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鸿海）
古汴娼妓血泪录
陈雨门
楔子
千红万紫可怜虫，灯火樊楼认汴京。
金巷哀弦银馆泪，滔滔孽海卧龙宫!
这首七言绝句，是作家叶鼎洛在1935年所写的《开封杂咏》之一。虽寥寥28字，却勾勒出一幅当时操皮肉生涯的悲惨画面。所谓“千红万紫”，正是表示明妓暗娼的繁多；所谓“滔滔孽海”，正是暴露金粉地狱的凄惨；而“金巷银馆”除说明妓女的住所等级（巷为第四巷，一等窑子；馆为会馆胡同，二等窑子）之外，所谓金巷的“金”、银馆的“银”，它影射着旧社会官场中流行的“金缺银缺不如花缺”和“钱卧龙、银会馆、不如金巷一夜晚”等顺口溜，指的都是妓捐和附加捐。当时所谓“花捐”也是巡警官吏宦囊中一笔很大的收入，妓女不仅是窑子老鸨的摇钱树，也是衙门官吏剥削压榨的对象。上面这首诗虽也有“哀弦泪滴，滔滔孽海”的描写，恐怕尚未能写出妓女们被虐待、被欺凌、被剥削的惨状的万分之一。现根据老友段庆恩所写《开封妓女业的情况》和解放前第四巷妓女刘某的口述以及我的所闻所见所历，作一番概述。
娼妓的来源与等级
清朝被推翻前，开封娼妓本为一体，并无特殊区别。到民国元年（1912年）设立警察厅后，由第一任厅长严觐光以充实警饷为由，开始征收花捐，嗣后改称妓捐，又改称娱乐捐，从而有了官妓私娼之分。官妓列入花名册内，评定等级和捐税数目，按月向警察厅缴纳，即成为合法公开的营业妓女，也呼之为官妓。私娼俗名叶里藏，也称半掩门，不上花册，不纳捐税，由花行（黑语为转子坊）行头暗定处所，临时议价，秘密卖淫，因不逢官，所以叫做私娼，也称暗娼。可是一经警所侦探或稽查抓获，嫖客治以冶游之罪，按当时治安条例罚款银币5-10元，暗娼例必拘留禁闭，一日至三日取保开释。以后转子坊大多和官府勾结，送礼送钱，虽属私营，也无异于公开的了。
官妓营业的地方，1927年前，原有五个集中点，按其营业收入（妓女局钱）多寡，分为一、二、三、四、五等窑子。
一等窑子在第四巷中。民初妓女的来源，纯是由江南各大城市迁移来汴营业的书寓，妓女以扬州人居多，称为扬州帮，或扬州班子。到1914年—1915年间，因地方口语关系，北方人及本地人听不懂南方口音，不能满足嫖客的要求，营业上受到很大的影响，老板因而就地物色，才有河南帮或河南班子的名号。河南帮妓女的来源主要有三：一为官僚巨商家中的姨太太、丫环私生抛弃的女婴，养至十一二岁，视姿首俊丑，而决定去留。俊者教以应酬答对，局骗媚术，目染耳习，潜移默化，成为自然，是老板最易掌握的摇钱树。如嗓音清亮，可资造就，专习弹唱，以抬高身价，更目为奇货，称之为养女。丑者转卖当地或西安、济南等外地二等窑子；二为因吸食毒品，豪赌负债或赤贫如洗逼于饥饿，不得不鬻妻卖女，亦必选择姿色较好、年在七八岁最大至十二三岁的幼女，廉价立券，梳笼成人。券分死契、活契，死契即终身为老板所有，生杀予夺，父母及其本人均无权干涉。活契在卖身字据上，书明身价数目，至议定年限之后，可以备原价赎身。若已通人事，年届十五六岁，非特别艳丽，确有巨利可图，则不收买。老板对待这种妓女，防范最严，亦虐待最烈。和养女均称之为柜上姑娘；三为自愿请求加入的，也得有一定的姿色和年龄，方能入选。这一类在第四巷的为数不少，大都夜来昼去，称之为搭伙。其他由乡间或外县拐骗而来的，或嫌其皮肤粗糙，或因其手脚拙笨，向不破例买下。搭伙妓女染有性病、疥疮，即得被辞去。住室清洁，门庭华丽，例挂某某书寓金字招牌，如吉祥书寓、鸿宝书寓之类。门内屏风，亦例悬长方形玻璃镜框10余面至20余面，上系红绿彩绸，内书妓女花名，如丁桃花、张雪艳、刘小红等等。嫖客大多就其住址特征或老板姓氏，呼之为槐树院、石榴树院、海棠院等等。一等窑子大概由于派头足，规矩严，只留夜宿，“不卖白布”（白天卖淫）等种种缘故，成了开封淫业的巨擘，夜度资也甚昂。在民初为制钱六贯（即6000文），但须连定两局（两夜）。1914年改为银币10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增为16元。打一次茶围（也叫上盘子）为银币1元。缴纳妓捐，每人每月10元。1921年，增收附加捐，按妓捐的20%征收。嫖客多为当时军政界上层和中上层人物及巨商豪绅与阔少爷、花花公子，也有一些不吝阮囊的文人、骚士、幕僚清客。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令警察厅长阎树人督同开封南区署长涂秉衡勒令送妓女往济良所从良，改第四巷为和平巷，但只是昙花一现。刘峙当了河南省主席，除仍恢复第四巷外，且更加变本加厉，由原来中第四巷的书寓，又扩展到前第四巷，妓女增多两倍以上。每日傍晚，巷前人力车川流不息，巷内灯火彻夜通明。同时巷前巷后，专治花柳梅毒的广告遍贴墙壁，而卖保险套的生意亦深入巷内，成了兴隆买卖。这就说明妓女大多染有性病，不如从前严格，已和二等窑子相差无几了。
二等窑子在会馆胡同。这个地区接近宋门，为六陈粮行集中地。窑子老板为了迎合豫东各县的粮主、粮商、车夫，妓女大半是本地人和从豫东各地、山东曹县一带拐骗而来的幼女。一小部分是第四巷年岁稍长、有初期梅毒、降为二等的妓女。另一部分是自愿搭伙的暗娼，门外壁间或门内影壁上亦间有书写某某书寓字样。营业上没有一等窑子的种种规矩，不分昼夜，均可成交。民初每夜住局为制钱3000文，后为银币3-6元不等。白天关门（也称拉铺）和上盘子，均为1元，妓捐每月4-6元，附加捐亦按妓捐20%缴纳。每一妓女只占无窗小屋一间，室内一桌一床，一褥一被，夜间添灯一盏，除非有客，茶壶茶杯也难见到。为防妓女自杀，油灯亦不用煤油，门上例挂白布一条，布帘放下，说明有客。游人在布上用手指上下一划，妓女即得出屋见客，名为划帘子。布帘高悬，妓女立于门前，在老板威逼下，唱《打牙牌》、《十八摸》等种种不堪入耳的淫荡曲调，勾引游客。嫖者不用点名，即可上前问话，以至调笑谑骂，要价还价。在打茶围时，卖鲜果、茶食、糖葫芦的小贩，亦可入内兜揽生意。所以五色人等，来往不绝，日夜喧闹，门庭若市。胡同之内，只要不挂“此系民宅”牌子，不管有没有“某某书寓”的标志，挨门挨户均通行无阻。地方上的流氓、光棍、兵痞、二流子，时常寻衅生事，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或因醉酒打架斗殴，日必数起。妓女挨打受气之余，仍不得不饮泣忍痛，装赔笑脸，以免跑了主顾，而受老板的拷打。
三等窑子在卧龙宫一带，妓女大部分是半老徐娘，在二等窑子染有严重性病，减价转卖而来。脸色铅青，颈腭肿大，四肢发热，声音破哑。一部分是廉价死契买来的外县农家妇女。亦无不染有梅毒，且多在二期阶段，但在老板种种的体罚下，不得不挣扎接客，苟活人间。这里不上盘子，日夜均可性交，民初住夜制钱一贯左右，关门三五百文。后改住局银币8角至1元，拉铺二三角即可。妓捐每人每月2元，附加捐5角。嫖客多为洋车夫、小商贩、无业无家的流浪汉，或由外县初来被人引诱或因好奇涉足的商人。门前没有标识，日夜挂白纸所糊的灯笼一盏，出入由其下经过，因而俗称为“钻灯笼底”。游人入门，一被妓女发现，即群起包围，你拉我扯，争夺顾客，往往在厮闹不可开交之际，掏取钱物，或脱去衣帽，以至解掉腰带，扔于屋内，使你不能不住局拉铺，然春风一度，不染梅毒，即得淋疾，可以说无一幸免。
四等窑子在外马号街高高山附近，五等窑子在吹古台一带。这些妓女均已接近梅毒三期。民初住局为制钱二三百文，拉铺五六十文，以至一二十文。住房多系茅草低屋，或高粱秆搭成的庵子。夏日蝇类纷集，冬日亦腥臭不堪，妓女颈部多有瘰疬，面部青紫，接近腐烂。终因过于可怕，游人视为畏途，渐渐自然淘汰，以后开封的淫业，只有前列的三等。
暗娼的来源，大体有四：一为本人父母吸食毒品或赌博负债或经商赔亏过巨，鬻妻卖女，售与窑子订成死契，尚不忍心，被迫入于此途者；二为不事生产，倾慕奢华，只图享受，不顾羞耻，商同妻女，甘愿下水者；三为赤贫如洗，迫于饥寒，不如此不能苟延生命者；四为被拐子手、转子坊、拆白、偕白等辈诱入歧途，蒙骗拐卖，而不能自拔者。她们本人大部都有“自己身”的权利，但进行卖淫，大多数必须经过转子坊的媒介，或住局，或出条子，或串店（即住旅馆），或赶早（当时机关中的职员，偷嫖娼妓，捏词请假半日，于黎明之际，佯作提前上班，赴行头暗约之处所，选定意中人，睡至午前），均由行头经手牵行，名之为扯皮条。另一种是专卖白天，不过黑夜，例如1928年—1929年间，曹门关外山东花园、刘家花园等处，有专供昼宿的密室，嫖者约定对象，睡眠五六小时，傍晚各自散去，或由行头暗定地点。这种暗娼多为因瞒蒙家人或遮避邻舍耳目，或因其他情况，不可能出外夜宿者。此类为数较少。上列两类，出条子，均为银币1元，来往人力车钱，由嫖客另付。住夜，为5-8元不等，也有超过一等窑子局钱的，均按四六分账。例如局钱5元，暗娼仅得2元，行头即剥削3元。但暗娼为了免生意外，或为警兵侦探缉拿，必须依靠行头的掩护，因为行头和警探都有密切联系，不如此行头即暗使便衣捉拿送所禁闭。和嫖客相好数年，亦绝不暴露真实姓名、住址和身世情况。这是她们下水以后时刻必须牢记的。此外也有自立门户独当一面的，大都年龄较大，且姿色平常，出入于相国寺内，或繁华街头，用眉语勾引行人，当勾得对象，引至偏僻小巷，议定价格，牵至其家，二三元即可度夜。再一种由引诱拐骗买来的幼女，经转子坊养至十三四岁，即迫使营业，每家一二人，最多四五人，表面恩若母女，很少有虐待现象，也有使之入学，上到初中二年级，即行停止，取得了女学生的名声，以投合猎艳者的心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避苛捐杂税、军警特务的骚扰和羡慕花行营业的利润更大，很多书寓由公开而转入地下。例如会馆胡同以北的油坊胡同、炉坊胡同，往东的顺河街一带，就是窑子的变相。其他地区之胭脂河、吹古台、椿树胡同、龙须胡同、将军胡同、老河厅、城隍庙后，是暗娼集中的地带和有转子坊的处所。至于偏僻街巷、不甚著名的，或飘忽无定、月必数迁的，实难胜数。
窑子老板的家法
妓女营业的地方，历代诗文中称为青楼，或曰勾栏，世俗通呼为窑子。按走江湖的解释，夜聚而昼散者曰窑子，昼聚而夜散者称瓦子，昼夜兼营者叫瓦窑。根据这一说法，开封的淫业，只有第四巷合乎窑子的标准，其他的都应称作瓦窑。窑子的地位在江湖线上比较高，规矩也比较严，卖淫的骗局也比较多，也就是说摆布妓女和对付嫖客的方式方法更巧妙，也更毒辣。当一个窑子的老板，对外应有随机应变的本领，对内有软硬并用，恩威兼施，口蜜腹剑的手段，才能使嫖客受骗而甘心，妓女人彀而顺从。而主要所靠的还是窑子里的“家法”。当一个新买来的或经抚养长大即将成人的妓女，必须祭鞭。所谓鞭，窑子的黑话叫万能鞭，用皮条编织而成，较马鞭略粗，内插钢针百余，针芒露出约二分许。祭时陈于五大仙牌位之前。五大仙是窑子所敬的神，即刺猬、老鳖、黄鼠狼、老鼠、蛇，合称为五大仙，敬于老板专设之密室。例必夜深人静，令妓女焚香跪于桌旁，由鳖头（老板）说明窑子的本色，叫做亮底，晓以“大义”（如笑贫不笑娼，淫业也是商业之类），施以怀柔（出资、抚养种种的不易），再继之以恐吓，如敢违抗，或想“飞鹰”（即逃跑），必动“家法”。令妓女执万能鞭视之再三，然后交由鳖腿（即茶房）挂于密室之门环，最后由妓女起誓表示顺从方已。初夜接客之后，为了防止妓女和第一个嫖客发生恩爱，例必迫令妓女于厕所烧纸钱，作为上坟哭夫，黑话为“撇苏七”。妓女如有逃跑被追回，或查明确有逃跑意图，即由鳖腿帮同老板，闭之暗室，脱去下衣，背绑悬之梁间，用万能鞭抽打，称作试鞭。有时也令所有妓女在窗外听，意在杀一儆百。所谓试，并非轻试，必抽至百鞭，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而后可。翌日即得含笑接客，不得露出半分痕迹，若与嫖客稍露口风，即再鞭打，名之曰“上大啃”（家常便饭的意思）。二三等窑子的“家法”，虽用的是没有钢针的马鞭子，但打时比第四巷的万能鞭更狠更毒，且经常使用，挂于老板住室门上，或时刻提于手内。妓女一天没发市，不给饭吃，两天没接客，也要“上大啃”。为了职业上的特点，向例是打身不打脸，打后不打前，因而也产生另一种“家法”，名叫“打猫不打身”（捆绑四肢之后，以猫装入裤裆内，打猫使之抓破下体）。另外还有用烧红的通条灼于臀部，或用香燎，那就更惨了。
江湖上的种种规矩
淫业，是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下九流中的一流，和跑江湖的一样，有种种忌讳，种种迷信。同时为了进行交易的方便，躲避官吏的讹诈，有一套自己的行语，和半公开的黑话。这些行语暗号，具体到妓女身上，却另有一种特殊作用。它比万能鞭的家法更毒辣得多。家法只是皮肉的凌虐，而行语则是灵魂的摧残，用它表明成为下九流的一伙，用它打上了永生难洗的污印，从而在无形中予以约束，使其易于就范，落入圈套，甘做听凭宰割的羔羊。
行语中主要的是忌讳语，这种忌讳，也称作块。必须避忌的有八大块，即龙、虎、梦、灯、桥、塔、鬼、哭。行语：龙为海条子，虎为海嘴子，梦为幌晾子，灯为亮子，桥为海空子，塔为锥子，鬼为倭罗子，哭为撇苏。
另有七十二小块，和一般走江湖的行语又略有不同，特点是多和她们的职业性质日常生活有关。如行语：头为顶壳子，头发为苗，眼为槽子，眉为高吊子，牙为财，嘴为合子，脸为桃，舌为鱼等等。妓女忘了行语，说了原话，叫做犯块。犯者被认为不祥，主一天没有来客，有客也出乱子，必然倒霉，必须立即自拧耳朵，连唾三口，或撕破衣角，摘掉衣扣，作为破法，称为“破块”。每月朔望两日及春节期间，忌之尤严。平素对内对外，八大块必须遵守。七十二小块，为数过多，防不胜防，要求不甚严格。但也要看具体情况，如新来的妓女，不服管教，不易驯服，或顾客稀少，生意冷淡，老板即以犯块为借口，或提耳或揪发，连碰墙壁三次，往往头破血流，再继之以狞笑，是对犯块的惩罚。如妓女很红，偶尔犯块，自当别论，但亦得轻轻提耳，或提醒其自作破法，以示窑子的规矩。嫖客犯块，多以八大块为限，妓女亦须于暗中破之，多用吐口唾沫，碰落墙土，或用指甲深划一下床帮。如嫖客犯块过多，尤以犯梦不已（如说做梦，梦见某某之类），须故意弄破壶嘴，碰破盅鼻。这类情事，一等窑子较为突出，例有无鼻缺口茶杯，复于桌案之上，使通晓江湖规矩的行家，当作提醒的醒木。有些嫖妓老手，在妓女倒茶拿杯之际，故将所复茶碗翻过来使杯口朝上，就算打了过门，妓女即得另眼相看，特别招待。
淫业中的种种骗局
窑子里除了上列的八大块七十二小块和江湖上惯用的行语之外，也有他们自己专用的黑话和半公开的流行话。未开苞的雏妓，称作清倌；已成人的妓女，呼为红倌。清倌中能弹会唱的歌妓，名为叫果子。这些妓女，都是立过死契经过老板精心培养的。有的能唱京剧、豫剧、京梆，有的专唱大鼓、坠子，不时向剧场打炮，或自设茶园。轮流清唱，有时也出饭局、堂会。老板往往不惜重金，锦绣装裹，力取入时。鬓插欢喜花（黑话为卖艺不卖身的标志），发系处女带（表示其清倌的身份），利用无聊墨客骚士，吹嘘捧场，成了色艺双全，红中透紫。因是之故，非“武财神”（大财主之意）不上盘子。正因其接近不易，猎者反而求之愈切，巨商阔少，多挥金似土，企能博得一粲。妓女到了一定年龄，遇到理想财神，有时给予一些甜头，名之为“缚马桩”。但有时又可望而不可及，使嫖者神魂颠倒，如坠五里雾中，此即素知的骗局：仙人跳（也是红倌常用惯伎）。直到渴望至极的程度，认为弦已满弓，方能议价成人，立券定局。嗣即为妓女备办妆奁，装饰洞房，应有尽有，黑话称之为“出毛巾”。开苞前夕之中午，必须上寿（交清开苞的局钱），另备上等酒筵一席，遍请全院妓女，下水者（开苞之清倌）居诸首座，嫖者陪于座末，名之为探房。夜晚再备一席，设于妓女的新屋，谓之听房。鳖头为了图财，一个清倌，为之开苞者往往多至三人以上。1947年许昌巨商牛某和第四巷名妓张某开苞，花银币千元以上，事后发现为第二次之顶缸。开苞住夜，例为三天，第四天下午须再上盘子一次，称之为回头。与红倌住夜之第二日亦例必如此，否则遭其咒骂，不利三运（即官运、财运、家运）。二三等窑子无此种种规矩，暗娼更为简单，即第四巷在1928年以后也都是干折，由窑子柜上为妓女裁制新衣两身，屋内陈设瓶镜数件而已。至种种局骗，当然是免不了的。关于第四巷的红倌接客，第一次均齐集客人面前，由鳖腿一一唱名介绍，经挑选指定后（名之为点名）即上盘子，陪同嫖客的朋友叫做喝偏，招待客人由茶房备瓜子一盘，视对象高下，酌用前门烟或哈德门烟一盒，例装7支。如喝偏者过多，不足两轮，若系搭伙妓女，只有自行赔贴。住局必得上过三次盘子以后，红妓如认为可用仙人跳局骗，也许不仅八次十次。住局之前，由柜上预备晚餐，例有小米稀饭，也有住局不发生肉体关系者，行话称之为干铺。此类至少。另有用抽梁换柱的戏法，一夜可接两客，当上床熄灯后，装赴厕所大便，另换一人顶替，黎明之前，仍作便溺，再由原妓稍睡片刻，名之为“捉大头”。也有老板面授机宜，对有钱熟客（住过夜的嫖客）故作悲苦，愿订鸳盟，以至拔牙锥股，表示情意坚决，赢得对方悯怜，在大敲竹杠之后，来一个翻脸无情，名之为“放鹰”，转子坊则称为“放鸽子”。用结婚方式，索取彩礼（即聘礼，二三百元不等），成亲之后，或潜逃，或使男方厌倦离散而去，谓之“收鸽子”，也称为“收鹰”。而且收鹰之后再放，放鹰之后再收，亦屡见不鲜。更甚者，看准财神，指定住夜处所，行头暗躲一旁，由暗娼父兄，前往捉奸，在恐吓声称报官之下，敲笔巨款，称之为“打金枝”。还有借娼妓名义，请捧场（歌妓第一次登台，代制绣有花名之桌裙、门帘、椅披、匾额之类），请装裹（买衣料、打金梗、金戒指之类），请打牌、抬轿（两人暗定手码打通张，或偷底摸张，使赌者上当输钱）等名堂，骗局甚多。
警署的一块肥肉
开封的一、二、三等窑子，所处的地点，均在城东南隅，属于警察南区分署管辖。1921年由南区分署呈请警察厅批准，按妓捐20%征收附加捐，名义上是作修缮之用，自筹自销，实际上就等于分署署长的一笔外快。据1925年间一位在该署缮写统计文件的录事的回忆，当时一等窑子第四巷的妓女，约有300余人，妓捐每人每月8-10元不等，共计3000余元，按20%征收附加捐，即为600余元。这就是所谓“金巷”的来历。二等窑子会馆胡同妓女约有400人，妓捐每人每月为4-6元，平均按5元计算，共计2000元，附加捐即为400元，较第四巷略逊一等，因之称为银馆。三等窑子卧龙宫妓女约有300人，妓捐每月每人2元，计600元，附加捐约100余元，由于老板拼死拼活，抗不缴纳，每月所收往往二三十元，较二等窑子亦相差甚远，所以名之为钱龙。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二等窑子妓女增加更多，约在两倍以上，然即以1925年间的约计，当一个分署署长每月即有1000余元额外的收入，而警察厅长每月就有将近6000元的进项。同时官妓每年须换花捐执照一次，缴纳手续费1元，合计亦有千元。换发妓女所戴之桃花证章，收费5角，合计约为500元左右。这些均由警察厅揖务处经手，都是处长的好处。另外，一等窑子妓女每月得向指定的平民医院验查身体一次，缴费1元；二等窑子妓女每半月一次，缴费5角；三等窑子妓女每10天一次，缴费2角。每月约计700余元，这是医院和警察厅卫生处的共同收入。当时警界官场中均称之为银缺。对于暗娼，则四设罗网，专找冶游的“典子”（老冤之意），罚款5-10元不等，这个数字相当大，每月有多有少，没有固定数字，是各区分署都可捞上一把的外快，因之除五区分署外，均称之为金缺。还有清末遗留下来的济良所，表面上是一个慈善的机构，实际上却是一个敲竹杠的机关。例如，一个妓女侥幸逃至所内，标以赎娶价格，明为30-100元，但也要看妓女的青春姿色和赎者的经济能力及对妓女追求的程度而定。在缴纳标定价格的同时，暗中要送一些“小费”，否则会受到刁难，也许比窑子老板所用的骗局还要高明，敲诈个三百五百元，是常有的。这也属于金缺的范畴。
以上所列举的事实，远非全部，但也尽够说明当时流行的“金缺银缺不如花缺”的具体内容，从而也说明警察五区分署的这个花缺，为什么是历来警官拼命争夺的一块肥肉。1924年10月接任南区分署署长的何霖，既非警政学校毕业，又无警官履历，依靠和军阀靳云鹗的亲戚关系，由靳面谕当时河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龙敏修委派的。何干了两年零七个月，就在开封胭脂河街买了一所三进院50余间房的民宅，在浚县原籍购买了良田120余亩。临卸任时，召集各窑子老板，责以妓捐虚报过多，附加捐不实，无法造册向下任交代，放了一个起身炮，又榨取了2000余元。
娼妓的斑斑血泪
凡是娼妓，没有不得性病的，甚至在第一次性交之后，因所接触的嫖客患有梅毒，即被传染，两三星期，由下疳而横痃，已为梅毒的第一期。迨七八星期，皮肤苍白，形容枯槁，颈部呈现瘰疬，即到了梅毒二期，再经过数月，病毒弥漫全身，各处溃烂，以至鼻骨脱落，攻至头顶，生一巨穴。民初因无特效药，往往不到一年，便丧失生命。即侥幸治疗痊愈，大多不能生育，或生有子女，亦残缺不全，很难成活。当时政府虽规定有按期得向指定的平民医院检查身体，如有梅毒，也仅是禁止营业，批令书寓老板诊治，至如何执行，并不深究。后来虽有六〇六、九一四等舶来药品，均价格较昂，也只有第四巷的老板，为了保持一等窑子的门面，才于春季草芽萌发时给妓女打针一次，但也只限于柜上姑娘。二三等窑子的老板，只顾省钱赚钱，对妓女的病根本不予诊治。暗娼大多没有治疗的常识，或听其自然发展，或用中药，一误再误。所以死于梅毒就成了娼妓的命运。官妓纵有不死，或缺鼻，或露齿。像买来的养女，能充作窑子里的番嫂，有碗饭吃，便是老板特大的恩典。
新来的雏妓，年岁稍长，已省人事，耻为娼女，不肯接客。老板即软硬兼施，雏妓毫不屈服，寻死觅活，很难就范。老板即下毒手，用蒙汗、用酒灌、用绳绑，进行强奸，毁其贞操，再施以怀柔，使能打破脸皮，不得不蒙羞下水。为不使妓女生育，蒙骗服用麝香一类的药，偶有怀孕，亦必逼迫打胎。如有重病、暴疾（伤寒、肠胃炎、闭经之类）或近时不能接客，或已接近死亡，第四巷老板例送巷之东口咽喉司（为燕侯司之讹，内塑管仲像，系窑子公开所敬之神）内停放，虽手帕姊妹（妓女结拜的干姐妹），亦不得前往一顾；二等窑子例送于附近的眼光庙；三等窑子多系梅毒第三期的妓女，送于卧龙宫，听其死去，一领苇席，裹埋于城外乱葬坟里，结束了茫茫孽海的一生。
更有乘老板不防，愤而自戕，或服毒，或悬梁，或投井，或碰壁而死的，又不知凡几!例如七七事变前，笔者所亲见的妓女金楼，就是喝大烟膏自杀的一个。她是第四巷中名噪一时的红妓，因年长色衰，被转卖降入于二等窑子。卖契上写有银币300的身价，而且早到了赎身的年限，熟客中有开封师范某生，愿为脱籍，经商请老母，以妓女身家不清，有辱书香门第，怒其荒唐不孝，杖逐出门，结果一线希望，也随之幻灭，愤而服毒，埋于宋门外。河南省立师范国文教员叶鼎洛和金楼素有来往，正值省师校长田恩霈下台，叶随之解聘，赁居于游梁祠街。失业年余，穷愁潦倒，且失恋无偶，孑然一身，以致神经失常。闻金楼死讯，深夜潜往葬所，掘土将其头骨携回，剔去腐肉，洗涤净洁，涂以红漆，日夜焚香吟哦，得句即刻其上，刻满再漆，漆满再刻，时而痛哭，时而大笑，嗣回绍兴原籍，年余抑郁疯癫而死。因和笔者有文字交，又是前后院邻居，故知之甚详。检寻旧箧，尚有其遗稿一纸，题为《悼金楼·调寄玉女摇仙珮》。词曰：
香残红退，衰柳落阳，空忆当年模样。公子情痴，书生肠热，愿结鸳盟声郎，向萱堂说项，请怜孤苦，慈悲收养。怎料及怒持鸠杖，逐出败家辱门孽障，望黑海茫茫，难达今生宿愿梦想！ 不叹人谋空费，只怪人间充满魑魅魍魉。一盏芙蓉，两行热泪，了却飘零肮脏。掬一把酸辛。听荒冢鬼哭声声冤枉。凭诔词招魂，春将不远，馨香祝拜晨光晓，千年阴暗终尘壤。
这是一个妓女惨死的纪实，也是对旧社会的一个控诉。老鸨对待妓女是商品上唯利是图的关系，非至奄奄待毙，也不会让你轻易死去，所以日夜提防，从无分秒放过。据说二等窑子自从金楼服毒后，提防更严，不再点大烟灯伺候客人，亦不再代买白面红丸一类的毒品，免生意外。而第四巷妓女外出赴饭局，必有茶房紧紧跟随，窑子门口和街头巷尾，亦日夜巡风，轮流把守，防范之严，如临大敌。若热客行迹频繁，或妓女表示稍热，一有行迹可疑，动辄即用“家法”。二三等窑子的妓女，夜间如无住客，即脱去衣服，解走裤带，检查发现有麻绳刀剪之类，亦必遭痛打。嫖客住局，不时听房，白天亦派有亲信左右巡哨。上盘子时，前往借故观风。这就是说连自杀也不可能，想死也没有权利！
鳖头中的“鳖头”
窑子里的男老板称为鳖头，女老板称为老鸨。具体到第四巷的鳖头，又有大小高低的不同，对外对内分工的区别。一个书寓有一个鳖头，地位最低，直至解放之前，嫖客住夜起身付钱时，必得打千领受，唱名谢赏。对付妓女纵有杀人不见血的狠毒，应酬客人纵有能伸能缩、八面玲珑的手段，但也有倒霉的时候，经常有被人捉鳖的危险。
民元以来，开封为四战之地，军阀争夺之所，派系来去无定。尤以刘峙主政之后，军统、中统之特务机关林立，宪兵军警便衣稽查之明来暗去，很难面面俱到不跌筋斗。窑子里流行有“不怕嫖客横，就怕腰里有个硬”。遇有武装特务便衣侦探，有意白吃（住局不给钱），无故寻衅滋事，掏出硬货（手枪），一拉三晃，虽明知假意恐吓，也不免胆怯三分，束手无策，放走游鱼，最后受气挨打的还是妓女。再如嫖客住局，例必上临时店簿，多署假名，冒充商人，若认真盘查，不与巡查队稽查队打通关节，就做不成生意。再一种是重价买来的妓女，稍有姿色，略出风头，正待成人，眼看大钱到手，忽为某特务头子军警要人所注目垂涎，或授意老板送礼（把妓女当作二房三房），名之为“软取”；或变相绑票（深夜派人到窑子，指名某妓女往某公馆伺候牌局，一去不返），则人财两空，徒唤奈何，称作“硬取”。解放前夕，军统所办的《力行日报》社社长史某，就是用暗抢手法，硬取第四巷北秦院的清倌玉宝当了三房太太。两年后送给不值钱的法币2000元，打发走的。不久又抢了一个名叫艳琴的，在解放前夕史逃台湾时，弃于开封。至于砸窑子（打碎器物）、炸窑子（扔手榴弹）、打妓女、揍茶房，尤其二等窑子里，更是家常便饭。当这一号的鳖头，是既捉人又被捉的一种。
另一类是鳖头中较高一等的，在江湖上是点穴师（江湖上某一职业的首领）或青红帮的帮头，虽是老板，在窑子里对嫖客不出头露面，不向嫖客请安唱名。在第四巷按行帮计分扬州、河南两个行帮，也各有班头。
再一类是扬州、河南两班和总班头，是开封淫业中有权威的巨鳖。在政治上他们有合法的地位，和当时军政要人称兄道弟。第四巷有他们的营业窑子，在家有他们的窑子公馆。这一类人在1911年—1921年左右，有民间周知的刘文广，绰号八千岁。流传有歇后语“刘文广的豆芽——带钩的肮脏菜”，也就可以知道刘是一个什么人了。他所结交的只是开封县署，巡抚衙门的三班六房，江湖上的把子。后来又有马天祥、袁裕德，勾结的最大的人物也不过是军阀贴身的副官、衙门的师爷。到了民国以后的尹耀宗，才成了空前未有的红人，他为了迎合军阀官僚出入第四巷窑子时遇见僚属不便的心理，在开封牲口市街60号租赁大公馆一所，拉拢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郜子举、河南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河南省保安处长杨蔚，大商人牛敬亭、毛虞岑等辈，经常宴饮，选名妓，叫条子，吃鞋杯（置酒杯于妓女绣鞋内行令饮酒），白昼宣淫，并令其15岁的亲生女儿陪宿，抽大烟，吸老海，打麻将。而尹耀宗就在这些人支持下，票选成为开封书寓业公会的主席、河南省会商务会的委员。解放后镇反时，从西安把尹追捕回来，经过第四巷妓女大会斗争诉苦，才知道经他用万能鞭抽打而死的就有十余条人命，人民政府依法枪毙了尹。
陷阱重重的昆明娼妓业
叶崇基 赵宗朴
解放前最悲惨的一群人，便是出卖青春和肉体的妓女。她们聪明晓得，摆在她们面前的是烈可焚身、不能自拔的火坑，但被生活环境所迫，恶势力硬把她们推下去，也有的受坏人的迷惑引诱，不小心跌到里面去，她们度日如年，受尽剥削、凌辱，还得含着眼泪强笑承欢，向那些满身铜臭的欺凌者、玩弄者求生！她们没有前途，没有幸福，得过且过，一直沉沦，走向死亡。几千年来，我国不知有多少妇女，遭受这样的摧残。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挖掘了人间地狱，张开了血盆大口，将这些可怜人吞噬！
万恶制度
万恶制度的顶点，无过于“公娼”。曾记晚清时代，在昆明有几家半公开的娼妓，聚住在新城铺。（在金马坊东边，后改名为广聚街，已改名金碧路）她们的门上，挂着一块绿牌子，入夜，都在门口点亮一罩绿灯笼，吸引“嫖客”。旧政府还规定她们缴纳“花捐”，层层剥削。她们每逢星期天上街时，照规定都必须佩戴一条白带子，围在胸前，作为公娼的一种标记，最受人“贱视”。所以，当时昆明有一句骂人的话：“在新城铺养的！”是最侮辱人的口头语。辛亥革命后，在金碧公园（现在的昆华医院）对面门的三益里，创设公娼，把这些娼妓搬到里面去，公开接客，又设管理员和岗警，管理事务，抽取花捐，维持秩序。那
时，金碧公园内设有剧团，演出滇剧，名群舞台，两园遥遥相对。1912年“双十节”，有人曾写了一副对联：“群芳谱推诗集文集第一，大乐士合公园集园而三。”昆明市政督办署成立后，归警务科管理。约在1920年，建云津市场，把集园再搬到里面去，照旧设管理和弹压机构。约在1926年以后，还派医生到集园，施行所谓检查，听说昆明中医高名奎和西医王树槐，都做过这样的医生。有一次，高对叶崇基说：“这项工作真不是人做的，要嗅到朴虐般的臭味！”语虽诙谐，实深沉痛！警务科明令医生，每星期用硝酸银溶液替妓女洗阴道两次，有严重病患者勒令停止接客，停业时间的长短，由医生决定。并规定停业接客时期，勒令她们自己找医生治疗。当然，这也不过是一套虚应故事的具文。妓女们每周两次洗阴，是不是就能免毒呢？妓女们是否真的找医生治疗呢？有没有钱可以去治疗呢？执政者是管不着，不关心的！实际上，妓女们都是不愿停止接客的，每逢点名到头上时，便哭哭啼啼，要求宽恕。她们说：“不接客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每多预先向医生献好行贿，请求免予把她们列在病号中。
集园门外的大厅里，悬挂着妓女们的照片，听说分为三等，住在东寮西寮。进去的人，有所谓打茶围（听妓女歌唱取乐），吃花酒（由妓女陪酒），吹花烟（由妓女陪着吹鸦片姻），打花麻将（由妓女陪着赌钱），夜度（由妓女陪宿）等。妓女们除了纳花捐外，还得向茶房送茶敬，向管理人员或弹压们送节礼年礼，名目繁多，极尽剥削！由于各种制度陋规压迫下，妓女们不能不在嫖客身上想法了。遇到妓女们贫病交加，景象凄凉，集园当局置若罔闻，没有丝毫人道救济。通常系由嫖客和妓女的姐妹行周济，死亡也是一样由她们募捐抬埋。据说管理员死了，也是靠妓女们捐款掩埋的。
这些妓女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说凡是警察所逮捕的私娼，都送到集园里。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私娼都被送到集园去呢？也各有不同。那些不会见机行事，和警察拉连不好的，才会被送到园里去。有的则是因嫖客争风吃醋，闹出乱子来，嫖客被罚款，妓女便被罚送园的。实际私娼们谁都不愿被送到集园，听说也有一些妇女，被亲戚挟嫌诬告，说她们在外拉人，以致罚入集园；或是为了受不住家庭压迫，逃跑出来，流浪街头，找不到工作，也被硬送集园，更是才出虎口，又入地狱，冤沉海底了！当时，妓女们要想“从良”，必须要层层递禀，得到主管批准，才能出去，可是，几十年来，能有机会从良而走的妓女极少。
公娼之外，还有私娟。私娼所在的地方叫做窑子，到窑子里去的，叫做逛窑子，这便是私自接客的妓女了。私娼也有各式各样的类型，有富有贫。富的住处，房屋华丽讲究；陈设奢侈精美；大多擅长交际，甚至受过相当教育；会歌舞弹唱，习于晏安，好逸恶劳，受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毒化特重，乃至仆婢都有，排场很大，这类人多半是年轻貌美的。贫的均住较破烂的房子，铺设平常，年龄较大，容貌较丑陋，不善应酬，不善取媚于人，这类妇女，多由于生活困难，沦落为私娼，身世更为可怜。旧社会里，“笑贫不笑娼”，颓风所及如此！
私娼中无论贫富，都准备烟具与赌具，由于“吹、赌、嫖、淫”和“吃、喝、玩、乐”，都为旧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本质，她们离了这些东西，就难取悦大人先生们了。私娼虽然不出花捐，可是她们对侦缉队、警察、宪兵，必须小心翼翼，“拉拢迎合”，舍得应酬，花很多的“血汗钱”。宪警人员一“光临”，起码得招待鸦片烟，一榻横陈，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抬出酒肉相待。遇到“夜度”，也得含泪“免费”接待。对“老皮条”（鸨母）介绍嫖客，也必须出很高的报酬。有一年冬天，叶崇基到贫穷人家里发放米粮，街上的住户指着一所房子说：“里面有穷人。”叶进去访问，有人指着一间屋说：“在那里面。”叶过去一看，认出是妓女，赶快退到门外去，叶说：“你们说的是穷人，妓女怎么也算穷人呢？”他们说：“她要经常招待侦缉队员和宪警鸦片、酒、肉，还要按月送礼，也要报酬老皮条，所以，轮到她们本面上，就得不着许多了。即使她们挨饥受饿，也得要借钱来擎持，否则，那些宪警就闯入卧室，穿着脏鞋子跳上床去，任意践踏弄污踩坏，使她们接不成客。或是在她们接客的时候，故意闯进去，捕捉她们，送她们到官府衙门，打破她们的饭碗！对于老皮条也是一样，如果拉连不好，送酬较少，老皮条就不介绍客上门。像这种种，她们花钱多，得钱少，哪得不穷呢？!”叶崇基听见这些话，便再进去发米给她们。
富的私娼，虽有背景，对宪警仍不敢得罪，并得应付才行。应付得好的，不但不出麻烦，反而可以受到他们的“保护”。“钓台”（亦作“吊台”）里的妓女，也不是都住在钓台里，有些是临时叫来的，所以称为“钓台”。老皮条都专门在出卖青春的妇女身上压榨，或者在嫖客头上勒索，如代鸨母买衣料，做生日，替妓女买金银首饰等。因而其收入的剥削钱财，与妓女所得的卖身钱，不知要多若干倍。遇到嫖客看中某人，虽不是倚门卖俏的，老皮条也千方百计替嫖客诱骗来，使她们上钩，供其泄欲。甚至于有的老皮条竟拿出“群芳簿”（私娼相片）来，让嫖客任意挑选，这种方式，索价最高，听说盛行于抗战时间的昆明市区。那时的昆明属于抗日大后方，五方杂处，形形色色，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阀、政客、富商巨贾、地主、官僚、阔老阔少，口唱抗日高调，实际安居后方，不管国家危亡，搜刮民脂民膏，供他们无度的挥霍荒淫，而广大劳动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卖儿鬻女的不少。这一时期，逼当私娼的很多，甚至于女学生中，也出现过忍泪出卖肉体的悲惨现象，赵宗朴当年就曾经亲耳听过父老们讲这些妇女血泪史。
旧社会，表面上也规定凡是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的，都要受法律制裁。而事实上却等于一纸空文，公娼私娼制度，公开畅行无阻，岂非绝大讽刺！万恶的鸨母，买通官府，上下其手，手法高明，常保无事。最下等的私娼，常常于深夜，徘徊街头，到处拉人。解放前后，昆明市营门口、北后街、关道巷、杀鸡巷、鼎新街、宝善街、甚至于近日公园附近，都有这些可怜的妇女！据说她们都是属于鸨母所有的人，在鸨母淫威下，拉不着客，就不准睡觉，第二天就不准吃饭，她们怕鸨母重罚，只有拼命的出外拉客。叶崇基有一个亲戚在宝善街开铺子，他的儿子深夜归家，有一晚被几个妓女拖去，把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洗刷干净，才放他出来。叶崇基有一晚从青年会出来，也亲眼看见门外有几个女人站着，满脸脂粉，灯光微弱下，好像庙子里的“菩萨”似的，吓了一大跳！有一个妇女还对叶崇基说：“到我们那里玩玩去！”当时叶未理睬她们，她们还骂道：“白米芒芒压死狗！”又一晚上，叶去开会，会毕提着汽灯从营门口经过，只见一个个在街头鹄立的妇女，纷纷躲进屋内去。据说她们都是不属于鸨母的妓女，如果接不着客，第二天的伙食也大成问题，所以也一样出外拉人。
私娼也有从良的，可是机会也并不多。一来，她们是被人轻视的，并且多数带梅毒花柳等病，她们的“相好”，谁有心要她们？若是真正情投意合的，仍多数属于鸨母的妓女，多看为“摇钱树”，要出够赎身钱，养育费，还要替鸨母还账，种种敲诈勒索她们的相好，是否愿意出钱，有无力量出钱，也大成问题。不属于鸨母的妓女，也要养她们亲戚，而且她们还得运动多方面的人，免得遭受阻碍。因此，有机会从良的人，也是极少的，况且，她们从良以后，绝大多数也是做了“小老婆”、“姨太太”，才离火坑，又入虎口！
掼下火坑
旧社会里的青年妇女，为什么会掼下火坑呢？
(1)被鸨母买作养女，等她长大，便逼她学弹学唱，教一套“骗术”和弄钱手腕，进而出卖青春。如果不肯，便骂她、打她，剥去衣服、不准吃饭、不让她睡觉，千方百计逼她、劝她、诱她出卖肉体。旧社会的法律，虽也不准买卖人口，但是，收买女儿是不禁止的。买人的“浑水摸鱼”，司以措词作收养，做女儿，也可以照样付养育费，变相犯法，官方不闻不问。官场中人，就有很多的嫖客，他们都是袒护鸨母、诱青年妇女上当上钩的“护身符”。
(2)受人引诱上钩，或被坏人陷害，失了身以后便逐渐堕落下去。有些坏人引诱良家妇女，约她们到家里玩，引诱她和男子来往，以金钱财物，虚荣享受，因而上当的。甚至有故设圈套，采取最卑鄙毒辣的无耻手段，以亲戚或要好街坊邻舍的名义，约青年闺女到家“串亲戚”，用烈酒及春药等，把少女灌醉，让男子来污辱她，因此失身的。这类遭骗失身的女子，生怕泄漏出去，致坏名誉，不敢声张，抱恨终身！有的女子认为既然失身，“生米已成熟饭”，竟索性坏下去。旧社会中，谁来伸张大义？往往不去责备引诱陷害的坏人，反而百般讪讥笑讽受骗的女子。记得从前有句话：“寡妇被盗，后即行淫。”千古同慨，旧社会的人心阴险，不择手段，直令有心人同声一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