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一五计划取得决定性进展，原本需耗时5年进行的全国工业化运动，仅耗时三年便完全完成。
与此同时，主席亲自号召广大东北人民群众参与到全国的建设当中，利用当今东北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医疗产业优势，开始积极发展医疗下基层活动。大量东北医药人才在北京签订就职协议，展开为期5年的基层医疗活动，也就是历史上的赤脚医
不过比起历史上的赤脚医生，这些东北医药人才所采取的诊疗方法明显更加先进，药物也更加齐全。在开展医疗下基层活动之前，绝大多数基层地区小病靠自养，大病找神婆，每当病人病重时，当地村民没钱去找真正的医生，就只能去让神婆跳大神，给病人喝符水。
这样的治疗除了有些心理安慰之外，是完全的没有用处，不仅无法拯救人民群众的生命，更是进一步助长了封建迷信的威风。
现在许多人诟病赤脚医生当年的行医是草营人命，这种说法是有理有据的。抛开赤脚医生大大降低婴儿死亡率不谈，抛开前所未有的提高人均寿命不谈，抛开降低传染病发病率不谈，医疗下基层的确严重的阻碍了医疗私有化，使得许多原本应当病死的患者侥幸存活，留下终身残疾。
主席曾说过，医疗不应当是专为城市服务的，更不应该是为官老爷服务的。医疗应该走到基层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虽然乡镇卫生院无法处理严重疾病，但是大病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也从来不是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处理的。
同样是由于基层地区环境太过艰苦且有危险，这些医药人才签订的合同时间统一为5年，到期后可选择留下来，或者回到东北继续发展。不过在合同到期后，许多人已经扎根于乡镇，选择继续在这里为中国的医药事业发光发热，只是偶尔回到家乡看看父母。
1938年9月，由原法国工人组织分裂成的法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宣布和解，两党重新合并，继续尝试由议会方式改变法国。共产国际对于法国共产党暂时不想搞暴力革命的方式表示理解，但是不怎么赞同，只不过当今这个世界格局下，法国人通过改革的方式慢慢扭转私有化，或许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主席对于这种方式的确不怎么看好，现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成员国都蠢蠢欲动，都想尝试搞一场革命来确认自身在国内的正统地位。这些成员国的主要想法就是无论自己的革命搞得多烂，都有中国老大哥在背后帮忙擦屁股，虽然这确实是个事实，但主席对于这种想法深恶痛绝。
中共帮日本和德国擦屁股，是因为他们的确展现出了在绝境中的勇气，也因为中国的战略要求必须处理掉这两个法西斯政权。介入西班牙局势是为了对欧洲产生影响，顺便压制欧洲最后的纳粹力量，至于其他国家，虽然都是兄弟党，但是凡事都让中国帮忙擦屁股，多少是有些恬不知耻，太不要脸了。
1938年10月，朝鲜行政区宣布正式成立，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调集精锐领导班子，赴朝鲜地区任职，对当地进行社会主义化改造与基础设施建设，吉林人民企业家金日成主动捐款100万人民币用于家乡建设，并承诺将持续捐款。
1939年3月1日，黄河小浪底工程与三门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该项目由中国水利部亲自督办，傅作义本人亲自指挥。由于周边地区公路已经通车，运输并无阻碍，预计用时5年完成项目建造。
1939年4月1日，卫健委宣布第一例自体胰岛细胞移植治愈糖尿病患者治疗成功，一型糖尿病至此进入可治愈时愈代。同时，根据部分渠道信息，东北地区对于癌症的攻克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虽然无法治疗癌症，但是却为人类与癌症的斗争提供了更多手段。
1939年9月1日，中国发射第1艘载人航天飞飞船“东方红1号”，营口航天中心承担发射任务。该航天飞船于太空中滞留20个小时，航天员成功执行太空漫步任务。
同年12月，联合国第2届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政府履行承诺，向各成员国提供部分民生技术，并派遣支援团队，前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扶贫与卫生任务。
在该届联合国大会上，由中国提出的议案被全体通过。该议案主要内容为各国政府逐渐向联合国让渡部分权力，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旧不受影响，各国依旧保持着独立的主权，依旧保留有军队，只不过联合国从一个广大的联盟组织逐渐变成一个超主权性质的超国家组织。
在各国代表于文件上签字的同时，南美洲智利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个“境外势力”的支持下，智利社会主义人民党花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彻底推翻了曾经的独裁政府，将曾经独裁的暴君钉死在了路灯杆上。
1940年1月1日，意大利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墨索里尼军政府在初期采取铁腕镇压的态度，对起义军展开围剿。然而社会主义德国宣布介入局势意大利内部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来自于外部的支持，意大利军政府未能采取有效行动，便已经被全线突破。
1940年2月1日，墨索里尼化妆仓皇出逃，然而行至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附近时，尽管把自己化妆成乞丐，但是墨索里尼情妇身上的香水味引起了革命军的注意。
两人随即被当场抓获，意大利民族解放组织在未得到共产国际许可的情况下，将两人挂在路灯杆上绞死，现场的人民群众欢呼雀跃，对尸体进行羞辱，甚至有人当场在墨索里尼的死尸上排泄。
1940年6月1日，原辽宁省省委书记，现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沙瑞金正式退休，从北京返回辽宁。主席亲自送行，并为其写了一幅书法，据小道消息称，主席在送行时颇为不舍，而沙书记临走时还没有忘记偷偷给主席送了两条烟。
同年，张学良担任国家副主席，兼国家体育局局长。按照主席的亲自指示，张学良开始筹备国家足球队，看完未来的国内比赛憋着一股火的他向主席立下军令状，称一定要建设好中国的足球队伍，争取要踢好下一届的世界杯，奖牌都不奢求，至少要进决赛。
1940年9月，新疆地区爆发土匪叛乱，初期规模声势浩大，甚至叛乱群体胆敢围攻县城。县城内的解放军战士与武警官兵坚守两日，付出少许牺牲，没有让叛军攻破城门，两日之后，大部队赶到，用坦克与喷火器镇压了此次叛乱，将一切叛乱分子全部就地处决。
1941年12月，值元旦之际，主席签署特赦令，特赦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12名战犯。王耀武与溥仪处于第一批的释放人员之内，在特赦后，主席与总理请他们两个吃了顿饭，顺便打探了一下他们未来的想法。
溥仪本人受到故宫博物院的邀请，将在特赦后前往故宫进行文史修编及鉴宝工作。王耀武本人原本想要安排他前往国防委员会任职，但是王耀武似乎是在功德林做饭上了瘾，坚持要自己去开饭店或者开食品厂，主席和总理相视一笑，以私人名义各自向王耀武资助了10万人民币，让他先开个小店试试手。
王耀武在特赦后留在沈阳，先是开了一家面铺，主要售卖馒头，花卷和包子，由于其本身知名度颇高，做面点水平不错，每天店里都排着长队，有不少人甚至驱车上千公里前往沈阳，就是为了和这位功德林做饭老大爷合影，顺便尝尝山东大碱馒头是什么味道。
至于溥仪，他在北京的生活过得还算不错，妻子婉容陪着他居住在故宫的员工宿舍，两人时隔25年重新回到故宫，的确颇有感慨。只不过此时的故宫有些凋敝，由于战乱，许多文物都因此流失了。
溥仪本人对于新政府放过他一命还对他进行改造的事情非常感激，所以在故宫的文物鉴定上非常用心。只不过他的鉴定方式多少有些奇怪，许多专家都鉴定不出来的东西，他只要上手摸一摸，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古董的真假。
最开始的时候专家并不相信这位曾经皇帝的眼光，不过在类似的事情发生好几次后，众人对溥仪的鉴宝能力也算是心服口服了。
有专家曾经好奇地向他提问，询问他为什么鉴定文物如此准确。溥仪只能无奈的耸耸肩，为自己点上一根烟，颇有些装逼的说道: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和我以前用着的不一样，所以肯定是假货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