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唐高祖、太宗时代一样，高宗时代朝廷的政治斗争也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武则天的四个儿子依次被立为储君，各皇子背后的政治力量互相倾轧，给武则天提供了掌控全局的契机。以往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武则天提倡科举，催生了一批科举官僚，他们取代了世家大族的部分地位，产生了阶级的升降。但实际上当时参加科举的人很少，官员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对贵族政治的系统性改革要等到唐玄宗上台时才发生。
一 武则天儿子李弘名字的玄机
作为武则天的长子和高宗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李弘的早逝给当时的宫廷政治蒙上了一层新的迷雾。这层迷雾自唐代就有了，在司马光、欧阳修的推波助澜下变得更加厚重。李弘到底是怎么死的，相关记载充满了阴谋论，很多资料都在暗示是他的母亲谋杀了他。
李弘是武则天的长子，但是对唐高宗李治来说，他只是第五个儿子。李弘出生于永徽三年(652)，他的出生时间证明武则天至少在永徽元年或二年（650或651）就跟李治再次相逢了，李弘是他们的爱情结晶。显庆元年(656)，李弘四岁，随着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高宗立李弘为太子。李弘是武则天奠定自己政治地位的重要筹码——只有亲生儿子被立为太子，母亲的皇后宝座才得以彻底巩固。这可以说是武则天的一次政治胜利。
史籍中的李弘是个充满仁爱思想的人。比如他跟郭瑜读《春秋左氏传》，读到楚国世子商臣弑楚成王的故事，觉得不忍，就停学《春秋》而改读《礼记》。高宗征伐辽东，老百姓的负担很重，有士兵从前线逃走。按照唐律，这些逃走的士兵家属会受到牵连，李弘就向高宗请愿，希望“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唐代前期关中地区粮食短缺时，皇帝往往会带着大臣百姓去东都洛阳度过荒年，叫“就食东都”。咸亨二年(671)，大旱，关中饥乏，高宗和武则天就食东都，李弘留守长安。李弘查看士兵的口粮，发现有人吃榆皮、莲子，就让自己的属官拿出米来给他们吃。
李弘也像其他的太子一样，积极组织和资助文化学术活动。他和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等编纂了五百卷的大型类书《瑶山玉彩》，获得高宗的赞赏。他的婚姻实际上挺不幸的。他最初要娶杨思俭的女儿，可是出了意外——杨思俭的女儿被武则天飞扬跋扈的外甥贺兰敏之强奸了。李弘最后娶了将军裴居道的女儿，据说裴氏非常贤惠，甚有妇礼。高宗也很欣慰，跟大臣们讲：“东宫内政，吾无忧矣。”
李弘死于上元二年(675)，死时才二十四岁，年纪很轻。宋人编纂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开始把李弘的死和武则天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武则天毒死了李弘。其实《旧唐书》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只是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被幽禁于掖庭（皇宫旁舍，其作用之一为关押罪臣之女），李弘见到她们后感到意外和不忍，就奏请允许她们出嫁。《旧唐书》记载此事，主要是想描述李弘的仁慈。但是在欧阳修他们修撰的《新唐书》中，李弘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武则天，所以失爱于母后。“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酖薨”，被武则天毒死了。《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新唐书一样，认为李弘仁孝谦谨、中外属心，因为义阳、宣城二公主出降一事与武则天产生矛盾，所以李弘之死，“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其实司马光对此将信将疑：“《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
说武则天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一种“倒放电影”式的解释，并不可信。这实际上把武则天妖魔化了，仅从她在李弘死后的悼念之举，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失去爱子的母亲的伤痛。武则天权力欲望膨胀、想着要当皇帝是很久以后的事，尤其是她丈夫去世之后。人在政治的漩涡里面，走一步是一步，被局势所绑架。李弘被毒死的各种解释都是建立在以武则天登基称帝为基点再反推回来的逻辑下，而这种逻辑并不可靠。武则天活了八十岁，在唐代非常少见。假设武则天只活到六十岁，其实就没有当皇帝的事情了，她在史书中或许会是非常正面的皇太后形象。
相比之下，史料中对于李弘身体不好的记述更为明确。比如《旧唐书》就记载：“是时戴至德、张文瓘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李弘身体非常不好，平时连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都没有，所有的事情都由戴至德、张文瓘、萧德昭这些人帮忙处理。李弘去世后，高宗所下《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也说李弘“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意思是李弘自从被立为太子就得了严重的痨病。痨病可能是肺结核，这种在现代也很棘手的病，在唐代几乎是绝症。李弘死后，其父母给予了他最高的政治待遇，也反映了对他的感情。比如按照天子之礼安葬他，谥为“孝敬皇帝”，葬于缑氏县景山之恭陵。高宗亲自为他创作了一篇《孝敬皇帝睿德记》，并亲自书写在石碑上，树于陵侧。在文中，高宗描述了抢救李弘的过程，但是“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最终李弘还是去世了。武则天也非常悲痛，“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
武则天对李弘的去世可以说是耿耿于怀。敦煌文献中的御制《一切道经序》里记载，武则天难掩悲痛，“拂虚帐而摧心，俯空筵而咽泪，兴言鞠育，感通堪胜”——这是一个正常母亲的丧子之痛，看着儿子昔日居处空荡荡的样子，心如刀绞，悲伤难胜。一直到长寿元年(692)，武则天还因为李弘没有子嗣，让李旦把儿子李隆基过继给李弘。一段时间里，李隆基是作为李弘的继承人存在于唐朝的官方政治秩序里面的。他虽然是李旦的孩子，但是被武则天视为李弘的继承人，不过非常巧，后来李隆基真的就当了皇帝。从文献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位母亲的悲伤，她的种种举动都能说明这一点。我们也看不到李弘的去世能给武则天带来什么政治好处，她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来达到树立权威的目的；如果这样做，反而还会让她背上政治道德的压力。
其实，李弘的出生、被立为太子一直被视为应谶，彻底巩固了武则天的政治地位。李弘的名字就能说明武则天和李治对这个儿子寄托了多大的希望。
“李弘”这两个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不过是个普通名字，回到中古时期，这个名字却代表着一种传统深厚的政治理念。简单地说，李弘就是道教的救世主，而李唐皇室自认是道教教主李耳的后裔。李弘，按照当时的信仰，就是注定要来拯救百姓，开启理想时代的君主，他的名字代表着真命天子，他是注定要继承唐朝的皇位的，李弘才是武则天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很多宗教都有救世主或者弥赛亚(Messiah)的理念，除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系宗教以救世主观念为人所知以外，佛教的弥勒(Maitreya)、琐罗亚斯德教的沙西安(Saoshyant)、道教的李弘也都属于这样的信仰。刚兴起的道教并非无中生有地建构了一套末世劫难的救赎思想体系，是佛典的译入为道教建构理论提供了思想来源。《太上洞渊神咒经》便是如此取径佛典劫灾观念而造出的，也是最早预测李弘出世的文献。南北朝到隋唐，打着李弘旗号争夺天下的人很多。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注意到在隋末农民起义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主要的二十九个叛乱或者起义领袖当中，有九个姓李。北魏时有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寇谦之，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当然，李唐皇室也打出了这一旗号。
李唐皇室不但强调他们与道教教主的血缘关系，也直接利用“李弘”作为先知的号召力。敦煌文献中P.3233、P.2444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末题：“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太子于灵应观写。”当时的太子正是李弘，抄写此经无非是为了表明李弘是道教经典里已经明文写出来的继承人，是应谶当王。这是唐代官方操作的符合当时政治理论的宣传活动，居然能流传到敦煌这种边疆地区，可以想象当时全国是怎样的情况。
前面我们讨论了贞观十七年(643)李承乾被废黜，李治被立为新的太子。当年秋八月，凉州刺史李袭誉奏称在昌松县鸿池谷发现青质白文的瑞石五块，上面出现了李治的名字：“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书。”太宗派人祭祀，认为这是李治是合法继承人的证据。所谓“李元王八十年”，即指李渊冥寿八十，其于贞观九年崩，享年七十一岁，至贞观十七年(643)正好八十岁。利用谶纬思想为政治服务，是中古时期的重要特色，这是当时最有效最系统的政治理论。
图41 P.3233《洞渊神咒经》。敦煌藏经洞所出，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题记云：“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李弘）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暕。”
知道了“李弘”这个名字的意涵，就明白了武则天和高宗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多少期待。可惜李弘身体羸弱，四岁时差点夭折，玄奘还为他祈福。高宗专门为他建立了西明寺和东明观。西明寺实际上是唐前期长安最重要的寺院，规模宏大，方圆数里，“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由此也可以一窥高宗和武则天对李弘的溺爱，而李弘为了感谢父母，在洛阳也修建了敬爱寺。
综合来看，李弘应该是自然死亡，并没有太多的阴谋在里面。武则天虽然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但是她的野心是一点点膨胀起来的，过分黑化她并不合适，毕竟在李弘的时代她也并没有太多违反人性的做法。从众多文献的字里行间还是能读出来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的。我们不能否认在龌龊黑暗的政治里面，还有一丝丝人性的光辉和温暖。
二 章怀太子与《黄台瓜辞》
提到章怀太子李贤(655—684)，大家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他陵墓里的壁画和以他的名义创造的《黄台瓜辞》。
李贤的人生并不平凡，做过太子，在高宗朝的政治斗争中跌宕起伏，最终死于非命。他死时三十岁，二十二年后，他的灵柩才从巴州运回了长安，陪葬在乾陵。唐睿宗上台后，于景云二年(711)重开墓室将李贤与夫人房氏合葬。睿宗似乎跟李贤的关系比较好，所以追赠这位哥哥为章怀太子——在他活着的时候，从未被称作章怀太子，这一点很多电视剧都犯了错误。但此时墓室不能再重新改造了，所以睿宗在壁画上做了一些手脚，添了两个侏儒。这是唐代的一种政治待遇，是达到太子级别或其以上才能有的符号。所以这个墓的规格只有亲王级别，甚至比永泰公主墓的规模还小。
李贤的一生命途多舛，甚至死后也不得安宁，墓葬被盗，陪葬品被洗劫。值得庆幸的是，墓室壁画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壁画都是精品，代表了唐代较高水准的绘画技艺。其中《打马球图》《狩猎出行图》《客使图》《观鸟捕蝉图》极为精彩，最为大家称道，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信息。《狩猎出行图》描绘的是侍卫们骑着马跟着李贤出去打猎的场景，非常壮观。有的侍卫的马鞍后还蹲坐着猎豹和猞猁。猞猁这种动物比猫大很多，耳朵尖尖的，长得很可爱，实际上很凶猛，在唐代是用来打猎的。《狩猎出行图》中一位身穿深蓝色圆领窄袖衫、马鞍为红色的骑行者，很可能就是墓主李贤，但很可惜的是他的脑袋被盗墓贼铲掉了。《客使图》描绘了三位外国使臣，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东罗马帝国、新罗和靺鞨。唐文明具有世界主义的特征，跟其他的文明交往很多，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东罗马帝国也有使者到唐朝来。唐朝跟外来文明交流的密度和强度超出我们想象。《打马球图》反映了唐代马球运动的流行。马球或起源于波斯，兴盛于唐朝，除了娱乐之外，还具有军事训练色彩。唐代阎宽《温汤御球赋》云：“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意思是马球实际上是用来训练作战技巧，武功因为运动才得以保存。
《全唐诗》卷六收李贤诗一首，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黄台瓜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这首诗被认为是李贤劝谏母亲武则天所作，其实很可能是中唐时期的李泌创作的。当时肃宗赐死了自己儿子建宁王李倓，李泌为了保护广平王李俶（也就是后来的唐代宗），警示肃宗不要再次“摘瓜”，给肃宗念了这首诗。此前大家甚至不知道有这首诗存在，肃宗自己也不知道，听闻后大惊，道：“公安得有是言！”
章怀太子是高宗第六子。上元二年(675)，在李弘去世后被立为太子。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贤从小就显示出贤明的一面，容止端雅，熟读经书，深为高宗所嗟赏。他从二十岁开始做太子，做储君的时间大概有七八年，其间的表现也很不错。高宗令其监国，李贤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获得了高宗的褒奖。而且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组织了一批学者注释范晔《后汉书》，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均参与其中，这些注释条文至今还是研究《后汉书》的重要史料。王先谦称赞“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评价非常高。研究汉朝是隋唐时代的显学，从隋朝太子杨勇、唐朝太子李承乾到章怀太子李贤都是如此。汉朝是唐朝之前唯一长期存在的统一王朝，是唐朝人看待历史和自己的重要维度，他们希望能从汉朝的历史里吸取教训，找到治国的方略。这也是唐代学问非常重要的特点。
李贤倒台的源头是和武则天失和。实际上仅根据史料我们也读不出具体的原因，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细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又幼稚，有的时候“政见不合”这类笼统的字眼很难解释清楚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多少政治斗争真的是因为双方政见歧异造成的呢？很多时候政治斗争只是因为个人利益，甚至是因意气之争而引起的。李贤与武则天产生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是明崇俨的被杀。明崇俨这个人并非无名之辈，他的家族以学问著称，他自己容貌俊秀，风姿神异，尤其精通数术占相。明崇俨屡屡以神道参与朝政，颇有效果，甚至帮助高宗治疗风疾，高宗和武则天都很信任他。他给高宗诸子相面，认为李贤不堪继统，英王李显“状类太宗”，而相王李旦面相最贵（明崇俨自己是李旦旧僚佐，担任过王府文学）。这样的说法让李贤很尴尬和惶恐，武则天可能也对此将信将疑，因而对李贤颇为苛刻。母子关系自此变得紧张，甚至传出了李贤不是武则天亲生儿子，而是韩国夫人（武则天姐姐）儿子的谣言。
调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679），高宗和武则天宠信的明崇俨在家里被刺杀，轰动一时。《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记载了此事：“俨独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张鷟认为是明崇俨整天捣鼓鬼神之术，操纵鬼魂为自己所用，最终被鬼所杀。但当时武则天怀疑是李贤干的。
图42 《侍女侏儒图》。章怀太子墓壁画，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史书还记载李贤有同性恋倾向。《资治通鉴》说李贤“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武则天派人抓了赵道生，结果他因为害怕告发了太子，“发其阴谋事”。高宗下诏令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审讯此案，他们从东宫马坊中搜得数百副黑甲，将这些作为李贤造反的证据。最后审理的结果是把李贤集团的重要成员一锅端掉：张大安被贬为普州刺史，刘讷言被流放于振州，被牵连者有十余人，那些黑甲被焚毁于天津桥。李贤被废为庶人，后迁往巴州，退出政治舞台。684年，唐朝中央政府发生动荡，高宗去世，中宗即位又很快被废黜，武则天临朝。远在巴州的李贤也被波及。武则天让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去巴州看管李贤，防止他被人利用，然而李贤却死了。《旧唐书》认为是丘神勣逼迫李贤自杀；李贤的墓志只暗示其死于非命，没有说明到底是如何死的；也有人认为李贤是因为担惊受怕自杀而死。李贤死后，武则天因不想背上杀子恶名，举哀于显福门，追封其为雍王。几个月后，英国公李敬业以太子李贤为号召，在骆宾王等支持下率先在扬州起事。这说明武则天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
其实在每一次政治变局的波涛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浮在水面的很少部分人，很多小人物虽隐匿在波涛之下，但命运都在随之浮沉。凑巧有些人的墓志被发现，可以让我们窥见一些相关信息。李贤做亲王时期有一个叫韦愔的下属，《韦愔墓志》记：
咸亨二年，（韦愔）授雍王（李贤）府兵曹参军。……（雍王立为皇太子后）爰以藩邸旧僚，入为储宫官属，授太子通事舍人，兼知典膳局事。……（雍王被废）乃出为光州乐安县令。……纡骥足而临下邑，曲牛刀而割小鲜。
作为雍王的僚佐，韦愔的命运便自然地与雍王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还有雍王府参军韦承庆：
图43 《狩猎出行图》（局部）。章怀太子墓壁画，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二十四，随牒授雍王府参军。累迁王府功曹参军。……属朱邸升储，黄离应象。妙求端士，高步春闺。拜太子通事舍人，累迁太子文学司议郎。……寻以戾园爨起，新城祸作……凡在旧僚，咸从贬黜。乃随例授湖州乌程县令。
他跟韦愔一样倒霉，太子倒台后就被发配到了今天的湖州。
中宗和睿宗对待李贤的态度完全不同。中宗仅仅以亲王级别安葬李贤，而睿宗追封其为章怀太子，算是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待遇。二人给章怀太子的儿子李守礼的待遇也不一样。中宗仅仅授予李守礼光禄卿同正员的官职；睿宗进封其为邠王，还命其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遥领单于大都护和诸州刺史等高位。看上去睿宗跟自己的二哥关系比较好。有一个原因是，李守礼跟睿宗的孩子是一起在宫里长大的，感情本来就好。
李贤的倒台，除了武则天之外，还有别的政治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自仪凤四年（是年六月改元，679）五月，明崇俨被刺杀时起，武后就已决定废黜李贤。但是她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进行了细致的布置。次年，也就是永隆元年(680)四月戊辰，“黄门侍郎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三个人中崔知温是英王（李显）府司马，王德真是相王（李旦）府司马，裴炎则是王德真的外甥。这样宰相的结构就发生了不利于太子李贤的变化，这也正是武后能够废黜李贤的重要原因。在审理李贤的案子中，裴炎发挥了主要作用。
唐太宗曾形容夺储之争是“文武之官，各有讬附；亲戚之内，互为朋党”。正是鉴于以前兄弟相残的教训，唐高宗对于皇子之间的勾心斗角十分敏感，想尽一切办法防范。《唐才子传》卷一《王勃》条记：“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当时李贤很喜欢王勃，王勃写了篇文章叫《檄英王鸡》——替老二李贤写文章讨伐老三李显的鸡。高宗因为这篇文章很生气，把他赶出了李贤府。从种种迹象看，李贤与李显两个人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
三 李淳风和袁天纲的预言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未来的预言，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对预言所描述的美好世界的憧憬里。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希望能够预测未来的走势，不论是经济、社会的走势，还是家国、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们不能从现代科学理性的角度来揣测古人。阴阳五行在唐代是很系统的一门学问。其根本性质是从人类社会外部寻找人类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律，将宇宙运行的迹象和家国命运的起伏联系在一起。“人副天数”——人类世界是天命秩序的反映，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政治思想。比如天文星占是中古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并不是为农耕服务，而是预测王朝运数，影响政治起伏。几乎每一部官方史书中都有系统的天文志。这种系统的知识一般被统治阶级所垄断，秘而不传。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已经点出天象对君主的意义。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依据就在于木星、土星、火星每516.33年会相聚一次。这些推测都建立在当时人的知识逻辑上，实际上不在于我们信不信，而在于司马迁和孟子信不信，如果他们相信的话，那么就会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五星、四星、三星汇聚被视为强烈的革命征兆，直到唐代依然对政治宣传和实践产生影响。
从汉代到隋唐，存在一个绵延近千年的儒家神学主义传统。在董仲舒、郑玄等人的推动下，整个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出现神学化的特点，为君主独裁提供了最好的精神武器和理论自信，将后者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归结于天——超乎人类世界之上的、代表最高和必然趋势的力量。唐代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影响仍在。仔细阅读代表官方立场的《五经正义》就会发现，唐代官方学者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依然不脱这种宇宙观的影响，比如孔颖达等人在该书中引用了大量谶纬之说。
如果孔颖达等儒家学者还不具备说服力，我们再看看当时其他类型的学者，比如吕才、李淳风等，他们以“技术”著称，被认为掌握着当时最高的关于天地自然的知识。不论从他们的著作还是活动来看，其知识主体依然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儒学思想或者术数知识。至于像魏徵、李延寿这些史家，或者张说、陈子昂这些文人，其议论、叙述也无不渗透祥瑞灾异之观念。《隋书·经籍志》将谶纬之书系于儒经之下，可见其认为谶纬之学是儒家学说的一部分，至少可以补充六经之缺，那些将《隋书》的作者魏徵拔高为儒家典范的观点，很可能是脱离了当时的知识和思想语境，被后世或者当代学者想象和构建起来的。
唐朝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天文星占的官员队伍，大家熟悉的李淳风就曾领导过唐帝国的星占历法工作。李淳风二十五岁就进入太史局，工作了四十年一直到去世，先后服务过唐太宗跟唐高宗。也许因为他领导工作时间过长，慢慢就被符号化成神秘主义的代表。在汉唐时代，这些术士对政治的影响超出我们的想象。唐前期有很多政治事件，尤其是激烈的政治变动，都受到了天文预测的影响，比如李淳风的前前任太史令傅奕在玄武门之变前几天，观察到太白星两次在白天出现，就去秘奏唐高祖——不是告密，而是正常的工作汇报。这个天象推动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政变后，李世民还专门找傅奕谈话，说你差点害死我，不过也认可了傅奕的专业水平，希望他继续给自己提供咨询服务。
李淳风的上一任太史令是薛颐，是个道士，水平也很高，《旧唐书》有传。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薛颐就私下告诉他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贞观年间李世民曾计划去泰山封禅，薛颐查看天相后劝止了李世民。大约贞观十七年(643)前后，薛颐退居二线，又做了道士。李淳风接替薛颐担任太史令。李淳风每次观望天象后，太宗都让薛颐按自己的办法也观测一遍并将结果上奏朝廷，两人的观测结果大多一致。过了两三年，薛颐死了，李淳风成了唐朝天文、历法、星占方面的最高权威。
李淳风(602—670)，岐州雍县人。他是世家子弟，从小博览群书，是当时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精通天文、历算、阴阳学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知识水平。李淳风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是《推背图》的作者。他写过很多专业书籍，比如《乙巳占》。此外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
根据《旧唐书·李淳风传》的记载，贞观年间流传过一个预言性质的文本叫《秘记》，书中说：“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三世恰好就是高宗李治。贞观二十二年(648)，根据天文测算，出现了太白昼现的天象。李世民也许就是在这一年听取太史令李淳风的汇报。李淳风预测应谶之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李世民计划把疑似的人都杀掉，遭到李淳风劝阻，认为“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李淳风所言“王者不死”，是说“王者”是天命赋予的神圣统治者，是杀不死的。如果真的杀了他，就会生出新的更年轻、危害更大的人，所以劝唐太宗不要滥杀无辜。李淳风《乙巳占》：“天数建时，政不以类，则太白经天昼见，国易政，四夷内侵，中国乱，失道者乱亡矣。”这倒是符合李淳风一贯的预测逻辑。
图44 《敦煌星图》（甲本）。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星图，大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705—710)。文字部分出现了“臣淳风言”，说明该星图受到李淳风的影响，或者李淳风参与了这个星图较早版本的制作。
同年将军李君羡被杀，让这件事蒙上了新的迷雾。李君羡是洺州武安人，早年参加瓦岗起义，效忠李密；李密兵败后，归顺王世充，授骠骑将军；后跟随秦叔宝归附唐朝，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一定会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前后获得宫女、马牛、黄金、杂彩等赏赐不可胜数。可以说李君羡跟着李世民南征北讨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宗即位，封他为武连县公，驻防玄武门。玄武门在唐前期的政治里面非常重要，可见李君羡很受太宗的信任。
有一次唐太宗在宫里跟大家喝酒，说起了各自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小名是“五娘子”。太宗一听心里一惊，但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大笑说：“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当时因太白频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让太宗很敏感。恰好李君羡小名“五娘子”，爵位为“武连县公”，职务是“左武卫将军”，又驻防玄武门，太宗因此对李君羡深感厌恶，将他调到外地去了，贞观二十二年又下诏杀了他。
武则天上台后，李君羡的家属到京城申冤，于是在李君羡去世大概四十年后，武则天恢复了他的官爵，以礼改葬。武则天的这些操作显然是在操弄舆论，将李君羡被杀描述为替自己挡刀，也就更加佐证了自己当皇帝的神圣性。这一故事颇类似“灭秦者胡”“李氏将兴”。秦始皇把“灭秦者胡”理解成匈奴，就去修筑长城，攻打匈奴；后来有人解释“灭秦者胡”的“胡”指的不是匈奴，而是胡亥。在隋朝“李氏将兴”的预言流传得特广，隋炀帝很讨厌这种说法。《隋书》中记载隋炀帝曾梦见洪水冲击大兴城，醒来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正好当时开国功臣李穆有个孙子叫李敏，小名叫“洪儿”，隋炀帝就找了个借口将其杀了。后来到了唐朝，有人认为洪水指的应是李渊。实际上任何政治谶言都至少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它的历史渊源；第二部分便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它会不断被不同的政治集团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造。这就形成了非常凑巧的故事，就像李君羡事件一样。本来都过去四十年了，没人再提了，到了武则天当皇帝，事情就又被扒拉出来，武则天一看，这么好的素材我怎么能放过。
唐朝前期还有一位占相大师叫袁天纲。成都的天宫院把李淳风和袁天纲放在一起祭祀，实际上并不合适。李淳风是天文世家出身，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不但著作等身，而且长期担任技术流高官；而袁天纲比李淳风大二十多岁，主要是帮人看相。袁天纲(573—645)是成都人，以相面、断吉凶著称。找他看过相的大臣很多，包括杜淹、王珪、韦挺、窦轨等。这些人跟李世民说袁天纲算命准，所以贞观六年到八年，太宗曾短暂将其召到长安，但很快就将他外放火井县任县令。袁天纲始终没有进入中央。
在官方史书中，袁天纲也给武则天算过命。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于贞观初年授任利州都督，全家于是随迁蜀中。大概是这个原因，让袁天纲有机会给武士彟的家人算命。《新唐书》记载：“袁天纲见其母，曰：‘夫人法生贵子。’乃见二子元庆、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见韩国夫人，曰：‘此女贵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见，绐以男，天纲视其步与目，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旧唐书·方伎列传》中记载，袁天纲还转到侧面看武则天，吃惊地说：“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推背图》据说是李淳风所作，内含60幅图画，每一幅图配以一卦象一谶一颂，基本上依照《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分述李世民之后的中国以及世界的命运，被认为是一本奇书。历史上对《推背图》最早的记载，出自南宋岳珂（岳飞之孙）所写的《桯史》：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倅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己验之外，皆紊其次第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李淳风的专业水平很高，对未来国家命运的预测算到了几千年以后。他所留下的东西不断流传，到五代，在政治上掀起了很多波澜。宋代，老百姓拿着这些东西自己解释，想要干预政治，让官府很头疼。皇帝最后想出了个主意，伪造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流传出去，于是假假真真，鱼目混珠，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了。
四 给高宗看病的东罗马医生
683年冬天，在位三十四年的高宗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专制政体里，最高统治者的健康永远是国家的机密，这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若非特殊情况不会向外公布。原本大家其实并不知道高宗得病了，但这一年十一月丙戌这一天，高宗已经病入膏肓，便下诏取消原定的第二年封禅嵩山的计划，并且命太子监国，以宰相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兼东宫平章事。诏书一下，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大臣肯定已经有所猜测了。此时，高宗头痛难忍，并且眼睛也看不见了，已经不能接见大臣，宰相们都无法觐见，只有武则天陪在身边。对自己的病，高宗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鸣鹤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案，请刺头出血，认为可以治愈高宗之疾。史料中对这一本来在密室之内发生的事情记载得活灵活现，说武则天在帘中大怒，呵斥道：“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秦鸣鹤叩头请命。有的史料还揣测，武则天不希望高宗能痊愈——当然这都是妄加揣测，不符合人情。但是高宗支持秦鸣鹤的治疗方案，说：“但刺之，未必不佳。”于是秦鸣鹤针刺高宗百会、脑户二穴，居然真的有效果，高宗马上就看到东西了。武则天“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根据文献记载，高宗的病属于“风疾”，临床症状包括头痛眩晕、抽搐痉挛、步履不稳，甚至突然晕厥、半身不遂等。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明确记载患有此症的包括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宣宗。这似乎是很复杂的一种病，但具体是什么病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是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僵化等，可能跟饮食没有节制、喝酒纵欲有关。但是很难让人相信，唐代三十多岁的人会患有这些疾病，毕竟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是二十世纪才广泛出现的现象。再说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头痛目眩是轻微的，不会像高宗那么痛苦。也有人认为高宗得的是一种美尼尔氏病，也称内耳眩晕症。这种病的临床症状包括眩晕、视力模糊等，倒很符合高宗的情况，毕竟高宗因为头痛、失明对武则天特别依赖。
从日本学者桑原陟藏开始，就有很多学者指出，给高宗治病的这位秦鸣鹤是一位来自东罗马的医生。玄宗时期有个叫杜环的人，在怛罗斯之战中被阿拉伯人俘虏，在巴格达等地辗转一圈又回到唐朝。他把自己那些离奇的经历和见闻写在了《经行记》里，这本书就记载：“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中世纪欧洲流行放血疗法，而且最初操作放血的都是基督教神职人员，一直到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才准许非神职人员为病人放血治疗。医疗是景教传教的重要手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记载“病者疗而起之”。这个秦鸣鹤以秦为姓，也从侧面印证他来自大秦（东罗马）。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异端分支，叫聂斯托利派，在叙利亚有分支机构。后来景教的传教士一路东行来到长安，并且在长安建立教堂，很多大臣都参与其中。这实在是文化奇迹。
历史上接受放血治疗的人很多，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这种疗法在西方流行了两千年，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等就开始支持这种疗法。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在病重之际采用了放血疗法，不过似乎不很成功，华盛顿最后由于放了太多血而死于失血休克。
为了治病，李治生前可能还服用过一种东罗马传来的药丸“底也伽”(Therica)。《旧唐书·拂菻传》记载，拂菻“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据学者考证，这是一种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李治特别热衷炼丹术，孙思邈、叶法善都是他的咨询对象。但是底也伽不是丹药，而是将多种药品粉碎混合再用蜂蜜调合而成的药丸，又称威尼斯蜜。这种药因为含有鸦片成分，所以对治疗头痛、眩晕、耳聋有一定效果。高宗主政时曾颁布了世界上第一本国家级药典《新修本草》，其中就记载了这种药：“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也有人说，《唐本草》著录的这味药味道苦辛，应该是经过了印度的改造，以印度眼科医术为中介传入中国。毕竟这种药最早被叫作威尼斯蜜，很可能是甜的。有学者说应该是后来受印度的影响，里面加了蛇胆，味道就变苦了。胡人把这种药贩卖到中国时都当作珍品售卖，所以价格很高。《唐本草》说它的药效不错，高宗用后疗效怎样就不知道了。不过从高宗治病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文明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对外来文明是开放包容的姿态。
图45 高昌景教寺院壁画。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这幅壁画宽约70厘米，高约63厘米，描绘了一群手持棕榈枝的信徒簇拥着一位牧师。羽田亨认为这描述的是圣枝节(Palm Sunday)，即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天，人们欢迎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场景。左边较大的人物是耶稣，右边分别是彼得、约翰和抹大拉的玛利亚。
秦鸣鹤的医术最终只是缓解了高宗的痛苦，并没有挽救高宗的生命。十一月丁未这一天，百官最后一次在洛阳天津桥南见到了皇帝。十二月己酉日，高宗下诏改永淳二年(683)为弘道元年，大赦天下。
上欲亲御则天门楼，气逆不能上马，遂召百姓于殿前宣之。礼毕，上问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上曰：“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
高宗说如果能延长我一两个月的寿命，让我能回到长安，我就死而无憾了。唐人对长安有一种特殊的眷恋，“长安不见使人愁”，高宗在死前还是想念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当晚，他召宰相裴炎入宫受遗诏辅政，崩于贞观殿，时年五十六岁。
宣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武则天跟唐高宗实际上是有真感情的，官方的文字虽然已经湮灭很多，但有些读来还是感人。高宗去世时武则天已经六十岁了。她亲自撰写了哀册文，文辞感人：“瞻白云而茹泣，望苍野而摧心。怆游冠之日远，哀坠剑之年深。泪有变于湘竹，恨方缠于谷林。念兹孤幼，哽咽荒襟，肠与肝而共断，忧与痛而相寻。”并且根据高宗的遗愿，将其归葬长安。这件事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之一便是陈子昂，但武则天还是遵循了高宗的遗愿。高宗的陵墓选在长安城西北的梁山，八卦中乾位在西北，所以高宗陵寝被称为乾陵。乾陵前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一块是武则天的无字碑，一块是高宗的“述圣碑”。高宗统治的三十多年，知人善用，提拔一大批名臣良将，为大唐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家底。在制度建设上，他进一步巩固了科举制，并且编修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法典《永徽律》。
唐高宗统治的三十多年在史书中显得有点平淡，实际上平淡的岁月对老百姓才是最好的，说明当时确实是盛世。唐高宗为后来大唐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家底，所以玄宗才能在经过武周革命反复的政治动荡后，再度恢复李唐荣光。很可惜的是，因为武则天后来的上台，唐高宗在后世的评价里被刻意描述为昏君。在唐高宗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武则天只是辅佐者，其实高宗留下的班底基本上都不支持武则天，百官中宰相与军队各司其职，谁也没想到会有集团的斗争，每个人仅仅是扮演自己的角色。武则天自己也没想到会走上皇帝的宝座，一切实际上都是权力的碰撞和巧合。
五 武则天真的能操纵高宗吗？
我们很容易根据后来武则天篡唐建周的情况，质疑高宗为什么不制约武则天——虽然高宗对其死后的政治权力格局已经进行了精心的安排。这其实都是我们的上帝视角在作怪。大家试想一下，高宗和武则天是夫妻，相濡以沫几十年，高宗为什么要制约武则天呢？在高宗去世的那天晚上，他深夜急诏裴炎进宫交代后事，他们会谈什么呢？是告诉裴炎要警惕武则天篡唐，还是把孤儿寡母托付给裴炎等执政大臣？当时武则天已经六十岁上下了，谁能料到她居然活到八十多岁？谁能料到这个老太太将来还要当皇帝？
武则天真的能操纵高宗吗？并不能。高宗活着的时候，几乎一切的大事都是高宗在决定。政府人事尤其是宰相人选的抉择权都在高宗手中。李义府、上官仪、薛元超似乎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实际上他们几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出身，就是晋王府的旧僚，都是高宗没当皇帝时候的老部下。高宗是个周密的人，三十年太平天子绝非平庸之辈。武则天在登基为帝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自己是高宗事业的继承人。高宗的形象被刻意打压，可能是在武则天下台之后。
高宗做事的特点是阴柔狠毒，对权臣毫不留情。比如龙朔二年(662)打倒左相许圉师。许圉师是当时门下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他倒台的起因是他的儿子许自然践踏百姓庄稼被弹劾。高宗训斥道：“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许圉师不服气，反驳道：“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高宗大怒，说道：“汝恨无兵邪！”——你都做到宰相了，难道你还想要军队吗？这时许敬宗说：“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高宗立即把许圉师免官。
龙朔三年(663)，高宗又打倒了右相李义府。李义府飞扬跋扈，在政治上不忠诚，高宗就直接把他抓起来，令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细审问，并让司空李勣去负责这件事。落实罪名以后，高宗下诏将李义府除名，流放到巂州；而且做得很绝，李义府所有的儿子，包括女婿被全部除名，直接流放到西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