，杨广携带家眷回到京师。跟他一起的，还有大批南方的核心幕僚。隋炀帝在京师的东南方建造慧日寺，邀请高僧入住，其中很多是来自他传统势力范围的江淮地区。仁寿四年(604)，文帝去世，隋炀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官方史书暗示文帝遭到了杨广和杨素等人的谋害，但其实缺乏足够的证据，这是一次和平的交权。炀帝即位的这一年是历法上非常重要的上元甲子年，被天文星占学家赋予了非凡的历史意义，隋炀帝也因此大肆宣传，自视甚高。不服气的汉王杨谅在原先的北齐地区举兵造反，但是最终被击败，隋朝进入了炀帝时期。
三 隋炀帝的急政与隋朝的崩溃
隋炀帝杨广生于569年，他信仰佛教，精于文学，同时跟关陇军事贵族其他子弟一样，接受了骑战和狩猎的训练。
隋炀帝最初延续了他父亲的用人策略，仍然倚重西北军事贵族，比如宇文恺。宇文恺以善于建造大型工程著称，隋唐时代伟大的长安城就是他规划设计的，他后来又参与修建沟通南北的运河。在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中，宇文恺还设计了跨越辽河的桥梁用于对高句丽的进攻。可以说宇文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工程方面的大师，至今西安仍留有他设计的痕迹。但隋炀帝和他的父亲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隋文帝很不待见儒学，晚年把全国的学校都关了——他觉得学生很懒散也没用，隋炀帝却对儒学大加扶持。慢慢地，杨广开始清除朝廷中的旧势力。他排挤杨素，后者在606年去世。《隋书》中魏徵强调了杨素跟杨广之间的矛盾，杨广在杨素病重的时候甚至让太医动手脚——这当然是魏徵的猜测。607年，文帝时的重臣高颎获死罪，文帝时的重要将领贺若弼被处死，北方文臣的代表薛道衡也被绞死。
一朝天子一朝臣，隋炀帝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隋炀帝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号称“五贵”：“（苏威）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这五个人中，宇文述主要负责军事，裴矩负责外交，裴蕴掌管司法，虞世基是秘书行政，而苏威则代表前朝遗老，负责一些民政。裴矩写过《西域图记》，很有才能，长期负责跟中亚的联系，推动贸易，但在儒家知识分子眼里这是很糟糕的想法。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骂裴矩，“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认为隋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裴矩的主意。“五贵”里南方人占了较大比例。比如虞世基，余姚人，出身南陈，陈朝灭亡后，“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隋炀帝即位后，他就开始青云直上，成为隋炀帝的核心幕僚——“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阁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他从始至终都是隋炀帝最信任的人。江都兵变中，虞世基和隋炀帝一起被杀。虞世基有个弟弟，就是有名的书法家虞世南。这两个兄弟风格不太一样，关系也不好。虞世基在隋朝官运亨通，生活豪奢，虞世南则“清贫不立”，而虞世基从来没帮过这个弟弟，史称“未曾有所赡”。在《隋书》里，魏徵好像对这样的兄弟关系愤愤不平，专门做了记载。魏徵和虞世南是同僚，他对这些家庭琐事还是有些了解的。
隋炀帝的政治核心决策圈还有一个南方人裴蕴。裴蕴曾在陈朝为官，但他是个潜伏的特务，是隋朝的内应。隋炀帝即位后，他进入权力中枢，担任御史大夫，执掌司法等实权。裴蕴性格残酷，杨玄感叛乱是他善后，牵连数万人，树敌甚多，这些人后来把矛头直指隋炀帝。
图5 唐阎立本绘隋炀帝像。出自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绢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隋文帝统治时期，包括隋炀帝统治早期，是隋朝国运的上升阶段，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也是隋炀帝野心膨胀的物质基础。隋朝的富裕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各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据史载，全国各地的储积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长安和洛阳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有二市，为国内外商旅荟萃之所。洛阳有三市，其中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四百余，“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隋朝的人口达到五千万，即便在唐太宗统治时期也没有达到这一数量。司马光认为“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在专制政权下，若君主欲望太过强烈，不顾现实条件推动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也会使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而且君主的欲望越强烈，造成的祸害越大。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崩溃都发生在国家以行政力量大肆干预经济和日常生活、进行大规模公共工程的时候。隋炀帝也未能例外。在最初的统治中，隋炀帝在内政、外交、疆域拓展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后来在强烈野心的驱使下，他大规模推动一系列公共工程，并且不顾一切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战争，使得天下疲惫不堪。
但是，这些大规模公共工程本身并不是完全出于隋炀帝对个人私利的考虑，比如营建东都。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就命宇文恺等营建东都洛阳，并且将富户迁入重建的洛阳城。洛阳在中国的思想、礼仪体系中地位重要，也是帝国控制关东广袤领土的桥头堡，更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如果丢掉洛阳，整个帝国都会陷入被动。唐朝建立之后，唐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先后大规模建设洛阳，他们的出发点跟隋炀帝并无二致。洛阳城建立之后成为亚洲一座伟大的城市，日本京都的布局就直接受其影响。此后的两百年中，洛阳都是隋唐帝国在关东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大规模开凿运河、构建运河体系的原因往往被描述为便于隋炀帝去江都游玩，实际上绝非如此。修建运河并非出自隋炀帝的想法，从他的父亲隋文帝起就已经开始。帝国统一之后，通过运河系统将南北东西沟通起来，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早在大兴城建成后，隋文帝就让宇文恺设计广通渠，沟通京师到潼关的水系。一百多年后，唐玄宗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再次凿通关东到关内的运输渠道。隋炀帝把他父亲的工程扩展到了全国，试图构建全国性的水运体系，洛阳的营建是其中的枢纽工程。这一水运体系以洛阳为中心，往北抵达今天的北京，往南抵达今天的杭州，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也支持了隋炀帝对东北地区的战争，此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不能长久。这一运河系统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举例来说，运河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大运河泽被后世，直到今天。
隋炀帝特别喜欢巡幸，他经常往返于大兴城、洛阳和江都之间，还曾跑到长城与突厥可汗谈判，甚至在大业五年(609)从河西走廊亲征吐谷浑。他有自己的理念和逻辑，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当时很多大臣是支持他深入基层的，并认为这是使统治长久的好办法。但这种做法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每次都携带大量随从出巡，沿途扰民无算；他还常去边境会见各国酋长，发动大规模战争，企图恢复汉帝国的荣光。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对日常的行政运作就会严重忽视，行政运作效率也大为下降，从而为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员提供了千载难得的机会。
大业十二年(616)夏，隋炀帝见北方已经陷入乱局，竟乘船抵达江都，将整个帝国抛弃在背后。两年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胁迫其在江都招募的江淮军队和关中禁军一同北上，隋朝灭亡。不过隋朝的一系列政策、做法，为后续的唐帝国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三百年中，中国文明独领风骚于东亚世界，这一结构一直到十世纪才结束。而隋炀帝本人就像是这份繁荣的祭品，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性人物。
图6 隋炀帝蹀躞金玉带。扬州隋炀帝墓出土，现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为隋炀帝身前使用之物。隋炀帝被杀后葬于江都。贞观二十二年(648)，隋炀帝的萧皇后去世，唐太宗命将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动脉影 摄）
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跟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隋炀帝应当被视为两个人。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奢侈、昏庸、沉迷女色、荒淫无道；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修建运河系统、修建东都等，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被后来的唐朝继承。隋炀帝在文学、佛教等领域的造诣也颇高。个人生活上也没有太多妻妾，跟萧皇后相处融洽。隋炀帝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政策方向的错误或是他个人品性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施政的节奏太过猛烈，太过热切地期望早日重现历史上汉帝国的光辉，最终使帝国陷入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他推行的亲近南方的做法，也引发了原先占据主导的北方军事贵族的反对。在他上台后，杨素、高颎、宇文恺、贺若弼都遭到了清除，南方人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尤其是西北军事贵族杨玄感叛乱后，裴蕴等残酷地牵连进大批有关贵族和官员，包括薛道衡也因此送命：这些都会带来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君主太过精力旺盛，责任感太强，自我期许太高，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很多王朝实际上是毁灭在奋发有为的君主手里——他们觉得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实际却四处树敌，臣民都被他们的理想所拖累，痛苦不堪。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时，曾下诏停止辽东之事，跟臣民们许诺以后再也不打高句丽了；但是等围困一解除，马上又下诏讨伐，于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这让我们想起贵霜帝国的有名君主迦腻色迦。迦腻色迦也是精力旺盛，立志征服四海，连年征伐，最后大臣们实在受不了，就趁他得病把他闷死了。隋炀帝一心想建立千古一帝的伟业，但是最终带来的是隋朝的灭亡，中国进入黄金时代的大任就落在了下个王朝的肩上。
四 “李氏将兴”还是“刘氏当王”
隋炀帝跟他的父亲一样，在晚年都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齐王杨暕，但这对父子也矛盾重重。有一次在榆林打猎时，齐王暕打了很多麋鹿，而杨广没打到，就怪罪属官。属官说，他们都被齐王暕的手下抑制，没法靠前。杨广大怒，从此不让齐王参与政治事务，还派人监视他。江都兵变的时候，叛军攻到大殿，杨广还跟萧皇后说：“得非阿孩邪？”意思是说，是不是齐王政变了。另外一边杨暕也被叛军抓住，以为是隋炀帝要杀自己，临死前还说：“诏使且缓，儿不负国家。”
没有明确继承人和隋炀帝过于富有野心的内外政策，导致刚刚统一的国家迅速陷入内战之中。一般认为，内战的导火索是对高句丽旷日持久的战争。山东的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揭开了隋朝瓦解的序幕。最终的崩溃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隋末农民战争中争夺天下的群雄，像李密、李渊、杨玄感等都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唐朝建立之初，众多的文武大臣实际上也是杨隋的旧臣，如率先造反的杨玄感是隋朝宰相杨素的儿子，也是隋朝皇室的亲戚；李渊和杨广的母亲还是亲姐妹。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唐是对杨隋的延续和巩固，只不过皇室发生了变化。
隋朝的崩溃来得非常迅速，而隋炀帝却选择了偏居东南的江都作为自己最后的据点，将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抛弃在群雄逐鹿的汪洋大海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在隋炀帝退居江都后，群雄蜂起，其中的主要势力最后形成了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四大集团，隋朝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任何专制政权，都必须一手持剑、一手布道，劝服被统治者相信它们代表的是神圣的力量、历史的趋势、正义的方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即“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是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比如东汉时割据一方的隗嚣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刘秀当然非常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刘家做皇帝是上天选定的天子，不是凭阴谋或实力夺取来的。所以班彪写下了《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而否认“逐鹿”说，认为刘邦建汉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沈约撰《宋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为了“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隋朝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极力攻击逐鹿之说。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逐鹿中原”这个说法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是歪理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