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统治时期，唐朝对外开拓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击败了长期威胁中原的东突厥；灭掉高昌，逐步把唐朝的势力深入到中亚地区。贞观十七年(643)之前，对内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对外丝路畅通，商业逐渐繁荣。此后朝廷上的政治主线逐渐集中到皇位继承问题上。权力传承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到了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诸子之间的争夺发展到酝酿政变的阶段。太子李承乾被废，其主要竞争对手魏王李泰被赶出长安，他们的弟弟李治被扶上储君的位置。李治的上台，主要原因是获得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和以李勣为代表的山东豪杰的共同支持。贞观朝政治以贞观十七年为转折点，之后李世民重启对高句丽的战争，直到去世。
一 唐朝灭东突厥之战
唐朝建立之初，一直处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唐太宗攻灭东突厥，也为贞观之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隋朝瓦解之后，中原陷入战乱之中，突厥获得了良好的战略空间和机遇。中原人为躲避战乱，又多投往突厥。突厥实力大增，势力凌驾中原诸政权之上，其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控弦百万，戎狄之盛，前所未有。在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后，窦建德也应突厥要求，将救获的隋炀帝之妻萧皇后以及隋朝的合法继承人、隋炀帝的嫡孙杨政道送到突厥，安置在定襄。这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潜在的分裂政权，可以给李唐皇室施加政治压力。从这个层面上说，唐朝击败突厥才最终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不可挑战的强大政权，这也是唐太宗最大的战略胜利，影响不可谓不大。
隋朝瓦解后，对于求助于己的群雄，东突厥都授予称号，大搞平衡战术。一直到唐朝建立后的武德三年(620)，唐朝的并州总管李仲文还暗地里联络突厥，计划引突厥兵南下直入长安。李仲文娶陶氏之女，以应桃（陶）李之谶，突厥许诺立他为南面可汗。
唐朝建立之后，突厥屡屡入侵。武德七年(624)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秦王李世民之前与突利可汗有香火之盟，结为兄弟，遂利用这层关系离间颉利、突利，才使突厥军后撤。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刚刚经过政局动荡，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十余万精锐骑兵进逼长安。突厥大军取道泾州，泾州守将罗艺是刚刚被杀的太子李建成的亲信，他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就放突厥大军过去，突厥大军因而得以迅速抵达长安城外的渭河边。此时长安城内部空虚，诸州军马来不及赶到，能作战的市民不过几万人，可以说危在旦夕。
在千钧一发之际，太宗亲自领兵在渭水布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迫使颉利不敢轻进，最后两人在渭桥上杀白马盟誓，突厥最终撤军。不过真实的情形恐怕没有如此浪漫，李靖当时建议太宗清空国库来满足突厥的要求，贿赂颉利，避免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太宗一直视这一事件为“渭水之耻”。太宗即位后，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人思自励，数年之间，“士卒皆为精锐”。
太宗延续了隋代分化离间突厥部族的政策，平衡各个酋长之间的势力；而颉利可汗本就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引发了突厥内部的纷争。颉利可汗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担任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贞观二年(628)，颉利之侄突利可汗未能镇压反叛的族群，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加以鞭笞。两个首领就此失和，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加上塞北霜降，天公不作美，导致突厥粮食短缺，经济实力严重削弱。游牧经济跟农耕经济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畜牧业的起伏相当大。在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的时节，牛马的繁衍非常迅速，数量呈几何指数增长，但是一旦碰到严寒干旱，牛马的数量又会迅速减少。这很可能是北亚草原霸权兴起很快，衰亡也很迅速的原因之一。
图16 唐卷草纹马鞍金翼片。现藏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动脉影 摄）
贞观二年(628)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太宗并不救援，却趁机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攻打割据在河套一带的梁师都。突厥派兵救援，唐军与突厥在朔方交战，唐军大破突厥，平定朔方。自隋灭之后，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唐朝灭掉了。
从隋朝瓦解到唐朝建立，唐帝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作战，兵为老兵，将为宿将，作战经验丰富，所以这个时期也正是名将辈出的时代。唐朝军队即便与向来强横的北亚草原骑兵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其专业化更胜一筹。一般情况下，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作战时，大多数情况下处在防守状态，而唐朝往往是主动出击。靠这样一支军队，唐帝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将自己的势力往四面八方拓展，往西深入中亚腹地，往东攻灭高句丽、百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讲，可谓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唐朝从来没有修过长城。李世民上台之后就有大臣建议修长城，觉得这是个一本万利的好办法，可以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唐太宗拒绝了。
（贞观二年九月）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唐太宗抓住突厥内乱、天气又削弱突厥实力的良机，于贞观三年(629)冬，突然对以前骄横无比的东突厥发动全面战争。就在短短两年多前，突厥大军还曾兵临长安城，给新成立的唐帝国造成巨大的恐慌。这可以说是闪电战的典型案例。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分道出击，发动对突厥的全面战争。
突袭取得了巨大的战果，颉利可汗被打得措手不及。贞观四年(630)一月，唐军李靖部从山西北部出发，突袭定襄，直接攻击颉利可汗本部，将其击溃。被突厥扶持的隋炀帝嫡孙杨政道和萧皇后被俘。颉利可汗仓促北走碛口，途经今天的呼和浩特西北，又遭到了唐军李勣部的伏击，损失惨重。李靖和李勣两军联手，切断了颉利可汗北逃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窜于铁山，这时尚余数万人，便派心腹执失思力到长安，想要谈判。太宗一开始同意讲和，派鸿胪卿唐俭等去慰抚，又下诏让李靖带兵迎接颉利可汗。这时李靖引兵与李勣会于白道，决定袭击颉利可汗。张公谨反对，认为“诏书已许其降，使者在彼，奈何击之”，李靖说：“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于是李靖与李勣夜袭颉利可汗，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掉了隋朝的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稍后颉利可汗也被擒。
东突厥各部看到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这么快就被唐军掳获，纷纷投诚。东突厥汗国灭亡。太上皇李渊听闻颉利可汗被擒，感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太上皇非常高兴，召太宗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在凌烟阁庆祝，酒酣，太上皇自弹琵琶，太宗起舞，公卿迭起为寿，一直到深夜才结束。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于贞观八年(634)春正月去世。
李靖攻灭东突厥，立下了赫赫战功。刚班师回朝，他就遭御史大夫萧瑀弹劾“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被唐太宗特敕。等到李靖觐见，太宗突然大发雷霆，李靖只好叩首谢罪。直到很久之后，太宗才说：“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没过多久，太宗又对李靖说：“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又赐绢二千匹。同样，薛万彻攻灭高昌回来也被弹劾。
此后在北亚虽然不断有些政治起伏，比如薛延陀在贞观二十年(646)的入侵等，但都被唐朝平定。贞观四年(630)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贞观二十一年(647)，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皇帝“天可汗”的头衔一直保持到唐代后期。相对于“皇帝”，“天可汗”是唐朝君主面对游牧世界时的身份，其在皇帝之上，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唐太宗视四夷为一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展现出高度的自信。击败突厥并彻底消灭他们的军事力量，是唐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这场战争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局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突厥灭亡后，关于如何处理其遗民，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经久而热烈的辩论。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儒家学者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内地，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过最后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命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在唐朝政治军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突厥人也有很多，比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
消灭东突厥之后，太宗又利用西突厥内部的纷争将其瓦解。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屡次威胁中原王朝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方：它和拜占庭帝国联合，压迫波斯。到了太宗时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统辖有东自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但是此后西突厥帝国突然崩溃，分裂为东、西两个联盟。虽然贞观十五年(641)乙毗咄陆可汗又短暂统一了西突厥，但是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受到唐朝册封的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朝请婚，以保持跟唐朝的友好关系。从此以后，突厥不再对唐朝构成巨大的威胁，直到武则天时期，突厥第二汗国的建立，才重新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
二 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杰：唐太宗统治下的党派分野
任何统治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往往由不同政治、文化、地域背景的人组成。“关中出将，山东出相”这样的说法，可算是对唐太宗统治时期统治集团结构的一种肤浅表述。隋唐所谓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主要包括如今的河北、山东、河南中部和北部。
唐代是一个贵族制社会。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贵族制？理论有非常多，比如一种标准是社会流动机制停滞，阶层过于固化。在社会流动机制健康有效的社会，人们不管出身如何，都有机制能够通过努力往上走。从北朝到唐朝，从分裂走向统一，原先的士族集团已经产生变化。最初的四个地域集团各自有推崇的东西：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到了唐代，随着北方征服南方，南方的士族遭到了沉重打击，江左士族和代北士族已经没落，虽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仍在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往往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或者依附于关陇集团或山东集团。比如褚遂良虽然也能以宰相身份参与政务，但基本上是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马首是瞻。所以进入唐朝后，文化和权力上的角逐和平衡主要在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展开。唐太宗甚至因为在公开的场合点评关陇和山东士族的不同，遭到大臣的批评，只好收回说出的话。
关陇集团基本由原先关中和西北的军事贵族构成。不过地域分布在唐朝前期的政策立场乃至政治斗争中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在长期战争中凝结的利益共同体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就发挥了重要影响。李世民对自己的秦王府旧僚就格外照顾，出身秦王府的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李世民将他解职后又不太忍心，给了点钱把他打发回家了。
太宗上台后，高祖旧臣边缘化，新贵崛起。高祖的宰相裴寂等逐渐被赶出决策层。近年来发现的裴寂墓志显示他是个佛教徒，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裴法师、裴律师、裴禅师。后来裴寂卷入了一场跟僧人有关的谋逆而被太宗削去官职。一直到贞观十三年(639)，朝堂上最有权势的大臣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这两人出身截然不同。长孙无忌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人物；房玄龄则出身山东，也给唐太宗推荐了不少山东的官僚。其他出身山东的名臣还有魏徵。“房谋杜断”中的杜如晦出身西北望族，但因死得早，在太宗朝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留任的高祖大臣是代表萧梁传统的萧瑀，属于江左士族。太宗后来拔擢的褚遂良也是江左人士。可以说，太宗时期，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已经来自五湖四海。乃至他自己谈论地域的时候都遭到了批评。
山东的精英人物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山东门阀士族；第二部分是所谓的“山东豪杰”。山东门阀以崔、卢、郑、李、王为首。他们根深蒂固，虽然经过历次政治风波乃至隋末战争，到了唐朝仍然屹立不倒。贞观朝的大臣房玄龄、魏徵、李勣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这些跟山东士族联姻的大臣基本上都出身山东，他们仍以能跟山东门阀士族联姻为荣。唐太宗的养子薛元超在高宗时期已经做到宰相，仍以不能娶五姓女为平生遗憾。他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可见当时门阀士族的影响力。
什么是“五姓女”？“五姓七家”这个概念最初在北朝时期形成。北魏孝文帝钦定的四姓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此外，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也是当时一等一的望族。至隋唐时，这五种姓氏、七个家族已成为当时最顶级的门阀家族。山东门阀世代为官，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早在五世纪就取得了优势地位。他们一直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遵守儒家礼节，族群内部通婚。这些让他们在几百年的战乱中卓尔不群，自视为中华正统文化的代表和继承人。
门阀士族见惯了改朝换代，所以对皇权保持着某种文化上的蔑视。但是到了唐太宗时期，整个情势发生了变化：这些门阀士族把唐朝皇室视为胡汉混血的异族和政治上的暴发户——这是李世民不能接受的。李唐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跻身统治集团核心的很多人并非出身原先的门阀士族，而门阀士族又缺乏在核心圈的代表人物。这种不平衡也最终会引发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重组，毕竟社会地位的重要保证是权力。
唐太宗让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结果他没有领会太宗的意图。贞观十二年(638)，高士廉把修订的《氏族志》呈给太宗。在这本《氏族志》里，山东“四姓”之一的崔民幹为第一等，李唐皇室才排在第三等。唐太宗看后勃然大怒，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遂驳回让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部重新修订的《贞观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把皇族排到第一，外戚次之，崔民幹被降为第三等。
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屡有“山东豪杰”之语。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认为，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为胡汉杂糅的集团，是北魏六镇营户的后裔。六镇营户有擅长骑射、组织坚固、融军事与政治经济为一的传统，因此他们的后裔就自然会具有善战斗、务农业、有组织的特点。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大略有三个系统：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领的河北豪杰；以翟让（高车族裔）、李密、李勣为首领的河南豪杰；以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徐圆朗、辅公祏、杜伏威等为代表的山东（今山东）豪杰。其中河南豪杰在唐初政治中最具重要地位，此系统以洛阳为其信仰中心。在隋末内战中，大量所谓的“山东豪杰”支持了李唐的建立，但他们不是都支持李世民，也有的支持李建成，比如魏徵是帮李建成联络山东豪杰的关键人物，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特派魏徵去山东安抚。另外部分跟随李世民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以及历次对外作战的山东豪杰，也跻身统治核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勣。同为山东出身，魏徵支持太子李承乾，李勣支持晋王李治。因为魏徵是李承乾的老师，而李勣一直是李治的师傅。贞观年间如果真的存在党派斗争和山头的竞争的话，那应该不是发生在关陇、山东或者江左等地区性山头之间，而是围绕着建储、废储展开的继承人之争——和皇帝、太子、亲王们以私人关系凝结起来的政治联盟逐渐成为认同感最强的山头。
贞观十三年(639)以前，太子、魏王、晋王身边的人尚未进入权力的中心，斗争还不激烈。然而，贞观朝的政治主线在后半期就进入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到底由谁来继承皇位，牵动了后面一大批贵族大臣的利益。有的家族为了保持地位，两边下注，但有的时候造化弄人，最后两边都失败。比如杜如晦家族内部就是分裂的：杜如晦兄长杜楚客支持魏王李泰，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却支持太子李承乾。两个人都牵涉得很深，杜荷是李承乾的心腹。李承乾政变的智囊就是杜荷。杜楚客是魏王府的首席幕僚，他为了帮李泰争取大臣支持，甚至亲自带钱去收买人心。
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
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下令将“泰府僚属”为李泰亲近者，皆迁岭表；杜楚客因为杜如晦之兄而免死，废为庶人。
李泰也曾得到过太宗的宠爱和纵容：
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
《括地志》编完等于是大功一件，李泰在声誉上又更上一层，太宗还在贞观十四年(640)亲自去魏王宅探访。唐代除了太子住在东宫，其他的皇子长大成人后都住在皇宫之外。魏王李泰住在长安城的延康坊西南隅，那里本是隋朝大臣杨素的宅邸。李泰死后，宅子由政府出钱买回，建为西明寺，这是后话。《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读时令。甲寅，幸魏王泰宅。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已下。”《新唐书·濮王泰传》记：“后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长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赐帛。”可见当时李泰受宠的情形。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李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从空间上分析，李泰率领的扈从无疑是从距宫门不远的延康坊带出来的。当初唐太宗就是率领自己的秦王府诸将，在杀掉太子兄长后登基，魏王李泰及支持者无疑也怀抱着同样的梦想。
李承乾的支持者也对李泰多方阻击，希望打碎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野心。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下令李泰迁居武德殿——这是很高的荣誉，能在宫内居住的只有太子，其他亲王只能住在皇宫之外。魏徵，可以说是太子李承乾的头号支持者，此时上书加以阻拦，指出当年李元吉曾在此居住，暗示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会重演，太宗因此作罢。贞观十六年，褚遂良上了一道《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指出当年东宫财政收入一万一千贯文，而魏王李泰财政收入一万六千贯文，不合理。唐太宗为了维持平衡，颁发了《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但实际上东宫费用有定制，此条诏书即允许太子李承乾用库物不再受到限制。
晋王李治亦获得不少重臣的支持，他的王府僚佐包括了当时的重要军事将领李勣，还有马周、李义府。李义府在高宗上台后受到重用，在很多文学性描述中以奸臣的面目出现；其实李义府能够在高宗时期崛起，正是因为他是晋王李治的王府旧臣。最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都倒向了李治。
三 李承乾：英主阴影下的皇位继承人
李承乾是贞观朝政治脉络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要了解太宗时期所发生的很多重要历史事件，需要重新审视史书中所记载的李承乾。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继承政治，或者说是权力传承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历代的帝王们，也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大到国家权力，小到一个单位的持续发展，都不断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储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限；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角色，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结构中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储君自身不能太弱，否则会被认为缺乏继承大业的能力，也会引起竞争者的觊觎；亦不能太强，太强势必会引起君主的猜忌。
贞观朝的政治主线之一就是建储、废储之争。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为了争夺皇位彼此倾轧，最终于贞观十七年(643)演变成了李承乾的未遂政变。
李承乾的名字就可以证明他是唐太宗曾经认定的皇位继承人。《旧唐书》里说取名承乾是因为他出生在承乾殿，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古代当皇帝被称为“出震承乾”，《易传》中也说“帝出乎震”，震为东，为春，一年之始，一日之始，所以太子居住的地方叫东宫，也叫春宫。“承乾”就是承接天命当皇帝的意思。
李承乾在《旧唐书》中的形象，第一是跛足，暗示他没有君王之相；第二是两面人，“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第三是道德有瑕疵，反复暗示他是同性恋，父子间的决裂也被归结为太宗杀了他喜欢的乐人称心。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理念中，要打倒对手，往往有三种办法：或强调业务能力有问题，“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或强调政治立场有问题；或强调道德有瑕疵。在官方史书对李承乾的描述中，这三种缺点都有。宋代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增加了更多关于李承乾亲近突厥文化，不适合做中华继承人的内容，这是宋代人将自己的心灵感受投射到唐朝去了。根据《新唐书》的描述，李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还说：“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突厥之制，领兵别部为“设”，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设牙帐，专制一方，领两万人。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贞观朝一位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李世民本人也是突厥化的，会说突厥话。李承乾沾染突厥文化与风俗，在唐朝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司马光那时的宋朝正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压力，华夷之辩提到了很高的层次，所以《新唐书》特别强调李承乾不适合做中华的继承人。
《旧唐书》太宗本纪的史臣曰部分，对李承乾的倒台做了官方的总结：“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也就是说，李承乾走到覆灭的地步是自身的问题，并不能怪罪到太宗身上。李世民再英明，也改变不了他。这等于是撇清了李世民的政治责任，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李承乾身上。实际上，李承乾并非是教育失败的产物。他的所作所为一直都在向自己的父亲学习，可以说是唐太宗的翻版。
官方记载为了掩饰太宗杀子之恶，进行了巧妙地修饰，比如李承乾的死亡日期。《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七年(643)九月癸未，“徙庶人承乾于黔州”，而将其死亡日期系为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辛丑。按照这个记载，李承乾在贞观十七年流放，并在流放地生活了一年多才去世；同书《恒山王承乾传》却将李承乾去世时间系在贞观十九年(645)。然而，现藏昭陵博物馆的《唐故恒山愍王墓志铭》却明明记载：“太宗文武圣皇帝长子，贞观十七年十月一日薨。”也就是说，李承乾压根没有来得及到达流放地黔州，很可能在政变当年就暴毙于长安。这一点也可以从汉王李元昌的例子中得到侧面证明。李元昌是李承乾的重要支持者，根据其出土的墓志记载，他于贞观十七年四月六日被赐死于私第，也是在政变当年即被赐死的。
李承乾身边的支持者，比如魏徵、杜正伦、孔颖达、颜师古等，都是博学多才之士，皆一时之选。虽然官方史书可以通过他们向李承乾的谏言突出李承乾的不堪，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承乾曾在政治、学术、信仰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长安的普光寺在李承乾十余年的资助和干预之下，成长为长安的佛教中心，并延展出一张巨大的政治、信仰关系网络。唐代佛教繁荣，佛教文献很多，在那些高僧笔下，李承乾的形象跟官方认定的形象完全不同，是一个文笔优美、人情练达、深受大臣和高僧拥护的储君。但是这一切到贞观十七年戛然而止。
贞观十七年(643)元月，太子李承乾最重要的支持者魏徵去世，面对咄咄逼人的魏王泰集团，李承乾危机重重，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决定以暴力取得政权。李承乾的拥护者众多，包括大将侯君集、汉王李元昌、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王珪之子王敬直、洋州刺史赵节、李靖之子李德謇、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等；其东宫僚佐更是人才济济，张玄素、陆德明、孔颖达、张士衡、于志宁、裴宣机、萧钧、令狐德棻、赵弘智、李纲、王仁表、崔知机皆天下之选。政变的核心成员是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根据《旧唐书》记载，他们计划“纵兵入西宫”。杜荷几乎复制了自己父亲的角色，建议李承乾：“琅邪颜利仁善星数，言天有变，宜建大事，陛下当为太上皇。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即让李承乾称病，如此李世民必来探望，届时伺机将其控制或者杀了。杜荷后来被李世民赐死，临刑时仍然意象轩骜，并无悔意。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迫使李渊下台，而李承乾政变的计划因为泄密而夭折。在这种背景下，李承乾作为一个失败者，被官方脸谱化，变成了一个平庸负面的历史人物。魏徵非常幸运，他死得及时，不然也会被卷入政变。很多政变的核心人物都是魏徵引荐给李承乾的，因此在李承乾倒台之后，李世民气愤难平，派人去砸了魏徵的墓碑。
贞观十七年(643)的这次政变，可以说是李世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如果以贞观十七年为界把李世民的统治时期分为两部分的话，我们会发现李世民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变化。针对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两人激烈的政治斗争，太宗“两弃之”，等于把两个最强势、最聪明能干的皇位继承人都给废除了，李治就捡了个大便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治被认为是比较弱的储君，这样李世民没有强烈的危机感。为了给继承人李治创造比较好的继承环境，李世民下令对高句丽用兵，希望能够在他有生之年把高句丽给攻灭。这个决定对唐朝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也波及了东北亚的政局。
图17 李承乾墓志铭。墓志仅48厘米见方，118字，叙事极简，埋葬规格极为寒酸。曾经贵为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令人叹息。
四 李治上台背后的两大势力
唐太宗的儿子中，嫡子（长孙皇后所生）为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此三人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吴王李恪也有一定优势，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身兼隋唐两大皇室血统。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政变未遂，被赶下台。魏王李泰按次序应该继任太子，不过唐太宗也考虑过李恪——他长得最像唐太宗，但是最终的结果是魏王李泰被赶出京城，似乎是最不被看好的晋王李治成为新的太子。李治的上台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有当时朝廷上最强大的两股势力作推手。
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
按照史书记载，唐太宗自己心里想立晋王李治，但又因为按照次序轮不到李治而有点犹豫。等到文武百官都离开之后，太宗留下了三个人来参加最终的决策会议。分别是他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和兵部尚书李勣。其实李勣很少参加这种决策会议，让他来实际上有特殊原因。唐太宗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他自己心里有主意，但跟这三个人说，我三个儿子和弟弟做出此等事情，我心里非常痛苦。“三子”分别是李承乾、齐王李佑和魏王李泰，“一弟”是汉王李元昌。说罢太宗便非常痛苦地扑倒在床上，拿出佩刀要刺自己，此时长孙无忌他们非常慌乱，赶紧把刀夺下来交给了晋王李治。大家问唐太宗：“你想立谁？”唐太宗说：“我想立晋王李治。”长孙无忌说：“遵命。如有异议者，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你舅舅已经同意了，还不快谢谢他。”晋王李治赶紧下拜。这时太宗还不心安，对大家说，我们立了李治，不知道外面舆论怎么样，大臣们会不会同意。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孝，天下人早就归心于他。”最终太宗立李治为太子，加授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册府元龟》记载立晋王李治时，在外面旁听的后宫女人有好几百，等到确定晋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外面群起欢呼，声音响彻云霄。
从这段记载看，当时是谁决定了要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呢？根本不是别人，就是唐太宗自己。但是他担心舆论——毕竟按照次序应该轮到魏王李泰。从他留下的参加最终决策的大臣就可以看出，他已经下定决心立晋王李治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似乎分别代表了外戚、政府和军队，但实际上这三个人中真正有话语权的只有长孙无忌和李勣。长孙无忌作为贞观第一权臣，长期影响朝政；而房玄龄此时老迈，更多的是代表行政团队，政治立场不明显；而李勣当然代表了军队。就像唐太宗自己说的那样，“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随着开国武将的逐渐凋零，加上唐太宗晚年诛杀了侯君集和张亮两位具有军事领导能力的凌烟阁功臣，剩下的唐军将领没有人可以跟李勣相提并论。不论是战功、资历、权位，李勣无疑是对军队影响最大的将领。
最有意愿立这位年轻的皇子为储君的人，首先是唐太宗。这样他可以继续掌握大权而不用担心一个强势的皇储。此时李治只不过是十六岁的少年，太宗仅仅四十五岁，正是壮年，他根本没想到自己再过几年就去世了，可能还觉得自己能再干几十年。唐太宗率军跟随李渊进入长安那年，不过二十岁；率领唐军主力跟王世充、窦建德决战时，不过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发动玄武门政变也不过二十八岁。第二是李勣。他是晋王李治的长史（僚佐长），长期教导辅佐李治，扶持自己的府主登上皇位是理所当然的。晋王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虽然短期掌权，最后还是被赶出了权力中心，而李勣却一直得到李治的信任，死后哀荣备至，享受了超高规格的政治礼遇。
打倒太子李承乾集团和魏王李泰集团的过程，虽然官方史书很多隐晦，但我们还是能看到长孙无忌和李勣的身影。太宗死的前一年，李泰阵营的大将薛万彻被副将举报对太宗不满。李勣劝唐太宗杀了他：“万彻职乃将军，亲惟主婿，发言怨望，罪不容诛。”最后薛万彻被流放外地。
长孙无忌是北魏的皇室后裔，本姓“拓跋”，因祖上那一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是宗室之长，就改姓“长孙”。长孙无忌聪颖好学，博览文史，跟唐太宗从小就是好朋友，一直跟随唐太宗南征北讨，累除比部郎中（刑部官职），封上党县公。后来他因参加玄武门政变，功居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拜尚书右仆射；贞观七年(633)，册拜司空；十六年(642)，册拜司徒。十七年(643)，长孙无忌的画像被挂入凌烟阁，位列第一。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病重，长孙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受遗令辅政，开启了唐高宗时代。
图18 唐鎏金铜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动脉影 摄）
多说一点
如何理解《贞观政要》这本书？
《贞观政要》是后来编著的一本政论性史书，共计10卷40篇，主要是讨论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得失。其主要思想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主义，强调广开言路，省刑慎罚，总体歌颂唐太宗的统治。但这本书并不以史实准确著称，而是重在阐发论述统治之道，以论为主。
其作者吴兢(670—749)，在武则天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仕途顺利。开元十七年(729)，吴兢给朝廷呈上其编撰的《贞观政要》，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未被著录，吴兢也遭到贬官。一直到元和二年(807)，唐宪宗第一次提到了《贞观政要》——他积极向太宗学习，希望振兴唐朝。宪宗看到的《贞观政要》，似乎是吴兢的外孙蒋乂(747—821)进呈的。这时离唐太宗的时代已经过去将近两百年。
宗教文献《续高僧传》可信吗？
《续高僧传》又叫《唐高僧传》，30卷，出自唐前期高僧道宣(596—667)之手。道宣是著名的佛教史家，著作丰富，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忆。其中《续高僧传》从萧梁初叶开始，记载到贞观十九年(645)，共记载了一百四十四年的历史。但是在贞观十九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中，道宣不断增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
《续高僧传》对隋唐时期佛教界的描写，几乎是以当事人角度进行叙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道宣的记载较少受到政治影响，给我们留下了迥异于官方史书的珍贵叙述。比如对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描述，就跟《旧唐书》《新唐书》不同。在官方史书中，李承乾是个身有残疾、脑子混乱、道德有瑕疵、政治上虚伪、文化立场上亲突厥的形象，但是在佛教文献中，他却是一个文笔流畅、人情练达、积极干预佛教事务的政治人物。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佛教僧侣的身份也遮蔽了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佛教僧侣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属性，往往将政治运作置于信仰的舞台，用灵验、感通、仪式、咒术、宇宙观等包装，有别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研究者也往往将佛教僧侣的政治活动，跟传统的政治运作划分开，似乎两者并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域。另一方面，后世的史料再造也遮蔽了佛教僧侣在政治起伏中的形象和角色。比如义净，在武则天倒台之后，其在武则天政治宣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被抹去，以致宋代的赵明诚读到唐碑《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的碑侧内容，才发现武则天的“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尊号正是由义净所奠定的，不由得感叹：“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
若摒去其僧侣的身份，中古高僧本身也是重要的知识人。他们中间有的精通阴阳术数，有的精通诗词歌赋，有的擅长商业组织，有的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记录者。道宣、道世(?—683)等佛教高僧撰写了大量记录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历史事件的佛教史籍，比如《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内容丰富。这些历史书写有的时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理性主义的观念看，是属于荒诞不经的内容。但正是因为如此，此类文献反而有别于经过政治审查的官修史书，保存了大量的被传统政治史研究所忽略的信息。他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文学”的帽子是我们后来用现代学科追加上去的，只不过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再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本身知识背景和社会角色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不但是宗教教徒，还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佛教寺院构成了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佛教知识分子是知识精英的一部分。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思想世界和知识世界依然深受宗教意识的影响，物质文明和思想世界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宗教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尤其是政治宣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权力政治结构在佛教信仰世界的反映，产生了佛教寺院、特定学派、特定僧团与特定政治集团存在密切关联性的情况。寺院和僧团地位的升降，与政治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相关，组成了当时信仰与政治世界复杂图景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