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定年号武德，开启了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武德年间，唐朝还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军队也没有实现国家化。李渊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各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集团，互相倾轧。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逼迫李渊退位，开启了贞观时代。因为李世民的耀眼光芒，李唐的开国君主李渊被描述为平庸的君主，甚至太原起兵都变成是李世民的主意。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李渊的角色被扭曲和遮蔽了。
一 李渊的逆袭：解读“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
作为大唐的开国君主，李渊在史书中似乎显得平庸。但是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我们又隐隐觉得这个人并不简单。
唐高祖李渊(566—635)，出身北周系军事贵族。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同为著名的“八柱国”——李密的祖上也是其中之一，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
关陇军事贵族内部通过大量的婚姻纽带关系凝结起来。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都是独孤信的女儿，从亲戚关系上说，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李渊的夫人窦氏，也就是后来的窦皇后，其母亲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隋文帝篡夺了北周的皇权，是宇文氏的敌人，也是窦皇后的仇人。据说窦皇后“生而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北周武帝宇文邕特别喜欢她，将她养于宫中。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时，还是少女的窦皇后非常悲愤，“闻而流涕，自投于床”，还说：“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她的父母吓坏了，急忙制止她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肤浅地说，后来窦皇后嫁给了李渊，李渊又取代了隋朝，也算给北周宇文氏报了仇。
图9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印章由26个面，其中14个面上刻有楷书阴文，包括“大都督印”“大司马印”“柱国之印”“令”“密”“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独孤信白书”“信启事”等，多面体印章让身兼数职的独孤信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北周、隋、唐皇室都带有独孤信的血脉。（动脉影 摄）
像窦皇后这样出身高贵的女性，在当时挑选女婿应该是很挑剔的。他父母商量：“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于是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谁能两箭之内射中孔雀的眼睛就把女儿嫁给谁。“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李渊）后至，两发各中一目”，于是窦皇后就嫁给了李渊。骑射是关陇贵族子弟标配的技能，但是李渊能够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其箭法可以说是非常高超的。这一点在后来的事件中也得到验证。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李渊担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击龙门贼母端儿，射七十发皆中，贼败去，而敛其尸以筑京观，尽得其箭于其尸”。连续射出七十余箭，例无虚发，唐高祖李渊绝对可谓神箭手，军事技术过硬。
除了箭法一流，《旧唐书》还说高祖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他应是个性格宽厚、大度、情商极高、很有人缘的一个人。隋朝建立以后，李渊先担任千牛备身（掌执御刀，保护皇帝的侍卫），后来又得到姨妈独孤皇后的关爱，仕途走得很顺利，累转谯、岐、陇三州刺史。李渊似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当时有人给他看相，说他“骨法非常，必为人主”，他也颇为自负。“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在他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豪杰之士。他的秘书温大雅称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可谓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李渊的祖上世系颇不清楚。李唐皇室一直标榜两件事：第一是强调自己为老子李耳的后代，老子是道教的教主，所以李唐皇室特别强调自己跟道教教团之间的神圣血脉同盟关系；第二是强调自己出自著名的陇西李氏。李渊祖上有的人名字很怪，比如叫“李初古拔”“李买得”，一听就不是汉人的名字。他们要么是袭用了汉族的李姓，要么是被赐姓李。若从血统上论，唐高祖和唐太宗的皇后都是鲜卑人，唐朝皇帝的汉人血统成分并不占据优势。不过陈寅恪说过，判定种族，文化之认同比血缘之认同要重要得多。
当时“李氏将兴”的谶言在民间广为流传。不论是李密还是李渊都知道这样的预言，包括隋炀帝自己也对这类预言非常敏感。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而杀了他一家，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也被猜忌。有一次隋炀帝召见李渊，李渊因病没到，隋炀帝说：“可得死否？”这两位表兄弟的关系已经比较紧张。这时李渊的手下已经有了攀龙附凤之心了，开始拥戴李渊。当时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但大家都觉得将来当皇帝的一定是李密、李渊这种贵族子弟。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大业十三年(617)，当隋朝陷入动荡之际，李渊在太原留守任上，确立了反隋自立的野心。
李渊的开国史存在不光彩的地方，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李渊为了起兵，曾向突厥称臣；第二，李渊曾经写信给当时势力强盛的李密表示拥戴。这两点后来因史臣为尊者讳被遮蔽了，而对史实最重要的修改，还要属李世民为夸大自己在建国当中的重要性，把父亲李渊的角色抹去——似乎整个太原起兵都是李世民的主意。唐代的官方史书甚至记载，为了劝说李渊起兵，李世民让裴寂私下派晋阳宫的宫人跟李渊睡觉，又以“恐事发及诛”为由加以威胁，李渊才不得已参与起兵。历史解释权历来都是跟政治斗争、政治宣传、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渊的记室参军温大雅写过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详细记载了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长安的过程。不知什么原因，这本书居然漏过了清洗，保存到了今天。对照《大唐创业起居注》和《旧唐书》，就会发现两者的记载差距很大。
李渊称臣突厥，其实史料中记载得很明确。东突厥此时极为强大，横行中亚并且控制着从辽宁到蒙古的广大地区。李渊要从太原起兵进攻长安，必须解除这一后顾之忧，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得到突厥的支持。一般来说，各分裂政权争相讨好外部势力，就会使得整个战略局势朝着有利于外部势力的方向发展。北齐和北周彼此争斗时都想得到突厥的支持，争相献殷勤，以至于突厥可汗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朝崩溃后，竞争的群雄也纷纷希望得到突厥的支持。比如刘武周在山西西北部称帝，突厥册封他“定杨可汗”；梁师都起兵，突厥始毕可汗册封他“大度毗伽可汗”（突厥语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李子和起兵，让弟弟去突厥做人质，突厥册封他为“平杨天子”，李子和不敢接受，后改为“屋利设”（设，是突厥官号）。其他诸雄，甚至像窦建德，都跟突厥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李渊也不例外，他向突厥称臣是为了争取长城以外的支持。
《通典》记载：
隋乱，中国人归之（突厥）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曾派遣刘文静去和突厥签订联盟关系。《旧唐书》里记录了一段唐太宗攻灭东突厥后发生的议论：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唐太宗在回顾建国大业的时候说，太上皇当时为了百姓想称臣于突厥，我想起这件事情就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现在终于把突厥打败了，一雪前耻。这段话其实已经把开国历史中李渊称臣突厥的事情交代得非常清楚了。
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李渊力排左右的意见，用了下对上行文时才使用的“启”字，辞气甚恭；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者一样，在名义上成为突厥人的藩属。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但李渊想以隋朝忠臣的面目出现，还没有决定马上称帝，有些犹豫。而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势力在私底下议论：“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最终，李渊至少表面上接受了突厥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跟突厥联络的，正是李世民以及和李世民亲近的刘文静。陈寅恪先生认为，李世民与突厥关系密切，在唐高祖时代，他被认为是挟突厥以自重。至少，从史料可知，李世民和突厥的突利可汗是结拜的兄弟，他们之间按照突厥的习俗，结下了“香火之盟”。
隋朝在五德终始理论里自认是火德，火德尚赤而突厥尚白。李渊起兵用的是绛白旗，是一半红色一半白色，这表示李渊不纯臣于突厥，也不纯臣于隋。本来是“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但是李渊坚持要加入红色，“宜兼以绛杂半续之”，所以李渊大军的旗帜红白相间，外形可能有点像今天波兰的国旗。这有点像伪军，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下，能忍者方为豪杰。李渊能“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是个有容量的人。
195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专门写了《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并在文末动情议论道：“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强调虽然李唐建国借助突厥力量，但是十余年之后就把突厥打倒，不失为大英雄。
图10 唐高祖献陵石犀牛。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石犀牛长3.3米，宽1.1米，高2.3米，重达10吨。据《旧唐书》记载，林邑（今越南南部）“贞观初，遣使贡驯犀”。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令人仿照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为镇墓兽立在父亲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神道上，石犀底座刻有“祖怀之德”。（动脉影 摄）
在和突厥订盟之后，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在太原起兵，向关中进发。李渊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突厥的支持，始毕可汗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将领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
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详细记载了太原起兵的过程，在他的讲述中，策划起兵的就是李渊本人。李渊七岁就承袭唐国公爵位，又被派到太原也就是唐国故土，他认为这是祥瑞，预示着自己要当皇帝。他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大唐创业起居注》还提到民谣《桃李子歌》及关于“李氏将兴”的谶言，李渊对此的反应是：“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李世民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中并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甚至比起他的哥哥李建成也并不突出。
唐军最初遇到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此时李渊接到已经雄霸关东的李密的书信，李密希望李渊能带军队到关东加入他的阵营。李渊极具战略眼光，认为抢占关中才是上策。为了使李密不干涉他进军关中，李渊写了一封辞气卑微的书信，拥戴李密自己取天下：
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
他说当今天下除了老弟你还有谁有资格当皇帝，我李渊年老体迈，不愿意逞强。我只愿意拥戴你，我只要将来能够得到荣华富贵就很满意了。李密得到信很开心，因此应允李渊向关中进发而不加阻拦，专心和王世充作战。这个决定使李密后来后悔莫及。
李渊进军的同时，其在关中的亲属也纷纷起兵响应，李渊之女平阳公主和其丈夫柴绍亦起兵策应。十一月，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部率先攻破城墙，占领了长安。占领首都后，李渊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改立年幼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第二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于五月废黜杨侑，建立唐朝，改元武德。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三子李元吉封为齐王。
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李勣（即原来的徐世勣，被李渊赐姓李，后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朝基本消灭了割据的群雄，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旧唐书》的“史臣曰”是唐朝政府（李世民）对李渊的最终评价，认为他“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建立大唐是了不起了的功业，但是“不有圣子，王业殆哉”——李世民把功绩都揽到自己头上，认为如果没有他这个儿子，李渊的王霸雄图早就化为尘土了。在此后的历史中，李渊的重要性和功业会逐渐被抹去、被扭曲，直到今天变成一个平庸的人物。
二 玄武门之变：惊心动魄的皇权传承
唐朝建立后不久，就遭遇了权力传承的问题。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同时挟持了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夺取了皇位。政变的主要斗争地点在太极宫的北门，也就是玄武门。中国古代有四神代表四个方位，北边是玄武，南边是朱雀，东边是青龙，西边是白虎。在唐初，皇帝主要住在太极宫。唐玄宗时期，皇帝主要居住在大明宫了。
唐帝国的开国史是李渊父子的英雄史，李建成等诸子都经过战争考验且独当一面，但是唐朝官方史书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说得一无是处。李建成小名“毗沙门”——隋唐时期很多人都有小名，而且多跟佛教有关——史料中说他“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李元吉更是糟糕，据《新唐书》记载，李元吉小名“三胡”——可能相貌带有胡人相，丑到母亲不愿意养——“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李元吉酷嗜射猎，荼毒百姓，“百姓怨毒”。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建成、李元吉的品性与个人修养甚至长相都很糟糕，这种形象其实已经非常脸谱化了。
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则读不出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功业有太大的差别。李世民作为唐军的主帅，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主要竞争者，占领洛阳，功业卓著，这是不能否认的。李世民的确是一代英主，是天才型的人物，所作所为实不是常人所能度量。但是李建成也并非那么平庸不堪，要不然魏徵等人也不会辅佐他。李建成作为太子，长期居中运作，《旧唐书》委婉地说：“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边防御突厥的入侵。
李世民击败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声望达到顶峰，这让李建成集团有些着急。刘黑闼再次反叛时，李建成的重要支持者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就劝他也带军征讨。之前李世民采用了严酷的军事镇压方针，在战术上是有效的，取得了一些军事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全局上未能奏效——刘黑闼的实力仍在，河北地区也未降服。武德五年到六年是李建成展示本领的时候，他带领魏徵等人征讨刘黑闼，采取边剿边抚的策略，最终将刘黑闼击败杀死，收复了河北地区。在征讨过程中，李建成听取魏徵的建议，广为结交山东豪杰，并且和河北尤其是幽州的地方势力结合在一起。李建成的这些做法跟李世民没有太多区别。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李建成绝非平庸之辈，至少很多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比如忠诚于他的魏徵、王珪等，后来都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大臣。
李元吉在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也有表现。在李渊大军向长安进军时，实际上是李元吉留镇太原，并且多次担任并州总管，负责看守李唐的山西大本营。在李世民率军征讨洛阳时，李元吉也在军中。李世民围点打援，就是让李元吉围困王世充，自己率军去奔袭窦建德。在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齐王李元吉也得到了封赏。他跟李建成关系好，但是官方史书暗示，李元吉绝不会臣服于李建成，他将来一定会在杀死秦王李世民后再图谋取代李建成。《旧唐书》中就记载“元吉狼戾，终亦不事其兄”，史料中李元吉也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死人也无法辩解，到底他有没有像自己哥哥李世民那样的野心，就不得而知了。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着手搭建了一套自己的干部队伍、智囊班子、武装力量和外围人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他们是一种合伙关系。武德年间，他们开始在长安构筑为自己掌控的机构和组织，比如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太子的东宫；齐王的齐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他们的命令跟高祖的命令混杂在一起，都具有权威，“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连政府机构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以至于谁的命令先到，就按谁说的办。
在地方上，他们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基本上都听命于他，其所选拔的洛阳官吏如屈突通、温大雅、张亮、淮阳王李道玄等，后来证明都是李世民的家臣。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中心，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官吏流动，小说《说唐》里被李建成害死的罗艺，历史上从头到尾都忠于李建成。罗艺原是幽州的军政长官，李建成一方面团结罗艺，另外一方面把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安插幽州地区，比如以自己的亲信庐江王李瑗守幽州，而将另一名亲信、原幽州守将燕王罗艺调入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薛万彻调入东宫任副护军。甚至暗中命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罗艺处调来三百名幽州精锐骑兵，将他们安置在东宫东面的官署里。玄武门之变后，幽州和燕王罗艺很快便反，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李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者，正是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地方长官。
整个武德年间，唐朝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国家化，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忠诚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比如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主力是秦王府勇士八百人；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还有前面提到的，在东宫安置的三百精锐骑兵——离李渊居住的太极宫只有一墙之隔，这已经超过唐高祖李渊能容忍的底线了。但他也只是责备了李建成，并把主持这件事的可达志赶出京城，流放到地方。
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离开长安，去仁智宫避暑，李建成负责留守，李世民跟着父亲一起出行。这时候发生了件诡异的事情，李建成的亲信、庆州总管杨文干募集骁勇之士送到长安，充实李建成的武装力量。有人跑到仁智宫告发，说杨文干要起兵造反。李渊手诏把李建成召到行在（即皇帝巡行所到之地），将其控制。杨文干只好举兵，高祖派李世民去平乱，并且可能口头给他许了诺言，等事情平定后立秦王为太子。但整个事情并不简单，李建成造反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也奋力为自己辩解，获得了李渊的原谅。李渊最后只是责怪兄弟不能相容，把李建成的核心拥护者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赶出京城，流放到地方，同时流放的还有天策兵曹参军杜淹等。从最后的处理意见是兄弟不能相容来看，李世民很可能在事件中扮演了陷害李建成的角色，但这次没有得手。
李建成惹的事，为什么流放天策府的官员？天策府的长官不是秦王李世民吗？其实杜淹虽然是李世民的属下，但是他很可能是为李建成服务的。史料记载，“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玄武门政变之前，李建成和李世民就已多次交锋，相互挖对方的墙角，在对方阵营安插自己的人马。李建成和李元吉曾试图收买李世民的核心成员尉迟敬德、段志玄，但没有成功；而李世民收买李建成的部下常何却成功了。又比如齐王李元吉的属下典签裴宣俨被免职后，就投靠了秦王李世民。李元吉担心他泄露自己的秘密，就毒死了裴宣俨。他们双方在对方阵营安插了多少人，或者有多少人在两边下注投机，随着玄武门政变当事人死去，再也无法确知了。
后宫也是双方势力角逐的赛场。在官方史书中，一般会反复渲染李建成、李元吉与李渊的后宫妃嫔有所勾结，甚至说他们和高祖的妃嫔张婕妤、尹德妃淫乱，而“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李世民却独善其身，拒绝巴结这些人。但是史料也记载，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频繁往返于后宫，周旋于高祖妃嫔之间，努力争取亲近李世民的势力。
此外，官方史书还强调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次谋害李世民。这些谋杀包括李建成让李世民骑他的一匹烈马，试图摔死李世民；还有一次李建成邀李世民晚上一起喝酒，并在酒里下毒，但是居然没有毒死李世民。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初，李世民住在太极宫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李渊很可能为了防止事变，为李世民在太极宫北边修建了住宅——李世民不再居于皇宫之内。这也是为什么政变时，李世民是率领武装力量进入玄武门的，因为他就住在玄武门北边。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实际上是处于下风，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这也是他不得不冒险一击的原因。李建成并无大过——很多是后来李世民编造的——而且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也在地方和中央深耕广播，势力雄厚。就双方在长安的力量而言，东宫兵和齐王府兵的军力远远超过秦王府的兵力。
在两大集团斗争的过程中，李渊始终摇摆不定：一方面这两大集团都根深蒂固，无法轻易清除；另一方面他似乎又乐见两者之间的敌对，保持平衡，进而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他始终在打压强势的、出头的那一方。高祖始终摆不平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关系，于是想让李世民回关东，去洛阳，模仿汉朝的梁孝王。但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李世民长期经营洛阳，恐为后患，于是跟高祖说李世民的坏话：“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于是高祖又反悔了。这时候亲近李渊的大臣已经开始分化，有的则首鼠两端，比如宰相封德彝劝李世民抢先动手夺取皇位，又跟高祖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
武德九年，出现了一个契机——突厥入侵。李建成推荐李元吉率军出征，把秦王府的重要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一并调走并计划在送行的时候逮捕李世民。不知道史书的记载是不是准确，这时候一个知情的人，率更丞王晊——大概本来就是秦王线上的人——跑去给李世民告密。
李世民马上让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商议。但是他们之前已经被高祖赶出秦王府，遂回复：“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李世民大怒，让尉迟敬德带着自己的佩刀去找房杜二人，说如果他们背叛我就杀了他们。最后，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说服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打扮成道士，和长孙无忌一起潜入秦王府，尉迟敬德另取一道返回。李世民集团经过密谋之后，决定发动政变。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天象。六月丁巳（一日），太白经天；两天后，己未（三日），再次太白经天。在当时天人感应的思想氛围下，人世间的军国起伏，都跟天上的天象相配合。太史令傅奕密奏高祖：“太白昼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个天象一方面给了秦王集团信心，另一方面也让李世民没有了转圜的余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己未日当天，李渊把“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告诉李世民，李世民立刻就奏报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第二天，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政变是需要军事力量支持的。李世民首先试探了当时朝廷重要将领的态度：他问了李靖，李靖不愿意掺和到政变中；又问李勣，李勣也不参加。所以在李世民的政变过程中，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保持观望，没有干预也没有制止。李世民政变的核心力量，是秦王府长期豢养的八百死士，和长孙王妃的舅舅高士廉临时拼凑起来的囚徒兵。李世民在大业九年(613)就娶了实力显赫的长孙家族的女儿为妻，岳父是隋朝大将长孙晟，大舅子就是后来高宗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高祖时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官位也不高，但是在太宗即位后，立即被擢升为宰相，并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他之所以被拔擢，不是因为他在内战中为李唐的建立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他不是高祖的功臣，而是太宗的功臣。长孙氏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孙氏亲自鼓舞秦王府兵的士气，而长孙无忌不只出谋划策，更亲临现场。长孙无忌和长孙氏从小被舅舅高士廉抚养长大。高士廉出身渤海大族，渤海高氏从北魏到隋屡出高官，属于世家大族。高士廉也因此全力支持自己外甥女婿李世民的政变。在玄武门政变时，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在政变当天，他释放囚徒，发以兵器，伏于芳林门。芳林门（在玄武门之西）进可攻击玄武门之敌，退可守秦王府，再次可自此门退往洛阳，是李世民政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目标必然有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另外两个继承人。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李世民能否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消灭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高祖仍有其他儿子，怪罪下来，李世民便是乱臣贼子；如果只控制了高祖，那么李建成、李元吉便可以名正言顺诛杀李世民。这种政变模式在唐朝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反复上演。如果只完成一半任务，结局往往是功亏一篑。
六月四日，庚申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同行者包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贞观朝的新贵。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提前收买了当天在玄武门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其墓志铭中记载：“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正因为当天是常何值班，所以李建成并未怀疑有什么问题——他尚未察觉常何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由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势力的狙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杀死了齐王。闻讯赶到的东宫、齐王府兵让秦王府的势力感到巨大的压力，“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其“兵锋甚盛”，击溃了屯守在玄武门外的屯营兵，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秦王府的兵将只好紧闭玄武门。这一天可能是李世民一生当中最紧张的一天，在政变之前，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政变失败，就率领众人逃出长安，退守自己的大本营洛阳。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前往洛阳安置，并派遣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带领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去，暗中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李建成的手下、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听到太子已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两千精兵赶到玄武门，却无法进入。秦王府将领张公谨力气很大，在玄武门闭关死守，与薛万彻等人力战良久。薛万彻擂鼓呐喊要攻秦王府，秦王府众人一片惊慌；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领们看，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控制局势的李世民派遣原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停止在长安城内各处的乱战。见大势已定，冯立在杀掉敬君弘后，跟部下说：“亦足以少报太子矣！”就解散了军队，逃遁山野。薛万彻与数十骑兵逃入终南山。后来李世民屡次派人去安抚、传达圣意，他才肯出来。李世民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放了他们。
图11 唐代彩绘描金天王俑。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铠甲战袍写实性很强，呈现了唐代将士的装束风貌。
中央的动荡也波及地方，亲近李建成的势力纷纷造反，燕王李艺、庐江王李瑗先后举兵谋反，皆被镇压。跟随李建成、李元吉的人马迅速把李世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
李建成死时年三十八，李元吉死时年二十四。李世民也没有放过他们的后代，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余个儿子全部诛杀，但是对他们的女眷还是给予了照顾。根据出土的墓志材料，李建成的太子妃郑氏活到了上元三年(676)——在玄武门之变后又活了四十年。李建成的二女儿李婉顺嫁给了高宗时的大臣刘应道，两人非常相爱，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在刘应道的笔下，自己夫人在外边“终日如愚”，在闺房之内却是风华绝代，对历代兴亡了若指掌。用他自己的话说：“实有大丈夫之致，岂儿妇人之流欤？”其中心酸跃然纸上。李元吉的王妃杨氏出身隋杨家族，在李元吉死后，她成了李世民的情妇。说是情妇，是因为李世民从未给她名分，她的头衔始终是李元吉的王妃。后来杨氏为李世民生了一个儿子，即曹王李明，结果李世民把这个儿子过继给已经死了的李元吉继承香火。李建成的重要支持者庐江王李瑗被杀死后，也有一个姬妾被李世民占有，他还向大臣王珪炫耀过此事。
不管如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政变将李世民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通过竞争乃至宫廷革命夺取皇位的做法，给太宗的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太宗到肃宗这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皇位几乎没有在和平之中传承过，几乎每一次的皇位继承，都伴随着竞争、阴谋和屠杀。在这种模式下，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和平继承皇位，如隐太子建成、恒山王承乾、燕王忠、孝敬皇帝弘、懿德太子重润、节愍太子重俊等，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真正继承皇位的“赢家”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
唐代前期的贵族制社会也给这种宫廷革命创造了条件。贵族大臣们通过政治投机，保持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重要表象。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的模式，是贵族子弟参与皇位竞争者的幕府。隋代和唐朝前期，皇室子弟封王开府有一套庞大的幕僚班子，而且亲王在经济上的实力也很强，这奠定了他们争夺皇位的基础。何况李世民在唐朝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名望，也从隋末群雄的各个阵营收编了大批的文人武将，这些人也攀龙附凤，希望自己的府主能够登上皇位。种种条件造成了李世民以武力夺取政权，并且奠定了一种通过宫廷革命完成权力传承的模式，对此后一百多年都有深远的影响。传统皇位传承以嫡长子继承为常态，非嫡长子继承为特例，而唐朝前期近一百年的皇位继承，非但不是嫡长子继承（继承皇位的没有一个嫡长子），等到武周代唐以后，连武、韦等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都能作为皇位继承人选。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大臣贵族各拥彼此，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地方，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宫廷革命为夺权手段，以实力左右皇位传承。直到贵族政治渐渐衰微，玄宗对东宫王府机构大力改革，皇位继承的模式才发生了变化——从宫廷革命转换为宦官拥立。
不过太宗通过自己的例子为以后的皇子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们没有人指摘太宗得天下的手段毒辣，全都景仰太宗是夺嫡成功最好的榜样，是对内对外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夺嫡不只是可通之路，更是成功的必要手段，都希望成为太宗第二。因此晚年的太宗也将面对同样的局面。
唐高祖李渊跟年轻时候的李世民，关系融洽，父子情深。我们在一些石刻史料里也看到一些端倪。小孩时代的李世民得了病，他的爸爸李渊去向佛祖祈求他能康复，那种父子的情深，还是跃然纸上的。但是权力也可以让人变态，感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高祖在玄武门政变之后就退隐成为太上皇，除了偶尔参加宫廷礼仪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贞观六年(632)，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指责太宗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而此时年迈的高祖已经被迁到狭窄的大安宫居住，条件似乎不是很好。马周还指责太宗在炎热的夏天自己去避暑，却不带上高祖。最终，高祖于贞观九年(635)去世。很有意思的是，太宗为父亲修建的陵墓明显小于他为自己和妻子长孙皇后修建的陵墓。
图12 十一面观音像。荥阳大海寺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隋大业元年(605)，李渊担任郑州刺史。此时李世民年幼患病。作为父亲的李渊前往大海寺造像祈福，《金石萃编》收录有《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文中提到，“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于此寺愿造石弥勒像一铺”。第二年，李渊再次去关中的草堂寺还愿，“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这些材料都显示了一个父亲为儿子患病忧心忡忡。李渊可能没想到的是，亲情的温暖在李世民兄弟长大之后，变成了残忍的互相屠杀。（平如恒 摄）
三 李世民：如何扮演一个英明君主
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戊午（廿二日），生于武功之别馆，相当于在长安的郊区。四岁时，有善相的书生看见李世民，对李渊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于是以“济世安民”之义给他取名“世民”。史书记载李世民“自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
李世民是个军事天才。毛泽东曾有评价：“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非常恰当。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不仅仅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本人骁勇善战，经常带头冲锋，年轻时多次突入敌阵，且擅长骑射，跟其父李渊都是神箭手。早年围剿高阳贼帅魏刀儿，“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在李世民的一生之中，他经常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发动冲锋，往往能以少胜多。李世民非常擅长长途奔袭，经常追击几百里，在途中发动大小十几战，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中古时期的中原军队，其长于守城，但唐前期以李世民所部为代表的军队跟突厥等游牧民族一样擅长野战。
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攻洛阳时，“陷于重围，左右咸惧。太宗命左右先归，独留后殿。世充骁将单雄信数百骑夹道来逼，交抢竞进，太宗几为所败。太宗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颀”。武德四年(621)二月，王世充退守洛阳，因为攻不破城墙，李世民便“遣诸军掘堑，匝布长围以守之”，挖了长长的沟堑把洛阳城围住。这时窦建德率大军来救王世充，众人都认为唐军腹背受敌，应当撤军。但李世民使用围点打援策略，反其道而行之——让李元吉和屈突通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三千五百精锐奔袭虎牢。虎牢之战是人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李世民亲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挥旗而入，所向披靡，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在战斗中生擒窦建德，可谓取上将首级于万军之中。“神武”的确是对李世民的准确描述。从年轻到当皇帝，李世民历经大小战阵，战无不胜。这也是他在晚年岁月，敢于御驾亲征高句丽的信心来源。
历史上有不少文治武功都很杰出的皇帝，但是像李世民这样能够冲锋陷阵的极少。李世民曾跟尉迟敬德说：“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一直流传的《秦王破阵乐》，正是对李世民冲锋陷阵的写实，并非仅仅是文学性的比喻。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将士们以新词填入旧曲，作《破阵乐》：“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这首曲在唐代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贞观初年，唐太宗诏魏徵等增撰歌词7首，吕才协律度曲，订为《秦王破阵乐》。该曲只在重要的场合演奏，凡是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及“蛮夷酋长”，在玄武门外奏之。曲调雄浑，擂大鼓，声震百里，气壮山河，要用两千马军引队入场，非常壮观。现日本保留有《秦王破阵乐》遗谱9种。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载，秦王的威名甚至传到了印度。印度的戒日王对玄奘说：“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李世民先后骑过的战马中有名的有六匹，名字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阎立德和阎立本描绘战马英姿，又请良匠以青石制成浮雕列置于自己的陵墓前，即为“昭陵六骏”。这六块石刻每块宽约2米、高约1.7米，是李世民一生功业的见证。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他四骏被截获，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李世民作战方法类似突厥，他的战马也多用突厥语命名。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的是特勒骠，“特勒”是突厥官名，比如可汗家族的子弟可以称特勒。白蹄乌是李世民平定薛仁杲的时候所骑的战马；青骓是李世民在虎牢关大战窦建德时所乘战马，浮雕上的战马身中五箭，见证了当时战斗的激烈；什伐赤是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所乘，也是身中五箭，都在臀部，“什伐”很可能是突厥“设发”的异译，也是突厥的高官名，仅次于可汗和叶护；拳毛騧是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身中九箭，此马原名“洛仁騧”，是代州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所以曾以许洛仁的名字作马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