飒露紫是李世民击败洛阳王世充时所乘战马。飒露紫浮雕是“昭陵六骏”中唯一刻有人物的，上面描绘的是丘行恭给战马飒露紫拔箭的那一刻。《旧唐书》记载他跟随秦王冲锋陷阵的故事：
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莫敢当其锋，所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丘行恭是鲜卑人，为人残酷，他曾在平定战乱后，把他所认为的叛臣的心脏挖出来吃掉。丘行恭虽然也跟随李世民参加玄武门之变，但并没有在仕途上有更大的进展。他的儿子很有名，就是武则天时代的酷吏丘神勣。他似乎继承了其父残忍的性格，后来在政治上倒台，整个家族就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李世民登基之后，在对突厥、高昌、吐谷浑的战争中很少再御驾亲征，但是到了晚年，又披挂上阵，亲征高句丽。可以说，李世民是戎马一生，武功耀世。同时，对内统治也很有建树。司马光称赞：“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之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相比赫赫武功，李世民的文采略逊。毛泽东云“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符合事实的。李世民最好的一首诗可能是《赐萧瑀》，里面有一名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太宗的文采像是在努力模仿齐梁时代的庾信体，讲究辞藻、形式。其文字绮丽虚雅，宛如妇人，完全跟他刚毅果决的形象不符。
图13 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原在昭陵前，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李世民撰文赞叹此马：“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太宗在当皇帝之前就娶了长孙氏，长孙皇后在太宗争夺皇位的过程当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的儿子，也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子。长孙皇后在贞观十年(636)就去世了，之后太宗再也没有立皇后，主要陪伴他的似乎是徐贤妃徐惠。徐惠是湖州人，非常有才华，其外甥徐坚是后来有名的文人。徐贤妃于永徽元年(650)去世，年仅二十四，陪葬于昭陵之石室。
长孙皇后和徐贤妃是李世民唯二在官方史书中立传的妃嫔。但实际上李世民的女人很多，包括后来的武则天在当时也还只是比较低级的才人。另有一位韦贵妃，跟前夫生有一女，李世民爱屋及乌，对她的女儿也很照顾。虽然没有皇室血统，李世民仍封其为定襄县主。李世民另外娶了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女儿，生下了吴王李恪。据说李恪英武，跟李世民最相像。在李承乾倒台后，李世民一度想把李恪立为皇太子。如果那样的话，就有趣了。李恪身上流着隋炀帝和唐太宗的血，融合了隋杨和李唐两家皇室的血脉，这么高贵的出身必然会遭到很多政治集团的反对，所以最后不了了之。后来长孙无忌特别忌惮李恪，找借口把他杀了。另外前面提到，李世民还有一位情妇，就是弟弟李元吉的王妃杨氏，但是李世民并未娶她，他们没有婚姻关系。有史料记载，李世民晚年一度想把她立为皇后，遭到大臣反对，没有成功。
虽然李世民戎马一生，指挥千军万马，但是似乎不善于管理后宫，史料的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到唐太宗后宫乱哄哄的气氛。如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时，“妃嫔列于纱窗内，倾耳者数百人，闻帝与无忌等立晋王议定，一时嚂叫，响振宫掖”。在这种氛围里，武则天会认识晋王李治一点都不奇怪。不过，在唐太宗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后妃竞争或者遭到贬斥的记载，更不要说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李世民特别在意史书如何记载他，多次干预国史的修撰。贞观三年(629)，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唐会要》里多处记载了李世民要亲自审查起居注，并且遭到了一些大臣的批评。比如贞观九年(635)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批评他：“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唐太宗还多次问褚遂良，自己能不能看起居注，如果自己有错误，是不是也要被记载；还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要国史看，并且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最后没办法，房玄龄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拿去给李世民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玄武门之变始终是李世民在意之事。在民间很长时间流传着《唐太宗入冥记》这样的故事：阎王把唐太宗追索阴间，责问他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指责他“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对唐太宗玄武门之变颇多讽刺。至今在敦煌文献中仍保存着这一民间文本(S.2630)。
最终，官方史书《旧唐书》对其评价道：
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四 贞观之治：铸造盛世之道
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太宗对腐败惩治较为严厉）、与民休息，经济得到恢复，官员队伍并不冗余且比较有效率，治安也得到保障，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经过长时期战乱的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好的时代，为李唐帝国的对外拓展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故这段时间被称为“贞观之治”。
中央体制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因为太宗没当皇帝时曾担任尚书令，所以在他即位后不常设置此职位，一般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后来只有郭子仪等担任过尚书令。其他官员通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头衔也可参与决策，也是当然的宰相。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在实际的运作中，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太宗贞观年间，政事堂议事的模式已经成熟。政事堂本来在门下省，但是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权力较大的裴炎担任中书令，把政事堂挪到了中书省。政事堂最终朝着政府机构的方向演变，在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依据习惯，仍然被称作“政事堂”。按惯例，仆射为正宰相，制度上并未规定仆射必须加同三品衔才是宰相。中宗神龙初(705)，豆卢钦望为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由于他跟相王（中宗的弟弟）有复杂的关联，竟然不敢参议政事。从此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就不再等同宰相了。政治事件对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这件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地方制度上，分为州、县两级，设刺史和县令为州、县长官。安史之乱前的刺史备受重视，政治地位较高。很多大臣乃至宰相外放，也不过担任重要州的刺史。而且太宗非常重视刺史是否称职，认为自己委任的都督、刺史是治乱的关键。李世民自己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将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朝之前，地方政治体制主要是封建和郡县两种模式，都是二级结构。太宗即位后，希望国祚长久，对到底是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制，展开了一次大范围的讨论来征求意见。封建制的代表人物萧瑀认为应该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认为皇子在外作为中央政府的屏藩，可以维护中央的权威。虽然一开始这种意见就遭到了李百药、魏徵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太宗在贞观五年(631)还是出台了“世袭刺史”规划，派遣皇室子弟和功臣勋贵到地理位置关键的州去担任世袭刺史。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坚持实现了第一部分：将二十一个皇室子弟分封为世袭都督、刺史，主要掌管位于关东被征服地区的形胜之地，作为中央的屏障。但是太宗派遣十四位功臣勋贵担任世袭刺史的规划，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太宗放弃了这一制度。虽然太宗一直到去世都向往封建制，但最终没能够实际推行。这与唐代内重外轻之风相关。在唐代，能人志士，包括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人，也都以去长安登上政治舞台的核心作为自己的晋升之阶，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中心到地方上去。
图14 贞观十一年(636)亲王典州（府）形势图（局部）。圈出的地方，均由唐朝皇室子弟担任刺史、都督。李世民在实际操作上，希望李唐子弟能作为中央的屏藩，控制重要的战略要地。
唐太宗非常注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作用。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人才参加考试。这是科举制度的早期阶段，能够考中的人数并不多。
教育方面，太宗尊崇儒学，祭祀孔子，兴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算学和书学主要针对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学生卒业后担任的是技术性的职位，很难跻身高层。朝廷还设立弘文馆，其前身是太宗为秦王时的文学馆。太宗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又取三品以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为了解决教义多门的局面，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关于《五经正义》的学术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五经正义》引用了大量纬书的内容，它反映的是当时儒家的思想与知识水平——这点不为宋以后的儒家学者们认同或理解，甚至遭到清儒皮锡瑞等的激烈批评。儒家学说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于它是一个不断革新的思想体系。史学在此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都有重要的作品完成，包括《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北史》《南史》等。
在法律方面，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制定了《贞观律》，比如死罪的判决，太宗“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对于刑罚太重的情况，太宗也做了多次改革。原来的条文中有50条是规定违反者需处以绞刑，太宗和长孙无忌等商量，改为断右趾。后来太宗还是觉得太残忍，遂改为流放三千里。太宗对贪污的官员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处理，尽量避免吏治腐败。沧州刺史席辩贪污，太宗公开将其处决。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太宗却说：“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太宗感念他的功劳，并不降罪，在宫殿之上当众又赐长孙顺德绢数十匹。此举遭到大理寺官员质疑，太宗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濮州刺史庞相寿是李世民秦王府的旧部，因为贪污被解职。他向太宗求情，太宗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于是赐帛遣之。
贞观十年(636)，太宗重组全国的军府，称“折冲府”，士兵被称为“府兵”。府兵制是一种寓兵于民的制度，类似今天的民兵组织。每个折冲府800到1 200人，10人为一伙，50人为一队，200人一团。他们自备坐骑、武器、装备和口粮。但是甲胄和复杂的装备由折冲府的武库供给。府兵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在服役期间免除赋税和劳役。在唐前期，服役并不是强制征集的，因为免除赋税和劳役，反而是一种特权。全国一共大约633个折冲府，大部分都集中于京畿地区，关中就有261个，另外河东、洛阳附近也分布着大量军府。京师附近的折冲府分属于12卫，负责拱卫京师，这样就保证了中央的权威不受地方的挑战。整个唐前期，若要夺取政权，必须在首都取胜，没有一次地方的起兵能够挑战朝廷权威。直到安禄山叛变，以边防军的强大军力攻陷长安和洛阳。
但是府兵制无法支持长期驻防和远征，这时候就需要职业兵。随着唐朝对外战争的需要，规模庞大的国防军逐渐形成，由节度使统帅；而内地的府兵制越来越流于形式而失去战斗力。这也是后来安史之乱初期唐朝无法应对的重要原因。
太宗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建设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建立之初，曾因为粮食缺乏而禁止酿酒。到了贞观四年(630)左右，局面明显好转；一直到高宗时期，唐朝的物价都能够保持较低的水平。太宗时期，长安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从河南运来，并不需要从南方调运。
图15 莫高窟第23窟北壁《法华经变》（局部）。描绘了唐代农夫使用黄牛犁地的农耕生活场景。（动脉影 摄）
唐太宗李世民是有自我期许的人，认为自己是济世安民的明君，时刻表现出对百姓的关爱。比如贞观三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李世民视察灾情，抓起蝗虫就要吃，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近臣们劝阻他，说蝗虫不干净，吃了会得病，但李世民还是吃了，并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不但为唐朝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也为发动对突厥等部族的战争提供了保障，更被后世统治者视为典范，包括朱元璋、德川家康，都将唐太宗视为学习的榜样。
多说一点
如何理解私人撰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此书名为“起居注”，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起居注，而是作者的私人撰述，记录了隋末李渊自太原起兵到攻占长安，进而接受禅让登基一共357天的史事。作者温大雅在《旧唐书》有传，其为太原祁人。李渊起兵时引其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可以说是李渊的核心幕僚和秘书。所以《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可谓温大雅的亲身经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如果将其与后来官方修订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相比较，就会发现它的记载更加翔实，且有些史事记载明显不同。比如在温大雅笔下，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而《旧唐书》等将其归功于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长安，李世民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这也与官方史书的记载也不相同。
武德年间，温大雅历任黄门侍郎等职，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从政治态度上来说，他亲近秦王李世民。在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倾轧中，他受李世民之命镇守洛阳，并且“数陈秘策”，积极替李世民谋划。李世民登基后，他升任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从这个角度看，他并没有动机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打压李世民的功劳。历史是各种历史记忆不断竞争后留下来的东西，而《大唐创业起居注》留存至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官方版本的历史记忆。
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书写者想让我们看到的。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有哪些呢？从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学术价值来说，文献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在唐朝这样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只使用世俗文献甚至只使用官修史书来推断历史情景——哪怕是只研究政治史——都可能造成致命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