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有关妓女的书籍很多。其著名者，如唐代孙棨的《北里志》、崔令钦的《教坊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元代夏庭芝的《青楼记》等。虽然有的记载较驳杂，有的则妓艺（戏）不分，因当时社会概念即如此。到了明、清时期，记述妓女的专著更多了。如余怀《板桥杂记》、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捧花生《秦淮画舫录》、许豫《白门新柳记》（均为记南京）；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个中生《吴门画舫续录》（记苏州）；芬利它行者《竹西花事小录》（记扬州兼及镇江）；玉 生（即王韬）《海陬冶游录》（记上海）；西蜀樵也《燕台花事录》（记北京）；俞蛟《潮嘉风月记》（记广东潮州，今汕头；嘉应，今梅县兼及广州）。以上所录，几乎遍及通都大邑，妓融女之盛及社会风气习尚，盖可见矣。
西安偏处西北，又乏舟车之利，其时虽有妓而不盛。西安妓院发轫自民国以后，也缺乏史料记载。当时小报虽间有刊布，也不为人所重视，随着时代的推移，令人能道其事者，已甚为稀少。但是妓院妓女的产生，对于社会、经济及风气的关系极大，且为社会存在现象，应有记载留于后人，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资料。由于笔者见闻有限，自难详备，且事属追述，也允免有舛误之处，统希阅者谅！
所谓花街柳巷
清末民初时，西安无所谓妓院，只有土娼，俗称“暗门子”，河南话称“半掩门”，山西话称“破鞋”，下江人称“私门头”。偶有由东方来的流娼，大都住于旅店，接待客人。生意好了，多住几日，生意不好，旋来旋去，无久住者。此辈流娼，因系乘坐马车而来，故俗称为“马班子”。
迨民国lO年前后，陕省军政要员多由外省人出任，每多带有军队及一部分官僚，且陇海铁路时已展修至洛阳以西的观音堂，商旅往来已较前便利多了，东方娼妓始有大量涌入，作久住之计。娼妓来后，为生意计，多散住于当时商业繁盛的盐店街、南广济一带。这时，虽有了妓院，尚无集中的花街柳巷。
1921年冯玉祥接替阎相文督陕，冯氏以治军者治民，因繁华市面民、商、妓杂居，既碍观瞻，也不便于治安管理。原来，南院门附近的小保吉巷内住有几家土娼，冯氏因势利导，令土著娼妓全部移住于此。后来河南帮盛时，成为土帮与河南帮杂居处所。至于后来以妓院区称著的开元寺（今解放商场一带），冯氏本定作古董商场，但古董商多恋栈于南院门一带，迟迟未动。冯氏遂改将外来的苏扬帮妓院，均迁入其中。所以直至解放时，开元寺门牌上尚冠以“古物陈列商场”，即根源于此。这时，西安才有两处所谓花街柳巷。
小保吉巷有南北两口，均通于大保吉巷，巷内有院落二三十个，现在大体仍旧。开元寺前旧已大不相同。开元寺的大门在东大街上，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过街牌坊，横镌“古开元寺”几个大字。入门正中是一所小院，四周有围墙，院中除有大殿、东西厢房，还有两株古树，有个小门楼。这就是所胃“古开元寺”，已败破不堪。寺东、西、南三面，分布整齐院落，均为黑漆大门，约有三十来个。北边靠牌楼两侧，仅有几个小铺，卖纸烟、水果及小杂商品。开元寺还开设有几家夜宵店、摊，卖排骨面、担担面、元宵、馄饨等食品，其中以“陆稿荐”最大，兼卖酒菜，营业最盛，全部以妓院为营业对象。其西南角与南大街绛子巷相通，现在仍是旧样。苏扬帮妓院迁入之初，冯督于大门口派设两个荷枪岗兵，以维持治安。征逐章台者，多望望然而却步，妓院生意大受影响。妓家乃联名请于冯督，谓治安无虑，请撤去岗兵。冯氏允如所请，旋于寺内设一警察派出所。以后政局时变，这个派出所却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开元寺改建时。
后来，陇海铁路继续西延，已越过陕，铺轨到灵宝，铁路已在叩潼关大门。此时西（安）潼（关）间，也应运而有了汽车运输，商旅往来较前更为便利了。人们常说，商路即妓路，东方妓女续有涌入。“西安事变”前一两年，铁路修过潼关，通达西安，并向宝鸡快速进展。这时全国军事中心，已转移到西北，国民提出“开发西北”口号，于是西安市面便形成一种畸形繁荣局面。久处荒凉景象的城东北隅，因靠近火车站，显出一片生机。特别是尚仁路（今解放路），一带更显得兴盛。本来在宋哲元主陕时期，为火车通后预作规划，在尚仁路以东划定一方之地名曰“民乐园”，亦称“新市场”。其因地偏南，始终未有大发展，抗战时期一度成为“鬼市”。火车通后，于其北侧另辟一“国民市场”，本拟为百货小商品市场，后因河南帮妓女沿铁路线成批而来，整个市场几全为妓院所据，所余茶馆、饭馆、小吃店，均成为妓院的附庸，以妓院及游客为做生意的对象。
1937年，抗战开始，东方国土相继沦陷，河南省难民逃入陕境尤多。当时西安仅有几家工厂，男子汉找职业，已难乎其难，妇女想找个饭碗，就更不容易。而且这些妇女，大都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其中绝大多数是文盲或略识之无，为了糊口，有些妇女便沦入烟花院中。在这样的时势下，河南帮妓院便大量增加，并形成几个新区域。
最早形成的一个新区，是火车站以北，自强路（今自强东路）与二马路之间的革新街上。妓院断续曲折，东西达几里许。因其地西近华峰面粉公司，东有大华纱厂，容易招揽生意。此间妓女与城内者稍异，涂脂抹粉、插簪戴花者固有，大多数都是粗头乱服，平装以应客。河南俗语谓之“土佻”。而游客中亦有乐于此者，诚如俗话所谓“百货中百客”也。但经过长期抗战，社会情况已有变化，此区妓院已逐渐没落，到胜利时仅余街口三数家。
另一新区即“游艺市场”。其地居尚仁路西侧，东与“国民市场”遥遥相对。顾名思义，本为集聚说书、唱小戏、耍把戏的场所。河南帮妓院插入其中，后来竟喧宾夺主，几全为妓院所占居，且延及于崇廉路（今西五路）口大街之上。
另一新区，即尚俭路南端路西的“鸭子坑”。本为一片数亩大的低洼地，作蓄水池用，昔人有于其上放过鸭子，俗乃以“鸭子坑”名之。后来城市建设已开其端，积水多由管道排出城外，“鸭子坑”久已干涸，但低洼如故。先是，有些贫民、难民在周围挖掘窑洞，作为栖身之处，更有以椽接于窟外作遮檐的。后有妓女插住其间，以其住处作为销魂窟，因而良户人家皆避住他处，此地便全成为妓女世界。此处妓女与铁道北相较，更差一筹，虽不能说个个是夜叉、鸠槃，但有脂粉气味者绝少。其问津者类多为贩夫走卒，双方问答语言，多粗野污秽，不堪入耳。后有人于其北岸高处构筑院落数处，权作为妓院，不过院中妓女，较坑下者，略胜一筹。
此外，西安的花街柳巷还有两处，一为炭市街路西的太华里 ，一为南大街路西油坊巷。
太华里为一短小死胡同，全里仅有大小院落十来座，顶头一院最大，四周遍布房舍，约有数十间，中央设有花坛，有类于北京的大杂院。本为河北帮妓女聚居处，后来河南帮亦羼于其中。
油坊巷在绛子巷斜对过，也是个不很长的小巷，道路较宽而平整，巷中座北向南有三数个大院，为汉口帮妓女麇集处。巷头有一座戏院，为乐子戏（今称评剧）演出场所。抗战前主角为水凌花，抗战后为赵钰兰。由戴涯领导的话剧团曾在此处演出过《日出》等话剧。南大街马路拓宽后，此巷已无踪迹。说到汉口帮妓女，就应提到汉口商人。本来在清代中叶以前，汉口帮商人来陕经商，多取道水路，由汉口朔汉江转丹江，以达龙驹寨（今丹凤县治）。来货以茶叶、布匹、百货为大宗；下行货以桐油、漆、猪鬃为大宗。船上多附有“船娘”，所谓“船娘”多半是妓女。此种“船娘”仅止于龙驹寨，无至西安者。后因丹江水势日浅，不利行舟，清末，适值京汉铁路修通，陇海路也继续西展，汉商遂舍水路而改循铁路来西安。为便利收购山货，多设行栈于南关。随着汉商之西来，汉口帮妓女始有久居西安者。
抗战末期，为西安妓院最盛时期，所谓花街柳巷续有扩展。开元寺里容纳不了苏扬帮，扩及于绛子巷、端履门街。端履门街本有一江南旅社，虽为旧式院落所改，其中套有三数个小院，有房数十间。但门首已撤去旅社招牌，高悬“江南书寓”，已变为苏扬帮妓院。“国民市场”也难以容下河南帮妓院，于其后门跨过马路新辟几个院落，市场南边东西横街上，也有几个院落成为妓院，过街一个南北小巷，行道逼仄，巷内二三十个小院，鳞次栉比，尽成妓薮。连逦而南，几于“鸭子坑”相连。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妓院还存在了一个时期。1951年春，市人民政府下令，封闭妓院，改造妓女。
妓女来历复杂
北方人俗称妓院为“窑子”，称妓女为“窑姐”。一般人都认为妇女进了“窑子”，当了“窑姐”，便如同跳入火坑。从社会总体说，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妓女来历复杂，在院中处境也各不尽同，难以一概而论。妓女对外人一般均讳言其来历，故知其详者甚少，大抵有如下几种。
一种是老板娘（旧时称鸨儿）的亲生女儿。这在北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将亲生女往火坑里推？但下江的下层社会风尚是“笑贫不笑娼”，让女儿年轻时以姿色挣钱，换得好生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贫穷才可耻。自然对亲生女儿在管教上，老板娘会处处给以优待的。
一种是老板娘自幼收买的女童，蓄养待长，至青春期即令其接客，俗称为养女。此辈多失其本姓，不知生我者为何人，随假母为姓。与老板娘的关系，有的似如己出，有的则互视为寇仇，因之，其处境也大不相同。其中狡狯者，能顺从假母，得假母信任，在院中无异于是假母的小情报，提供整治姐妹们的张本。有时也受薄责，那只是做样子给人看。其不顺从者，油水又不大者，每有被虐待致死的，也有以不同方式逃脱魔掌的。
一种是用钱财“捆”（此为下江习语）来的，妓家自称曰“讨人”。下江城乡人民，在旧社会遇到天灾人祸，无法度过，每将自己成年女儿“捆”给妓家，由其带出做妓女。言明“捆”价若干（视姿色和期限而定），几年为期，期满无条件放回。其期限，短则三年五载，长则竟有十年八年者。古人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话不完全对。应该说：“人心不同，各如其思。”因为处在同一环境中，因各人思路不同，想法也就各异。以此种“捆”女而论，有的人在家少吃缺穿，进入妓院则锦衣馐食，处于花花世界，倒乐此而不思家。若成“红姑娘”，妓院则视为摇钱树，百般哄骗，以安其心。有的人进入妓院，视同身坐监牢，难得有半点自由，度日如年，遇事逆来顺受，只盼望一朝期满，回去与家人团聚。有的人在接客过程中，注意物色可以依赖者，为之出钱赎身，跟随以去，成为配偶。但合意者未必有钱，肯出钱者未必合意，除了巧遇之外，只有徒唤奈何！其中有胆量大者，与合意者密谋，逃入济良所，只需花少数钱，即可接应而出。此种情况，也时有所闻。妓家全是唯利是图，只要有利可图，每每有将“捆”女转“捆”于别家的。她们身不由己，只得随波逐流，自叹命苦。旧社会的法律，对她们来说只是一部天书，完全无关于她们的事。“捆”女能如期回家者，十无其一。
一种是“带当”妓女。所谓“带当”者，有身体自由，随时可干可不干，北方名曰“搭班”。自带服饰，由妓家供宿食，收入与妓家分账，有的对分，有的四六分，以协议而定。此种人中，来历又有二：一是“自赎身”的。原来也受“身价”和契约的束缚，没有身体自由。但有的妓女颇具心计，时时注意私蓄，待积攒成数，足够赎身时，便向妓家摊牌，要求赎身。在这种情况下，妓家认为只要整批钱财能到手，也省却零碎捞去，自然在“身价”上仍不免讨价还价一番，最后也只有收钱放人。此时妓女即便乐于择人而事，亦非立刻可以办到。于是便在本院或入他院做“带当”妓女。一是本由客人出钱为之赎身，跟随以去。后或不容于家庭，或不容于大妇，只得下堂而去。但妓女因久处于特殊环境，无处投奔，只有走回头路，返回妓院做“带当”妓女。
但“带当”妓女与老板之间钱财纠葛，时有发生。如老板为了牵制妓女，有要先收所谓“押金”的，如妓女违约，则以没收“押金”为要挟；妓女也有借口要添制衣饰，要老板预付份金的。至于分成问题，本有常例可循。然在具体问题上，仍多有争执，其解决办法，并无定理，只是“鱼大吃 虾， 虾大吃鱼”而已。
一种是本为社会上的游女、荡妇或暗娼入伙的。此类人在社会上多为人所不齿，索性下海以谋生存。此辈入伙后，多与“带当”者相同。但所得几文卖笑钱，经妓院老板七折八扣，能到手者仍然无几。青春一过，人老珠黄，她们的前途仍然茫茫，无所适从。
再一种是，难民妇女沦为娼妓的。此本为可悲可悯的为度过难关不得已的行为。但乱世男女，人怀苟且之心。有些人竟然是受拐骗卖入妓院的，也有些所谓中人说合时从中欺诈索取财物的，他们且多是以同乡或亲友的身份出现的。妇女既沦为娼妓，还得偿还这些昧心账。这些趁火打劫的人，真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
窑规兼有南北
窑规习俗，南北不一。西安妓院南帮、北帮兼有，所以窑规习气也兼有南北。妓院不论南北，大都分为头、二、三等，但南北帮称谓不同。就苏、沪说，头等称“长三”或“书寓”，俗称“堂子”；二等称“么二”，俗称“草台”；三等“二三”，俗称“烟花馆”；等而下之者，称“野妓”，俗多讹作“野鸡”。其起名之由，因此等妓女不能坐以待客，常出外拉客。华北（河北、山西及山东）头等曰“书寓”， 二等曰“班”，三等曰“下处”，如“金花书寓”、“翠花班”、“玉凤下处”。就西安情况说，只有开元寺系头等，他处多属二三等。太华里河北帮头、二、三等杂处，以人分等，不以院分。汉口帮只有头、二等，无三等者。妓女在西安营业，须先向陕西省会警察局登记，登记过的妓女每月要按等交纳“花捐”税，各等的多寡不同。客人去游逛，收费标准各等也不同，倒符合于“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商业行为。
对妓女称谓，西安通称为“姑娘”，如果艳名高张，称“红姑娘”。南帮亦有称“倌人”者，称后者为“红倌人”。汉口帮对妓女不论少长，皆称“花姑娘”。本地帮和河南帮妓女有自称“把势”者，系从社会方言引申而来。在妓院从事杂役事务的，称谓也各有不同。南帮对已婚妇人称“娘姨”或“姨娘”，对未出嫁的少女称“大姐”或“小大姐”。对男性不论年龄，均称为“相帮”。妓女对客人均称之为“佣人”。河南帮对年长妇女通称“老妈子”，当面又有加姓称“某嫂”的，称男的为“大茶壶”，也有以客气语称“茶房”者，因其主管茶炉，并提大壶向各处送开水。妓院之大者，有一老者作“账房”，此人也多出面排解纠纷。有的妓院由男老板每日来院清理账目，无“账房”之设。主院事者全为女老板，旧时称“鸨儿”，当时已不通行，偶有用者，多以骂人语气出之。
西安大妓院，多设有一庭堂，客至，先让入庭堂就座，小妓院无庭堂者，则让入一妓女房间。这时娘姨高呼：“见客！”妓女不论有客无客，皆鱼贯而至，娘姨一一报名，若皆不中客意，客即挥手而出，妓女亦皆归房。若客选中某妓，娘姨接呼：“某某的客”，遂由妓女引入其房间，即由娘姨捧两盘来，内盛瓜子、香烟、糖果，妓女则抓瓜子、递香烟倒茶以应客，称之谓“打茶围”。沪上亦称“装干湿”，意谓盘中装有干果、鲜果也，西安无此称谓。河南帮则直称为“端盘子”。如除主客外，尚随来有朋友数人，通谓之 “喝边” ，或“喝偏”，无定字。若在闲谈中，经妓女说项，或客人中有表示某妓尚中其意，即唤某妓进房应酬，另一份两盘即送来，谓之“加茶碗”。如系熟客，娘姨则直呼：“某某的客”，由妓女让入房间。就不再喊“见客”了。河南帮又有另一种见客方式，客人一进妓院，即有人高呼：“搭帘子见客！”妓女即揭帘子伫立门前，或坐于门内，无人报名。如客人选中某妓，则可直进其房间，妓客始互问姓字。如客人在旅馆或酒楼召妓，沪上名曰“叫局”，妓女应召前往曰“出局”。西安名称随汉口帮，称为“叫条子”、“出条子”。客人如在妓院请客吃酒，沪上妓院可以顷刻办就，称为“摆台面”。这正是妓家捞钱的好机会，因为一个台面，胜过几个茶围，妓女亦以“摆台面”多为荣。在西安，即开元寺妓院亦多无此设备，只从外面饭馆叫菜，由客人直接会账，妓院相帮只索取跑腿小费。客人在妓院住宿，或召妓到旅馆住宿，次日，妓女必到客人住处回访，名曰“回条子”，纯属拉拢关系，不取分文。西安的苏扬帮、汉口帮甚注意于此事，河南帮多无此举。有时一个妓女同时接待几帮客人，难免不有厚此薄彼之处。客人如自认为受到冷遇，其性情暴躁者则醋意大发，轻则破口大骂，摔盘子砸碗，重则还打毁家具，俗称为“砸窑子”。妓家只有忍气吞声，好言相劝，不了了之。事后，当事妓女必受老板娘的责罚打骂。
在妓院当“娘姨”角色，地位虽甚微，却甚不易为。必巧于言词，能说会道，且眼目识别力特强。因妓院客人川流不息，一见客人便知是生客、熟客。如是热客，能记其为某姑娘的客，作不同处置。若遇上述“砸窑子”事件，事先必有迹象，一有发现，“娘姨”便会背后向姑娘提出暗示，以免发生。妓女不论何事外出，必有“娘姨”伴随，如果妓女途中逃跑，则如大祸临头，往往见有“娘姨”横坐街头，捶胸拍腿，号啕诉说，状至可怜。饭碗定被打破了。
妓女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已经“破瓜”者，可留客住宿，名曰“浑倌”或“浑姑娘”；一是尚未经“梳拢”（俗称“开苞”），名曰“清倌”或“清姑娘”，只应接茶围，不应承住宿。前者为大多数，后者为极少数。老板视“清倌”为聚宝盆，因可借“梳拢”获得一大批财物。但也有豪客乐于为此。“梳拢”时，客人要给姑娘置办首饰衣物，要交给老板几等于“身价”之半的钱财。妓家则为之设洞房，同院姊妹也各有贺仪，俨然如人家娶新妇。事后可让客人流连旬日，不取费用，尚寓有“十满”之意。妓家最狡猾，每多愚弄客人。往往有一个“清倌”在此处“梳拢”，过后，又转移他处，招人“梳拢”，不仅可以一而再，还有再而三者。如行藏败露，也只得退还部分财物。
妓院习俗，也有不少忌讳。有的忌讳，似乎还有维持人品和道义的意味。如就妓院以赢利为目的说，殊令人难以理解。如客人在院中既选定甲妓，打过茶围，即认为是甲妓的熟客，每来必由甲妓应客，视为定规。若客欲弃甲妓而更选乙妓，谓之“跳槽”，为窑规所不许，乙妓则谢绝接应，并认为客人品格不高。如有客人常随友人在某妓处“喝边”，又一人来选某妓接待，谓之“割靴腰子”，某妓必婉言谢绝，对他来说，某妓已成禁脔。若另选他妓，则又无人欢迎。此种“跳槽”、“割靴腰子”纯系行话，难以义理作解，恐来自江湖上的习语。
西安妓院等级分别，实不甚严。头等者尚为明显，门前以颜色涂写“某某书寓”，夜间并高悬“某某书寓”红灯。二、三等妓院，均无明显等级标识，如华北的“班”或“下 处”字迹 ，夜间亦仅悬红灯，也无等级标识。头等院中妓女，也绝不是个个形似西施、王嫱。二、三等中，有的也正在豆蔻年华，面目俊俏，可以赛过头等中人。其等级分别大概是在陈设、妓艺、应酬方面。头等妓院，大都院落清爽，室内陈设有类中上人家，布置有衣柜、茶几之类，有的还有梳妆台；墙壁悬挂对联、山水画条幅，多为客人所撰写赠送，其中有不少佳作；床铺讲究，多为顶子床，仍为南方习俗，被褥华丽，多以绸缎缝制。二、三等者，院落窄小，屋宇低矮，高大敞亮者不多。上焉者，居室为粉墙砖地；下焉者，为泥墙土地。陈设除一榻一桌两椅子而外，别无他物。室中张贴者，多为粗俗年画，客人题咏赠品为仅见。有些三等者居处，更不堪言状，几与难民相类，仅有一榻作“阳台”之用。
古人恒言：“南朝金粉，北地胭脂”，此乃自然条件和社会习俗所形成。此话虽不尽然，但也颇能道出地区特色。南帮妓女多重视弹唱，每有能自拉自唱几段京戏，或《茉莉花》、《五更景》等小唱以娱客者。北帮则不然。河南帮妓女虽也有能哼几句《烟花女十叹》、《小奴家》、《十八摸》等小曲者，但终究词句俗俚，曲调淫靡，殊少雅趣。就应酬言，头等者盘必玻璃高脚，瓜子非五香即干炒，香烟必名牌整包。二等者多是平盘小盏，以葵花子代瓜子，烟质低劣且为散支。相较之下，丰啬自见，等级不言自明。南帮妓女多操下江官话与吴语，尤其是吴语，侬声缠绵，确有“呖呖莺声花外啭”之趣。南帮中也多杂有北籍妓女，因环境习染，多改北音从南语，不明底细者，殊难于分辨。二等河南帮妓女中，亦有为客点烟、递烟花样，其举动今已流传于城乡闹新房。
三等妓女所从事者，行话俗谓“关门”、“拉铺”、“住宿”三事而已。“关门”者，和衣而交合也；“拉铺”者，脱衣盖被而卧也；“住宿”者，停眠整宿之谓。其问津者，纯为解决性欲而来。所费亦无定准，全由妓客临时商讨。
检疫与济良所
妓女最容易传染性病，为了防止性病传播蔓延，对妓女施行检验防疫，由市卫生局直接主办其事。卫生局地址在北院门，原系前清钱粮道衙门的房舍，现为一街道工厂。开元寺距北院门甚近，每到检验日，开元寺妓女倾巢而出，口红胭脂，莺声燕语，连袂结伴而行，风过处衣香细生，引得行人多侧目而视，也有评头品足者。妓女如偶遇熟客，仅只莞尔一笑，以眉目传情，并不打招呼，以防引出意外纠纷。所谓检疫，只是验血、打针，顷刻即毕。妓女归途中，有的去逛商店，有的去看电影，只当是出来散心的好机会。径直回去的只是零星少数人。
就性病传播而言，头等妓女留客住宿，数日不一遇，传染机会自少。二等妓女虽不能说日必有，但较头等所遇者必多。三等妓女所遇者，不仅每日皆有，而且是一日多起。所以，二三等者感染性病机会最多，尤其以三等者更甚，应为检疫防疫重点。但当时检疫防疫重点在头等，每个妓女皆得履行，而对二等者只是抽查，遗漏实多；对三等者则无人过问，放任自流。这种防疫措施实为本末倒置，社会上屡有建言，当局者终以人数过多，难以周全，依然如故。是故在旧社会，性病泛滥依然成灾。每见街头电线杆上、公共厕所中“专治花柳病”的招子，贴的五颜六色，重重叠叠，实为性病流行的一种象征。
对于娼妓制度，妓女的悲惨处境，旧社会难以有从根本上改变的办法，但也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各地多有济良所之设，从消极方面援助悲苦无告的妓女。西安济良所设在西大街警察局附近，据说，原属于慈善团体，后划归警察局管理。所中经费不足，容纳有限，妓女也不易逃入。每每在街头可以看到一场“追捕战”，妓女全力挣扎脱逃，追捕者也强力拉回，往往形成撕打。有的行人出于义愤，动手去拉偏架，但追捕者多横暴之徒，亦难得手；也有人冷眼袖手旁观，如看一场闹剧一般；也有人认为天下事不平者甚多，事不关已，匆匆躲开，若无所睹。此虽为一小小社会现象，不足以论人论世。但以此观之，人们对环境事物的认识及处理态度，极为不同，究应以何者为是，亦难以作出简单定论。妓女若被揪回，难免要受皮肉之苦。若一脚踏进济良所，则追捕者只得铩羽而归，徒唤奈何。
妓女逃入济良所，由所中拍一照片，询明年龄、籍贯及其简单来历，受虐待情况，有无婚配对象，亲属均在何处项，择要列入表格，贴相片于其上，装入玻璃框中，悬挂于西大街省会警察局大门外左侧街头，招人选择。选取者必先提出身份证明，若被选取者同意，只交少数管理费及留住期间的伙食费用，即可领人出去，成为夫妻。在索取大量财物的旧婚姻制度之下，贫穷人家能这样简便的娶得妻室，也算是好事一桩。
妓女在济良期间，要各以所能做些女工，如打毛衣、纳袜底、打椅子、纳鞋底等。伙食虽粗茶淡饭，但与囚饭不同，没有定量，足以温饱。也难免有经管人员克扣情况。所中雇佣的女管理人员，也良莠不齐。其中黠者，有类“牙婆”、“媒婆”之流。有的人竟是在妓院当过“娘姨”、“老妈子”的。这些人为了捞取财物，对双方进行欺骗，甚至胁逼女方使之就范。妓女在逃入济良所时，各人情况也不同。有的妓女在入所前，已择有对象，或竟是合谋行为。妓女前脚进所，对象即后脚赶来认领，办了手续，交过费用，不需几日，即可领人出去，成为眷属。有的虽有对象，但迟迟未来，虽被人选中，却又不愿相从，便要迁延时日以待人。有的人原来漫无目标，坐以待选，却又挑肥拣瘦，高不成，低不就，竟有坐待一两年的。有的人虽也无目标，鉴于自己的身世，不过分挑拣，只要有人选中，即随之以去。其中也有受牙婆和歹徒勾结，愚弄妓女，被领出后，转手又卖入妓院，这就又得受二茬苦了。
妓女出了济良所之后，其情况也不尽同。有的人勤勤恳恳操持家务，与家人和睦相处，日子过得满好。有的人好吃懒做，旧习难改，多为乡党所不齿。有的人水性杨花，怨丈夫无能，又背夫逃走。有的人对过去妓女生活的认识，有两重性，既有痛恨的一面，也有留恋的一面，由于这两重思想作祟，其前途也是千差万别的。总之，要重建家庭生活，关键在于个人主观努力。
花丛几件轶事
本文为概述性质，自难以如《板桥杂记》和《海陬冶游录》那样，将妓女小名遍录，列出小传或花榜，因已时过境迁，既无此可能，也无此必要。今只选择花丛中几件有关世道人心及妓女个人突出遭遇的事，简叙于下：
开元寺有妓花名白某者，苏州人，肤色白嫩，丰容盛鬋，操吴侬软语，一时称为“红姑娘”。其面容颇类民初著名京剧名伶王克琴，唯王以“三寸金莲”称著于时，白则摩登天足，因时代不同，各具有其美态。迨界首（亦称界沟）成为走私口岸，上海某大药厂派来西安一庄客，其人西服革履，有类阔公子，手头粗壮，不吝钱财，出高价为白妓赎身。别筑香巢，双飞双宿，俨然夫妇。其人爱与新闻界及文武官员交往，或疑其与汪伪政权有关，但无实据。抗战胜利后，其人回沪，弃白于不顾。但白也窑气未退，出常伴随以娘姨 ，使人起反感，流落无所依。后与上海某大报派驻西安记者秦某姘居，解放前秦某调回上海，又弃置而去。此时白某年华已过，老大嫁作商人妇。当年名伶王克琴尚嫁张勋作姨太太，白某以一时红妓，如此下梢，可谓不善自为。
国民市场有某妓，原籍河南洛宁，面色白净，眉目清秀，身材亭立，缠就一双小脚，莲瓣贴地，瘦不盈握。如以旧式妇女标准而论，堪称为是个美人胚子。结发丈夫为一军人，后升任营长，抗战初期阵亡疆场，遗有一男孩。后随乡人逃难来陕，举目无亲，遂坠入烟花，并携其七八岁男孩，在小学读书，唯徐娘半老，虽风韵犹存，已非欢乐场中追逐目标，是以生意颇为清淡。但其精于女红，尝为人作嫁衣裳，以补助家用。后遇一河南富商，丧偶，此人有癖好，酷爱“三寸金莲”，可谓“货逢识家”。论及嫁娶，女亦乐于相从，遂携子以嫁，可谓得其所矣。
开元寺有两妓，淮扬人，一时有“姊妹花”之称。其实姓氏各异，只是花丛中两朵芙蓉，交相映辉。有河南籍两税务官员，业余苦闷，不免有花街柳巷之行，见之惊为天人，收税当时为肥缺，两人颇有积蓄，慨然出资为之赎身，各筑香巢，成为“抗战夫人”，可谓幸遇。其一从良后，立即荆钗布衣成为“人家人”（沪语，意为平常人家的妇人）打扮，如遇孤贫，也多予周济，人皆称其贤。胜利后随夫回籍。其一则窑气不退，浪荡成性，仍然招蜂惹蝶，甘受污名。夫有薄责，恒反目以对。后随夫离去，中途又背夫逃回西安。竟出资买得两少女，远走兰州，自充鸨儿，复张艳帜于其处。兰州禁娼后，狼狈窜归，不为旧邻里所齿。
苏州有一女，其父本为汪伪政权不小官吏，胜利后以汉奸治罪。其时女正为中学生，突遭此变，家中无以为生。经人说合以高价“捆”于一妓家，携来西安，以“清倌”接客，妓家视为“钱树子”，一时被誉为开元寺花榜之冠，问津者接踵，也成为国民党空军人员的涉猎目标。一天半早上，开元寺门前驶来两辆吉普车，跳下武装空军人员数人，径奔赴此女妓院而去。此时妓院刚开门（因妓院系夜生活，启门较迟），空军人员一涌而入，两人直往女室，架起人就走，架上吉普车飞驰而去。其余人员留在妓院打哈哈，旋亦乘车离去，此时老板娘方清醒过来，但为时已晚。有人谓女事先与之合谋，有人谓纯系绑架行为，莫衷一是。曾无几日，此女便由空军人员陪同出现于街头，妓家亦无如之何！
有一河南籍难民，逃来西安谋得搬运工职业，在家本无妻室，每月有工资可领，业余无聊，不免上妓院陶醉一番。结识一妓，同一乡里，且妓系“搭班”，不需赎身。因情投意合，便接妓出院，成为夫妻。越一年，女举一男孩，小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女本有夫，在逃难中失散，不知流落何处?每有系念，夫常宽慰之。本夫逃散后，流落渭北农村，为人扛长工谋生，打听妻子不得。过了数年，手中颇积有余钱，便来西安继续打听妻子下落。后得知这般下场，只是仍不愿舍弃，为妻的得见本夫，旧情难忘，也左右为难。后本夫也在西安谋得职业，有了住所，妻子便两头跑，两头宿。亲友中有劝一方舍去，前夫后夫均不相让，于是便成“一妻两夫”局面，又皆相安无事。过一年，女怀孕，分娩一男孩于前夫处，前夫视为己子。有人说，既是一女二夫，此子究为谁的种子？实很难说。乱世男女关系，实难以礼法而论，后来也不知如何结局。
旧长沙的娼妓纪实
曾宪枚
笔者在北伐以后至抗战前曾兼任长沙某晚报的业余记者，经常与长沙市的底层社会接触，耳闻目睹，对这个阶段的娼妓概况，有些表面了解。今特记述于下，以供研究社会史者参考。
旧长沙的娼妓帮派界限不严，大概随鸨母的籍贯分为本帮与扬帮两大帮。鸨母（长沙叫太婆）是湖南的，她的堂班叫本帮，妓女则不限地域，大约长沙、湘潭、宁乡、益阳、平江、浏阳一带的最多。凡太婆是扬州或苏杭的统称扬州班，所管妓女少数为扬州或江北人，多数为湖南人，但不论扬班本班，当家的概为太婆，王八（太婆的丈夫或兄弟）负责联络军、警、宪、特及青红帮等地痞，还负责毒打妓女，防止妓女逃跑，如年少貌平之妓女不愿接客，王八还可奉太婆之命将她们强奸，以破其廉耻。但如漂亮之妓女，太婆则待价而沽，不准王八染指，另有软硬兼施的其他办法，如捆打、饿肚、邀同班妓女劝说等达到使其顺从的目的。
从北伐至抗战将近10多年中，湖南政局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娼妓也随之发达，详细数目，无法统计，以3000人上下估计，或不致相差太远。当时虽流通法币，不过通货尚未贬值，物价以光洋计算，可谓便宜，如光洋2元就可购稻谷一石（约108斤），而上等妓女出堂差一次，几分钟或一点钟即可获得收入2元（即稻谷一石），遇到阔客则5元10元，视为平常。润资如此之丰，故堂班如雨后春笋，日益增多，妓女也趋之如过江之鲫。现分为公娼、私娼、暗娼、流娼四大类分述如后：
公娼
公娼者，乃持有卖淫牌照，照章纳税之“合法”妓女。公娼领牌照税，名曰花捐，为地方财源之一。牌照约分四等，自2元至10元一年，规定一妓一照，亮牌营业，但实际上一个太婆只领一照，即可蓄妓三四人，查缉者并不认真。除牌照税外，还规定每次出堂差要交税一角，但也是敷衍场面，遇到抽查，太婆纳贿几角，即告无事。上等妓女出外须佩桃花证章，晚上坐包车的只准燃点一灯，以示与良家妇女区别，盖其时长沙只有私人汽车一二辆，阔人多坐私人雪亮的包车，左右各燃灯一盏。上等妓女也以包车代步，以抬身价，后因阔太太有被拦街调戏之事，纷向警察局责问，于是始有佩桃花章及燃车灯一盏之规定。公娼又以年龄容貌等条件，分为四等。
头等妓女不论本帮、扬帮，太婆筑香巢于小二洲、樊西巷、百花村一带，另在大旅馆长期包房间以便接洽，如育婴街的“九洲”、樊西巷的“福云”，沿河的“六国”、“东方”，鱼塘街的“东安”、“天乐居”，北区的“大吉祥”、“美西司”等处。“珍珠”、“银宝”、“金枝”、“玉飞”、“金娃娃”、“七岁红”等为本帮之红妓；“根弟”、“花弟”等为扬帮的翘楚。每当华灯初上，若辈花枝招展，到旅馆等候召应，名叫“出条子”，一班中上级军官官吏；海关、银行、邮电、铁路的中高级职员；绸店、盐号、金店的经理及世家纨绔子弟等，有的为接洽公私事务，有的纯为消遣，于下班后三五成群踏进上述大旅馆，名叫“开房间”，凑一牌局，名妓陪笑。招妓女方法，系以一专用的粉红色便条，上端一四方框写客人姓氏，下为三个圆圈，写妓女名字，右边写妓女地址，左边写客人旅馆房间，周围镶以桃梅图案，交付太婆，名曰“叫条子”。稍后，太婆领妓女到门口，高喊“某老爷子的条子某人到”。如系初次相识，妓女进门除笑脸伴客人坐下外，多半唱京戏一段，拉京胡的系江湖艺人混进旅馆谋生的，名叫“乌师”，大约是个个穿黑，类似乌鸦之故。所唱京戏，总是“追韩信”、“甘露寺”、“苏三起解”几段；如妓女与客人系熟人则多半不唱。每次条子的时间长短，以妓女与客人之身价不同及交情深浅而异，少则几分钟即立起道歉而去，也有坐点多钟的，则十之八九是妓女将有求于客人，特别巴结，条子钱起码2元，多则5元、10元，也有白天在酒楼宴客叫条子的，但不如夜间多。
此类头等妓女分“清倌人”（处女）、“浑倌人”两种，如客人看中某妓，除经常叫条子外，还必须至妓女房中摆酒打牌数次，名叫“做花头”，每次从光洋40元至100余元，也有一掷千金者。如对方系清倌人必须先谈妥金器、衣料、现金等具体数目，始能达到目的，届时起码摆酒2桌，召妓10余人助兴，有的还燃点大红烛一对，郑重其事，名叫“挂衣”，此客名为大老爷，在一个月内可连续至妓女家中歇宿一二十次，但每次必须开支“下手”（喜钱）10元左右，以后只要这个妓女没有嫁人，大老爷随时可召来陪宿；如某客所爱慕的是浑倌人，则不必为此费事，牌酒数次后妓女大都留宿，名叫“铺堂”。有的官宦少爷或富有的大学生，因年轻漂亮、甜言蜜语为妓女钟情，也有瞒着太婆，相约到小旅馆幽会的，则叫“偷堂”，此类情况不多，因太婆防范严密，一经发现，妓女必遭毒打。
上述情况，本帮与扬帮又不尽同，因扬帮妓女多系从城市贫民中家遭天灾人祸的家庭中买来，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太婆除供给衣食外，一切收入必点滴上缴，在家中还要做些家务，出外有人寸步不离，对客人亦无任何选择，只要客人答应太婆条件，十四五岁即被迫任人蹂躏，年老色衰，则常被转卖至三四等娼寮中贫病而了此一生。本帮中虽也有被人骗卖的，情况惨如上述，但不少系自身姑娘，多半是贫苦人家女孩，父母又不愿卖绝，再加上别人诱惑，即至旅馆，找一女工或老妓，由她们垫款制办行头领照营业，名叫“带剁子”，但债主只能收取高利贷（月息5%以上）及吃住由妓女供给，再用二八或三七分润妓女卖淫收入，不能强迫妓女接客，因借款时须有保人，故对妓女的行动也不大干涉，这类妓女在娼行中为最上乘的，不过耳濡目染，有时为倒贴年轻漂亮之嫖客，负债太多而不得不卖身给太婆的，能够被恩客赎出娶为小老婆的，即算幸运。有一金娃娃，她沦入风尘不到一年，即被某年轻军官以重金娶为正室，闻现仍白首偕老，恩爱如初，此系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了。像玉堂春似的人物，恐怕只是文人笔下的传奇吧。
头等公娼因年轻貌美，甜言蜜语，索价高昂，客人当然也较文秀阔绰，或社会地位较高，顾及舆论，不愿以权势凌迫，多数是花钱以博太婆或妓女本身的好感，以达到性关系的目的。故玩弄一个头等妓女，有费时一二年用钱千元的，以示双方的身价。也有高级军官一见倾心，立命陪宿，则只能唯命是从。故头等公娼确收入可观，此种皮肉生涯不长，从14岁至20岁为鼎盛时期，聪明有心计的，往往于此时从良而去。
二等公娼生活方式与头等类似，不过年龄较大，姿色较差，所接待的客人，权势金钱都稍低，故轧相好不如头等之麻烦，往往几次堂差，一抬花酒，即可。因为她们不是负债较多，就是太婆要钱心切（太婆对头等妓女往往采取放长线的方法，不惜投资，务必捉一肥猪），所以头二等比较难于严格划分，只有此中老手，才能心中有数。
三等公娼则没有叫条子吃花酒这套繁琐手续，多半居在家中，与旅馆茶房（即服务员），约好三七或四六分成，有客人需找一女郎陪宿，茶房居中介绍，讲价关门，但仍须领照，始能营业，与暗娼不同，故仍列入公娼行列。
四等公娼为旧社会少女幼妇中命运最悲惨者，大部来自水旱天灾破产的农村，或公馆丫头失欢于主人的，也有被歹徒拐骗的，她们被太婆用极严格的手段管理，栖息于市中“大观园、小观园”、城南的“流水沟”、城西的“城墙湾”一带，房屋潮湿，饮食粗糙。太婆恐其逃跑，夏天则仅短裤一条，上身赤膊；秋冬则给以极破烂之棉衣，总之使其无法出外见人。白天在家洗衣煮饭，晚饭后即换上花花绿绿的衣服，擦脂涂粉，坐在门前拉客。外地不识途径或本市平时不关心此事的男子经过，始则笑脸相邀，进屋谈谈，如不愿进去，她们一呼十诺，将客人抬入，关门谈价，春风一度仅光洋一元，甚至六七角亦可；如整夜歇宿，则更受欢迎，也不过破费2元；如遇硬不买笑之乡巴佬或恐惧性病的，她们就将客人衣袋中钱钞，收缴数元向门外一推，被抢者因损失不大不愿向警局投诉以损颜面，只好自认倒霉。如遇雨或冬天，街上行人稀少，她们则由太婆带领，站在偏僻街道拉客，至12点如一无所获，归去必饱打一顿。也有贫苦单身男子领得工资自愿前往的。这类妓女，十之八九为性病或肺结核等折磨而死，死后4块薄板一抔黄土而往极乐世界。
私娼
私娼即公娼中未领牌照的，与公娼以同样的手段卖笑，客人叫条子做花头，从来不问其是否登记，所以太婆可省一笔牌照税。同时国民党卫生当局也设有娼妓定期体检，防止性病传染的机构，由于头二等公娼不愿前往，三四等又性病太多，故这种机构变为警察局的收税机关。私娼因册上无名，免于缴费，所以每个太婆只领一张牌照，即可蓄妓三五名，因她们也系公开营业不能列入暗娼，故曰私娼。
头二等公娼、私娼，到旅馆后，即将门帘挂起，表示内无客人，寻芳的可闯门而入，太婆妓女立即笑脸相迎，敬烟送茶，请问老尊姓在何处得意（即工作）等。她们视来客之衣着、气度而定招待的程度。客人起身，必放一二元于桌上，她们如认为来客将来有油水可捞，则对“盘子钱”坚决不受；如认为来客平常，即道谢收下，送客出门。这种行动之谓“打茶围”，不少妓女客人即因此结识；如客人见门帘放下就不能贸然闯入，只得另走一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