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不但王爷少爷们变卖度日，最后连溥仪也常常把宫里的古物拿出来卖。邓君翔和溥仪很熟，溥仪常把东西押在汇丰银行，也常常把东西卖给邓。记得邓君翔曾给我看过一对小金丝灯笼，非常玲珑精致。他说这是一对宝贝，清宫里头来的。邓君翔说，他还买过一座宝塔，光是上面的珠翠，拆下来就摆满了几个大盘子。
我姐姐13岁就上了捐，是她自愿的，我母亲最初不赞成。张弧给她起个名字，叫香妃。交通银行的胡笔江带个头先捧三天。因为他和我母亲也是多年的关系。在清末，胡笔江开始跟在时素卿后面逛窑子，每逢年节开销，我母亲总是把时的账单开好，交到胡笔江手里，时素卿的开销照例由胡代付。说穿了，当时他是时素卿的一个挟皮包的，慢慢才在银行界露了头角。由于有银行界捧场，我姐姐在庆余堂真可以说是“开门红”了。
“黄金”时代
我姐姐上捐的那一年，是1917年。正是北京城里南方妓院最兴旺的时代，也是北洋政府在政治上比较稳定的时代。虽然南北没有统一，但是北洋政府在段祺瑞的统治之下，总算支配着大半个中国。由于段祺瑞大借外债，建立军队，财政上还可以敷衍支持。政府的大官、银行的买办固然大发其财，就是一般小官每月也有薪水可拿。因此南城的繁华区从前门外一直发展到香厂、先农坛一带。邻近八大胡同的香厂新建成了几条马路，家家是洋式门面的楼房，俨然有点上海、天津租界的派头。东方饭店成了最时髦的新式旅馆，新丰楼、六味斋……一家挨着一家的大饭馆子。街上还有小吃素人鞋店、马玉山饼干厂、美芳照相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等若干家从南方迁来的新式商店。在这里先后开设了两家上海式的游艺场院，一家是五层楼的新世界，一家是备有小型游园的城南游艺园，把上海大世界那一套经营方式搬到北京来。在新世界旁边，还建立了几栋上海式的弄堂，供人开设南方妓院，这就是东、西大森里和大安里。大安里一般叫做一等半，次于一等的清吟小班，而大森里则和韩家潭、百顺胡同的南方妓院地位相等。于是在生意最兴隆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清吟小班竟发展到72家，每家平均以五个妓女计算，就有400人左右。比起民国元年、二年(1912、1913年)来，这当然可以说是很大的发展了。
在南方妓女这样多，一个赛一个的时候，我姐姐能够“一炮打响”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姐姐本来长得漂亮，虽然只有13岁，但因身材不矮，也像个十五六的大姑娘了。我母亲也真会打扮她，给她梳上两个大圆头，头上戴的是两枝灿烂的珠花。那时已经不时兴穿裙子了，上身是窄小可身的绸子衣服，下面是肥腿的长裤子，配合衣服的颜色，镶着各种花边。手上还带着光彩耀目的钻石戒指，俨然有点贵族小姐的派头。房间的陈设直到三季的窗帘都是全堂新制，特地从洋行里面定购的头等货色。我姐姐虽然是个小孩子，不懂得什么，但却有一副好嗓子，唱几句谭派老生，倒也能博得外行称赞内行点头，都说“真有味！”每次见客、出条子有我母亲跟着代为应酬，就更能使客人满意高兴了。
但她头一年做生意就能这样好，还是靠着银行帮的力量。记得旧历年正月初一那一天，邓君翔在我姐姐房里请客，不但所请的33位客人一个不落，还额外多出了三个人，都是听说邓三爷在此请客赶来捧场的。汽车摆满了韩家潭，银行界里的头头脑脑没有一个不来的。如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冯耿光、吴震修，交通银行的曹汝霖、钱新之、时素卿、胡笔江，盐业银行的岳乾斋，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中南银行的王孟钟，大陆银行的谈荔荪；还有华比、中法等等几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按照妓院的习惯，每逢过年妓女自己的客人来到都要摆上果盘，客人照例要付出一笔赏钱。这一天，香妃屋里一共摆了八份果盘，这就说明在36位主客中，有8个银行老板是招呼香妃的客人。
我父亲、母亲那天自然拿出十二分精神来应酬这些阔人们。酒席做得格外精致自然不消说了，酒席上面所用家什器皿都与众不同。瓷器当然是江西细瓷了，盛12道大菜的是汉口订制的锡器，上面有盖子，上下镶着狮子滚绣球等各种花纹。羹匙、布碟都是银的，筷子却是金的，一双筷子一两重。正赶上大年初一，庆余堂照例悬灯结彩，房间里又点着一尺多长的龙凤蜡烛，陈列着各色各样的年糕、糖果、供品。连座上摆的巧克力糖也是新从正昌西餐馆买来的，上面也包着灿烂的金纸。
这年，徐树铮也对我姐姐大加赏识，牌酒不断。于是北京城里的大官都赶着来巴结。潘复当时就曾经送给我姐姐一副石镯子。他看见乌利文洋行有新到金刚钻方形女金手表，据说是瑞士最新的式样，也忙着买了一个来送给她。他的用意很明显，自然是希望我姐姐能够口头上做做人情，替他在徐树铮面前说几句好话。
不过，认识了徐树铮也有些不方便处。徐这个人心眼小，醋劲很重，别的客人便不敢再招呼我姐姐了。例如，梁士诒原是个有名的财神，他本是我姐姐的客人，但自徐来走动以后，梁士诒便不敢再来。
叶恭绰也是常在妓院走走的人。他曾认识一个妓女名叫陈兰香，是个南方妓女却在北班子里做生意。叶很喜欢她，把她娶了回去。陈生过一个女儿，不久就死了。叶恭绰伤心得不得了，听说曾经起誓要为陈兰香吃一辈子素，因此，妓院里都说叶二爷是个有情的人。后来叶又娶了一个妓女，名叫惜云 (3) 。不知怎么，徐树铮专喜欢拿叶开心。当他请客时往往预先关照在座的妓女们说：“一会儿玉虎儿（叶字誉虎，所以徐称他玉虎儿）来了，你们都逗他，拿他开开心！”他既这样说，谁敢不遵？于是叶一进门，从我姐姐起就和他大开玩笑。叶恭绰把一张脸窘得通红，徐还俏皮地说：“你们瞧玉虎，简直像个大姑娘！”
徐树铮常在妓院摆酒，也常在他自己公馆里请客，请客免不了叫条子，叫条子少不了要叫我姐姐。有一次我姐姐很晚才回来，向母亲哭诉。原来她被徐树铮用计强奸了。第二天他给我母亲1000块钱。
徐树铮后来又用几千块，在庆余堂娶了苹乡，还在春艳院娶了个小金刚钻，是同一天用花汽车接去的。徐树铮同时娶了两个姨太太，虽然都是年纪轻轻的，但徐却对她们很冷淡，家里一切仍旧听苏芸仙的。当时徐树铮正做西北边防督办，要到外蒙古去。有人就说：“徐树铮要用美人计，买两个美人，准备带到蒙古去，送给蒙古王爷。”
徐树铮所以能够在妓院里面抖这样的威风，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一手。人家都叫他小扇子，专能翻云覆雨。因为段祺瑞和冯国璋不和，他就出主意开新国会重选总统，捧出徐世昌，把冯国璋打倒了。为了选举国会，选举总统，他在西城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徐树铮以下，王揖唐、李思浩、曾毓隽、姚家兄弟……都是这里的头面人物，因此，一般都称他们作安福系。而这帮人都是妓院里面熟客，一向手笔最阔。所以我母亲常说安福系的老爷是最好的客人。她说，凡是做官的没有不搂钱的，可是搂了钱能够在窑子里面这么摆阔，除了安福系没有第二份了。她常说起，她开始在上海妓院帮着她妹妹沈丽卿做生意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刚从苏州上来的一个“大姐”，遇见李鸿章的儿子李四少爷来逛。她信手把李四少爷的马褂放在床上，李感到非常高兴，一伸手就掏出一张50两的银票赏给我母亲。我母亲初从乡下出来，第一次看见50两银票，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她经常向我们称赞李四少爷手笔大方。也常向客人们谈起，表示她曾认识这样的阔少爷，和北洋派早有历史渊源。可是要论阔劲，现在的安福系阔人们，比起当年李四少爷来那手笔就更大方了。
安福俱乐部虽系政治组织，其实是名符其实的一个俱乐部。每到晚间，吃酒、打牌、叫条子。而且当时为了办选举，这样大大小小的俱乐部性质的政治组织不只一处，处处吃酒、打牌、叫条子，自然给妓院里面开辟了很大财源。这些老爷们今天在妓院摆双台，明天在公馆或俱乐部叫条子。每到晚间，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真是车如流水，不时竟和前门大街一样卡住车，好不容易才能走过去。
当时一些阔人们除了在政治上进行赌博以外，打起牌来输个万儿八千也不算什么。在赌博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叫条子。叫去的姑娘不仅可以分点头钱，有时替老爷们打几把牌，换换手气，赢了以后还可以“吃喜儿”。这些赌博的老爷有些是为了消遣，而大部分则为了赢钱。要想赢钱，有时就要耍些花活，因此就难怪有人称他们作赌棍了。如潘复，后来虽然做过国务总理，但他也是以赌起家的。他曾在赢钱之后，拿出一万块钱来，替10个妓女赎身，每人一律1000。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漂亮，其实他只是借此建立他的信用罢了。
韩家潭的“花国总统府”
1920年安福系正在北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不料发生了直皖战争。段祺瑞、徐树铮他们训练出来的军队，闹了半天都是银样蜡枪头，一打就被打垮了。直军和奉军联合起来打败了皖系，安福派的要人都成了祸首。当然他们的腿长，都借着外国人势力一个个溜走了。听说徐树铮是逃到东交民巷，经日本人保护装在木箱子里运到天津去的。李思浩在京藏匿的时候，还偷偷约我母亲到六国饭店见一次面，扯了几个钟头，给了她400元。
却说政府要人们在台上的时候，倚仗有钱有势，都要娶两个姨太太。而在势力垮台之后，有些姨太太难免就要另打主意。曹汝霖的苏佩秋本来是曹宠爱的人，但是苏并不喜欢他，抓住曹汝霖一个把柄，就要求离开他家，还敲了曹汝霖20万块钱。苏佩秋带着20万块钱到了天津，就和一个陈三（名文波）姘居上了。她死后，陈三拿她的钱在天津开了国民饭店。后来陈三娶了张宗昌的七姨太太，她原是北京鸿升班的妓女名叫洪媛媛。张宗昌一死，她就带着很多钱嫁了陈三。
直皖战争以后，首先进北京的奉军军官是张景惠。张景惠一到北京就逛妓院，首先来到庆余堂认识了我姐姐。他是由北京侦缉队长、地头蛇李达三（名寿金，后来曾做过警察总监）陪着来的。奉军逛妓院与安福派不同。一个军官后面跟着起码有四个护兵马弁，跨着盒子枪。妓院只好把这些护兵马弁让到一些生意冷落的妓女屋中去坐着，但短不了要用好烟好茶招待。但他们还不开心，抽够了烟，也许悄悄把烟头塞在姑娘被褥里面。因此奉军的军官虽然手笔很阔，而跟着的护兵马弁却给妓院添了很多麻烦，所以妓院又喜欢奉军，又怕奉军，称他们作丘八老爷。
张景惠曾经要求在我姐姐处住夜，给5000块，我母亲没有答应。张又托人娶姐姐，也被敷衍过去。张景惠不久就走了，又来了长腿司令张宗昌。张宗昌认识我姐姐以后，也很中意。有一天他请我们全家逛万寿山，一同分乘三辆汽车在颐和园玩了一天才回来。进城时，顺便走到廊坊二条珠宝店给我姐姐买了一副钻石耳环，每只钻石约有四克拉，价值3000块钱。张宗昌很快就走了，奉军也离开了北京。
政局虽有变动，庆余堂仍然是北京城里屈指可数的妓院，而我姐姐香妃更是红极一时的名妓。有个蒙古王爷，名字忘记了，人称他林二爷，只记得他梳着一条大辫子，脚底下照例穿着朝靴。他经常到庆余堂来看香妃，每次稍坐一坐，开五块钱盘子就走了。总是一个人前来坐坐，也不请客打牌吃酒。可是这样一直继续了好几年。
当时北京的妓院既然正在繁荣，就有一些报纸专辟一栏记载妓院中各种动态，并给头等妓院起个名称叫做“花国”，而二等妓院则称为“柳城”，与戏剧界称为“菊国”相对待。除了妓院中形形色色的报道以外，还刊登一些无聊肉麻的诗词和替妓女捧场的文章，有两家小报专登这样文字。一家是《北京日报》的副刊《消闻录》，一家是《日知报》的附张《日知小报》。这些报馆的编辑、记者当然也经常在妓院出现，拿他们捧场的文章来夸耀，借此骗吃骗喝，有时也打个小小秋风。这些人在我母亲和我姐姐面前，从来没有受到正眼的招待。她们重视的只是《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辻听花。《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报纸，为当时政界阔人所重视。《顺天时报》副刊上所登载的捧场文章，也就比较为这些大人先生们所注意。辻听花这个日本记者每月拿着日本人的高薪，还有中国方面的津贴，举止阔绰。辻听花常到庆余堂来，我母亲总要加倍应付他，经常买些头等雪茄烟、巧克力糖等礼品到报馆去看他。每逢庆余堂有什么新来的妓女，我母亲总向辻听花打个招呼，在《顺天时报》上登一段捧场的文字。这些文字在大人先生们的眼里立刻起了作用。这也是庆余堂的生意能够蒸蒸日上的原因之一吧。
我姐姐就是在报纸的捧场下，当选了所谓“花国大总统”，庆余堂被称为“总统府”。有些客人说他们白天到中南海总统府，晚上到韩家潭总统府，才算办完一天公事。
在我姐姐当选花国总统以后，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是在第一舞台演义务戏，叫我姐姐去卖花。当时的中国政府每逢有什么自然灾害，从不想法救济，而只演几场赈灾义务戏，把所有名角集中起来演出。例如，当时有名的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陈德霖、龚云甫……都能聚会在一起合演《四郎探母》、《大 蜡庙》、《霸王别姬》等等，从开场戏起，都是名角。这在阔人的公馆堂会里本是很平常的事，但对一般市民说来，却是难得的好戏。所以一张戏票卖到五元（后来提高到八元、十元），头级包厢曾卖到100元，就这样也还是场场满座。这一次却又别开生面，动员了有名的妓女去卖花。我姐姐那天打扮得朴素中显出华丽，加上她花国大总统的名气，所以买一朵花起码要给10块、20块。卖了一场花，光我姐姐一个就募得了2000来块的捐款。这些捐款当然和义务戏的票价一道，交给主办义务戏的“士绅”和地方当局负责分配。至于有多少钱真正送到灾民手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1921年秋天，我姐姐嫁人了，她这一年17岁。对象是个华侨，广东人，名叫张剑鳌（可能是张弼士的儿子）。这一年轻阔客第一次来时，我姐姐不在家，他稍坐了一坐，喝了一杯茶，扔下200块钱就走了。第二天，他又由潘复陪着来了。据潘复介绍这是张四爷，张裕公司的老板，有名的华侨，这一次是带着钱到北京来运动做官的。潘复替他吹嘘，他今年虽然只有24岁，可是因为有钱，只要把钱花足了就可以当上财政总长。潘复和我们是多年的关系了，当学生的时候就认识我母亲，交情当然不比平常。他说的话，我母亲自然句句相信。我母亲正在替我姐姐的终身大事着急。由于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高不成，低不就，不是嫌对方没有财势，就是家里太太多，想找个年岁相当而没有原配的男人，又要有钱有势，那真是比登天还难。而张剑鳌恰好这几个条件完全具备，因此，我母亲先看中了他，对他应酬的十分周到。而张也看中了我姐姐。没有多久，就谈到嫁娶上来了。当然一切是我母亲做主的，姐姐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见。
婚事很快就谈妥了，订婚的礼物是一对钻石戒指，重36克拉，并说好了彩礼四万块。结婚的时候，完全按照当时最豪富的人家派头办的，由张剑鳌坐着花汽车来迎亲，姐姐穿着红色裙披风。张剑鳌赏给跑厅等人的赏钱每人20块。光是这一项，他就花了6000块钱现洋。我母亲为了配得这门阔亲戚，把我姐姐全部首饰都作为陪嫁，光是绸缎的被褥就有48床。嫁妆摆满了一条街。这样豪华的婚礼，在妓院里也是从来没有的，不但轰动了北京城，连上海都传遍了。小报上纷纷登载“花国大总统”下嫁的新闻。
我姐姐出嫁以后，凑巧我表姐忆琴楼已在庆余堂上了捐，就代替了我姐姐成为庆余堂的台柱。忆琴楼是我姨母沈丽卿的养女。沈丽卿是清末名妓，曾嫁给电政督办杨志轩，抱了个女儿。杨死后，她又下堂，也遇了火灾，就从上海来北京投靠我母亲。忆琴楼颇有我姐姐的派头，庆余堂生意能够照旧维持。
但是我姐姐的出嫁，只过了不到两个月的美满生活，就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张剑鳌的父亲是南洋华侨巨头，他在生前按照当地习惯，生育子女以后，（据近代工业资料，张弼士死于1916年）曾收养了两个印度人作为养子，这两个印度人由于一直帮着经营商业，无形中就掌握着经济大权。他们对于张剑鳌想到中国政治舞台上运动什么总长极不赞成，一个电报就把他所有存款都冻结了；又一个电报，叫张连夜回广东。张剑鳌匆匆离开了北京一去不返。在北京所负的债务无法偿还，债权人就请求法院把他的公馆查封，财产拍卖还债。结果我姐姐只带了一点随身首饰狼狈地离开了张家。她轰轰烈烈地嫁出去，现在不过三几个月，感到没有面目回家，就到上海闲住起来，等候张剑鳌的消息。但等了几个月毫无信息，她只好写封信给我母亲接她回北京，仍旧到庆余堂做生意。她离开妓院前后不过一年。当时的花报又把这件事当作头等重要的新闻大事宣传，说花国大总统又复职了。因为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就曾经一再离职、复职，所以花国大总统复职似乎也是可以媲美的。
在曹锟贿选总统时代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在妓女之中，为了争客人争风头，勾心斗角，也是很寻常的事。我姐姐这次再做妓女，就碰着一个劲敌——聚美园的亚仙。这时北京政局又有一番变化，曹锟已经通过贿选当了总统。他的男宠李彦青成了政界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妓院中照例称为李六爷。李六爷不知怎么看上了亚仙，极力捧场，而一般趋奉李六的人，也就狗颠屁股一窝蜂地给亚仙摆酒、打牌。李六的官并不大，但权势却压过了一切。这一点，连妓院里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王克敏当时急欲上台，便走李六的门路，和李六拜了把兄弟。王常请李六到家里吃饭，并把最心爱的姨太太小阿凤叫出来，应酬李六。总算他的心没有白费，又当上了财政总长。
在直系开始当权的时候，妓院的人们迷信吴佩孚，称他作小诸葛。但是吴佩孚的队伍进京以后，薛之珩做警察总监，头一条措施就是预收三个月的捐税。妓院是特种户，和珠宝商一样。拿庆余堂来说，一个月要上60块钱的乐户捐，3个月是180块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接着又加上了前所未有的房捐。这虽是一点小事，妓院中人却感到切肤之痛，对于吴佩孚开始失望了。
妓院对于曹锟政府的阔人们有点看不上，认为他们不如安福派那样大方，而且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有些土头土脑，像“阿木林”。
这时，香妃的客人是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跟前一个重要人物。可是吴那副打扮，活像一个土财主或者大掌柜，令人看不上眼。有一次曹锟举行一个重大的宴会，总长们都要穿大礼服出席，吴毓麟当然也不能例外，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把自己打扮得就像游艺园变戏法的大饭桶一样。不料在宴会中间，他感到两只脚非常不舒服，越待越难忍受，就悄悄问旁边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是怎么回事。顾向他脚下一看，原来他把两只鞋左脚和右脚穿反了。更可笑的是他在皮鞋里面，还穿上了一双老中式布袜子。
直系的要人不受妓院的欢迎，还因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喜欢男色。当时有些旦角演员为了博得这些老爷们的欢心，竟不惜把自己的家变成变相的相公堂子。吴毓麟、程克等总长们都有他们所捧的旦角，给他们置房子，办行头，如同前清时代的“老斗”。有一次，有个旦角演员在东车站丢了一粒钻石戒指，又心疼，又生气，告诉了吴毓麟。吴一听大怒，立刻打电话给东车站，限三天找回原物，不然就要赔2000块钱。结果原物没有找回来，只好由东车站赔出2000块钱才算了事。
曹锟时代的国会议员们由于贿选得到的几千块钱，少不得有一大部分要消耗在妓院里面。记得有一次议长吴景濂请客，我姐姐也去了。这次不是叫条子而是请客，姑娘也可以和一般客人一样，同坐、同吃，不受什么拘束。我姐姐每逢有这种请客的场合，照例都坐首席，而这一次一进屋门就看见坤角碧云露已经高高地坐在首座，表现得十分得意。碧云露当时正是风头十足的时候，一般人把她和金少梅、琴雪芳并列，称为坤伶三杰。琴雪芳曾经有大总统黎元洪捧，而碧云露来到北京以后，因为吴景濂曾出席广东国会，和她在广东有些认识，便也对她大大捧场。碧云露是我母亲的干女儿，和我姐姐也是要好姐妹。她见了我姐姐，笑一笑说：“对不起，我占了你的首座了。”我姐姐说：“没关系！”心里却想：“一个吴大头捧捧你，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八百罗汉，我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1923年，我姐姐第二次出嫁，嫁给董佑丞。这一年她19岁，董比她大三十几岁。
董佑丞，名士恩，江苏徐州府人。本来姓陆，弟兄二人，因为家里穷，自幼过继给舅舅，改姓了董。舅舅在李鸿章部下当护卫，供他读书。经张镇芳的提拔，带到盐务上做事，曾在哈尔滨做道尹，和东北方面有一些渊源。董佑丞的哥哥名叫洪涛，入伍当兵，民国以后居然一帆风顺爬到了甘肃督军。这就给董佑丞在政治上加上了大大的本钱。曹锟时代他曾被派做代表到西藏去迎接班禅活佛。我姐姐嫁给董时，他已经有一个太太，两个姨太太。因为他对我姐姐表示：只要嫁了他，对我姐姐家中大小完全负责。那时我三个哥哥读过书，可没做事，我母亲便极力赞成这门亲事。经董介绍，我三个哥哥一直在盐务方面获得了稳定的差事，连我父亲都被安插在财政部里当了一名稽查。
我姐姐再嫁后，我母亲对于妓院的经营有些消极，很想早点洗手。这时联芳班有个美云，生意很好，被王荫泰看中，用尽软磨功夫要美云嫁他。王荫泰是德国留学生，学会了外国人求爱的手段，美云终于嫁给他。可是不到一年就遭摈弃，她回上海又嫁给陈群。妓院中人早就认为王荫泰无情无义，叫他“西门大官人”。
段执政和张大元帅时代的最后一幕
1924年10月，正在直奉二次战争打得激烈的时候，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枪毙了李彦青。
冯军逮捕王克敏时误捕了他的哥哥，他趁机逃走了。王克敏走后，小阿凤还悄悄通知了我姐姐，董士恩就和香妃双双离开了北京，先到天津，转往武汉。凑巧这时寇英杰在汉口看中了碧云露，便托董士恩、香妃做了一个现成的媒人。总之，曹锟时代的阔人纷纷逃出北京，腿长的一直跑到大连住了脚，腿短的便到天津租界观看风声。
北京的市面立刻萧条起来，八大胡同一带曾经一度关门停止营业，后来虽又开了门，但那些银行老板和一些富商巨贾也都没有心思再去寻花问柳了。在此以前，南方妓院已经大大减少，最盛时期的72家，已经有半数以上亏本歇业。东西大森里只剩下9号、14号、21号等三家，百顺胡同、韩家潭的清吟小班也有许多关了门。政变以后，到了晚间，百顺胡同等处更是冷冷清清，行人可数。庆余堂也就在这时关了门。外边纷纷传说，我母亲做了十几年老板，至少剩下20万块现款。其实她一向场面太大，我姐姐两次出嫁，她又尽量陪送，所以到了洗手的时候，只有四万元现款存在汇丰银行。
不久以后，段祺瑞回到北京，就任了临时执政，安福派又卷土重来。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司法总长章士钊等都是庆余堂过去的熟客。但这批老爷们二次出山，远没有当年的豪气，再不像安福俱乐部时代天天牌酒不断、穿梭一样地叫条子了。据邓君翔告诉我母亲：“现在段合肥二次出山，是张作霖、冯玉祥两下里捧出来的，段芝老自己也当不了什么家，什么借外债、发公债都不容易，这些老爷们也就瘪的生司了。”
冯玉祥虽捧段祺瑞，却恨徐树铮。1925年11月徐树铮从国外回来，特到北京见段后，兴高采烈地赴津，不料刚到廊坊就被冯玉祥部下从车上“请”下来，立刻将他枪毙了。
徐树铮一死，他的姨太太萍香、小金刚钻都另嫁了人。至于苏芸仙，由于徐死以前已经离开徐家，带走不少东西，不久病死在苏州家乡了。
奉军二次入关，直到张作霖1927年做了大元帅，这个时期北京妓院又恢复了繁荣。虽然妓院和妓女的数目减少了，但是奉军那种挥霍的劲头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张宗昌常来北京。他往往一下火车就到妓院。他进入了妓院，一个人就招呼几个姑娘，还从别家叫条子，照例一个条子还可以带两个条子来。他看见姑娘，不管长得好丑，也不管他是否中意，一律每人50块。他往往走了一家又走一家，在胡同里面，他不再坐汽车，徒步在地下走，后面跟着一群妓女鸨母。还有一群捧场院架势的人，男男女女，黑压压一大片。他在妓院里少不了要打牌、吃酒。真是车马盈门，汽车几十辆，把街道塞得严严的。他打牌不管输赢，手边的钞票随便赏给姑娘，有的姑娘就把他当作活财神。
张宗昌用钱所付的钞票，都是山东军用票，在市面上不能行使。不过送到银行里一存，第二天就可以取出通用的中交钞票来。因此当时各家妓院都指定一个账房，每天要把收到的山东军用票送到大陆银行里去。至于银行为什么要收军用票，大概那就是奉军的威风当头吧。
张宗昌在各地妓院娶了很多妓女，从北京妓院中接出来的，我只认识洪媛媛、亚仙和莳花馆的亚珎。在他的姨太太中，亚仙、洪媛媛都是很得宠的。有些嫁给他以后便一直见不着面。亚（王尔）本来是个挺漂亮挺聪明的女孩子，嫁给张后还曾生过一个小孩，可是不久就被打进入了冷宫，永不理睬了。
张宗昌不仅在妓院里闹翻了半边天，还常在石老娘胡同公馆里请客、唱戏、叫条子。他常把当时有名的演员叫到家里去伺候。记得有一次张家大演堂会戏，正是张部某处作战打了个胜仗的时候，张一进场，台上就跳了一个双加官，张大高兴，立刻赏了500块。接着又进去一个大武官，台上又跳了一场四加官，也赏了400块。最后这褚玉璞到了，后台大献殷勤，跳了一个八加官。八个人在台上跳了一场加官，褚玉璞看了很腻味，不但一个钱不赏，还骂骂咧咧说：“跳什么，一群臭戏子！”那时戏剧演员在军阀官僚眼中就是这样。那时北京城里最热闹的所在，还有毛家湾国务总理潘复的公馆。潘复有个姨太太是在天津妓院娶的，得宠主事，一般都称她西楼大太太；东楼大太太是潘的原配，一天吃斋念佛。潘的内外大事，西楼大太太可以当一大半的家。
在顾维钧当国务总理的时候，红韵阁小掌班翠娟老八倾心顾维钧，扬言要嫁给他。这话传到了顾维钧的耳内，顾就叫了她的条子，时常到她院中走走。有一次顾维钧正在翠娟屋里说笑，有个杨节之叫翠娟的条子，顾不知道杨是谁，翠娟告诉他是鼎鼎大名的劝业银行总经理，当时顾感到不高兴。翠娟是我的旧同学，第二天我们碰见了，她把这事告诉我。后来劝业银行有了亏空，上了一个呈文请求财政部设法维持，公事提到国务会议，顾维钧大加反对说：“像杨某人这种人也能办什么银行？他不过拿大家的钱到窑子里面去耍阔罢了！我决不同意！”顾一反对，别人谁也不敢讲话。这时财政总长是阎泽溥（廷锐），我姐夫董士恩是次长。董住在舍饭寺花园饭店，我常到姐姐家去。有一次恰碰见阎泽溥也在董处聊天，他们谈到顾维钧反对杨节之的事，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把顾维钧吃醋的经过向他们说了。从此以后，财政部和银行界的人为了间接讨好顾维钧都来给翠娟捧场。翠娟立刻由一个起码的姑娘变成抓尖人儿了。可是杨节之却从此倒了霉，一直到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才又出头露面当上汉奸。
翠娟生意刚刚做好，从她上捐不到一节，就真地如愿以偿嫁了顾维钧。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到东北去了。翠娟在北京待了一些日子，又到东北找顾。顾给了她两万块钱，打发她回娘家。翠娟便去上海，又嫁了一个出名怕老婆的周作民。周死以后，给她留下了很多遗产。听说她回苏州又嫁了人，后来得了神经病。
张作霖当了大元帅，住在顺承王府。顺承王府也是天天打牌、叫条子，这是过去的总统们所没有做过的事。张作霖喜欢斗十胡，也有时候打麻将。每天都有批人专门陪他斗牌。跟张作霖打牌无形中有一条规矩，就是陪他打牌的人只许输，不许赢。有一天，不知怎么偏偏他输了。赢家里面有的把牌推开，一笑走掉了。只有张弧坐在那里不动，细细地数他手上的筹码，说赢了6000块。张作霖满肚皮不痛快，就叫马弁拿来6000块现大洋。张弧虽然没拿走，从此张作霖再不找他打牌了，他在张作霖跟前便一直黑得发了霉。
张作霖不但打牌有赢无输，逛窑子也是不花一文钱，另有部下代为报效。他经常把留香院的小香妃、美弟二人叫去过夜。他的部下便天天去给她们捧场院，吃酒打牌，一切花头都做得体体面面。当时财政部等于是张作霖的赌房，所以阎泽溥、董士恩等人都免不了要给她俩捧场了。
在张作霖最盛的时代，汇丰银行买办数一数二的大亨邓君翔突然出了事，私自逃跑了。他虽然是外国银行的买办，可是北京的中国各家银行大半都要听他的话。交通银行的曹汝霖、任风苞也受他支配，只有中国银行的张嘉璈还可以跟他抗一抗。这一次为了潘复上台，邓君翔为老朋友捧场，便买进了大批的九六公债。他这里买进，张嘉璈便在那里卖出，九六的行市一天比一天惨跌，结果邓君翔亏了200万块钱。因为汇丰银行的外国经理走了，换了新人和邓不熟，不给他帮忙。最后邓君翔只好一走了之。邓在银行界逞了20来年的好汉，就这么一下子垮了台。
而我家存在汇丰的四万块钱存款，却在邓君翔垮台之前完全取出。照我母亲解释，问题似乎很简单，存在汇丰只有三厘息，今后不做生意了，一个月多几个利息也是好的，所以就改存在中国银行了。
在庆余堂关门以前，我的表姐忆琴楼已经离开了庆余堂，另开了一家迎花别墅，在粱栖书寓的旧址。忆琴楼在庆余堂时，主要靠西门子洋行的买办鲍星槎捧她。她和鲍发生了关系，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鲍星槎把小孩接了回去另雇奶妈抚养，却没有接忆琴楼从良，只送给她3000块钱。我姨沈丽卿因有了这一笔收入，便离开庆余堂，独自开了迎花别墅。由于姐妹关系，我母亲对于迎花别墅倒是极力支持的。
施肇基有个儿子施老二，本来是个年轻的阔少爷，不知怎么居然爱上了忆琴楼，两个人打得火热。可是忆琴楼这时另有情人，并不爱他，不过为了他有钱有势，不能不敷衍而已。日久天长，施老二就有点察觉。常常起个五更来到迎花别墅，想抓住忆琴楼的短处。忆琴楼知道施老二动了真醋劲，也故意躲避着他。不料有一天，施老二说是到天津去了，忆琴楼一时大意，便把她情人留在院内住宿。第二天一早施老二又来了，一看房门紧闭，知道这次让他撞着了，便搬了把椅子在屋门口一坐，嘴里骂骂咧咧说：“太爷花钱，你贴人，我跟你泡了，看你小子怎么出来！”我的姨虽然也是久远世故，但对这位施大少也应付不了啦，只好打个电话把我母亲找去。我母亲也和施老二熟识，见了施老二死说活说，把施老二劝到庆余堂吃饭，劝告他说：“您是个阔少爷，干嘛呕这个气！犯不上，家里有太太，有少爷，身体要紧哪！”看他有点意思了，便又接着说：“她有情人，您也可以再找别人，气气她。总之，这就是逢场作戏，不能认真。姑娘不只一个客人，客人也不止一个姑娘。别看见面时候你亲我爱，拆穿了都是假的。我们常说‘客人好比后院的韭菜，割了一茬儿又一茬儿’。一个姑娘要只做一个客人，那一个院子里大大小小几十口喝西北风么？您要能够看穿了最好！”这个施老二也不是一个糊涂人，经我母亲一劝，居然大彻大悟，从此不逛妓院。施肇基听说以后，对我母亲大为称赞说：“开妓院的人，像这样的可真少有！”
庆余堂最后一个台柱子是梁素珍。在庆余堂关门的时候她说：“庆余堂不做了，别家我都不能搭班做生意，我也要回上海了。”她本来是“自家身体”，还买了两个养女，一个叫林宝，一个叫林妹。梁素珍虽然是个名妓，但因自幼受过鸨母虐待，买了养女以后，也把鸨母过去对她那一套用在养女身上。她还有根皮鞭子，每逢心里不痛快就拿打孩子出气。梁素珍到上海不久，就嫁了上海有名的大亨虞洽卿，立刻成为阔太太了。在她嫁人时，林宝14岁，林妹8岁，她没有把她们带到虞家，都交给人贩子转卖出去了。
庆余堂关门以后，我们便把家搬到城里西交民巷举毛胡同。可是由于在韩家潭开了十几年的庆余堂，一些南方妓院都和我家或多或少有些瓜葛。所以尽管妓院的生意不做了，但是南方妓院的情况一直通过各种关系直接间接传到我们家里来。
花园饭店住的都是些阔人。有一天寇英杰带着碧云露来到了北京，也在花园饭店开了几个大房间。寇英杰本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人，他看吴佩孚大势已去，自己手下还有些花子兵，便倒转头来巴结张作霖。他和董士恩本是熟人，由董引见张作霖，张当时便答应拨13万现款给他。寇英杰钱虽到手，还进一步和张作霖拉关系，就极力拉拢张的宠爱姑娘美弟，请客摆酒。可是美弟瞧不上他，没有发生作用。
花园饭店还住了一个上海花国副总统明珠老八，每天晚上都有奉派要人前来捧场院。陆军次长杨毓珣更是一天不缺，天天来到花园饭店明珠屋里面混。杨毓珣就是杨二虎，袁世凯第三个女儿的丈夫，明珠终于嫁给他。
明珠是我的干姐姐，她嫁给杨二虎后，曾找我到她家中住些日子。不料我到她家的第二天，就发现有一间屋子满摆着鞭子、棍子、老虎凳等各种刑具，墙上面血迹斑斑，感到阴森森的不由汗毛孔发炸。我还没摸清是怎么回事，只隔了一天，就看到一幕惨剧。这天早晨，杨二虎吃早点发现鸡蛋壳没有拣清，有一小块混在鸡蛋里了，杨二虎吃东西不小心卡了喉咙，他立刻大发雷霆，把厨子叫来，拿起一根皮鞭就向厨子身上没头没脑地抡了过去。厨子身上穿着一件白色小褂，都被血水染成通红了，还是直挺挺站着一动不动。明珠在旁愣愣地看着，也不向前相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当天下午我就借故回家，不再住下去了。
在国民党北伐军节节胜利、奉军仓皇撤退的时候，杨二虎也慌忙化妆准备逃走，却被明珠一把拽住，硬逼了他两万块钱。明珠后来嫁了汪精卫的秘书余某，我们称他八姐夫。现在他俩在香港开按摩院呢。
这时候和奉军有关系的阔人一个个离开了北京。收容这些下野阔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天津的外国租界。北京的妓女过去本是寄生在北洋军阀官僚集团上面的，因为北洋派起家，她们才一天一天阔气起来，现在北洋垮台了，她们也只好纷纷出去跑码头。收容这些妓女最多的地方也是天津的租界。而且在天津不用领执照，开妓院只要在旅馆里开一个房间就可以接客。最初是在陈三所开的国民饭店，随后交通、惠中两个大旅馆也都辟了一层楼，专门收容妓女。旅馆里的茶房还管介绍客人，从中得到一笔回扣。妓女落到旅馆也用不着做什么花头了。开盘子的客人也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住夜，成了百分之百的人肉市场，把清吟小班的一块遮羞布撕得干干净净。
但是北京的南方妓院还并没有全变，遗留下来的十来家，还是有些生意可做。因为北伐以后的新贵——国民党的新军阀、新官僚，既免不了要逛窑子，而旧军阀、旧政客有许多摇身一变成为新军阀、新政客，更没有忘记过去纸醉金迷、寻欢取乐那一套。加上北京的银行帮、商人，仍然存在，再加上北京的一些寓公，北京妓女就还有她的市场。不过情况变迁，妓院内部也就大非昔比了。
至于我的姐姐，后来由于董士恩的一妻二妾相继去世，她和董也过了一段一夫一妻的生活。董在1949年70多岁时死去，那时我姐姐才45岁，一直寡居到现在。她在新社会教育改造之下，已经重新做人了。
【注释】
(1) “粱栖”两个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法，事隔多年，也无从查问了。
(2) 大姐，是鸨母雇用的，陪着妓女出堂差，应酬客人，但名义上并不是妓女，也不接客住夜。所以上海妓院中说：“妓女有价，大姐无价。”
(3) 惜云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才和叶脱离。
北京清吟小班之内幕
张文钧
从书寓到清吟小班
旧社会的娼妓，如果按地区来区别，可以大体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系统，而南方的娼妓主要又分为苏帮和扬帮。在全国各地，南方的娼妓，以扬帮势力为最大。但北京，从清末直到解放，只要是南方妓女，几乎毫无例外，都自称是“苏州人”。可以想见，一直是苏帮所垄断。
为什么苏帮能够垄断了北京的娼妓市场？这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因为在清朝，北京上层社会，根据当时的法律制度，只能在相公堂子摆酒打牌，寻欢作乐，而不许狎娼嫖妓。一直到清朝末年庚子事变前后，才有南方的娼妓从上海到北京来淘金。这些娼妓都是出身上海的长三堂子，属于苏帮，因为在上海混得时间长了，年老色衰，生意渐趋冷落，就想出外开开码头，恰好北京过去没有南方娼妓，物以稀为贵，而北京又是王公贵族、巨贾豪绅聚集的国都，如果机缘凑巧，遇见一两个较好的户头，未尝不可以捞上一笔。抱着这种想法来到北京的上海娼妓，起初只不过寥寥几个人，而有名的赛金花即是其中之一。她们最初在西城一带，赁住民房，铺设摆饰，俨然是大家的公馆，客人要去作乐，开始必须经过熟人的介绍，一般都是偷偷摸摸的，并不公开；和相公堂子的公然筵会，显然不同。所以在这个时期，娼妓人数不多，而且等于北京所谓“暗门子”性质，只是一种私娼。
庚子以后，北京创设了警察，当时负责北京市政的当局，打出了“寓禁于征”的招牌，凡是娼妓，都要上捐领照，如果不上捐，一旦被警察抓住，就要按照私娼严格法办。那时北京的南方娼妓不多，一般生意都很好，而且当时北京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一个妓女出门，因为头上所戴首饰头面，往往值到几千两银子，常被匪徒打劫和绑票勒赎，也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纷纷请求上捐。而且当时的衙门还故意奇货自居，并非一请就准。拿我母亲创办庆余堂来说吧，同时请求上捐的就有五六个人，谁知哪位老爷看上了我母亲，问了几句话，就把一张捐照从公案上扔了下来，仿佛准你开窑子是“皇恩浩荡”，我母亲感到似乎中了一张彩票，兴高采烈地转回家来。可见当时要在北京开妓院领捐照，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妓院自地下走入公开以后，组织庞大了，收支增加了，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不像从前一个妓女租一所房子，用两个佣人，便可以支撑起来一个门面。因此，就把上海长三堂子那一套规矩搬到北京来，妓院的老板（掌班）和娼妓、鸨母或为一个妓院内部的两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打一个比方来说，有点像旧社会戏园子的前台与后台。那时候经营戏园子的人，也叫做老板（后来改称经理）属于前台。前台邀请一个戏班（早先称为三庆班、四喜班，后来又改称为社）或在本来戏班外，另邀几个名角来演戏；后台的演出事务，由戏班负责，当时称为后台管事的。在后台管事的安排下，演员上台演戏，演完戏从管事的那里领戏份。每天戏份怎样开法，这一天卖票的收入是否由前台与后台批账，或是由戏园老板开发包银，都由前台老板与后台管事协商办理。妓院的情况也仿佛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