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老板从官方领到执照，就可以公开营业了。由他（或她）承租一所房子，里面的装修、陈设、酒席、场面、人工、伙食，一切开支以及对外交涉，都由他负责。以庆余堂为例，雇的零工，就有一个内账房、一个外账房、三个厨房师傅、四个跑厅、四个伙计、一个更夫，此外，还有几个娘姨。打更的，专管值夜；四个伙计，负责扫院子、揩地板、买东西等等；跑厅的则负责接待客人，如有客人来了，打帘子、打手巾、赏钱谢赏等等，外账房专管开放来客的车饭钱、局钱；内账房是管理这一个妓院的会计出纳，妓院老板和妓女、老鸨之间利益如何分配，这一笔账都由内账房经管；娘姨也是南方人，代为照料一些事务。另外，还有两个北方女佣人叫做粗做娘姨，在南方妓院中，北方女佣人待遇很低，工资也很少，只做一些浆洗打杂的事务，一般不能在客人面前出入。以上都属于妓院老板范围之内的事，也就是妓院的前台。
妓院的后台，自然是以妓女为主。正如一个戏园子要有一个或两个台柱子一样，妓院里也必须有一两个生意较好的红妓女，才能维持妓院的开销，才能谈得到赚钱。一个妓院一般至少有十几间房间，所以至少需有五六个妓女，才能把场面支撑起来。红妓女总住在妓院的正房或者楼上最大的房间，生意好的，还可以多占两个房间。而其余妓女则分配在厢房、前院，房间狭小，铺设也不甚华丽，等于戏台的配角或跑龙套的演员。如果妓女身体自由，是自己出来混的，在南方妓院叫做“自家身体”，为了应酬招待客人，她可以自雇娘姨，一切要服从妓女的指挥。不过这种“自家身体”的妓女，通常年龄较大，年轻的妓女多半没有自由，一切要听鸨母的。也有些鸨母和妓女是嫡亲母女关系，但绝大多数的妓女是鸨母买来或典押来的。这种鸨母称作领家。有领家的妓女，所有对妓院老板的交涉，都由鸨母出面，妓女成了鸨母赚钱的工具。鸨母和妓女既然叫做苏帮，自然以苏州人为最多。有些妓女，年纪大了，便自己买两个女孩子来做妓女，自己成为鸨母，也有跟随妓女多年的娘姨，在妓院里混久了，对这碗饭眼热，便也买一两个妓女，上捐做开了生意，自己便由伺候人的娘姨，升为鸨母。妓女，以卖绝者居多，但也有些人因为生活逼迫，只能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做这项最不堪的生意，但不愿骨肉永久分离，不肯卖绝，便把女儿押给鸨母，言明三年五载之后，可以原价赎回。虽然所得身价较少，但因多少还有家人团聚的希望，便采用这种办法。日后生活好转把女儿赎回的人，究竟是少数，多数是妓女生意做红了，手里积蓄了一笔钱，自己把身体赎回来，或为自家身体，继续做生意。卖绝的妓女，只要积蓄的钱多了，也可以自己赎身。鸨母要买妓女，最初是到苏州，后来也有到别处买来的，让她学会苏州话，便充作苏州人。北京妓院发达以后，有很多当鸨母的，就在北京等地，买些五六岁的小女孩，带回苏州住上一两年，学会一口苏州话，把北京话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带回北京，等她长大、上捐，便也称是苏州妓女。民国初年，还是反动统治最稳定时候，江苏北京又是繁庶的地方，竟有这许多人家必须典卖儿女才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从前面所说，可以看出老板和鸨母、妓女是两回事。为了开妓院，老板要准备一笔资本，上捐、租房子、铺设房间；雇用账房、跑厅等人，除了准备客人的酒席、饭菜以外，还要负担灯、水、电话和一切开销。而鸨母主要是以妓女作活的资本，此外，就是妓女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还有客人来的时候，那些茶水、烟卷、瓜子、糖果之类，要由妓女房间自备，除此以外便没有什么开支了。妓女的衣着穿戴，等于唱戏所用的行头，在清朝末年讲究珍珠宝石的头面，要置一份，就要几千块钱，一般妓女置办不起，便只好向商人租来使用，每月付出一定的租金。民国以后，不时兴什么珠钻的头面了，但红一点的姑娘，手上短不了要戴一两个钻石，至少是宝石的戒指。如果没有力量购置，也只好租用。至于妓女迎接客人的收入，也就是妓院的全部收入，按照妓院的规定，由老板和鸨母或妓女双方分配。分配的比例，基本上是对半平分。
不过，我还应当补充说明一点，妓院的老板虽然和妓女是两回事，可是妓院老板的出身也和妓院有着一定的渊源，所以老板的女儿也可以上捐充当妓女，这种妓女称作小掌班。一方面是妓女，一方面又是掌班，在妓院里面可以说是比较自由的人物。当年北京很多妓院都有这种小掌班，并不特殊，只有后来大森里九号的美弟，自己开了一个妓院，而整个妓院只有她一个妓女，她可以把全部收入，除开支以外，归入自己腰包，那倒是比较罕见的。
北京的苏帮妓院，在清末称为书寓，那时沿袭上海长三堂子的习惯，表示妓女只是出堂差、卖唱的，卖艺不卖身，和么二专门接住客的不同。在警察局公开承认妓女是一种“营业”以后，苏帮的妓院，称为清吟小班，也表示是以卖唱为主。在民国初年，北京的清吟小班只有寥寥的十几家，有一两家在陕西巷，多数开设在韩家潭、百顺胡同。但几年以后就发展到72家之多。为什么妓院越开越多呢？第一是在香厂新建了东大森里、西大森里两幢楼房，可以容纳几十家妓院；第二，是领捐照方便了，只要花500块钱就可领到一张捐照，开市大吉；第三是民国初年，妓院生意较好，一些吃妓院饭的人，都愿意独立经营，自搞一个门面。在当时只要有1000块钱资本，就可以开一个妓院，当上妓院老板。
根据前面所说，开妓院要用许多资本，为什么1000块钱就能够用呢？因为当时妓院姑娘多，客人多，东西多，唯恐有什么遗失，故规定妓院的账房、伙计们每人要交100块钱“押柜”，等于是一笔保证金，作为有什么意外时的赔偿。这样，如果开一个妓院便可以从雇佣的账房等人身上搞到一千五六百块的“押柜”，除了领捐照，还可以富余一千来块，作为铺设房间、修理门面的用项。另外，再准备1000块钱，连流动资金都富富有余了。当时妓院渐多，吃妓院饭的人俨然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彼此都熟识了，遇有什么需要，可以请一个“会”。如果50块钱一会，有20个人便可凑成1000块钱了。当时当老板的人入会最多，30一会，50一会，纷纷凑钱开妓院。而那些当账房伙计的，也各有打算，往往自己在这家当账房，又和另外一家发生关系，自己不能去，另雇一个人去干，好从中分钱。
当时的妓院既然是这样开起来的，老板资本不雄厚，不敢接太有名的妓女，而那些红妓女也不愿到这里边去混。于是彼此凑合，开张再说。生意好了，固然可以赚钱，来个皆大欢喜，如果生意不好，便只好向放高利贷的人借些钱，暂且维持，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当老板的便一跑了之，结果把那些账房、伙计都坑在里边了。
因此，苏帮妓院发展到72家，只有很短的一二年，不久，新开的妓院就又纷纷关门了。两个大森里，只有9号、14号、21号三家生意还不错，大森里21号后来搬到韩家潭，改名留春院。这时清吟小班只剩二十几家了。
末等饭，头等规矩
北京的娼妓原是封建制度下面的一种产物，所以和当时的任何一种行当一样，都有很严格的“清规戒律”。
苏帮妓女本来因袭上海长三堂子的制度，妓女和客人的关系，主要是打牌（苏州话叫做碰和）、吃酒、出条子（苏州话叫做出堂差）。客人到妓院闲坐，虽然也有烟、茶招待，但只作为一般的应酬。由书寓改为清吟小班，吸收了北方班子的做法，才把客人到妓院吃茶闲话，作为客人进入妓院，认识妓女的第一步，名为“打茶围”。由于客人来后，妓女要拿出一盘瓜子儿来招待，客人临走时要付出一笔费用，这用妓院的行话说，叫做“开盘子”。“盘子钱”规定是l块钱，后来客人为了表示阔绰，一般都给2块钱，就叫做双盘。北方的班子一般都保持一块钱的盘子钱，而清吟小班普遍都是双盘，偶然有人照规定付l块钱，背后就称他作“膏药”客人，显然含有轻视的意思。而一些达官、豪商，打一个茶围，临走给一张5块、10块票的也未尝没有，这就属于例外了。
按照清吟小班的习惯，客人们走进妓院，门口照例有伙计们大喊一声“来客”，如果这批客人是第一次走进这家妓院，便由跑厅把他们让进一间房间，随后跑厅照例要问一句：“老爷们有熟人没有？”如果客人摇摇头，表示没有，跑厅便大喊一声“见客”。这时妓院的妓女们便一个一个从这间房子门前（或走进到屋里打一个照面）走过，在每一个妓女走过时，跑厅便高声唱出妓女的“花名”：“小小”、“珍珠”……之类。对一般妓女来说，“见客”是她们获得主顾的主要门径，所以在见客时，必须打点精神，卖弄风姿，引起客人的注意，而红妓女，生意忙，就往往不见客，即使客人指名提出来，跑厅也往往回答“条子去了”。必须有熟人介绍，才能见面认识，以示红妓女的特殊身份。
在全院妓女都见过客以后，客人们如有中意的人，可以告诉跑厅，便被转让到这个妓女的房间。房间如另有客人占有在先，那就仍留在原来的房间里。随后便有这个妓女的娘姨或鸨母，拿出盘子来，并给客人倒上一杯茶，这就叫做上盘子，表示这个客人已经在这个妓院里挑中一个妓女了。但是，如果客人们并没有欢喜的人，可以向跑厅摇摇头，表示都不中意，随后客人们便扬长走出妓院，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当时也有些穷极无聊的人，每到晚间，成群结伙，到妓院中“见客”，结果是一连走了几家，并不挑中任何妓女，就分头散去。妓院里对这种人虽然头疼，但也无法可施。不过，一般说来，“既在江边坐，必有观景心”，走了一两家之后，总要挑个人，打打茶围的。
在娘姨上盘子以后，总要向客人们问一声：“哪位老爷招呼？”如果座中有人点头示意之后，这个客人便成为他所招呼的妓女的“客人”，而其余陪同前来的，则称为“朋友”。在社会里，甚至在妓院也有一套封建道德。一个客人挑识一个妓女以后，今后只有他在这里可以享受“嫖客”的“权利”，尽“嫖客”的义务，算是和这个妓女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朋友们则只是从旁谈笑凑趣，叫做“镶边”或“喝边”。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朋友妻，不可欺”，这个道德观念也被推广到了妓院里面。朋友所招呼的妓女，便不可以再行“招呼”，否则便违反了“道义”。有人看中了朋友认识的妓女，愿意招呼她，这个妓女根据“道义”，也要表示拒绝，必须经过一番周折，玩弄一些花样，才能对这个妓女上盘子。这叫做“割靴腰子”。有时，两个人共同认识一个妓女，往往故意一块打茶围，这叫做“会靴”。一般说来，客人的“朋友”来到这个妓院看这个妓女，也可以用烟茶招待谈笑而去，但决不拿出瓜子盘来招待，客人也不用开盘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借一个“盘子”。客人对妓女有了意见，十分恼恨，可以“下盘子”，等于划地绝交一般，非有最大嫌怨，决不采用这个最后手段。所以按照他们的规矩，盘子就成了客人的象征了。
上了盘子以后，妓女便拿出香烟来，一支一支向客人及其朋友们递过，点上，并含笑问：“贵姓？”按照规矩，必须一一敬过朋友之后，才轮到“客人”，仿佛客人便是这个屋子的临时“主人”，而妓女则是临时的“主妇”了。一般妓女，照例也要对朋友特别殷勤，唯恐“朋友”挑眼，“客人”就是想来也往往不便来了。
妓女对客人招待殷勤，叫做“上劲”、“灌米汤”；如果冷冷淡淡，不甚敷衍，便称作“冰桶”、“松香架子”。但第一次见面，一般也只作些照例的寒暄。大家坐了一会儿，便开盘子，走出这家妓院。但仅仅来过一次，妓女和客人的关系，还不算确定，必须在第二天（当天也可以）再来一次，叫做“回头”，这样才算把关系固定了下来。如果一去而不回头，表示对于这个妓女的侮辱，也使同院对她轻视，认为她拢不住客人，所以妓女对于这种情况是非常怨恨的。
在民国初年，妓院对“打茶围”的客人，并不重视。因为盘子钱即使以2块钱计算，妓女和老板双方平分，都只能分到1块钱，仅就妓女来说，要拿出瓜子、烟、茶来款待，当时一般清吟小班准备的纸烟，起码也都是小炮台，如果遇见一帮恶客，久坐不去，吃了许多瓜子、陈皮梅，吸上若干支香烟，那么，这1块盘子钱还不够她的老本呢。这种恶客，虽然并不多见，但盘子钱的收入毕竟不多，所以妓院和妓女对此并不看在眼里，主要在于“做花头”。
所谓做花头就是前面所说的打牌、吃酒了。在旧社会里，打麻将成了最普遍的娱乐。在妓院里作乐，首先离不开打麻将。打麻将就要抽头，在妓女那里打一场牌，原来规定是12块，后来提高到14块，这笔开销就是由头钱里支付的。推牌九或打扑克，因为输赢较大，所以费用四倍于打牌。以一场牌计算，这十多块钱按一定的比例分配，老板、妓女得大头，而阔绰的客人在开销时，往往比规定多若干倍，如银行帮就有个习惯，打一场牌一律给120块，超过规定10倍，难怪妓院中都把银行帮当作财神看待了。在打牌的时候，妓院照例备有一桌“牌饭”，虽然是便饭性质，但也有四个凉碟几道炒菜，相当丰盛。这样牌饭，仍由老板准备，不另收费。
吃酒的酒席，在妓院里是以台计算的。一台酒，在清末要54两银子之多，而那时饭庄子里的一桌席也不过几两银子而已，可以想见它的价格是如何的昂贵了。民国以后，改用现洋，一台酒也要52块钱。当时的洋面，只卖两元一袋，一台酒的开支就等于26袋洋面。清末的南方妓院，主要还是以酒席来号台，既要胜过一般饭庄子肴馔的丰盛，又要赛过相公堂子设备的华丽，所以妓院对于酒席的做法，房间的布置，的确也挖空心思。据我所知，庆余堂的一桌酒席，有4干果、4鲜果、4个凉盘、4个热炒，10道大菜、燕菜、银耳、鱼翅、紫鲍之类，应有尽有。全堂银家具，瓷器一律用江西细瓷，冬天则用锡器。酒饭是由老板准备的，所有收入，除了酒饭成本，也按比例，由老板、妓女、账房、伙计等人分配。一桌酒席要52块钱，似乎有些多得惊人了，但是那些贵客，为了表示自己的手笔阔绰，为了博得妓女的欢心，往往不只摆一台酒，有的摆双台，有的摆双双台，有的根本不必真个摆酒，只口头说一句：“挂10台”或“20台”。便按照这个价格付款，那么，这一笔开支下来，往往就是一二千元，可以称得一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了。
客人为了自己的应酬或讨好妓女，“做花头”本来属于自愿。当时有些红妓女，生意忙，要想在她房间里摆桌酒请回客，还必须前若干天通知，预先排完日期，才能办到。但这种红妓女，究竟不多，一般妓女难得有一二个肯做花头的阔客。这样就须由妓女要求客人给她做做花头，捧捧场。做花头，是妓院、妓女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所以清吟小班，每一节中都有三次机会。让妓女向客人请求或暗示做花头捧场，这叫做开市和宣卷。每家清吟小班，每一节总要开一次市，开市以后，每隔一个来月，要做一次花头。时间虽然不固定，但前后都差不了几天。开市的那一天，妓院里要悬灯结彩，俨然一个喜气洋洋的节日景象。宣卷的时候，还要在堂屋挂上神像，请一批老先生来宣卷，这些老先生都是南方人，专做这个买卖。宣卷时，口中念念有词，大概也是一种“有本之学”吧，可是我们始终听不清他们究竟唱了些什么名堂。在宣卷那天，老板要特别准备东西，请全班男女吃一餐，可是宣卷似乎也和迷信有关，但主要大概是为了财神爷吧。如果客人不自愿来报效，妓女便会向他讽示，或者明白表示：“请帮帮忙！”这样，除非这个客人不想继续在这里玩下去，否则硬着头皮也少不了要应酬应酬。每逢开市宣卷的时候，全院的妓女都在暗自竞争，看谁的牌酒最多，谁最红。由于各家妓院开市宣卷的日子都差不多，所以无形中在妓院之间也展开了一场竞赛，看谁家牌多，花酒多，生意最好！
不过，在妓院里面，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还要说是过年。从除夕开始，全院就悬灯结彩，红烛高烧，到处洋溢着新年的气象。供桌上供着各色各样的果品、年糕，上面都摆有用红纸剪成的喜字或图案，院里屋内都烧有高香，院里按南方习惯放有炭盆，木炭上面放有松枝松球，火光熊熊，松枝噼啪作响，全院的男女都穿着新衣服，妓女头上还带有红绒花，光从表面看来，似乎都是兴高采烈，正是欢度新年，至于内心里究竟是在欢喜还是在哀愁，那就没有人去管她了。
在过年的时候，客人来到妓院，照例要上果盒。平时妓女房间的瓜子、糖果是由妓女准备的，但过年的果盒则是双份，老板和妓女双方都要摆上一个果盒。以红漆嵌丝的果盒里，放着一个一个小果盘，里面摆着莲子、桂圆、荔枝、桃红、松子、燻青豆、蜜枣、浇切南糖、云片糕等。鸨母或娘姨还要一样一样，抓给客人吃，每抓一样，都有一个名堂。如栗子，是“烈火轰轰”（苏州话，栗与烈同音）；青豆是“亲亲热热”；核桃是“对本对利”；云片糕是“高高兴兴”；南糖是“甜甜蜜蜜”；蜜枣是“早生贵子”……总之是一切吉祥的话头，不是预祝客人发财，就是暗示客人与妓女的关系甜蜜和谐。果盘之外，还有炸年糕、炸春卷等等点心。年糕当然又是“高高兴兴”了，春卷则是“多挣金条”，都少不了一句吉利话。什么蜜柑、青果……在妓院的习惯，又都是“元宝”的象征。过年，妓院要上果盘，客人就照例要“开果盘”，一个果盘，开下来，一二百不等，至少也等于20个盘子钱。这时，屋里娘姨上前称谢，院里的伙计由跑厅带领，打千向客人谢赏。过年的规矩还不只此，因为过年比平时开市更隆重，所以客人都要摆开台酒。由正月初一到十五为止，都叫做开台酒，不但酒席格外精致，而且照例铺着大红桌布，连擦筷子的纸头都是红纸片，衬着熊熊的炉火，映着摇摇的烛光，加上几分酒意，而主客心中都已春风飘荡，早忘记屋外还刮着凉冽的北风，街头还有多少露宿者了。
除了做花头之外，妓院和妓女还有一项主要收入，就是叫条子。妓女出条子，照例带着一个琴师，给她唱戏时伴奏，在妓女唱过之后，客人照例要赏给琴师一二块钱。而妓女出条子的代价，照例是一节一算，临时只付几角钱（当时是四吊或六吊铜元）的车饭钱。妓女有时在妓院出条子，也到饭庄宴会去出条子。出条子，除了唱一段戏之外，就是陪客人吃吃酒，谈笑两句。照例斜坐在客人身后，并不同桌吃饭，只有最熟的客人，才同坐同吃，那已经不是当作条子对待了。妓女出酒席的条子，照例是少坐一会儿，说声“晏歇（等一会）请过来”便告辞走了。这种条子，虽也有一笔收入，但究竟收入不多。妓女们最欢迎的是城里公馆条子，因为这些公馆条子，不但给的钱多，而且客人都打大牌，输赢很大，客人赢了钱，吃点“喜儿”，往往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清末良三部公馆，民国以后军政要人和银行帮的公馆条子，都是当时红妓女最欢迎的生意。
打开窗户说亮话，娼妓本来是以卖淫为业的，清吟小班也规定有住夜的代价，一夜12元，比北方班子要多两块钱。不过，在民国初年，清吟小班的妓院与妓女，都并不重视这项收入。原来上海妓院习惯，称妓女为“先生”，没有接触过男性的雏妓，叫做“小先生”。“小先生”第一次接待客人，称为“梳栊”。开始接待客人的仪式，也很隆重，仿佛新婚的洞房一样，燃点龙凤花烛，也称作“点大蜡烛”。梳栊以后，就成为“大先生”，表示可以留客住宿了。有些妓女，实际已不是处女，却自称是“小先生”，别人就嘲笑她是“尖先生”。北京的清吟小班，一般都说苏州话，所以也沿用了上海妓院的称呼，有什么“小先生”、“大先生”的分别，但同时也接受了北京的习惯用语，把“小先生”称为“清倌”，“大先生”称为“红倌”，“梳栊”叫做“开苞”。客人给一个妓女“开苞”，当然要费很多周折，做许多“花头”，而且要付出一笔相当大的代价，不太简单。即使是“红倌”，一般也要做了多少花头以后，才能住夜。客人在开始住夜以后，便被称为“恩相好”或“恩客”。清吟小班的妓女，当时很少留客住夜，因为住夜以后，也必须“回头”，并把关系维持下去，否则，一去不返，则这个妓女感到很失面子，而且将被同院妓女传为笑柄。所以她们宁可和客人在外面偷偷地开房间，“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不愿意公然留客过夜。
记得当年在我对门住有一个鸨母，名叫王老四，也是苏州人。她买了女孩子，从不往头等班子里送，而只在二等茶室中上捐。我们曾问她：“为什么你爱在二等混事呢？”她说：“头等讲派头，开销大；二等有赚无赔，每天见钱。”随后她便详细地把二等妓院的情况讲给我听。原来二等没有什么花头，一节只有一次“打牌”需要捧场。平时一个盘子只要4角钱，打茶围的客人也不多，主要是住客。只要有住客，鸨母就足了。怎么足了呢？王老四说：“有了客人，首先就问客人吃不吃点心，客人总得说吃。于是就给客人叫点酒菜，这都是外面馆子送来的（所以韩家潭一带饭馆有限，而王寡妇斜街，石头胡同那边中等饭馆都特别多，就是因为住客照例总要叫酒要菜的缘故）。酒菜送来，姑娘当然跟着吃，还给我们叫份点心，吃不了，还可以往家里拿。客人住下了，我可以跟客人要车钱，起码几毛，少了他也拿不出手，再加上1块钱‘下脚’钱，这就稳赚1块几毛了。住客，二等是6块，掌班3块，我3块，里外就是四五块。有两个孩子，就可以挣十几块，而我1块钱的开支也使不清，不比班子里有那么多挑费。虽然不见得天天有住客，但平均下来，一天一个是靠得住的，再加上盘子钱，一天总可以到手五六块，不比头等省心得多吗？”
王老四所说，确是事实，头等挣钱，没有二等方便。可是头等虽不以住客为主，但一场花头，收入就不少。再加上头等班子遇见妓女有了好客，接妓女“从良”，一笔身价，起码就在一千以上。遇见阔人儿，三千五千，也很平常。有些妓女从良以后还和鸨母当作亲戚一样来往。有了这样好亲戚，自然就有不少油水，而这些又不是王老四之流二等妓院的鸨母所能得到的了。
妓院里面，清规戒律很多，我一时也想不完，说不尽。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妓院有句俗话，叫做“龟嫖龟，一担灯草灰”。凡在妓院做事的，一般都称作“乌龟”，凡是妓院里做事的人，本身和他家中的子弟，都不许在妓院里面打茶围，充客人，否则，一经查出，就要罚他吃下一担灯草灰去，不然决不放他过关。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京剧演员姚玉芙的父亲原来是个在妓院剃头的，后来姚玉芙学戏成名以后，有一天到红韵阁去，被账房发现了，把他叫到账房，大兴问罪之师，一定要照这条老规矩办事，罚他吃一担灯草灰。后来经人出来说和解劝，才得平安无事。可见这条清规戒律一直保持很久。不过头等妓院的伙计，到二等三等去逛窑子，都很平常，不在限制之列。
由于班子里有这许多“清规戒律”，所以我的父亲张子培常说：“妓院是末等饭，头等规矩。”
“逢场作戏”
在旧社会里，常在妓院出入的人，总喜欢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说什么“逢场作戏”，表示自己只是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决不至于沉迷在这个“风月场”里。这些先生们，是不是真在逢场作戏，我不知道，可是我确实知道，妓院的妓女，真是在那里作戏。拿她和客人的关系说吧，从见客时起，用什么走路的姿势，见了客人用什么样的眼风来示意，要怎样表现自己的美丽俊俏而又不显露过分轻佻，怎样能够在第一次见面时抓住顾客……这一切，都是以舞台上的台步、身段、表情演出的。客人上了“盘子”以后，不仅有“点烟卷”等等一系列的固定动作，而且从问“您贵姓”起，还有“十八句”一成不变的台词。不仅初见面时如此，凡是妓女对待客人，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表情，彻头彻尾都是假的，都是在那里“作戏”。而且不仅见客人时如此，凡是在公共场合里出现，妓女的动作、谈笑，也都是在那里“作戏”。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
如果说妓女是在演戏，那么，谁是她的导演呢？一个“自家身体”的妓女，可以说是自导自演，而有领家的妓女，她的导演就是鸨母了。妓女见了客人，应当说什么，怎样表情，不仅事先需经过鸨母的指导，而且在她和客人应对的时候，鸨母随时都在给她“提示”，如果当时鸨母并不在场，妓女也会随时向她请求指教的。
其实，不仅妓女与客人见面一切，随时由鸨母指导，在她上捐以前，早已经过鸨母的一番训练。熟练之后，才能上捐做生意。就仿佛一个戏排演纯熟以后，才能上舞台，和观众见面一样。那些“自家身体”的妓女，虽已脱离了鸨母束缚，但这些基本训练她早已毕业了。尽管临时没有导演提示，她也能够应付自如，决不会离开了她原来的师传。
谈到鸨母对妓女的训练，在清末，那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女孩子被鸨母买来时，不过七八岁，首先要裹脚。旧社会妇女，虽有缠足的习惯，但却不像妓院里那样要求苛刻。当时有句俗话说，头是头，脚是脚。所以缠足必须要求缠小而端正。为了缠足，一个女孩子挨的打就多了。最后，缠足用带子缝上，肉烂掉了才算。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在今天我们是无法想象的，而在当时却是妓院买的女孩子进门以后头一道关口。上海妓院还特别雇用扬州的娘姨专管给女孩子裹脚，那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好容易熬过了缠足这一道关，接着就要学习弹唱。因为书寓里拿唱来标榜，出条子，首先要弹唱以博得客人喝彩，才称得起一个“先生”。学弹学唱，另有师傅负责。每天早晨天还不十分亮，就在晒台上练琵琶。一个小孩子要学会弹琵琶，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学不会，师傅免不了要打。一个鸨母差不多都有四五个养女，大的，已经挣钱，可以得到鸨母的优待；而小的，却挨打挨骂。鸨母打、娘姨打，上边的姐姐打，再加上师傅打，同时，还吃不饱、穿不暖，冬天不给棉裤穿，每一个小孩子面黄肌瘦，要到十四五岁快做生意的时候，才能吃得好些，慢慢养起来，逐渐有了人样。等到正式做生意以后，才熬出打骂这一关。除了学弹学唱以外，还要学应酬人，学规矩。装小烟、喝酒，全是自幼练出来的。自幼不学针线，不学习做家务。至于读书识字，就更谈不到了。这些情况，我虽没有亲自经历，但听我母亲学说，每次都使我不寒而栗。
民国以后，废除了缠足的恶习，全国的妇女都免除了这道刑罚，而在妓女就更是一宗莫大幸福，逃出了头一道关口。北京的清吟小班，虽然也以“卖艺”做幌子，但学弹学唱，已经不像当年那样严格了。一个被鸨母买来的女子，养到十一二岁，通常是请妓院里的师傅（琴师）教京剧。多数是学老生、青衣，次之，学小生、老旦，学花脸的很少。所谓学也只是学那么几段，唱老生不过是“两国交锋龙虎斗”。学小嗓，就学“儿的夫，去投军”，都是简单的几句原板，甚至会四句散板、几句流水也可以算一段。连师傅都不懂什么板眼，字眼儿更是马马虎虎，反正拉起胡琴能跟上调子直着喉咙喊几句就算不错了，一般都谈不上什么韵味。而且民国以后，妓女出条子也不要求唱得多好，客人不要求唱出色，倒使这些女孩子少受几场打骂。师傅的报酬也不高，一个月，3块钱。下午3点就挟着胡琴来了。一杯茶，一支香烟，就是对师傅的报酬。师傅拉几段就算尽了责任，又到另一家去挣钱。
至于学应酬，学规矩，那却是一个妓女的看家本领。妓女应酬客人，一开头有所谓十八句。就是在上盘子时所说：“您贵姓……”那一套，直到临走时，说一句“回头请过来”，都是固定的台词，决不许说错一字。例如，妓女送客时只能说：“回头见”（晏歇会），而不可以说“明天见”（明朝会），因为妓院里把晚上当作白天，客人走后，一高兴，又许回来再打一个茶围，如果你说“明天见”，客人就会挑眼说：“难道今天不许我再来了么？”
这“十八句”还只是一些公式化的“官样文章”，主要在于规矩、姿势。要求“站有站样，坐有坐样”。站的时候，腰板要笔直；坐的时候，要端端正正地斜坐在椅子角上，不许坐满一张椅子，手脚乱动，跷腿斜靠，当然更不允许了。所以妓女出身的人，到了七八十岁，也是腰板不塌，这就是幼年间练了基本功的缘故。此外，吸烟、喝酒、划拳，都是自幼训练的。而“见客”时的身段、表情，更是一个妓女必须学习的一课，在未上捐以前，就要在旁边用心观摩，才能心领神会。
封建社会对于妇女本来也有一套“妇教”，“闺范”，但决没有妓院里这么严格。在妓院里，妓女被称作“小姐”，也的确是拿旧社会“小姐”那一套规矩来教给妓女们。例如，在清吟小班有这么一条规矩：“姑娘不许到三房。”所谓三房，就是厨房、门房、账房。旧社会的小姐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妓女要见客，要出条子，这一条是做不到的了，但为了保持“小姐”的尊严，不许到厨房、门房、账房，也算是没违背那种讲究。妓女既不许可到厨房，怎样煮饭烧菜这一套自然是一窍不通的了。
在妓女的训练中，也包含一些“清规戒律”，其中还有若干迷信成分在内。例如，不许踩门槛，不许把脚搁在凳子档几上，据说，这样就会踩掉客人。不许做针线活，说这是缝穷，把客人都缝完了等等。妓院里还有一句“格言”：叫做“客人的腰，姑娘的苞”。一个清倌的“苞”是非常严重的，这倒不是对处女的崇拜，而是由于“经济价值”的缘故。至于客人的腰呢，因为在妓院中出入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如果妓女摸了客人的腰，说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所以在妓院就留下来这么一条规矩，在训练妓女的时候，少不得要反复教导。
以上所说，只是关于妓女训练的表面。至于如何应酬客人，博得客人的欢心，那是妙法心传，各有巧妙不同，全看老鸨的传授了。一般说来，妓女出身的鸨母，对于如何应对客人，自身积有几十年的经验，当然可以把所有秘诀传授给自己的养女，在妓女应酬客人的时候，还可以随时指授机宜。所以这种鸨母名下的妓女，常有一套本领，成为红妓女，而于那些娘姨出身的鸨母，往往不能如愿，因为她本身没有什么真实体会。
一个妓女初做生意的时候，往往只有十四五岁，但因为鸨母训练的结果，在知识方面，常常比一个五六十岁老人还更懂得人情世故，知道怎样的人应该怎样对待。她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早就被鸨母摧残得毫无剩余了。
软硬兼施
妓院的娼妓能够很好地“逢场作戏”，必须经过鸨母的严格训练。为了使娼妓能够成为自己驯服的傀儡，就必须采用各种手段，据解放后封闭妓院时揭发出来的材料，北京二三等妓院的老鸨，有地窖，有各种刑罚，真如十八层地狱。但在清吟小班中却很少发现这种残酷的行为。有人说：“北方二三等妓院是硬性虐待，而清吟小班的鸨母是软性虐待。”
说到软性虐待，我母亲在她开庆余堂的时候经常嘱咐养女们说：“妓院这碗饭是不好吃的，一定要趁着年轻，好好做生意，找一个阔人儿嫁过去，不但自己一辈子享受不尽，而且还可以骨肉团圆，重和你的亲人见面！”她用各种方式，不放过任何机会，向这些养女们说教。总不外是某人听话，生意做得好，嫁给了一个总长，现在把自己亲娘也接来了等等。不然，就是某人生意刚做红一点就胡闹，姘戏子，结果是染了一身嗜好，拉了一屁股亏空，死无葬身之地等等。每天中午，妓院鸨母、妓女起床以后，娘姨们在院子里洗衣服，姑娘们在旁边说笑，我母亲就要把她这一套理论，向大家说了又说，有的人就打趣她说：“你真是寿星唱曲子，又是那一套老调！”可是我母亲的老调，还真起作用。庆余堂生意做得好，不断出现红姑娘，都是她这样训练出来的，记得有一年我母亲在苏州买来一个小姑娘名叫四宝，才十来岁，和我的年龄仿佛，正在训练时期，还没有上捐做生意，一天到晚和我们在一起玩，真是把她被卖出来当妓女这段悲惨遭遇忘了个一干二净。一年以后，她的父母忽然从苏州来到北京，拿出钱来要把她赎回去，我父母已经同意了，而她本人却抱着院里的一棵大树放声大哭，坚决不肯和她父母回家乡去。她说：“家里生活那么苦，有吃没穿的，又住在乡下，有什么意思，没有这里好玩！”最后还是我母亲倒转过来劝她，才把她劝走了。由这一件事可以看出，我母亲迷惑这班小姑娘的手段是如何巧妙了。我母亲反对虐待妓女。她说：“你把她打急了，她一跑，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如果她认识一个官场上阔客，枕边告你一状，少不得还要吃场官司呢！”
但是清吟小班的鸨母对待妓女是否一律采用软性虐待的手段，而不使用硬性虐待的办法呢？那也不尽然。据我所知道，就有许多惨痛的事实，现在只举几个例子。
在庆余堂有个妓女叫月含，原来在大森里，那家妓院关门以后，经人介绍到庆余堂来做生意，一进门，就借了我母亲200块钱替她还亏空。我很奇怪，她只有十七八岁怎么有这样大的亏空？她说，她曾向原来的掌班借过800块钱赎身，400块钱置东西，这样就欠下了1200块钱账始终还不清。她和我们混熟了，就常向我们讲起她幼年间鸨母虐待的情形。
据月含说：她在鸨母手里，白天辛苦了一天，晚间还要给鸨母捶腿砸腰。鸨母有大烟嗜好，夜里不瞌睡，唯恐她夜间睡熟了，叫不醒，就不给她床睡，叫她把四张椅子拼在一起睡在上面。可怜她成年累月不能在床上睡一宿安稳觉，这还不算，她小时候有个习惯，睡觉时喜欢咬牙，把牙齿咬得咔嚓咔嚓直响。她的鸨母迷信，认为小孩子咬牙克老家，便用两根方竹筷子交搭起来捆成十字架，让她夜里咬着筷子睡。月含向我形容说：“就跟牲口嘴里上了嚼子似的！”至于挨打挨骂，那是日常茶饭，就不必细说了。
我认识一个鸨母叫做金小梅，也是苏州人，过去在北方班子里当妓女，嫁了个阔少爷姓周。这位周大爷伯父做过两广总督，父亲是苏州织造，两房只守着他一个儿子，自幼就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娶了金小梅以后不久，他们两人比着挥霍，就把一份祖产花得干干净净。金小梅是妓院出身，就买了女孩子叫做招弟，准备养她两年上捐做生意。招弟是从苏州乡下买来的，南方的女孩子自幼打惯了赤足，突然叫她穿上又紧又小的鞋袜，很不习惯。走起路来，特别显着是一双八字脚。金小梅看着很不顺眼，就把一个破瓷碗砸得粉碎，把碗茬子塞在招弟的鞋里，让她一撇就挨扎，真比科班里花旦学跷工更受罪。这位周大爷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就帮着金小梅调理孩子。有天晚上，吃醉了酒，叫招弟看月亮，招弟说：“阴天，没有月亮！”周大爷不由分说，抡起巴掌就给她一个耳光。招弟的耳朵，生生被他打成了半聋。
金小梅好不容易把招弟盼大了，上了捐，当了妓女。17岁时，嫁给西藏大喇嘛的兄弟，没有两年就离了婚，又回到金小梅这里，二次做生意。嫁人以后，出来再混，算是“自家身体”了。金小梅不便再打她，就引诱她吸上了鸦片，有这口烟瘾管着，仍旧可以听她摆布。
在招弟以后，金小梅还买过一个女孩子，叫做领弟。长得皮肤非常白皙，可是小鼻子、小嘴、小眼。金小梅嫌她眼睛长得小，在每天晚上便用一根带子把她的上眼皮捆上往上吊起来。据金小梅说，这样就可以把两只眼睛吊大。可怜领弟自从被金小梅买进以后，就没有闭着眼睡过觉。
在1926年左右，上海来了个鸨母，人称巢四小姐，也是妓院出身，曾嫁给上海一个流氓叫花蝴蝶丙乾。丙乾被另外一个流氓用刀子扎死后，巢四小姐就带着几个女孩子到北京来做生意。一个女孩是她的亲外甥女，梳一条大辫子，皮肤细腻，一双凤眼，很能迷人，生意很好。第二个，是买来的，叫红妹，只有十二三岁。巢四小姐吸鸦片，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才起床吃早饭，午饭就要等到半夜了。有一天，红妹肚皮饿不过，拈起一块火腿来，刚要送到嘴里，凑巧被巢四小姐看见，捉住红妹的手，把她的手指硬剪下半截来。这件事情是我二嫂偶然遇上亲眼看见的，她回来向我们学说，我们听后都吓软了。
巢四小姐睡得晚，起得迟，却要她的养女们和她睡在一起，还有一条戒律，不许孩子起来在马桶里尿尿。孩子们每夜都要憋着一泡尿，谁要犯了这条戒律，便是一顿饱打。她住的地方有个跨院，她要打孩子，便把孩子关在跨院里，浑身脱个净光，跪在地下，让她用鞭子抽累了，才算了事。
我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有许多都是鸨母们买来的养女，准备训练好了以后，上捐当妓女。这些伙伴们往往愣愣瞌瞌，两眼发直，都是因为被鸨母的皮鞭打傻了的缘故。做鸨母的不仅对养女如此，有时对自己亲生女儿，也要虐待。如我二嫂的母亲叫阿珠姐，把亲生大女儿送入妓院。由于性格老实，不会应酬，阿珠姐就把她叫回家来，常常加以毒打。有一次，竟用嘴咬下一口肉来。最后，这个女孩子受气不过，逃跑了。阿珠姐真应了我母亲“人财两空”的话。
由此可见，清吟小班的鸨母对待妓女，也是软硬兼施的，但不管软性虐待也罢，硬性虐待也罢，目的都是一个，让妓女服服帖帖做生意，替她剥削大量的金钱满足那无底的欲壑。
妓女的生活点滴
在清吟小班里，妓女照例被称作“小姐”。如果她服服帖帖给鸨母充当摇钱树，而且又生意兴隆，那么，她的物质享受的确不亚于甚至超过一般大人老爷家中的“小姐”。
首先拿穿着来说，这等于是妓女的行头，自然要装扮得十分讲究。当时时兴穿斗篷，一个红姑娘至少要有皮斗篷，若干件灰鼠、貉绒、貂皮衣服。今天出条子穿这件，明天如果再穿这一件，就有点不体面了。身上穿的衣服，穿绸着缎，自不必说，而且讲究一点的都要到力古洋行买进口的衣料。怎样剪裁，滚什么边，绣什么花，都要找裁缝来商量，仔细斟酌。有个寿德记，专做妓院的活。裁缝师傅很能迎合妓女的心理，滚边等等都可由他代配，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有20多副案子，用上30多个工人。自古是“贫学富，富学娼”，妓院创出的新花样，立刻成为公馆小姐们模仿的目标，所以后来一些大家公馆也都特意到南城来找寿德记做衣服。姑娘们的衣服，不但要好，而且要多。其实，衣服鞋袜，究竟所费有限，最贵重的还是首饰。民国以后，虽然不讲究头面了。但手上的戒指，耳边的耳环，都要嵌上金刚钻，才够上一个红姑娘的派头。立刻置办不起，向商人手上去租，也要能戴上，才算是行头齐备。
妓院的伙食，由掌班负责供给。拿庆余堂的伙食来说，什么菜下来吃什么。一个红妓女当然更不能对妓院里的伙食感到满足了。泰丰楼、致美楼、丰泽园，都是她们常去吃饭的地方，附近的什么杏花村之类，只有一些蹩脚的姑娘，才去解馋。而且吃惯了中菜，还要换换口味，“吃大莱”。当时管西餐叫大菜，陕西巷开有一家新华番菜馆，就是以妓院为对象的。但红姑娘们看不上，总要上东城的正昌饭店、大陆饭店吃真正外国风味的大菜，才够派头，往往自己先吃完了饭，再去出条子。因为出条子时候，是吃不着任何东西的。
红姑娘的房间是她演出的舞台，对于舞台装置，必须讲究。地板擦得光耀照眼，满屋的西式家具，窗户上按季更换的窗帘，墙上、天花板上，安装有大大小小若干盏电灯，同时点放起来，真比白天更亮。红姑娘对此，仍不满足，讲究一点的，还要到临记洋行去订制进口的铜床、木器、窗帘……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接待那些达官贵人，富绅巨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