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去世之后，唐帝国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在废掉中宗之后，武则天与李唐宗室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开始白热化。敌意螺旋开启后，武则天再也没有回头路，一步步走上了皇位。不同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等都在武则天上台这件事上表现了出来，就像一块石头突然丢进了平缓流淌的历史长河，激起了多彩的浪花。
一 论如何废掉一个皇帝：中宗的55天皇帝梦
唐前期每一次的统治权传承，都伴随着阴谋、屠杀、动荡。中宗从上台到倒台前后不到两个月，一共55天。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间各种事件纷繁复杂，史料的记载也多相矛盾。研究政治的运作往往需要对原始材料有所把握，还要有对人情世故的揣度，要对政治权谋和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中宗是武则天的第三子，据说长相气质英武，颇类似太宗，但是从后来的表现看，似乎做事操之过急。他的上台没有那么坚实的政治基础，运气也实在不好，导致两次上台两次倒台，这在中国历史上还真的很少见。一般来说，第二次即位总会吸取教训，更加沉稳，但中宗第二次上台后采取了跟第一次上台差不多的做法，几乎没有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兄弟们之间，老三李显似乎跟老二李贤和老四李旦关系都不融洽，反而老二和老四之间似乎关系很亲密，李旦对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也很照顾。这里面当然有权力竞争的原因——在废黜章怀太子李贤的时候，李显集团在里面有所运作；在废黜老三皇位的时候，李旦集团在里面发挥了作用。
中宗(656—710)在弘道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683）即位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按照唐代的标准，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根本不存在武则天垂帘听政的问题。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同时给在各地镇守的宗室诸王加授荣誉性的虚衔来安抚他们。如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李元婴（高祖第二十二子）为开府仪同三司，绛州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为太子太师，相州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纪王李慎（太宗第十子）为太子太保。《旧唐书》说：“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生变，故进加虚位，以安其心。”又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中央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是分别派出四个将领到四个都督府去坐镇，来保证权力的传承不被打乱。宰相队伍以裴炎为首，裴炎为中书令，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刘景先为侍中，三人分别是中书、尚书、门下省的长官，同时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尚书岑长倩、中书侍郎郭正一、黄门侍郎魏玄同并依旧知政事，也属于宰相队伍成员。以前的惯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裴炎作为辅政大臣，担任中书令，不愿意去门下省开会，政事堂从此迁到中书省。裴炎也是个政治强人。这些政治强人往往都不是制度的遵循者，而是制度的破坏者或新制度建立者。
高宗并非猝死，他为储君即位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高宗留下的以裴炎为首的辅政大臣都不是武则天的人，军队更是在程务挺、王方翼等将领手中，这些将领跟武则天关系也并不亲密。比如尚书左丞冯元常是高宗晚年的亲信，就对武则天多有防备。“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但是武则天作为皇太后有天然的权威，她利用了大臣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宗集团和睿宗集团的矛盾，成功建立起自己的独尊地位。
高宗留下的政治权力结构对中宗也不亲近。中宗急不可耐地要建立自己的班底，触动了裴炎等人的神经。高宗去世次年春正月，改元嗣圣。中宗开始蠢蠢欲动，居然想启用他太太家族的成员。京兆韦氏是大族，可以理解，但是中宗两次上台都毫无原则地拔擢韦氏子弟，必然会招致官僚体系的不满。官僚体系的运作有一定的惯性，体制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体制内的官员一般都是维护惯性的。中宗先把自己的岳父韦玄贞从蒲州参军拔擢为豫州刺史——相当于从县级干部直升到直隶总督，然后以左散骑常侍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入宰相队伍。中宗倒台后韦弘敏立马就被贬为汾州刺史。
中宗的急迫似乎也可以理解，毕竟高宗上台时得到了李勣和长孙无忌的支持，而高宗安排的辅政大臣只是保证政治运作顺利过渡。但是很可惜，我们不知道中宗是人缘不好，还是运气特别差，这些大臣们几乎没有跟中宗关系亲密的。在政治中，个人魅力和协调各方利益的能力极为重要，但是这些在研究之中无法阐发也无法度量。跟中宗关系密切的宰相和重臣，都在不合适的时候死了。比如裴行俭名义上是中宗旧僚，但在中宗上台时已经去世。
图47 唐显庆二年(657)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动脉影 摄）
李显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崔知温。崔知温是中宗英王府的司马，是重要的僚佐。他是资历可与裴炎相媲美的宰相，相关墓志记载他的官衔为“皇朝英府司马兼尚书右丞、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中书令，赠使持节荆州大都督”。他的儿子崔泰之则是中宗的儿子卫王李重俊的长史。《崔泰之墓志》记载：“乃与羽林将军桓彦范等，共图匡复。中兴之际，公有力焉。中宗嘉之，拜太仆少卿……兼卫王长史。”从崔泰之的墓志可以看出，崔氏家族在李显推翻武则天第二次上台的时候，还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很不巧的是，弘道元年(683)三月癸丑，原英王府最重要的僚佐崔知温在中书令位上去世。当月，“太子（即中宗李显）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紧接着，同年七月，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重，请求退休，得到批准。在政治关系上，崔知温、李义琰、薛元超或是中宗在藩的重要僚佐，或是中宗东宫的爪牙。对于他们的去世、致仕、病重，中宗极为焦急。《薛元超墓志铭》记：“岁余，忽风疾不言，中使相望于道，赐绢百匹，太子（中宗）令医药就邸，赐绢百匹。”
崔知温等人的退出，使侍中裴炎的资历无人可以相比，自然成为首席的宰相。于是在高宗对后事的安排中，裴炎成为中心人物，但裴炎是睿宗李旦的人。
中宗被废较有戏剧性。在当皇帝一个多月后，中宗就想以自己岳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想授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当然就反对了，争吵后中宗生气地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就去找武则天讲这件事，两人达成共识，要把中宗给废掉。
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
这实际上是一次政变。中宗后来被流放到房州。中宗的被废跟他自己没有政治定性有关，他没有耐心，得罪了执政集团；裴炎等人要废掉中宗，并非为武则天扫清道路。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宗的倒台正式打开了武则天通向最高权力的大门。
关于武则天废掉中宗，改立睿宗，以前史家大多注意武则天，或者注意裴炎的动机。最早称裴炎有不臣之心的，是晚于裴炎几十年的张鷟，他在《朝野佥载》卷五中记载了骆宾王用“绯衣小儿”的谣谶鼓动裴炎篡位，裴炎遂与徐敬业合谋反武的故事。后人受《朝野佥载》的影响，便认为裴炎是奸臣了。例如王夫之就说：“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马懿、桓温、谢晦、傅亮、徐羡之托以仇其私，裴炎赞武氏废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
这次政变背后的一个影武者被隐藏了，那就是比中宗小六岁的弟弟李旦。裴炎的夫人是刘德敏的女儿，李旦的王妃是刘德威的孙女，刘德敏和刘德威是亲兄弟。可知，裴炎和李旦之间有亲密的亲戚关系。王德真是裴炎的舅舅，同时也是李旦王府的长史（僚佐长）。另外一位参与政变的刘祎之是李旦王府的司马，也是李旦的人。武则天实际上是利用了李旦王府的力量，完成了这次废黜中宗的政变。政变以后，“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不过也可以说，是裴炎等人利用了武则天。在废掉中宗之后，武则天与裴炎等执政大臣马上就产生了分歧。裴炎、王德真、刘祎之都是李旦僚佐或者是亲近李旦的大臣，都支持睿宗掌握大权。睿宗已经二十三岁，完全可以执政，但武则天迟迟不愿意交权。裴炎和刘祎之都对此不满：
豫王虽为帝，未尝省天下事，炎谋乘太后出游龙门，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武则天拒绝交权之后，裴炎就想发动政变，调动军队把武则天抓起来，但是非常不凑巧，计划没有成功。此后，裴炎、王德真先后被杀，刘祎之下狱。睿宗为刘祎之辩护，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认为他死不了了。刘祎之却说，如果睿宗不为自己辩护，自己还有活路；睿宗的辩护只能加快自己的死亡。果然不久刘祎之被赐死于家中。睿宗因其为豫王府旧僚，追赠刘祎之中书令。
图48 唐彩绘陶骑马带猞猁狩猎胡女俑。现藏西安博物院。这件陶俑充分体现了唐代女性的自信、张扬、雅致。唐朝贵族们喜欢用猞猁来协助狩猎。当主人出行时，猞猁往往坐在马后背的厚垫上。（动脉影 摄）
在对待裴炎的态度上，中宗和睿宗截然不同。中宗再次上台后，没有给裴炎平反，制云：“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睿宗即位后，追赠裴炎太尉、益州大都督，赐谥号忠。裴炎对睿宗而言是功臣，对中宗而言却是敌人。
在动荡的政局中，各方势力不断博弈，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能在刹那间被改变。中宗如果能有政治定性——还不到忍辱负重的程度——包容拉拢裴炎等执政大臣，或许不会这么快倒台，事情或有转机。裴炎作为辅政大臣，缺乏远见，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废掉中宗后却让武则天收割了成果。整部权力机器在运作时，明明各个部分都在各司其职，但其实谁也无法预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小小的变量就足以让整个机器产出令大家出乎意料的结果。
二 骆宾王的反击：一群开国二代的盲动
武则天虽有政治野心，后来走上皇位却是被形势所迫，或者说是形势跟她的野心相互作用。武则天废黜中宗之后，临朝称制，引发了李唐群臣的不满。在中央，以裴炎、刘祎之为首的宰相集团希望她快点还政睿宗；在军队里，程务挺等主要唐军将领也倾向于太后归政——程务挺、王方翼等都是裴行俭提拔的将领，也跟宰相裴炎关系更亲近（李靖和李勣的系统，从苏定方到裴行俭，再到程务挺、王方翼，这些人要么是师徒，要么有长期的上下级关系。李唐的军队还是忠于李唐的，他们当然希望由李唐的皇子们当皇帝）；在地方上，一群李唐的贵族子弟失去了耐心，在扬州发动叛乱，想推翻武则天。这群人的领袖就是大唐开国名将李勣的孙子徐敬业(636—684)——此时应该叫他李敬业。
前面讲过，李勣高寿，所以把自己儿子（梓州刺史李震）熬死了。等到李勣过世，继承英国公爵位的是他的孙子李敬业。这个孩子虽然因为后来起兵失败被扭曲了形象，但是从留存下来的史料看，也是挺有其祖父之风，有些个人魅力，在大唐一批贵族二代里面颇有号召力，用武则天的话说，徐敬业是“将门贵种”；而且很勇敢——不然也不会是第一个站出来武装推翻武则天的人。关于他早期的事迹，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马腹藏身”的故事。这件事记载在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
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英公尝猎，命徐敬业入林逐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第二件事是徐敬业单骑降敌。此事记载于《隋唐嘉话》：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他事已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见船中无所有，乃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使告曰：“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帅，责以早降之意，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
徐敬业是个极有胆略的人，并非碌碌无为之辈。我们很容易给历史上的失败者挑出诸多缺陷，其实也是一种代入感产生的错觉。徐敬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他是庸人。试想一下，当武则天临朝称制，文武百官何止上千，谁有胆识挺身而出？
以徐敬业为首的叛乱群体中有一大批官僚子弟。比如给事中唐之奇是唐皎的儿子。唐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信，曾任秦王记室参军，跟随李世民南征北讨。李世民即位后唐皎先后担任过吏部侍郎、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等重要职务。又比如詹事司直杜求仁是杜正伦的侄子。杜正伦早年追随李世民，在高宗早期担任宰相，从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升任中书令，进爵襄阳县公。又比如监察御史薛仲璋是裴炎的外甥。
这帮人可能先在中央搞事情，所以被集体贬职赶出首都。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今广西柳州）；唐之奇被贬为括苍县令（今浙江丽水）；杜求仁被贬为黟县令（今安徽黄山）；长安主簿骆宾王被贬为临海县丞（今浙江台州）；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猷本来担任盩厔县令（今陕西周至），这时被免职；盩厔县尉魏思温曾经担任御史，也被免职。他们被贬逐到外地后，本应该分别到各地去上任，徐敬业在前往柳州的路上正经过扬州，且扬州本是富庶之地，又远离朝廷的军队，于是他们相聚于扬州以谋作乱。可以说扬州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起兵地点。
徐敬业让当时在中央担任监察御史的薛仲璋主动向武则天提出巡察扬州。得逞之后，薛仲璋赶赴扬州。接着，雍州人韦超按计划向薛仲璋举报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接到举报后，薛仲璋将扬州长史抓了起来。过了几天，徐敬业赶赴扬州，把自己的职务从“柳州司马”改为“扬州司马”，一字之差，就从今天的广西跑到了今天的江苏。扬州司马徐敬业宣布自己奉密旨讨伐高州酋长冯子猷，在扬州起兵。高州在今天的广东，冯子猷是当地的豪族。就这样，扬州落入了徐敬业之手。扬州官员们不是没有人质疑，比如扬州录事参军孙处行拒命，徐敬业就把他杀了，又杀了原来的扬州长史陈敬之，并打开府库，令扬州士曹参军李宗臣放出几百名囚徒、工匠，给他们分发盔甲。光宅元年(684)九月，徐敬业在扬州正式打出反武则天的大旗。
徐敬业在扬州开设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他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很快就拥兵十余万，声势浩大。他向天下发布《讨武曌檄》，此文由骆宾王执笔：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旧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舳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裂山河。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骆宾王这篇檄文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骂武则天；第二部分歌颂徐敬业；第三部分煽动大家起来造反。从结构来看，这是很标准的檄文，可惜看似精彩，在内容上颇多瑕疵，甚至将太宗和高宗的丑事拉出来渲染，已非臣子所为。第一段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毒，“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父亲和儿子共用女人才叫“聚麀”。《礼记·曲礼上》云：“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还说武则天杀姐屠兄，更杀害了高宗和自己的母亲。第二段歌颂徐敬业，写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也有问题，毕竟徐敬业是李唐的臣下，应该低调。这段描写不免让人想起了李密，给人一种徐敬业要自立的感觉。第三段才开始诉诸悲情。檄文能引起大家的同情与支持，才能在政治宣传上达到效果。这么长一篇文章前两大段都是废话，到最后才落到重点，绝非一篇好的檄文。
图49 唐三彩鹅衔梅花杯。现藏巩义市博物馆。（动脉影 摄）
骆宾王（约619—687），今浙江义乌人，少年成名，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那首《咏鹅》。他一生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担任过道王李元庆的僚佐、武功县和长安县的主簿，都是一些低级官职。快六十岁的时候才担任侍御史，后又获罪被贬为临海丞。据说他写的檄文传到京城，武则天读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干”，立刻问侍臣：“此语谁为之？”有人答道：“骆宾王之辞也。”武则天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骆宾王在徐敬业叛乱之后行踪成谜。有的说死于乱军之中，有的说遁入空门。跟他同时代的张鷟在《朝野佥载》里写道：
骆宾王《帝京篇》曰：“倐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
徐敬业发布的这篇檄文其实在政治上犯了重要错误——他抬出了中宗，但当时皇帝已是睿宗，这将置睿宗于何地？何况中央执政的这群人大多数是睿宗的支持者。在军事战略上，他也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当时，魏思温建议：“兵贵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东豪杰，乘其未集，直取东都，据关决战，此上策也。”薛仲璋则说：“金陵王气犹在，大江设险，可以自固。且取常、润等州，以为霸基，然后治兵北渡。”徐敬业选择了南下。如果他能采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在军事上速战速决，在政治上坐实自己匡扶李唐的合法性，或能成功。但是他贪图金陵王气，落下叛乱的口实，何况当时金陵王气已尽，割据江南必定不能成功。在安史之乱之前，没有任何一场地方叛乱能够撼动中央，所以徐敬业很快就被唐军击败了。徐敬业一群人本来想亡命高丽，最后没有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徐敬业攻下润州时抓获了固守不降的刺史李思文。其实李思文是徐敬业的叔叔，本名徐思文，是李勣的次子。徐敬业将李思文下狱，并说：“叔党于武氏，宜改姓武。”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徐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但是李勣家族并没有被武则天斩尽杀绝，徐思文后来真的被武则天改名武思文。一个家族内部政治立场不同，似乎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也有好处，就是避免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全部覆灭。徐思文的后代在官场一直做得不错，到了唐玄宗时期，李勣的曾孙辈、玄孙辈都还做到刺史一级的高官，甚至徐敬业一脉似乎都有后代。《旧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至盐州西横槽烽，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太后斫丧王室，吾祖建义不果，子孙流落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族属已多，无由自拔耳。此地蕃汉交境，放师还乡。”数千百人，解缚而遣之。
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攻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掳走了大量民畜。有一名叫徐舍人的蕃将把其中的汉人都集中到呼延州（属单于都督府，约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自称是徐敬业的第五代孙，随后将这数千名俘虏悉数放还。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是中央斗争在地方的延续。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来的清算。一群中低级贵族官员的盲动，让反对武则天的势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倒霉的是宰相裴炎。
由于徐敬业阵营的薛仲璋是裴炎的外甥，为显示自己“闲暇”，在讨伐徐敬业的事情上，裴炎表现得并不积极。在武则天问其对策时，裴炎还将徐敬业起兵归咎于皇帝不能亲政，借机劝武则天返政睿宗，同时一箭双雕，也让徐敬业失去起兵的合法性。还有一种说法，裴炎想实施兵谏，逼武则天下台。武则天抓住裴炎谋反这一条不放，将其逮捕下狱。宰相刘景先、郭待举、凤阁侍郎胡元范都力证裴炎没有谋反，当然也有大臣附和武则天，想乘机谋取私利。野史记载，当时徐敬业让骆宾王编了一首童谣在洛阳传唱：“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又说，裴炎写了一封信给徐敬业，里面只有“青鹅”两个字，“青鹅”拆开是“十二月，我自与”。其实裴炎跟徐敬业的政治主张根本不相同——裴炎要辅佐睿宗，而徐敬业要复辟中宗。
九月丙申，裴炎被杀。武则天杀死裴炎的终极目的是改组宰相队伍。裴炎被杀后，其他大臣纷纷被赶出中央，比如刘景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岳州刺史、胡元范流琼州而死。
随着中央的宰相班子被重组，权力结构发生了有利于武则天的变化。武则天又利用徐敬业叛乱的借口，清洗掉了军队中的反对者，例如威震突厥的名将程务挺。
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武则天因夏州都督王方翼与程务挺共事，关系一直很亲近，又是已被废的王皇后的近亲，也将他关入监狱，后来王方翼被流放崖州，死在那里。
野史笔记《唐统纪》中记载了一个场景，武则天当众训斥群臣：“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制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这一破口大骂的场景，司马光虽然觉得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但还是将其记录在《通鉴考异》中，只是加了一句按语：“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不过事或无，理必有。这段话其实颇符合武则天的形象。
随着徐敬业、裴炎、程务挺的死去，唐朝的权力结构中再也没有人能抑制武则天了。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假惺惺地要把权力让给睿宗。睿宗知道武则天并非真心，上表推辞，武则天遂继续临朝执政。此时武则天的政治野心已经被激发出来了，而且这时候她也不安全了——以前她还没有跟这么多人结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系统到军队，她全得罪了——只能一步步往前走了。
三 “初唐四杰”：文采与吏干
初唐的文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引领潮流、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所谓的“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指唐前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简称为“王杨卢骆”。《旧唐书·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这四人齐名最初主要是因为其骈文和赋，后来主要用来评价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主要说的就是四杰的诗。
“四杰”其实并不是一代人。其中排在前面的王勃、杨炯反而更年轻，都在永徽元年(650)前后出生，而卢照邻比他们两位大十几岁，大约出生在贞观十一年(637)。至于骆宾王就更大了，他出生于武德二年(619)，比王勃和杨炯大了整整三十来岁。他们都活跃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推动了文学变革，所以合称“四杰”。
“四杰”是有排名的，这个排名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一般来说，最牛的人是不参加排名的，比如李白。杜甫论李白云：“白也诗无敌。”还排什么呢？跻身排行榜的文人，难免敏感倾轧，说点歪嘴话。一般认为，这四人的排名是王、杨、卢、骆，但是杨炯不服气，认为自己应该排在王勃前面，他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自己不服气，还拉着卢照邻掺和。当时的文章大家，比如崔融就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也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杨炯不服王勃，除了文人相轻，可能还有一层个人因素。杨炯曾是武则天三儿子李显的詹事司直，而王勃是武则天二儿子李贤的侍读。
《新唐书·文艺列传》对唐初的文风有个论断：“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南朝的绮丽文风已经过时，而大唐的雄浑气象还未展开，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四杰”独领风骚，引领潮流，成为风靡朝野的文学才子。一般认为，他们的诗歌扭转了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
“初唐四杰”文采如此飞扬，在个人仕途上会不会也春风得意？其实没有，初唐四杰四个人的仕途都充满坎坷，始终沉寂在官僚队伍下层。大家可能常常有个感觉，凡是伟大的文学家都是怀才不遇的。其实这是错觉，文采和经邦治国是两回事，很多文人并不存在怀才不遇的问题——当真正把他摆在复杂的政局面前，他未必有能力纵横捭阖，甚至可能会惊慌失措。能兼有文学才能和政治才能的人固然很多，比如曹操、张说等，但一个人文采好就只是文采好，不必然说明他也同时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行政能力。
“初唐四杰”的起步都不算差。王勃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绛州龙门人，出身相当高，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他幼年就能指摘颜师古的经学著作。王勃也笃信佛教，在其诗文中有很多表现。杨炯是弘农华阴人，十岁就举神童。卢照邻稍微差点，他是幽州范阳人，少年时代就跟随大学问家曹宪、王义方学习，十七岁做了邓王李元裕的王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邓王曾对人说：“此即寡人之相如也。”骆宾王是浙江义乌人，也是神童，七岁便能作诗。
可以说，他们都没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在仕途上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当时裴行俭给他们做过预测。我们知道裴行俭擅长阴阳，又长期掌管吏部，善于识人。当时吏部侍郎李敬玄盛赞王勃等四人，给裴行俭推荐。裴行俭看了之后，评价很一般，他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沈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后来果然如他预测，王勃渡海堕水，杨炯终于盈川令，卢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骆宾王因谋反诛。当时被引荐的还有王勃的哥哥王勮，虽然王勮没啥名气，但是裴行俭对他评价极高，后来王勮做到吏部侍郎。
不过正如杜甫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虽然王勃等人生前并不得意，但是他们的诗歌流传至今。又有几个人知道王勮是谁呢？电影《妖猫传》中杨贵妃对李白说：“大唐有了你，才真的了不起。”也是这个意思吧？芥川龙之介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一行诗就是一段文化基因，有的时候，它并不比任何世俗的功业更渺小。
初唐四杰的诗，跟宋代的诗气质很不同。唐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宋代好男不当兵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且看：
骆宾王《于易水送人》
此地别燕丹，壮发上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四 武则天家族的恩怨情仇
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把研究对象理性化了，比如研究政治人物就觉得他那样做好像完全出于政治利益。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点：任何人，不论是历史上的人还是现实中的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各种恩怨情仇都会起到作用。
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痛骂武则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导致“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那么武则天真地杀死了自己的妈妈、哥哥和姐姐吗？武则天家族在武则天登上权力顶峰过程中有什么恩怨情仇？政治人物其实跟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也有家长里短，只不过在政治权力的格局里，这些会表现得更加极端、更加丰富多彩。
李唐是幸运的。武则天家族势力并不足够大，而且内部分裂。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先娶相里氏，生武元庆、武元爽；后娶武则天母亲杨氏，生武顺和武则天。所以武则天在崛起的过程中，对这两位兄长并不好，而把对武家的爱，都倾注到了自己亲姐姐武顺这一支上。
武士彟在贞观九年(635)死后，武元爽以及武则天堂兄武惟良、武怀运等对杨氏母女不好。《资治通鉴》记载，这些人“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当上皇后，武氏子弟也获得升迁。武元庆担任宗正少卿，武元爽担任少府少监，武惟良担任卫尉少卿。他们之前的官阶较低，比如武元爽之前只担任安州司户参军，此次获得升迁只是依据惯例，并不是武则天想要拔擢他们。《新唐书》记载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事件。武则天母亲设宴款待武惟良这些武家子侄，席间说：“若等记畴日事乎？今谓何？”意思是你们以前那么瞧不起我们母女，现在你们怎么说呢？结果武惟良说：“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意思是，自己过去因是功臣之子有幸位列朝廷，现在因是外戚而获得升迁，只感到忧愁，并不觉得荣耀。杨氏很生气，私下劝说武则天“伪为退让，请惟良等外迁，无示天下私”，请皇上将武惟良等人派到外地任职，还能向天下展示自己大公无私。于是高宗就将这些武氏子侄都赶到地方上去了。
这些人相当悲惨。武元庆被赶到龙州（在今四川）做刺史，死在了那里，他的儿子武三思也跟着在那里生活；武惟良为始州（在今四川）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在今安徽）刺史，在濠州还没待多久，又被配流振州（在今海南），最终死在那里，他的儿子武承嗣也跟着被流放海南。根据武怀运女儿的墓志，他们一家遭遇也不太好。武则天的堂兄武怀亮的太太善氏，此前“尤不礼于荣国（杨氏），坐惟良等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朿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
从这些事实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武则天对武家子弟不但没有提携照顾，反而严酷报复；第二，武则天在高宗时代断然没有要当皇帝的想法，不然她也不会这么对待武家子弟。很多时候，我们分析人物事件时都忍不住设定我们的分析对象在下一盘大棋，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有情绪的。比如武则天因为讨厌堂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最初的时候严厉打压他们。如果不是亲姐姐武顺的儿子贺兰敏之败亡，武承嗣、武三思等人可能要在今天的海南岛和四川流放到死了。
武则天的姐姐武顺(623—665)最初嫁给贺兰安石，封韩国夫人，早寡。她的孩子中，最为大家所知的是女儿魏国夫人和儿子贺兰敏之。史料都暗示武顺是高宗的情妇。乾封三年(668)的《唐郑国夫人武氏碑》记载了她的一些信息。根据墓志，她是正常死亡，死后赠郑国夫人。并非如骆宾王在檄文中所说，为武则天所害。韩国夫人死后，女儿获封魏国夫人。乾封元年(666)，魏国夫人中毒死。史料记载：武惟良、武怀运兄弟给高宗皇帝献食，结果魏国夫人吃了就死了。高宗震怒，将武氏两兄弟诛杀。有人认为此是武则天下毒，一箭双雕。
章怀太子李贤倒台时，宫廷有传言说李贤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生的。神龙二年(706)，中宗把李贤的灵柩从巴州接回长安陪葬乾陵。监护李贤改葬的两位护丧使之一是韩国公贺兰琬。贺兰琬是贺兰敏之的儿子，韩国夫人的孙子。中宗这波操作实在是心胸狭窄，小心眼到他的哥哥已经死了很多年还要泼脏水。中宗让韩国夫人的孙子给李贤改葬，说白了就是暗示大家李贤可能是韩国夫人的儿子。
武则天在流放了武家子弟之后，以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作为武家的继承人，继承武士彟的血脉和爵位，改姓武氏。不过我们还是习惯称他贺兰敏之。贺兰敏之“累拜左侍极、兰台太史，袭爵周国公。仍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但是后来贺兰敏之突然就倒台了。史籍中记载的贺兰敏之的罪行令人诧异。《旧唐书》记载：
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卒，则天出内大瑞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隐用之。又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以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荣国服内，私释衰绖，著吉服，奏妓乐。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马缰自缢而死。
其实外婆宠溺自己的外孙是有的，贺兰敏之仗着外婆的势力为非作歹也是有的，但史书用了“烝于荣国夫人”——与外婆乱伦，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贺兰敏之的墓志写得都很正常，《旧唐书》这种官府“新闻通稿”却将他定性为一个道德败坏、坏事做尽的人：外婆荣国夫人去世，他贪污了武则天让他去造佛像的大瑞锦；他还强奸了皇太子李弘的未婚妻、杨思俭之女。不过贺兰敏之的太太也姓杨，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两个杨氏是不是同一人。《新唐书》认为，贺兰敏之倒台可能和武则天的猜疑有关。
初，魏国卒，敏之入吊，帝为恸，敏之哭不对。后曰：“儿疑我！”恶之。俄贬死。
图50 《观鸟捕蝉图》。章怀太子墓壁画，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贺兰敏之可能的确长得一表人才。《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并序》赞扬道：“冲襟朗鉴，风度卓然。瑶林玉树，不杂风尘。鸾章凤姿，居然物外。”
贺兰敏之倒台后过了几年，武则天眼看着武家没有继承人了，不得已把自己讨厌的兄弟子侄辈从天涯海角召了回来。武承嗣从振州回到了首都，武则天让他继承武士彟的爵位，袭爵周国公，拜为尚衣奉御。中国农业博物馆藏武周魏王武承嗣墓志，由梁王武三思撰序、崔融撰铭，形制较大，规格较高，是已发现的唐王侯级墓志中最大者。
多说一点
从《朝野佥载》看笔记小说的价值
张鷟（约660—740），字文成，大致生活在武则天到唐玄宗朝前期，以词章知名，连新罗、日本等国也颇闻其名。今存著述除《朝野佥载》外，张氏尚有《龙筋凤髓判》和《游仙窟》等传世。《朝野佥载》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
唐人笔记之取材包含了大量被后人认为是荒诞不经的神鬼故事和人世罕见的异闻，所以很多时候被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近来笔记小说所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地被认同和使用，但是依然显得不足。对于唐人笔记应该区别对待，属于当时人写当时事的内容就比较可信。例如清代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时，舍弃张鷟《朝野佥载》“开元八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的记载，认为“事不见他书，未可信”。但是《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明确记载：“（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东都谷、洛溢，入西上阳宫，宫人死者十七八。……京师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余家俱失。”张鷟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去世，他记载的这场水灾，即是当时人记载当时事，应是相当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