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在妓院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但妓院的老板、鸨母们，提起日本人来都是恭维的，因为日本人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的眼中，日本人对于妓院是保护的。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有次日本国发生了一次大乱，幸亏有一个妓女出头，弄了好多钱，把国家救了，所以日本国非常看重妓女，所到之处，对妓院特别保护。其实，这完全是他们自欺欺人往脸上贴金的鬼话。日本鬼子主要是利用妓院维持它市面的繁荣，让妓院作为它们“慰劳”炮灰的工具，同时，还可以麻醉许多中国人的“抗日”思想，让他们醉生梦死，昏天黑地，腐烂下去。因此，沦陷区里，娼妓和鸦片、海洛因、赌场……一样得到敌伪组织的保护。
正因为敌伪组织的保护，在妓院才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精神上、肉体上天天受到侮辱、摧残，再加上饥饿、疾病，使她们每天生活在人间地狱里求死不得。对于自己这种非人的生活，一般妓女只有逆来顺受，自己埋怨自己的命苦。敢于挺起身来和自己的命运作斗争的，据我所知，只有群芳班的倩心。倩心的鸨母名叫大番，原是个粗作娘姨。看见日本人来后，妓院生意好，她也看着眼红，便和另外一个娘姨，合伙在苏州典买来一个叫倩心的女孩。倩心已经念完了初中，因为日寇侵入，父亲失了业，母亲多病，无法生活，父母狠心把倩心押出去，得了300块钱，讲明三年之后仍可原价赎她回去。倩心一上捐，生意就好极了。她和鸨母讲明，我一天保证给你们卖20个盘子，可是你们不能让我破身，日本人来，你们也要想法庇护我。当时鸨母对于妓女非打即骂，这两个鸨母新出茅庐，手段还不毒辣。心想只要你替我挣钱挣到手，我就客气一点，看你怎样。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倩心长得特别美，两只眼睛最为动人，日本的老笃眼药就拿她的相片做广告。倩心每天能给鸨母挣钱，鸨母倒转过来，有时反要看她的眼色。后来倩心嫁给了电车公司宗伯洁，脱离于妓院。
五
在我嫁给王碧侯以后，梅妃还在鸣凤院里混了一年多。从她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妓院里面流连忘返的都是怎样的中国人。
她最初的熟客是王桂林，齐燮元手下的一个局长。和王同来的当然都是汉奸。其中一个是秦华，曾在奉军中当过宪兵司令，现在也是局长。秦华来到鸣凤院，我们五间北上房简直不够他一个人反的。他总是连说带闹，还常常悄悄画张春宫贴在墙上。
后来梅妃认识了一个客人，姓任，宁波人，远东饭店的东家。本来想要嫁他，因他老婆来了，一吵，想到嫁过去没有好结果，吹了。姓任的名义是开旅馆的，实际上却是个白面客。远东饭店号称是个旅馆，其实只是一个幌子，用来遮掩外人耳目。饭店土山底下就是制造白面的机关。在沦陷时期，白面客是妓院里面最受欢迎的上客，代替了民国初年的政界要人、银行买办。他们每请一次客，作上二三千元，毫不吝惜，比汉奸们的手笔还大。当时白面客中有三个人最有名，一个叫做王海珊，京沪线上没有一个人不买他的账的。他老婆是上海妓院出身。一个叫做李协贵，老婆是天津的红舞女名叫玫瑰。还有一个叫做曹凤翔。
1939年9月，汉奸李律阁用汽车把我娘接到东四十一条他的公馆里，说有一个老朋友想看看你。一看，原来是曾任汇丰银行买办的邓君翔，他是因为九六公债做亏了逃走了。当天他就到鸣凤院来了，看见梅妃，挺喜欢她，就说：“我家里不能生育，这个孩子挺好，让她跟我怎么样？”我娘信口说：“邓三爷要赏脸，我一个子儿也不要。”邓走后，我娘说：“我可是一句笑话，邓三爷今年50多了，你今年才29岁，差着30岁，哪能嫁给他呢。”不料梅妃说：“我倒挺喜欢邓三爷的，只要他肯要我，我就跟他去。”我娘说：“不是孙三爷要娶你么？我看孙三年纪轻，比邓三强。”梅妃说：“孙三是个开银号的，我才不嫁他呢！要嫁就嫁给邓三。”我娘说：“你嫁他，图他哪一点？”梅妃说：“董太太（指我姐姐香妃）看我连她的丫头都不如，当年要是没有邓三爷，董三爷早在汇丰吃了倒账了。董三爷的家产全亏了邓三爷，至今念他好处，我嫁了邓三爷，不怕她不把我当作上客。咱们100岁不也得嫁人么？等他到70来岁死了，我才40来岁，那时再嫁人，什么样人找不着。”
邓君翔还是真有意，第二天又到我们家里来玩，一来二去就和我娘说妥了，把梅妃嫁给了他。邓君翔过去是北京银行帮头号阔人，虽然一度亏款潜逃，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手里的浮财还有若干万。梅妃嫁她，在生活享受上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梅妃一嫁人，我娘也不到鸣凤院去了。房子一收，家具拉回家来。每月王碧侯给她寄100块钱供家用，她一个人带着小凤富富有余，她下定决心不再吃妓院的饭了。但鸣凤院还有股子，要退也退不了。王阿春以外的三个老板都怕我娘退了股，他们斗不过王阿春，不定要怎样受欺负呢。因为他们三个这样说，我娘只好不退股，每节分个三百五百的，我娘也不争多论少。这两年中间，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剥削手段又厉害了好多倍，天天想法子叫妓女开铺给他们挣钱。妓女慢慢也仿佛习惯于这种屈辱的生活了，彼此见面问：“今天你几个？”似乎谁接客接得多，谁有本事似的。其实还不是眼泪往肚子里流，用这个来讨老板、鸨母的欢心。
日本人来了以后，旧日的迷信照旧保存，如正月烧香，大仙爷面前上供，都仍按时办理。可是给仙佛所准备的供品，远不如往年的丰盛。大概老板、鸨母们也悟省使他们发财的并不是什么仙佛，而是日本鬼子。
1942年，王阿春忽然提议拆伙：“吃窑子饭是卖人的血肉，造孽钱不能再挣了。”这倒不是他大彻大悟，真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他近来囤积倒把，大发其财。他计算一下，与其费尽心思从妓女们身上剥削，不如买下货物放着不动，更能一本万利。原来妓院规矩是柜上收入每节一分账，柜上每天卖的进项，他都用来囤积货物。什么大米、面粉、香油、粉条、肥皂、香烟，他兼容并包，无所不收。他在南柳巷买了一所房子，除了身下所住几间以外，全作了他囤积货物的仓库。百顺胡同附近义聚昌、雨华馨两家杂货铺看他见货就抓，胃口大得惊人，都有点发憷。这两年物价飞涨，伪币贬值，王阿春打打算盘，囤积比开妓院更有利可图，所以他认识到开窑子造孽，洗手不干了。
王阿春要洗手，我娘头一个赞成，那三个老板也无话可说。王阿春将凤鸣院倒给一个姓曹的，改名“云香阁”，仍旧继续营业，妓女全部不动。倒了5000块钱，每股分了500百，王阿春一人分了3000元。那三个老板平素对王阿春多吃多占，早就不满意，这时就有人提出来：“囤积的东西怎么办呢？”因为那些货物的都是王阿春利用鸣凤院资本购存的。王阿春也不好完全否认，就说：“那就分吧。”于是几家老板都分了些煤、米、粉条、香烟……还有若干瓶味之素。其实这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他本人早就吃饱了。王阿春把鸣凤院倒出以后，便每天买进卖出，投机倒把，先做布匹，还觉得不过瘾，便又倒卖金子，由窑子老板变成一个投机商人。
鸣凤院以外的清吟小班老板们，都没有王阿春聪明，还一直开下去。这时北京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计有开设在韩家潭的荧彩阁、满春园、留春园、春艳院、环翠园、莳花馆、星辉阁、美仙院；开设在百顺胡同的有潇湘馆、鑫凤院、云香阁、凤鸣院、群芳班、新雅阁等共14家。每家有妓女2人至20人。这14家的200余名妓女，在敌伪时期受尽了日寇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摧残，盼来了日本投降，“千刀头”从此在八大胡同销声匿迹了。但很快就有汉奸、商号老板们又在八大胡同里欢迎“八年抗战”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成为这些新贵重要活动内容之一。与接收大员先后来到的，是美国兵、吉普车，爵士音乐代替了日本流行歌曲……200多名妓女依然在精神、肉体的摧残、凌辱下面呻吟喘息，并不比日本投降前稍有好转。但这已是黎明之前的黑暗了。
1949年北京解放，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北京的妓院遭到封闭，在全国范围内首先结束了娼妓制度。妓女获得了新生，逐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吮吸妓女膏血养肥了自己的妓院老板、鸨母也得到不同处理，除了罪大恶极的依法予以镇压以外，绝大多数也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因此，我上面所说的官僚汉奸的荒淫无耻，敌寇的压迫凌辱以及妓女血泪的生活都成为近代社会史上的陈迹了。
（李宜琛整理）
广州风月话当年
刘国兴
娼在旧时代，为下九流之一。下九流又称“贱民”即优、娼、皂、卒、批（修脚甲）、捶（骨）、奴（包括门房）、蛋（艇户）、剃（理发），与上九流之医、卜、星、相等有别。下九流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上九流则可应科举试。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常把娼与妓混为一谈。其实，娼与妓是有区分的。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语所谓“龟公”、“龟婆”之类，娼及他们的后三代子孙，都不能应科举考试；妓则专指被迫出卖皮肉的妇女，其后裔可应科举试。
我是粤剧艺人，与娼妓同属当时人所不齿的“下九流”，彼此相知较深，加以我自少即混迹妓寨，在艺术上稍露头角后，生活更为荒唐，酒色征逐，无日或废，以此，对娼妓这个阶层的生活见历亦较广，这篇资料，不准备考据广州娼妓行业的源流和变革，只把数十年来，有关娼妓这个行业的点点滴滴的见闻，记录下来，供有关人士参考。
阔客竞豪奢
清光绪年间，广州的妓馆已很多，当时统称“老举寨”（因粤人称妓女为“老举”）。按其气派的豪华或简陋，共分为十级。大别之：最豪华的那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再其次为二四寨（设花捐后二四寨按收费多寡为标准，分为三级：价格二元六者为一级，一元三为一级，一元以下又另一级；二元六那一级只在夜间营业，其余日夜都营业）；打炮寨（亦分三级：五毫、二毫及半毫，都日夜接客）；以下还有“讲古寮”等等名称。
初时，大寨多集中在谷埠一地（即油栏门对开至沙基口一带，油栏门即现在的仁济路后面）。当时广州尚未有“米搅”（即碾米厂），各乡谷米，多用船运至广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谷埠一地，商贾云集。谷埠的大寨都是极豪华的大舫，内分隔为三四个厅，供顾客宴饮，另有“住家艇”，供妓女栖息，陈设亦极豪华，非普通嫖客所能到。常有在大寨饮了六七年花酒，仍没有到过那些妓女的“闺房”的。当时最豪华的大舫当推合昌、琼花等，都可筵开十桌。无论大舫与“住家艇”，都散泊在谷埠河面。
光绪二十年（1894年），曾因这些大寨中的一只大舫失火，延及泊在岸边的扒船（又称为湖南扒，是清政府设以保护沙面英国租界的），造成震动一时的谷埠大火，且蔓延及沙面。时各行铺户，都有号称“义勇”的自卫组织，闻讯纷纷出动手摇水车来救。对于延及沙面的火头，当地居民不仅未予扑灭，且纷纷购置火水（即煤油，当时价值很便宜，25斤装的，每罐只售10元左右），灌入水车中，向沙面方面喷射，致使沙面方面的火势益炽。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对列强的入侵，积愤日深，咸欲一泄。当时，谷埠大寨亦有不少妓女，激于义愤，相与激励寨中嫖客，出资购买火水，供水车喷射。这一次大火，我当时虽不在广州，但事后获悉，沙面方面，不少外国领事馆都遭焚毁。
谷埠大火翌日，英领事即往见两广总督“盲谭”（即谭钟麟），要求禁止船只在沙面停泊，被“盲谭”拒绝。到次任两广总督手上，才下令将大寨迁往大沙头。大沙头水势湍急，大寨各船只好用铁链连锁，以便稳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左右，大沙头亦曾发生大火，各大寨于是再迁往东堤。
东堤沿江一带，在光绪年间已开成马路，建有洋房（那时称为“鬼楼”，因粤人原称洋人为“鬼佬”或“番鬼佬”，故称洋楼为“鬼楼”），在现在的东堤桥对面，还建筑了东关戏院和广舞台戏院，商业极为繁盛。这时，各大寨已舍舟登陆，设在东堤沿江一带的“鬼楼”内（当时，那里共有八间大寨）。另有一派经营妓寨的人，因与长堤一带的大寨有利益上的冲突，另树一帜，在沙基对面的上陈塘（即现在的多如茶楼对面，又称陈塘南，后来一般人都习惯简称为陈塘）设立了八间大寨。随着酒家、酒楼如雨后春笋，相继在陈塘一带出现。其中最著名的酒家，要算豪商巨贾经营的“京华”、“永春”，粤剧大佬倌白玉堂等投资的“流觞”，及文人萃集的“燕春台”等几家。
出入大寨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状师讼棍、捐商（承办各项捐税的人，群众称为“捐棍”，政府称之为“官商”）。这些人除在大寨花天酒地，纵情声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亦利用这些地方，探行情，搭路线，进行军事、政治的投机和黄金、棉纱、外币的炒买炒卖，以及包揽状词、讼案等活动。不少人是既到这些地方来“散钱”，又到这些地方来“揾钱”的。这些人在大寨里，都穷奢极侈，恣意挥霍。当时，中、下层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落班演戏以前，曾在一德社（即一德路）喜庆里金地做“后生”，年薪只不过2元；后来在茶楼做“企堂”，每月工资不过5毛；光绪末年因国丧禁戏，戏班不能演出，我又回到茶楼做“企堂”，当时我的工资之高，在全行中排第二位，也不过月薪7元（全行工资最高的一个“企堂”，月薪是7元5毛）。但那些豪绅巨贾，在大寨里饮一晚花酒，挥金数百元，却习以为常。大寨里的菜价颇为昂贵：当时物价很低，大寨的小酌，以清蒸海鲜为例，每碟却计价1元2毛，最起码的小酌，每席也得10来元。宣统年间，设立了筵席捐，普通筵席按价抽捐10%（即加一算），大寨的筵席，除按普通酒席加一抽收筵席捐外，另抽收加二的花筵捐，两者合起来，便需按价加三抽捐。故一席最便宜的花酒，总得20元以上。在那些腐朽的官僚和豪绅的生活里，“饮花酒”和抽鸦片往往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抽鸦片这件事上，挥霍也很大。在那些大寨里，开一个烟局，光是租烟枪、烟灯，便需2元，另抽花烟捐2元4毛。因此，尽管是只抽一盅鸦片烟（每盅4毛），也得4元8毛以上。至于陪饮的妓女（大寨的妓女通称“唱脚”，通常只陪饮及唱曲）只不过在“埋席”（开筵）前唱一支曲，“埋席”时敬一敬酒（娼妓们称之为“挂号”），便需1元以上。但在大寨那些“龟公”、“龟婆”来说，这类嫖客都是他们看不在眼内的，当然更不要指望“升堂入室”了。豪阔的嫖客，不但“打通厅”（即筵开数席至数十席，同时开许多个厅）、“打全骰”（把全体宾客叫来陪酒的妓女的开销都包下来），而且对“龟公”、“龟婆”的无厌的需索，对妓女私人的馈赠，出手都极其阔绰，所花的钱，往往远远超过上述“开厅”、“设局”的费用不知凡几。即使如此，仍未必就能得到鸨儿们的青睐。娼鸨们为了从这些豪客身上榨取更多的钱，一方面对这些豪富极力奉承、诱惑，一方面则设尽办法，不使他们得偿所欲，直到已在这些嫖客身上榨得可观的金钱，才肯让他们和妓女发生性的关系（当然，对那些特别有钱有势的嫖客，他们所采取的又是另外一种手腕）。故我在上文曾说，有好些嫖客，在大寨出入六七年，仍没有见过那些名妓的“闺房”。
但在嫖客与妓女发生性关系以前，娼鸨们还想出种种花样，如“出毛巾”、“探房”、“摆房”等，再在嫖客身上榨取一笔钱。所谓“出毛巾”，即由嫖客大排筵席，宴请宾客，使大家都知道他与某妓“定情”了。此外，为妓女“出毛巾”的嫖客多极尽豪奢，炫耀自己的阔绰。宴会之厅，例需遍结鲜花，到“贺”宾客所传之妓，亦由主人“打全骰”，至于开雀局、设烟局等等，更不在话下了。开筵以后，主人所钟情之妓，例以毛巾分赠宾客，另以一特别华美的毛巾，送给她的嫖客，故示对这个嫖客的钟情。在筵席中，作为主人的嫖客的座位亦有特定的位置，有座对船厅的红毛镜的，称为“对镜”；亦有对着海面的，称为“对海”。继“出毛巾”之后则须“探房”，其排场一如“出毛巾”，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宴请宾客，不在一般的酒舫而在妓女的“闺房”而已。“探房”以后，嫖客还需为妓女“摆房”，将妓女“闺房”内的家俬设备，以至帐褥全部另行购置，摆设一新，所有费用全由嫖客支付。我尚记得，有一个嫖客“摆房”，单是梳妆台上的一瓶香水便值150元，用以供客人抹面的一条毛巾，每一条穗子上都挂着一个金仔（金币）。其奢侈荒淫，可以想见。而这类嫖客，在大寨中不是罕见。“摆房”以后，嫖客便算和这个妓女“定情”了。有好些豪绅巨贾，就这样把一个妓女包下来，长达数年之久。被包妓女的一切日常开销，统由他们支付。其实，娼鸨们为了从妓女身上弄更多的钱，常常背着嫖客，在同一个时间，令同一个妓女，接受几个嫖客来“探房”。他们把嫖客分别安置在妓女的姊妹们的房间，设法使这个妓女分身应酬这几批到来“探房”的嫖客。
一个嫖客，究竟要在一个妓女身上花上多少钱，才能“出毛巾”、“探房”，这就没有定准了。这一方面要看妓女的身价，一方面要看娼鸨的“胃口”，更主要的还是要看这个嫖客身上有多少可供他们榨取的油水。反正娼鸨们的一个共同的手法，就是尽可能使嫖客对妓女“可望而不可即”，以便向嫖客榨取到尽可能多的钱。在大沙头的大寨，曾有一个绰号“苏大阔”（即苏域农）的阔少，恋一个名叫新娇的名妓，在大寨饮了三年花酒，仍未到手。当时，新娇是广州的大寨中首屈一指的红妓，琴、棋、诗、画，样样俱能，架子也不小。有一次，苏大阔屡传新娇，新娇故意迟迟不到，据说“新娇正在钓鱼”。苏大阔很不快，遣人往问新娇的钓竿卖不卖？答复说：“非3000元不卖。”苏大阔立即如数把它买过来。这件事立即轰动整个大寨。“出毛巾”之夜，苏大阔把整个大沙头的大寨的厅都包下来，全部扎花结彩，以豪阔名噪一时。其后，在广州市商会举办的卖物筹款，赈济乙卯年水灾的灾民时，他又以同样豪阔的手段，以1万元饮了一支（瓶）汽水。从这些事情上，可想见那些豪绅巨贾在大寨内所过的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生活了。当然，苏大阔以3000元买一个妓女的钓竿，不是完全没有用心的。他通过这件事使自己以豪阔名噪一时，骗取了不少人的信任。因此，在后来他开设银号（我记得好像是同德银号，设在现在的“利口福”斜对面）时，便有不少人（多是西关一带的妈姐，她们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才积蓄得五七百元）惑于他的“声誉”，纷纷把款项存到他的银号里，结果，却因苏大阔的负债潜逃，受到损失。我说，很多人在大寨花天酒地，既是“散钱”，实际是“揾钱”，就是这个道理。
大寨娼鸨对嫖客的榨取手段，虽如此厉害，但那些长期在大寨“讨生活”的嫖客，却自有其应付的办法。转入民国以后，我在戏行已稍有名气。因为受到各地土豪劣绅的讹诈，曾在一年之内，受到他们的四次掷炸弹、两次扫机枪的恐吓，不敢再下乡演戏了。当时，我的身边已有三五万元积蓄，便伙聚了一班朋友，做些生意。因为要拉交道，探行情，也就整天跟着这些朋友在大寨里混日子。我们这一伙人（大约20人左右），晚晚都在大寨饮花酒，每晚开支不下数十元，逢星期六及过年、过节，例必打通厅，开支更在200元以上。我们用以维持这项长期开支的办法是，每人各缴5元作基金（总数不过100元），至于每晚饮花酒的开支，则另行在打麻雀中抽水维持。这样混了一年，散伙时不但没有再掏腰包，入伙时的5元基金，仍原封不动地退回。我举这个例，目的在说明，在那个腐朽的社会里，不少人就是像我那样，靠在大寨里胡混来讨生活的。
弱女背人愁
大寨的妓女多是由娼鸨们按照他们的业务要求，“精心”培养出来的。当时，有不少富室的妈姐（雇工）被主人诱奸，也有不少富室的妾媵另有外遇，娼鸨们通过各种门路，专门收买她们的私生女，并到各婴堂认领女婴，到师姑庵（尼庵）收购不守清规的尼姑所生的私生女等。他们把这些收买到手的无辜女孩，细心培育，教她们读书、学唱。凡是应酬上层社会的嫖客需要的手段如琴、棋、诗、画等，都尽可能让她们学上手，举止、仪态也经过特殊的训练。对她们的日常生活，照顾得很周到：粗重的事情固然不让她们去摸，甚至连洗脸也不让她们湿手，另有人拧手巾给她们抹脸，以保护她们肌肤的娇嫩，使她们全身骨骼保持柔软。待这些女孩子“出落”动人了，才迫令她们出面应客。当然，有些妓女不是由娼鸨们直接抚育出来，而是由专门蓄养女孩、供大户人家做婢妾和妓寨做妓女的退休妈姐转卖来的，也有从半私明（即半掩门，以下将谈到）的妓女中挑选买来的。对于不听她们摆布的妓女（包括不愿应客，或钟情某一嫖客、过从过密，不愿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娼鸨从中榨钱等），娼鸨所采取的压迫手段，也因人、因事的不同，或软或硬，或软硬兼施，不一而足。有时用甜言蜜语，以打动妓女的心，有时用禁闭和断绝妓女的饮食供应相逼迫，同时指使那些“客嫂”（平时用以服侍妓女的女工的通称，是娼鸨的爪牙，与那些和娼鸨勾结、压迫妓女的黑社会人物等统称为“龟爪”）从旁婉劝，软硬兼施，有时则以把她们转卖到二四寨（下等妓寨，以下将谈到），或转卖下乡（对于那些年纪已大，不能再做他们的摇钱树的妓女，或那些确实不屈服于他们的威迫利诱的妓女，他们常常会这样做）作威胁。最残酷的是对妓女采用“打猫不打人”的毒刑。就是把妓女捆在床上，将一只猫放在她的裤裆内，扎紧裤头及裤管，然后鞭打那只猫，猫受痛在妓女裤裆内挣扎，自然会用利爪在妓女下体乱抓，使妓女不堪创痛，向娼鸨屈服。这种毒刑，虽使妓女受到重创，但不损及妓女身上易为嫖客发现的肌肤，不影响这个妓女以后出面应客，可谓极残酷而又极阴毒。至于对那些在娼鸨看来，以后仍需利用、既不愿转卖出去、又不便用毒刑的妓女，他们往往假称将她们转卖，实则送到其他大寨“搭灯”。所谓“搭灯”是原属某一个妓寨的妓女，到另一个妓寨应客的专用名词。这个被自己的娼鸨伪称转卖、进去其他妓寨“搭灯”的妓女，便由所在“搭灯”的妓寨管束，但仍属原来的娼鸨所有。在“搭灯”期间，所得收入由两寨娼鸨按议定的办法分账。由于被“搭灯”的妓寨内的娼鸨用以压迫妓女的手法不同（往往更残酷），常常可迫使妓女对原娼鸨“回心转意”，加上原来的娼鸨在这段期间，仍不断前来探视妓女，故作关怀或以甜言相诱，使妓女终于屈服，愿意回到原寨听其摆布。
各大寨每有新妓出来应客，即大肆宣传，由“厅趸”（在酒舫或酒家的花筵厅上负责为客传笺召妓的人）将新妓的名字写在纸上，向嫖客传报。于是往往笺条似雪飞来，使新妓应接不暇。
娼鸨们为了向嫖客榨取更多的钱，对妓女与嫖客间的关系，看管得很紧，既不轻易让嫖客“得手”，也防止妓女钟情嫖客，和嫖客厮混得火热。因此，大寨的妓女，特别是那些名妓，一年之中，接客回家住宿的时间，并不像中、下层妓寨的妓女那样频繁。她们和“豆粉水”（指那些在妓寨伺候妓女出门的男职工）间亦有发生感情、甚至性关系的。娼鸨们对妓女的这方面的活动，却往往不大过问，一则这种事情并不妨碍他们从妓女身上赚钱，而且借以满足妓女本人性生活的需要，使妓女不致外鹜，以收羁縻之效。这是大寨娼鸨们在对妓女采取高压手段的同时，经常采用的“怀柔”手段。
半私明（半掩门）亦是第一流的妓寨，顾名思义，它的经营方式与大寨及其他妓寨的大张旗鼓、挂明“招牌”不同。这类妓寨的陈设仿如住家，亦相当豪华，经营半私明的娼鸨很多都是退休的大户人家的妈姐。她们在嫖客面前，例认其所蓄妓女为亲生女，以示不同于普通妓寨的妓女，其实，半私明的妓女，来源一如大寨的妓女，多是由那些退休妈姐向各处搜罗回来的私生女婴，自幼加以特殊培养而成的。其中“出落”得较好的，即以高价转让给大寨。这些娼鸨培养妓女的方法，与大寨略同。但民国以后，亦有将其所蓄女孩送入学校的，一则使这些女孩受到适应上层社会嫖客需要的时髦的教育，同时亦利用妓女在富家子弟的学生中活动，特别是在各校的华侨子弟学生中活动，诱他们“回家”（半私明妓寨），使他们逐步陷入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中，以便娼鸨榨骗钱财。
半私明本身固然是卖淫的场所，同时亦是上层社会藏污纳垢之地和各种荒淫活动的媒介。半私明的娼鸨除自己蓄妓卖淫外，还为那些在家庭内对性生活不获满足的巨室妾媵做淫媒。所以有不少巨室的妾媵常常遮遮掩掩地到半私明中去，通过娼鸨们的帮助，寻求性的刺激。半私明的娼鸨们本身原为巨室的妈姐，与各巨室的妾媵本有联系，且各富室的妾媵例有“近身”妈姐（只在主人身边伺候，做些轻细工作的女佣人）侍奉，这些“近身”妈姐与各半私明娼鸨的关系更密切，半私明的娼鸨，往往就是利用那些“近身”妈姐在各巨室的妾媵身上下功夫，引诱她们到半私明去。当然，这些活动进行得很秘密，或者由“近身”妈姐带巨室妾媵到约定地点，与半私明的娼鸨在路上碰头，然后由娼鸨把巨室妾媵带回半私明去，介绍她们与嫖客相见，或者由巨室妾媵用一切隐蔽方法到半私明中去。在这种活动中，半私明的娼鸨所获得金钱收入当然更大。从男嫖客身上所得的嫖价，娼鸨一般是与巨室妾媵三、七分（娼鸨占七成，只将其余三成交回给女方），只有特殊情况，例如这个妾媵特别漂亮等等，才会对半分。其实，这些巨室妾媵目的多不在金钱，对分成当然不会计较，甚至有女方本身也得付钱给娼鸨的。对于这类活动，半私明娼鸨方面负有绝对保密的义务，以免影响女方的声誉及她在家庭的、社会的地位。她们向男嫖客介绍时，往往亦把巨室妾媵认作自己的女儿。然而，为了向男嫖客勒取更多的金钱，在背着巨室妾媵本人时，就未必这样说了。
半私明的数量比大寨稍多，分布地点与大寨略同：清末民初，在东堤的有12间，与东堤大寨邻近（东堤的8间大寨靠江，12间半私明则靠里，更里则是二四寨）；在陈塘大寨附近的新填地（现在的六二三路后面），则有十间八间。此外，上西关的金沙滩（现在的兴隆南、兴隆西一带，原为一沙滩，清朝已填建铺户）亦有一些。
妓寨的等级
属于中、下层的二四寨，数量很多，现已无法记忆及统计。其分布地区，除上述东堤一带外，城内方面，有长塘街的鸣凤巷，仓边路船舶所衙门侧的钟鼓巷；西关方面，有带河基的显耀里一带和水鬼潭（原是指竹桥对开的水面。谷埠的大寨迁到大沙头后，谷埠仍有谷船停泊。当时有一部分暗娼，以沙艇载妓在附近水面接客，因当地水深而沙艇又小，一只能载三数人，一失足下水，即有“变成水鬼”的危险，故嫖客称这一带的二四寨为水鬼潭。后来，水鬼潭的妓艇亦被禁止，那些以沙艇营业的暗娼，便迁到上陈塘附近的新填地——现在的六二三路后面——营业，仍称水鬼潭，但这时已不是暗娼而为二四寨）；河南方面，则有义和里（即现在的西果栏街）；长堤方面，则有五仙东（电灯局后面）。
广州开马路以后，西濠口亦出现了在艇上营业的妓寨，这类妓寨和河南大基头的“海天四望”等妓寨，都属于比二四寨较低级一些的打炮寨。后来，西濠口的一部分妓寨因营业不佳，迁到岸上，在长堤的篓巷，改作暗娼，由黑社会的下层人物包庇，这部分妓寨俗称水鸡队。
二四寨和打炮寨都是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都须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昼夜之内，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备受侮辱和蹂躏之苦。
这些妓寨的收价因设备条件及环境不同，高低不一。除那些只在夜间营业的二四寨是收2元6的以外，水鬼潭（陆上）收l元3。此外，东堤的二四寨，日间收5毛，夜间收1元；仓边路河舶所衙门侧钟鼓巷的妓寨，在广州的下级妓寨中，开设较早，索价亦最低，日间只收50个铜钱（当时，一毛子抵90个铜钱），夜间收100铜钱；带河基的显耀里妓寨，主要是以附近一带机房（即机器厂）的工人嫖客为营业对象的，日间收一钱银（当时l钱8分银为l毛半），夜间收2钱银。这一带的妓寨是可以“讲价”的，如果嫖客有耐心和娼鸨去讨价还价，日间往往只需1毛，夜间往往只须2毛。西濠口的打炮寨（俗称叫艇妹）是以“2毛找4”作号召的，其实作为尾数的那四个铜仙，嫖客固然不在乎他找不找，而娼鸨们亦决不会找，他们总是会向嫖客报一条账，如“冲茶一个仙”……替嫖客把那尾数的四个铜仙开销掉。
到这些妓寨去嫖妓，俗称为“捐（粤语称‘钻’为‘捐’）灯笼底”，因为这些妓寨的门前都悬有一个敬神大灯笼，进门时须从灯笼下经过。这些妓寨的妓女，日夜都并排坐在妓寨当门大厅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选，称为“坐灯”。嫖客去“捐灯笼底”时，往往先挨家挨户（各条街的妓寨都是并排开设在一起的）看去，相中了哪一个寨的哪一个妓女，然后入门上楼，对妓寨的“客嫂”说明自己看中哪一个妓女，由“客嫂”凭栏高呼“××，有客叫”，妓女即应声到嫖客的房间。这种妓寨虽然没有豪华的筵席，但嫖客仍可拿钱交给妓寨的“客嫂”去打酒买小菜，送到房间内吃，俗称“屈房”。给“客嫂”的打赏（小账），则称为“涉台脚”（涉即垫的意思）。一桌“七星伴月”（六碟鸡、鸭之类的粗菜加一碟扎蹄）大约需1元几毛左右。
二四寨和打炮寨的妓女，多是被社会上的人口拐子拐卖到妓寨中去的城市或各乡妇女，亦有一部分是大寨中年华已老的妓女，被转卖到二四寨中来的。娼鸨买到那些被拐卖来的妇女后，例都指使他们豢养的“龟爪”（在黑社会人物中找来的打手等），先把她们强奸，破坏了她们的贞操，摧毁她们的道德观念，以挫折她们的反抗意志。这种手段，是对这些被拐卖来的妇女的肉体的蹂躏，同时也是对她们的一种心理攻势。她们在这种妓寨里，完全丧失人身的自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受到极端残酷的虐待。稍有反抗，或接不到客，或娼鸨稍不如意，轻则受到娼鸨的鞭笞，重则着令“龟爪”毒打，拳脚交加。妓女们往往被打到遍体鳞伤，周身瘀黑。有些妓女，夜则接客，做娼鸨猎财的工具，日则为娼鸨操杂役，做奴婢。有些娼鸨只在夜间妓女出面接客时，才给予较漂亮的衣饰，日间即将这些衣饰收回，易以粗服。这些妓寨例都并排设在一条街内，街的两端均建有闸门，各有两个“龟爪”把守，不许妓女越出闸门一步（大寨的妓女则可自由上街，虽有美其名为贴身伺候的“客嫂”跟随监视，但较二四寨妓女的完全丧失自由，已有天渊之别）。在这种环境下，妓女的确是插翅难飞。何况娼鸨与衙门官吏、社会恶势力都有勾结，在社会上撒下一个天罗地网，妓女即幸而逃脱，往往亦被截回缉回，受到更残酷的折磨。
二四寨的妓女，在染有性病后，仍需继续接客（病情特别严重的才可休息）。那时，治疗性病还未有如现在这样有效的药物，娼鸨们亦不会尽力为她们医治，故染有性病的妓女，境遇尤其悲惨。
我以前曾把一个二四寨的妓女赎出带回家中。她原是一个有夫之妇，东堤一个名叫“机器仔”的流氓把她的丈夫拐做猪仔卖了出洋，又把她拐卖到妓寨中。我把她赎出带回家后，那个“机器仔”仍一再到我家向我父亲要挟恐吓，迫我父亲把她交出。甚至伙众到戏班来准备向我找麻烦，后来知道我不好欺负，才悄悄溜走。那些“龟爪”和娼鸨的厉虐，从这件事里也可窥见一二。
二四寨的妓女，到一定年龄后，在央得娼鸨同意，准予自行备款赎还卖身价，才能获得人身的自由。赎身的价款多少，任娼鸨随意需索，漫无定准。妓女们为了赎身，唯一的办法，是把嫖客馈送给她们的财物积蓄起来（妓女称向嫖客索取馈赠为“斩白水”，但“斩白水”所得必须设法瞒着娼鸨秘藏起来，因为娼鸨们经常搜查妓女的衣物甚至身体，如搜出妓女的私蓄，即予没收），积有相当数目，才向娼鸨提出赎身（当然也有由嫖客代为赎身的）。妓女赎身后，如不改业，仍可在本寨操其旧业，或到别的妓寨“搭灯”，但她们有人身的自由，称为“自己身”。那些经常出没于酒楼，或在街上接客的妓女，多是“自己身”的，与那些在妓寨内的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事头婆（老板娘）身”的妓女比较，又算高出一头了。
除上述妓寨外，在东较场还有一种妓寨，名为“讲古寮”。这类妓寨都是用竹搭成的棚子。“讲古寮”的妓女多是近郊的贫苦农民，她们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含羞忍辱，到“讲古寮”来出卖色相，换取三毛两毛，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她们虽属“自己身”，但境遇的辛酸，并不亚于其他妓女。
无论哪一种妓寨，都与官僚、豪绅、衙门吏役，以及黑社会势力有密切的勾结，没有这些恶势力的支撑，它们外则不能维持营业，内则不能维持对寨中妓女的压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我因为本身亦属“下九流”，没有机会和那些统治阶层接触，也说不出他们与娼鸨们勾结的隐秘，这方面的材料只好由其他熟悉内幕的人来补充了。
至于那些藏污纳垢的师姑庵（尼庵），和那些兼营卖淫的行业，因为不属妓寨，便不在这里叙述了。
张家口妓院轶闻录
申玉光
妓院街形成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清光绪年间，张家口辟为“任便通商”之地以后，国内外的商贾便纷纷来张设庄办行。天津买办资本家梁炎卿、陈祝龄等人，意识到在张建造房产，更是有利可图，便投资动土营建怡安街。随着京张铁路的通车，桥东的怡安街很快便成了繁华闹市。这里不仅有饭庄、茶园、客栈、澡堂、戏园，而且还开设了一些妓院。
张家口妓院的出现，适应了剥削阶级花天酒地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但它却使许多良家女子，被迫堕入“娼妓”的火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烟花女子的来历
张家口妓院的卖身女，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家遭荒旱，双亲去世，让人拐骗到张，又被妓院“买死”，只好终生为妓的良家少女。
二是丈夫不谋正业，整天抽赌成性，使家境衰败，外债累累，只得以身“押账”，充当娼妓，这些人的押期不等，有一年半载的，也有三年两年的。
三是因生活所迫，自愿来妓院占地盘卖身“自混”的年轻女子，她们多数是南方人。
当时，南方个别贫穷之地有种恶习，认为：养女得“元宝”，养男多“苦力”。可另一方面却为女儿出嫁陪送嫁妆发愁，因此为了不受男方歧视，许多父母竟忍心让女儿出外卖身，等挣回钱再办婚事。
所以凡是被迫卖身的女子，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表面上每日茶楼酒肆强颜欢笑，实际上却过着饮泪吞声的悲惨生活。有些水性杨花的女人，一时过惯奴颜媚骨的生活，可到人老珠黄之时，尽管整日描眉粉面，也是自惭形秽，到头来只有抱恨终天。
鸳鸯痛史
1924年，桥东有家二等妓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被迫卖到娼门终身为妓的南方少女，在“铁打的窑子流水客”中，相识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二人一回生二回熟，越来越觉得情投意合，于是便在暗地里海誓山盟。这位少女从良心切，不惜把自己积蓄的钱财拿出来，赠予“知音”，可那个男子却不知节俭，竟花得一干二净。俗话说“娘儿爱俏、鸨儿爱钞”，妓院掌班见那男子没有油水了，便立刻将他撵走，这对有情人万般无奈，只好双双服毒自杀了。
他们的不幸遭遇，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而且传出男子临终的遗言：“亲死哥，爱死哥，多少押账告诉哥……200块现洋逼死哥！”这个遗言也许是人们信口所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妓院的罪恶内幕。
冯将军斩将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来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抗日救国。
他对那些只知串花街柳巷，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人，极为憎恶，所以便责令下属对妓院严加管教。特令从事娼妓为生者，一律穿蓝色市布，人人带白底黑字圆牌标志，写明妓院名称与本人姓名，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在以前，妓女出入妓院时，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知详情的人，误认她们是官商的太太小姐，不敢等闲视之。自有标志之后，她们便很少去酒楼饭庄待客了。因为她们身上都有鲜明的标志，容易引起人们街谈巷议，指指点点。
同时，冯将军还令下属对妓院日夜盘查，遇到嫖客，便严厉盘问：
“你一天挣多少？”
“有钱就该捐国抗日！”
“明知这是苦井为何还来？”
嫖客如敢回话，必定挨揍罚款，甚至被轰走。
有一天，驻守宣化的同盟军指挥官邓文来张领赏。事后，带着随从跑到桥东福寿街的头等妓院——“三顺班”闲逛，被纠查发现后，开枪击毙了。一时，上下两堡人人皆知。有人私下议论：这位抗日有功之士，是被坏人陷害而死的。也有人说：他去妓院戏窑姐，门口还有随从站岗，就被人家从床上拉出，开枪打死了。当时卧龙沟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严重违犯军令，故从严惩处。从这一事实中，完全可以看出冯将军执法如山的精神。
日伪统治时期的妓院
1939年，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从此，张家口民不聊生。娼妓倍增，仅桥东怡安街、福寿横街一带，就有24家妓院。除了日本高级军官在桥西东关街设立了“赛樱阁御料理”，这家日本高级妓院外，分设在桥东庆丰戏园西侧的有“云兰阁”，怡安南街有“迎春院”、“同心妓院”，福寿横街有“双福”以及“德合”、“德玉楼”等等，都是当时比较高级的一二等妓院，像“聚美院”和桥西街的“大观园”等则都属于三等妓院了。桥东福寿横街的二等妓院“天庆”，是娼妓业的一家行头。这个妓院掌班的姓董，是天津人，此人后在桥东投股，开办了卫生池澡堂。
暗门里的老虎
日伪时期，除了正规妓院外，还有不少私立的窑子。张家口的三间房、拐子房都属这类性质。人们称这种窑子叫“暗门子”，嫖客多数是农民、伙夫、车倌、小贩和一辈子没钱娶媳妇的穷苦人。当时，张家口人爱说：“新饭馆、女招待，吃8毛给要1块。”有些饭馆的女招待，就和暗门子窑姐一样，专门逗引顾客上钩，暗行嫖事。桥东太平桥，有个叫“杨小脚”的专门买乡下姑娘当窑姐，养活自己。她本身有两个女儿，其中有个女儿和伪警察署长有勾挂，也有人说是她的女婿。因此杨小脚便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对嫖客随意要价，如果不给，她就暗使手段，让你见官，因此人们背后骂她是“母老虎”。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因她民愤很大，我晋察冀边区政府便依法枪毙了这个令人发指的“老妖婆”，为民除了一害。
跟班的苦恼
妓院的跟班，俗称“提大茶壶”的。这样的人在妓院里地位比妓女更低下，挨骂受气是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