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嫖客气得发抖，把屋里的茶壶茶碗，暖瓶古玩，连摔带砸，毁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砸窑子”。妓女侍候不好嫖客，嫖客就要发作，砸窑子的事经常发生。
为这，我又挨了一顿饱打。
四
旧社会的妓院，是个人鬼混迹、藏污纳垢的场所。抗日战争年代里，军阀、官僚、兵匪、政客、奸商，五行八作，常以各种面目出现。那些军阀、武官都是些酒色之徒，却又想掩人耳目，所以常扮作商人模样，来妓院作乐。最讨厌的是国民党穷兵，经常成群结伙，白日打劫。他们来逛窑子常借故不给钱，动不动就持枪行凶、砸窑子，所以老鸨、妓女们见了他们就像见了瘟神一样躲开。
这天，我们正在屋里准备接客，忽听王妈喊：“丘八来啦！”“丘八”是“兵”的代号，听到这声暗号，就像听到飞机轰炸的警报，我们吓得一个个躲起来。我见凤仙、仙鹤她们跑到伙房去了，我也跟着跑进伙房，躲到门后边。
远远就见胖老鸨领着几个“黄狗子”一个劲解释：“我们姑娘都出条子去了，只剩一人看家！”
领头的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大金牙”，他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领人往里闯，并让他的弟兄们挨门搜查。
搜到伙房，大金牙一拉门发现了我，一阵淫笑，说：“哈，这里还藏着个小嫩芽儿哇，跟我们到屋里玩去！”说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就要扯我。急得我大喊起来，胖老鸨上去挡，被推倒在地。
这时，忽听背后有人喊：“住手！”回头一看，原来是凤仙姐等几人出来给我解围。
凤仙来到大金牙面前，对他正色说：“我们开的是店，卖的是面，你们有钱我们就接，拿来！”说罢伸出手。
大金牙哈哈大笑，说：“要钱么，老子有的是，早给你们预备着哩。”说着，从兜里掏出厚厚的一叠票子，中间还捆着个皮筋。他把皮筋儿扯开，用一只手紧紧捏着票子，说：“怎么样，你们接吧。”
凤仙盯住大金牙手里的票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忽然，趁大金牙不防备，“啪”地一声，把票子打落在地。大家一看：原来散落的都是跟票子一般大的牛皮纸，只有表面一张是真票。
凤仙大喊一声：“快来人哪，报告警察局，别让这伙骗子跑了。”这时，妓女、茶房、伙夫闻声都跑出来，把这几个兵痞围在当中，大金牙一伙见露了馅，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五
1944年我14岁，成了春熙妓院的第三枝花。这天，中西饭店点名要风仙、仙鹤和我去出条子，我们随胖老鸨来到饭店。
正在陪伴客人，忽听外头喊：“快来呀，摔死人啦！”人们都拥出去看。只见二楼走廊栏杆前围满了人，楼下砖漫的院子里，卧着一具女尸，身上穿着红花绿底绸子袄，油头粉面，一看就知是我们同行姐妹。一旁蹲着个老鸨，哭天嚎地，却干打雷不下雨，只是边哭边数叨：“哪个丧良心的偷了俺的金壳表哇！”“哎呀，俺那宝石戒指呀！”
我听见身后有两个人小声说话，扭头一看，见说话的是一个矮个子堂倌儿。只听他说：“刚才我看得一清二楚，这是八号房间那个特务干的。那屋里也有几个人喝酒，那特务把陪客的月仙叫出来，两个靠在栏杆前，他对月仙说：‘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到底爱不爱我？’月仙回答：‘爱啊，我太爱你啦。’那特务叹了口气说：‘眼下我遭了大难，玩钱输光了家产，你可怜可怜我，借给我点钱吧。’月仙一听慌了，说：‘我们只身一条，我哪有钱啊！’那特务眼珠一转说：‘不行就把你身上的首饰、金表借给我！’月仙更怕了，说：‘哥哥啊，这些东西都是老鸨的呀！’就见那特务脸一沉，从腰里摸出手枪，冷不防照月仙脑袋一击，月仙就趴在栏杆上了。这小子眼疾手快，几下子把月仙的首饰、手表全扒下来，然后把月仙的腿向上一掀，月仙就头朝下地栽下去了。”
我正欠身细听，门外汽车响起来，人们吵嚷着说：“警察和法医来了。”果见进来一个穿长袍的斯文人和两个持枪警察。只见八号房间的门开了，有一个人跑出去在一个警察耳边嘀咕了一阵，那个警察鬼鬼祟祟四下瞅瞅，又凑到法医耳边低语了几句，那法医点点头。
两个警察翻动着女尸，让法医查验，那法医左右端详一番，便当众宣布：这妓女喝醉了酒，从楼上不慎跌下来摔死的。那老鸨听了这话，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警察和法医刚要上车，忽听背后有人喊：“不对，她分明是被人暗害致死的，你们为什么说谎？”人们往院里一看，原来是那个矮个子堂倌儿。那个警察呆了片刻，忽然冷笑一声道：“我们正想找个证人哩，你来得正好，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罢，“咔嚓”一声给那个堂倌儿带上了手铐，拖进车去。
饭店掌柜惊惶失措，只好去找那老鸨收尸，找遍了饭店，也不见那老鸨的影子。原来，老鸨见再也捞不到油水，收尸还要花钱，便悄悄溜走了。掌柜只好认倒霉，叫来一辆垃圾车，把这个妓女拉到郊外扔了。
六
从中西饭店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一个模样奇丑的老头。他约有六十二三岁，黑驴脸上满脸麻子，一看就让人恶心。
胖老鸨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紧紧盯住我问：“我去你们那里去了多少次，怎么没见过这小妞呀？”胖老鸨告诉他我是刚来的。他诡秘地看着我，把嘴凑到胖老鸨耳边嘀咕了一阵，胖老鸨一个劲地点头奸笑。这人走后，胖老鸨就一个劲对我们夸耀：说他叫马二麻子，父亲做过大官，他现在是银行经理，有的是钱。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胖老鸨喊我赶快出来迎客，只见院里唧唧喳喳聚了二三十人，马二麻子喜气洋洋地站在前头，原来他要为我做花头。成都妓院有个规矩，大凡妓女第一次“梳头”破瓜，嫖客要提前一个月大动朋友，天天招待朋友们在妓院赌牌，这个嫖客由即将梳头的妓女陪着，其他牌友也都要有妓女相陪，一直玩乐一个月，这段时间叫“做花头”。一个妓女要梳头，整个妓院买卖兴隆，妓院还要从中抽大量的“头钱”，所以做花头期间，嫖客挥金如土，老鸨腰缠万贯。马二麻子做花头，春熙妓院昼夜人声鼎沸，我在旁给他端茶倒水、剥糖洗果，捶腿揉肚，累得我头晕眼花。马二麻子还是个大烟鬼，我时不时要给他烧烟泡、点烟灯。他像猪一样，抽得脖子里鼓起了一个大疙瘩，精神头一上来就淫腔淫调地唱。他吹嘘自己曾给二三十个清倌妓女梳过头，他就喜欢要这样的嫩芽儿。
一个月后，我最害怕的一天终于到了。这晚，胖女人交给我10块白漂布手绢，诡笑着对我说：“这些老油子们就是要看你那处女血，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嘛。”她把我和马二麻子送到一个布置清雅的套间里，叫人准备好洗澡水，走了。
我给马二麻子点上烟灯，一人在外间房中独自徘徊。夜深了，马二麻子出来叫我，我不进屋，他拽住我的一只手就往屋里拖，我死命打坠儿，气得他“啪啪”打了我几巴掌，喊苏老鸨快来。
胖女人闻声赶到，问明情况后，给他陪了一顿不是。她气势汹汹地把我领到她屋里，命我跪下用鞭子一顿抽打，打一下问一句：“你从不从？”
我咬着牙说：“你把我抽死吧，我誓死不从！”
胖女人打得累了，见我不服，便派人把尖嘴猴赵老鸨喊来，叫她帮着把我捆起来，然后抬到马二麻子屋里，扔到炕上。
马二麻子一阵冷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马二爷不是老憨，我花一万多块的头钱，要笑的不要哭的，要活的不要死的，要顺的不要拧的，花钱就要玩个痛快。这岂不成了强奸？快把她抬走，多会儿训好了我再来。弄不好非给你们封门不可！”说罢气呼呼地走了。
胖女人又羞又恨，把我关在训治妓女的黑屋子，我索性绝食抗议，三天一直水米没进。
这天，胖女人坐在我床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我说好的，我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就是不理她。
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亲自去给凤仙、仙鹤叩头，让她们轮番劝我。还在妓院大造舆论，说我再不梳头接客，整个妓院就要被封门了。人们都来劝我，我一个14岁的小姑娘，终于抵挡不住这强大的攻心计，被迫屈从了。
七
日本投降那年，我才15岁。我们这些妓女整天被关在屋里，不见天日。这年春天，不知为什么，成都开进许多美国兵。
这天，胖女人兴冲冲告诉我们，国民党政府为联美反共，解决美国兵思家之苦，决定开设“特等妓院”，就是把四川各妓院的“一等妓女”、“红姑娘”集中到一起，称为“特等妓院”。春熙妓院选中了凤仙、仙鹤和我三姐妹。这件事使胖女人很高兴，因为这样她更可以赚大钱，赚洋钱啦！
这天，我们三姐妹梳妆打扮，被人领到成都南虎街一所大院里。门口有国民党兵持枪站岗，门屋里有国民党一个警卫班，从外面看去活像国民党的军政要地，进院一看，立刻就看破了西洋景。只见院四周有许多间小屋子，挂着白门帘，院里聚满了高个子、白皮肤的美国兵和许多新到的妓女。这些美国兵在院里打网球，玩拳击，吃泡泡糖，兴致勃勃地玩乐着。见我们进来，他们一边狂笑，一边喊着“OK!”“OK!”
妓女群里有个比我还要姣小瘦弱的小姑娘，有几个美国兵看着她，咕哝了一阵，他们就走到小女孩身边。其中两个美国兵把小女孩举起来，一个抱头，一个扯脚。又有两个美国兵站在二三米外，向那两个抬女孩的美国兵招手。那两个美国兵一边哈哈笑着，一边把小女孩像扔麻袋一样腾空扔出去，小女孩横着身子，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弧，落到对面两个美国兵手里，那个小女孩吓得“哇哇”乱叫，却没人敢过去阻拦。就这样，小女孩像皮球一样，被扔来扔去。
扔了一会儿，大概那两个美国兵累了，当对方把小女孩掷到空中时，两人故意不接，往旁一闪，只听“乒”、“哎哟”两声，小女孩被扔在砖墙上，头碰在顶心，当场吐血身亡。
妓女们目睹这个惨景，义愤填膺，呐喊一声，统统围上来，要打那两个美国兵。这时，只听“乒乓”几声枪响，子弹在妓女们头顶呼啸而过，回头看时，原来是国民党的警卫班前来镇压，一个国民党军官提着盒子枪，耀武扬威地喊：“不许动，谁动就毙了谁！”妓女们见这些士兵荷枪实弹，敢怒不敢言。
国民党兵抬走了那具女尸，那几个美国兵却像没事人似的，照样哈哈笑着。他们又咕哝了一阵，走到我跟前，把我抬起来，照样像玩皮球一样，把我扔了一通。后来，一声哨子救了我。他们像饿狼一样抢开了美人。
我们几十个妓女，在这所妓院里接待成群结队的美国兵，一个个像刀子剜心一样，度过了一生最难熬的一个多月。美国人像饿狼像野兽，我们每个妓女，每天要被美国兵轮奸四五十次。一个小小妓女，怎能忍受这样的兽性摧残，许多妓女大量出血，有的当场死去。我们姐妹三人都昏死了几次，被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八
从“特等妓院”回来，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开门一看，是凤仙。她面色苍白地说：“快去救仙鹤，仙鹤要被他们打死了！”我惊问原因，凤仙简单对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仙鹤有个相好的赵先生，最近和他约好以身相许，可赵先生没那么多银子，他们就商定设法逃走。仙鹤偷偷用门的钥匙在肥皂上按了印子，交给赵先生，赵先生在外面配好了钥匙又交给仙鹤。昨天下午，仙鹤把这事暗地向凤仙说了，凤仙当然支持，并嘱咐她一些谨慎行事的话，昨夜她们半宿没有睡好。
半宿刚过，仙鹤带着一套首饰、金表等以备将来生活之用，悄悄溜出门，来到院里顺手拉灭院里的电灯。妓院门房有两个把门的大汉轮流值班，她扒在门口听听，只听里面鼾声如雷，她这才蹑手蹑脚打开门上的锁，一闪身出了门。
出了鬼门关，再跑几十步就踏上自由之路了。不料她刚走出门，突然愣住了，门口站着茶房王妈。
王妈有40多岁，自从进了妓院，她对胖女人感恩涕零，她在妓院走里跑外，烧茶端水，迎送客人，还暗地监视妓女，给老鸨们通风报信，可算妓院的一条忠实走狗。她白天卖命地干活，晚上就回到家里和丈夫温存半夜，后半夜再返回妓院烧茶。
她刚站在门口，忽见门开处，跑出红姑娘仙鹤，她心里乐开了花：妓女们一般要很晚才起来，早饭后在门口送送嫖客。这仙鹤独自一人出来，又慌里慌张，肯定是要逃跑。按妓院的规定：谁发现妓女逃跑，赏现洋50块。所以她不加思索，大喊起来：“来人哪，有人逃跑啦！”
仙鹤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扑通就给王妈跪下了，把首饰、手表扒下来，求王妈饶命。王妈这时有点后悔，要是不喊，说不定得的贿赂比那50块还多哩。可是，已经晚了，院里电灯亮了，守门人和尖嘴猴，独眼龙都出来了。
凤仙从窗子里看到，尖嘴猴扯住仙鹤的头发，连拖带拽，把仙鹤拉进他们屋，随手插上门。不一会，就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凤仙姐说完情况，我们忍着悲痛，商讨对策，妓院有个禁忌，老鸨最怕也最恨妓女逃跑，一旦逮住，就要狠命惩治，为的是杀一儆百。这事估计有点棘手。我们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托我们苏老鸨去说情，她是这里的房主，一般事情别的老鸨都听她的。
我们跪着百般求情，胖女人终于答应帮我们去劝说尖嘴猴。
敲开尖嘴猴的屋门，我们被眼前的惨景吓呆了。电灯下，仙鹤的头发被揪得一络一络的，掉得满地，没头发的脑瓢上浸满了血。再看那脸，哪里还是仙鹤，脸上被抓得血淋淋的，一双美丽的大眼像桃尖一样又红又肿。嘴被撕破了，嘴唇肿得翻赤着，身上剥得只剩一条遮羞的裤衩，满身鞭痕，抽破的地方淌着血，没抽破的青一条紫一条，看了心里直打冷战。尖嘴猴满头大汗，一边用皮鞭抽一边咬着牙数唠：“我叫你跑！我叫你跑！”独眼龙在一旁助战，插着空子胡抓乱拧。
仙鹤被打成这个模样，见了我们也好像不认识了，尖嘴猴气呼呼地问：“你还跑不？”
只见仙鹤挣扎着站起来：“哈哈哈哈”一阵失声狂笑，高喊：“跑，跑，老娘跑定了！”
尖嘴猴又恶狠狠地一鞭子抽过来，仙鹤猛地揪住鞭子，“啦”地一声，把鞭杆折成两截。
她又拿起一只凳子，照尖嘴猴劈头盖脸砸过来，尖嘴猴赶紧一闪，“哗啦”一声，正砸在穿衣镜上，掉了满地碎玻璃。
生性柔弱温顺的仙鹤，此时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又迅速抄起一个条凳，照独眼龙砸过来，独眼龙吓得扭头就跑，后头的胖女人蹲下身，捂着脚，“亲娘”、“祖奶奶”地喊。此时，仙鹤真疯了，见东西就砸、毁、扔，把赵家的被子床单撕得一条条的。
她见赵老鸨跑出去，便紧紧追上来。赵老鸨跑上楼，她抄起砖头就往楼上投，打碎了几个窗户的玻璃，楼檐上一只鹦鹉正叫得好听，仙鹤一把揪住鹦鹉，狠狠摔死。
院中有个荷花池，她下到池里，把水搅浑，用手捞出许多金鱼，统统摔死在院里。
仙鹤狂呼乱舞，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一直闹到天明。满院妓女，嫖客都来看，却不敢向前。仙鹤闹够了，爬出水塘，忽然“哇”地一声，吐了两口鲜血，躺在地上不动了。
赵老鸨这时才叫来几个人，把仙鹤抬进训治妓女的黑屋里锁起来不管了。
我和风仙姐在暗室前急得团团转，听着仙鹤时断时续地骂声和臆语，却没办法营救。
一连三天，尖嘴猴不给仙鹤饭吃，我和风仙几次去为仙鹤说情，尖嘴猴却置之不理。
后来，暗室里没有动静了，尖嘴猴才拿着手电筒，领我们慢腾腾开了门。
在手电筒照射下，我们看到一幅更吓人的惨景：仙鹤身子佝偻着，半边脸和两手十指深深扎在泥土里，她早已死去了。浑身肿胀起来，像一团发酵的面剂。几百只绿豆蝇围着她转，一条条鞭伤变成一道道肉槽，里面都下了蛆虫，像芝麻籽一样，密密麻麻地蠕动着。满屋臭气熏天，尖嘴猴和独眼龙忙捂着鼻子跑出来。
这，就是一个妓女悲惨的归宿。
（书宇 延年整理）
卖身人的遭遇
刘成云
我已年过七旬，早先在街道任居委会主任。我丈夫解放前曾在一家妓院当过伙计，他在世时常和我说起旧社会石家庄市一些暗娼情况，时间大约在1937年到1941年之间。
当年，在石门（石家庄市）的几条较为繁华的街道上，几乎都有干娼妓这种职业的人，只是有明有暗之分罢了。升平街、同乐戏院两侧、裕顺胡同、电报局街等地，都是公开挂牌营业的，其他街道则是暗的。凡是公开挂牌营业的，都是经过旧官府允许的，她们按时缴纳税款后，便是合法的。并根据卖身人的年龄、长相和其他条件划分为一等、二等、三等。
同义街和七条胡同等街道都是暗的，不分等级。暗的，只能偷偷地进行。因为一旦被发现是要缴纳捐税的。她们都为生活所迫，无钱交税，所以，只能以干其他职业为名，暗地里偷着卖身。
同义街是1937年前后逐渐形成的。早先是属于石门市一区（后改为永安区）管辖；现在属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永安街办事处管辖。这条小街道狭而长，宽不过3米，长足有300米。街道两旁全是小平房，其居住条件十分简陋。
这条街，早在1937年前后即被人称暗娼一条街。在当时和后来曾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石家庄三大宝，破鞋、饼子、大山药。”其中所谓“破鞋”有两种含义：一是提不起来的意思；再就是给那些卖身人起的绰号。
当年，聚集在这条街上，为谋生而卖身的人达50余户、近百人。在这样一条狭长的小街上，聚集这么多人，其居住条件便可想而知。住房都是破砖碎瓦搭起来的工棚式小屋，其矮小和密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几乎是房挨房，户接户。每户人除了简易的睡炕或床铺外，别无更多的其他陈设。就是在这样简陋又狭窄的房子里，住着从四面八方来这里卖身的人。
当年在这条街上，干这种职业的人，因无钱交官税，所以只能以住家、捡破烂、做生意为名，暗地里偷偷地卖身，以此挣点维生钱。其方式通常是利用夜晚行人稀少的时候活动。卖身人经过涂脂抹粉打扮一番，然后再穿上较为时髦的衣裳，站在各自的家门口，嘴上叼着烟卷等候招揽客人。一旦见到有人经过，即主动上前搭话：“先生，请到屋里坐坐！”“掌柜的，请进屋喝茶。”也有的直言不讳地说：“请到屋里过夜吧！”更有甚者，不打招呼，即上前硬把人拉进屋里，然后，求人留下过夜……被拉进的人，多数属于猫儿找腥的，但也有蒙在鼓里，不知所措的，身上有几个钱的人，半推半就地也就留下了，没有钱的只好挣脱而去。
在同义街上做这种“生意”的人，由于来自各地，有年岁大的，也有小的，有长相俊的，也有丑的。有的已婚，有的未婚。时间长了，一些年纪轻、长相好看的，屋里设备好一些的，嫖客就去的多些；年龄大，长相一般，屋里设备又差的，嫖客就去的少。这样一来，尽管干的都是同一行业，但在收入上有多有少，差别不一。
在那些年代里，能进这条街的多半是些地痞流氓和光棍汉，他们无大钱进公开的妓院睡有等级的妓女，就来到这里花少量的钱与暗娼寻欢作乐，把这些暗地里卖身的人当作他们发泄性欲的对象。除了能付给少量钱的人常来占有这些暗娼外，也有的人一钱不给，来占便宜，这就是那些为日军充当汉奸打手的人。他们靠着主子的势力，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常常不付任何代价，强迫卖身人服从他们的摆布，让其任意玩弄折腾。从者罢了，不从者，轻则痛打一顿，重则捣毁住处或撵走，使你“生意”做不下去。所以，在当时的同义街上，除了那些汉奸走狗地痞流氓外，真正的好人是不进入这条街的。即使个别人偶尔进到那里，也多是属于不知其情而误入。
来同义街卖身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良家女子、贫苦出身的人。有的来自当地农村；有的来自他乡；有的因受骗上当被人拐卖到这里；也有的因家庭负债累累而被当作抵押品转卖进来的。在这些人中，又大多数是外地人，她们远离家乡无依无靠，投亲无门，靠友无人。
同义街有这种职业是从1937年后开始的，一直持续到1941年。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这种职业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是有增无减。后来只在地点上有所变动，由同义街搬迁到新市区（现在的新华区东焦革新街一带）。这是日本人为了强化治安，便于统治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搬迁时，除部分从良回家离开外，接受搬迁的人，到了新市区后，不同的是，原在同义街时，是不公开的，人称“半掩（夜）门子”。到了新市区后，即公开挂牌“营业”了。有的叫“迎春阁”，有的叫“双喜堂”等等。同时也挂出了等级的招牌。这个新市区共分四条巷子：琵琵巷为一等，共8家；芙蓉巷为二等，16家；樱桃巷、杨柳巷为三等，共46家。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总共集中在新市区的妓女有400余户，500余人。
旧社会，干这种职业的人，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人，是非常受人歧视的。但她们因生活所迫，也无法顾忌这些，只好忍污受辱地干下去。一旦踏进这一行业，就很难自拔。在老板、老板娘及忠实于老板的“老鸨”、“大茶壶”等人的训斥和威逼下，只能乖乖服从，让人任意摆布和蹂躏。因此，要在这种行业中生活下去，实在艰难。她们每天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笑脸迎接着络绎不绝的、没完没了的嫖客。特别是一些上了等级的人，更是昼夜没有休息的时间，常常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接待嫖客，形成连轴转。一天下来，精疲力竭，精神和身体都处于极度地虚脱状态。但是所得的报酬却少得可怜，除了上交官税和老板的份子外，自己所得寥寥无几。更不幸的是，有不少人因此染上“花柳病”（即性病）。据解放初的有关资料记载：染上这种病的人，占娼妓总数的53%。
妓女在谋生方式上大致有三种：一是参加“挑姑娘”活动。这部分人多是年轻人。其方法是，有嫖客进至妓院后，通过老板、老鸨或“大茶壶”等人，把所有卖身人都叫出来“亮相”，然后让嫖客任意挑选，被选中的，付给高费即可占有。没被选中的，只好等下次来人再参加挑选。这种形式是以容貌美、年纪轻为先决条件，完全把人当成商品，让人任意挑选，进行交易。在这种挑选活动中得宠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是陪衬。特别是一些年纪大、相貌平平的人，在这种挑选中，根本没有机会。二是“会熟客”。即被列为某一嫖客的经常占有对象，当嫖客进至妓院后，喊一声××出来，被喊名字的人，就得出来接待。如果已被别人提前占去了，就得请老板出面做工作，说服前者让出来。前者不让，后者与前者就要较量一番，轻则争风吃醋，对骂一气，重则动手厮打一场。结果是谁出的钱多，谁就最后占有。这样妓女和老板从中多得利。三是“找从良”。就是经常和一个自己中意的嫖客好，日久天长产生了爱情后，就不想再接待别人了，也不想在妓院待下去，于是就采取两种办法脱离：一是让嫖者高价买下，改妓从良；二是采取不辞而别出走私奔，冒险与自己爱上的人结为良缘，成为真正的夫妻（但此种方法成功率极低），从此彻底摆脱和结束那种卖身的悲惨生活。
年龄大、容貌一般的人，其谋生方式也有两种：一是“靠喝边”。就是专门跟随着有钱的嫖客到饭馆、酒馆、茶馆和戏院陪着吃喝玩乐。以风流的言行，为嫖客出尽风头，讨其心欢。这种形式多处在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下，通常是不干“实际事”的。只是为了提高嫖客的身份，所以，陪者除了吃饱肚子以外，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收入和所得。二是“外出放鹰”（也叫找野汉子），这是那种家里有丈夫、孩子的人。她们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采取夜宿日归的办法，即夜晚来到卖身地（妓院）租借一房间或者约去嫖者家里，讲好一夜多少报酬，成交后，即将身子交给嫖客任意占有。以此挣点钱养活一家老小。在这种人中，用这种方法维持生活比起单身人更困难。有不少女人，因家庭生活贫困而和别人常居不归。有的甚至抛弃了原来的丈夫和子女，和别人重新组成了家庭。
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了这一行业，从此，使这些饱经苦难的卖身人获得了新生。
（连承裕整理）
妓女泪
程惠茵
我是宁安县沃粮河人。伪满时期，父亲吸大烟，母亲体弱多病，家有兄弟姊妹四个，日子过得挺苦，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17岁那年，父母为了减轻家庭生活重担，把我嫁给了牡丹江的一家姓周的。结婚时，我丈夫只有15岁，家里一切事全由公婆做主。我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还受公婆虐待，他们打骂我，经常不给饱饭吃。1943年，我20岁时身体突然发育得丰满起来了，谁知这时公婆起了歹心，将我作价800元卖给了牡丹江永春里窑子，从此我就掉进了妓女生活的苦海。
伪满时期，牡丹江的妓馆不少，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人开的，一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开的。中国人开的妓馆有四处：(1)吉安里（现在的石油化工局后院）有各种“堂”、“楼”名称的妓馆60多家，妓女100多人。(2)永春里（现在的东方红照相馆后院，京剧院北侧），妓女达200多人。(3)安福里（现在的西长安街路南，先锋药店后院），妓女有几十人。上面这三处妓馆是三等妓馆，妓女没有什么文化素养。(4)秦楼书馆（现在的紫云街路南，东二条路路东的一所楼），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二等妓馆，有妓女20来人，都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能歌善舞的。当时在宁安、铁岭、兴隆、桦林、温春等地也有妓女。
日本人和朝鲜人经营的妓馆，集中在七星街、昌德街、园明街一带，妓女有200多人。日本窑子叫妓楼，还叫料理屋，艺妓多为日本人。艺妓卖唱，陪客人喝酒；娼妓卖身。日本妓馆主要嫖客是日本人。
旧社会的妓女是下九流中的一流，不仅是窑子老鸨的摇钱树，也是衙门官吏剥削压榨的对象，受虐待、欺凌、剥削最深。我一进永春里，就受到了老鸨的皮鞭之苦。我刚一到，老鸨满脸堆笑，给我做新衣服，买金银首饰，领我去烫发，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紧接着，叫我接客。我没有答应，她立刻变了脸，连骂带打，硬是逼我服从。我还是不服，她就用皮鞭子抽，抽得我身上青一条紫一块的，把我的头也撞出了血。同院的姐妹们看不过眼，都急忙上前拉开，我才没有被打死。一位姐姐偷偷对我说：“康德六年（1939年），永春里某某堂的女掌班，外号王剥皮，拷打妓女用的是铁门栓和好几股电线拧成的鞭子，往死里下手，10天就活活打死两名姐妹，其中一名是在怀孕中遭毒打，从楼梯摔下死的，唉，胳膊扭不过大腿，你就答应了吧！”我父母是庄稼人，没钱没势，谁也救不了我了，我被逼无奈就下水啦。
嫖客到妓馆，鸨母叫姐妹们出来站队，各人报自己的花名，嫖客看中了哪个，就到哪个房里坐下，由妓女接待。接客分三种方式：一种叫开盘。嫖客来了，先摆上盛有瓜子、花生、糖果、香烟等盘子招待，嫖客让妓女唱黄色歌曲，说下流话调情，但不能性交。开盘一次一小时，到时间鸨母喊送客，嫖客付国币1块钱便走。第二种是拉铺，即白昼卖淫，一次国币2块。第三种是住局，即住宿。住宿有夜饭，四个菜二两酒，外加水饺或包子，饭钱由嫖客出。夜饭由饭馆跑堂用提盒送来，要给跑堂小费。嫖客住局，一宿要付10块钱国币。如果妓女是黄花姑娘，第一次接客，嫖客得拿出高于平常几倍的钱，这叫开苞。老鸨只顾挣钱，不顾妓女的死活，有时我们妓女来了月经，还要我们照样接客住宿，名叫守垫子。我们明的受嫖客蹂躏，暗中受老板和鸨母虐待，还要受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以至肉体摧残，有泪只能往肚子里流。
妓馆老板为了营业顺利，必须找个靠山撑腰。人们管靠山叫杈杆。多数找的杈杆是宪兵、警察或特务。开妓院，如果没有杈杆，那妓院常常被流氓无赖给砸了（名叫砸窑子）。几个暴徒，手持棍棒，见什么砸什么，窑馆里的桌椅、茶具、镜子、玻璃窗，统统被砸得粉碎。砸窑子的目的是打妓馆老板或大茶壶（妓院杂役），但有时砸红了眼，见人便打，有的小贩子也难免遭打。如果有了杈杆，碰到砸窑子时，马上有警察来制止，把暴徒带走拘留。没有杈杆那就白白挨砸啦。1941年以后，有些伪国兵在星期天伙同三五人，专门去砸受宪兵支持的妓馆，砸完就跑，警察管不着，宪兵一二个人也不敢管。当时我们欢迎伪国兵砸窑子，认为这是给妓女出气，所以妓女对国兵来妓馆拉铺都很客气。
旧社会当娼妓，没有不得性病的，甚至第一次接客性交之后，如果这个嫖客患有梅毒，马上就被传染。染上梅毒的人，皮肤苍白，形容枯槁，经过几个月，毒蔓全身，各处溃烂，以至头发、鼻骨脱落。梅毒攻至头顶，生一巨穴，称之为通天炮。得了梅毒如不治疗，往往不到一年，便要杨梅升天，丧失生命。如果侥幸治疗痊愈，大多数不能生育，或生有子女也是残缺不全，很难成活。所以，每个星期六，我们必须到市立医院检查身体。如发现有性病，医官不给开健康证明，下周便停止营业。停业治病，挣不来钱，老板生气，轻则打骂，重则不给饭吃。所以，为了能营业挣钱，我们还得给医官送烟酒、糖果之类的礼物，求他开个健康证明。得了性病，是可以治的，当时用“六O六”、“九一四”等药物治花柳病很有效果，但窑子老板只图省钱、赚钱，对妓女的病不放在心上，有的听其自然发展，因而大多数妓女死于梅毒。
我听过书，看过戏，特别是“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戏剧对我影响很大。我知道自己沦落风尘不是长久之计，必须选择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跟他从良。来妓馆的嫖客中有个小冯，是个剃头的，比我大六七岁，长相虽是一般，但心眼儿好。我们在来来往往中产生了爱情，他发誓非我不娶，我答应非他不嫁。可是要跳出火坑，需要拿出一笔钱来，一个以理发为生的工人，一个月能收入几个钱！他每月只能来我这里几次。他来了，我有时不要钱，这叫倒贴。过了3年，我提出跟他从良，可他拿不出1000块钱来，只能当个露水夫妻（指嫖客住局）。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解放了牡丹江，我们妓女也得到解放。1946年3月，民主政府制定了《牡丹江市施政纲要》，明确规定废除娼妓。3月8日那一天，全市妇女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在民主大戏院（现在京剧院）召开妓女解放大会，到会妇女千余名，妓女参加会的有50多人。到会的还有20多个窑主、老鸨子。会上，公安局向50多名妓女发了“解放执照”和“解放证”，让受苦受难的姐妹们回到自己家园或投亲靠友。解放的妓女，有的从良，有的返回原籍，有的直接从事社会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我就是在这次大会以后和小冯结婚的，从此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晨 星整理）
斑斑血泪妓女恨
李季安
解放前，许昌城市经济畸形发展，妓院、赌场随之兴起，女优、娼妓周旋于仕宦官商之间，权势人家过着灯红酒绿、纸迷金醉的生活。我青年时期对妓女的情况耳闻目睹，深知她们都有一部辛酸悲惨的历史，是旧社会的牺牲者。仅就忆及的数人数事，列举于后。
石友三强娶黄凤芝
1925年，山东曹县人黄庆禄带着簧戏班子来许昌演唱。他有三个女儿：凤麟、凤楼、凤芝，时称“黄氏三凤”。这些女伶并非班主亲生，都是从贫苦农家买来的女孩子，自幼随班教习学艺，后来唱出了名，黄庆禄就把她们当作摇钱树，迫令接客，从中捞钱。当时黄家戏班在许昌南关大同街（今胜利街）东头路北华顺舞台演出，挂出的头牌是青衣花旦黄凤芝。凤芝年龄不过20岁左右，人才出众，艺技超群。所唱全部《玉堂春》倾城轰动，场场爆满。
1929年6月4日，蒋介石的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石友三率部队由南阳来许昌驻防。石友三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当时房下已有7位姨太太。有一天他在华顺舞台看了黄凤芝的戏，十分欣赏。后来在迎接特派员钱大钧的宴会上，特地叫了黄凤芝的条子，让她坐在自己身旁陪酒。宴会后，他把黄庆禄叫来，限定三日内送凤芝来公馆，当八姨太太。黄庆禄慑于石的权势不敢违命。他一面搪塞，拖延时日，一面将凤芝送往许昌乡下避避风头。
我的父亲与黄庆禄有道义之交，通过这层关系，把凤芝藏到城北尚集附近忽庄我外婆家。那时我刚6岁，也在外婆家住。凤芝常带我到高底河边玩。她不大爱说笑，郁郁寡欢，常常暗自流泪。过了十余天，有一天突然一辆汽车开进村来。黄庆禄领着几个军官把凤芝带走了。原来石友三叫人砸了戏园子，黄庆禄被押了，不得不交出凤芝。事隔年余，听我父亲说，凤芝被石抢到手后，改名朱青瑞，常遭打骂，不久即被遗弃。后来住在新乡，在一次看电影时，影院着火被烧死了。
伤兵蛮砸二等妓女院
许昌二等妓女，分布在大同街、太平里、慈航里、平康里一带，著名的三号、老五号、八号、十一号、二十号等。门口挂有什么“民乐书寓”、“花盛书寓”等牌子。老板有焦凤山、刘××、徐二妮、徐三妮等。妓女约200余人。白天“打茶围”，端一个盘子，钢洋1元，夜晚接客8元。妓女生活很苦，按二八分成，所得仅够衣着花粉之资，接客稍有不周，就要挨打罚跪。
1946年，西郊五郎庙有一个伤兵医院。院长复姓端木，有七八十名住院的伤兵。这些伤兵常常溜达街头，买东西、吃饭不给钱，还要开口骂人，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南关二等妓女店是他们时常出入之所，老板、妓女一向不敢怠慢。有一次，太平里三号的少老板刘升堂对我说，他们的店被伤兵砸了。那天来了五六个伤兵，大白天要姑娘们脱光衣服陪着玩，妓女不肯，惹火了他们，先砸茶壶、茶碗，接着戳顶棚，毁桌凳，还打“茶壶”，叫妓女长跪。有两个伤兵把住大门，凡有客来，就拿双拐打。老板到宪兵队去报告。宪兵队给端木院长打电话，端木说：“他们是老蒋的有功之臣，你们要谅解。”宪兵队装聋作哑，刘老板自认晦气，陪情道歉了事。
巩素云猛跳黄包车
1944年5月1日，日寇侵略许昌。特务机关设天平街，宪兵队设大街福音堂，维持会设文庙，日军随营妓女住南大街。当时妓女行业的封建把头李喜胜寡廉鲜耻，为了讨好日军，竟找来12个有姿色能演唱的妓女，开具名单，浓妆艳抹，送往宪兵队去。当黄包车拉着妓女行至南大街时，妓女巩素云猛地从车上跳下来，一头扑向路侧的“太平水缸”里去。经抢救拉出后，水渍淋漓，衣衫尽湿。李喜胜盛怒之下，不顾巩素云死活，又连打她几个耳光，才把她送回去。
司香亭的悲剧
1941年春，我认识直接税局的一个税务员孟某，他的妻子名叫司香亭，郑州人，中学毕业生。3月间孟某突患肠炎亡故。丈夫死后，司香亭衣食维艰。不久，住宅被房主收走，她不得不在临街阁楼上栖居，与一些地痞鬼混。后被一个叫李士良的卖到南关平康里21号徐二妮家里为妓，改名韩素美。女学生在妓院挂牌以后，嫖客趋之若鹜。不久她染上梅毒，病中还要支撑着接客。那年八九月我见到她时，满脸病容，头发脱落。跳进火坑，受尽老板虐待。年底我从教他乡，再不知司香亭的死活了。
白太太当暗娼
解放前，许昌城内的暗娼有好几处，如市场前街的老吴婆、夏家园的老黄婆、寇家巷的老王婆、学巷街的大坎肩、文庙后街的老傅婆等。她们通马拉纤，管叫管送，从中取得嫖资。
白太太是榆柳街某团长的太太。原先家中呼奴喝婢，煊赫一时。后来团长阵亡，白太太手中余资渐渐耗尽，饥寒难忍，只得硬着头皮去找老吴婆，甘为暗娼糊口。后来听说嫁到东乡，与一个农民结婚，因她平时好吃懒做，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常遭丈夫责打，迫令下地干活。解放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她参加劳动，主持家务，抚养子女，成为新人。
侯兰仙吸毒亡身
侯兰仙是南关顺河街荷花茶社的坠子书艺人，嗓音清脆，唱起来玉润珠圆，耐人寻味，《文昭关》、《单刀赴会》等折子戏更为拿手。在30年代，权势人家公馆里有堂会都少不了她。她在官商场中，酬酢之间，沾上嗜好。初时为老爷们烧烟泡，自己也尝上两口，渐渐地上了瘾，嗓子也倒了，戏也唱不成了。最后沦入柳树园当三等娼妓。1946年我在街上看到她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不像个人样。解放前夕，终于染病以殁，黄马褂艺班出资为之埋葬。
曾小楼卖艺不卖身
解放前，许昌的一等妓女较著名者有刘大帅家的俊英，冯麻子家的惠春、兰春，张老五家的肖凌云，来喜亭家的新美荣、新美君，范家的亚琴，韩家的素秋等。这些女艺人既演戏又做妓女。唯艺人曾小楼与众不同。她出身寒门，能写善画，且工于刺绣。她卖艺不卖身，老板几番威逼接客，她却坚贞不屈。解放后，她与一老年客商结合。1949年入中学读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往事不堪回首
姜红喜
我今年已经是67岁的人了，是从黑暗的旧社会走过来的。
我感谢共产党，新中国拯救了我，使我有了温暖的家庭，老年有个安身的地方，我托共产党的福啊！要是没有新中国，我这把骨头早就扔到荒郊野外叫狼吃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我也曾有过青少年时代，那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度过的，屈辱的生活折磨着我，使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火坑
我从小死去爹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从小是怎么活过来的，也不知道我怎么到了哈尔滨住到姓蔡的家里。只记得我刚去的那天，蔡家太太说：“你是我花50元钱买来的，在这里看孩子、干零活，你已经6岁了，懂事了，不听话我可揍你！”她这一训斥，我才知道我6岁了，是卖给她家的。可是我姓什么？爹妈在哪儿？谁卖的我？这些我是连问也不敢问的。蔡家三口人（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孩子比我小，是个男孩。他一哭，太太就打我，让我受窝囊气吃下眼食。转过年的冬天，火墙子透烟，他一家子连我都熏了过去。他们被送进医院抢救，我被扔在屋里没有人管。邻居看不下眼，用酸菜汤子把我灌过来了。他家三人死了两口，只救活了太太，还瘫痪了。我就给太太端屎
端尿，递水送饭，不到半年，她也死了。这时我7岁，又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带到虎林（今虎头）卖给一家妓院。
这家妓院叫“红宝堂”，老板娘姓姜，叫姜宝琴。她手下的八个妓女看我是小孩，都挺亲近我，我也亲近她们。我长这么大，还没跟这么多的姐姐们在一起生活过。因为我没姓没名，老板娘就叫我跟她姓姜，给我起了个芳名叫“红喜”，姐姐们都叫我小喜。她们叫我称老板娘“妈妈”。她们也都管老板娘叫“妈妈”。老板娘挺严厉地对我说：“从这以后，你就是我的姑娘了，我是你妈妈，你要跟我在这儿生活一辈子。”我年岁小，不懂事，老板娘这么一说，我反而挺乐：“有了‘妈’，有这么多姐，又给我换了一身新衣裳，理了头发，洗了澡。姐姐们夸我挺漂亮；有时自己照照镜子也觉得怪好看。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多好！”当时真傻！这是什么地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