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嫖客视妓女为知己，逢年过节总多赏些钱。每到这时跟班的必须加倍卖力，拉长声高喊“某某二爷有赏”，“上一跨九十九”（即指多给几十倍）!其实嫖客也不见得多给了多少，这不过只是鼓吹罢了。
妓院跟班因生活所迫，只好忍气吞声，整天干着这种点头哈腰的工作。干这种差事，一要记性好有眼力，能分清来客是找哪个妓女的“客头”，二要手勤、腿勤、口勤，能前后照应。就是去拉铃，长短次数可能都有讲究，因为妓女往往不开门就知哪个嫖客“驾到”。如果跟班领错头主，那就“砸锅”了，常常是嫖客大骂、妓女不满、还引起掌班的动怒。他只能说好话陪笑脸低头认错，免得打了饭碗。
无聊的商人
那年头本地商人做买卖，总得请外地商人“打牌逛窑子，吃饭叫条子”，用这些方法，来弥补对方精神上的空虚，以便买卖成交，尽快达成“君子协定”。
无聊的商人们在一起吃饭，经常打赌比输赢，看谁能请来有名妓女——“红姑娘”。当时他们称呼这是“叫条子”。商人们都爱互相吹捧，一个介绍说，其掌柜定能请来某姑娘，另一个却不信。如请来了，这个掌柜自然洋洋得意，高兴劲儿一来，就让跑堂的多上几样酒菜请大伙吃。要是被请的妓女不肯来，他自然十分难堪，窝火万分。那些风流场的老手，总是假意推脱，说所请姑娘必定不来，他却心中有数，知道所叫之妓女十拿九稳会来陪客。用两面派的手法，讨好外商，作为获利的手段。
那些被请的妓女，如是终身“买死”妓院的，她们来陪客时，并不自由，掌班定会派跟班前来盯住，以免商客带妓女逃跑。
警察与嫖客
日伪统治时期，桥东庆丰戏园旁边，有个伪公安局派出所。所里警察经常到怡安街、福寿横街各妓院“查夜”。这伙人一到妓院，跟班的边喊“查夜——”，边打各房间的门帘。这时妓女们便都赶紧站在自己门外，等候相迎。
嫖客们也需要站在各屋里等候盘问。有些商客善于和他们交往，早有厚礼送去，自然面无惧色，也有的嫖客在盘问时，偷偷递钱送进警察的腰包，也算是知趣。唯独那种不知他们查夜是假，乘机“捞外块”是真的嫖客，便被这些人左查右看，还得挨打受罚，扫兴而去。只要这样一折腾，整个妓院也别安生，闹得人人提心吊胆，不敢出声。这时只有送过厚礼的人出面说话，警察才会骂骂咧咧地离去。这种有资格讲情的人，大家叫“扛茶的”，“有茶根”（即有硬门子）。因此这种人在妓院非同小可，掌班的也不敢得罪。个别妓女为争这种客头，还闹矛盾，姐妹间有的还吃起醋来。但性情耿直的姑娘，就看不惯这种狐假虎威的人，见他进屋也不多话。这种人见慢待他，便敲打茶壶成心寻事。有时他情愿出钱带进个送煤的老头，脸不洗、衣不换、进屋就折腾。他还说：“这是我的朋友，给你贺边来呀！我认得的就是这样朋友，你不满意？”弄得那些耿直的姑娘有苦难言，气得情愿去“坐大板凳”。在妓院里，那些因多种原因接客不多的妓女，经常坐在板凳上，等待嫖客。她们受客冷落，被领班歧视，对生活失去信心。无客时经常是烧香供仙以求“来世平安”。
当时庆丰戏园附近这家派出所，警察“捞外块”、所长“油水大”，所以张家口伪警官们，总是设法给顶头上司局长送厚礼，争着到这里“当差”。那时这里所长说换就换，最多任期也不过两年，有时不到三两个月就换了人。我有个同乡曾来这里任职。据他亲口说，为争这个“肥缺”，曾给局长送礼1800块现洋。可不到两年，就有人说他挣回3600多块。这真是：大官吃小官，警察吃嫖客，嫖客回头吃大家，最终花的还是穷苦人的血汗钱。
性病成灾
提起妓院的“病毒”，真使人有些后怕。当时常去妓院的嫖客，有不少人因患杨梅、大疮、鱼口、便毒等脏病，丧失了性命。
那时不少军、政官吏是显赫人物，更爱到高级妓院寻花问柳，当他们得知病毒已泛滥成灾时，便不由惊恐万状。为了自保活命，便下令规定：各妓院妓女每星期必到桥西大河套医院，检查是否有性病。凡有病妓女不准留客，否则轻者受罚、重者判刑两年。并派人四处张贴性病对人危害的宣传广告。张家口所有公用厕所墙上，还贴着不准性病患者随便入内的标语。
当时桥西街大观园、三间房和一些暗门的窑子，得性病的嫖客越来越多，多数是穷苦人，因卫生条件所限，其结果不是残废就是死去。
目睹昆明私娼之怪现象
张发忠
娼妓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危害社会的毒瘤。娼妓的活动非常隐蔽，很难窥其底蕴。1935年至1949年，我先后在昆明住过十多年，对于私娼的生活和活动，在茶余酒后，听见一些具体事实，也目睹过许多怪现象。现把它纪录下来，供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同志参考。
私娼的等级
所谓私娼，顾名思义，是对公娼而言，即指不在政府设置的妓院（名叫“集园”，在书林街的云津市场）挂牌卖淫，而只是偷偷摸摸出卖色相的娼妓，昆明叫“滥厮”。昆明私娼，有不少是外省来的。私娼并没有严格的等级，但从她们的年龄、姿色、身价以及活动的特点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一、二、三等。年轻貌美、身体适中，态度柔媚，谈吐不俗，善于交际，不轻易出卖色相的为一等。这等人穿戴华丽，式样新颖，既漂亮又时髦。当时妇女装束以上海为最时髦，只要上海的时装出一花样，她们的服装也跟着翻新，因此，当时昆明有“小上海”之称。她们中有一些人还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有的会唱滇戏；有的会唱京戏；有的会唱花灯；有的会唱小调歌曲。多才多艺，仪态万方，不知道她们底细的人，还以为是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她们一般在家里不接客，而以钓台为媒介，以钓台的家为秦楼楚馆；也有通过高等旅馆茶房的牵线与客人在旅馆开房间的；也有住在高等旅馆直接勾搭狎客的，交欢一次需银元3至4元，夜度5至7元左右。至于包十天半月、一月两月的，那就另议包银。逛一等妓女的人，多半是有钱有势的军人、官僚、大亨及小老板中喜欢冶游的人，他们有时为了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弄得妓女左右为难，只好向双方劝解，息事宁人。当时一等妓女中比较出名的有耐梅、毕小弟、陈庆书、小金莲、戴氏姊妹、王守槐等。
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等妓女的地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从良以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姿色的衰退，降为二等三等，终于逃不出烟花女的悲惨结局。
年届花信，资容中等，或面容虽姣好而不善应酬，有一定身价，不到马路上拉人的为二等。这等人也讲究漂亮，讲究时髦，穿红着绿，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一般通过钓台和旅馆茶房的撮合，在钓台家里或旅馆里同狎客幽会；也有把嫖客勾引到自己家里的。交欢一次，约合银元2至3元，夜度至5元。逛二等妓女的人，多属中小资产阶级的堕落分子。二等妓女是三等妓女的后备军，有不少堕入三等妓女的深渊。
年龄较大、姿色较差、无法维持生活，只好到马路上去拉人的为三等。这等人也爱打扮，淡装浓抹，逗引狎客。每当日落黄昏电灯初明，她们便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活跃起来，护国门、南屏街、近日楼、书林街、祥云街、大井巷、南华街等处是她们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有在其他街巷活动的，但为数较少。她们脑壳上虽没有写着妓女二字，但她们举止轻佻，谈吐下流。还有一个特点：多数人在马路上逡巡或在电灯杆下站立时，常有老钓台陪伴或口叼香烟。熟悉情况的人，一看就知道她们是“野鸡”。她们招蜂引蝶，同走花街逛柳巷的游荡子弟拉拉扯扯，说说笑笑，讨价还价，讲好价钱后，即把顾客引到下等钓台处行云雨之欢，交欢一次，约合银元1元左右。据熟悉内情的人谈：下等钓台处房屋窄小，有的只是一个小棚子。设备简单，木床上只有一张草席，且多无电灯，只有一盏半明半暗的香油灯。阴森恐怖，简直是一个魔窟！逛下等妓女的人，多属经济条件差的好色鬼，他们往往因捡便宜图快活，贪求片刻之欢，得终身之病，甚至因病致死。“野鸡”拉客，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一夜拉几个，有的一夜拉不到一个，只好空手回家。有鸨母的妓女，往往因拉不到狎客挨打受骂，有的狠心的鸨母，竟用烧红的铁钳烙妓女的腿，或用皮鞭毒打，所以有的妓女受不住鸨母的虐待，私自逃跑，或寻短见。这类妓女，以色相谋生，境遇极为悲惨，过着非人的生活。
妓女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出卖皮肉，过寄生生活，日久成习，不事生产劳动，安于悲惨生活，能够回头的人很少。当时有堕落文人作了一副讥讽她们的对联，上联是：“毕世为人，只凭两条大腿”；下联是：“半生糊口，全靠一亩小田”。语虽猥亵，却道出她们寄生生活的实质。
妓女操皮肉生涯，由于色情过度，所以大多数不会生育，也有因服食避孕药品而不生育的。狎客之中也有因贪花恋柳淫欲过度而失去生殖能力甚至死于花下的。1948年左右，有一登徒子同铁局巷某妓女一夜狂欢，身体虚脱，死在妓女身上，成为花下鬼，一时传为奇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昆明人口约20万人，妓女约5000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人民先后流入昆明者数万人。日寇侵占泰、越、缅后，从泰、越、缅逃回昆明的华侨也不少。此外，由外省调入云南的军队也有数万人，一时人口激增，良莠不齐，品类杂集，社会道德愈趋愈下，廉耻丧尽，美丽的昆明，成了罪恶的渊薮。妓女人数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无确切统计数字，估计在万人以上。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外来人口，多数还乡，人口锐减，妓女人数，也比例下降，估计只有6000人左右。1946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后，由外省流入昆明的人口，又逐渐增加，妓女人数，也随之增加，直到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前夕，约有七八千人。解放后，党把妓女救出深渊，对她们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方针，把她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从根本上消灭了娼妓，这是自古罕有的大事。
“吉普女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反击日本，成立所谓“中美合作所”，美国派遣军事人员来华，有一部分美军驻在昆明，他们把美国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带到昆明，“吉普女郎”也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所谓“吉普女郎”，就是勾搭美军的妓女的别名。当时美军常把妓女勾搭到吉普车上，到处横冲直闯，无法无天，所以当时人们叫那些专走“美军路线”（也叫“国际路线”）的妓女为“吉普女郎”。
“吉普女郎”多数由原来上等妓女中的一部分人改操此业，也有开始下水就干此勾当的。为了迎合美军的心理，她们打扮得“中西合璧”，油头粉面，画眉涂唇，烫头发，染指甲，高跟鞋，长筒袜，新式旗袍，呢绒大衣，戒指、手表、眼镜……应有尽有，手里还提着玻璃皮包，袅娜娉婷，装成华贵妇人的模样。每当华灯初上，南屏街、晓东街一带，停着大大小小的美军吉普车，“吉普女郎”三三两两也在这一带穿梭式的来来往往，扭扭捏捏，兜揽生意。有的同美军眉目传情；有的见了美军还伸出右手大拇指高喊一声“顶好！”有的同美军挨挨挤挤，说说笑笑。她们为了过享乐腐化生活，竟被肮脏的美金所迷，不顾羞耻，出卖色相。她们同美军讲好“生意”之后，即同美军坐上吉普车，洋洋得意地招摇过市，同美军到高级旅馆如商务酒店、正义旅社、温泉宾馆等处住宿，甚至还到美军驻地供美军取乐。有的还和美军生了混血儿。据说与美军交欢一次5至10元美金，夜度15元至20元。有的还向美军要了一些罐头食品、香烟、糖果以及衣物之类，有的美军为“吉普女郎”所迷，到了床头金尽，还不死心，竞盗卖军用物资，作缠头费用，被主管发觉，受到处分，遣送回国。
“吉普女郎”同美军勾搭，一般通过美军的翻译，也有会说英语的男子甘做龟奴，担任美军和“吉普女郎”的翻译，从中讨一点便宜为生的；也有自己学会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直接同美军勾搭的。由于国民党在人民中灌输崇美思想，所以当时有一些人特别是醉心于美国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分子，以结识美军为荣。1943年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在崇仁街云龙巷“庾园”（唐继尧参谋长庾恩旸的花园）的南楼（即今艺术剧场），设立了“同盟联欢社”，作为与美军联欢的处所。内有舞场、酒吧间，更便利“吉普女郎”同美军勾搭，陪伴美军跳舞、游耍、住宿。
在昆明的美军，恣意放肆，根本不理睬中国的风俗习惯，不仅随便勾搭妓女、舞女，而且任意调戏和侮辱中国的良家妇女。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用暴力把中国妇女架在吉普车上开到僻静处所任意奸污，甚至轮奸。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美军的这种兽行，不闻不问，甚至想方设法迎合美国人的欢心，而正直的中国人，则敢怒而不敢言。
雏妓的初夜权
钓台中的鸨母，她们把穷苦人家的女孩以贱价买来，名为“养女”，或收养流浪街头的女孩为“义女”。到了十四五岁时，即逼其卖淫，把雏妓的“初夜权”（即所谓的处女红）视为奇货，要向享受初夜权的狎客索取一笔钱，数目多少，以雏妓的姿色如何而定。一等的约合银元五六十元；二等的三四十元；三等的一二十元。有的还要给雏妓买一些衣物。度过初夜之后，也有另议包银，包十天半月、一月两月的，在此期间，狎客与雏妓双宿双飞，俨如夫妇。过了包期，鸨母即逼令雏妓接客，成为鸨母的“摇钱树”。
逛雏妓的人都是有钱的人，不仅鸨母养的雏妓是他们猎取的对象，而且不惜千金买笑，诱奸良家闺女，骄奢淫逸，相习成风。据说名妓毕小弟就是她的父亲贪财，以50元的代价，把毕小弟的初夜权，卖给军阀陈萌生，毕病了半年之久，即堕入烟花，成为一时名妓。唐继尧部下的红人徐之琛（外交司长）最爱蹂躏雏妓，荒淫无度，有人给他一个“大公鸡”的绰号。
妓女与“神头”
妓女是泄欲器，又是受气包。她们出卖色相，还要受狎客的肮脏气，有的狎客故意用钢笔、小刀划破她们的脸，或者用硝镪水泼在她们的脸上，企图毁坏她们的容颜，断绝她们的衣食，她们为了自卫，为了生活，不得不依靠有势力的人，做她们的保镖人。当时叫保镖人为“神头”（意即有人欺负她们，保镖人即出来保护）。有的依靠旧军人；有的依靠宪兵；有的依靠警察；有的依靠青帮、红帮；有的依靠地痞流氓。她们对自己的保镖人，除供奉色相外，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平时要奉承，过年过节要送钱送礼。常言：“吃人银钱，与人消灾。”神头得到妓女的好处，也替妓女撑腰，如遇狎客欺负妓女，妓女即请神头出来对付，轻则大骂一通，重则毒打一顿，还要狎客赔礼道歉，甚至“挂红”送礼，使狎客既花钱又挨打，两头吃亏。
妓女与烟毒
云南的鸦片烟毒，一向泛滥全省，当时招待吸食鸦片是社会上最普遍的应酬方式之一，有不少人染有“芙蓉癖”，而妓女和狎客吸食烟毒的也不少，因此，“烧花烟”之风，也很盛行。当时钓台家中一般设有烟榻烟具，供妓女与狎客吸食鸦片之用。所谓“烧花烟”，就是由妓女烧鸦片给狎客吸食，有时狎客高兴，也烧给妓女吸食，一面吞云吐雾，一面打情骂俏，丑态百出，非笔墨所能形容。烧一次花烟，除鸦片烟、香烟、糖果等费用外，还要送给妓女银元l至2元，如系老相识，常来常往，也有只烧烟不送钱的。肯花费的狎客，还请钓台和妓女吃饭、看戏看电影，亲如家人，但一朝金尽，便遭白眼。
妓女操皮肉生涯，生活与一般人不同，多在夜间活动，也有白昼卖淫的。她们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她们身体虚弱，精神颓废，有不少人常以烟毒麻醉自己，久而成瘾，也有因抽大烟而坠入风尘的。她们的钱，大部分消耗在烟毒上。由于她们的姿色有好有丑，身价有高有低，收入有多有少，所以她们吸食毒品的质量，也有优劣之分。上等妓女收入较多，她们一般只吸食烟膏，不拌烟灰。二等妓女收入较少，一般除吸食烟膏之外，还拌夹黄烟灰，即烟膏吸食一道后，用挖刀从烟斗中挖出烟灰，拌以烟膏少许，‘又吸食一至二道。下等妓女收入最少，一般只拌烟灰或吞服烟灰。妓女烟瘾也有轻重之分，新上瘾的只晚上吸食一次，有老瘾的午、晚各吸食一次，瘾重的早、午、晚各吸一次。她们身在苦海，又陷入黑海，越陷越深，能自拔者甚少。也有到了生活无法维持，只好服毒或悬梁自尽的。
妓女与赌博
在旧社会烟、赌、嫖往往是三位一体，妓女的生活是一种放荡不羁的浪漫生活，她们的钱来得容易，也花得快，除吃喝之外，还要吸烟赌钱。有的上等妓女、“吉普女郎”，大赌特赌，一掷千金，满不在乎。1944年我亲眼看到一个名叫小凤的“吉普女郎”，在扑克场中逞英豪，不仅带有很多现款，还带有美金、黄金，打一牌扑克，输赢一二两金子，满不在乎。有时甚至日以继夜的赌，她的钱大半输掉。1945年日本投降，美军回国，她已不能再过“吉普女郎”生活，只好去当一般妓女，有了钱，还是去赌。当时赌的名堂多，如掷骰子、赌单双宝、推牌九、打扑克、打麻将等，而以打麻将为最普遍。当时一般打花麻将，有打四堂花的、有打八堂花的、有打十二堂花的、也有打十六堂花的。花的名目繁多，或以地方名胜为名，如“翠湖春晓”、“官渡渔灯”、“金碧交辉”、“双塔倒影”之类。或以四季为名，如“春、夏、秋、冬”。或以花卉为名，如“松、竹、梅、兰”。还有飞、筒、索、万”等，初上阵的人，弄得头昏眼花。有的八圈麻将，输赢在几两金子之多。有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即靠摆赌抽头过活，赌风很盛，有不少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妓女中也有赌棍，她们对赌博有一套手法，特别是在打麻将中手法更多。如“二人抬轿”就是她们的手法之一。所谓“二人抬轿”，即两个人的好“点子”，如法炮制，即可包赢无输。所谓“点子”，即暗语暗号，而暗语暗号同密码一样，只要两人约好照做就行。常言：“十赌九输”、“赢了不成钱，输了一行账”，结果，总是输得人多，赢得人少，她们输了钱又去卖淫，有了钱又去赌博，这样循环下去，她们大半生的时光，就这样消磨在娼赌之中。
妓女与性病
妓女是性病传染的媒介，特别是私娼。由于她们接触的男子太多太杂，有的一日之内接待数客，成了男子的泄欲器。她们不像公娼有定期的卫生检查，有专门的医生诊治；她们不大讲究卫生，所以容易得性病。得了病后又不及时医治，中、下等妓女有不少根本无钱医病，为了衣食还要带病接客，把性病传染给嫖客，嫖客又传染给妻子，遗传给子女。旧社会瞎子多、哑吧多、白痴多，就是性病遗传的恶果。性病最通常是淋症和梅毒，而以梅毒最难医治，有不少人死于此症。当时花柳科医生也如雨后春笋，但仍不能控制花柳病的蔓延和泛滥。戏业场的一个花柳医生，还弄了一个大笑话：他在铺子门上悬挂一块墨底红字的大匾，上面写着“梅毒大王”4个大字，他的本意是宣传他是医治梅毒的大王，有人误解为他是患梅毒的大王，一时传为笑柄。
私娼的出路
私娼有几条出路，第一是从良。有少数比较有一点觉悟的妓女，她们想到自己的终身，立志跳出火坑，在当私娼期间，一方面省吃俭用，积蓄一点私房；一方面从来客中留意挑选可托终身的如意郎君，一俟条件成熟，即决心从良。有鸨母的妓女，还要向鸨母赎身，付给鸨母一笔赎身金，金额有多有少，多则百元银元，少则几十元。红极一时的上等妓女如耐梅，因厌腻风尘，改唱滇戏，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唱做俱佳，1947年至1948年在民生街滇戏院登台表演，深为观众赞许。当时云南大学某教授尤为赞赏，耐梅每次演出，某教授每次必到，风雨无阻，成为“顾曲周郎”，久而久之，他与耐梅成了知音，结为伉俪。又有名妓王守槐也是滇戏名票友，后来也改邪归正。从良是妓女的一条光明出路，但能走这一条路的人百无一二。
私娼的第二条出路是当钓台、当鸨母。当她们年老色衰，失去出卖色相的条件时，即去当钓台、鸨母，这是一条坑人害人的出路，私娼中有一部分人就走这条路子。有一个绰号叫“胖二姐”的，她的丈夫是一个医生，曾任某县卫生院长，因抽大烟被撤职，生活无着，胖二姐去当私娟，她的丈夫也甘心坠落成吃乌龟饭的无耻之徒。后来胖二姐老了，又当钓台，直到解放后才改邪归正，当了棉絮工人。
私娼的第三条出路是当公娼。按照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警察章程的规定，私娼是在取缔之列。如第一次拿获，当面警告，并把私娼的相片照下来，写上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归档存查；第二次拿获，送感化院服l至3月的劳役；第三次拿获，即押送政府设立的妓院（当时叫“集园”，地点在云津市场）去当公娼。由于私娼与警察互通声气，有的还以警察为背景，对警察百般奉承，而警察则利用职权，揩妓女的油，彼此关照。警察看见妓女在街上兜揽生意，也睁只眼闭只眼，不抓她们，顶多也只把她们驱走了事。如遇大检查，还事先通知她们避开风头。因此，事实上被抓送“集园”当公娼的很少。
私娼的第四条出路是死路一条。有不少人未老先衰，败柳残花，不能招蜂引蝶。她们过惯寄生生活，无一技之长，谋生乏术，坐吃山空，生活濒于绝境，不是冻死饿死，就是病死，有的死在街头，由当时所谓的“慈善”团体雇人用草席抬到荒郊，草草掩埋，玉殒香消，永眠地下。私娼中被逼走这条悲惨道路的人不少。当时的黄色小报，披露出不少实例，不能一一列举了。
私娼的血泪史
剥削制度是产生娼妓的根源，每一个妓女又各有一段血泪史。她们堕落烟花有种种原因：有的早失父母，少亲无戚，自幼被拐，卖与鸨母，到了十四五岁就被逼卖淫。有的因天灾人祸，走投无路，不得已跳入火坑；有的因当了人家的丫头，被主人打骂而逃跑出来，被钓台勾引上钩；有的因丈夫无能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出卖色相（有一些不知羞耻的男子，甘当乌龟，吃乌龟饭，明知妻子卖淫，却装聋装瞎，嫖客上门，还借买酱油为名自动让开，当时社会上讥笑这等人是“酱油宝”）；有的因当了人家的童养媳，因受不住公婆和丈夫的虐待，铤而走险；有的因年纪轻不懂事，被钓台以钱财诱骗而误入歧途（如名妓王守槐在上中学时代，即被钓台勾引下水，便是一个例子）；有的因抽大烟而堕入风尘，1942年初我由车里（即今景洪县）携眷回昆，同我们一路上昆明的有一个“包小姐”，她父亲是国民党普洱县参议会议长，她的丈夫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她是独生姑娘，由于母亲溺爱，自幼抽上大烟，她的父亲和丈夫叫她上昆明戒烟，可是她到昆明后，不仅不戒烟，烟瘾反而一天比一天加重，她父亲知道后即不认她，她丈夫也和她离婚。经济来源断绝，所带盘缠消耗得一干二净，连衣服行李也几乎典尽卖光，只好去当私娼，起初还只偷偷摸摸地搞，后来就公开到马路上拉人，成为最下等的妓女，得了性病后，又沦为乞丐。1945年她父亲死后，她的母亲才托人把她带回普洱，获得新生。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因抽大烟去当私娼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的虽已做了“达官贵人”的“太太”，但为了满足淫欲，甚至贴钱养汉暗筑香巢。陷入烟花的原因很多，未能一一列举。如果把她们每一个人的经历详细地写出来，可以写成一部充满血与泪的“烟花秘史”。当时黄色报纸上曾披露过部分公娼的访问记，这里不一一引述了。
她们生来不是“贱货”，也不是心甘意愿干此行道的，而是受不住生活的逼迫和经不起恶劣环境的引诱才坠入风尘的，她们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云南小调“烟花告状”中有“变牛变马奴甘愿，不愿变到烟花里”之句，这说明妓女生活是充满着血与泪的悲惨生活，比牛马还不如。
解放后，全国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翻了身，娼妓也得到解放，经过教育改造，她们中绝大多数已改邪归正，已由寄生虫变为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娼妓已随着旧社会剥削制度的崩溃而消灭了。
藏污纳垢的旧开封妓院
段荣轩
相传娼妓的产生是在战国时代，为齐国管仲所创始。当时诸侯各占一方，互相兼并，战争频繁，管仲为了调济军士的性生活，在军中设置营妓，营妓的人数三百或五百不等，以鼓励士气。以后为了商旅的方便，在各地私人经营妓业。迨至汉朝，汉献帝明确规定，凡私人经营妓业，其负责人头上必须缠一绿色头巾，以示区别。后人认为某人之妻不守贞操者，即讪笑某人戴绿帽子，即由此产生。历代相沿，各地仿行，遂形成一种妓女制度。及至民国成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茂，机关林立，所有通都大邑商埠及交通沿线，均由私人经营妓院，凡警察机关管理，抽收妓捐，并设立检查机构定期检查，如查出妓女有染患花柳杨梅及疥毒等症者，立即勒令停止接客，并责令妓女到医院治疗，以防传染。但执行不严，弊端丛生，成为检查人员敲诈剥削妓院的门径，而花柳梅毒的广泛传染，甚至性病遗传后代子孙，为患实非浅鲜。现就所知旧开封的娼妓情况，作如下介绍。
妓女原来大都是良家妇女，是父母为贫困所迫，不得已而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有的女孩在六七岁时即被出卖，有的到十二三岁被出卖。妓女的来源，城乡皆有，买卖须由双方达成协议。也有一部分是被人拐骗卖于妓院的，还有个别妇女自愿投身妓院为娼，这类妇女所得夜度资（即局钱），有三七分账、二八分账、四六分账及对半平分等几种。
开封妓院分头、二、三等。头等妓院所在地，有前第四巷、后第四巷、中第四巷。分为南北班：南班为苏州、扬州等处之妓女组成，北班为北京、天津、保定及本地之妓女组成。嫖客进院，按照规定由老鸨们把妓院妓女集合起来，呼叫妓女名字，由嫖客任意选择，把适合己意的妓女留下，随后将瓜子、香烟、好茶端上，这叫做开盘子。有妓女会唱戏或小曲，即由拉胡琴先生来拉胡琴，唱一二段京剧或河北梆子或京韵大鼓或小曲，完全随嫖客之所好。每次开盘子，按规定是1元，遇着有钱的嫖客，给二三元或四五元不等。遇到高级军官或大商人，给二三十元也不一定。一般嫖客须开盘子三四次以后，双方均觉满意，妓女即表示留客住宿。每夜规定夜度资12元，另外给该院侍者二三元小费不等。遇到高级军官及大商人，首次到院，即可留客住宿，俗话叫做“势力眼”或“绸绥眼”。这些妓院的老鸨们的“势力眼”、“绸绥眼”运用巧妙，莫不大发其财。有些嫖客们在旅社、饭馆、公馆等处写一条子，指名叫某妓院某姑娘出条子，每次条子钱三五元不等。有时嫖客们特约某妓院姑娘游公园或到戏院观剧或看电影，妓院领班派人跟随，以防发生意外（老鸨们怕妓女逃走）。有时嫖客为所爱的姑娘，在妓院请客、宴会、打牌，每次为妓女抽头钱不等，这叫做捧场。还有妓女要求她的熟客捧场，以提高她的声望与增加妓院的收入。妓院每逢嫖客请客、宴会、打牌捧场时，该院老鸨们视嫖客的位分之高低，而准备酒席之优劣。有备鱼翅席者，有备广肚席者，有备海参席者。妓院的厨师，大半是聘请大饭店的名厨师，以随时召用，这可节省开支，也是妓院老鸨巧赚钱的一种方式。
会馆胡同为二等妓院，老鸨及妓女大部分是从山东曹州一带而来的。这些妓院室内陈设，较之第四巷相差甚远，妓女姿色衣着也次于第四巷妓女，妓女的夜度资8元。与第四巷妓院规定不同者，不经过开盘子手续，只要嫖客看中姑娘，不论白天和夜里，都可进行性交，但白天交合，名之曰“关门”，按妓院规定，嫖客只出4元（即半局钱）。
五龙宫妓院为三等，大致与会馆胡同相同。妓院的妓女，大多数来自山东、河北、安徽等地与河南比邻的县份。妓女的姿色和衣服，更次于会馆胡同，夜度资为4元。也是不论昼夜，均可接客。只要嫖客看中姑娘，随时都可住局。
娼妓地位低下，每天过的是皮肉生活，也是妇女在旧社会最受痛苦最受压迫最为凄惨的生活。日日送旧迎新，人尽可夫，不论嫖客丑俊贵贱，是否合乎自己的心愿，都得和颜悦色地殷勤招待，以取得嫖客的欢心。如果妓女稍有招待不周之处，不但受嫖客的侮辱，而且受老鸨们的责罚虐待。例如在民国五六年之间，宏威军司令赵杰之副官张某在第四巷石榴树院狎妓，因妓女招待不周，得罪了他，张某即用恶劣手段对付妓院。张某买了一瓶香水，掺入一些硝酸水，再到该妓院，他先在地上洒了一些香水，满室异香，妓女颇为高兴，即请张某把香水洒到床上及被帐上一些。张某洒后，即离开妓院。妓女并不知香水内有硝酸，一时间帐子、被子、单子烧烂好多。该院老鸨和妓女发现此种情况，认为系招待不好所致，老鸨即将妓女痛责一番。妓女在妓院地位卑贱，不管什么人都得一律热情招待，但是一旦从良后，嫁于达官贵人，也可成为夫人、太太。
娼妓的生活，极为凄惨，但从表面上看，每天吃好的穿好的，无忧无愁，终日来往于大公馆、大饭店、大旅社，吃酒作乐，打牌应酬，花天酒地。可是实际上操的是皮肉生涯，昼夜不能安眠，消耗精力，身不自主，虽在病中，亦得热情迎接客人，如稍有招待不周得罪嫖客，奇祸立至。有时生意清淡，就要遭受老鸨们斥责毒打。其痛苦之深，莫可言喻。
旧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腐朽不堪，在妓院中可见一斑。比如搞政治、军事活动的人，往往把妓院作为活动的场所。想升官发财，在正面搞不通，即从侧面探听长官的爱好。如他好女色，即在妓院物色俊美的妓女，准备上等酒席，经过几次周旋活动，即可得长官欢心，以达到其升官发财之目的。又如商人想发大财，亦利用第四巷妓院妓女来拉拢军政大员，利用其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上下其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开封柴火市街赵小泉，常在其公馆广施吃、喝、嫖、赌、吹，极尽拉拢之能事。在其公馆尚不尽兴，又在第四巷，大摆宴席，狂嫖滥赌，以示其阔气，而来讨军政大员的欢心。又如炒米胡同牛敬亭，广施拉拢手段，在其家中结交河南军政人员，如刘峙时期之保安处处长刘跃扬、财政厅长万舜，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以及河南驻军之军长、师长，经常在其家中狂嫖滥赌，穷奢极欲，以买这些人的欢心，而达其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民国十三四年时，何遂来河南接省长，河南省议会的议员们在第四巷妓院大摆宴席，为何遂洗尘。宴会后即狂赌，有些议员经济力量不足，到处借钱陪何遂打牌，巴结何遂，以便乘机升官。开封省警察厅督察长兼侦探队长史云贪恋女色，荒淫无度，民国四五年间，在第四巷包名妓周莲溪，不论昼夜，经常在妓院住宿，视妓女为亲属，消耗之大，可想而知。他的经济来源，完全出自贪污，他勾结侦探队下级侦探人员，四处搜刮民财，并捏报出差费用，供其挥霍。因史云与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王景福为契友关系，在王面前说一不二，王对史云的报销，不加驳斥，任其捏报，所以史云才能挥金如土，毫无吝惜。在旧社会搞军政活动的军阀政客，大多是利用妓院，以达其投机的目的。因为旧时代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关系，如果不经过共同嫖妓、打麻将、抽鸦片，彼此就不能称为莫逆之交，就不能成为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一旦经过嫖、赌、吃、喝、吹的关系，彼此就无话不谈，没有什么秘密可隐瞒的了。所以在旧社会的联甲倒乙，联乙倒甲的鬼把戏都是在妓院搞出来的。旧时代的军事、政治，也可以说是妓女式的军事政治。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开封还设了“济良所”，收容不堪妓院虐待而逃的妓女，创办于民国元年，附设在河南省会警察厅。当时规定，凡妓女不愿为娼妓者，均可自动入济良所，待机择配，警察厅负责保护。妓女入济良所时，必须到警察厅向守卫门警报告不愿为娼，自愿从良的原因，由警士转报司法科，然后再由警士将妓女带到该科讯明自愿从良的情由，即可送入济良所。有的妓女因不堪老鸨们的残酷虐待，入济良所希冀择配；有的是与嫖客产生了爱情，情投意合，愿结为终身伴侣，双方协议后，即乘机入济良所，以后由嫖客备款申请具领。凡是投入济良所的妓女，均照相片悬挂于警察厅大门的南墙上招领栏内，任人自由选择。所有入济良所的妓女衣、食、住，都由该所负责供应，若有人申请选配某妓女者，按妓女年龄、姿色，规定身价，年轻貌美者为500元，稍次者为300元，再次者一二百元或几十元不等。她们的这种身价款项，即作为济良所的经费。若妓女与嫖客产生爱情，则由嫖客直接与妓院老鸨们商付身价，达成协议。有300、 500、 800乃至1000元不等。这种身价款项，完全为妓院老鸨所得。
旧开封的娼捐，始于民国元年，由警察厅捐务处经营管理，规定妓捐一、二、三等。第四巷妓院妓女为一等，每人每月纳捐8元；会馆胡同妓女为二等，每人每月纳捐4元；五龙宫妓女为三等，每人每月纳捐2元。至民国五六年间，交通畅达，来往旅客日增，商业繁盛，市面繁荣，嫖客游逛亦随之增多，妓院生意兴隆，捐亦有所提高。第四巷每人每月纳捐12元，会馆胡同每人8元，五龙宫每人4元。
当时在开封，除正式妓院外，还有一种暗娼，俗语所谓“半掩门”，在开封小街小巷租一处小院或几间较好房屋，招客卖淫。这种暗娼，据说有一千多家。干这种勾当的人，大半都是懒汉，不事生产，专门勾引贫苦的良家少女及姨太太与寡妇，秘密卖淫，以达其不劳而食、从中谋利的目的。旧社会的暗娼，亦为法律所不允许。到暗娼家发泄性欲的人，多半是有点身份的人，既不愿去妓院公开嫖赌，在家中又厌烦自己的老婆，便偷偷摸摸到暗娼家中。也有军、政、商、学界的人厌烦了公开妓女的，时常跑到暗娼家中寻欢作乐。暗娼家的老板与卖淫的少女或少妇，也是由双方协议，有二八分账、三七分账和四六分账不等。有的少女或少妇因操秘密卖淫生活，弄得声名狼藉，不得已而投入妓院搞公开的皮肉生活。
一些戏院京戏坤伶以及山东大鼓、京韵大鼓、河南坠子之女演员，从表面看，都很庄重，很正派，实际上以操皮肉生意为副业，每月陪伴达官贵人以及富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妓女生活。在民国七八年间，河南督军赵倜为其老太太祝寿，特派员往北京聘请著名演员来汴演唱，内有坤伶郭翠芬，艺色双全。祝寿以后，郭翠芬留汴在马道街丰乐园演唱，红极一时。当时的坤伶及演员，不论何时只要军政大员有喜庆宴会约她们演唱或陪伴客人，她们不能有丝毫的违抗，否则，就要遭到报复。如宏威军司令部副官长严万青，多次往郭翠芬住宅玩乐，因招待不周，得罪了他，严某即用巧妙手法报复。郭翠芬当时是著名坤伶，唱压台戏，严某就将戏院前三四排座位全都包买，请客看戏，待郭翠芬最后出场时，前三四排的观众，一哄而散，后排及楼座观众不知何故，亦随之而散。一连三四天都是如此。郭翠芬这才知是得罪了客人，压不住座，站不住脚，无法继续演唱，即束装而去。
话说桂林“特察里”
谢凤年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上除了有大量秘密卖淫的私娼之外，还公开设卖淫的妓馆。这种妓馆是向国民党地方税局缴纳“花捐税”，获得合法营业，并受到保护的。广西桂系当局为了收入这批数目不少的“花捐”，也同样允许公开设立妓馆。但是以妓馆的名称太令人刺目，所以称为“特察里”。并由广西省政府颁布“特察里管理条例”，规定在桂、柳、邕、梧四个城市和较大的县城，可以设立特察里，但必须划出一个地区作为特察里的范围，和人民群众住宅区分开，使那些寻花问柳者易于识别。特察里所在地区，专门设立一个警察所来管理这个特察里的治安工作。桂林的特察里，最初设在文昌门城墙外，后来在1938年被日机轰炸焚烧殆尽，搬迁至东江下关文家园，并建了四排新妓馆和一间大酒家取名“合记”，可是到了1944年9月，桂林沦陷前，又被国民党军队以拆除障碍物为名，先洗劫一番，然后全部烧光。抗战胜利后，虽重在原地建立妓馆、酒家，但已大不如前，非常简陋。柳州的特察里则设在柳荫路，南宁的特察里，最先设在西关路铁桥对面，后来遭敌机轰炸焚毁，被迫改设在水上的花艇。梧州则一贯设在水面上的花排。另有平乐、全州、百色、宜山、贺县、八步等十多个较大的县城，也设有特察里。笔者长期在桂林工作，故对桂林市的特察里情况略为清楚，现将实况分述如下：
特察里的设立和妓馆的情况
桂林自成立特察里以来，由于这种出卖肉体的丑业，最有利可图，因此为桂系白崇禧的胞兄白崇勋（又名佐庭，人称白大老爷）所垂涎，出面组织了一间花捐公司（名称已记不起），向伪市府申请承包特察里的花捐。当然任何一位市长都不敢得罪于赫赫有名的白崇禧胞兄，否则，乌纱帽就难以保住，何况白大老爷还肯先拿出一点钱来承包，所以批准由他组织的公司出面承包。故多年来，桂林的花捐都由白崇勋所包揽，谁也不敢和他争夺这块肥肉。这位白大老爷只知道有利可图和贪杯、玩乐，公司的一切大权都交由桂林市著名的花棍王益之、卢子久等来管理。这些家伙，平日就狐假虎威，恃势凌人，甚至帮助那些鸨公鸨婆来欺压妓女，无恶不作。
当时特察里的妓女分为两种，一为堂班（内区分南词班）、一为窑班。她们虽然都是被迫出卖肉体，但其中还有很大区别。特察里内有四条街，靠东两条是堂班，靠西的两条是窑班。所谓窑班，就是最低等的妓女，不管任何人，都可以去打茶围，看中了哪个妓女，马上就可以到花捐公司购买宿票，便可同这个妓女过夜。一般到窑班寻乐的，大多数是平民和士兵、店员等人。堂班也同样可以打茶围，但你不可能像窑班那样立刻购买宿票过夜，必须在妓馆内先花一笔钱请客做“花头”，摆设酒席宴请一批朋友来助庆，每个陪饮的人都要在这间妓馆内叫“条子”，所谓“条子”就是叫妓女来陪饮和敲锣打鼓的唱曲，热闹一番（当时每张条子约要法币10元）。假如这个做“花头”请来的朋友不叫“条子”，那就由这个做“花头”的出钱全部包下来。经过一番手续后，妓馆老板才同意这个“花头”和他所看中的这个妓女同宿过夜，这样一来最少得花上法币百元以上，这就叫做“铺堂”，经过“铺堂”之后，再到这个妓馆来，就受到欢迎，妓女就会热情的接待你了。当时到堂班寻乐的，一般普通人不敢问津，即使过其门也不敢入，只有那些富豪的资本家、大老板、豪绅、大地主和国民党的中、上层军政人员，才有钱去堂班买醉和“铺堂”。还有一种是要用很昂贵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堂班里养有一些雏妓，到了16岁，身体发育差不多成熟，鸨婆们就把她们当作摇钱树，替她寻找“大老爷”。这种大老爷，不是做官的那种大老爷，而是将这雏妓的处女之身卖给出得起高价的嫖客，享受头三晚的初度权利，因而在花丛中称这种人为“大老爷”，往往要花上几两黄金和大摆酒席，才能享受头三晚的权利，如发现这个雏妓已不是处女之身，则需要退还原身价，并由妓馆请酒陪礼。所以鸨婆们平时对这些雏妓管得十分严，稍为动一动，就会遭到辱骂和鞭笞，并且随时都有人监视这些雏妓的行动，因为鸨婆想在她们处女之身上，先捞回一大笔钱，然后再公开接客，继续替她们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