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俊整理）
妓女血泪
良家妇女一旦堕入娼门，便万劫不复。表面上珠香玉笑、朝欢暮乐的妓女，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伤心的血泪史。她们地位低下，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选择的权利。老鸨能出绝招使妓女不来月经，三期梅毒也接客，曾有妓女一日之内接客百名之众。一旦妓女年老色衰或染上性病，常常被老鸨一脚踢出门外，饿死路旁。即便是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能得善终者不过万一。
妓女生涯二十年
焦月岩
秦楼、楚馆，瓦屋、勾栏，花湾、柳巷，乐户、歌班。虽名称档次之有别，其遭遇玩弄则同然。是社会发展之污点，实人类生活之伤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里，女性方获得本具之尊严。眼前幸福，得之不易，残痕旧迹，或资警顽。因缀张市娼妓碎语，实存丑为鉴云耳。临篇自惕有三不敢：一不敢凭空捏造，二不敢道姓题名，三不敢污染精神。大要择录，细节全删，因指岂难见月，举一便可反三。辞中蕴义，弦外余音，统而言之，不过如此。劝君应作警世考，史为今鉴正道行！
闲暇之时，我访问了一位旧社会过来的妓女，她向我讲述了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她说，我本是关南人，11岁那年家乡遭了特大水灾，投亲不遇，妈又生了重病，便流落在破庙里，半点法子也没有！幸亏碰到同乡王老伯，真是个大恩人，他开着小杂货铺，就收我做干女儿，妈妈过世了，也是人家安葬的。第二年秋天，王老伯一病不起，也过世啦。老板娘原来就讨厌我，这时便凶相毕露，非打即骂。在过王老伯“七七”那天，她开腔说：“你也亲眼看见了，你王老伯过后，这家还像个什么摊场呢！我再心疼你也没法子。口上有家财主找佣人，我托了许多人情才把你荐去，干好了，一辈子都不用愁了。你觉得怎样？”“我个孩子家懂得什么！老伯母怎么吩咐怎么好。”“那就好了，他们明天就来接你！”第二天早上，去妈妈和老伯坟上叩了几个头。中午，果真来人了，一看就是前天来过的那个婆子。她带着我来到口上花园街一所小四合院里。12岁的我，已稍懂人事，进了院一看那光景，全明白啦！妈妈呀！老伯呀！你们到哪里去了？去接我的老婆子，就是这里的老鸨。进得院来，她就变样了，横眉竖目，活像条母大虫！往太师椅上一坐，叫来个20岁上下的女人，对她说：“这是新来的，先给她安个床铺，明天过大仙再说，以后就归你调教她。告诉茶房，从现在起就对她封门（不准再出大门）。”这女子领着我通过个小角门，进入另一个小院的下房里，拿出一套单衣来叫我换，并说，你就在这里休息，哪里也不准去，该干什么，我告诉你。此人名叫芳兰，大家叫她芳姐儿，她就是我的师傅。
次日一早，芳姐把我的旧衣服都收去，叫穿起那套亦男亦女的单衣，进到一间上房里去。拐角处的墙上，有个一尺来高的神龛，挂着红布门帘，看不见里边是什么神像。见我进去，老鸨就说，开始罢！她先上香，别人接着也上了香，我拜大仙，拜老鸨、拜各位姑娘，正要起去，芳姐突然按住我说：“跪着，不许动！”只见老鸨满脸杀气，拿起戒尺向供桌上一拍，喝道：“小苗子，你听着！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家人啦！要和外边断绝关系，一切听老娘吩咐。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胆敢违犯，饶不了你！老娘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顺着我，你就吃香的喝辣的，穿绸着缎，带翠垂珠，虽比不上公主、王妃，也不次于小姐太太，够你快活一辈子的！如敢不听老娘的话，打死你拖出去喂了狗，谁也管不着！自古就是私凭文书官凭印，老娘手里有你的卖身文书，白纸黑字，写得分明，不准前来探望、不准捎书带话、不准……不准……死活存亡，不得干预。不过老娘花10元银洋把你买来，是可怜见你容貌还端正，口齿也清俐，才收留于你，不然，白给我也不要。开口要吃饭，伸手要穿衣，活着没那么容易！也是你前世烧了好香，积了大德，才碰到我这个心慈口软的人，总算你有福！不然的话，人世间苦海茫茫，哪里有你立足之处？你可要知足呀！好吧，我就是你亲妈，有我疼你，你就放心吧！”接着芳姐赶紧说：“快给妈叩头，快给妈叩头！”老鸨接下去说：“你就叫桂兰吧，你姐妹们都是兰字排行的。我事多身忙，顾不过来，以后由你芳兰师姐来调教你，要是不听话，小心剥了你的皮！听见没有！记着。”
从此，我就叫桂兰，院中人都叫我桂儿，我又有了“亲妈”啦！
从12岁起，我就生活在妓院里。学习洒、扫、应、对；学习吹、拉、弹、唱。打杂、帮厨、洗衣、涮皿、提茶、倒尿，无事不干。一天下来，精疲力尽，昏昏晕晕，夹带着还要听几句斥骂，挨几个耳光！真是度日如年啊。
忽然又要过年了！我更加忙碌，好不容易，挨到除夕，诸事俱备，又忙着梳妆打扮，准备庆贺新年。当我对镜整妆时，突然一阵酸痛，猛袭心头，热泪夺眶奔流，衣袖尽湿！囚禁在这两个院子里，没出过一次大门。一是没工夫，更主要的是没心思去体察自己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儿，这时才发现坐在镜子里的，竟是个接近成熟的大姑娘。个码儿不高不低，身段儿不肥不瘦，眉清目秀，唇红齿白，青丝过膝，绯润盈腮。凭良心说，也是可以站立到人前的呀！要是在爹妈身边，不就该着要出嫁了吗？可现在呢，一幕幕凄惨苦难的情景，一齐涌上心头，能挣扎着活到今天，差点没剥下几层皮来，莫说和人相比，就连笼子里的小鸟也比我强呀！能不伤心吗？
大年初一，吃过贺年饭，老鸨对我说：“桂儿呀，你已是15岁的人了，到出马上阵的时候了。你的事，妈想着呢，一定要找个称心如意的人儿，求个开市大吉，金玉满堂，才对得住你，你放心吧！”我又羞又气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背地里芳姐对我说：“你妈要给你‘开苞’啦！你就要出头露面了，到前台去了，这是先给你打个招呼，叫你心里有个准备。用不着愁肠，咱女人们谁能躲过这一关？当妓女的第一次接待客人叫‘开苞’，这个开苞也就算是你的丈夫啦，姐妹们都叫他‘姐夫’。以后他要再来，住长住短都不能撵他，不能收他的明码钱，别的规例也不能争多论少，即使不给，也不能横要，亲戚嘛，不比一般客人。当然，你接待别的客人，他也管不着。妓院嘛，哪能不接客呢！给姑娘开苞，这可要花好多好多钱呢，普通人是办不到的！”
我15岁那年三月初三日，也就是王母娘娘蟠桃大会的那天，第一次接待了来客。从此，失去了姑娘的清名，成了一名正式妓女，供人嬉戏。苦命的妈妈呀，在阴曹地府知道这些吗？你见到爸爸了吗？女儿我既没办法，又没出息呀！
我的开苞人是丘八。40多岁，东北人，奉军、直军、皖军都当过，最大当过几天营长，是个讲哥儿们义气的粗人。为这事花钱不少，给了老鸨100,我100、院中姐妹、茶房、打杂、账房先生、厨房师傅，人人有份，皆大欢喜。过后，每次再来，都花不少钱。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要去山西打阎锡山，从此没再来过，可能是阵亡了吧！我问过他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那年外蒙活佛造了反，我们去剿灭他，没怎么打他就投降了。乘着混乱，把喇嘛庙的小金佛爷带回不少，到北京一卖，那可值钱哩！除在北京买房安家外，其余都存到银行里啦！还有一次吴大帅派我给前方押得犒金，正行间，前边的队伍垮啦，后边的大帅赶紧跑啦，这钱给谁去，还不是好活了咱哥儿们！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光靠军饷，够干啥的！
开张以后，人来人往，慢慢地也有了点名气。但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总觉得自己辱没了祖宗，没脸再见爹妈，不管在阳世人间还是去阴曹地府，一样的头抬不起来，上不了桌面。到处受人唾骂，成了十足的下三烂。没奔头啦，破罐破摔吧！这么过了几年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我心里也就变得多了！我发现：妓女也是人，并不比谁矮半截子。
我想开了，再也不小瞧自己了。碰到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官员、财主们时，我就狠狠地要他们的钱，明里暗里变着法儿摆布他们，不让王八羔子们占到便宜。碰到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时，就贴心贴意地细心照顾。并劝他们振作向上，成家立业。有不少老实人都赞我是个好姑娘，心好。
那年头，门头差事很多，这种捐、那个税，说不清每月要交官家多少钱。花捐、济良捐、爱国捐，换着名堂要钱，好在这些都是柜房开支。我们当妓女的，憷头的是检查身体。每半月或一周一次，强制执行，表面上说是预防性病，保护身体健康，其实是想要钱。你真有性病，只要不十分明显、露骨，给大夫破费点，一样的照常营业。你如果被勒令停业治疗，老鸨就会更残酷地折磨你。这笔钱柜房不管，由妓女自付。
妓女除终身从妓外，也有从良的。或因门面挂人，被有钱的客人看中，就花钱买回去当了姨太太，或遇见情投意合的知音，共同凑钱赎身出去。这都叫妓女从良，被人称赞、羡慕，实际还是由钱决定。满足不了鸨母的要求，她决不肯放人。遇不到这种机会的人，年轻时胡混，一旦色衰客少，也就步入困境，要再患有疾病或染有嗜好，晚景就更不堪设想了。
1945年8月，张家口解放了，八路军进了城。当时，由于不懂政策，我提心吊胆地听着、看着、等着、盼着。男男女女都欢欢喜喜，我却心乱如麻，不知怎样才对、才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耳闻不如目见，事实胜于雄辩。八路军进城后斗争的是那些伤天害理的恶霸、老鸨，还枪毙了杨小脚呢。对我们一般妓女则是实行改造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我了解到前途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心逐渐安定下来。不久，政府都给我们安排了工作，有了工作，就能生活下去了。满腹愁云，云开雾散，情绪日益好转，身体显得更健康了。经人介绍和老伴相识了，他是个劳动出身的苦命人，没成过家，我历史不好，幸亏他不计较这些，于是我俩就相爱起来，结了婚搭起了窝来，并生儿育女，热闹起来啦！
1949年3月15日，张家口市取缔了妓院。全市共有妓院32家，162名妓女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在共产党领导下，山城旧貌换新颜，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神境界日益文明。过去的阴暗一去不返，眼前的幸福日日增长，百废俱兴，蒸蒸日上。
正是：
偶然得遇过来人，酸甜苦辣忆生平。
灼灼韶华空余恨，熙熙晚景党恩深。
成都的扬州妓女
秀清
我是湖北宜昌人，1934年冬我才14岁，在成都开扬州台基，后来很出名的“三姨妈”的丈夫桂老板（桂玉园）到宜昌买姑娘，我的奶奶就以1200元的代价，把我卖给他，由奶奶和她的兄弟陪我同桂一道到万县，桂老板就把我关在万县他家里（也是台基）一间楼上，我哭闹了一个多月，见不着奶奶，才知道她已经狠心地把我卖给这个鬼老头，转回宜昌去了。桂老板哄骗我，说是给他做女儿，他将好好待我。那时他在万县的台基已经歇业，他的妻子在成都，他说要带我到成都。次年五月，他带我到成都他妻子那里，她当时住在城守东大街东安里一个旅馆内，她已经先有了一个姑娘（也是买来的），叫瓶卿，比我大3岁，我把她叫姐姐，她早已在“做生意”替妈妈挣钱了。桂老板两口子叫我跟姐姐一道耍，并由姐姐教我唱歌、唱戏，不久在他们搬进新租的“公馆”以后，就叫我同姐姐一样地“做生意”，我就成为“三姨妈”台基上一个被人侮辱玩弄的“红姑娘”，替“三姨妈”挣了不少的钱。1937年冬，由一个川军伪师长达凤岗替我赎身，还了桂老板买我的身价银，我才离开了这个魔窟，但又成了达家不晓得是多少房的姨太太，直到解放，我才又离开达家，过独立劳动的生活。由于我有过这一段历史，知道成都扬州台基的一些情况，特把它写出来，揭露万恶旧社会，并兼作史料。
扬州台基在成都发展的经过
成都多年来就有了妓女，但扬州妓女来成都，却是在1932年刘湘打败了刘文辉，刘湘的势力从重庆发展到成都以后。在那以前，刘湘的防区重庆、万县两地，先有了扬州台基，由于万县的码头不大，当地廉价的四川妓女（所谓土娼）众多，军政界的官员和商界有钱人不多，扬州台基的“生意”不好，而重庆更是川妓如毛的地方，房子贵，开销又大，又处在四川哥老流氓势力的欺压之下，警备部和公安局也随时要来找麻烦，驱逐外省妓女，因此，在刘湘进驻成都以后，原在重庆万县、宜昌、沙市的扬州台基老板赵长富、李松寿、毛德周等四五十家人，就带起姑娘迁到成都来，想另辟一个新天地。
那时成都还是一个比较古旧的城市，原来的川妓院都聚居在新化街、天涯石一带，妓女一般是在“家”里接待客人，不到外面出条子应酬。而这些川妓院设备漂亮的极少，妓女又以出卖肉体为主，因此，妓女接客过多，一般都有梅毒。妓院老板，又不大肯花钱装饰妓女，妓女又多不会唱歌唱戏等适合顾客的多种玩乐，所以原来成都稍有“身份”的人都少接近妓女，大官阔人，更不到妓院，到新化街、天涯石妓院的人，大半只是一些滥兵、流氓、袍哥、小商人和外地绅粮、匪徒之类。
“扬州姑娘”到来以后，成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市面的邪恶气氛，大大增加了。因为扬州姑娘不只是在“家”里接客，而主要是在外面出条子，餐馆、旅馆、赌场、烟馆、茶馆、戏院等处，她们都可来同顾客应酬，市面到处都有了她们的踪迹，而这些妓女，由于台基老板从她们身上赚取到很多金钱，为了使她们更能卖钱，多半把她们打扮得漂亮时髦，顾客们觉得有她们在场坐坐，分外开心，增长派头，所以叫条子的人很多。
由于扬州台基有了许多的门槛，淫棍们去过夜的可能较少，反而增加了扬州妓女的吸引力，愿同她们厮混，这就大大增加了她们的“生意”，使她们既有大量的“条子”收入，又在少数出卖肉体的场合中，给鸨母索取到极高的代价。所以扬州台基在初来的一段时间内，风头极盛，几乎压倒了川妓。只因后来川妓台基也逐渐改变经营方式，向“高级”方向发展，而一些容貌平常，不会交际，顾客不多，条子收入很少的扬州妓女，在老板的逼迫下，也要以低价到旅馆出夜条子和随便在“家”里宿客，于是扬州妓女和四川本地妓女的界限差别，就逐渐趋于消失了。
扬州妓女初来时比川妓穿着华丽时髦，在风气比较朴素古旧的成都，被人视为“奇装异服”，而她们那时都住在旅馆里，又在市内各种场合乱窜，大肆活动，使一些“正派”的本地人看不顺眼，加之，她们多是外省人（虽不全是扬州人，有些还是四川姑娘，但因为卖到扬州台基，也叫扬州妓），保守的地域观念也引起成都人对她们的歧视和厌恶，于是在成都有力绅士的主张建议和报纸的攻击之下，成都市的治安机关，也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的命令，成都市的公安局，在一个夜晚突然把上百数的扬州妓女抓到局内扣押，在勒索了大量贿赂之后，限令取具妥保，于3天内离境。这样一来，成都的大小旅馆，都不准招留扬州妓女了，她们的老板，比较有钱的，就自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基身份，或向公安局领取正式执照，继续营业。大部分无钱租房子和租不到房子的人，就由扬州台基的总头儿赵长富、李松寿这两个青帮头子，通过哥老关系去找本市的袍哥大爷陈俊珊、刘家兴等人给乐山、叙府、雅安、康定、绵阳、南充、彭县、广汉、灌县等地的袍哥大爷写介绍信，请他们照拂，让这些妓女由老板鸨母带着，到那些地方小码头，继续营业谋生（由于陈俊珊给扬州妓女帮忙最大，所以1945年陈死后大办丧事时，扬州妓女在赵长富、李松寿的率领下，全体都去哭灵，送了很重的唁仪，出丧时全体都去包孝送柩，这是非常特异的事情）。但是外县小码头有钱的阔人不多，尤其是叫条子的习惯还没有养成，一般浪子淫棍，多注重在糟踏妓女的身体，她们实在混不下去（一方面大多数妓女染上了梅毒，一另方面这些小地方也有假正经的绅士出来请求军政机关驱逐扬州妓女，使她们无法继续留住下去），所以她们又先后一个一个地悄悄回成都了。
回来的人，有的在外县“土老肥”身上找了些钱，就在成都租起公馆，有的人打伙租定房子，有的在已有房子的台基上搭班包房间，总之，她们都已不再在旅馆里驻扎，而是自己有了一个“家”，这就缩小了目标，同时她们也没有初来成都时那么惹人注意，军警机关就把她们当新化街、天涯石一带的川妓一样待遇，按等定级，给她们发给“营业执照”，向她们征收“妓捐”，于是她们就“合法”地在成都住下去，成为一种正式行业了。
1937年以后，由于抗战关系，下江人到成都的很多，扬州妓女因避难和先在成都台基的亲戚攀引，又有一大批人涌到成都，于是除乾槐树街、惜字宫南街、燕鲁公所、新玉沙街、藩署街、桂王桥西街、三倒拐街各有几家扬州台基外，如庵街竟有四十余家，书院南街也有十几家，而西御西街同春里巷道内竟全是扬州妓女的住处，成都全市共发展到一百多家。为了适合一些跑警报的阔人的需要，扬州台基还在东门外水碾河下面开设疏散区的临时台基，“业务”也很兴盛。
这时，流行在长江一带和上海的青帮组织，已经发展到四川来了，成都各行业差不多都有了青帮团体，蒋介石先后派驻成都的宪兵团官兵，也多属青帮中人，而扬州台基老板，又几乎没有一人不是参加了青帮，由于青帮势力和宪兵团的掩护，扬州妓女在成都已经不再受气，她们的“业务”，有了更自由的发展，过去主张驱逐她们的人，这时也似乎“见惯不怪”，不敢多嘴了，扬州台基在青帮头儿赵长富、李松寿的统率之下，又形成了一个团体，凡是军警机关或本地流氓地痞找他们出什么麻烦，就由赵、李两人代表他们出面对付，硬的用行贿请客等方式疏通，软的就要出青帮和搬来宪兵势力威胁，使他们住手。
为了配合“业务”的需要，和安插家属及扬州同乡，这批扬州台基老板又集资开办了其他一些企业，例如云裳理发店，“三姨妈”就是大股东，大光明理发店经理杨宝华，南京理发店经理钟树涛，都是扬州人，资本多是扬州台基老板凑集。新新浴池老板李松寿，是扬州台基的头儿，温泉浴室老板和三里浴池的大股东扬州人徐国明，原是三益公的茶房头儿，三益公浴室在成都首创“家庭间”（即男女同在一间浴室洗澡），就是他带来的扬州规矩。还有些餐馆（例如四五六酒家）、商号（例如：大陆商行、益州参茸庄），扬州台基老板，也投了大量资金，和他们建立联系。扬州台基在成都单独形成了一个团体，这是各省妓女所没有的特点。凭借这个团体的力量，使他们这一帮人，男女大小，都有了职业，青年女子当妓女（扬州妓女中一部分是台基老板的亲生女儿），中年以上妇女当妓女的跟班（妓女出条子，总有一个老妈子跟在她后面），小孩送条子（台基上接到客人叫姑娘的条子，要派人给已出去应酬客人的姑娘送去，她好又转到这个叫她的客人那里去），男人就做理发、擦背、修脚、擦皮鞋、餐馆做菜和跑堂等工作。
扬州台基妓女的来源和台基的“业务”
扬州台基妓女的来源有三类：一种是（绝大部分）台基的老板出钱买来；一种是台基老板的亲生女儿；另一种是原来的妓女在某一个台基上搭班、做包账。出卖女儿到台基上做妓女，当然是旧社会受剥削压迫不能生活下去的那些穷人，他们本不是自愿的，是出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台基老板叫自己的女儿当妓女，不完全是由于家庭穷苦，而是某些地方（例如扬州）的特殊风气，总的说来是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残酷现实，以及金钱万能、唯利是图的卑鄙习惯势力所驱使，当父母的使女儿干这种肮脏职业当作谋生发财的正当出路。原来的妓女搭班、做包账，因为自己租不到房子，无钱设备，为了有一个像样的基地，便于活动，增加“生意”，不得不忍受台基老板的分成剥削。
台基老板出钱买姑娘当妓女，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押账
穷苦的父母把女儿押给台基老板，得到一笔押金，少者几百元，多者一二千元。女儿出押的期间，一般是3年5年，在这期间，她在台基上当妓女所找来钱，都归台基老板所有，等于付给押金的利息，她本人一文也不能私有，到押期满时，她要离开台基，还得退还台基老板的押金，如果她在押期未满时离开台基，要照押金的两倍，赔偿台基老板。事实上她们很少能在押期满后由本身父母退押取赎，多半由她们自己寻找客人代为赎身，等于又变相地卖给另个客人去做他的老婆或小老婆。如果连赎身的客人也找不到，就只有继续被押在这个台基上，替老板挣钱。老板也可以在押期满后，把她另卖另押给别人。她们的命运总是十分凄惨的。
一种叫连根滥
穷苦的父母把女儿卖给台基老板，一次卖断，不能取人，不退价款，但所得价款比押账低得多，通常是三五百元，最少几十元，最多一千元左右。
这种买断的姑娘，台基上叫“本堂姑娘”，台基老板把她当一个物品一样，完全占有。除平时做“生意”找来的钱全归老板所有外，老板可以随时把她出卖出租出押，她的婚嫁也完全由老板以卖货的方式择高价出售。她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她们的表面身份，在台基上比押账姑娘高些，但命运同样惨苦，除了有看中的阔人出高价替她赎身外，就只有长期受台基老板折磨，或由老板转卖他人。
搭班的妓女，对台基的关系比较自由些，她们的穿吃都是自理，收入与台基对分或四六成分账，她们的婚配，台基不干涉。但由于台基老板对她们的收入有分成的权利，她们的行动，尤其是“业务”收入，要受到老板的严密监督，她们不能私藏客人给与的任何财物，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或者“生意”不好，就要受到老板的责罚，或把她赶出台基。台基上来了滥兵流氓，不给代价，强迫妓女伴宿，台基上总是叫搭班的妓女去受侮辱，这叫做“打兵差”。
做包账的妓女，是在台基上包一个房间，说定每月给台基包缴多少钱（高等台基，设备好的五六十元，次等二三十元），生意自己做，盈余的归妓女自己。“打兵差”或应付下等客人，台基老板也是叫她们去顶住。她们纵是没有收入，包银总是要照缴的。
台基老板的亲生女儿，情况虽与押来或买来的姑娘不同，但也只是少受些打骂的折磨而已，她们既是父母的摇钱树，在摇不出钱，或者摇出来的钱太少时，仍要受到父母的轻视或虐待，因为她们的父母既已忍心让她当妓女，就说明一心只看在钱份上，而没有什么骨肉感情可言了。
妓女的来源，虽有上述几种情况，但总以台基老板出钱押来或买来的占大多数，因为头二等台基，自己生意好，根本不做包账，搭班也少；三四等台基生意不好，也少有人愿意搭班。至于台基老板亲生女儿当妓女的，人数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因为扬州台基的妓女，真正的扬州人根本不多。台基老板为要从她们身上多榨取金钱，总是千方百计想尽方式方法去叫她们多接近客人，出卖色相。台基的“生意”项目，约有下述几种：
1．叫条子
由客人写一张简单的条子叫妓女去，条子的形式，不是一封客气的信和请柬，而是随便一点纸头、甚至是揩大便的草纸，条子的写法也是命令语气，例如：“秀卿：速来春熙饭店×号。张约。”或写：“叫秀卿速来颐之时餐馆×号，张。”这种条子不能交给妓女本人，要由客人当时所在地的餐馆、旅馆的茶房送到妓女所属的台基，再由台基派人送交妓女，一来是为便于台基老板记条子收入账，一来好催正在应酬客人的妓女有理由离开，“转条子”去陪另一客人。
在伪币还未贬值时，叫一次条子的代价，一般是2元，也有出四五元或10元的。叫条子对客人来说，只是与这个妓女“清耍”一会儿，欣赏一下她的容貌、才艺（指歌唱谈话），便于选择和进一步交往。对台基来说，则是使妓女多认识，扩大她的身价和台基的影响，使多数人知道某个台基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姑娘，好找上门来。条子的代价虽然不多，但一个美貌的妓女，一天总有十张八张条子，每张条子应酬的时间不过几分钟、十几分钟，在不卖肉体的情况下，一天收入也很可观。
叫条子的地方是没有限制的，有的在旅馆，有的在饭馆，有的在茶馆烟馆赌场，也有些客人叫妓女去陪他游山玩水看戏洗澡等等，无奇不有，妓女都得从命。“交情”够，钱出得多的客人，妓女可以多陪你玩，另有条子来催才走，甚至把别的条子谢绝了来陪你；如要“交情”不够，或者你过去叫她的条子给钱不大方，她只坐几分钟就借口“转条子”走了。
2．打茶围
客人到妓女“家”里去耍，有香烟和茶、糖果招待，妓女陪你谈笑，客人坐一会就走，走时在茶盘内丢几元小账，也有丢10元20元的，也有不丢钱的，叫做打“干茶围”。
3．做花头
看中某个妓女的客人，在叫了几次条子之后，为了要与这个妓女发生肉体关系，就约集一批（通常是十个八个人）熟人到妓女的“家”里去赌钱吃酒，这叫做“做花头”。做一次花头，最低要给台基老板50元做酒席费用（台基备办酒席，实际只花十几元钱），高等台基通常给100元，最高也有给400元、600元、800元的。一般是做花头的人邀约朋友凑股份，凑集这笔钱，给这个客人看中的姑娘送礼，表示这个客人最有面子、人缘很广，也有由做花头的人自己掏腰包拿出一笔钱交台基做酒席费用，他约请客人来吃饭，只用赌钱抽头的方式，给姑娘抽一笔钱（也不少于一二百元）。也有客人凑的份金不多，做花头的人自己再掏一笔钱凑入。
如果做这个花头使台基进款很多，或者鸨母（台基的主持人，妓女名义上的妈妈）看出这个做花头的客人来头大，钱多，将来还大有捞头，当天就可留这个人在台基上过夜，由他为之做花头的那个妓女陪宿。如果钱给少了，又没有地位势力，尽管他自己赖着不走，鸨母也要借词“姑娘身体不好”，“在月经期中”把他推谢，请他下次来，这就是说，还要做几次花头才行。一般身价很高的妓女，纵然做一次花头给钱很多，当天也不留客人过夜，也要多做几次花头，表示她的身价。当然有些特别有地位的客人和像什么师长、旅长之类，台基是不能用这些规矩来限制他的，他什么时候要糟踏哪个姑娘，鸨母就会马上答应。
还有一些大官阔佬，并不正式做花头，只于兴趣来时，邀三朋四友到台基上赌钱或闲谈，台基上准备点便饭招待，他们也要给台基抽头，走时给一笔可观的小账。
4．当“大老爷”
妓女第一次卖给肉体的那个客人就是这个妓女的“大老爷”。当“大老爷”付的代价很高，一般是等于或超过台基老板购买或押买这个妓女的全部身价，仅仅这一夜，台基老板就把他的“本钱”捞回来了。鸨母多半要选极有地位嫖客当“大老爷”，以后用来宣传，说某师长某总经理是她的“大老爷”，来炫耀她的身份，吸引后来的“二老爷”、“三老爷”等。所以一个有地位的嫖客，到处都在当“大老爷”，鸨母甚至可以少要钱也要“请”这种人当大老爷，没有地位的人，有时纵然出钱多也当不到“大老爷”。
台基老板为了使妓女多卖几次高价，在不是极有面子的人给她当了“大老爷”之后，常常秘而不宣，仍然说她是“清倌人”，没有出卖过肉体，用来再骗一些人去当“大老爷”。有些妓女竟一人有过几十个“大老爷”！当“二老爷”、“三老爷”的代价，一般就是做了一次或几次花头。当过“大老爷”的人，也不能禁止别人去当“二老爷”、“三老爷”，只是因为他有地位，如他再来，别人地位不如他，就要让他。
凡是与某个妓女有了肉体关系的人，以后再到这个台基去，只能由这个妓女陪他，他不能另叫别的姑娘，这也是扬州台基的特点。
5．做生和“打财神”
无论是妓女的“大老爷”、“二老爷”、“三老爷”，都算是鸨母的女婿，逢年过节，妓女或鸨母的生日，都要去送礼，如果不去，就算耍冷淡了，以后这个妓女对你就不热情了。即使平常节日不去送礼，但旧历年终一定要去做一次花头，表示辞年。旧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日内一定要去“打财神”表示拜年。“打财神”一般是送10元或几十元的礼金，也有表示漂亮，迭几百元一千元的，台基上只招待糖果烟茶，并不留饭，也不留宿。这种出手大方的客人，平时到台基去“清耍”，打茶围，招待总极热情，而且无须给钱。一切与某个妓女有过肉体关系的人，最低限度“打财神”的钱总不能省，否则，这个台基的鸨母和妓女本人都非常恼恨，随时要出“言语”，说这个客人无情无义，他如再到这个台基上去，就会遇到极冷酷的面孔，妓女本人根本不出来接待。
鸨母和妓女本人一年多次在做生，骗一些新客送礼，这也是台基老板敲钱的一种手段。做生送的礼品金钱，总不能少于10元20元，她们只招待一顿酒饭，去吃饭的客人，还要参加赌博，给台基老板抽头。
6．出夜条子
到旅馆去出卖肉体，叫“出夜条子”。一次夜条子的代价，一般是5元，多者10元，还要与旅馆茶房分去一二元，所以一般有身价的扬州妓女都不出“夜条子”，如果出了，宣扬出去，以后她的身份就低了，叫条子、打茶围的就少了，“做花头”更无人肯干了。但在她们生意清淡的时候，台基老板仍要强迫她们秘密出夜条子。至于下等台基和容貌平常、一贯少有人叫她的条子和根本没有人肯给她做花头的妓女，就只有专靠出夜条子来替老板挣钱。叫夜条子的人，多半是不熟悉妓女的人，由茶房给他叫，叫来了虽不如意也算了；不要，打发她走，仍要给一个条子钱。有些人因为到扬州台基上发泄兽欲，门槛太多，花销太大，也只好叫夜条子，如指定要他所看中的妓女，价钱出得多些，茶房的小账多给些，茶房也会去叫来或“骗”来。
扬州台基做“生意”的项目，大致就是这些。其他零星方式，不详述。
妇女可以由台基老板用金钱当货品一样地买来，可以由老板自由地以各种形式出卖她们，这是我国今天年轻一代人所完全不能想象的骇人听闻的事，但它却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成都第一家扬州台基“三姨妈”
解放前成都的第一家扬州台基是乾槐树街11号的“三姨妈”，我被卖到这个台基当妓女有3年之久，知道她这一家的一些情况，特介绍一下。
“三姨妈”本人的名字叫管金秀，是扬州人，她在姊妹中行三，年轻时人称她“三姑娘”，她的丈夫叫桂玉园，所以又称为“桂老板娘”。关于她前段的历史，我知道不详尽，只知道她曾在上海、镇江帮过人，她的丈夫桂玉园，是一个青帮头子，在上海、镇江当过搬运和建筑业的包工头儿。1928年她夫妇到宜昌，她在宜昌赵长富开设的扬州台基上做妓女的跟班，桂玉园在宜昌当茶房头儿。但她那时不过21岁，人也生得漂亮，本身是不是当过妓女，她没有说过，我也未打听过这些情况。
她在宜昌3年，两口子已积蓄到一些钱，当时工农红军在鄂西发展起来，有钱人都害怕，宜昌市面人心动摇，他俩也决定不再帮人，买了两个姑娘到四川万县开台基。她第一批买的两个姑娘，一个叫清卿，16岁，江苏人，是在宜昌台基的扬州人于文金（绰号大鱼）以400元代价让给她的；另一个叫红卿，才14岁，宜昌本地人，是她用600元钱押来的。清卿是她买断的“本堂姑娘”，红卿是押账，押期3年。
清卿纯善老实，人漂亮，生意也好，挣的钱一点也不隐瞒，三姨妈对她很放心，出条子不派人跟随。在万县时三姨妈的台基已经很有名气，当地驻军2l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随时到她的台基上玩，成为她的保护人。王的副官长金树茎以及万县的大商人等都叫清卿的条子，给她做花头，她给三姨妈找了很多钱。她在三姨妈的万县台基住了两年，由万县的亚细亚洋油行经理×××出了1200元钱代她赎身，做了×××的小老婆。
红卿在万县时生意不好，只有一些中小商人同她往来，三姨妈不喜欢她，只住了一年多，就自己找到一个在万县某私家银行当出纳的人，以800元代为赎身（多还了三姨妈200元，因为押期未满）走了。
清卿走后，只剩红卿一人，收入不够台基开支，三姨妈的男人桂玉园又到上海去买了一个姑娘，名叫瓶卿，无锡人，押账2年，押银800元，才15岁，但已经是一个大人。她生得漂亮，又能自拉自唱，在万县生意很好。只因金树茎既同瓶卿往来，又还想霸占三姨妈，桂玉园吃醋，但又惹不起金副官长，恰好这时已在成都开台基的扬州人唐万祥由上海买姑娘回四川，路过万县，向三姨妈说，成都的生意很好，于是桂玉园叫三姨妈同厨子顾老巴子带起瓶卿，于1933年初到成都，桂本人留在万县处理房屋银钱手续，又到宜昌把我买来，才于1935年初带我到成都。
我到成都后，与瓶卿两人同住了一段时间，初住城守东大街东安里旅馆里，不久，搬家到梓潼桥西街25号，是租的4间房子。不久，三姨妈就买了乾槐树街11号公馆。瓶卿生意最好，同她往来的都是成都的四川高级军官，例如川军师长陈兰亭就是瓶卿的“大老爷”，在邓锡侯手下当过印花税处长、人称“总办”的魏敬叔，叫瓶卿头一张条子就是50元，第二天到三姨妈家宵夜，只吃了一顿稀饭，就给了1000元。团长祁寿山在三姨妈台基上先后共花去七八千元。刘元塘、牛范九、黄瑾怀等都是瓶卿的客人，三姨妈从瓶卿身上又捞了很多钱。瓶卿后与21军师长许尧卿的驻省办事处长汪俊臣（人称汪二哥）很好，汪要娶她，虽然瓶卿的两年押期已满，三姨妈仍然不放她走，汪的好朋友胡二爷（一个团长忘其名）几次向姨妈说，三姨妈都不答应，跪在地下向胡磕头说：“我就只有这一个好姑娘，你带走了，就断绝了我的生路，等一段时间，让我再弄到姑娘，你们再带她走。”胡见善说不行，有一天带了几个弁兵到三姨妈家里来，立即叫瓶卿收拾行李，把她的押账银子800元放在桌上，也不管三姨妈退不退瓶卿押身文约，就带她到汪俊臣家去了。过了几天，汪家又派人把瓶卿身上原来穿的衣物通通送来，瓶卿替三姨妈挣了2万多元钱，结果连一根纱钱都未带走。瓶卿嫁汪做小老婆后，生子女数人，解放后离了婚。我在三姨妈台基上，也替她挣了不少钱。那时因我往来的也是一些高级军官和大商人大袍哥，例如21军的师长达凤岗、28军的师长邓国璋、司令牛范九、“总办”魏敬叔、21军范绍增师部的副官长李瑞卿，大袍哥张联芳、刘继雍，假名士兼袍哥昌尔大，团长祁寿山等，都与我有往来。这些人由于压榨人民的血汗，钱来得便宜。三姨妈又极力招待奉承，并教我曲意巴结他们，他们每次到三姨妈家打牌吃酒，叫我陪伴，总是丢一二百元或三四百元的小账，而达凤岗给我当大老爷，一次就给三姨妈开了一张2000元的支票。平时，我的条子也多，每天总有一二十张，每天平均收入三四十元。由于捧我的多是一些歪人，凡是中等高人只敢叫我的条子，不敢上门，因为三姨妈的门前，随时都摆有汽车，把这些小饿鬼吓退了。我在三姨妈家里住了3年，后来达凤岗要娶我，她也流眼抹泪地不肯放，达叫她把我的卖契拿出来看了，冷笑了一下，轻轻地撕了，开了一张1200元的支票，就转身走了。她知道这是惹不起的人，留我也不行了，但仍然还要替她再敲一些钱，啼啼哭哭地向我说：“妈把你盘大，你就走了，我实在舍不得你，你如要走，我就要寻短路。”说罢，倒在地下打滚，放声大哭，我不明其意，苦苦劝她，请她有话起来说，把她扶起来，然后她才收了眼泪，叫我借故说达付的卖身银少了，妈妈不肯放，又不敢向达要钱，叫我去向牛范九、魏敬叔等有交情的人诉苦，于是牛范九给了我200元（他本来也想娶我，因三姨妈推说还要等一段时期，他才另娶了今喜），其他熟人也各给了100元、200元，约计又弄了将近1000元，我统统给了她，她才不哭了，还叮咛我不让达凤岗知道。我走时，也是穿达给我新缝制的衣服，她原来给我穿用的东西，一丝也未给我。
我于1937年离开三姨妈之前，她又买进了3个姑娘，一个叫文卿，一个叫大妹，一个叫大毛。
文卿是上海人，已25岁，原是上海妓女，因在上海生意不好，自己把自己押给三姨妈，只得身价银200元。她容貌平常，但对人很殷勤，生意不多，在三姨妈台基上住了一年多，嫁与雷可澄，他是成都警察局的庶务。
大妹原名胡秀，万县人，买来时才8岁，只去价几十元，是三姨妈在万县时买的。三姨妈先送她去学戏，成都解放前一年，她才16岁，做了两年生意就解放了，后来人民政府把她收容到救济单位，出嫁就业。
大毛即毛镜秋，买来时才6岁，四川奉节人，也是三姨妈1931年在万县时买的，只去了80元钱。三姨妈买过后把她送回扬州学戏，抗战开始前夕由三姨妈的姐姐带到成都，才12岁，已经能自拉自唱，登台票戏，曾在春熙舞台唱过多次义务戏。她14岁开始做生意，由曾任21军师长兰文彬给她当了“大老爷”，后娶她做了小老婆，但兰的其他几个小老婆欧五、欧六等吃醋，要整死她，她曾到达凤岗的梨花街家里躲过，以后的情况不详。
三姨妈在1937年抗战开始前夕又在上海长三堂子里买来3个姑娘，一个叫弟弟，上海人；一个叫老七，苏州人；一个叫凤卿，杭州人。于是三姨妈的台基上就号称上海和苏杭的姑娘样样齐全了。
弟弟买来时18岁，很美，买价600元，生意很好，曾爱上一个姓邢的青年学生，两人私逃，后嫁与大地主邓得之做小老婆，死在邓家。
老七来时已26岁，是押账，押款300元，很会应酬，邓锡侯的侍从副官王席儒曾把她叫到外西邓锡侯的康庄住过，与邓有一度关系，后嫁与一个姓余的宁波籍商人做小老婆，住家红墙巷，抗战胜利后他俩回上海去了。
凤卿买价400元，买来时已20岁，她的生意也不好，但也善于应酬客人，她后来嫁与一个姓张的陕西帮药材商人做小老婆。
这三个长三堂子姑娘在三姨妈台基上的生意不如以前瓶卿和我好，一来扬州姑娘已不如初来时新鲜诱人，二来这3个人都不是“清倌人”，但因成都市面与三姨妈台基有关系的人已经多了，三姨妈会应酬，各方布置“交情”，别人一半看在她份上，也愿叫她台基上的姑娘出条子，她的门面仍能维持。
三姨妈台基上后来最出风头的一个姑娘叫“宝宝”，这个扬州台基最后的红妓女，只有她才是真正的扬州人。她于1937年由三姨妈的姐姐从扬州带来，初在三姨妈台基上搭班，分账收入归三姨妈的姐姐所有。因为是搭班性质，三姨妈不注意吹捧她，打扮她，替她拉生意，生意不好，三姨妈姐姐后来就索性以400元的代价，把宝宝卖与三姨妈，不久她就红起来了。但她红的时候，已是1941年以后，川军多已出川抗战，在成都的高级军官不多，而投机暴发户和特务势力最大，所以同她往来的客人，多属这两类人。投机商人和纸烟帮的万树成、复利银号经理、大鸦片烟贩子黄云章等，特务如陈翔云、周华斋（两人都是川康稽查处稽查员）等都在她身上花了很多工夫，而成都市银行副经理娄让泉，因为迷了她的窍，在三姨妈台基上赌钱，输得太多，以致亏拉行款600万元，事发之后，由该行将他送法院讯办，当时成都报纸曾有记载。1943年冬，特务陈翔云有一天晚上带宝宝到桂王桥南街魏敬叔家赌钱，夜深出来，走到双栅子，陈被人在暗中连发数弹，倒地毙命，因宝宝与陈同行，竟未受伤。因之，陈的上司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稽查处长刘崇朴硬说陈的被杀，与宝宝有关，把宝宝抓来关了一个多月，向三姨妈勒索了很多贿赂，才得无事。这件“桃色案”，也曾轰动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