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4 姜行本纪功碑拓片。原碑在贞观十四年(640)立于今天新疆巴里坤，现藏新疆博物馆。姜行本是侯君集远征高昌的副手之一。碑文中指责高昌首鼠两端，阻塞西域交通，于是太宗派遣侯君集为大总管，薛万钧、姜行本为副总管进行讨伐，并且歌颂侯君集“运筹帷幄”，以中军铁骑彻底摧毁高昌的抵抗，“自秦汉出师未有如斯之盛也”。
李承乾政变失败后，侯君集被抓，女婿贺兰楚石倒戈一击，出来指证他。太宗说：“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验耳。”李世民问大臣们，侯君集有功，我不想杀他，你们答应吗？大臣们心领神会，争先恐后说不同意。太宗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歔欷下泣。在临死之前，侯君集跟太宗请求，希望看在他的功劳上，能留个儿子继承香火。太宗答应了，赦免了他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将他们流放岭南。
在处死侯君集之后，张亮很快也倒了霉。相比侯君集，张亮的死亡显得更加冤枉。
张亮，郑州荥阳人。因为他政治上倒台，所以官方史书的描写偏负面，比如“倜傥有大节，外敦厚而内怀诡诈，人莫之知”。他是房玄龄和李勣推荐给太宗的——他们都出身山东，此后很长时间，张亮都是太宗的心腹。玄武门之变中，太宗委派张亮到洛阳，“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晚年张亮跟随唐太宗讨伐高句丽，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自东莱渡海，攻破沙卑城。进兵建安城下时，高句丽突然袭击，唐军惊慌。《旧唐书》说，张亮一向胆小，计无所出，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的，说不出话，而一同打仗的郝处俊却镇定自若。贞观二十年(646)，有人告发张亮谋反，证据是他有义儿五百人。太宗将其逮捕询问，张亮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并且陈述了自己跟随太宗的功劳，但是李世民还是杀了他。当时将作少匠李道裕说了公道话，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张亮谋反。太宗也知道李道裕说的对，后来还任命他担任刑部侍郎，承认当时李道裕说张亮“反形未具”是对的。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在贞观十七年(643)正式公布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一半，包括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段志玄、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公谨、虞世南、刘政会、秦叔宝。在活着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刘弘基、张亮、侯君集、程知节、唐俭、李勣这十二人中，其实真正还有政治活力的，只有长孙无忌、张亮、侯君集、李勣。这四个人政治性比较强，威胁比较大。尤其在唐太宗晚年时，唐军中能带兵打仗的开国功臣，除了李勣就是张亮了。但是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大舅子，李勣是太子李治的老师，其他两人就只能被剪除。
这二十四个人基本是按政治地位排序的，追认的优于现任的。但这也正是功臣们累积的功劳、权力的大小与唐太宗关系亲疏的反映，且太宗朝的各个山头都尽量要有代表。宗室外戚有五位：长孙无忌、李孝恭、高士廉、长孙顺德、柴绍。其他宗室子弟如任城王李道宗（太宗晚年认为他是唐军三大名将之一）也很有功劳，但是没有入选。柴绍是临汾人，“任侠闻于关中”，娶的是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李渊围攻京城时，平阳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营中号曰“娘子军”。平阳公主去世时太宗破例安排军乐鼓吹，以旌殊绩。
另外，二十四功臣里大部分人都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过玄武门政变。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唐俭这十五位，都有痕迹参与了或者支持了玄武门之变，占了很高的比例。秦琼有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史料记载不统一。唐高祖统治时期，秦琼就已经封国公，地位远在贞观第一权臣长孙无忌之上，却排在二十四功臣最末。
如果把唐朝建立的过程拆解来看的话，除了玄武门之变和主持贞观政府运作，还应包括太原元从、关东之战、平定河北、平定江南、攻灭突厥和吐谷浑等重要环节。平定江南的代表就是李孝恭和李靖。“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河北原先的功臣比如罗艺等，因追随李建成，已经在贞观初期被铲除，所以没有代表。
按地域来看的话，基本上原先北周系统和山东势力最大，北齐系统和江左只有零星代表。江左的代表包括萧瑀、虞世南两人，都是边缘人物。北齐系统的代表包括高士廉、刘政会、唐俭等。然而北齐灭亡很早，他们都是北齐第二代，早已融入关陇贵族集团。比如高士廉就是长孙无忌的舅舅；殷开山是江左入关的第二代，也可以归类于关陇集团。
如果按照广义的关陇集团和山东出身来分，在这二十四人中两者旗鼓相当。前者以长孙无忌为首；后者包括房玄龄、魏徵、张亮、张公谨、程知节、李勣、秦叔宝等人，前期以房玄龄为首，后期以李勣为首。
多说一点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优劣
《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署名后晋刘昫(887—946)等撰，实际是赵莹监修。唐朝历代都修有实录，然后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史官中吴兢、韦述、柳芳等人最为知名。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其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史料一是来自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一般认为较具有唐人观念。
最初此书不叫“旧唐书”而叫“唐书”。宋仁宗时命宋祁和欧阳修重新编撰《唐书》，于1060年“布书于天下”，以致后晋所修《唐书》不再流传。直到明嘉靖十七年(1538)，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刘昫的《唐书》才又得以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系统论述了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但《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而《新唐书》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以宋代人的代入感解读唐代历史。比如对李承乾的描述，着重于他亲近突厥文化、不是合格的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这是宋朝人将对华夷之辩的强烈感受植入唐朝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