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宗的统治时期，唐朝全面进入上升期。对外，攻灭高句丽、百济，把日本排除在东亚大陆政治之外；经营中亚领地，树立唐朝的权威地位，保障丝路贸易的繁荣；大唐使臣王玄策甚至攻灭了中天竺。内部，经济繁荣，政治局势稳定。但是夹在唐太宗和武则天两个光彩夺目的人物之间，高宗的贡献和作为往往被遮蔽了。
一 李勣：从草莽英雄到太子之师
李勣(594—669)作为与李靖齐名的唐前期名将，其政治性比李靖要强很多。尤其是到了晚年，他作为晋王李治的王府长史，长期辅佐李治，被深深卷入太宗后期与高宗前期的政治斗争中。
李勣比李世民大四岁，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今属河南滑县），属于典型的山东豪杰。他本名徐世勣，字茂公。在小说里他被称为徐茂公，形象有点像诸葛亮或刘伯温——摇羽毛扇那一类的军师型人物，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是一方统帅。李勣和李靖的出身完全不同。李靖是将门子弟，小时候往来的是杨素、牛弘这样的高官权贵；而李勣出身低微，但是有钱，属于富而不贵。据史载，李勣小时候“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这种侠义之心可以说贯穿其一生。他这样自评：“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二十为大将”并不算夸张，李世民二十岁时已经统帅一方军马了。《旧唐书》史臣比较李勣和李靖两人时也说：“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藩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卫公将家子，绰有渭阳之风。临戎出师，凛然威断。位重能避，功成益谦。铭之鼎钟，何惭耿、邓。美哉！”还是强调了李勣慷慨好施的个性。
隋末内战中，李勣是瓦岗寨的重要将领，最初跟随翟让击败齐郡通守张须陀，后与王伯当推举李密为主。李密以奇计败王世充于洛水之上，又攻克黎阳，开仓赈济灾民，由此壮大。李密和翟让内讧时误伤了李勣，此后一直心不自安，留下了心结。后来李密被王世充击败，而李勣军力仍在，固守黎阳。于是就有人劝说李密前往黎阳，但是李密心存疑虑，最后选择投降李唐。此时李密原来的地盘——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被李勣掌控了。后来李勣也投靠了李唐，他把百姓的户籍都整理成册，派人送到长安交给李密，让李密自己献给李唐。此举让李渊等人非常赏识，诏授李勣为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不久又封他为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李密死后，李勣上表唐高祖请求收葬李密，“勣服衰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朝野义之”。
李勣后辅佐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窦建德，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李勣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完成凯旋仪式。李勣又从太宗破刘黑闼、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李勣保持中立。太宗即位后，拜李勣并州都督。此后李勣离开首都长安，长期在并州经营，开始跟晋王李治关系密切。当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李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勣在并州一共工作了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贞观十五年(641)，李勣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还没来得及到京城上任就去了战场，大破薛延陀。当时李勣突发重病，药方说要须灰，太宗就自己剪了胡须给李勣和药。李勣非常感动，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李勣最重要的身份是晋王李治的长史，在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更担任了太子詹事兼左卫率的职务，是李治的头号家臣。太宗曾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
贞观十八年(644)，在李勣的支持下，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李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贞观二十二年(648)，李勣担任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复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病危，跟李治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就把李勣贬为叠州（治今甘肃迭部县）都督。高宗即位，当月就将李勣召回，并封他为洛州刺史，很快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没过多久又任命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元年(650)，李勣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四年(653)，册拜司空。
李勣也是两次入选凌烟阁的功臣。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已经做过一次；高宗上台，又命人画像，并且亲自撰写赞辞。高宗对李勣是超规格礼遇。显庆三年(658)，李勣跟随唐高宗去洛阳，在路上得了病，高宗亲自到病床边去探访。麟德初年，唐高宗决定东封泰山，尽管李勣年纪很大了，还是由他来当封禅大使主持大事。李勣的老家在滑州，他的姐姐早寡，住在他家旧宅，皇后武则天亲自登门拜访他的姐姐，送她衣服，封她为东平郡君。还有一次，李勣坠马伤了脚，唐高宗特别紧张，把自己的御马赐给了李勣。
图32 三梁进德冠。李勣墓出土，现藏昭陵博物馆。此帽为御赐之物。李勣临终时说：“惟加朝服一付，死倘有知，望着此服以见先帝。”进德冠分为三梁、两梁、一梁，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用三梁。此三梁进德冠用鎏金铜叶和皮革制成，顶部有三道鎏金铜梁。
李勣在暮年以高龄征讨高句丽，几个月内攻克平壤城，俘虏了高句丽王高藏和贵族泉男建、泉男产，把高句丽的多座城并为州县，整军凯旋，达到了人生第二个高峰。
李勣与军中文士关系密切，留下很多趣谈。比如担任他辽东道总管记室的元万顷。将军郭待封率水军奔袭平壤，李勣让冯师本运送粮草。但是冯师本因为船坏了，没能如期抵达。郭待封军中饥窘，想写信给李勣求援，又怕信落到高句丽手里，让敌军知其虚实，就作了一首离合诗送给李勣。李勣一看，大怒，说：“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元万顷为李勣解释了诗的含义，李勣派人重新送粮食给郭待封。这其实就是早期的密码了。元万顷作《檄高丽文》，文中有一句“不知守鸭绿之险”，说高句丽真是蠢，不知守鸭绿江之险。泉男建报曰：“谨闻命矣！”立马移兵死守鸭绿津，结果唐军渡江就遭遇了困难。因为泄露军事机密，高宗把元万顷流放到了岭南。元万顷后来有机会重返朝廷，是武则天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武则天临朝，担任凤阁侍郎，因为跟李勣的孙子徐敬业关系好，后来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元万顷遂被流放岭南而死。
郭正一曾担任李勣征辽管记，李勣凯旋回国后曾说：“此段行，我录郭正一可笑事，虽满十卷，犹未能尽。”尽管如此，跟随李勣的这段经历，对郭正一的仕途很有帮助。后来郭正一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颍川县男。而且他执政时间很长，明习故事，文辞诏敕，多出其手，可以说是高宗时期的重要宰相。武则天上台后被杀。郭正一最“可笑”的事情，被同时代人张鷟记载在《朝野佥载》里：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唐代官府征用有前科的人担任负责缉捕的小吏）脊烂求贼（此句指不良慑于完不成搜捕任务会遭到杖脊之刑，因此苦苦追寻案犯），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卫。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这个故事在张鷟看来很好笑，但如果从高句丽人的角度看，或许就是一个爱国或爱情故事。
李勣从平壤回国当年就病重去世，享年七十六岁，为唐高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时，高宗已从十几岁的少年成长为青年君主——在某种意义上，高宗是李勣看着长大的。李勣死后哀荣备至。高宗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下葬的那一天，高宗亲自来到未央古城，在城楼上为他设祭，远远地看到送葬的队伍和运送遗体的柳车，失声痛哭。皇太子亲自跟着送葬队伍到目的地去，文武百官也都送到固城西北。李勣的坟仿照汉朝卫青、霍去病的规格，被做成了阴山、铁山、乌德鞬山的形状，来表彰他击破突厥、薛延陀、高句丽之功。
李勣神道碑是现存唯一一座皇帝御制御书的石碑。此碑碑头篆刻“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武公碑”，全碑32行，3 200多字，书法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碑的规模来说，此碑高665厘米，下宽180厘米，厚54厘米。与尉迟敬德碑比较一下，就知道李勣的待遇如何——尉迟敬德碑高445厘米，下宽150厘米，厚53厘米。要知道，在凌烟阁功臣排序中尉迟敬德可是排在李勣前面的，但是尉迟敬德碑比李勣碑低了两米多，高度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二。
李勣慷慨大方，为人豪气，朋友众多。他把战胜后所得的金帛全都给了将士。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等都喜欢去他家玩，在卧室里跟他畅谈，大家说闲话可以谈到疲倦。唐代人很看重面相，李勣选将首先选面相丰厚的，有人问他缘故，他说：“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他推荐过很多人，包括戴胄，其中多人都做到了宰相，因此当时人都认为李勣有知人之鉴。平王世充的时候，曾经一起在瓦岗寨的故友单雄信被依例处死，李勣百般求情不成，在临刑的最后一刻，李勣对着单雄信大哭，在自己大腿上割了一块肉，让单雄信吃，说：“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临死前他不愿意看医生，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在回光返照的时候说：“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等到他死后，闻者莫不凄怆。
李勣活得比他儿子还久，他的孙子徐敬业接续家族事业。当武则天想篡夺李唐皇位的时候，徐敬业举兵叛乱，以失败告终。某种意义上说，李勣家族也算是对李唐尽忠职守了。
二 长孙无忌倒台和高宗亲政
高宗前期的两场政治风波都与权臣长孙无忌有关。太宗去世后，长孙无忌作为顾命大臣，和褚遂良共同辅佐高宗。在高宗统治前期，太宗朝的文臣武将都纷纷凋零，但长孙无忌依旧健硕，他的资历在当时已无人能比，可谓权倾朝野。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结构下，权臣是很难当的，在古代的政治哲学中，要想保全自己，往往需要温和持中的态度。当权力达到顶峰时，权臣要么取代皇帝建立新的王朝，比如杨坚代北周而建隋；要么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被重新夺回权力的君主赶出政治中心。后者的结局非常惨，常常是身死家灭，比如长孙无忌从权倾朝野到被流放不过十年时间，真可谓诸法无常。
高宗在历史上的形象一向以软弱著称，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高宗即位时不过二十岁出头，却能在短短几年之后就扳倒了权臣长孙无忌；在他比太宗还长十年的统治期间，唐朝对外战争更加顺利，灭掉了唐太宗没能攻灭的高句丽；对内统治平稳，从高宗上台到去世的三十多年间，史书记载很简单，甚至有的年份没有什么内容——这不是帝王的平庸，而是普通人民之福。大家往往认为高宗是被武则天蒙蔽，才导致长孙无忌这样的忠臣被赶出朝廷甚至最后死于非命。但在这件事背后，高宗真的像小白兔一样无辜吗？事实并非如此，高宗才是长孙无忌倒台的主导者。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628)，五年(631)被封为晋王，七年(633)遥授并州大都督。贞观十七年(643)，皇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亦以罪黜，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计议，立晋王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崩，李治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当时朝廷大权都在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而褚遂良依附于长孙无忌，可谓亦步亦趋。此时高宗最重要的旧部、唐朝名将李勣已被赶出京城，到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去做都督。
从高宗上台后紧凑地发布的人事任命也可以看出他在努力保持权力的制衡。六月辛巳日，高宗任命叠州都督、英国公李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于洛阳宫留守；两天后，又诏令司徒、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过了几天，又任命特进、英国公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样，李勣在半个月内从叠州都督跃升权力中枢，在此时的唐朝的中枢决策部门内，论资历，只有李勣可以跟长孙无忌相提并论。
以往的研究通常把长孙无忌等人视为“关陇集团”的代表，而与之对立的李勣则被描述为“山东豪杰”；实际上，李勣最重要的身份是李治的头号家臣。除了李勣，反对长孙无忌的李义府也是李治的晋王府和东宫旧部。李义府在李治为晋王时就侍奉其左右，在李治当太子之后，立刻被擢升为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其说他们反对长孙无忌，不如说他们在支持自己的府主李治。
图33 唐彩绘持锄男俑。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李治的晋王府和东宫旧部还包括许敬宗。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今杭州富阳）人，父亲是隋朝礼部侍郎许善心。许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江都之难时，他的父亲被宇文化及所害，许敬宗辗转流亡，后来投靠了李密，李密让他当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同为管记。因为很有才华，太宗也知道了他这号人物，召他到秦王府任学士。贞观八年(634)，许敬宗担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就升为中书舍人。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去世，百官缞绖。在这种庄严的场合，许敬宗因见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而哈哈大笑，被御史弹劾，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一直等到高宗成为皇太子，才被召回任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伐高句丽，皇太子在定州监国，由许敬宗与高士廉辅佐太子，共知机要。太宗大破高句丽于驻跸山，许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采甚丽，太宗大为赞赏。后来许敬宗和李义府都做了宰相。
高宗即位之初，位置并不稳固，而且天公不作美，连续发生了地震。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在今天山西地区发生剧烈地震，“河东地震，晋州尤甚，坏庐舍，压死者五千余人”。有地震专家对这次地震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当时的地震烈度可达9度，震级可达7级。主震发生之后，当地还发生了若干次余震，余震持续两年多，而最后一次可能属于晚期强余震。当时的震中是在今天的临汾。这场地震发生在太宗去世、高宗即位的同一年，地点又在李治作皇子时的本封之地晋州，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预示着对天子权威的挑战，给高宗造成了很大困扰和尴尬。
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侍中张行成曰：“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将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本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伏愿深思远虑，以杜其萌。”
张行成认为，地震发生在晋州，正是上天对高宗的告诫，并且引用中古时代流行的地震为阴胜阳、下谋上的征兆这一观点，提醒高宗预防“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永徽四年(653)，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清除了原先的魏王党，也巩固了自己权臣的地位。宗室里面包括唐太宗第三子、深有威望的吴王李恪，有资历的荆王李元景以及三位驸马均被赐死；名将中薛万彻等伏诛，江夏王李道宗、执失思力等被流放，当时有分量的贵戚武将几乎都被清洗。吴王李恪的家族在武则天上台后坚定地站在武则天一边，他的儿子成王李千里是少数没有被武则天诛杀的皇室子弟。这是高宗登基后第一次政治风波。
这时的高宗在其亲舅长孙无忌等人的裹挟下，根本无法发挥作为君主的权威，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经过这些顾命大臣的同意，甚至包括立谁为太子。永徽三年(652)，长孙无忌等人“固请”立李忠为皇太子，这是高宗不能忍受的。
武则天的崛起，正好为这两大政治势力决战提供了一个契机。高宗想封自己喜欢而又有才干的武则天为皇后，但是这类大事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无法做成。为了讨好长孙无忌，高宗甚至携武则天亲自登门拜访，寻求支持，但是遭到了拒绝。武则天的母亲、出自隋杨宗室的杨氏登门拜访也没能打动同为西北军事贵族的长孙无忌。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次去劝请，长孙无忌很不给面子，甚至大声呵斥他。
永徽六年(655)九月，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进谏，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后，这次争执更加激化了高宗和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深具威望的李勣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许敬宗在朝堂对大臣们讲：“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旧老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何事，妄生异议。”在李勣等旧部支持下，李治强硬地立武则天为皇后，并且将褚遂良贬逐，十月便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高宗又追赠武则天的父亲，故工部尚书、应国公、赠并州都督武士彟为司空；十二月，遣礼部尚书、高阳县男许敬宗每日待诏于武德殿西门。随着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高宗的突围出现了豁口，历史的走向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更立皇后风波平息后，武则天的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李治的旧部李义府等人被任命为宰相，而长孙无忌等权臣开始被排斥出统治集团。很多人会以为李义府和许敬宗是奸臣，其实在这种情形下，高宗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做晋王和太子时的旧僚佐们。对高宗来说他们才是忠臣，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显庆四年(659)，许敬宗已经跻身宰相队伍，就找了个理由控告长孙无忌，称有个叫李巢的监察御史好像要跟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让许敬宗去审理这件案子。许敬宗说长孙无忌谋反证据确凿，这时高宗说了一番话：“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遂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万姓。”随后夺去了长孙无忌的官爵，将他流放到黔州。长孙无忌的儿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一道除名，流放到岭外。同年秋七月，普州刺史李义府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许敬宗与李义府联手，派遣大理正袁公瑜去黔州重新审理长孙无忌的谋反案，结果袁公瑜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而死，还抄了他的家。长孙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哀之。很多年后，上元元年(674)，优诏追复长孙无忌官爵，特令长孙无忌之孙长孙延主齐献公之祀。
我们看到，在支持高宗、扳倒长孙无忌的过程中，都是高宗的旧部在扮演重要角色。高宗和自己旧部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比如薛元超(623—685)。在薛元超小时候，唐太宗就特别喜欢他，因此他从小就跟李治关系很好。薛元超二十一岁就担任李治的太子通事舍人。高宗即位后，二十六岁的薛元超担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与上官仪同入阁供奉，后来做到了宰相。在他的墓志中记述了高宗跟他的一段聊天。高宗回顾人间盛衰之事，不觉凄然，对他说：“我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胡子还没长出来，你就开始辅佐我了，你那时候也没现在的长胡子。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原来的那些良臣名将并作灰土，现在只剩下了你跟我了。”那些高宗心目中的良臣名将，至少应该包括李勣吧，也应该包括许敬宗。
三 武则天与高宗的恋情及登上政治舞台
从一个在波谲云诡的宫廷中幸存下来的小女孩，到二十多岁得到高宗的爱情而跻身政治舞台，武则天的人生经历是千百年来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对关陇贵族的垄断地位的挑战。但实际上，武则天不仅认同关陇贵族，还对自己出身关陇非常自豪。她并非出身普通家庭，她的家庭环境从开始就奠定了她将来跻身政治舞台的基础。她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都最终反映在她后来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武家属于山西地方的望族。父亲叫武士彟，做过木材商人，隋末在隋朝军队担任鹰扬府队正这样的低级军官。唐高祖李渊跟他有些交情，在太原起兵前多次到访武士彟家，“行军于汾、晋，每休止其家”。武士彟跟随李渊于太原起兵，属于太原元从功臣，为唐朝建立立下功勋。唐朝建立以后，他先后担任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等重要职务，后被封为应国公。因为武士彟曾在利州做都督，所以一直有观点认为武则天出生于四川广元。武士彟“才器详敏，少有大节，及长，深沉多大略，每读书，见扶主立忠之事，未尝不三复研寻，尝以慷慨扬名为志”。武则天的文采很好，可能就是受武士彟好读书的影响。
武士彟在妻子去世后，经高祖李渊牵线，续娶了杨家的女儿——这个女儿出嫁时已经四十岁出头了——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自隋杨皇室的支脉，为隋朝大臣杨达的女儿。杨氏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这一基因可能延续到了武则天身上，她活到八十二岁，如果不是被政变影响了健康，可能活得更久）。武则天当上皇帝建立武周政权后，为其母亲立碑，有《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又称《望凤台碑记》）传世。在碑文中，杨氏是一个博学、聪明有大志的女性形象：“明诗习礼”“阅史披图”“学标天纵”，很有见识和格调。
尝题一简，密记贞心。置以缄滕，藏之屋壁，云“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指此立身，期之必遂。后因修宅，匠者得之，恭王见而叹曰：“此隆家之女矣。”
称赞她的恭王就是武则天的外公杨达。杨达在隋朝担任过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杨达是重要的主持者。垂拱二年(686)，武则天追封他为郑恭王。杨达和哥哥杨雄都是隋文帝的族子。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封杨雄为广平王、右卫大将军。隋炀帝进封他为观王，担任雍州牧、司徒等职务。杨雄和杨达都参与了隋炀帝对高句丽的远征，而且都在大业八年(611)病死于途中。杨雄的长子杨恭仁是武则天母亲的堂兄，也是唐初重要的宰执大臣，唐高祖时期担任过吏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封观国公；李世民上台后，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扬州大府都督长史。贞观五年(631)，杨恭仁升为洛州都督，此后一直担任此官职直到贞观十三年(639)去世。
由此可见，武则天出身并不普通，亲戚中有亲王、有宰相，甚至和隋杨皇室、李唐皇室血脉相连。她对洛阳有感情，也是其来有自：她的外公杨达就是当年主持营建东都洛阳的人，堂舅杨恭仁在贞观年间担任洛阳最高军政长官八年。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去世，因此有一次增补后宫妃嫔的机会。有资格入宫的，一定是贵族家的女儿，而且要符合唐太宗的要求。按照当时的说法，要有“才貌”——有才，还要长得漂亮。这次增补的不止一位，至少从史料中，我们知道有两位：一位是徐惠，湖州人，非常有才华，她的外甥徐坚是后来有名的文人；另外一位就是武则天，唐太宗给她取名“武媚”。如果对比一下徐惠和武媚的话，就会发现武媚在太宗后宫发展得很不成功。入宫时，徐惠十一岁，武媚十三岁，两人年龄相仿，但武则天一直到唐太宗去世，还只是一个五品的才人，而徐惠已经晋升为贤妃，是正一品。
可以说，唐太宗明显更喜欢徐妃，而武则天则需要太宗的“欣赏”，她晚年跟大臣吹嘘时讲了一个故事：“太宗有名马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刺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武则天虽然没能收获太宗的青眼，但幸运地得到了高宗的爱慕。
武则天比高宗李治大四岁。长孙皇后死的时候，李治才八九岁，就住在宫中，很有可能在那时就已经碰到过十来岁的武则天。贞观二十年(646)以后，高宗就住在太宗隔壁的东宫，很多传统史料都暗示，他们在当时就有了男女关系——“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唐高宗对武则天的感情并不是一天产生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恋母情结。
图34 唐鎏金花卉鸂鶒纹银耳杯。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松松發文物资料君 摄）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按照惯例，无子的妃嫔出家为尼，住在感业寺。在唐代，短暂的出家不足为奇，很多公主都有出过家的经历。其间武则天非常想念李治，写下了《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诗写得奇绝而且感情真挚。大意是：我想你想得快色盲了，红的都看成绿的了。你若不信，看看我石榴裙的泪痕。李白有一首《长相思》：“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相比之下，李白这首诗的韵味都显得略逊一筹。
永徽元年(650)五月，李治在感业寺再次遇见了武则天，“武氏泣”，“上亦潸然”。这时候李治的皇后王氏正跟萧良娣争宠，很多史料暗示，是王皇后把武则天召回宫中，希望武则天能够分一部分萧良娣的恩宠。不过她低估了武则天的实力，也低估了二十七岁的武则天对李治的影响力。很快，形势就变为王皇后和萧良娣合起来对付武则天了，“良娣、王皇后协心谋之，递相谮毁”。至于武则天什么时候回的宫，众说纷纭，比如司马光认为是654年。事实明确的是，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李弘出生于652年。武则天和李治的复合，很可能早在651年就发生了。
最后武则天击败了王皇后和萧良娣，在永徽六年(655)成为皇后。之前高宗就已立她为宸妃——这是一个特别为武则天创立的头衔。毫无疑问，武则天是一个“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诡变不穷”的人，心狠手辣、残忍且手段灵活，这些特质从她再次进入宫廷后就展示了出来。王皇后及其母亲对宫人非常傲慢，但是武则天对这些人“必款结之”。甚至有的史书暗示，武则天杀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嫁祸给王皇后。但这些记载充满猜测，没法坐实。等到武则天做了皇后以后，更加残忍地对待王皇后和萧良娣，甚至截去她们的手足，投于酒瓮中，曰：“令此二妪骨醉！”两人数日而死。据说萧良娣曾诅咒：“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所以官方史书记载武则天下诏六宫不许养猫。
武则天的心狠让她在皇权体制里如鱼得水，但最为重要的是，她得到了李治一如既往的信任甚至纵容。她的权力来自李治，她也是李治一生中最信任的人。李治做了三十多年皇帝，始终没有转移过对武则天的信任，也没有别的女人能够挑战武则天的地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悼念文字，长达五千多字，而且明确表示自己死后要跟李治合葬。其实如果武则天只活五六十岁，就没有后面篡夺李唐建立周朝的事情了。问题是她活了八十多岁，一步步走上了皇位。武则天先后为父子两代帝王之嫔妃一事历来为大家津津乐道，这可能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唐朝的风气比较开放。朱熹就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四 王玄策出使天竺及中印关系的嬗变
唐朝和印度的关系，在高宗时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唐朝的政治、对外关系、思想信仰都非常重要。
在东汉后期，发生了一件大事——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佛教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及信仰世界造成了很大冲击，对中国人的生死观、节日，甚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中国本来的宇宙观在佛教传入后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国人此前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传来的新知识则认为印度处于中心而中国是边鄙之地。在佛教的宇宙观中，总共有四大部洲，人类住在南瞻部洲（《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住在东胜神洲），而南瞻部洲的中心在中印度。中国在南瞻部洲的东北方，叫摩诃支那国。到了近代，因为日本人不愿意称中国为“中国”，便用“支那”代替，这个词就变成贬义了。在最初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支那”这个词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贬义。
五印度中的“Madhyadesa”被译为“中国”，许多早期佛教文献所谓的“中国”并非中华之中国，而是Madhyadesa。后代之学者不了解其中的思想背景，就会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清代四库馆臣对东晋《法显传》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但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认为印度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处在边地的这种观念非常流行。三国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已经把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Kapilavastu)描述为天地的中央。晋僧慧严亦认为中天竺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能叫“大夏”，只能称“东夏”。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山录》时还被坚持，其将洛阳视为震旦的中心，而天地的中心在印度。在唐代，关于印度和洛阳孰为世界中心，学者进行了持续争论，成为非常热门的学术问题，当时像义净、玄奘都参与到讨论里面。当然，学术问题背后不止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有着激烈的思想、政治的交锋。谁是宇宙的中心，涉及谁的文化、政治传统更具有权威性的问题。持本土立场的学者，比如李淳风，对佛教宇宙观大加批判，他极力论证华夏居天地之中，指责佛教对天地的论述“怪诞不可知”。在面对各种新来的理论体系时，唐人也没有新的知识或理论体系去与之辩解，李淳风的观点已经代表了中国本土官方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对宇宙观的认识，但他也只能说佛教的宇宙观“怪诞不可知”。唐人在当时世界上应该是知识最为丰富、思想体系最复杂的，但认知还是很有限，不可能知道地球是圆的。不要觉得古人很荒诞很愚昧，他们也只是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储备和逻辑思维罢了。
以印度为世界的中心这种观点流行后，中国人，尤其是佛教徒产生了一种身处边缘的焦虑感和文化上的自卑感。当中国人和佛教徒这两种身份认同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在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僧人选择了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天竺求取佛经。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无不对此作出贡献，因为他们都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生在边地而焦虑。跟法显一起去印度求法的僧人，很多都留在了印度不回来。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战乱，生灵涂炭，而印度相对来说处于和平时期；另一方面，很多佛教徒觉得印度佛教文化水准更高。这些僧人到了印度之后，都千方百计去佛经里提到的圣地朝圣，比如佛祖讲经的耆阇崛山(Gdhrakūa)。耆阇崛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伽陀国王舍城之东北。耆阇崛山在当时高僧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山朝圣。高宗上元二年(675)至则天光宅元年(684)，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曾与无行同游鹫岭（即耆阇崛山），又在王舍城赋诗述怀，写下了《杂言》《在西国怀王舍城》等诗，其中《杂言》即作于耆阇崛山，其词有云：“观化祇山顶，流睇古王城”，“七宝仙台亡旧迹，四彩天花绝雨声”。此外，当玄奘归国时，其在印度的师友也劝说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国处于边地。
统一的唐朝是一种世界主义文明，它以一种开放融合的心态，形成了一种超乎民族主义之上的自豪感，这使得唐朝人很容易就能打破种种以前在思想上的禁锢。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印度作为佛教母国的印象，在一个大唐使臣到达天竺之后被彻底打碎——这种变化甚至影响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这个使臣就是王玄策。
太宗贞观十五年(641)，中印度摩伽陀国戒日王派遣使节到达唐廷，唐朝与天竺开始官方交往。唐朝派遣云骑尉梁怀璥出使中天竺，受到了戒日王的热情接待。梁怀璥的官衔比较低，可能是来往中印之间的商人，只是挂个官衔充当使节。两年后，唐朝正式派遣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担任使节访问摩伽陀国。李义表的副手王玄策之前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而是在今天广西地方担任县令。此后王玄策数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一书。今天此书的部分内容可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其卷二四引《西域行传》记载的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同年十二月，李义表和王玄策到达摩伽陀国，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抵达王舍城。王玄策等人登上耆阇崛山，并且勒石为铭，其辞有云：“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在佛祖讲法处勒石纪念，言辞却用“出震”“龙飞”“光宅”等带有中国本土天人感应思想的字眼，也算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返回长安之后，李义表向李世民报告说，东天竺不流行佛教，当地君主对中原的道教很感兴趣，请求将《老子》翻译成梵文带到印度。当时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了，李世民一听很高兴，觉得是文化输出的好时机。贞观二十年(646)七月，李世民诏命玄奘翻译《道德经》。这件事确实是做了，但翻译好的《道德经》有没有拿到印度去，在印度有没有流行过就不知道了。
贞观二十一年(647)，此时已经升任右卫率府长史的王玄策担任使节再次出使摩伽陀国，其副手是蒋师仁。这次他们选择穿越吐蕃和泥婆罗进入印度——吐蕃的松赞干布已经跟唐朝结亲，交通也打开了。但是在王玄策使团抵达摩伽陀国时，戒日王去世了，大臣阿罗那顺篡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阿罗那顺袭击了使团，王玄策和蒋师仁逃到吐蕃，向松赞干布求援。松赞干布出于扩张势力的考虑，派出一千二百名吐蕃士兵，而跟吐蕃关系良好的泥婆罗因为更靠近印度，所以派出了七千人。“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王玄策随后带领俘虏，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回到长安，向太宗献俘，被授予朝散大夫的散官官衔。
在当时唐朝的君臣看来，攻灭中印度不是一件大事，甚至都没有给王玄策更高的奖励。当时王玄策只有三十岁出头，此次扬威域外并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升迁。实际上王玄策的个人仕途并不顺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虽有大功，但是总在关键的时候站错队。比如在龙朔二年(662)高宗召开的关于佛教僧尼是否应拜君亲的讨论中，王玄策反对拜君亲，而且引用自己在印度的见闻加以论证。最后朝廷的决议跟他的意见相反，要求僧尼致拜君亲。
图35 唐摩竭纹金花银盘。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哈达沟门窖藏出土，现藏内蒙古博物院。（动脉影 摄）
唐太宗之死也很可能与王玄策出使西域有关。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突然去世，根据史料判断，很可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而亡。在此前一年，王玄策借吐蕃兵大破中印度，所携俘虏中有一个叫那罗迩娑婆（或作那骡尔裟寐，Narayamavamin）的婆罗门僧，自称两百岁，可造长生药。于是太宗让他为自己造延年之药，吃过之后未见奇效，反而加剧了病情，最终病死。太宗服食婆罗门僧所合之药而死，此系丑闻，所以朝廷也未追究。不过王玄策则可能因为推荐那罗迩娑婆导致皇帝死亡而受到牵连，尽管他出使天竺建立了功勋，这可能是他仕途一直蹒跚不前的另一个原因。高宗也曾请胡僧卢伽阿溢多合长年药，但是在高宗服食之前被宰相郝处俊阻止，郝处俊即援引太宗被长年药毒死之事劝诫高宗。所谓“卢伽阿溢多”，是路伽耶陀(Lokayata)的异译，应该是顺世论的信徒，跟密宗有密切关系，后来密宗流行中国，其来有自。太宗、高宗等中土君主持续派人往天竺取长生药，构成了古代中印文明交流的一道独特风景。高僧玄照西行求法路上，就曾在北印度撞见唐朝使臣引印度术士前往唐朝。
不管怎么说，王玄策在佛土的军事胜利，还是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贞观二十二年(648)，也就是在王玄策带领俘虏回到长安的这一年，玄奘翻译完成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唐太宗亲自撰写序文《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因此上表感谢，在谢表中，玄奘毫不犹豫地将太宗描述为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并且歌颂他“给园(Jetavana Vihara)精舍并入提封，贝叶灵文咸归册府”，也就是说太宗居然把佛祖讲法之地都纳入统治范围，把神圣的佛经也纳入大唐的内府。玄奘又进一步回忆了自己“往因振锡，聊谒崛山，经途万里”的经历，歌颂太宗的伟大功德。玄奘是佛教徒，但是他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唐朝著名的学者吕才，也如玄奘一样，深受鼓舞，认为“三千法界，亦共沐于皇风”，大唐的雄风“故令五印度国，改荒服于藳街；十八韦陀，译梵文于秘府”。
永徽五年(654)春，印度僧人法长(Dharmavardhana)返回印度，玄奘写信给中印度摩伽陀国三藏智光法师(J?ānaprabha)，信中赞颂了唐朝皇帝治国有方而又能推行佛教，有“轮王之慈”；而且唐朝佛教“亦不异室罗筏（Srāvasti，即舍卫国）誓多林（Jetavana，即祗树给孤独园，为佛陀说法处）之化”——玄奘认为，这时唐朝的佛教跟印度的情形已无高下之别了。
印度高僧、酋长、商人大量来到唐朝，在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促进了两个伟大文明的交融。在武则天上台的过程中，天竺僧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歌颂武则天的《大云经疏》和《宝雨经》里，天竺僧人和贵族占了最大的比例。在医学和天文学上，印度移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来自印度，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其一家四代在唐代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还于开元六年(718)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其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中土历法精确的数据。可以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也促进了整个东方文化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