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之初，高句丽本身也还没有从抵抗隋朝的战争中复原，新政权的建立也给高句丽改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唐朝建立的第二年，高句丽就再度承认了中原王朝的宗主权并承担象征性的纳贡义务——当然只是一种口头承认。隋朝在从高句丽撤军的过程当中，由于自然条件，有大量人员被俘。为了改善关系，高句丽此后遣返了约一万名中原王朝战俘。不过显然高句丽并不敢大意，一面示好的同时，一面沿着辽河西岸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构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以防备唐朝的入侵。这条防线上有许多坚固的堡垒，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防御工事。高句丽实际上也是以农耕定居为主的文明体，组织严密，并非如突厥一样不稳定，正因为如此，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持续了七十年。这场战争牵动着整个东亚的局势和历史的走向。
一 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在隋唐帝国建立之前，中国内部纷纷扰扰，已经没有力量去干预周边事务，丧失了东亚世界中心的地位。到了隋唐帝国建立之后，中原王朝的优势地位得到恢复。但这个恢复过程并不和平，而是通过一系列战争达成的。
在隋唐帝国开启之前，高句丽就已经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区域性霸权，并通过干预中国内地的统一战争、联络突厥、控制契丹等形式对新兴的隋唐政权构成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高句丽的战争就像是罗马和迦太基人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而引发的战争。罗马经过公元前264—前241年、前218—前201年、前149—前146年三次布匿战争，最终攻灭迦太基，夺取了对地中海沿岸的最终控制权。隋唐时代，从隋文帝598年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开始，经过隋炀帝的三次征伐、唐太宗的多次东征，一直到高宗统治时期才最终将其攻灭。总章元年(668)九月，唐朝年迈的老将李勣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攻陷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将这一称霸东北亚一个世纪的区域强权彻底消灭。经过这场战争，唐帝国彻底树立了在东北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由于日本的参战和惨败，也迫使日本国内发生了重要变革，此后一千年间，日本再没有做入侵亚洲大陆的尝试。
北朝后期，北周攻灭北齐。然而北齐宗室高保宁据守营州，拒绝投降。营州是北齐镇抚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政元年(578)，原先逃亡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引突厥军队南下，并企图依靠北齐遗臣占据范阳，遭到北周的反击，未能得逞。大象二年(581)，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但是高保宁仍坚守营州对抗北周。在杨坚夺取北周皇权建立隋朝后，高保宁依然坚守营州直到开皇三年(583)被杀为止。高保宁对抗北周和隋朝的战争，得到了高句丽的大力支持。高句丽王亲自统率军队，救援高保宁，大规模地卷入中原王朝内战。可以说，早在隋朝建立之初，高句丽西联突厥，控制契丹等东北诸族，保护高保宁，俨然已是隋朝的心腹大患。隋文帝在檄书里历数高句丽的罪愆，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也就是说高句丽对契丹、靺鞨有控制能力。在隋朝统一的过程中，高句丽与突厥、南朝的陈联合起来，对抗隋朝。突厥文的隋朝贵族阙特勤碑显示，突厥强盛时常常与高句丽结好及聘使往来。这一切，都让隋唐帝国的统治者感到芒刺在背。
隋唐帝国是继汉帝国之后重新统一的王朝，隋唐两代都强烈认同自己是汉朝的继承者。在讨论对外政策时，大臣们屡屡提到要恢复汉朝的疆域。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使新成立的隋朝在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收复汉朝领土的计划。疆域的拓展在南方进行得比较顺利，隋文帝将中原王朝的势力拓展到今天的河内一带，其进一步深入占婆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其以北的越南地区则完全归中国管辖，始终是隋唐帝国的一部分，直到939年越南独立。但在文化上，独立后的这一部分领土也依然继承汉文化的某些元素，统治精英也深受中国文学影响，崇尚汉字。隋朝在西方征服了吐谷浑，在东方征服了流求，但是在东北亚的拓展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挫折。这一地区被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句丽控制。高句丽不是普通的小政权，也不是游牧民族，其实高句丽是农耕文明。考古发现显示，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格局非常相似。实际上，当时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句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都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隋唐时期的军队在对高句丽作战的时候，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高句丽非常善于防守，也修城墙，有非常多的堡垒；而唐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
图25 十三郡太守来朝图。朝鲜德兴里高句丽墓葬壁画，壁画上半部分描绘的是星座和瑞兽仙禽。
七世纪初期，高句丽占据今天中国东北东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首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南部分为百济和新罗，分别位于半岛的西南和东南部。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统帅，以三十万兵力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是因为瘟疫流行等原因没有成功。高句丽虽然表面上表示了臣服，但是在此之后又联合东突厥，操纵靺鞨、契丹渡过辽河不断骚扰中原，契丹在大业元年(605)甚至入侵了河北，被击败后退回。这一切使中原王朝清晰地认识到高句丽将是刚刚统一的帝国的潜在威胁。尤其是河北地区长期存在的分离情绪远未消失，而隋朝的中心却偏在西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隋文帝皇位的隋炀帝也继承了其父亲攻灭高句丽的事业。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会见东突厥启民可汗，居然在那里碰到了高句丽派到突厥的使者。高句丽和突厥的这种合谋针对大隋的举动激怒了隋炀帝。他警告高句丽使节，让其传话给高句丽统治者要求其臣服，并且拉拢启民可汗站在自己一方。无论如何，在突厥王庭见到高句丽使节的事件，坚定了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的决心。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隋炀帝首先将大运河往北延伸，将中国的心脏地区和幽州连接在一起，以方便物资的运输。大业五年(609)，各种军事准备都已经展开，大军集结在涿郡，即今天北京地区。但是一场发生在关东地区的水灾打乱了计划，真正的进攻在大业八年(612)才开始。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从陆地进攻，水军则从海上进攻。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顺利地在辽河上架起了桥梁，但是隋军在渡河之后遭到了辽河东岸诸城的顽强抵抗，迅速攻占高句丽首都的计划落空。到了夏末，大雨使得军事行动无法继续，八月，隋炀帝撤军回到了洛阳。
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再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对外的战争虽然打着维护帝国安全和恢复中华固有领土的旗号，但是因为国家和民众的负担增加，国内的局势受到了影响，叛乱的次数显著增加。此时内政和外交的连环性体现了出来。当隋炀帝的大军渡过辽河展开进攻的时候，在后方负责后勤供应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素之子）发动了叛乱。由于叛乱中心靠近帝国的东都洛阳，隋炀帝不得不派遣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杨玄感战败被杀，隋炀帝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杨玄感阵营中的骨干分子李密后来成为反隋的重要领袖。杨玄感的叛乱是内部关系高度紧张的反映，此时隋炀帝要做的应该是安抚国内各阶层，尤其是旧的关陇贵族，但是他依然固执地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最终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隋炀帝还是太过于执着了，他不像唐太宗——发动一次战争，取得了有限成果，在自然条件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果断止损，率领大军回国，结束了对高句丽的作战。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隋炀帝的政策不对——他开凿大运河，是基于连接分裂了三百年的南北中国的考虑；他营建的东都，在接下来的唐朝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唐帝国控制关东地区的重要堡垒；他发动的对高句丽的战争，在隋朝灭亡之后被唐太宗和唐高宗继承。不过隋炀帝推行这些政策的节奏太急，老百姓的负担太重，而且引起了统治阶级中的很多成员的不满。尤其是隋炀帝偏向南方文化的做法，导致北周——隋系的旧贵族和大臣离心离德，最终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将富强的大隋帝国葬送了。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决意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完全不顾王朝已经露出溃败之相——也许他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进而达到安内的目的。从历法上说，隋炀帝是上元甲子年(604)即位，从上台之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朝著名的术数家，同时也是隋炀帝重要政治顾问的太史令袁充依然极力为隋炀帝辩护，认为隋炀帝上符天命，其统治“永无所虑”。在隋炀帝决议第三次讨伐高句丽后，大臣们没人敢提意见。固执的炀帝为自己持续发动战争辩护，并且建立道场，为战死的兵将追福。这一次进展较为顺利，隋军没有再跟沿途的高句丽军队纠缠，直扑平壤，下半年高句丽王就主动求降。隋军有将领要求直接攻破平壤，但是被隋炀帝拒绝，他希望高句丽王能主动到隋廷表示敬意。结果可想而知，高句丽王并未前来。当隋炀帝要发动第四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国内的局势已彻底溃败，他不得不放弃了恢复汉朝光辉事业的愿望，将重心转移到国内，然而国内的政治局势此时已急转直下，数年后隋朝灭亡。
抛开有关战争性质的各说各话，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实际上是从开皇十八年至总章元年(598—668)，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王国长达七十年的战争的一部分。隋炀帝失败的原因，除了国内并不稳固的统一之外，从战略战术上看，当时的东北亚易守难攻——夏季有倾盆大雨，雨季一过严冬就降临，真正能作战的时间只有四月到七月雨季开始之前。而且当时的技术手段也限制了军事进攻的效率，高句丽沿着辽河河口的安市城（在今辽宁海城市东南营城子）往北连接坚固的城镇，只要坚持到严冬的降临，就会迫使隋朝大军撤退。实际上，一直到唐高宗时代，唐军在朝鲜半岛后方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之前，隋唐帝国的大军都在鸭绿江边望洋兴叹，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二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
高句丽和唐朝相安无事一直持续到唐太宗统治后期。贞观十五年(641)，唐朝经过了贞观之治十几年的休养生息，百姓慢慢恢复生产，国力渐渐强盛，太宗下定决心对高句丽动武。唐朝对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就像太宗将大唐帝国的势力拓展到中亚腹地之前让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一样，太宗很可能在贞观十五年之前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一方面，靠近高句丽地区的唐朝地方官员会向太宗定期汇报高句丽的国内动向，比如营州都督；另一方面，唐太宗也派使臣去高句丽窥探形势。他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收集有关高句丽军事防御的情报，同时开始制造舆论说高句丽在汉武帝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陈大德每到高句丽一个地方，就要去看山川形胜，还拿了很多的礼物贿赂地方长官。他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当地人拿了他的好处，就非常高兴地带他到处去看，可谓“无所不至”。陈大德在高句丽也看到很多中原人，那些人对他说自己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娶了高丽女子，跟高丽人交错而居的中原人都快占到一半了。那些人问陈大德，我们的亲戚还好吗？陈大德骗他们说都无恙。实际上中原经过内战，很多人早就家破人亡了。那些人非常激动，看到陈大德后都非常想念家乡，痛哭流涕，遍于郊野。陈大德回国上奏说：“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侯君集在贞观十四年(640)攻灭了高昌，这让高句丽非常害怕，所以接待陈大德非常殷勤。太宗说：“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如此看来，唐太宗似乎在641年之前就开始有布局，但当时整个关东地区民生仍然没有恢复，使唐太宗不得不谨慎推行对高句丽作战的计划。
到了第二年，高句丽的内乱为唐太宗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一年高句丽的大臣渊盖苏文(603—666)发动政变杀死了当时高句丽的统治者荣留王，改立其弟侄宝藏王为君主，自己担任大莫离支（即宰相），独揽大权。营州都督张俭上奏：“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渊盖苏文对唐朝向来不友好，也正是他负责修建辽河防线防备唐军，很显然，他当权后高句丽和唐朝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
图26 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粟特国王大使厅壁画。其中高句丽使者（左二为突厥使臣，中间为吐蕃使臣，右二为高句丽使臣）头戴鸟羽冠，佩带环头大刀，这也是高句丽贵族的典型特征。这幅壁画的年代大约是655年前后，有学者认为此时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为牵制唐朝而联络粟特地区。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与突厥等都有联系，已经成为欧亚东部一个区域性强权，“强盛不受制”。
到了贞观十七年(643)，不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对内政的考虑，都迫使太宗决心步隋朝的后尘——攻灭高句丽。在外部，高句丽作为地区霸权的影响持续增加，它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上攻击对唐朝友好的新罗，切断了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当太宗试图用外交手段劝阻高句丽攻击新罗时，高句丽拘押了唐朝的使节。实际上如果唐朝不进行干预的话，高句丽有可能会统一朝鲜半岛，到时候会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区域强权站在唐帝国的门口，而从东北进入华北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唐帝国在东北亚最首要的目标，是要保持各政权的分裂，更加要防范高句丽与契丹、突厥、靺鞨、日本的联合。就内部而言，唐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原先的太子李承乾因为造反的缘故被废黜，魏王李泰也被逐出长安，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或许在太宗看来，李治并不如自己那么英武，担心他不能驾驭自己死后的局面，那么在生前剪除李唐帝国潜在的敌人就变成了一个看似理智的选择。
太宗的战争计划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就包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但是大将李勣坚决支持。有了李勣的支持，太宗决定启动战争计划。贞观十八年(644)秋，唐朝大军开始往东北开拔，数百艘海船担任运送军粮的任务。稍后太宗自己也前往洛阳——洛阳比长安更适合指挥战争，隋炀帝和稍后的高宗在对高句丽作战时都把前往洛阳作为第一个步骤。在安史之乱前的数百年间，洛阳是帝国维护核心区域的军事堡垒。后来唐朝对洛阳的轻视造成的惨重后果，也佐证了唐帝国东西两京互为犄角的战略意义。高句丽跟突厥等游牧民族不同，擅长以坚城防守，所以后勤供应对战争胜利与否非常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太宗因为他曾跟随隋炀帝伐高句丽，诏他询问，郑元璹说：“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太宗说：“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唐太宗还是有信心能够取胜的。
在洛阳，太宗正式对高句丽宣战，宣战诏书将渊盖苏文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将其描述为弑君者，其对新罗的侵略也被唐朝当作发动战争的理由。太宗更宣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来鼓舞人心。唐朝人的爱国主义也表达得非常有血性。唐太宗对高句丽作战，有很多老百姓愿意私装从军，这些人因为家人曾经战死在高句丽，一心想要报仇。
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春天抵达东北前线，这时进入了最好的进攻的季节——雨季没有来，而天气也变得温暖。唐军兵分两路，太宗和李勣率唐军主力直扑辽东，而另一唐军名将张亮则率四万多唐军乘坐五百多艘船只从海路袭击高句丽的首都平壤——“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唐军的这次进攻比之前的隋朝军队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李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东），曜兵鸭绿江上。到了五月份，唐军修筑了一条横穿辽河沼泽的堤道，攻克了高句丽重镇辽东城，而之前隋军从未攻克该城。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唐朝大军在战略上还是犯了保守主义错误。当时任城王李道宗也是唐军的重要将领，李道宗跟李世民建议，希望能给他五千精兵突袭平壤。但唐太宗拒绝了他的建议，没有及时直扑平壤，而是纠结于辽阳西南的安市城，结果在坚城之下两个月毫无进展。唐军善于野战，极不善于攻城。当时有记载说唐朝军队在高句丽的地盘上安营扎寨，连警戒都不做，不挖沟，不筑墙，士兵们在别人的地盘上走来走去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因为战斗能力太强了，高句丽根本不敢派兵在开阔的地方野战。
虽然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迫使其投降，但是唐军还是未能在适宜作战的时节内攻下安市城，只好在严冬到来之前撤军。唐太宗懂得及时止损——如果再晚一点撤军，将真的有灭顶之灾。唐军撤离的时候十分艰难。因为辽东早寒，“草枯水冻”——草也没有，水也没有，马就等着饿死了。唐太宗先走，让李勣、江夏王李道宗率步骑四万殿后，回到辽东接着渡辽水。辽水有200里的沼泽，车马不通，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率一万人用草把道路给填起来；水深的地方就干脆把车赶进去，踩着车走，唐太宗自己也参加了劳动，十月才终于回到了出发地。这时又遇上暴风雪，很多士卒被冻死，太宗下令在道路两旁点起火，等到大军过来，让大家烤烤衣服。唐军撤走时，安市城守军“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在这场艰难的战争中，唐军的敌人除了高句丽的军队之外，还有东北恶劣的天气和自然条件。
此次征伐高句丽，攻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辽、盖、岩三州七万人加入唐朝户籍。在新城、建安、驻跸这三场大战中，斩首四万余级，二千多人战死，损失战马十之七八。太宗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攻占坚城，斩杀大量高句丽生力军，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这次战役中，任城王李道宗仍骁勇善战，另有一些新的将领崭露头角，尤其是薛仁贵。太宗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唐朝撤军后，高句丽更加傲慢，重新入侵新罗。百济也乘机袭取新罗二十余城，并且在其后数年中与唐中断往来。太宗则不断发动小规模进袭，以图让高句丽疲于应对，耽误农时，削弱其经济基础。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647—648)，太宗都曾派遣数万唐军侵扰高句丽。贞观二十二年(648)，薛万彻带领三万唐军乘坐战船进入鸭绿江，在今天辽宁丹东附近大败高句丽军。但是这些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太宗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将消灭高句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计划在贞观二十三年(649)以三十万大军彻底灭亡高句丽，但因太宗的突然去世，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
三 高句丽、百济的灭亡和日本的战败
夹在唐太宗和武则天两个光辉形象中间，而且在其死后李唐的政权沦入他人之手，高宗的形象向来被史书描述为平庸懦弱。不过，这显然并非事实，至少不是真相的全部。不论如何低估高宗的统治，有一点无法否认——在他的统治之下，唐朝的外交和军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唐朝的领土扩张和军事征服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的影响深入到中亚腹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唐帝国在东亚摧毁了强大的高句丽和它的盟友百济，并且彻底摧毁了日本干预大陆政治事务的野心。反而是在稍后的武则天统治时期，不但突厥复兴，唐朝在东北亚方向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完全无法跟高宗时代的盛景相比。
高宗即位初年，出于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的需要，对高句丽、百济不断联合靺鞨等攻击唐朝盟国新罗的行为采取绥靖政策，希望以外交手段调解。654年，新罗女王金真德卒，诏立其弟金春秋为新罗王。金春秋是坚定的亲唐派。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唐朝军队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攻击，企图围魏救赵，减缓新罗的压力。但是这一策略并无效果。655年，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连兵，入侵新罗北境，攻下了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高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攻打高句丽。营州都督是唐朝靠近高句丽边境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时苏定方只是左卫中郎将，级别并不高，后来他靠在战争当中不断积累经验，成了唐军最重要的统帅之一。五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程名振等人取得了一些战绩，烧毁高句丽边境的村落后，就撤军回来了。
图27 百济金铜大香炉。现藏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高61.4厘米，直径19厘米，重11.8千克，出土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一座古寺，约制作于六世纪，展现了相当辉煌的文明程度。
高句丽靠近亚洲大陆的部分易守难攻，隋文帝、炀帝、唐太宗屡屡发动攻击都没有达到效果。于是唐军采取了新的战略——从朝鲜半岛后方登陆，这种策略似乎非常像美军在一千三百年后在仁川的登陆。高宗劝谕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的诏书中还声称“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结果唐军并没有从辽东方向进攻，而是泛海偷袭。显庆五年(660)，唐高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数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渡海，但是这次的打击目标不是高句丽，而是百济。这次攻击非常突然、有效，达到了闪击的效果，百济军队来不及狙击唐军的登陆，在熊津口遭到了惨败。在迅速消灭百济军主力之后，唐军直扑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大田西），不到十天，唐军就将百济灭国，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可以说，唐军的渡海闪击让百济猝不及防，一周多的时间内其三十七郡、三百城都落入唐军和新罗之手。从立国到亡国，百济经历了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历经历史沧桑而不倒，居然十天之内就被唐军灭亡。
图28 定林寺五层石塔。位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原为百济王朝都城泗沘城。显庆五年(660)，唐军灭百济，在定林寺五层石塔上刻写了平定百济的内容。
图29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拓片。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记载了苏定方率军灭亡百济的情形。碑文将苏定方和历史上的韩信、霍去病相比，其中歌颂苏定方，“使持节神邱嵎夷马韩熊津□一十四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邢国公苏定方，叠远构于曾城，派长澜于委水，叶英图于武帐，标秀气于文昌，架李霍而不追，俯彭韩而高视。赵云一身之胆，勇冠三军；关羽万人之敌，声雄百代。”另外根据碑文，唐军俘获百济国王、太子、诸王、大首领等七百余人，收三十七州三百五十县，二十四万户，六百二十万人。
百济亡国之后，唐朝在其旧地设置了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唐朝为了纪念这次军事胜利，在现在的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南二里建立了一座纪功碑，铭文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之后唐朝大军撤回大陆，仅留下刘仁愿以数千人镇守百济府城。百济王室和贵族被带到长安，大量百济的遗民在唐朝做官，包括黑齿常之等后来成为唐军的重要将领。扶余义慈病死后，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允许其旧臣临丧，安葬在洛阳东吴孙皓和陈朝陈叔宝墓的旁边——他们都是分裂政权的末代君主。
唐军攻灭百济的速度太快，百济很多地方尚未来得及反应，战争就结束了，这样也带来了隐患——征服并不稳固。在苏定方大军撤退之后，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和僧人道琛率众据周留城复叛，并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迎接在那里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有了扶余丰做号召，百济各部纷纷响应，百济的叛军将刘仁愿的唐军团团围困在熊津府城内。
从百济灭亡开始，其复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年之久。唐军在百济被困之时，主力在大将苏定方的指挥下在辽东展开了对高句丽的大规模进攻，七月就已经攻至平壤城下，又一次久攻不下，只好撤军。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自请留守，高宗此时有些担心战争旷日持久，会引发国内危机，便诏令刘仁轨“一城不可独固”，带领所部兵将撤退到新罗，新罗如果接纳则屯守当地，如果不接纳，就渡海回国。刘仁轨则指出，既然高宗想吞灭高句丽，就要先诛百济，现在平壤大军回国，百济叛军又起，如果就此撤退，则百济不日就会复国，一切就前功尽弃了。于是刘仁轨带领所部唐军和新罗兵奔赴朝鲜半岛南部救援被围困的刘仁愿，而此时一个新的力量出现在了朝鲜半岛角逐的战场，这就是日本。
日本的出现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百济与日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他文化都通过百济传入日本。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也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还与日本皇族通婚，日本有名的桓武天皇就有百济王室的血统。同时，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
日本一方面将百济王子扶余丰送回百济，领导对唐军的抵抗运动，一方面也在积极筹备，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日本齐明天皇在显庆五年(660)就跟太子中大兄从内地的飞鸟京来到沿海的难波城，次年一月，又将最高指挥部迁到九州西岸，在跟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七月，齐明天皇去世，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八月，天智天皇下令组成援助百济的远征军；九月，派遣五千日军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唐朝这边也密切留意形势的发展，除了刘仁轨和刘仁愿的军队外，唐朝在龙朔三年(663)再次增派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一支唐军增援，受困之中的唐军军心大振。之前唐军已经在围困之中攻克了真砚城，打通了跟新罗的粮道。而百济一方则发生了内讧，扶余丰猜忌福信并且杀了他，百济内部力量遭到削弱。六月，日军毛野稚子等部近三万人登陆并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成功切断了唐军和新罗的联系。孙仁师部唐军抵达后，唐军确定了直接攻击百济抵抗势力中心周留城的战略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唐新联军将周留城外的军事据点一一拔除，百济和日军损失惨重。
周留城虽然三面被围，但是水路仍畅通，日军从海上沿着白江进行增援。八月二十七日，刘仁轨所部唐军与从海上抵达的日军在白江口遭遇，双方兵力相差不大，日军万余人，唐军七千人，日军舰船数百艘，而唐军一百七十艘。但是唐朝军队专业化、技术化水平很高，武器装备远超日军；而且唐军每年都在作战，很多是老兵，非日军可比，战斗结果可想而知。连续四战，日军损失了四百多艘战船，遭到大败，日军将领秦田来津等战死，百济王子夫余丰脱身逃往高句丽。
白江口战役结束后，百济复国无望，周留城中人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日军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撤军回国，“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这是中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唐朝军队非常专业化，而且军器、作战理论、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是日军不能相比的，此后大约一千年中，日本没有再尝试将势力扩展到亚洲大陆上来。百济灭亡之后，百济王族禅广（善光）留日本，其子孙在日本传承百济王统。这次战败也或多或少刺激了日本，对日本国内的改革以及跟中国更多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此后两百年中日本不断有高僧学者来到大陆学习唐朝文化。
对唐朝而言，百济的灭亡是为了最终灭亡高句丽所做的准备。百济灭亡之后，从战略上说，高句丽已经陷入了南北两线作战的泥淖，而唐军不必再穿过辽东漫长泥泞的陆路，可以更加容易地发动进攻。
乾封元年(666)，泉男生（原名“渊男生”，避唐高祖李渊讳而改）继为高句丽莫离支，高句丽统治阶级发生内乱，泉男生走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其子泉献诚向唐求援。唐王朝乘机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众出击高句丽，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侍御史贾言忠奉旨出使辽东，返回京城后高宗向他询问那里的军事情况，贾言忠说：“高丽必平。”高宗问：“卿何以知之？”贾言忠回答：“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人心离怨故也；先帝东征而不克者，高丽未有衅（破绽）也。今高藏（高句丽国王）微弱，权臣擅命，盖苏文死，男建（渊盖苏文次子）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倾心内附，为我乡导，彼之情伪，靡不知之。以陛下明圣，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不俟再举矣。且高丽连年饥馑，妖异屡降，人心危骇，其亡可翘足待也。”高宗又问：“辽东诸将孰贤？”贾言忠回答：“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高宗听后非常高兴。
李勣攻陷高句丽西边要塞新城，打开了通往平壤的大门。总章元年(668)，左武卫将军薛仁贵进兵金山，与高句丽大战，击败高句丽主力军，斩首五万余级。然后薛仁贵率精兵三千奔袭扶余城（在今吉林省松原市一带），杀伤敌方万余人，攻下扶余城。九月，唐朝的一系列胜利达到顶点。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李勣攻陷高句丽首都平壤，带着二十万俘虏（其中包括高句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句丽国王带到太宗墓前祭奠。唐朝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分高句丽五部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达到了战略目的，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计划要把高句丽郡县化，让其变成唐朝的一部分。所以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仪凤元年(676)，就被迫把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今辽宁辽阳）。此时武则天正忙于政治斗争，无暇理会朝鲜局势，放任新罗逐渐吞食百济和高句丽的旧地。
四 遗民、遣唐使和文化交流
高句丽和百济灭亡之后，其大量遗民进入大唐，大唐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容纳了这些遗民，并接纳他们中的精英在帝国的政治、军事、公共工程等领域担任重要的职务。唐朝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哪怕是对敌国的遗民也同样提供机会，只要足够努力、足够幸运，他们仍然能够跻身到统治阶级上层。出身高句丽、百济的唐朝名将就有泉献诚、高仙芝、黑齿常之等，其中高仙芝更是在玄宗时代领导了唐朝军队对中亚的远征，为捍卫大唐帝国的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在武则天上台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修建天枢的工程；百济遗民沙叱忠义长期在唐朝军队担任重要职务，不但频繁参与了对外作战，而且也参与了太子李重俊发动的政变；在玄宗政变上台以及开元早期政局中地位显赫的王毛仲也是高句丽人。另一方面，遗民也给唐代文化增加了新的元素，给大唐气象增添了新的亮色。唐朝宰相杨再思以擅长高句丽舞著称，而李白更有赞美高句丽文化的诗歌。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体的重要原因。开放性是中国文明能够持续这么多年屹立不倒，连绵不断生长的重要原因。一种文明不一定要强调它多有个性，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开放性——可以吸纳优秀的成分并不断地重组。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有不断的革新和变化，只有对外开放兼对内改革，文明才有活力，才能持续下去。
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王金法敏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大体上跟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新罗接受唐朝制度、文化极为广泛，其官制、都城建制都模仿唐朝，唐朝的文化典籍、佛教、唐诗也成为新罗文化的一部分，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新罗国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因此新罗也号称君子之国。新罗贵族屡屡派遣子弟来唐朝留学，开成五年(840)，仅一批回国的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就有一百零五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如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中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中韩两国流传。唐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韩国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朝的石刻造像在风格上十分相近。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此后，多有中国僧人冒万苦西行求法，得佛教之真传，中土也逐渐成为传法之中心。中国成为佛教的世界中心后，佛教东传之路并没有止步，又从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唐朝的高僧以佛教为载体把中国的文化传到东亚邻国，高句丽、日本遂常来中土求法，以唐代最为兴盛。其实早在南北朝时，就有新罗僧人来华求法，比如圆光先后经历南朝到隋朝，最后回到自己国家传法；隋代时有昙育等来到中土。虽然也有新罗僧人加入西行求法的队伍，比如义净记载的新罗僧人慧业、阿离耶跋摩、玄太、玄恪、慧轮等都曾在印度学习，但是朝鲜半岛的佛法主要仍传自中土：新罗僧人玄光曾跟随南岳慧思学习；玄奘的弟子中有众多新罗僧人，比如圆测、元晓、顺憬等；跟元晓一起来到长安的义湘曾跟随智俨学习，深得华严学的精髓；另有慈藏在贞观十二年(638)来到唐朝，贞观十七年(643)携《藏经》一部回国。到了唐代中后期，禅宗、密宗也逐渐传入朝鲜半岛。
九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居民在大唐沿海及内地经商。其商人所至，北起登州、莱州，南到江南，今山东、江苏海滨，并常常航行到日本。登州城有新罗馆，楚州、泗州有新罗坊，新罗坊就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朝鲜半岛居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所贡献。现在中国仍然有非常多韩国留学生和韩国商人。唐朝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中国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罗的船只也时时往来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由于新罗与唐朝民间交往密切，甚至产生了像张保皋(790—846)这样纵横东海的人物。张保皋出生于新罗清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的一个平民家庭，曾在唐朝徐州任“武宁军小将”，擅长战技。张保皋以兵力扫荡海盗，确保新罗的安全与制海权，打击贩卖新罗人口到大陆为奴的活动，使清海镇成为新罗的贸易要地，被封为“清海镇大使”。张保皋还在今天的山东荣成修建了赤山法华院。日本高僧圆仁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西渡求法时，自839年起先后三次客居赤山法华院，得当地官吏、居民和法华院僧侣之助，西去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这些事迹均记录在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随着势力的增长，张保皋试图干预新罗朝政，结果在内斗中死去。晚唐诗人杜牧写有《张保皋传》，赞扬张保皋的功绩。
在中国佛法的传布途径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日本，至今佛教在日本依然非常昌盛。日本佛教最早或由百济传入，佛法在日本初兴，由于对西来宗教的态度不同，朝臣贵族开始分裂，引发两党政争，以至于在585年敏达天皇下敕禁止佛教，两年后用明天皇解禁。推古天皇元年(593)，圣德太子摄政，奖励佛法，调和日本本土宗教、儒家和佛教三派，日本佛教由此奠定。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等人入隋，之后日本敕遣僧人入华学佛运动正式展开。到了唐代，日本僧人来华求法达到顶峰。举凡庙宇建筑、僧伽组织等，均取法于唐人。如日本国分寺之设立，就是模仿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日本东大寺之大佛，也是取法唐白马阪大像；奈良时代(710—794)的古京六宗，全是传自中土。齐明天皇时(655—662)，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教于玄奘，其后又有日本僧人智通、智达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华严法藏的弟子中也有日本僧人审祥。
平安朝入唐求法之风极盛，日本僧人归国携去经典极多，为一特色。被称为“入唐八大家”的日本僧人，都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比如最澄带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多系天台章疏；空海则带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多系密宗典籍；其他如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也都带回大量佛教典籍。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与旧京贵族势力和佛教宗派拉开距离，同时也大力资助僧人往中土求取新的佛法。在这种背景下，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来到唐土，回去之后提倡天台圆顿之旨，批评南都六宗。最澄在日本佛教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号传教大师。与最澄并称的，是著名的日本僧人空海，他与最澄一起来到唐朝，但是学习的方向不同。空海在长安青龙寺跟随慧果学习，慧果授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兼从天竺般若三藏（唐时密教僧人、翻译家）学习悉昙文。空海回国后大力宣扬密宗，被称为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创金刚峰寺，至今都是日本真言宗最有名的道场。自空海和最澄入唐求法之后，日本佛教的局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空海更赋予了日本皇权新的意涵，在日本政治和思想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30 空海像。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必须指出的是，佛法东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积极的迎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佛教高僧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末法精神，希望能够把佛光传播到新的土地上去。东渡传法的中国僧人中最有名的是鉴真(688—763)，他曾前后七次东渡日本，跟随的僧人多达十余位，最终于天宝十三载(754)到达日本，那时他已双目失明，年近七旬了。日本人号之为东征和尚。日本有本书叫《唐大和尚东征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就出自鉴真的故事。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也介绍了过去。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及卢舍那佛，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宝字三年(759)创建的。
除了佛教，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建筑、历法等方面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和塑造。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整个唐代，日本前后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都挑选博通经史、娴习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五百九十四人。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他们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药、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日本人非常善于学习，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受唐朝的直接影响，日本东京至今还有调布市。其后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依照唐制而成。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日本朝臣真人（相当于唐朝户部尚书）粟田来唐，武则天宴于麟德殿。玄宗初年，粟田再次来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副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朝衡又作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居唐朝京师数十年，与诗人王维、李白交往颇深，王维、李白都有诗作赠别晁衡。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这种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正仓院现存的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唐代文物，见证了唐代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唐末时，中国已依靠这种影响力把日本牢固地纳入其文化圈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