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汽车还不普及，时兴坐马车，后孙公园有家袁记马车行，便专备妓院里雇用。后来汽车渐多，香厂开了个小小汽车行，近水楼台，妓院便成了他家最好的主顾。妓女出条子，人多了，可以雇马车或汽车，一个人便坐人力车。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照例有年轻力壮的人力车夫，拉着一辆崭新耀眼的洋车，随时等候顾客。但红一点的妓女都有自用的人力车，车子新，擦得亮，似和一般包车无二，但有一个特征就是车上安装的水石电灯特别多，至少是6盏，我姐姐香妃的包车，竟安上了13盏灯之多。车子擦得亮，跑得飞快，电灯耀人眼目，走过闹市时，再一连踩几下脚铃，就更引起行人注目了。
妓女的生活本来是拿晚上当作白天的，因此，每天最早要在两点以后才起床。梳洗、用饭以后，有个日课，就是要到中央公园去兜圈子。一个红妓女到公园去，必须细心打扮，穿着自己最喜爱的衣服，比出条子还更加注意化妆，因为这等于是一个“赛美大会”。那时公园有几家茶馆，它们就是春照馆、长美轩、柏斯馨。在三家茶馆之间，无形中有一条鸿沟，清吟小班的妓女必坐在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哩饺”，都不至于装满肚皮，却又适合她们的胃口。妓女到公园，陪客人们同去的自然也有，但一般都是自己带着娘姨去，稍坐一坐，见着熟人，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有些游客就专门注意妓女，看见哪个漂亮，向茶房打听清楚，晚间就可以到妓院去招呼。所以妓女逛公园与其说是娱乐，毋宁说是一场吸引顾客的展览。当时在八大胡同不远，还有一家“城南公园”（先农坛），同样有茶座，有冷饮，但到那去的都是二等三等或北方班子的妓女，清吟小班的妓女很少前往光顾。
在城南公园的东边，是城南游艺园，与香厂路上的新世界遥遥相对，这也是当时两家时髦的游艺场所。清吟小班的妓女白天没事也有时到那里去逛逛，但并不常去。两家游艺场里都常演“文明戏”。文明戏来自上海，演员也是南方人，有些妓女喜欢去看“文明戏”，但这也不是为了消遣，而是所谓“吊膀子”，希望在演员中发现自己喜爱的对象，勾搭勾搭。此外，听京戏、看电影，是当时北京社会最普遍的娱乐，在剧场、电影院里，自然也有清吟小班妓女们的足迹。有时是陪同客人来的，有时也为了消遣。
在妓院里，喜欢打牌的妓女，有时也四个人凑一场小牌消遣消遣。但她们有一个最流行的娱乐，那就是玩牙牌。一副牙牌不过32张，但她们可以玩出若干花样，而最喜爱的则是“过五关”。因为既可以消遣，又可借此占卜个人今天的命运，某人会不会来，今天条子多不多等等。一个五关不容易过通，过不通，就重来。这样，时间很快就消磨过去了。一个人闷在屋里，往往就拿过五关来消遣。
每天夜间一点以后，妓院落了灯，客人散尽了，有些红姑娘兴致勃勃，便给自己要好的“姊妹”打电话，你来我去凑在一起聊天。妓院里现成有烟、有茶、有瓜子、有糖果，谈谈笑笑，往往要到天亮才纷纷散去。
不过，必须指出，只有生意较好的红姑娘，才能全部享受上面所述的豪华生活。有领家而又生意清冷的妓女，虽然同在一个院里，而生活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了。
衣服，不仅是她们的行头，而且是商品的装潢。但一般妓女要置备四季全套的衣服，就很费力。往往把这件送进当铺，再把那一件赎出来。斗篷，就往往置办不起。逢有出条子的时候，为了撑场面，免不得要向同院的红姑娘去借。借一次斗篷，要费许多好话，看许多白眼，借了来，穿在身上，还生怕沾上一点油渍，赔偿不起，直到完整无缺还给人家，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生意不好的黑姑娘，房间当然不能布置得华丽精致，而且按着妓院的习惯，她们总被安排在一进门的外院厢房。见客的时候，要用她们的屋子；红姑娘客多了，要借她们的屋子；每逢妓院来了大兵、侦缉队之类不受欢迎的“客人”，照例也被请进她们的屋子。忍气吞声，免费招待，临走时还可能丢掉东西，有的恶人还常把烟头塞在被褥里，让你受一场虚惊。
她们平时住在妓院，一天三餐，倒也不用发愁买柴买米，可是每逢年节或者妓院里开市宣卷的时候，眼看着别人房间里欢声震天耳，喜气洋洋，这里只有鸨母和妓女对着电灯枯坐，本来就难为情，偏偏每逢这种时候，鸨母就特别唠叨，埋怨妓女不会做生意，揽不住好客，害自己拉下多少亏空，这就更使她难堪难受，无言答对，只好把眼泪吞下肚子里。不仅如此，妓院的习惯，一切都是逢节开销的。裁缝铺的账条子来了，绸缎铺、鞋铺的账条子来了……这一节的债主都拥上门来，等你开销。而且妓院内部，什么房屋擦地板的、倒马桶的……也都要开发节赏，按规矩，一个行当4块钱，看去不多，加在一起，就不是小数。没有钱开销，少不了要借账。妓院里借账，却由姑娘出名，画十字，盖手印，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往往就拉了几百块钱账。账多了，还不清，头等降到二等，北京待不住，只好开码头。最后被卖到关外。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降下去，就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了。
妓院里过年过节最热闹，而对这些黑姑娘来说，却是关口。妓院还有一个规矩，在开市以后，掌班总要做上一顿叫做“留菜”的饭，送到外接的姑娘屋里，嘴里还要说些客气话，诸如“请以后多帮忙”之类，还要预祝她生意兴隆，一天红似一天。这就等于续订了合同，下一节或明年还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做生意。如果这餐饭没有进，那就表示合同废除，请你另寻生路。于是这个鸨母和妓女就要面临“失业危机”，另想办法了。所以每逢年节，对这些黑妓女来说，简直是个生死关头。
以上所说，还只是妓女的表面生活。鸨母、妓女虽然住在妓院，但在妓院以外，她们还另有一个家，叫做“小房子”。她们的小房子大都在韩家潭、百顺胡同附近，如大外廊营、小百顺胡同、东皮条营、西皮条营一带，一所房子住上十几家，都是吃妓院饭的。为什么叫小房子呢？据我听说，鸨母和妓女到北方来做“生意”，原是不得已的，只要能积蓄下一笔钱，便立刻洗手不干，回转家乡，买几亩地，做一个安分老百姓。为了表示“小房子”的临时性质，一切布置都因陋就简，只有一张木板搭起的床，床旁边放一张方桌。当时北京已大部分使用电灯了，而小房子却点着一盏煤油灯，半明不灭。多年的煤油烟，把空洞洞的四面墙壁，熏成黑乎乎的。整个房间，除了一床一桌，几个板凳之外，就只有锅盆碗灶，一切必不可少的家具了。不管一家几口，往往拥挤地住在一间小屋里。而这就是那些粉装玉琢的妓女们的真实生活环境。清吟小班的红妓女，平时当然很少回到小房里来住，但一旦有病，不能做生意，也只好回到小屋子里“休养”。由繁华场中突然转换到这样一个环境，喘吁吁对着一盏孤灯，就不免把几年来积压在内心悲哀、苦痛，一时拥集到心头。真是欲要痛哭一场，也哭不出眼泪来了。
从“鸨儿爱钞”说起
在旧社会，自来有两句老话：“鸨儿爱钞，姐儿爱俏。”清吟小班里，虽然不再有人重复这两句老话，但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母亲常说：“妓院里面，最吃得开的，只有两白。”这是说，鸨儿们喜欢白花花的现大洋，而妓女则喜欢小白脸。
说到鸨儿爱钞，恐怕一百个鸨母里面，至少有99个半不会违背这个规律。我母亲说：“妓院里，拿大车往里拉元宝，也不会嫌多。”在北洋时代，总理、总长之流的大官，当然是最有钱有势的人了，可是我母亲最有好感的却是安福派。她认为当官的没有不搂钱的，可是只有安福派的老爷最肯花钱，所以她对安福派就最有好感。妓院里对军阀最重视奉军。妓女们常说：“爱奉军，又怕奉军。”因为奉军蛮横粗暴，常给妓院带来许多麻烦，使她们不得不怕，但花起钱来，只有以张宗昌为代表的奉军将领最阔，因此怕尽管怕，还是不得不爱奉军。但在旧社会，军阀政客起伏无常，只有银行界却历久而不衰。一个妓女如果结认一个银行老板，立刻生意兴隆，因此，当时妓院里最欢迎的客人首先要推银行帮。银行帮之所以可贵，自然在于他们挥金如土，如果用起钱来抠抠搜搜，那就更使她们厌恶。例如，盐业银行的岳乾斋就是一个例子。岳乾斋虽然也经常陪着其他银行老板在妓院里进进出出，但他却从不肯在妓女身上用钱，妓院就把他看成骗吃骗喝的窑痞一流的人物。我常听她们背后嘲笑岳乾斋说：“岳大麻子打牌，只要牌风不顺，几把不开和，立刻满面通红，每一颗麻子都往外冒汗珠，脾气也大了，看什么都不如意了，还骂骂咧咧的。这样的人，也配做银行老板！”鸨儿们爱的就是白花花的现大洋，客人是花钱的人，妓女就是她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工具，为了钱，可以典买人家的儿女，割断人家的骨肉；为了钱，她才把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陪这些老爷们取乐；为了钱，她可以叫十三四岁尚未发育成熟的幼女供客人发泄兽欲；为了钱，她可以把一个妓女转卖给任何一个客人，而名之曰从良。为了钱，她可以如上文所说，软硬兼施采取一切手段。
在老鸨们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之下，妓女不得不强作欢笑，含悲忍辱，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提供给老鸨作发财致富的资本，而在她们心里一般对于客人都是厌恶的。因此她们当着面把这些客人尊称为“×大人”、“×老爷”或者“某司令”、“某经理”，而在背后，则往往一律称为“甲鱼”。姓张的称为“张甲鱼”，姓王的叫做“王甲鱼”；年纪大的就称呼做“老甲鱼”。这个美称，恐怕这些“花天酒地”的老爷们做梦也是不会想到的。
妓女既然也是一个女人，自然也希望自己能遇见一个中意的客人，所以就有了“妓女爱俏”的说法。在清吟小班中，自然也曾有些妓女幻想嫁着一个知心如意的“少年才郎”，将来可以终身有靠，妻以夫贵，但抱有这种幻想的人，十有八九重演了类似杜十娘的悲剧。如我所谈过的苏映雪（徐树铮的爱妾），就因为爱上了一个姓梁的青年，发现自己被骗，而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又如曾经爱过顾维钧的一位大姐，最后是守了一辈子活寡。必须说明，到了清末民初，所谓“小白脸”已经不再意味着舞台上的“扇子小生”了。再早的时候，上海的名妓们最倾心的不是洋场的阔少，而是马路上的马车夫。那时马车刚刚盛行，马车夫都是体格健壮，油头粉面的年轻人，这就成了妓女们追逐的对象。常常有些名妓在楼窗上面看见有漂亮的马车夫走过，便用炮台烟筒装上若干钞票从楼上扔了下去，引得马车夫抬头往上一看，这样就可以逐步成就一段姻缘。马车夫之后，京剧演员、文明戏演员、电影演员……又成为妓女们最喜爱的人。而北京是京剧发祥的地方，因此，清吟小班的妓女和京剧演员之间，就常有些瓜葛。
在前清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倡优被认为是“贱民”，一个唱戏的，身份还在妓女之下。这个观念一直保持到民国初年。为什么妓女却偏喜爱演员呢？这与其说是她最看得起演员，不如说她最轻视演员。因为妓女受尽了男性的蹂躏，换来一些金钱或其他物质，在她的灵魂深处，是并不心甘情愿的。为了对男性进行报复，她就宁可拿到手的金钱和物质，倒转过来蹂躏她所愿意蹂躏的男性。在妓院里，把妓女跟演员的关系，叫做“倒嫖”，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是不但没有物质收入，反而要支出大笔的金钱。关于这类事例，可以举出很多。如留春园花美玉与高庆奎，留春园红玉与李万春，大森里十四号小花魁与白玉昆，余美园爱之花与小翠花，莳花馆惠弟与赵君玉……最典型的是大森里九号的美弟，她曾公开表示“要玩遍北京包头的（旦角演员）”，这可以代表妓女与演员发生关系的动机和目的。而在演员中，也有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就是蒋君稼。在蒋君稼潦倒的时候，曾经在香厂东方饭店开一个房间，专门接待妓女，每住一夜，付他50块钱。
当时的名妓如果和名伶发生关系，虽然也不免成为小报上的黄色新闻，但对她们的生意，并不发生什么坏影响，虽然有些老爷们要皱皱眉头，说这妓女太“胡闹”了。但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这种黄色新闻有时还给这些妓女起了广告作用，增加了她们的声誉。不过，必须说明，这种情况只以“名妓”与“名伶”为限，如果是个刚刚做生意的妓女，而又姘识了一个演员，那只会给她带来一些不幸。例如美凤院的美妃老五，刚做生意不久，非常喜欢梅兰芳，却没有认识的机会，不知怎的，她竟认识了梅兰芳的一个姓李的徒弟，是当时舞台上很不出名的普通演员。事情很快被鸨母发觉了。鸨母认为，妓女有了这样的事，哪个客人还肯来花钱？便把美妃转卖出去，凑巧杨珠山认识美妃，愿意娶她做姨太太。鸨母非常高兴，很快就把事情办妥，把美妃卖给了杨珠山。
刚才提到的蒋君稼，在北京清吟小班里也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对方还是我的亲戚呢。
前面说过，我二嫂的母亲，叫做阿珠姐，曾因虐待，把她的大女儿打跑了。她还有个五女儿，名叫香妹，原来在庆余堂做“清倌”。因为我母亲给她拉了一些阔客，生意逐渐红起来，便迁到群芳班，成了压轴子的红姑娘。香妹刚刚红起来，就爱上了蒋君稼，那时蒋还只是一个刚露头角的票友。事情被阿珠姐发觉了，就把香妹叫回小房子里去，用藤条狠狠打了她一顿。这时正是夏天，香妹身上穿着一套白纺绸裤褂，被她娘打得殷殷血渍，汗水和血水混在一起，纺绸裤褂变成了红殷殷的颜色，紧紧沾在了身上。尽管阿珠姐对她毒打了一场，香妹也咬定牙关，决不表示悔改。回到了群芳班，立刻打电话给蒋君稼，约好在城里一家饭店会面，两个人就在这家饭店藏了起来。阿珠姐发现香妹跑了，找了几天，没有踪影，只好退了捐，把群芳班的房间收了。几个月后，经人说合，香妹才正式和蒋君稼同居。蒋君稼因为学戏，染上了鸦片嗜好，香妹也跟着吸上了瘾。蒋这时没有工作，家里寄来的钱也不够开支，主张一块回南方。香妹这时已经决心把终身交给蒋，也同意和他回到老家，侍奉公婆，好好过日子。蒋君稼是常州人，父亲开金店，看见儿子带着一妓女回到家里，立刻翻了脸，把他们双双轰了出来，而且和蒋脱离了父子关系。于是蒋君稼和香妹就流落在上海，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香妹心想，蒋君稼本来是一个好人家的子弟，今天闹到这步田地，全是自己连累了他，只要自己离开他，他就可以父子团圆，回到家里好好生活，便决心牺牲自己成全蒋。于是就写信给她娘，这时她娘已经疯瘫在床上了，就由她的二姐——也就是我的二嫂——给她寄去路费，把她又接回家来。香妹回北京后，少不得又二次入妓院做“生意”。做了一两年之后，有一个姓顾的客人（以做牛肉汁起家的商人）要接她从良。她自离开蒋君稼以后，早已万念俱灰，她想嫁个人或者比做妓女好些，也就同意了。不料嫁过去不久，就被姓顾的遗弃了。香妹不愿再做妓女，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便在上海给人做保姆。这一做，就做了20多年。一直到1962年，有人看她这样辛辛苦苦，孤孤单单，不是一个办法，就又劝她嫁人。她也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这一次嫁的是一个工程师，已经有60多岁了。这些情况，她一直瞒着北京家里面的亲人。去年有一个常州姓汪的朋友来到北京，谈到蒋君稼至今还没有结婚，孤身一人在上海京剧院教戏。她的二姐和我们商量，都觉得不如叫香妹再和他“重圆破镜”，这时我们才知道香妹最近已经嫁了人，大家都很惋惜。香妹对于蒋君稼，倒是一片真心，和那些妓女胡闹倒嫖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了爱，就这样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侮辱，过了若干年悲惨的生活。
鸨儿爱钞，姐儿爱俏，本来是极端矛盾的事。鸨儿如果发现妓女在客人中，爱上了什么小白脸，这就叫做“恩客”。妓女有了恩客，当然不会再心甘情愿服服帖帖给鸨母作发财的工具了。于是鸨母对这个妓女，轻则加倍虐待，重则把她转卖出去，往往把她转卖东北一带。这样比较起来，香妹的遭遇应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的了。
关于迷信
在旧社会，每逢赌咒发誓乃至于骂人，有一句口头语：“男盗女娼”。似乎窃盗娼妓，最为卑贱，几乎不齿于人类了。但是窃盗、娼妓，都存在着很浓厚的封建迷信。似乎他们虽为人类所不齿，但是还可以得到神、佛之类默佑似的。
为什么妓院里面会有这样浓厚的迷信思想呢？首先是为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其次是忏悔自己的罪恶；最后则是把个人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大概唯恐因这一生的罪孽，影响了今后轮回吧。
妓院的迷信，实在是多种多样的，它首先表现在日常生活方面，有着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忌。例如早晨起来不许说梦。用完的空洋火盒一定要随手丢掉；谁要是偶然拿起一个洋火盒来点火而发现是空的，就认为晦气，这一天生意会不好，特别是打牌的时候，一定输钱；做活的针，不许别在窗帘上；笤帚不许倒着放；锅不许扣着搁，扣锅，就没有饭了……差不多一个妓女在训练时期，就把这种生活禁忌，牢牢印在脑子里面。一个妓女出身的人，大概终身也不会改掉这个习惯。
以上所说，还只是一些忌讳而已。主要的迷信还是请求神佛保佑，发大财。她们相信一切神佛，包括道教、佛教以及民间所信仰的大仙爷之类。这种种迷信，每逢过年过节，就可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八月中秋，妓院照例要在院子里拼上三张大桌子，每一个妓女都要请个香斗，插上旗帜，每人点一对大蜡，烧一股高香，经宵不息。妓女如此，掌班鸨母也不例外。把一院子烧得烟氤缭绕，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是走进了一家佛寺呢。
到了过年，这个祭祀供奉神佛的仪式就更隆重了。从三十晚上起，整个院子悬灯结彩，布置得花团锦簇，同时开始了上供，神案面前，五供俱全，陈设了各色各样的供品。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但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一，要把猪大肠盘成一个大圈，堆得高高的，仿佛一座小山似的；其二，鱼肉一切供品，都是半生不熟的。而鸡则不把毛拔净，腿上带点毛，生着上供，叫做“活元宝”。此外还有红白年糕，做成金元宝、银元宝的模样；还少不了供春卷，那就是金条的象征了。
初一照例接天神，上供如仪之后，就要到广安门外财神庙给五位财神烧香。烧罢了香，还要买些鲤鱼、红纸花，叫做“带福还家”。回了家，还不踏实，又要重给财神爷烧香，叫做“烧回头香”。初二接地神，初四又要供财神。初四晚上上供情况和三十晚上一样，供有高高的一盘猪大肠和半生不熟的各种供品。而做老板的除了上供以外还要给各屋子的姑娘，送炸年糕、小汤圆、炸小馒头、春卷，形状材料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金银财宝的象征，表面上是预祝“姑娘们发财”，而姑娘们发财的时候，老板的财源自然更加茂盛了。
过年过节，要给神佛上供，这在封建社会里，似乎还属于一般的迷信。但在妓院中都有特殊的信仰，即在初二、十六要“大上供”。供的是哪方神佛呢？据说是大仙爷。每个妓院都要在院子拐角旮旯的地方，盖一间小房子，在里面用砖头砌个佛龛，供上牌位，上写某某大仙神位。佛案上也是五供俱全。每逢初二、十六，妓院里自老板以下，鸨母、妓女都要烧上大股香，恭恭敬敬地行礼叩头。供品是鸡、肉、豆腐干之类。老板头一个上供，供完之后，就将供品分给大家吃。然后才是老鸨、妓女上供。伙计、娘姨则既不烧香，也不上供。这就表示妓院生意如何，大仙是否保佑，与他们尚无直接利害关系。
但是，上面的说的一切祭祀上供，还是一年四季随时举行的规例，妓院的老板、鸨母、妓女遇有疑难不决的问题，必须请求上天的指示，那么，又有一位专属的神祗，担任法律顾问、医药顾问，这位神祗，就是“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北京城里城外，关帝庙很多，但清吟小班的人们所信仰的，却只有前门脸的那座关帝庙。原来在北京前门脸有两座小小的庙宇，规模不大，但却建筑得整齐精巧，东边一座是观音寺，西边一座就是关帝庙，大概都是清初建的。妓院的人们从来不到观音寺烧香，只到关帝庙去求神。有什么疑团解不开，就到关帝庙去求个签。每逢开妓院、买养女等重大问题，起码要求得一支中平以上的签，才敢下决心办理。如果求了中下、下下之类，尽管原来看着很有苗头，也只好忍痛放弃了。事有凑巧，求了签之后，果然生意兴隆，就到关帝庙去还愿。在关帝庙里挂有金字牌匾或者黄布裁成的标语式的匾额，上面写着“有求必应”，下款写着“信士”或“信女某某某敬献”字样，多数就是妓院的人们所献。
妓院的人们，平时供奉各种仙佛，遇有疑难有“关帝”可备顾问，还不满足。为了忏悔今生，虔修来世，有些掌柜、老鸨，还要进一步皈依佛门。于是在百顺胡同后河就有一个“洋和尚”在那里摆了一座佛堂。“洋和尚”也是南方人，至于曾在哪家寺庙出家，就不可考了。总之，他每天身穿法衣，项挂念珠，在香烟氤氲的佛堂里，给妓院的掌班、老鸨们讲经念佛。这些老鸨们手里拿着佛珠，念着佛号，但彼此之间，多么肮脏淫秽的话，都可以骂得出来。这个洋和尚不仅白天向他们讲经，到了晚间还要和他们另参其他佛法，那就不在话下了。
在妓院附近有了佛堂，可以参禅念佛，妓院的人们却仍不满足。有些信男信女，互相邀约，组成一个小团体，到各处名山胜地，参佛礼拜。北京附近的几座大禅林都一一走遍了，浙江省的普陀山、山西省的五台山，甚至在几千里外、当时交通很不方便的四川峨嵋山，都有一些老板、老鸨，前去参拜。我母亲就曾朝过五台、朝过峨嵋，做过不少“功德”。有一个姓戴的最为虔诚，每次朝山，都由他发起组织，筹备一切，人家上山坐轿子，他始终在地下走。大家因为他这样热心，便都尊称他作“戴师兄”。戴师兄住在韩家潭五十号，自己手里还买过一个养女，小名招弟，后来在美凤院上了捐，花名凤妹。凤妹是北方人，自幼被他买了来，加以训练，嘴里一口苏白，生活习惯也完全苏州化了。她对于佛门的事，十分精通，每逢妓院做佛事的时候，总由凤妹来打鼓，那时她还只有十二三岁，可是各种法器她都拿得起来，吹打得有声有色，连内行都十分佩服。大家说：“到底是大师兄根基深，她家里的小孩子都有这么大能耐。”而且个个夸奖凤妹，说她“生有慧根，将来造化一定不小”。直到凤妹上捐以后，和大家混熟了，大家这才知道，凤妹学佛事时，曾经吃过不少苦头。戴师兄屋里有懒驴愁，凤妹学习打鼓打钹各种法器时，有一点不对，戴师兄拿过懒驴愁来，就是顿好打。凤妹不但要学打法器，为了准备上捐，还要学唱老生，一个小孩子哪里顾得过来！为此，凤妹皮肉吃的苦可就多了。凤妹的养母虽然是个老鸨子，但却多少有点人心，看见戴师兄打凤妹实在不像样，就忍不住上前劝解，劝解不开，最后就趴在风妹身上，说：“你要打，打我吧。”戴师兄老实不客气便连她一起饱打一顿。尽管戴师兄对待养女这样残暴，但因为他一心向佛，仍然被妓院中人目为“善人”，尊称他为“戴师兄”，并没有失去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凤妹后来在美凤院从良，嫁给了刘大爷。刘大爷住在马大人胡同，是北京有名的财主，人称“当铺刘家”。刘家是商人，又遵守北京满族的礼节。按照他们的家风习惯，姨奶奶的地位本来就很低，加以凤妹是妓院出身，就更被大家轻视到极点。刘家是按照在旗的规矩，而凤妹自幼受的是南方人的教育，一切礼节，都要从头学起。一早起来就要学着给长辈请安，伺候烟茶，晚间不到长辈睡后，不能入睡。凤妹等于一只鸟由一个笼子里换了另一个笼子，而且更不自由。平时不许出门，当然更不许和娘家来往了。戴师兄死的时候，总算许可凤妹回家一次，由凤妹出钱在广济寺把他坐化了。法事完了，凤妹立刻得回到刘家，仍旧要擦胭脂抹粉，满面欢笑，伺候她的各位长辈。凤妹嫁到刘家，有20多年，与外间隔绝，过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幸亏凤妹的寿数长，居然熬到了北京解放，总算熬出了头。刘家的人这才把她开始当作一个人看待，大老婆也不敢嫉妒虐待了，她这才可以和娘家人（其实是她的养母）来往。后来她还参加了毛织厂工作，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幸福、愉快、真正的人。
现官不如现管
北京政府时代，政府的总理、总长，都是清吟小班的顾客。鸨母、妓女，都和总理、总长等阔人常常见面，混得十分熟。而且当时阔人有这样的风气，喜欢娶姨太太，而姨太太的来源，主要就是清吟小班的妓女。因此，这些妓女不仅现在是这些大官的“情人儿”，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候补官太太的资格。因此当时在政界里混的人，特别是总次长以下二三流的政客们，还要倒转过来看这些老鸨、妓女们的颜色。我母亲开的庆余堂和我姐姐——曾经当选花国总统的香妃，在那个时期都受尽了这些政客的趋奉。例如：潘复、李寿全等人就在巴结老鸨、妓女方面，做得十分殷勤、周到。
鸨母、妓女和政府的要人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要在这些大官面前说两句话，更换几个地方上的小官儿，应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那为什么妓院面对于当时的警察厅，外二区甚至于派出所的巡官还要客客气气买他们的账呢？为什么数一数二的清吟小班庆余堂还曾受过警察厅、外二区的处罚呢？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大官老爷的力量给他们一个颜色看看呢？这也有它一个原因在内。拿我母亲的话来说：“现官不如现管，这些老爷们，官虽然做得大，但是说不定哪一天就要下台。而地方上这些小官，却轻易不会更动。今天用势力压倒了他，等这位老爷下了台，将来说不定还要吃这些官的苦子。”
由于这种关系，当时主管妓院的警察机关，才在清吟小班享有无上权威，其他妓院自然更不消说了。主管妓院的区署，当时是外二区。那时在北京当个署长，就是个阔差使，而整个北京只有外二区最易发财，南城的繁华区都在他的治下。每户门口有个门牌，每换一次门牌，这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其他捐税、摊派，更是不能胜数。那时北京讲究演义务戏，赈灾演义务戏，办学校筹款也演义务戏，总之，凡是公益慈善事业，最常利用的筹款办法就是演义务戏。大义务戏常在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出。一个头级包厢，往往卖到一百块以上。每逢演义务戏，就要由区里派票了。几家清吟小班，哪家生意好，哪家生意平常，他都了如指掌，根据你的经济状况，送上几张包厢票来，理应“共行善举”的。光是买义务戏票的负担，每家清吟小班总要开销几百块，其他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外二区里直接管着清吟小班的就是派出所了。当时专管清吟小班的派出所是“九段”，地点离百顺胡同、韩家潭不远，就在虎坊桥。九段的巡官就把这几家清吟小班看成自己开的买卖一样。到了冬天烧煤的时候，打个电话，就得送筐煤去。甚至于巡官要喝茶，也打个电话叫班子里把上好香茶沏了送去。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得给他打几场牌，抽点头钱，一场牌，就是几十块。巡官当然要熟悉地方上的情况，哪家妓院新买了姑娘，哪家妓院死了人，只要妓院里面有点事，他就来了。反正一来，就得花钱应酬，一百二百，三十五十，多少不等。
妓女做生意，自然要到主管机关去上捐，不然就会受到处罚。上捐的捐款，这还是明的，另外还有一个生财之道。那就是妓女上捐所照的相片，一定要他指定的李铁拐斜街恒泰照相馆去拍照，否则，就不接受。而恒泰照相馆不仅质量不佳，而且定价特别贵，这就是照相馆和机关里面都有勾结，每照一张相片，就要分一些好处。数目虽然不大，但当官的老爷照例采取“集腋成裘”的办法，自然也就“细大不捐”了。
妓院里面常有窑痞捣乱，有的客人撒酒疯，砸窑子，打人，这都是妓院里面头痛的事。还有大兵逛窑子，不出一文钱，却要妓院好茶好烟招待，对妓院的生意也有影响。于是当时的官面上就派出了侦缉队来查窑子，制止窑痞、大兵扰乱。这些侦缉队一来就是一二十个，拿着红黑棍子，倒也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有了侦缉队查窑子，的确可以减少一些窑痞、大兵们的气焰。可是侦缉队到了妓院，也要占住一个房间，拿出烟茶来侍奉。
当时的警察机关、侦缉队都把清吟小班当成肥肉，希望从这里搞油水。妓院老板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呢？对他们勒索搜刮，当然也有怨恼，可是总的说来，还是欢迎的。我母亲常说：“早年间，北京土匪多。妓女出条子，身上穿的，头上戴的，常常值上一二千块钱。于是就有土匪专劫妓女，绑票勒赎，不赎，就把头面首饰剥个精光。所以妓女出条子，都要派个20多岁健壮有力的伙计跟着，等于保镖一样，可仍还免不了出事。自打有了警察，妓女上了捐，这才有了保护，不再怕绑票了。”可见地方当局和妓院做到了相互为用，真是所谓“鱼帮水，水帮鱼”了！
牛鬼蛇神
“人不为己，谁肯早起？”在旧社会里这已经等于天经地义了。妓院里面，更是经手三分肥，不论数目多少，只要钱从他手里过，就得揩点油。甚至一个当伙计的，买点零碎东西，换块洋钱，都有好处。例如韩家潭有个叫连三元的，开了个香烛铺，还兼卖烟卷、汽水、啤酒，代换洋钱。当时妓院伙计都要有铺保，他就专门给妓院的伙计打保，这样伙计全认识他，买东西换钱便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韩家潭的妓院都归连三元，而百顺胡同的妓院则另归一家魁兴顺香烛铺，性质完全一样。当时妓院开车饭钱都使用铜子儿，这两家香烛铺便准备了有大量铜子儿，要多少可以供应多少。
伙计的好处还是很有限的，账房的油水就大得多了。当时1块洋钱可以换240个铜子儿，而到妓院里1块洋钱只按60个铜子儿折合，这笔钱就是账房挣的。当时一辆汽车要开两块钱车饭钱，账房从客人那里按照两块现洋如数领来，而开发时却发给交通票，当时交通票只能按六折算，于是一辆汽车的车饭钱，账房就可以赚到8毛钱。
当时各个行业都已经有了行会的组织，妓院却没有行会。有什么与各家妓院有关的事，都由大亨们出来主持，归他们说了算。
这些头面人物，头一个要推“瞎子金宝”。瞎子金宝名叫胡永昌，是鑫凤院的老板，早年在上海曾给四大金刚之一名妓林黛玉当过轿夫，入过青帮。从清末就来到北京，开了妓院。由于他资历深，再靠着青帮势力，就成了南方妓院里的头一霸。瞎子金宝，其实一点也不瞎，不知怎么大家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他专门跟地面上拉拢，给外二区、派出所跑腿。地面上有事，他先知道；几家妓院哪家有钱，他更清楚。几家妓院哪家有什么事，他都要插一腿好使钱。甚至死了人买棺材，都要由他经手，所以棺材铺都逢年按节给他送礼。每年正月，由他邀局聚赌，从没人敢抓。他自己却不赌钱，只在门口一站，算是把风。输了钱的不消说，谁要赢了钱，还有他的红。给派出所打牌不过几场，得给他打20元。他在南方妓院一直威风了好几十年，动不动就请大家给他帮一个会。人家摇着了会，他借那份钱先使，借了不还，谁要找他要，就成仇人了。他认了好些干儿子、干闺女，收了好些青帮做徒弟。他的儿子、女儿都是抱养的。儿子后来继承他开了妓院。在国民党时期，他帮助国民党抽壮丁，赎个壮丁，要80袋面。封闭妓院时，他存的白面装满了一间屋子。
次于瞎眼金宝的一霸，人称王胖子，名叫王阿春，是广寒仙馆的老板。自幼练过武功，相貌又长得凶恶，叫人看了先有三分发憷。只是没有入帮，所以不能不让金宝一头。金宝对于养女还不采取硬性虐待的办法，而阿春在养女面前却是一尊凶神恶煞。他把五六岁的小孩买了来，小孩想家，哭了，他就把小孩倒提起来，揪着两条腿来回晃悠。等孩子大一点了，他就另有一套刑法。他每逢打孩子，就叫孩子脱了裤子趴在一条凳子上，连打多少板子。打完以后，孩子还要含泪忍痛把腿部缠裹起来，不然肉就碎了。十五六岁的姑娘，也免不掉脱了裤子挨打。他有个养女叫做素妹，那年已经十四五岁了，因为一句话没有传清楚，他把那蒲扇般的手掌伸起来迎面给了一个嘴巴，把素妹的鼻子打破，鲜血直流。素妹上捐以后，客人私自给她几块钱零花，被他知道了，连打带骂。
南方妓院的鸨母、妓女死后，过去埋在南下洼子乱葬岗子，没有坟地。瞎子金宝就建议在广安门外买一块地，作为“江苏义园”，向妓院里面的老鸨、老板们募捐，我母亲就曾捐过1400块钱。金宝募到了一笔钱，在那里买了地，盖了房子，可供停灵下葬，这一来就使他陆陆续续赚了不少钱。有一年，城南游节园来了唱文明戏的叫做万金花，跟一个姓江的姨太太勾搭上了，被姓江的知道，把他们送到警察厅，万金花游街示众以后，押在监狱，被折磨死了。死后，吴金宝坚决不许埋在义地里，说：“死在狱里的，不许埋。”还是我父亲看不过去，出来说合，才把他埋入江苏义园。
王阿春多少年来就和吴金宝明争暗斗，始终斗不过他。自从办了江苏义园，吴金宝赚了更多的钱，王阿春就更眼红了，又和他争了多少年。最后，被王阿春从账目抓住一个把柄，说金宝赚了1000多块钱。证据确凿，金宝也抵赖不了，曾经装过一回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瞎眼金宝、王胖子都是妓院内部的恶霸。在妓院外面，还有些人专门吃妓院，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四条狼”。所谓“四条狼”，其实是四个人，即阎四、耿四、杨四、李四，共同的特点是在妓院里放阎王账。阎四是个开国旗铺的，专做沙发套、国旗等，实际是放印子钱，每天晚上提着口袋串八大胡同，挨门挨户去取利息，借他100块钱，一个月要10块钱的利息。耿四是个木器铺老板。原来妓院的家具，都自备，有个南方来的木匠叫阿朱，专给妓院做木活，后来吸上毒，堕落了，就由耿四出来，出租家具。就妓院来说，租用家具比自置似乎便宜得多，不用立即付出一笔资本。但耿四所租的家具，以一间房间计算，每月要十来块钱租金，实际上比买贵得多。每逢妓院分账的日子，耿四就到各家妓院一坐，谁要不付租金，他就搬家具。杨四不知道做什么生意，但他放账的资本最雄厚，无论头二三等，妓女、老板没钱使，他都可以放，当然也要取利。他有个外孙女曾和我同学，我听说她是杨四的外孙女，就不愿意理她了。可以想见当时一般人对他印象多么恶劣！李四在李铁拐斜街50号，开了个俱乐部，天津客商来到北京，常常住在里面。他那里经常打牌抽头，每天车水马龙，一直热闹到敌伪时期。这四条狼在八大胡同，人人听了害怕，但没有钱的时候，还不能不找到他们。这四个人只有李四、耿四有儿子，大家就说：“那两条狼，都是绝户，缺德缺的！”
在四条狼以外，还有个刘四，就是前面所说恒泰照相馆的老板。他除了包办了妓院上捐的照相以外，也经常放印子钱。他还买了些破房子，经他一捯饬，或出租，或转卖，也赚了不少钱，充他放阎王账的资本。
除了这些放阎王账的家伙以外，还有若干人寄生在妓院里面。例如倒脏水、垃圾、掏粪，都有把头，他们各占一条胡同，别人侵害到他们管界，就集合起来把他打坏，也没人敢管。他们都向每个妓女按月要一块钱。听说，他们这个“权利”还是3000块钱买来的。有一次，王阿春得罪了粪阀，粪阀不掏粪了，还把掏粪家具摆在这家妓院门口，让他不能做生意，最后只好请人出来说合了事。这些人，妓院都要按时应酬，每逢阴天下雨，或者客人正多时候，这些人就堵着妓女门口大嚷“要酒钱”，让人不能不给。
寄生在妓院里的人，还不止此。还有一两个文人，专门替妓院里写卖身文契，写借约等文件。妓女从良，要找到他们写一张字据。他们只凭一管秃笔，就可以够他们抽大烟，喝老酒的了。他们虽然堕落到妓院帮闲的程度，但老板、老鸨们还对他们尊而敬之，称呼一声“先生”，遇见有什么法律纠纷，还要向他们讨教。每逢这种情形，他们也可以出谋划策，调词架讼，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此外，当然还有仗着胳膊粗勒索讹诈的流氓地痞，指着报纸骗吃骗喝骗钱的花报记者……总之，牛鬼蛇神，各显其能。在黑暗社会的这一个角落，正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的产物，也正是那个腐化堕落的社会制度的一个缩影。
苦海无边
在当时，以百顺胡同、韩家潭为中心，俨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社会。围绕着这若干家清吟小班，若干处小房子，有中餐馆、西餐馆；有裁缝铺、鞋铺；有蜡烛店、杂货店；有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包括南方的臭豆腐干、煎糍巴；有茶楼，每天请了苏州人说评弹，供妓院老鸨、掌班们消遣；有专门供应妓院的鲜花小贩……在这里，多数人说着苏州活、上海话，独自成为一个小小王国。这个小王国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清吟小班里面那一二百个妓女了。因为这些人的生活都是直接间接建筑在妓女们出卖灵魂肉体所得的金钱上面的。
这一二百个妓女，在这个小王国里，被尊称为“小姐”、“先生”，暂时可以有着很优裕的物质享受，但是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如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好好做生意，挑一个相当的人，从了良，骨肉可以团圆。”那么，似乎从良就是她们最理想的出路了。
从良，跟什么人从良？恐怕当时所有妓女，都曾经为这个问题苦恼过。想找个年貌相当知心如意的“郎君”，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年轻的男子，没有足够的财力从妓院接一个从良的，一夫一妻过日子，即使他有这样的力量，他的家庭也不会允许。因此，妓女从良多半是嫁给比她大几十岁的官僚政客、买办经理做第××房的姨太太，由大家的玩物变成个人的玩物。其中也许有些妓女嫁了阔人以后，成为许多人羡慕仰头的阔太太，但绝大多数，由于在妓院里过惯了淫逸享受的生活，一旦有钱有势，可供自己挥霍，就更放荡起来，乱搞男女关系，结果只好“下堂求去”，或者重过妓女生活，或者从此进一步堕落下去。有些红妓女，手里有了钱，就有人图她的钱，把她娶过去，结果把钱骗光，就随意遗弃了。还有一些流氓，专门骗娶那些“自家身体”的妓女，骗到手，转卖到天涯海角，永远不能翻身。我熟识的苏黛春，曾经嫁过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不到两年，就离开了。她从袁家带出很多古玩字画、珠宝玉器，又在妓院里混，仍然是个红姑娘。她手里的私蓄居然有10万左右。她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又洞悉人情世故。她考虑，如果嫁给一个普通人，自己这笔私蓄，就很难保得住。为此，她嫁给了一个银行界政界两栖人物，叫做李宣威。李宣威也是当时妓院有名的人物。她找这样一个男人，不求别的幸福，只求保住自己的私蓄，心想总不致于太失望了。没有料到嫁过去以后，没有几年，北洋政府垮台，李宣威的生活日渐窘迫，终于动用到苏黛春的私蓄，几年工夫，把这笔钱花得十去八九。苏黛春转念一想，钱虽然没有了，但是李宣威终于是一个场面上的人物，穷也不会穷到哪里去，他既然用了自己的钱，口口声声感恩不尽，想来这一辈子总可以安分过下去，不至于发生别的问题。又没有料到，七七事变以后，成立了敌伪组织，李宣威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汉奸，又有钱有势了，于是又恢复了他过去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在外面大搞女人。这一来可把苏黛春的心伤透了。她当时还不过30多岁，就自己到医院施行手术，表示决不再和李发生关系。抗战胜利以后，李宣威被捕入狱，苏黛春还到监狱里陪他两年多。李宣威出狱以后，又老又穷，倒没有再搞什么花样，在解放后才死去。苏黛春向我谈起她这段历史，非常痛心。像苏黛春这样一个有名有钱的妓女，从良的结果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