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民国七年）
花国总统 王宝玉 副总统 宝 琴 （《新世界报》进）
1919年（民国八年）
香国大总统 琴 寓 副总统 乐 情 （《天韵楼报》选）
1920年（民国九年）
花国总统 好 弟 副总统 曼 君 （《新世界报》选）
以上，自辛亥革命以后所开的花榜，计新世界三次，天韵楼一次。
关于四大金刚
林黛玉松江章练塘人，嫁过许多次，后与伶人龙小云姘识，潦倒不堪，直至民初已花甲之年，贫病而死，死在南京路大广里生生美术公司楼上。张书玉江北人，花标张荟芳里，与李春来姘识，后又与三盏灯往来，面首无算，未得善终。陆兰芬本苏州赵氏女，名胡月娥，后来上海称花丛第一美人。所居为福州路西胡家宅，曾煊赫一时，三十岁生日，佣巡捕守门，往祝者咸穿礼服，居然翎顶辉煌，周旋揖让，恬不知羞。其殁后，有所欢王某为之发丧，于讣闻丧牌均署“先室宜人”，传为笑谈。胡宝玉亦与伶人小黑儿姘识，旋即分袂，另与李春来姘居，时春来寓桂芳里某栈，胡恐其与他妓往还，每晚必留房侍监视其行动。胡后潦倒不堪，曾沦为雉妓，贫病而终。
有许多人都说金小宝是四大金刚之一。最近得八十四龄的“吴门天笑生”包先生自香岛来信，独辩非是。包先生的信中说“金小宝的年龄比不上林、陆、张、胡”，就是资格也够不上她们四位。大概当时的洋场才子想不起了四中之一，把金凑数了的。金小宝是好学之士，当清朝末年，她还只十余岁，曾进杨白民所主持的城东女学读书，但这时已入勾栏为妓。金小宝后嫁与青浦陆达权，陆留学日本，学费都是金出的，金亦曾到过日本，与陆同居了很长时间，后被遗弃。
按：包天笑先生当时亦在城东女学教书，不过并非金小宝这一班。既说清朝末年（大概是宣统某年），金只十余岁，那么距离李伯元选四金刚（1896年，光绪廿二年）有十三四年之久，当然金小宝不在被选之列。这是信而足征的，可正历来“花史”之误。
关于上海娼妓的著作
1936年，“通社”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上，刊有《沪娼研究书目提要》，从清同治初年到1933年止，开列研究沪娼的书籍，计有三十八种，大半为徐蔚南所收藏。其中十之八九，专谈上海娼妓，如《沪游胜记》，上高黄懋材著，同治五年版；《沪游杂记四卷》，武林葛元煦著，光绪二年版；《海陬游冶录三卷》，王韬著，光绪四年版；《谈艳》，王韬著，编入《淞滨琐话》第七卷，光绪五年版；《歇浦群芳志四卷》，王韬著；《红豆蔻轩簿倖诗》，箐江词客撰，王韬编入《淞滨琐话》第九卷；《上海品艳百花图五卷》，花下解人著；《沪上新百美图》，上海王氏刊行；《海上群芳谱四卷》，原题莫厘峰顾曲词人评花，上海《申报》馆铅印；《词嫒姓氏录），云间不羁生著，见《申报》馆书目；《春江花史二卷》，梁溪潇湘馆侍者（即邹弢）编；《柔乡韵史》，詹子渠著；《上海冶游备览四卷》，指迷生辑；《上海青楼图记四卷》，沁园主人绘图；《沪江色艺指南》，公益书社编，光绪三十四年版；《海上花影录二集》，中国图书馆印行，民国四年版；《花国百美图》，民国六年上海新世界开第一次花榜时的刊物，孙雪泥、奚燕子、张桐花等编；《上海六十年花界史》，民国十一年汪切肤编，内容有《上海禁娼的章程》、《阎瑞生谋杀王莲英的判决书》等，还包括妓院沿革、花丛掌故、六十年上海北里的盛衰，时新书局发行；《上海青楼沿革记》，漱六山房张春帆著，1931年分期刊载在《万岁》月刊第二至第九期上；《青楼梦》，原题厘峰慕真山人著，仿《红楼梦》而作，计六十回，申报馆铅印本；《海上花列传》，松江韩邦庆作，化名“花也怜侬”，六十回本；《海上繁华梦》，上海漱石生、孙玉声著，一百回本；《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花），邹弢著，六十回本，光绪二十年石印本；《梦游上海争风传》，曾经涉足人著，光绪二十六年版；《九尾龟》，漱六山房张春帆著，刊行于宣统年间，共出二十四集，每集十六回；《人间地狱》，婆婆生（即毕振达）著，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
实际上，有许多未列入“沪娼研究书目提要”，如宗子刚著的《絮语》（书贾以“嫖经”为标榜）；朱瘦菊著的《歇浦潮》与《新歇浦潮》等。
旧上海娼妓的非人生活
上海的娼妓遭受着多重剥削压迫，除了老鸨的吸血吮髓外，尚有巡捕房的花捐班，每户每季收“花捐”，剥削与压迫兼施。下等的“野鸡”，更有流氓作撑头，每月要收所谓“黄鱼税”。再下等的“钉棚”、“烟花间”妓女，每月要受巡捕房的下体检验，倘有性病，勒令停止接客，受老鸨的毒打与挨饿。
旧上海的娼妓失足堕落平康，有的是被拐骗，有的是被引诱，有的卖身还债，有的出于无法生活。她们一旦落入陷阱，终身受流氓、老鸨、龟奴的箝制，难以跳出火坑。未嫁的女人从此不得回乡，已嫁的妇女从此抛却家庭和丈夫子女。她们进入妓院，表面上似乎“珠香玉笑”，“朝欢暮乐”，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伤心血泪史，只是含悲忍辱强装欢笑而已。因此有人说：“人云此是鸳鸯侣，我作哀鸿一例看。”洵非虚语。她们在天天被摧残中，年华易老，驻颜乏术，老鸨龟奴搜刮不到钱了，将她们一脚踢出门外，饿死道旁，并不乏人。陈其年在《妇人集》一书上说“此辈中人以五年为一世”，并不夸张。
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娼门的悲剧成千上万。一入火坑之后，想回去的跳不出老鸨、龟奴的“铁门槛”，想从良的逃不了流氓手掌心，生了病的，到断了气才算了却此生。有些嫖客存心不良，与妓女厮混热了，骗取妓女的首饰财物。如这些首饰是租借来的，被嫖客骗去，妓女只有上吊服毒自杀。更有甚者，如阎瑞生跑马输了钱，哄骗妓女王莲英上了汽车，开到北新泾兜风，结果抢她首饰，将她勒毙在麦田里，曾经轰动一时。
历史上的禁娼废娼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洋场才子为娼妓捧场者渐少，新文化运动者研究如何废娼者渐多，因此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但是研究废娼者尽管多，终难解决这个问题，有时甚至起了反作用。这年八月，上海泰东书局张静庐编的《新人》月刊出了一期有关“娼妓问题”的特大号，内容列了上海娼妓的类别和名目，其广告刊登在上海新闻报之后，销路一下从三千本增至二万多本，许多人按图索骥，作为冶游向导，反把事情搞坏了。
十月革命的浪潮推动了禁绝烟、赌、娼的运动，于是反动统治者大做官样文章。1920年，租界工部局订立了《娼妓领照章程》，妓院一律不准留客宿夜，限期若干年禁绝，禁止非妓女在妓院内住宿等等。办法一经实行，却便宜了包探与巡捕，借巡查之便，敲诈勒索，莫不大发其财。在禁娼废娼运动期内，妓院营业果然衰落，但问题并未解决，有姿色的妓女到舞场兼充舞女，成为“妓舞两栖”类。于是出卖色情的“向导女”应运而生，向工部局领取执照，成立“向导社”，每家人数多至一二百名，实际上是“色情商店”。
上海沦陷时期，歌场歌女风起云涌，歌场有“场务女郎”拦客，歌女除歌唱点唱外，还可伴坐，这些歌女，身世均极可怜。自从北京李丽到上海来做舞女兼“交际花”后，“交际花”做舞女又盛极一时。抗战胜利，“交际花”等于高等私娼。抗日时期，在内地跟洋兵做“吉普女郎”的女人，到了上海，蜕化成为酒吧间里的“吧娘”，在警察局正俗股里登记的共约一千多人，包括许多国籍，中国人占1/5。此外还有“地下舞女”，上海解放时，有些妓女变成“地下舞女”，直到1958年里弄整风才彻底肃清。
在旧社会，生活枯燥，人生乏味，重男轻女，地位悬殊。地主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消闲摆阔，同时，反动统治阶级认为娼妓的存在，足以“繁荣都市，点缀承平”，因此，娼妓越禁越多，废娼运动就成为一句空话。
（甫 水 张弘任整理）
民初上海娼妓一瞥
谢吾义
1919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张静庐编的《新人》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出版了“上海淫业问题号”专刊。我们姑且不论它出版的意图及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关键是它以大量详实的资料反映了民国初年上海娼妓的状况，笔者综合摘要转述与此，以供史家研究参考。
几种主要娼妓的人数及分布
（一）“长三”
1918年春季共有长三妓女1006人。其中，迎春坊33人，和心坊43人，小花园65人，小花园沿马路15人，鼎丰里16人，民和里99人，请和坊148人，请和坊沿马路36人，乐余里64人，南汕头路27人，北汕头路12人，东福致里23人，西福致里11人，汉口路51人，民庆里45人，会乐里77人，福祥里72人，精勒坊36人，平安里4人，庭筠坊4人，寿康里7人，同春坊沿马路17人，安乐里11人，安乐里沿马路10人，福裕里76人，久安里25人，久安南里17人。到6月底，共计1125人，也有人说是1229人，足见民初长三妓女的激增。
（二）“么二”
1918年6月调查么二妓女为491人，也有人调查为505人。
（三）“野鸡”
1918年夏调查，南京路以北、浙江路以西，至泥城桥为止，共1906人；浙江路以东计448人；福州路石路以西至跑马厅为止共1105人；福州路以东出没于青莲阁的扬州野鸡为970人；法租界公馆马路至八仙桥为止共600人；西新桥附近为150人；以上总计5379人。但至1919年至少达6000人。
（四）“碰和台”
这是一种高等的私娼，形式与长三相似，门口挂的牌子大多写有某寓某第，也有写名字的。里面可以打牌、喝酒，收费与长三一样。1918年大约有40多家，约100人。最著名的是白克路怀安里的藏珠、静安寺路居仁里的黄寓、贵州里永平安的倚兰、北京路瑞康里的俞第等。
（五）“花烟间”
1918年调查是1080人，其中小东门565人，老北门外60人，新北门外252人，打狗桥东边49人，打狗桥西边42人，盆汤弄82人。然而，光绪初年当花烟间妓女迁到小东门时，不过200人左右。
（六）“钉棚”
开始集中在香粉弄，后移至东棋盘街么二妓院附近，约有40人。
（七）“咸水妹”
据1918年调查，人数是250人，大多数住在虹口。
（八）外国妓女
有西妓和日本妓女之分。西妓以俄罗斯、西班牙两国居多。开始集中在二洋泾桥一带，后渐渐向西发展。这种妓女人数总计不上50人。
1919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特别委员会——“淫风调查会”，曾调查得出：上海娼妓甲等为2135人，乙等400人，丙等以及私娼4500人，广东妓女200人，共计7235人。但外国娼妓、台基及其他半公开的娼妓等不包括在内。
娼妓的来源
上海的娼妓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其中江苏占90%，浙江占6%，广东占4%。外国娼妓及其他地区来的属少数。就以上三处言，江苏以扬州为最多，野鸡大半来自扬州；苏州居次，多在长三妓院；其余来自南京、吴江、无锡、常州、镇江等地，上海本地人很少。浙江以杭州为最，宁波居次。广东以广州为最，潮州居次。
妓院的“三位一体”
1919年5月12日以前，上海的妓院可以公开吸食鸦片，而这在别的地方是犯法的。所以，有许多人到妓院中寻找吸鸦片的安乐窝，而且，上海妓院公开赌博的不下1500家。每家每日至少有两场麻将牌或两场扑克牌，平均计算打牌的人每日每家有10人，合计上海妓院的赌客，每日就有15000人。真可谓妓院是烟赌娼的“三位一体”。但以后情况有变化。
拯救娼妓的慈善机构
上海有二个救济娼妓的机关：一为济良所，接收一批从良的妓女。虽说济良所拯救的妓女数目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娼妓制度，但妓院的龟公鸨母却由此担心妓女逃往济良所。另一叫全国妇孺救济会，由绍兴、宁波、湖州等同乡会于1912年发起创立，专门救济被拐卖的妇孺，所救人达数千。这二个机构在各省都设有分支机构。此外，同仁辅元堂的第六科，是妇女工艺院，也与拯救娼妓有关。
“妓院领照章程”
《新人》月刊附录“妓院领照章程”，这一章程，集中反映了工部局当时对于妓院所持的态度，全文如下：
工部局公报云：“今日工部局发表妓院领照章程，依据附律，第三十四条及审查淫业会之报告，又经今次纳税人会通过，兹列其条款于左：（一）一家妓院，不可转移又一家。（二）领照者，即开设妓院之人，彼当负责，依法经营。（三）未经工部局之准可，院主不可分租，或抛弃其所经营之妓院。（四）执照之号数牌子，应置入院当路头明显处，始终不可任其污毁，而执照则悬诸院内。（五）上差巡捕及卫生处所，与捐税处人，得随时入院查验。（六）院中妓女姓名、年岁、国籍，应一一在执照空白处填写；如有更动，宜即报告河南路捕房总巡。（七）院内不许卖易于醉人之酒。（八）院内不许有不正当行为或赌博。（九）院内不许吸鸦片，如有吸烟人入院，应由领照人报告捕房。（十）院内不许使用吗啡，或不正当之药物。（十一）妓女不许在道路或公共处所，或在院门首与窗口招徕游人。（十二）工部局随同执照所发之附告中有云：‘妓女不可强其所不愿，而留院中应客。或有病痛，应为之医治，不可略忽’。上述之布告，应置院中显明处，始终不可使文字模糊。（十三）院内应极当卫生，应照卫生所定法则。（十四）不可给任何酬劳于工部局人员。（十五）如有违背上列任何一款，其处罚为取销或吊回执照，或将保证金之全部，或一部分充公。妓女注册式：姓名、年岁、国籍。保证金：由工部局临时酌定。照费半年一元，先缴。”同时，附告中还规定：“（一）来领照者，需照式填写，自1920年5月24日起，可向黄浦滩7号捐税处领照式格单纸。（二）凡在1919年12月31日，已成立之妓院，始可领照。（三）一院至多许容十妓。或较少之数，即以1919年12月31日之人数为准。（四）妓院之地主，将与以通告，谓其地已作妓院屋之用。（五）自本年6月1日起，妓院执照存根，将在捐税处陈列，每日任人参观。（六）妓院若在学堂附近，不可领照。（七）妓女招徕游人，有犯法律者，得将执照吊回。（八）自6月14日起，开妓院而不领照，当被控诉。”
涉迹旧成都的娼妓花业
白景纯
解放前成都市的娼妓情况，已有先知先觉者写过，我写此文大多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和亲历，并参考一些资料而成。因我从1944年成都市废镇设区时起至解放止，任第一区区长。第一区地处东门一带，比较繁华，住有的公私娼妓，为全市各区之冠，且自己也涉迹花业，故知甚详，实为一篇详实的“三亲”史料，可起到揭露旧成都的阴暗面和教育后代的作用，不过时隔40年，遗漏错误，在所难免，当望知情者补述和斧正。
娼妓来源的历史背景
娼妓，从词义来讲，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称乐户（老板）、鸨母（院妈妈）之类。妓，前称“女乐”，后称“乐女”，专指被迫卖淫，操皮肉生涯的妇女。娼妓制度，在我国已延续几千年，民国时间，仍兴旺不衰，至抗战时的成都，达到登峰造极了。
旧社会的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地主豪绅、富商大贾、官僚军阀，在此作为安乐窝，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卖儿鬻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社会的写照，“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是当时市容的描述。以致烟（鸦片）、赌、娼盛行，作奸犯科日众，社会上呈现一片黑暗不安的状况。由于资产阶级大量享受，吃喝玩乐，挥金如土，把妓院当成“销金窝”，卖淫行业更为发展。妓院的乐户、鸨母就不择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广纳青年妇女入院卖淫，操皮肉生涯，这些青年妇女从此堕入火坑，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
妓女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据当时《市政公报》统计，不外有以下种种：
经济困难；友人引诱；被业妓亲属引诱；幼为使女，被主人出卖；因主人虐而逃亡；爱好艳服华饰；情窦早开；好吃懒做；失恋而放纵；失业不能为生；天性喜杂交；行动偶尔被人误会而沦落；一时失足而自弃；误讲自由恋爱而自愿；人贩子的引诱或哄骗。她们的年龄，大都在十四五岁至三十岁之间。
妓院的分类和公布
1．公娼
指受当时警察管理，取得合法证件——乐女证、按月纳税——花捐，公开卖淫者。于是，当局把征收花捐，作为重要财源之一，遂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
其中又分土娼和扬州妓两种：
土娼 指新化街一带，即水东门街，天涯石东街，福字街，顺城东街集中的娼妓，是低层阶级来此寻找刺激而玩乐的地方。
扬州妓指散居在东大街东安里，西御街德润里、成平街、如是庵街、藩库街、藩署街、书院南街、长胜街等处的妓女，是上、中层阶级玩乐的地方。
2．私娼
指散居在旅馆和个别街道等处的娼妓，如东南美、三乾、鉴三、平安、普海春、六舟、九龙、枕江、石宝、春熙饭店等旅馆和三益公浴室以及均平街、三桂街、妇女会（以会长何知言为首，不知拉了多少青年妇女下水，此女人解放初首先被镇压）等大街小巷的寄宿社等处，还有半公开的客栈（名“私窝子”），如五世同堂街、笔贴式街、沙河堡、驷马桥、成都县农会（地名）、王家塘街、花牌坊、唐家花园、北城公园、刘伯庄医院、四能诊所、博济医院等处，还有以人名代表淫窝的白丝街花寓、大田坎的易裁缝和吴胖婆、大周二、小周二，滑翔机、嫩豆腐等，这些都是中层阶级或个别上层阶级寻欢作乐之处。
3．游娼
这些妓女，不属于妓院，她们为生活所迫，游动卖淫，是比较低层的妓女，经常躲在背街僻巷勾引行人，入夜则倚靠在电灯杆的微弱的电灯光下，用邪辟的言笑来招引男子，或是估拉一把，企图得到一餐之饱或得一些零钱以解温饱，如遇殷实客家陪宿一夜，就可多得些小财，暂时解决目前之需，虽然这些妓女身体是自由的，但生活的悲惨，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三类妓女的人数，估计为3万多人，占当时成都市人口的1/20（解放前成都市人口为60多万至70万），仅据警察局发“乐女证”的编号看，就13565号，加上不公开的妓女，估计为3万多人，是符合推想的。
妓女和身价、生活、媒介、出路和形形色色的名称
1．妓女的身价
妓女，是乐户、鸨母的摇钱树，因妓院出钱买身，受他管辖，故对妓女随时虐待，打骂是家常便饭，如扬州妓院的鸨母打妓女时，边打边骂：“你们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因此生意不好，要把妓女集合起来打，名曰：“满堂警”。生意好时，也要集合起来打，名曰：“满红”，不过要比前者打得轻些。
乐户、鸨母用不同等级的钱财，从各种渠道买来不同年龄颇具姿色的妇女入院卖淫，年龄小的，先当“丫头”使唤一方面加以训练，等到年龄合适，就要接客。它的训练内容是4个字“猜（划拳）、饮（习惯善饮酒）、唱（能唱京戏）、靓（懂得诗、书、画，好成为名妓）。担任教席的是“寮口嫂”（与乐户鸨母同辈亲密的人），还要言传身教地教以美容术，举止潇洒、媚态迷人等，年龄到十五六岁，入院就要接客。
乐户、鸨母为买妓女所付的钱叫“卖身钱”，成为妓女的严重枷锁和债务，从此失去自由，身不由己，不知要受到多少人的蹂躏和侮辱，才能还清这个负心钱而脱离火坑，所以，乐户、鸨母就凭此不但对妓女的身体摧残，在经济剥削上，也是极端的残酷。
因“卖身钱”的还清与否，形成的两种形式的妓女：
(1)代价姑娘：这种妓女因负有妓院的“卖身钱”，行动是不能自由的。接客不接客，概由鸨母决定，外出必有人跟随，稍有不顺，必遭打骂。
(2)自账姑娘：这种妓女，已还清妓院的“卖身钱”，而仍留在妓院卖淫，或待机选择对象而从良，一切行动是自由的，外出无人跟随，接客或不接客可由自己选择，不受打骂，妓院只收她们的伙食费，如接了客，妓院则在其度夜资提成。
2．妓女的生活
低下一点的妓院（为新化街），每天给伙食两顿，很多时间都是吃的稀饭。中级的妓院，一般还是两餐，菜饭要好些，如果遇到好心的嫖客，在鸨母的跟随下，可到附近的饭馆去饱餐一顿。扬州妓比较吃得更好一些，但在侑酒时，是不准妓女在席面上吃东西的。衣着方面，要根据身价与代价来决定，一般都是浓装艳抹，区别的是质量的好与坏，可以看出身价的高与低。至于精神方面，思想上都是空虚的、痛苦的、恐惧的，再有多大苦闷，在嫖客面前，也要强颜为笑，但这笑是不自然的。有的妓女入院，要先与乐户或指定的人同宿，名曰：“吃头一口”，这种手段是先破其贞操，断绝该妓女伦理道德观念，以后就破罐破摔了。有的妓女不愿接客，要求鸨母推迟一下以便寻觅知己而从良，鸨母就用一“良法”来制服她，即乘势将一只猫塞在妓女的裤内，两头扎紧，猫想出来就乱抓乱咬，妓女已不好受了，鸨母还用鞭子在猫身上打，猫负痛，在妓女的下身抓咬更甚，妓女苦不堪言，只得顺从，这叫“打猫不打人”的办法。可谓别开生面，残酷至极。
3．妓女的媒介
公娼无所谓媒介，任嫖客拿钱去花，选择玩弄，当面成交就行了。但扬州妓在外侑酒时，要客人写一张条子去接妓女来，这条子可谓是媒介了。一般暗藏在各街或旅馆内的私娼，要靠旅馆内的茶房（服务员）或“代事”作媒介，当时许多旅馆的茶房，都掌握有妓女几名，当客人需要时或花言巧语劝客人要时，他就立即介绍，过夜以后茶房在妓女的度夜费内抽30%作为佣金（浴室亦然）。另一种称为“代事”者，即是与嫖客、妓女间搭桥的人，又呼为“拉皮条”，有专作此勾当的人，每天在热闹街市招揽嫖客，宣传妓女的美貌呀，是女学生呀，房间舒适呀，招待周到呀等，有愿被邀者，他就带到私娼处，向嫖客索取赏钱等甚丰。
4．妓女的出路
妓女的出路有两种：一种是悲惨至极，至死方休；一种是嫁人从良。
悲惨致死的出路，大多对新化街的妓女或个别暗娼而言。新化街是“花柳梅毒传播所，下疳白浊大本营”，妓女与嫖客十之有九要得这种病，当时开设医这种病的诊所和东大街府城隍庙（扯谎坝，现在的立体电影院）内治这种病摊子特多，街头巷尾的墙壁和厕所内，随处可见诊所的宣传和成药的广告。当时街面上有这样一段歌谣：“喊你不要搞你要搞，把你的机器搞烂了，城隍庙去把药调。”我看见一个姓郭的在南糠市街（东门二巷子）设一诊所，名曰：“求不疼”，用特大字写一招牌挂在门上方，颇引人注目。妓女得了这种病，得不到妓院的关心治疗，自己又无钱求医，还要被迫接客，加以精神肉体上的痛苦，只有越拖越深，到了这个地步，已不能为妓院赚钱，被妓院唾弃，送到外北法国医院去治疗，名曰送医，实为送死。法国医院，有田千多亩，收容这些妓女入院，每天给两顿稀饭，上下午各吃一片药，这怎能治好这种病呢？因此，十有九死，死后用烂船板做一大匣子装上，掩埋于乱葬坟中了事。据目睹者云：“乱葬坟挖出后，只见一层又一层地堆起埋，已有三层了。”有的妓女，年老色衰，不能接客，也被唾弃，逐出妓院了事。这些妓女，人称“烂货”，无人收留，只有流落街头，沦为乞丐，贫病饥寒交迫，最终路毙。
较好的出路：是嫁人从良。俗话说“当娼不如从良”，这是说一个女人因种种原因堕入火坑后的美满收场。妓女要脱离火坑，必须选一终身可靠的人，如双方情投意合，代价姑娘就由男方付给妓院“卖身钱”而赎取出院，自账姑娘立即抛贱业，结为夫妻，但有自甘堕落的妓女，从良后骗得一些钱财又返回妓院卖淫，名曰：“淴浴”。从良的妓女，必须登报周知，当时的《新新新闻》等报，天天有这些启事的刊登。其文曰：“我生不辰，误入烟花，幸得×君相助，救出火坑，以往一切新知旧好一概谢绝。”
5．妓女形形色色的名称
艳帜高张，正式纳税的妓院，又名“青楼”、“窑子”、“乐户”，私娼住所，名曰“台基”，其特点是没有固定妓女，而专事引诱良家妇女卖淫。妓院的乐户、鸨母，又称“龟公”、“龟婆”，凡妓院林立之处，都呼为“花街柳巷”，而妓女的名称，则是形形色色的。
“校书”、“神女” 清朝以前有这称呼。
“监视户”清末任成都警察总监的周孝怀（善培），为散居各街的妓院定有三条罪名：（一）勾引青年；（二）诱陷良家妇女；（三）买良家贫穷幼女。就在这些妓院门前钉一“监视户”的木牌，以别良莠而便监督，又可使一些淫娃浪子，免误入良好人家，以后把这3个字讹为“监视妇”成了妓女的代名词。
“乐女” 乐户之女。
“找家” 成都土语，找人来取乐。“舍屋” 家庭女儿干此勾当。有失家风赶出屋门，此女即舍屋而去。
“野鸡” 从下江传来之名。
“婊子” 对妓女的骂词，现在还听见有人骂：“你是婊子婆娘。”
“玩家” 供人玩弄的人。
“烂货” 对妓女的骂词。
“哈鼻子”其义不详。
“马灯”专指从外籍人泄欲的妓女，即装洋油之意，虽虐而谑，却唯妙唯肖。
新化街妓院与扬州妓院
1．新化街妓院
清末周孝怀任成都警察总监时，既把散居在各街的妓院，尤以北门五皮街（北较场有两个小土堆名曰：“五台山”，五皮街即在其附近）居多，定为“监视户”外，又采取一个管理的办法，起初划天涯石街、毛家拐街，福字街集中这些妓院，称为“柿子园”，后来又采取一种集中的办法把这三条划归住家户，另辟天涯石北街，水东门街、顺城东街为娼妓特区，取名“新化街”，时人误喊为“新花街”或直呼“花街”。并派军队一排设警戒，执行三条规定：（一）各校学生应守礼法，不准入内；（二）各营官兵，应守军法不准入内；（三）青年子弟，不准入内。另外还设一警察分驻所（属东区分局北糠市派出所），设巡官一人、警士几人，管理特区的治安、妓院纠纷和征收“花捐”事宜。又在附近设“济良所”，凡愿脱籍不操贱业而从良者，即往该所登记，从良后废除该妓女的“乐女证”，重作良民。
新化街每天在入夕时，其热闹程度，达到高潮，每当华灯初上，游人如织，有如逢场赶集一般。较好一点的妓女，用不着出外拉客，自有嫖客上门。其他妓女，则涂脂抹粉，排列坐在自家门口，招徕嫖客，一些小市民，小手工业工人，个别乡里人或无法安家的单身汉，都来此逛游，挑选合意的妓女过夜或临时解决性欲而去，其中也有一些人是专来看热闹的，于是打情骂俏、邪言怪语之声鼎沸全街。
妓女得到嫖客给的钱，名曰“片钱”，是要全部交给乐户、鸨母，还要在嫖客离去时，对妓女搜身。
附近的茶坊酒肆，饭铺面店也在这时相应地热闹起来，多数嫖客必要狎妓去畅饮饱餐后才去过夜或“打炮”（即不论白天或夜里临时解决性欲的谐语，又名“排扇子”），于是，一种特殊的，三百六十行以外的生意——“写铺”，就迎合嫖客妓女的需要应运而生，即有些住户在特区内的家里用一间屋子陈设几个铺位，供嫖客妓女使用后而收取租铺费，每天收入是很可观的。这些铺位，人们又称之为“炮台”。在房间内有一个规矩，虽有几个铺，各做各的事，谁也不能掀开别人的帐子。
特区内有一个茶铺，习惯称为“新茶铺”，经常茶客满座，热闹喧哗，内设有赌场，打捶吵架之事时有发生，后经驻军的陈团长将它摧毁了。
特区内有大市、小市之分，小市的妓女比较好些，容易招徕嫖客，取的“片钱”也要高些。大市的妓女，大多是徐娘半老或面容丑陋，少人问津，但这些妓女为了生存，为老板捞钱，免遭毒打，不得不采取手段——见人就拉。尤其是乡下来的人，更是死拉不放，为此造成妓女之间你拉我扯相互打骂的纠纷，去找警察分驻所解决。人们把这些行为呼为“拉广广”（“广广”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称呼）、“扯裹肚”（裹肚是布制的装钱口袋，挂在小腹上，妓女硬去摸钱）。
新化街的“花捐”，分二、三、四、五、六的等级，视妓女的美丑和营业额高低而定，按月向警察分驻所缴纳。规定每月每个妓女都要到警察局卫生科去检查身体一次、每次缴费4角。有人说：“检查是假，缴费是真。”有个曾与妓女多次过夜的人向我说：“有段时间，为要与妓女过夜，先要到分驻所去扯票，每张一吊钱（约合洋2角），警士半夜三更在床前来收票，后来这个规定就废除了。”
特区内妓女，在抗日战争后就逐渐减少了。先是在1944年，成都市废镇设区时（市长余中英），把特区新化街的范围划归第一区管辖，即在第一区的15个保外，另设“特编保”，每逢开会议事、执行政令时，其他15个保的正副保长都不愿与“特编保”的正副保长为伍，对我提出划开他们的意见，我只好不要他们来开会，专派一名干事，向他们传达政令和督促办理一切事务。到1947年，妓院由清末的400户已减少到50余户，妓女也寥寥无几，其原因是妓女的死亡、从良、外逃或折磨致死所致，原有妓院的住房，多为住家户所代替，经我详细调查了解后，感到“特编保”无存在的必要，就建议市政府撤销它，编成几个甲，并入在附近各保内。这个建议得到市府批准，付诸实施，从此，历时40多年周孝怀开创的妓女特区——新化街废除了。
2．扬州妓院
扬州妓院于1935年间（民国24年），先后由南京、西安、重庆辗转迁来成都市，约有200多人，是当时成都市一种新兴的，向警察局纳税的（税额比其他妓院高），比较高级的窑子——妓院。乐户、鸨母都是下江一带人，乐户中著名的有桂玉元（住布后街）、王金山、王有谦（住长胜街）等，他们背后都有帮会（青帮），每天早上都在华兴东街口的一个茶社内聚会，交换彼此的情况。鸨母中有10个姨妈，其中著名的有布后街的三姨妈和长胜街的九姨妈，她们都以妓女漂亮，住宅讲究，招待豪华等见长，来此玩乐的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人。桂玉元和三姨妈解放后在党的改造政策下，都在下西顺城街人民电影院侧自营切面加工，后调东华南街某粮店服务。
扬州妓院的妓女，除极少数是下江人外，大多是在本地以金钱收买来的。妓女入院后，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并教以如何接客、侑酒、陪宿和应遵守的一切规则，又请一能拉会唱的教师（我知道有一个姓薛），教妓女拉胡琴，唱京戏，要达到自拉自唱供侑酒时给客人取乐和办“群芳会”时登台清唱的目的。
有一些别致的称呼和规矩，是本地妓院所没有的，如：
“干爹” 妓女对客人的称呼。
“清倌人” 未破身的妓女，只侑酒，不陪宿。
“荤倌人”已破身的妓女，既侑酒，又陪宿。（如要与清倌人同宿，必要经过“叫条子”、“点大蜡”的过程，如要与荤倌人同宿，只经过“叫条子”、“做花头”即可。）
“叫条子”即客人在餐馆内写张条子指名叫某妓女来侑酒，有个别的同时写几张条子叫来几个妓女侑酒，自认为是操漂亮、出风头。餐馆服务员（堂倌）把写好的条子交与守候在外面的黄包夫（专拉妓女，知道所有妓女住处）送到妓院，又把妓女快速地拉到餐馆。这时，呈现出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红袖添酒、饮宴衔杯、呢喃燕语、百媚生姿的局面。来出条子的妓女，除自账姑娘外，一般都有娘姨跟随，名曰“跟条子”。有的还带来胡琴，除侑酒、划拳、嬉笑玩乐外，来几段京剧清唱助兴。客人给的条子钱（大洋2元）多少，就要看客人的大方与否。妓女还趁这时请客人到妓院去玩，以为下一步活动打下基础。当时市区内常见一辆黄包车飞驰电闪，车上坐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那就是出条子的。
“打茶围”又名“摆盘子”，即客人自己或约二三朋友到相识妓女的妓院去玩，妓女也来相陪，妓院摆出清茶、水果、糖食、瓜子等相待，临去时酌量给钱摆在盘子内。
“吃稀饭”与上条一样，不过相待的是冷盘酒菜和稀饭小菜等，可算是小型的吃花酒。
“点大蜡”即客人与清倌人破身同宿，室内红烛高烧，客人必大宴宾客，凑集一大笔钱财交与妓院，从此，这个清倌人变成为荤倌人，而妓院则敲得一笔大竹杠。
“做花头”又名“铺堂”，客人要与某妓女同宿，必请许多客人打麻将、玩扑克、大排筵宴，醉生梦死，凑集一笔钱交与妓院，这种事比较常见，不与“点大蜡”同。
“接财神”又名“打财神”，每年正月初一，妓院门前，都贴有“日进斗金”4字的大红纸，当客人来时，全院妓女都拥来客人身边，打闹取乐，然后盛情款待，客人必给众妓女赏钱。
“跳槽”客人把甲妓女抛弃同乙妓女相混。这时甲妓女往往会唱出一首歌谣：“大河涨水小河浑呀，你把那良心对别人哪！对别人！你把那良心对于我呀，死在那黄河也甘心啊！也甘心！”
“剪眉毛” 自己相好的妓女被相好的朋友夺去。
“穿连裆裤” 甲客人与相识的乙客人同叫一个妓女的条子与同一妓女相混。
“擦油” 有的客人不叫妓女，向他人叫来的妓女动手动脚。
“苍蝇”有的客人向这个妓女摸一把，向那个妓女亲一下，叫这个人曰“苍蝇”。
“群芳会”这又是妓院敲竹杠的办法之一，他们把能清唱京戏的妓女组织起来，租一个茶社举行演出，取名“群芳会”。事先各妓女分别约好相识的客人和打得火热的客人都来捧场，还要约一些朋友来助兴，除买门票外，竞相点戏，以点得多为漂亮，主持人马上悬牌，上书：“×君点×××清唱××出，赏银××。”视点戏和赏钱的多少来提高这个妓女的身价，这个妓女就可成为红倌人了。
为盟军设立的妓院
抗日战争中，盟军（美）来华助战，驻在成都的少数官兵，在市区内驾起吉普车横冲直撞，招摇过市，造成多起重伤和死亡车祸，令人发指，或头带瓜皮帽、手捧水烟袋惹人发笑，或肆无忌惮地在车上拥一妇女调笑，或在路上乱拉妇女上车，所过之处，路人侧目，秩序大乱，但被人指使的小孩们却都翘起大拇指发出“密斯特，顶好”之声不绝于耳。为了供给盟军及时行乐方便，当时政府还授意警察局办起了两级“盟军招待所”，实为“盟军妓院”。高级的设在东胜街沙利文饭店，专供盟军军官作乐的地方。内设舞厅、酒吧、餐厅、旅馆等（陪舞、配宿妇女的来源不详），低级点的设在书院南街的豆浆店和福兴街的一个旅馆内，这是供盟军士兵作乐的地方。由警察局派人保护，闲人不准入内。并征集一批姿容好、身无疮病的公、私娼的妓女长住其中，供盟军士兵临时发泄兽欲。这些妓女，时人呼为：“吉普女郎”、“马灯”。
枪毙两个鸨母和一个无赖
1.枪毙“玉石调羹”
民国13年（1924年），杨森驻川时，羊安街庄家大公馆（号称成都四大凶宅之一，现为市委所在地），有一中妇，绰号“玉石调羹”（以其皮肤白嫩、上身略弯而得名），母名：“金画眉”，世代业娼，有姘头（非正式丈夫）周、梁二人，拟将其媳曹氏（养子之妻）奸后，逼为妓女接客，曹氏性情刚烈，坚决不从，“玉石调羹”将其朝夕毒打，声闻邻里，并伙同姘头之一将曹氏二膀咬伤，左手钉针三，右手钉针二，阴道打入五寸小竹筒，就这样将曹氏残害致死，事经邻居控告，当时政府查明，二人供认不讳，于是年6月23日将“玉石调羹”及姘头之一游街示众后，枪毙于新西门（通惠门）城墙边，好事者将两尸重叠为乐。后来羊市街街坊为曹氏立一石碑在庄家大公馆门前，由书法家巫冀之书“节烈可风”四字刻在石碑上，以赞扬之。
2．枪毙“风流小生”
“风流小生”者，女性，忘其姓氏，为人风骚，因以为绰号，私设台基，除自己卖淫外，还引诱良家妇女卖淫，成为妓女兼鸨母。
民国23年（1934年），竹林巷口一茅房内（此厕所现在仍在），发现一具女尸，周身火伤，尤以阴户烧烫更甚，街邻发现，立报警备司令部（司令是蒋当扑），经调查验尸后，确认为“风流小生”将其婢女摧残致死，立即将其逮捕归案审讯，“风流小生”供认不讳，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枪毙于春熙路中段孙中山铜像后面。其女佣人为其铺一床红毯就刑，示众后用红毯裹尸运走。
3．枪毙张灯影
有个诨名叫“张灯影”的人，忘其姓氏和年代，平时在新化街一带骗吃霸赊，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扰得各妓院不得安宁。有次把一妓院全部捣毁，并打伤几名妓女，以至嫖客裹足不前，生意冷淡，所有乐户联名向当局控告，张灯影当即被逮捕法办，第二天即被枪毙在新化街口。
上述三事件，是轰动全市，脍炙人口的事，还有枪毙伍月英（其情不详）和在簾官公所居住的名妓“花老四”被人打死在床上（此事1984年×期《龙门阵》写得甚详，作者胡霖之）的新闻，都是与妓院有关的事。
娼妓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堕落腐朽社会的黑暗面。娼妓本身，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最低贱的人，妓女不仅要受到剥削阶级的玩弄，还要受乐户、鸨母极其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经济剥削，是极端违反人性的。
解放后，政府《处理城市娼妓办法的规定》颁布后，党和政府就组织全市乐户、鸨母、妓女在纯化街集中学习，教育他（她）们认清形势，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让妓女自由选择对象，结婚成家立室，安排劳动就业，自食其力，妓女从此出火坑，对党和政府的恩情万分感激。这也显示出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旧西安的花街柳巷
闻人王波
妓女的出现，在我国历史上为时甚早。春秋时齐有“女闾三百”、“女闾成市”的记载，战国时又有“燕姬”、“赵女”，这些所谓“女闾”、“燕姬”、“赵女”，就是后来的妓女。大概在社会上有了贵族官僚和商业活动之后，即适应社会需要，便产生出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