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樱桃把势”在春夏之交樱桃上市时，嫖客进房，摆上一盘樱桃。
3.“西瓜把势”在西瓜上市时，摆上一盘西瓜，为嫖客解暑。
4.“橄榄把势”在橄榄上市时，嫖客进房，摆上一盘新鲜青橄榄。
以上三个“把势”，嫖客都要为相好的妓女捧场，对花头（打牌、摆酒）的开销比平时要加倍。
5.“老郎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六月十一日，各家妓院都做“老郎会”。嫖客们要呼朋引类，摆酒赌钱，喧闹一场。妓院老板借此可以大捞一把。
四
“扬班”的院规班法。
首先，“扬班”对妓女的吃穿住行都有严格的控制。自己身子的妓女，进院时自带被帐行李，穿戴自理，出院时可以带走。这类妓女身子虽然比较自由，可是平时也不得随便外出，并要遵守妓院的一切规矩。捆押身子的妓女，进院时是赤手空拳而来，她们无人身自由，除了出局以外，平时不得出大门一步，待客稍有不慎，即受鸨儿打骂。妓女出外应局或在院内陪客，在宴席上只准给客人代酒，不准吃菜。妓院对妓女及打杂的男工女佣，每天供应小菜饭两餐。自己身子的妓女，可以自己出钱由厨房添菜，其他妓女及杂役则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客人吃剩的菜肴，好一点的归鸨儿、龟头与账房先生，差一点的残汤剩羹，则烩成一锅，分给妓女及杂役们。头牌红倌人一般不吃这种跟头菜。男女勤杂人等的工资微乎其微，他（她）们的主要收入是靠嫖客在各种花头上所赏赐的小账，最多的如账房同厨师，每月能分十几担米代价的进账，最少的也能分到七八担米代价的收入。他（她）们做的是“下等”事，赚的是“上等”钱。
各家妓院每天营业收入，除现金以外，对居住在本城有家有店长期往来的嫖客，每次花头开销可以记账，到三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一次结清。如有不清账的嫖客，院内派出龟爪子拿了欠账单蹲在欠账客人门前讨账。另外，妓院内部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扬班”内龟头、龟爪子、账房先生、大曲先生及其他杂役人等不得在院内同大姐、娘姨和妓女们打情骂俏，更不得有私情，这就是所谓“龟不能嫖龟”。
妓院对妓女除了严加管束外，也采取一些笼络手段。每年正月初五日是财神日，这一天，八家“扬班”的妓女们都涂脂抹粉，盛装艳服，打扮得花枝招展，由龟头、鸨儿带队，一路上敲锣打鼓，燃放爆竹，前往大南门的财神庙烧香叩头，祈祷在新的一年能够财星高照。回来时，龟头、鸨儿先在大门口放鞭炮迎接“财神”——妓女们进来，然后大家互相拜年。在这一天，自己身子的红倌人更是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龟头手捧一个红托盘，里面放着为期一年的合约，低声下气地请红倌人收下。倘若红倌人对“扬班”老板有意见，或故意“拿翘”，不愿接受合约，这时，龟头、鸨儿双双跪下求情，并说“请姑太太再赏一年饭给我们吃吃”，如果红倌人仍然继续不肯收，全班男女打杂的都要跪下求情。一般地说，妓女“跳槽”的情况很少发生。
质押身子与捆绑身子的妓女要跳出火坑，主要是靠有财有势的“恩客”出钱赎身，少数妓女则把自己私下积攒的体己钱用来赎身。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她们只好冒险私逃，多数是在出外应局时趁龟爪子不备，突然逃进济良所（当时在近圣街）。她们只要跨进济良所的大门，就得到济良所的保护，妓院再也无权迫索。
约在1927年间，国民党政府警察局奉命取缔妓院，安庆的8家“扬班”就此停业。“扬班”里的妓女回家的回家，从良的从良，剩下少数无家可归的妓女转为暗娼。但是这种“禁娼”，也如同旧政府“禁烟”一样，是越禁越多。
五
当时安庆城除了八大“扬班”的妓院以外，还有一些私娼。
这些私娼多集中于五垱坡、轩辕庙、黄甲山、谷隆巷和白云包山头一带，她们多是贫家妇女，在一些打流混世的歹徒引诱下走上这条道路的，有的更是歹徒们从外地拐骗来的良家妇女。这些私娼生活毫无保障。出入私娼之所的，多是一些小商贩和单身手工业者。这些私娼一般都染上了花柳病，有的因此送命，有的终身残废。当时，根治“梅毒”虽有特效药“六〇六”与“九一四”，可是药价昂贵，不是一般人力所能及，只好望药兴叹。
旧云南的娼妓
龙子敏
云南早年民风淳朴，可是娼妓一项，仍然不断滋生，与旧社会相终始。关于云南以往娼妓的由来、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官方对此的处置措施，成为一项复杂而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也为当时社会舆论所深致不满。现就有关云南娼妓的一些见闻加以撮述。
娼妓的由来和对社会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一般妇女备受压迫，城市妇女伏处深闺，多是倚恃男子生活，本身缺乏经济来源。未受教育、意志薄弱的风流妇女，眼见他人好吃好穿，由于贪图物质享受，就产生了与其穷苦难熬不如为娼的想法。更兼有鸨母龟奴的诱引牵线，一经失足，由此即堕落成为娼妓，这是娼妓由来之一；贩卖人口，在清时是例所不禁，人贩子经常由各地买来幼女，把面庞俊俏躯体苗条的，就以高价卖给鸨母妓院。资金雄厚的妓院鸨母，常不惜重金就地或到各处，挑选美女，买良为娼。入民国后，虽是禁止贩卖人口，但仅成为一纸空文，人贩子仍是悄悄地进行，买女为娼的罪行，一直不断的发生着，这是娼妓由来之二；弃妇孤孀，不惯独宿孤处，一时寻不到合适对象，生活浪漫不拘，在与多人姘识以后，往往流落成为娼妓，这是娼妓由来之三；贫穷妇女因生活困难，实在无法补救，迫不得已，只有应调到钓台处，或自行开门接客，这是娼妓由来之四；有的淫荡妇女，屡犯花案，家庭和官厅无法约束的，往往放任不理或罚入妓院为娼，这是娼妓由来之五。即使是性情刚烈的妇女，一旦沦入妓院，都被毒打诱骗施行种种毒辣手段强迫当娼，以致无法自拔。清朝社会本以男盗女娼为极其可耻的行为和不正当的职业。可是妇女一经沦为娼妓，不仅性行淫佚放纵，举止轻狂妖冶，生活奢侈浪漫，形成好逸恶劳，只知欢乐享受，和一般妇女截然不同。能够改邪归正，迷途知返的十无一二。由清末以迄民国，娼妓也追随旧社会的人口、经济形势而畸形发展。先时的娼寮，犹只囿于省会昆明，后来逐渐开拓到沿铁路一带及各商埠地区。娼妓人数虽无统计数字，但几十年间即由数百人左右逐渐上升，到了抗战时期，各地合计，约近l万多人。除了滇籍的娼妓以外，在1912年间，还有粤妓、日妓、法妓等，在1940年间还有京沪各地妓女流入。娼妓恶习不仅给妓女断送了青春前途，糟踏了身体，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诱导人群走向邪淫，使一般正当有为的青壮男女们，日夜沉溺在花天酒地、浪漫奢靡的淫佚生活中，败坏了道德，也蔓延了性病，更引起了争风吃醋、酗酒滋事、斗殴情杀等一些事故经常发生，层出不穷。如：1941年间，昆明有一红妓，在某次应调招待某流氓时，轻慢了他，某以此怀恨报复。某夜约同伴数人，挟持凶器，召妓至小银柜巷太华饭店伴宿，在轮奸以后，将妓杀死，陈尸店中，相率离去。一些风流浪子，无钱嫖娼，又常到熟识妓家厮混，只好为人牵线带马，专事诱引阔少富商。鸨母钓台对邻近人家的漂亮妇女，常设法勾引应客，从中取利。一般男女青年，往往由此走入邪径迷途。鸨母、娼妓更常向客开条，要求摆酒、买衣料、打首饰等。嫖客在娼妓面前，都是摆出阔绰豪爽，不肯稍露寒酸，即使富有资财的，也难于应付娼妓们的予取予求。曾有为了讨得妓女欢心，以致财产荡然，一蹶不振的。有的少年子弟，或席卷家中财物，或偷窃东家戚友物资去当卖嫖娼的。1940年，有上海合记文具社职员虞寿民，来昆后眷恋妓女陈云峰，挪用社中财物做缠头资，不久染患恶性梅毒，死在昆明。嫖客在娼寮如碰上巡警谍查，多被借名撞索，大敲竹杠。1941年，正义路荣盛纸局小开赵锡侯，家中富有，好寻花问柳，被警探盯梢。某夜，当赵正狎娼行乐时际，警探突入，大肆恐吓，除搜去身边财物外，又将赵押送警署，拘留多日，不加讯问，经赵父大送贿赂后，方被放也。赵因惊恐过甚，以致大病一场。家有妻室，分身冶游的人，更常以此引起家庭中的不睦，常致夫妻反目，骨肉分离，有时酿出事变，妻子轻生自杀。1941年间龙云的旅长刘正富更因眷恋娼妓，常出外冶游，刘妻雷正媛愤不可遏，竟买通凶手，将刘杀死在如意巷中。其他事例，不胜列举。
娼妓的活动和生活情况
由清末到民国以来，云南的娼妓常是追随人群的好尚，适应环境来进行活动。她们在应接客人时，都会装腔作势，笑脸迎人，尽情周旋，表示亲昵，唯恐有失客意，主要是在引诱对方，落成了相好，满足彼此的性行为。妓院窑房的雏妓，每当破瓜之年（16岁左右），特请阔客为她付出重金，置备酒席，梳弄作乐去享受初夜权，称为开苞。以后才叫当夕，应接其他客人。经过鸨母老妓教导过的娼妓，擅长房中术，有哼床本领。有的妓女，不仅和恩客共同拍照留影，更拍摄几套赤身露体，表现性交姿态的春宫，各处散售，来诱惑人群。中上等娼妓因应游客喜爱，有着打茶围、吃花酒、烧花烟、凑场合打牌、唱小曲、演戏曲等各种花色，这都须经过了相当训练，才会娴熟技巧的来应付场面。在1913年后，名妓如：杨赛妃（绰号铁棒小二）、咏九霄（原名邓小老）、小玉莲、谭玉珍等，都登上舞台，由妓而伶，另创局面。中上等娼妓都学会了饮酒、猜拳、打牌、赌博，也能歌善舞，抽大烟成瘾的人并也不少。一般鸨母买女做娼，名为养女，实则压迫凌虐，不惜采用各种毒辣手段。稍不如意，即鞭挞加身，甚至剥衣扣食，如果轻慢得罪客人，更是惹得大祸临头，为了避免逃走寻死，监视极严。一些娼妓全须依照鸨母意思行动，不敢稍有违背。所有嫖客给予的金钱物件，也全由鸨母去支配；只是对待较红妓女，稍为宽容。也有单身妓女，不能独立门户，附入鸨母院中，彼此合作的，所得财物才是彼此分享。有的鸨母，并不自置养女，只是开设钓台。有了游客，临时调来妓女并供偷情男女作为幽会场所，次早即彼此分飞，避人耳目。钓台在昆明地方为数较多，也时常行移地点。有的娼妓和家人住在一起，只敢接待熟客，对没有牵马领路的生人，便假装正经，拒不开门，这样的即所谓半开门。暗娼又叫“私窝子”，每天常到街头巷口，不管生人熟客，拉拉扯扯，勉强成交。乡人土佬成为她们猎取的对象，常被抓去帽子物件，牵着腰带，套进窝中，即使不和她们厮混，也被勒索银钱，才肯放出。
娼妓品类复杂，昆明、蒙自、个旧、昭通、下关、曲靖等城市，随时都有。在1910年滇越火车直通昆明以后，外妓随到。河口、开远、昆明的中外旅店中，常寄寓有粤妓、日妓、法妓，便利旅客调唤，勾留多年。后来尚有越南及其他外国流娼时来，1947年间有白俄妓女流浪昆明年余。外籍妓女多和在滇外侨发生关系。各旅馆茶房，多代旅客牵线，调妓女伴宿，即向娼妓索取一二成外水。当1925年间，昆明五华场口，德意春旅馆主人肖某之妻，更利用女儿，诱引她的女中同学入馆，纵客强迫奸污，因此丧失童贞的即有数人。后经警局破获，也只是罚款和拘押数天了事。清末民初时际，常是娼优相连，有男做伶旦，女当娼的，各从所好；较著名的如白芙蓉夫妇。女伶中如李慕莲、王守槐等，既唱戏，又当娼，但索价较高。1940年间，因抗战沦陷地区人口涌向昆明，京沪一带长三妓女、交际花、舞女，亦同时流入，仍操她们的风流尘涯，常随外来豪客，傍晚深宵，纵情欢乐，滇中士商，喜爱新奇摩登，也常和她们打交道。当时滇缅公路运输频繁，来往客商和司机很多。因而无数娼妓也循着这一方向发展，麋集在沿线的站口、城镇和旅店。1943年后，美军驻滇人数很多，大都纵情酒色，国民党当局还令军统特务们，由沦陷区招致了许多舞妓到昆，来献媚美军。原来的交际花、舞女、娼妓们，伶俐的都学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专事勾搭去赚取美钞；后来有些妇女颇为羡慕，也投和了这一邪途。一般称为走国际路线。仅昆明地区如谊安大厦、太和酒店、皇后饭店等处及各美军招待所附近，美军常携带这些伴侣往来其间。在温泉和其他公路沿线，以及云南驿、保山、沾益等机场地区也有她们的踪迹。抗战胜利后，自1946年起，外来的长三、交际花、舞女等才陆续离开了昆明。由于舞风一直盛行，昆明娼妓也多学会舞技，亦娼亦舞，而舞女也仍是明做舞女暗中当娼，成为最时髦的娼妓。到了1949年，昆明及省内各地，娼妓人数已渐渐减少，但旧的虽然衰退下去，新的又活跃起来。
娼妓一般迟起，白天委顿憔悴，夜间方尽力修饰，掩盖了本来面目。虽也自行料理本身事务，但全不参加劳动，夜间都极为活跃。卖笑所得，多寡不等，旅客也不一定时常光顾，并有鸨母媒介人等的居间剥削，经济并不宽裕，只有特红妓女才较为开阔，一般除了陪客吃喝以外，吃用方面，也很俭约。
娼妓崇尚迷信，家中多供有管仲神位，每早在家烧香祈祷；如遇发生事故，或被恶客流氓打搅，事后要进行酿解，常煍门坎；在生意冷落，游客稀少时，就到五灵庙、五显宫等寺庙中，许愿酬神。下等娼妓时常迁移流动，也是厚涂脂粉，穿着时装，蹀躞街头，千方百计地挑逗客人。在昆明地方，南门由近日楼侧的几条短巷以迄金碧路、南较场、新成铺、三义铺一带，都是她们的活动和居住地区。
娼妓们大都自行克制不生育儿女，因为卖淫，在经期中也得不到休息。由于杂交，染患性病的十之八九，因此和娼妓性交过的人，经常感染上花柳病，也会辗转传染给家人和小孩甚至丧失生育机能。以往杨梅、淋毒、白浊等患者极多，历来即有许多中西医生，专门医疗性病，终也难于见效。由于酒色、大烟、病毒等项凑合，戕害身体过甚，她们不到中年，即显色衰体弱，遭人厌弃，终于穷蹙饥寒致死的为数不少。身边有了积蓄的常退作鸨母，另买雏妓继承衣钵，或是开设钓台。也有遇着恩客，慨然为她出钱脱籍，成为家人始终和睦相处的（1913年云南测量局长冯家聪，曾以多金从集园中赎出一妓，纳作小妾，当时传为佳话）。还有的在从良以后，由于过惯放荡生活，不能安常守素，与家人和睦共处，仍然脱离家庭，重新投入娼门做妓的。
官方对娼妓的处置和措施
多年以来，经常有人发出了禁娼废娼的呼声，可是不能提出具体妥善实施有效的办法。历来官方对于娼妓问题，只是作出了一些消极的处置和措施，主要侧重在分别良莠，保持市容，根本没有想到把这些堕落在陷坑中的妇女挽救出来，去妥善的加以安置。曾经采取了查拿、惩罚、教养、集娼、公娼、抽捐等项办法，以后甚至放任不管。经过情形，约述如下：
在1908年间，清政府以省会地区，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暗娼密卖，钓台、龟窝、窑子房等散在民间，娼妓甚至白天夜晚，遍街拉人，良莠不分，好人容易变坏，勒令把卖淫为生的娼妓，全集中在新城铺地方，许其高张艳帜，明营稼业，对娼户分等按月抽收花捐，白天悬挂绿彩，晚上装点绿灯，娼妓浓妆艳抹，倚门卖笑，别有天地。一般寻花问柳者，追踪前来，纵情调笑，歌弹唱舞，声达户外。但城内外的暗娼钓台，仍然明藏暗躲的勾搭嫖客。在此时期，省会已经设立警察，时常破获花案。叫局吃花酒，也受干涉，被逮男女，均按妨碍风化和秘密卖淫例，判处罚金3元至10元，屡犯淫行的妇女，即送入新城铺当娼，集娼因有重捐负累，暗娼就逐渐增多。宣统年间，又在园通西巷，设立了女子自新所，以后警察局拿获了暗娼密卖，均送入女子自新所里，教她们习艺，做织布打草席。规定拘禁时期虽是半年，但要看表现和工作能力来作决定，凡是学会一项技术可以出外谋生，或是有了悔悟可以择配的方予释放。有的在入所后并不安心习艺，只是撒刁放赖，企图胡混满期出所，重操旧业，这样往往长期留所看管教养，不准保释。
入民国后，官方对于娼妓，仍授权警察部门负责管制。民国初年，警察部门仍然查拿私娼，先是处以罚金，罚金数目旅客约三五元至10元，至于娼妓常加重至20或30元，对屡犯的多罚入集园当娼，后将清时所设的女子自新所，改为女子济良所，办法略同清时。除了拘禁娼妓，教习工艺以外，兼收容不堪虐待的婢女和无人照顾的孤女。所中女子遇劳动人民请求作为配偶者，视其有正业可以养活的，即可批准领出，成为夫妇（但须缴纳在所期间的生活费约数十元不等）。但也有在所时久，不爱劳动，只是请求改入集园为娼的，警厅都不予批准，仍继续强迫改造。1930年间，女子济良所又改名女子感化院，因为经费限制，罚入院中的娼妓人数逐渐减少，也不能传授给实用的谋生技术，有若虚设，没有取得实际效益。
1912年间，云南省军政府，鉴于军队官兵狎娼宿妓，常致性病缠身，有时甚至径入良家滋扰，娼妓也是一无羁束地到处散漫，即令由省会警察局，就公园街三益里，组设集园，调集素著艳名的风流妓女在一起，实施公娼制度。设置经理执事，专门管理。人们可在园中寻欢作乐，不受干涉。妓女按姿色风度，分作二等，各有寮舍，将相片悬出园前门口，任客挑选。冶游项目有：打茶围：头等1元，二等5角。叫局出外或吃花酒：头等3元，二等2元。夜度：头等10元，二等8元。新成铺娼寮仍旧设置，列为第三等，茶围票2角，夜度价6元。各妓须按等级逐月缴纳花捐。为了防止性病传染，设置医务人员，每周对妓女实施检查和治疗。首任医官是外科医生高名奎，对有性病的妓女，不许接客度夜，须待病好。集园娼妓人数约近百人，因为公娼的设立，素来不敢放胆冶游的人们，也都步入花丛，到园中打茶围或是度夜，及叫局出外，每天集园内外，挤满人群。次年集园移至南较场万庆街，每夜仍张挂花绿灯彩诱客。云津市场建成后，集园移入云津市场后层新屋，马家福曾任经理，布置华丽，较前为盛。对妓女管理甚严，外出时均须请假，警察厅长秦光第，特订出了她们的外出服装为：青色衣裳，系白褶腰以资识别。更不许在外招蜂引蝶。后来伤兵、军人、流氓等时常闯至，并不买票径入园中行乐。延至1921年中，更因两起军人在内争风斗殴，愈演愈烈，外面流氓多人，乘机涌入，进而捣毁妓寮，抢劫财物；由此妓女星散，集园即告结束。
在集园解散后，各类娼妓依然散处市坊，秘密操业，官方多采放任主义，只要不滋生事端，无人告发，亦不大施加干涉。但警察、宪兵、便衣人员时常出入娼寮，对娼妓施加压迫，有的聚赌吃喝、夜度，甚至不出分文。在1930年后，南门外杀鸡巷、公安巷一带小旅店门口，昏夜后即有流娼鹄立候客，警察巡逻路过，对相好熟识的亦常调笑打趣。1945年后在南屏街、大井巷、金碧路等热闹地段，每晚中下等娼妓，骚首弄姿，摩肩接踵，徘徊街头，成为人肉市场，彼此讨价还价，全不避人耳目，官方警察并不禁止。至于服饰华丽，摩登时髦的高等妓女，自由出入旅馆或寓居民房，更是无人出面干涉了。
青楼黑幕
淫业，作为三百六十行下九流中之一行，也有森严的等级、繁复的清规戒律、训练管理妓女的方法、拉人下水敲诈钱财的手段。高档妓女站、坐、行都有诸多的禁忌，甚至有一套模式的套话。对嫖客也有不少要求，如想在一个头等妓女处留宿，繁文缛节，远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其间重重黑幕。
北京娼妓与北洋政府
张文钧
从清吟小班庆余堂说起
清末民初，我父亲母亲在北京开设清吟小班庆余堂南方妓院，我姐姐香妃后来曾被选为“花国大总统”，是北京最有名的妓女。娼妓本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玩物，北京娼妓与北洋军阀政府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的回忆，就从我家庆余堂说起。
我父亲张子培，苏州人。自幼学会了厨行手艺，清末在盛宣怀家里当厨子。1910年盛宣怀当上了邮传部大臣，到北京来就任。他从上海带来了大批的人，把邮传部里的小职员、当差都换用了带来的南方人。我父亲也随他来到北京，在邮传部当厨房。有一天，我父亲偶然遇见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赛金花。赛金花也是苏州人，小时候在苏州当妓女，嫁给了状元洪钧，曾随洪出过洋，和英国女皇一块照过相。洪钧死后，她又在北京当妓女，遇上庚子事变，由于她和德国统帅瓦德西有些旧交，就替瓦办理过粮台，因此得了“赛二爷”的名称。庚子以后，她仍然在北京做妓女。那时北京的南方妓女已经由城里口袋底搬到南城去了，赛金花的妓院便开在陕西巷。她遇见我父亲，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妓院里对于请客的酒席相当重视，必须争奇斗胜，超过一般饭庄，而她正找不到一个南方厨子，便极力劝我父亲给她帮忙。我父亲正想多找收入，听赛金花一说，便高高兴兴答应了，从此吃上了妓院的饭。
这年赛金花因为打死养女，吃了官司，被押送出京了。她的妓院有个叫做粱栖的妓女接办下来，改名叫做梁栖书寓 (1) 。梁栖的妓院本来靠她自己支撑门面，但她年长色衰，生意渐不如从前，便到上海找到了一个叫做“大阿姐”的做帮手。
大阿姐也是苏州人，自幼和赛金花住在对门。因为自己的妹妹在上海做了妓女，便也跟着在妓院里当了“大姐” (2) 。妹妹出嫁以后，上海当时妓女中的四大金刚——林黛玉、胡宝玉、陆兰芬、金小宝她都跟遍了。她积蓄了几个钱，嫁了人，在租界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纸烟店。不料那年腊月三十晚上，邻居一家纸烟店因为买卖做亏了，自己放了一把火，骗取保险金，结果把大阿姐的店铺也烧在里面。她丈夫吓疯了，自己带着三男一女，生活上真是走投无路。凑巧粱栖约她帮忙，而她在几年以前曾跟着妹妹到过一次天津，北方还不是完全陌生，因此也是一说便妥。她在上海替梁栖接了两个妓女，一同到北京来。这样，大阿姐就认识了我父亲。我父亲那年已经31岁了，还没有结婚，而大阿姐的丈夫又已经疯了，两个人便同居了。1912年生下了我。因此，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姓乔，和我同母不同父。
却说梁栖书寓自从我母亲来后，生意虽然有些起色，但是收入多了，她的开销也更大了，还是入不敷出。我父亲经常把妓院的事情托付我母亲，自己却在上海玩乐、赌钱，拉了一身债。最后一走了之，把妓院整个丢开不管了。
梁栖书寓关了门，但倚靠这个妓院生活的人男男女女也有20多口。大家都劝我母亲自己当老板，免得离散。我母亲这时认识了几个阔绰的客人，其中一个头号阔客邓君翔愿意拿出大批钱来做妓院的后台。而且他给这个妓院起了个与众不同的字号，叫做“庆余堂”。北京的南方妓院叫做清吟小班，一般名为书寓。邓君翔起庆余堂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
邓君翔也是苏州人，原名叫邓文藻，在妓院里面一般称他做邓三爷。邓当时是北京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据说邓君翔的舅舅吴有龄（妓院里称为吴二爷）幼年时和他弟弟二人都在庆王府里当书童，陪着庆王的儿子振贝子等人一块读书。那时庆王府书房里已经学英文了。贝子们的英文没有学好，而吴有龄兄弟两个却把英语学得十分流利。振贝子出国，便带着他们弟兄两个，这样就和英国人拉上了关系。后来英国人在中国开设汇丰银行，便请吴二做北京分行买办，吴三做天津分行买办。那时中国刚有银行，又加上吴二和庆王府的关系，生意做得十分兴隆，外国人发了大财，吴二的财也发得不小。恰好庆王受了一笔贿，有2000万两银子之多，存进了汇丰银行，开了个户头叫做“庆余堂”。不料风声不密，被御史蒋式惺等人联名参了一本，西太后大怒，要查账。庆王慌了手脚，找吴有龄想办法。吴有龄把庆余堂这户存款账整个抽换，将2000万两银子大部分吞没，对有关系的人一一点缀了一些，连御史们也分润了一笔。这个大贪污案就烟消火灭了。可是吴有龄做贼心虚，唯恐西太后追究，便从苏州把在纱厂任职的外甥邓君翔找来，接充汇丰买办，自己却逃到英国躲避，直到西太后死后才敢回国。
邓君翔饮水思源，所以当他答应借一笔钱给我父母开妓院的时候，首先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庆余堂”。我母亲首先赞成，她说：“上海有个名妓胡宝玉，开的妓院就叫做庆余堂，一直热闹了好几十年她才洗手不干，落了个全始全终。我们今天也起这个字号，但愿也能像她一样，将来也有个收场。”
庆余堂最初开设在前门外胭脂胡同，那时韩家潭、百顺胡同还是相公堂子的下处，妓院都在陕西巷、石头胡同一带。
庆余堂开市以后，我父亲仍然亲自掌厨。他做得一手好苏州菜，又曾是盛宣怀家里的大师傅，这一来就吸引了当时一些阔客。我母亲又久在上海妓院，一切排场都仿效上海几家名妓院，真是布置得富丽堂皇。当时的阔老爷们不但在妓院打牌、吸烟，消磨很长时间，还可以在这里谈他们的“公事”，无形中就成了他们的俱乐部了。
我母亲既是掌班，又兼鸨母。她从上海接来妓女还不放心，自己还兼作娘姨，出门跟条子。在家里，一间间房间都要应酬得嫖客们舒舒贴贴。银行界的李六爷（李律阁，名宣威）常对她说：“你可真会调理姑娘，明明是一个黄毛丫头，在你手里不到三个月，就成了一个能说能笑的画上美人了。”
由于我父母两人都想尽心思经营，不久庆余堂就在北京城里成为南方妓院里生意最好的一家。阔客们除了外国银行买办外，就算清末的贵族子弟，如良三（良揆，荣禄继子）、抟二（载抟）、伦五（溥伦）等，妓院把他们叫做“王爷崽子”。
袁世凯带来的“繁荣”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总统，首先给北京的南方妓院——特别是庆余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由于孙菊仙等人的提倡，北京成立了梨园公会，严厉禁止相公堂子。韩家潭、百顺胡同的相公下处纷纷倒闭。南方的妓院就立即代替了相公堂子，在韩家潭、百顺胡同纷纷开设起来，庆余堂也从胭脂胡同迁到了韩家潭。这时南方妓院不再称作书寓，改名为清吟小班，以区别于二等的“茶室”和三等的“下处”。
袁世凯政府里面，从国务总理以下都成了妓院里的阔客。袁世凯本人虽然没有到妓院走走，可是他的子侄们却是庆余堂里经常接待的主顾。我们习惯称之为“袁家门”。
袁家门的主要客人有袁大、袁二。袁二是袁世凯第二个儿子袁寒云（克文），是个有名的风流才子。他每逢到庆余堂来，总把马车停放在大外廊门口外。他年纪还轻，相貌又不错，当然是庆余堂上上下下最欢迎的客人了。他曾在庆余堂接过雪里青，还曾在天津娶过苏黛春。他和雪里青只有六个月就散了，苏黛春在他家也待了不到一年。袁二喜新厌旧，一个妓女接到家里，玩腻了，就随她走开了事。每人离开袁家，都带走了不少古董字画。
至于袁大，却并不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而是他的侄子袁乃宽。不过在我幼年的印象里，袁大长得面孔溜圆，倒真跟“大头”上面刻着的袁世凯一模一样。袁大一来，前呼后拥，可以坐上半屋子人。他是给袁世凯管理财政的，所以手笔最阔绰，常从靴掖里掏出钞票来赏人，身上所带的钞票从来没有10块以下的。
袁大、袁二经常在庆余堂摆酒请客，而请袁大、袁二吃酒的人也就少不得要利用庆余堂。如赵秉钧、梁士诒都是当时庆余堂最熟的客人。梁士诒喜欢怡红院的少掌班怡红，后来怡红便跟他从良了。
袁家门及和袁家门有关的人在庆余堂吃酒，我父亲照例给他们特备一桌大饭碗，大小介于菜碗与饭碗之间。顶好的江西瓷，上面画着大红的花，镶着金边。大概因为这些客人以北方人居多，又在军队中多年，饭量较大，所以才准备下这套特别的饭碗吧。而邓三等银行帮来了，则另有几套细瓷小饭碗，那就小巧玲珑与大碗不同了。
民国以后，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日渐增多。除了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外，又先后成立了金城、盐业、大陆、中南等大大小小的银行。银行界的客人比起袁家门的就斯文多了。他们谈话细声细气，不像袁家门那伙人大吵大闹。按当时的规矩，在妓院打一场牌是12块到14块钱，银行帮却另定了章程，打一场牌赏120块，所以妓院最喜欢的客人就是银行帮。
我母亲每年要到上海接妓女，有一次她用1000块身价买回一个十七八岁的闺秀，据说是一位买办的小姐，由于家道中落自愿下水的。这姑娘姓林，花名凌云阁，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因此生意简直红得发紫。袁二几乎每天早晨来摆一台花酒，和我母亲、凌云阁三个人吃。邓君翔也要天天在这儿请客。中国银行的冯耿光、李律阁，交通银行的曹汝霖、时素卿、钱新之，西门子洋行的买办鲍星槎都是她座上的常客。她在庆余堂没有做到一节，却给庆余堂赚了一笔大钱，后来就嫁了直隶都督张锡銮。张锡銮过去曾在关外收抚过张作霖，是有名的快马张。他的年龄当然比凌云阁大得多，可是一定要娶她。据说凌云阁嫁他的条件之一是永远不能说出她在妓院从良，而且要同到上海见她父亲，承认是从上海把她拐出来的，当面向她父亲认错。
庆余堂还有红妓女花如玉老二，会唱小嗓，也吸引了一部分人。她有一个沈姓客人是扬州的盐商。沈的妻舅就是杨毓珣，妓院里都称他杨二虎。那时杨还年轻，正在上学，陪着他姐夫到庆余堂来，认识了花如玉。他们白天来摆一台酒，不请外客，只有花如玉陪着他们两人吃。
花如玉还有个客人，是当时挺有势力的老爷，叫做王天纵，过去是个强盗头儿。后来花如玉嫁了他，随他到外省去了。
在袁世凯时代，前门一带的妓院比起清朝来更是热闹得多了。政界、银行界的阔人天天在妓院里摆酒请客，把妓院当作他们的交际场所。有些人甚至把妓院当作他们的办公厅，会客、谈公事都借妓院的房间，目的似乎已经不完全在于女人了。但真正为了嫖妓的，当然也不少。听说有位将军府姓蔡的将军到北京来见袁世凯，由于袁世凯和他有点世交，给了他6000块钱，他便在妓院里一连住了半个月，把钱花光了才去将军府就职。还有国会的议员老爷们，从各地来到北京城，纸迷金醉，把国家大事忘得一干二净，天天逛窑子、住夜。当时有个人叫做“李六更”，天天早晨到妓院一带打更，口里还唱：“天不早了，醒醒吧！”也许他是希望这些沉迷在胡同里面的老爷们赶快从“香梦”中觉醒过来吧。
当年不但袁世凯政府的老爷们在妓院里寻欢取乐，那些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也常利用妓院办事，以免被人注意。清末民初，北京城里常闹刺客，连袁世凯都免不了遇过两回刺。侦缉队办案的人也常在妓院一带寻找可疑的人。有时听说也曾在哪家妓院破了哪件案子，逮了哪些人，开妓院的也免不了要吃官司。在庆余堂就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个姑娘叫花心心，会唱小生，唱一段射戟、叫关，大家说挺有德珺的味儿。在庆余堂虽不甚红，也是个比较出色的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客人，名叫唐蟒（字圭良、湖南人），我们都称他唐大爷，听说在上海也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唐大爷认识她以后，两个人打得很热，经常捧场不说，恨不得把办公桌都搬到庆余堂里面来。我母亲因为他是南方人，相貌不俗，态度谦和，没有老爷架子，也很看重他。这一天，唐大爷正在庆余堂，忽然门口来了两个穿灰大褂的直在门前走来走去，一望而知是侦缉队里的伙计。我父亲第一个看见了，吓得变颜变色，以为是逮抽大烟的呢，悄悄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唐大爷把我母亲找去，说：“劳驾偷偷到门口看看，有穿灰大褂的没有？”我母亲说：“不用看了，听说正有两个穿灰大褂的在门口蹲点呢。我们当家的以为是逮他抽大烟的，正吓慌了神呢！”唐大爷笑笑说：“什么抽大烟的，那是总统府派来逮我的，你能替我想点办法救救我么？”我母亲一听，心里也打起鼓来了，心想：唐大爷这么年轻轻的，要让侦缉队逮去，还活得了呀！花心心在旁一听也吓坏了，一口一个：“娘，给想想办法吧。”于是我母亲走出大门一看，果然有两个穿灰大褂的，在那里叭哒叭哒抽烟头呢。我母亲走上前去说：“二位，辛苦！站了大半天了，里面坐会儿，喝碗茶。门房就在门道，坐在里边，出入的人都看得见，不比在这儿喝风强么？”这两个人一听，自然就走进门房坐下来了。我母亲招呼他们烟茶，又走出大门，把唐蟒的马车夫叫到花心心屋里，向唐蟒说道：“唐大爷，您把您车夫的衣服穿上，扮成车夫，赶上马车，奔东车站上天津吧。”唐蟒一听，这倒是个办法，换了衣服，出了庆余堂，赶着马车就走了。那两个侦缉队的还在门房喝茶呢。到了夜深人散，不见姓唐的出来，也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此以后不久，在妓院一带又传遍了小凤仙放走蔡锷的事。
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据我听说，小凤仙所以帮助蔡锷出走，还不是出于政治眼光，不过蔡锷是她的恩客，两个人很相好，不忍他遭到袁世凯的毒手，才设计帮他逃出这个龙潭虎穴的。关于小凤仙，我母亲很熟悉，曾经谈过她凄惨的身世，这里顺便提两句。小凤仙湖北人，父亲是在外省做知县的。清朝末年那个县城发生变乱，她父亲自刎。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阿辛，当时都不满10岁。她母亲把一对儿女托给姘居的厨子和奶母后，也就悬梁自尽。厨子姓李，便和奶母带着小凤仙姐弟来到北京。到她十四五岁时，奶妈把她下了妓院，而且成了北京城的红姑娘。最后嫁了一个姓王的东北军人。她曾为她弟弟娶了从幼订婚的弟媳。她弟弟嫖赌吸毒，弟媳被奶妈逼诱下水，不从自刭。
当“梨园红”的时候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不久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当时北京开戏馆子的、唱戏的都对黎元洪特别欢迎，因为他们迷信，黎元洪谐音“梨园红”。梨园行要能够红，妓院的生意也就跟着走走运。当时所谓三子——窑子、戏园子、饭馆子大多数都在南城前门外一带，形成娱乐场所集中的地区。北京有句俗话说：东富西贵，北贫南贱。南就是指南城，把三子都看成了“贱业”，而阔人老爷又都离不开这三子，所以就形成了南城的特殊繁荣。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北京城里还有句俗话，叫做“湖北三杰”。三杰之中头一个当然就是黎元洪了，其二是被称为伶界大王的谭叫天，还有一个就是南方妓院北林房的妓女小阿凤。
小阿凤，湖北人，自幼被人卖入妓院。养父是在汉口开妓院的，养母叫做阿宝姐，在汉口的妓院里也是数得起来的人物。后来阿宝姐同她男人闹翻，带着9岁的小阿凤在北京学戏、卖唱。过了两年小阿凤上了捐，做清倌人，渐渐就红起来。当时捧小阿凤的阔人很多，王克敏也是其中之一。有一天王克敏在六国饭店把小阿凤叫去，掏出一把手枪来，硬逼着小阿风嫁给他，不然他就要自杀。经过阿宝姐讲条件，王克敏一口出了6000块，于是小阿凤就嫁给了王克敏，这时她才15岁。
阿宝姐到手6000块现大洋，加上她素日的积蓄，手里也有三四万块钱。这时就又有北洋政府里一个大官、当过北方议和总代表的王揖唐硬要娶她。阿宝姐当然高高兴兴答应了，以后就成了王揖唐的部下和亲友们所尊称的“如夫人”。
南方妓院里还有一个红妓女苏佩秋，她原是山东人，苏州话却说得十分流利，神态举止也和南方妓女一般无二。苏佩秋当时也是一个顶红的妓女，后来嫁给曹汝霖，十分得宠。当年，她忽然想要给自己死去的父母安葬，但埋葬的地方没有碑碣，年深日久，辨认不出。她倚仗着曹汝霖的势力，把那一带多少个坟头都挖了出来，寻找她父母的骨骸。开棺动木，在封建社会是了不起的大事，而苏佩秋这样蛮干，大家因为惧怕曹汝霖的势力，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了。
当时另一个有名的大官李思浩，在庆余堂里也看中了一个妓女花云仙，花却死活不肯嫁给他。后来托辞南返，连李要买她的铜床作为纪念都不肯答应。最后还是我母亲另外介绍一个新上捐的小玲珑给他，花了3000块接走了。
这时在北京政府里最有权势的，要属徐树铮了。因为大权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而段却什么事都听徐树铮的。大家都在背后说，徐树铮是站着的段祺瑞。徐树铮也喜欢逛妓院，首先在庆余堂看中了苏芸仙老四。苏芸仙原有两个要好的客人，李律阁和邓君翔他们二人是朋友，相约轮流在苏处住夜。苏的生意好起来，由她生母另开栖凤院。苏芸仙房间的家具大部分是邓君翔出钱买的，窗帘、铜床则是李律阁买的，都是在临记洋行买的进口货。可是她却只玩弄这两位银行阔人，而另外爱上一位姓梁的穷学生。她居然使出手段让邓、李援引那学生在交际场中出入，不料后来发现姓梁的原来是个小偷。以后苏芸仙还是嫁给了徐树铮。徐树铮把苏芸仙娶进北池子的公馆以后，十分宠爱。徐树铮的公馆很大，而房间的陈设却很简陋，床上铺的被褥还是老粗布的。苏芸仙替徐大事铺张，换上了临记洋行的西式家具、苏绣锦缎的被褥……徐树铮喜欢哼昆腔，每天“鸡”呀“鹅”地曲不离口，他是江北人，字音并不正确。苏芸仙是苏州人，又会唱京剧，倒给他纠正了不少的音韵。徐树铮有间书房，每逢他要考虑什么事情，就自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任何人非经他呼唤不能随便进去，只有苏芸仙可以自由出入。但她的自由范围却不能走出徐公馆一步。徐的家庭人口很多，规矩很严，不许随便出门，苏芸仙的娘家人一概不许登门。
这时前清的一班王爷少爷们，虽然还常在妓院里跑，但不像往年那样可以随便挥霍了。庆余堂有位阔客黄稼寿，却专和王爷少爷们往还。黄稼寿是个日本留学生，自称大商人，在汉口接了一个妓女从良，名叫花彩贞。他来到北京，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买了一所很宽绰讲究的公馆（这个地方在敌伪时期曾经开过日本妓院），布置得十分华丽。他常陪同王爷少爷们在妓院里逛，看见哪个妓女顺眼，就花个三五千接出去。过个十天半月，妓女不愿意跟他出来再混，他也毫不留难。这一来，他的名气就在妓院里创开了。
黄稼寿还把王爷少爷们邀到他家里玩。吃酒、打牌，还有花彩贞和他的其他姨太太们陪着。而且又不用这些王爷少爷们花一文钱，真是再便宜没有的事了。日久天长，王爷少爷们和他的姨太太们发生关系。抟二和花彩贞搞得火热，弄得人所共知。黄稼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
原来自从民国成立以后，这班王爷少爷们只好靠变卖祖产过活。他们祖先遗留下来有的是古董字画、珍珠宝石，什么均窑、官窑……，在王公府上真是稀松平常。自从他们认识黄稼寿以后，凡是这些买卖古董的事都托黄代办。这些王爷少爷们本不识货，往往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三百二百地卖给黄，黄一转手卖给外国人，就是几十万、几百万。有时黄还拿些假古董代替王爷少爷们的真货色，真是说不出多少倍利钱。黄稼寿等于开了个变相的妓院，实际上却是一个没挂招牌的古董店。因此短短时间就大发其财，而中国的国宝却在无形中都流到外国去了。同黄来往的日本人最多，大概日本收藏的中国古董，有不少是从黄手中买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