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在清吟小班的名妓中，从良的结果比较圆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金秀卿。金秀卿是清末民初的名妓，是当时花榜上的一名状元。当时花选选了四名状元，大概是容貌、口才、文学、弹唱四项，金秀卿就是口才状元。她本来健谈，当时又学了许多新名词，和国会议员们谈起来，口若悬河，连那些议员老爷们都自愧不如。后来金秀卿嫁了一个琴师，天津人，姓胡。这个胡某没有什么钱，怎么生活呢？金秀卿异想天开，运动市政当局批准她在李铁拐斜街开了一家女澡堂子，叫做“润身女浴所”。不知她怎样获得了专利，当时只有这一家女澡堂子，不仅她妓院中的伙伴们来捧场，公馆里的太太小姐也前来光顾，生意做得十分兴隆。金秀卿不但口才好，善于应酬，而且也会经营，能够迎合这些阔太太小姐们的心理，楼下附带售卖女人化妆品，楼上楼下一律预备的是巴黎进口的最上等的货色。她的生意一直做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总算平安无事过了一辈子。
另外一个是宝凤院的妓女，名叫花彩贞。中国银行的冯耿光曾经捧她，所以妓院里也曾享过盛名。她有个女儿，唯恐自己嫁了人，女儿受委屈，便一直在妓院混，直到女儿嫁了人，她才准备从良。女儿嫁了天津一个有钱人，她自己却爱上一个裁缝。这个裁缝在天津开了一家裁缝店，专做大公馆的生意。花彩贞嫁给他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她本来认识许多公馆的老爷太太，这些老爷太太听说她嫁给一个裁缝，都认为她自趋下流，不再同她来往，并且各大公馆联合起来，不许再找这个裁缝做活。这个裁缝的手艺是头等的，公馆的活不能做了，就改接各大饭店过路客人的活，生意还是很好。花彩贞嫁给他以后，一直安安逸逸，没有为生活着过一天急。有人就说：“还是花彩贞有眼光，别看她嫁了一个裁缝，可是生活并不坏，她连手绢还不会洗呢。比那些嫁给阔人的更享福！”
上面所说这两个人是妓院中人谈起来很羡慕的。可是分析起来，金秀卿是由妓女改为做生意，变成另外一种剥削阶级；而花彩贞被人羡慕，不过因为她能始终过着寄生生活，都不能自食其力，拿今天的眼光看来，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
从良的结果，既然不过如此，所以有很多妓女在妓院混久了，也不做什么从良的打算，自己年纪大了，就买两个女孩子，养大了，让孩子们做生意，自己为鸨母，继续吃这一碗妓院的饭。
当然，还有很多妓女，被蹂躏摧残，折磨死了，或者不愿忍辱偷生，过这卖淫的生活，抑郁死了。也有在这种放荡淫逸生活中，得了各种性病，无力医治，烂死了。当年在南下洼子一带，有许多乱葬岗子，埋着许多曾被摧残蹂躏的女性。一口狗碰头的棺材，就是她们的结局。最后虽然有了江苏义园，但也没好多少。
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妓女，如果不甘心卖淫，不能忍受老鸨子的虐待，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当时的政府一定回答说：“有。”因为离八大胡同不远，在梁家园就有一个济良所。凡是不堪虐待的，可以投到济良所去。济良所就是当时政府所办的一个机关，专门收容妓女，由所里教给她一些谋生技术，并负责替她们择配。说起来，应该算是当时政府的一项“德政”了。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
一个妓女入所以后，就失去了自由，一切服从所里的支配。首先要学会绣花、缝纫等手艺，然后替所方做活计。这些活计卖出以后，收入完全归所里所有，做工的人一个钱见不着。而每天只能吃上两餐糙粮（窝窝头），有时甚至于喝粥。一天辛辛苦苦劳动了十几个小时，只吃这一点东西，当然身体热量感到不够。可是制度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劳动是很紧张的，稍微松懈一些，管理人员，非打即骂，那个狠毒的劲头，并不在鸨母之下。一个妓女，入所以后，挨打受气，经常吃不着饱饭。除了不接客以外，精神上肉体上痛苦，并不在妓院以下。这些可怜的女孩子，哪一个不含着眼泪吞下这一天的窝头，哪一个不满腹辛酸地勉强入睡？她们都说：“本想离开了妓院，不再受客人的侮辱，躲开老鸨的虐待。不料出了苦海，又跳进了火坑！”
我有一个邻居，叫做陆桂英。她母亲把亲生女儿送进了清吟小班。因为她长得不甚好看，皮肤漆黑，又是一个噘嘴，生意总没有红起来，经常受她母亲的气。她心里抑郁，就得了鼠疮脖子，这一来生意就更坏了。她母亲一堵气，把她送入二等。她母亲看见她不能给自己挣钱，就更想法折磨她，比鸨母虐待养女还厉害。陆桂英受不了母亲的虐待，就一气投入了济良所。不料济良所里等着她的还是剥削和虐待。她越想越难过，不到一年就抑郁死了。
过去的妓女，都把妓院比作苦海，一陷入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便永远没有法子脱身。我在这一篇资料中所说，主要还是民国初年清吟小班的各种情况，当时北京还有表面的繁荣，清吟小班又正在鼎盛，所以妓女们还有物质方面的享受，麻醉了她们的神经，使她们忘记了精神上、肉体上的创伤。而且清吟小班打着“卖艺不卖身”的招牌，妓女出卖肉体的次数，还不太多。北伐以后，特别是敌伪统治时期，妓女物质方面的待遇大大降低了，出卖肉体的勾当，又几乎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业务”，随之而来的是性病的广泛蔓延。清吟小班的妓女就从十八层地狱中又下降了若干层。
沦陷时期北京清吟小班之兴衰
张文钧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全家便逃难到天津租界。父亲死在天津，我和异父兄弟们分了家，我只分到了5000块钱。全家依靠这5000块钱生活，有我母亲、她的养女金宝和我。我们都是在剥削寄生生活中长大的，坐吃山空，感到前途非常渺茫。听说北京城里的秩序已经渐趋稳定，12月间，我们母女三人就又转回北京。
在北京替我们看家的是留春园的妓女红玉。她见我们回来，十分高兴。由于我们过去一直生活在北京八大胡同清吟小班这处特殊生活圈子里面，所以她一看见我们，就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清吟小班的现状。
原来自日本人进城以后，北京城里南方人经营的妓院清吟小班就关了个一干二净。妓女们都在小房子里躲着，老板们不能从妓女身上剥削榨取，还要供她们一天三餐饭，个个叫苦连天。有些妓女则另开码头，到天津租界的大饭店里做流娼去了；有些就在北京耗着等机会。等到北京城里的恐怖情势稍为缓和一点，留春园首先开了张，开始时只有四个妓女，两个是老板的养女，两个是外边搭班的。刚一开张，就有大卡车开到，车上满坐着日本人，来找花姑娘。留春园没有这许多妓女，就把二等的妓女找来充数。本来清吟小班有许多清规戒律，要费很多周折，妓女才肯和客人发生关系。但日本人到来却是纯粹人肉买卖。当时的行话，叫做“拉铺”。拉铺一次，付20块钱。从8点钟起，开始交易，12点以后，就减价到12块。本来妓女看见日本人就害怕，鸨母也有些发憷。但鸨母看见有钱可挣，早已眉开眼笑，不管妓女是否害怕，也强迫她们接日本人。一个妓女，往往一天开三次铺。妓女原来接客的房间不敷分配，连账房都临时搭铺。这样，留春园老板每天至少可以收入一二百块。别的老板，鸨母看见眼红，于是满春院、环翠阁、群芳班、潇湘馆……都相继复业了。家家门口还安上霓虹灯，留声机里放送的是日本流行歌曲。同时，在八大胡同里北洋番菜馆、新华番菜馆、小乐意南饭馆……也相继开业。在子夜时分，妓女总要想法叫客人请他们吃一餐“宵夜”。往往一要就是10个“炸大虾”或者10盘炒面，连第二天的午饭都有了。
听红玉一说，我们个个感到诧异。特别是我母亲，她看惯了过去的清吟小班，对于目前妓院的情况，真是不胜今昔之感。连声说：“这还成什么世界！”红玉本人对于这种情形，也有些鄙夷不屑。她也另有一套做法。原来北京妓院虽然已经复了业，但以日本人开铺为主。过去北京社会上的有钱有名的阔人们自然不愿去问津，特别是怕遇见日本人，缠绕不清。但他们这班家伙离开玩弄女人是没法过日子的，于是就有些妓女不在妓院做生意，改在旅馆、饭店等处和他们交接，经常碰头的地方就是中央公园。这种女人当时有个名称叫做交际花。红玉当时就是过着交际花的生活。她还把她往来的一些阔人，张大爷、王三爷……的情况，一一说给我们听。
红玉的话，头一个打动了金宝的心。她这一年已经25岁了，很希望能像我姐姐一样嫁一个有财有势的阔人，享受一辈子。因此，她在回到北京以后，就经常和红玉一道出入公园、饭店，当上了交际花。我也有时被她们拉着一路去玩，遇见了我娘开庆余堂时代一些旧客人，都是过去北京社会上出风头的人物，如首善医院方石珊、交通银行王碧侯、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经理曹幼安（人称曹大帅）、汪时璟、李达三、邵文凯等人，因为他们的关系，还认识了有名的汉奸殷同、陈中孚。此后这些人便常常在我家中打牌、吃饭，等于一个小型的俱乐部。他们还请我到饭馆吃饭，把我让到上座，口口声声称我“三小姐”，实际上等于变相的叫条子。
有一天，我和金宝在王府井南京理发馆理发完，一时高兴，一路到利迪饭店去看欧阳庆。欧阳庆是北京车站的站长，人长得很漂亮，红玉正在追求他，常把他带我家里玩，因此和我们也混得很熟。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河南督办的寇英杰，一个是吴佩孚的继子吴道时。他们三个人正在那里嘁嘁喳喳讨论什么机密呢。我们去了，招呼了一下，他们也不避讳我们，仍旧继续谈下去。我们从他们谈话中可以听出，这一次华北汉奸组织成立，寇英杰也不甘寂寞特地从天津前来，钻头觅缝想当一个汉奸。他们谈到一个门路，可惜没有缝子往里钻，似乎这个人很难见。寇英杰说：“最好找个美女，会应酬的，要是个日本女人就更好了。总之，不从女人身上打主意，不用想接近这个人。”欧阳庆也很同意，说：“只要有美女，我可以从中当介绍人。”他们似乎是绞尽了脑汁，想不出办法。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问寇说：“督办，谁这么爱女人哪？”寇英杰郑重其事地说：“陈中孚，陈二爷！”我一听，忍不住要笑，要见陈中孚还不容易，我差不多天天和他见面，只是没有说出来。这时桌上摆着一张报纸，寇英杰拿过一看，上面有张殷同的照片，寇说：“唉，要能见着他就更好办了。”我也没有说什么，便和金宝出来回家了。路上我和金宝说好，这些情形，“别告诉妈”。因为我从碧云露那里早就认识寇英杰，对他印象很坏。吴道时曾在班子里娶过一个妓女，名叫紫罗兰。娶时说好了做“两头大”，娶过去，待她比丫头还不如，每天要替他洗刷汽车。有一次回家看她妈，便被他打了个半死，把一个紫罗兰整得痴痴呆呆，仿佛神经病一样。因此，我虽然很容易把他们介绍给陈中孚、殷同，却偏不理这个茬儿。到了晚间，寇英杰等三人来到我家。我母亲知道寇英杰是个穷督办，吴道时是个窑痞，欧阳庆是个拆白党，专从女人身上打主意，所以对他们三人很冷淡，把他们三人冷走了。
他们前脚刚走，陈中孚就来了，带着汪时璟的秘书胡四爷。我一见陈来了，便把白天所见的情形告诉了陈中孚。他听罢，沉着脸向我说：“你干嘛要上那种地方去呀。寇英杰这个人我很知道，吴道时我也晓得，只是欧阳庆我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胡四爷在旁说：“我跟他熟，他专吃女人的钱。”陈中孚说：“他把我也看成他们一类了，这太寒碜人了！”过了两天，吴道时又来了。直吹日本人要请吴佩孚出来做大总统，那一来，他自己就是小总统了。
当时热衷奔走想当汉奸的还不仅寇英杰、吴道时一两个人，有很多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时代的大官都想在日本人手下吃碗残羹剩饭。交通银行的王碧侯常到我家里来，也常常向我谈到这些大小汉奸们的情况，最后一句话总是说：“这些人将来都不能够躺着死！”意思是，当汉奸的人总免不了要受到人民的制裁。王碧侯和殷同最好。他给殷同介绍了两个人做帮手，其中之一就是后来有名的大汉奸王荫泰。
当时王碧侯和王荫泰等经常在兴隆街徐家花园碰头，徐家花园的主人，人称徐四爷，他的太太是个妓女出身，莳花馆的墨兰老八。墨兰最早嫁过张学铭，不到一个月，张作霖被炸身死，她又出来做妓女。后来嫁了电车公司的宗伯洁。宗到上海订货，把她托付徐四照顾，墨兰便和徐四发生关系，宗伯洁回来发觉了这件事，便将墨兰送给了徐四，正好徐四老婆死去，便把墨兰接到家里当了徐四太太。方石珊、虞诚之、郑河先、酱油厂的李二爷、王碧侯、王荫泰、程艳秋都是他家的牌友。不久以后，王荫泰便和墨兰发生了关系。徐四知道，反而故意躲出去，以后在他家打牌的便是李二爷、程艳秋、王荫泰和墨兰四个人，别人都不大去了。后来王荫泰当了汉奸，徐四也跟着做了官，王经常派徐出差，以便和墨兰随便玩乐。胜利以后，王荫泰被捕，墨兰又姘识了一个医生。徐四前妻生有两个女儿都遭受墨兰虐待。她俩忍无可忍，有一天拿小尖刀在墨兰脸上划了个大十字。这是后话，顺便在这里交待一句。
至于王荫泰，妓院里的人一般认为他是个“西门庆”，最无情无义的人。他和外国太太互不相犯。他曾在春艳院娶过一个妓女菊弟老三。王荫泰诱惑女人很有一套手腕，菊弟真被他迷住了，嫁了他。不料嫁后对她很不好。有一天，有几个朋友在场（虞诚之、姜四爷，都是协和医院的医生），他俩吵起嘴来。菊弟在浴室里拿出一瓶来苏水要喝，被虞诚之一手夺过来，王荫泰又从虞手中夺过来，递给菊弟说：“你不是要喝么，我看着你喝，看你死。”姜四爷是个老实人，便劝菊弟道：“你千万喝不得。你固然爱王大爷，可是王大爷已经不爱你了。为这个死了也不值得，事情可以解决嘛。”于是菊弟就离开了王荫泰。王为什么对菊弟这么凶狠呢？因为他在上海又姘识了一个徐律师的姨太太，等到他和墨兰老八发生关系以后，又把徐姨太太撇了。王荫泰专玩弄有夫之妇，而墨兰也好结识有妇之夫，即使在当时那种荒淫无耻的社会里，也是比较突出的。
当时和我比较接近的，除了王碧侯，还有陈中孚。陈中孚原来对红玉不错，因此就有很多人为了巴结陈中孚，极力逢迎红玉，红玉也就得意忘形，俨然以陈的姨太太自居。有一个青岛汉奸局长许秃子，最好闹，跟红玉开玩笑，红玉急了，把他大骂一顿。许碍着陈的面子，不敢还嘴。陈中孚因此认为红玉不懂事，便和她疏远了。常常有日本人在日本妓院请陈吃饭，陈常把我带去，介绍我是他的“太太”。我说：“这个冒牌太太，当着没什么意思。”他说：“你觉着没意思，红玉想当还当不上呢。我因为她太无知识，一个嘴巴太敞，我知道你是不会对别人说出来的。”他这话一方面是捧我，一方面是警告我，关于他的行动别向外人说。其实在座没有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人说中国话。陈中孚在这种场合怎样和日本人勾结，我当然一无所知，只知道在座日本人对他都亲热，很恭维。
二
日寇侵入华北的第二年，北京的情况在表面上稍趋稳定，供给日寇发泄兽性的娼寮妓院也就生意兴隆。拿别人的肉体作为他们发财致富工具的龟奴鸨母，为了金钱便不惜想尽办法诱良为娼。清吟小班的妓女来源都在苏州、上海，这些鸨母们便纷纷到南方去诱买穷苦人家的女孩子来做他们剥削的工具。苏州有些流氓拐匪，供应他们，只要两三百块钱，就可买到一个女孩子。他们有个话，叫做“逮小猪”，互相问询：“你又逮了几口小猪？”被逮的“小猪”，一旦落入火坑，只有自恨命苦，不知哪天才能重见天日。当时本是个人吃人的社会，龟鸨们想“逮小猪”，就常常遇一些手段比他们更高妙的流氓，流氓卖女孩的钱一到手，小姑娘找个机会就偷跑掉了。这种情况，也有句行话，叫做“放白鸽”。“逮小猪”的遇见了“白鸽”，只好自认倒霉。“放白鸽”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些鸨母就又想出一个办法。北京的母鸨唐阿宝有个妹妹嫁在上海是个包租头儿，在租界住着一幢大洋楼，门口还有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把门。这幢洋楼旁边有一幢二楼二底小楼，本来是堆放家具的闲屋子，唐阿宝就和她妹妹讲妥，作为她们买卖人口的根据地。逮来的“小猪”就送进这幢小楼里，“白鸽”进了小楼，好比鸟入樊笼，插翅也难飞去了。
妓院生意兴隆，北京城里过去吃这碗饭的人都不免瞧着眼热。1938年8月，有个妓院中出名恶毒的掌班王阿春来找我母亲要借用庆余堂的照合伙开一家妓院。王阿春本来开广寒仙馆，现已歇业，自己还有照，却偏说要借我娘的“洪福”一块合伙。我娘被她纠缠不过，答应加入500块钱作为一股，王阿春自己出2000块钱四股，另外还有账房陆福生等人凑了五股，在百顺胡同开了一家鸣凤院。当时每家妓院有12个妓女，上捐64元。鸣凤院每月上双捐，可以容纳24个妓女。金宝起了个名字叫梅妃，也上捐了。我作为她的“大姐”，按照上海的规矩，虽不上捐，但也一样出条子应酬客人。我母亲买了个小丫头名叫小凤，才13岁，嗓子很好，也跟着出条子唱戏。于是我们就由“交际花”正式回到了妓院。我们那些熟人王碧侯等免不了要去捧场。这时北京秩序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面逐渐稳定下来，那些阔人们胆子也大了一些，敢于在八大胡同出入了。
在我记忆中，当时最阔的条子是齐燮元在怀仁堂请客，每次要叫一二十个妓女。到了怀仁堂以后，先在厢房里等候，齐燮元本人正在上房陪着日本人谈话。戏台前面摆上四桌酒席，正中一桌由齐本人招待日本大官，中国人只有他和翻译作陪，另外三桌大概是次要的日本军官，由他部下几个局长、秘书作陪。入席以后，就把妓女叫出来，分配到各个席面上陪酒，齐燮元这一桌的妓女当然要多一些、好一些。桌上有两把酒壶，他自己拿着一把敬酒，另外一把就由妓女轮流斟酒。敬罢了酒，他先站起来，说句日本话“多左”（请），还说几句不伦不类的话：“今天叫来许多美人儿，陪伴太君，她们会唱的还可以唱几段给太君助兴，请多干几杯。”日本人不住鼓掌。敬罢酒，台上胡琴一响，会唱的妓女们便轮流上台唱几段。日本人不醉装醉，连说带笑，渐渐手脚就不老实起来。齐燮元对日本人殷勤献媚，那种丑态，连妓女都做不出来。
酒席散后，有些日本人分坐几辆汽车把妓女送回来。在汽车上，日本人又唱又闹，一直唱到百顺胡同鸣凤院，各自招呼一个姑娘开铺，临走时，就由同来的中国人付钱。过去妓院里从没有请客住夜的。只有日本来后汉奸们才兴出来这么一个规矩。一般日本人开铺在12时以后只付12块钱，我们带回来这批，起码20块，所以特别受到鸨母、老板的欢迎。
在鸣凤院开张时，陈中孚不在北京。10月间，他由外地回来，到我家一看，只有一个看门的。一问，才知道我们都在鸣凤院。他也来到百顺胡同班子里找我。当时他戴着黑眼镜还加上一副口罩，口罩摘掉，我才认出是他。他把我接到北京饭店，问我：“你怎么跑到那里边去了？”我说：“没有法子生活呀！”他问：“你一家一个月要多少钱开销？”我说：“总要200多块吧。”他说：“那好办，我一年给你5000块钱，总够你开销了吧。你这回回去，不许再到妓院去。我明天还要离开北京，有什么话慢慢再说。”说罢，立时付了我1000块钱。
我回来把陈中孚的话告诉了我娘，我娘很高兴，说：“我那年洗了手，本不想再吃这碗饭了。陈二爷既然这么说，咱们就不干了。鲍七爷（鲍星槎）说是过几天要在咱们那儿请客，等过了请客的日子咱们就回家吧。”
第二天，金宝去出条子，回来时，有几个客人陪她回来，都是50多岁人，山西口音，派头十足。我娘和我当然都殷勤招待。为首的一个人称苏二爷，一眼就看中了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旁边有人说：“官中都称她三小姐。”他点点头说：“我明天请三小姐吃饭，赏不赏脸？”我说：“苏二爷赏饭吃，我一定到。”这时我娘忙准备大烟，请他们过瘾。他们坐了一会，就走了。临走时，苏二爷拿出来一张钞票放在盘子底下，伙计进来收盘子，一看是一张100块的大票子。变颜变色地问我娘：“是不是要把大烟钱刨去？”我娘一看，也不由得喜上眉梢，说：“我早就瞧出来这个老头儿很有派头，以后得好好应酬人家。”因在事变以后，一般开盘子都是两块、5块，10块钱以上的就很少了。100块钱的盘子，在我娘和伙计眼中那真是罕见的豪举了。原来这个苏二爷就是大汉奸苏体仁。
第二天，苏体仁请我在日本料理店吃饭，饭后，送回来，又开了100块钱的盘子。和他同来的是梁三爷（梁上栋）、吴十爷和他的弟弟苏四爷。苏体仁在北京住了7天，每天来我这里坐一两个钟头，就回山西去了。十几天后又来，每次的一场牌，算120块钱，其实打个三把五把就算了。苏向我说：“我有三个老婆，都不中我的意，最喜欢你，你跟我到山西去怎样？只要你跟我去山西，一趟给你娘3万块钱，那你娘还不够过的么？这一来，你们娘儿俩也有安身之地了。”我说：“天气冷了，下次去吧，我得做点衣服。”他说：“好吧，你拣细毛的多做几件，钱，我有。”于是他立刻请我到丰泽园吃饭，梁三爷等人立刻改口称呼我“苏二奶奶”。
为什么我同意做苏体仁的第四个姨太太呢？因为我看小阿凤母女嫁给王揖唐、王克敏，在当时很受人尊敬。最近粱士诒娶了一个不出名的妓女情忆，北京政界、银行界的人便一个个对情忆刮目相待。殷汝耕娶美雯老五，被称为二皇娘，全家人都跟着享福。殷汝耕之后的池宗墨娶了××老三，当过次长的朱雪初见她都鞠九十度的躬。这样，我认为嫁给汉奸也可以享受一时。更重要的是我母亲极力怂恿。她说：
“我看苏二爷比陈二爷胜强十倍。陈二爷说一年给5000，那得6年才能凑上3万呢。再说陈二爷也没说娶你，糊里糊涂，算怎么回事？还是嫁给苏二爷好。”
这一天，王碧侯从天津来了，问常来的有哪些人。我就把苏体仁等的名字说了出来，但没有说我要嫁他。王碧侯听罢直摇头，说：“这些人将来都不会好死。出卖了中国，图个人享受，还好得了么？”我忍不住替苏体仁辩护说：“苏二爷是因为家里财产太多，不出来，怕日本人跟他过不去。”王说：“当汉奸的都有一套理由，为了保护财产就可以当汉奸，当了汉奸又去抢别人的财产，像话么？”
王碧侯的话并没有说动我的心，因为我姐姐香妃嫁给董士恩，很瞧不起我，我和金宝总想嫁个阔人，比董家更阔，争这一口气。心里总想当了苏二奶奶，有多少人趋炎附势，而现在苏左右的几个人一口一个“苏二奶奶”已经把我叫得飘飘然了。这一天，苏四请我在丰泽园吃饭，苏体仁已经回山西去了，不在场。梁上栋非常着重地把我介绍给首座的一个日本老头儿，说：“这就是苏二奶奶。”据说，这个日本老头是苏体仁的顶头上司。在座的人对他非常恭敬，说一句话鞠一个九十度的躬。我也以苏二奶奶自居，对他敬了几杯酒，这个日本人乐得嘴都闭不上了，露出一嘴金牙，直打哈哈。
吃罢饭，他们送我回鸣凤院。老日本和苏四讲了几句日本话，苏四便把我扯到旁边说：“太君非常喜欢你，他是二哥的顶头上司，回头你跟他到日本旅馆里去吧。”我一听，肺都气炸了，还有弟弟叫嫂子陪别人睡觉的么？可是我又不好发作，只说：“我跟二爷定好了，跟他到山西去。你问问二爷吧，他怎么说怎么好。”苏四把话翻译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说：“好，好，我明天坐飞机走，一个礼拜的回来。”
他们走后，我娘和娘姨们都很高兴，都说：“平常到妓院来的都是日本小瘪三，很少有日本大官。现在有这么阔的日本人要你，我们不是都跟着发财了么？”我满肚子不高兴，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很稳定。心想：苏二爷说最喜欢我，还能拿我送礼么？
不到一个星期，梁上栋、吴十爷请我到廊房二条玉兴号珠宝店挑选了好些钻石、珠翠首饰。我心想苏体仁叫我准备嫁妆呢，我说：“这是苏二爷叫你们预备的吧？”梁上栋说：“不是，苏二爷愿意你嫁给日本太君，因为那是他的长官，他做的官、发的财都是靠着这个老日本。”我一听苏体仁同意我嫁给日本人，可把我的心寒透了。就说：“我得问问我妈。”就回去了。当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又来了，叫我当天跟他走。我说：“我准备准备，明天吧。”
当天把日本人应付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只穿着随身衣服叫了个洋车跑到东车站，买了张车票，溜到了天津，住在六国饭店。姐姐那里，我是不便去找的。想来想去，只有王碧侯屡次骂汉奸，还像一个中国人，便打电话把他找来，把上面情况介绍了一下，我说：“我没想到汉奸这样不要脸，能把自己的女人送礼！”王笑了笑，没说什么，只问我打算怎样。我说：“我向来一心一意为着我娘，没想到她就知道要钱，不顾我的终身，我在这儿住住再说吧。”
我以后就暂住天津，不久，嫁了王碧侯。我娘到死都不原谅王碧侯，说他是个“搅家精”。
当时还有一个妓女，为了不愿接日本客人，也嫁给交通银行的人了。那就是星辉阁的月月，嫁了曹汝霖的儿子曹权。抗战胜利后，她因为飞机失事摔死了。
三
沦陷时期清吟小班妓女们的悲惨生活，耳闻目睹，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不禁热泪盈眶！
在北洋时期，清吟小班讲究吃酒、打牌，一节做两次花头，妓女难得留客住夜。但到了沦陷时期，一年到头，只有开市做一次花头，打茶围的客人也不多，主要是“开铺”。一天晚上有开三四个铺的，妓女的身体完全成了对方发泄性欲的工具。妓院里又不讲卫生，性病立刻泛滥起来，最后无一幸免。
当时的妓女很少是“自家身体”，大都是鸨母们买来的，当然没有不接客的自由。如果这个妓女头一天晚上没有留客住夜，第二天便要受尽鸨母的折磨。例如：鑫凤院的鸨母李阿宝，过去是梳头娘姨，日本来了，她也买了个孩子。如果妓女晚上没有留客，她第二天一早就不干不净地乱骂。妓女当然不敢理她，把头藏在被窝里装睡觉，她骂起了兴，便把妓女从被窝里揪出来连打带踢。妓女为了避免早晨这顿折磨，夜里总要想法留客。
不留客，不但鸨母发脾气，连伙计们这一关都不好过。一过晚上11点钟，日本人来“见客”，这都是为开铺来的。有客的，可以不出来见，没有客的，伙计提出名字来叫。伙计还可以和他们讲价钱，硬把客人留下来，妓女怎么能说不留人住夜呢？妓女没有住夜客人，老鸨打骂，掌班的白眼相待，连伙计的气都要受着。
患了很重的性病，还免不了要接客。例如鸣凤院的宝珠，是花选中的榜眼（状元是露琴），长了鱼口，开了刀，在阴户里塞上纱布，浑身发烧，还要接客。王阿春的老婆人称麻老四，就是一个非常狠毒的鸨母，她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做生意，名叫映月，得了恶性的梅毒，已经够四个“十”字了。因为找医生打一针要10块钱，麻老四舍不得，便到天桥花几毛钱买了一副“大败毒”，据说是用蜈蚣、蝎子等配成的。一天亮，就给映月灌了下去，吃完了，麻老四就和王阿春拽着她从百顺胡同走到中央公园，徒步走一个来回，据说这样就可以把药力发散出来。回来时，走到煤市桥，药性发作，映月走不动了，麻老四连拖带拽把她带回来，回到鸣凤院没有几分钟，映月便嚷要“泄”。麻老四给她准备了几个马桶，直把映月泄得筋疲力尽，但不许她睡。据说，一睡下，牙齿头发都会脱落。要看着她过了12点，才许她上床睡下。一觉醒来，一到晚上仍旧要接客。
妓院里梅毒泛滥，也不免影响到日本人的身体健康，因此日本人就开了一个检验所，由卫生局领导。所长郑河先，有一个女大夫姓庞，对妓女定期检查，有毒的停止她接客。妓女一停止接客，鸨母就将断绝财源。于是便想法给庞大夫送礼。李铁拐斜街69号住着一个老鸨名叫滕老大，专负责替鸨母们行贿。贿赂送到了，便可免去停止接客的处分。这样检验也就等于有名无实了。至于被停止接客的，不过由所里发给一张纸条，上面盖有所里的图章，按照规定，妓女应当把它贴在墙上，客人看见自然不敢住夜了。妓院更有办法，往往在纸条上面挂上一个月份牌，结果等于没贴一样，仍然留客。
协和医院的几个大夫如刘瑞华等，很讲卫生，自以为有专门知识，有恃无恐。住夜时，总要对妓女进行消毒，使妓女们对他们非常厌恶。但这些大夫也没有侥幸逃脱，每一个人最后仍旧染了轻重程度不同的性病。
郑河先和我很熟。他虽不收贿，但常常利用他的地位把妓女叫到饭店开房间，从不付钱。这就是当时检验制度。我因不上捐，没有到检验所去过，据梅妃向我说，里面更是凄惨万分。她说，有一次遇见一个三等妓女在检验，病情非常严重，所里要停止她接客，她一听见就哭了。她自己说：“爷们拉车交不了车分，还被日本人打一顿，打伤了，不能拉了。无可奈何，我到三等里混了。公公、婆婆、丈夫，还有三个孩子，指着我一个人，这一来，一家大小不得饿死么！”
三等、四等妓女固然是生活在地狱里，所谓头等清吟小班也仅仅是略上一层的地狱而已。鸨母把一女孩子买到手，立即开始虐待，如我认识一个吟香老五已嫁人了，她常回到娘家来，邀我们到她家打牌。吟香娘也是个鸨母，家里有一个买来的女孩子只有13岁名叫安妮。我们打牌打到三更半夜，安妮也要伺候到通宵。小孩子熬不住，往往坐在地下就睡着了。我说：“三九天气，这一睡不着凉么？”吟香娘说：“怕什么，你们拿孩子当祖宗使唤，我们可不。”打牌打到半夜，饿了要吃夜宵，这又是安妮的差使，她披头散发冒着寒风去买夜宵，脸都冻青了，鼻涕直流。妓院买来的孩子，上身穿个薄棉袄，下面穿条单裤，三九天也是光着两只脚不穿袜子，因此妓院出来的女人没有两条腿长得齐正的，都是小时候冻坏了的。大人们吃大米白面，这些孩子两顿窝头还不能吃饱。客人不走尽，不许睡觉，睡时，也是四个凳子一拼，从来投有睡过床铺。这些孩子个个盼着早点长大，上捐“做生意”，宁可去受日本人折磨，也比这样受冻挨饿强。
其实，上了捐，做了生意，天天拿自己的皮肉给鸨母挣钱，仍然免不了虐待。鸣凤院的鸨母唐阿根，有天从东城回来买了几块巧克力糖，一时高兴分给她三个养女每人l块，让她们尝尝滋味。其中一个养女名叫弟弟，才15岁，已经上捐做生意了，从来没吃过巧克力，觉得很好吃，趁唐阿根不在，又偷吃了1块。唐阿根发觉巧克力少了l块，把这三个孩子一审，那两个怕打，就说是弟弟吃的。唐阿根就把弟弟带回小房子用懒驴愁抽打了3个小时，把弟弟直打得在地上翻滚。打完之后，让她洗完了脸，搽了粉，仍旧带回班子去接客。每个鸨母都有根懒驴愁，多横的孩子也怕懒驴愁。
在未上捐时，这些小孩子盼望上了捐生活可以好一些，实际上，上了捐也改善不了多少，只是可以不在板凳上睡觉而已。在清吟小班兴盛时，掌班要供应鸨母、妓女们茶饭，每天大鱼大肉，可以吃得饱。沦陷时期改吃小米饭、大锅熬白菜，自己要吃得好一点，自己预备。于是妓院里每个房间，自己做菜。到后来，又改吃混合面，尽管老板们大米白面存了若干袋，妓女则以能吃上小米饭为头等待遇。老板克扣鸨母，鸨母也想法子对付老板。5块的盘子只交2块，10块的盘子顶多拿出4块，20块住夜也照12块拿出去，只苦了妓女。
妓院的规矩，五天一分账。以拉铺12块钱计算，娘姨、伙计各分1块，老鸨、老板各分5块，从老板的5块中提5毛钱给妓女，作为她的零用钱。这就是妓女出卖肉体一次的代价，而她的理发、洗澡、买糖果零食等一切开支，都由这5毛钱中开销。
妓女们正在青春，食欲旺盛，加上每天体力、精神的大量消耗，需要补充。而每天的伙食非常清苦，老鸨子还要限制饮食，营养不足，免不了要吃些零食，但每天出卖肉体的钱往往不够这笔额开支。碰巧日本人住夜以后，可以“心交”二三块钱小费，这就使得妓女们为了几块钱小费，甘心接待日本人。但这笔小费如被老鸨发现，那是绝对不许可的。鸣凤院有个素素只有16岁，有天从日本人手里得到2块钱，老鸨麻老四疑心她昧下了，问她，不承认。翻，也没翻出来。拿起藤条就打，把她打得从鼻子往下淌血。旁边看的人说：“有，就拿出来吧，省得受折磨。”她仍咬定了牙说“没有”，麻老四翻了又翻，始终没翻出来，只好罢手。后来素素向姐妹们谈起，才知道她把钱塞在鞋底里了。她说：“不弄两块钱在手里，5点吃的小米饭，饿到晚上12点，哪里顶得住呢！”
鸨母虐待妓女目的是为了让她接客。妓女心甘情愿接客了，她还不放心，总在窗外悄悄偷听。如果妓女慢怠了客人，第二天少不得要挨一场毒打，如果对客人过于殷勤，就又疑心她变了心和客人偷跑，也少不了一场打。潇湘馆有个红妃，认识一个银行襄理，把她带到旅馆开房间。问她：“你几时从良哇？”这一问，红妃就哭了，说：“我们这样，非老死这里不可。一说从良，老鸨就几千几千的要，有几个客人这样阔呀？要不在旅馆里，我连这个话也不敢说，反正，不会有好结果。”
红妃说的不错，如凤鸣院的老板金生娘买了个姑娘叫停云，很会做生意。从16岁开始给金生娘挣钱，这时已30多了，还不能嫁出去，有客接客，没客就陪鸨母的儿子睡觉。金生娘还让她吸大烟，好让她永远不能嫁人。像停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个别的情况。
妓女有病要带病接客，有了身孕，还免不了要接客。月份大了，行动不便，就找日本医生打胎。当时在西草厂有个日本大夫名叫原田，专门给妓院打胎，打一个胎，只消10块钱。打罢了胎，没有丝毫休息，不管妓女身体亏损到什么程度，照旧要接客。有很多妓女就因打胎后营养亏损，送掉了性命。加以性病的猖獗，每年妓女的死亡率是相当惊人的。
当时的妓女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这样残酷的摧残，却连一点娱乐也没有。过去，清吟小班的妓女，逛公园、看电影、吃小馆……都是很平常的享受。而现在行动受到鸨母监视，连彼此凑在一块谈谈天，发泄发泄个人心中郁愤都很困难，还谈得到什么娱乐？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在精神上唯一得到解放的机会，就是到理发馆去洗头、烫发，可以和比较知心的姐妹，说两句心里话。当时的妓女几乎每个人头上长了蚤子，晚上打扮起来，浓妆艳抹，一个个都像画上的美人儿一般，其实，蓬松的“云鬓”里却爬满了上万成千的蚤子。为了消除蚤子，过个三天五天，再严厉的鸨母也不能不允许妓女出去洗次头。这样，她们才能暂时离开樊笼，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四
娼妓制度本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男女不平等最突出的表现。但是，在过去，清吟小班的妓女，因为生活浮华，享受舒适，龟、鸨们把她们当作“小姐”一样看待，再加上妓女一变就可以成为达官贵人的姨太太，受很多人的趋奉。这样，就迷惑了她们的本性，忘记了她们精神、肉体各个方面受到的侮辱。但是，日本鬼子来后，这一切舒适享受的生活都被剥夺干净了，只有含羞忍辱，日日夜夜出卖自己的肉体，这都是日本鬼子给她们的灾难。因此，她们给日本人起个名字叫做“千刀头”。
“千刀头”也有种种。头等的日本客人是汉奸机关里的顾问和大商人。当时各省、市机关，公司以至于较大的商店都要请日本顾问。这些机关的主管为了应酬日本顾问，总要请他们到妓院来逛，特别是河南、山西……外省的机关，要陪顾问到北京，照例要到妓院来消遣。请他们吃饭时，也要叫条子，敬酒、唱戏。他们还把清吟小班妓女当作日本的艺妓看待，重视妓女应酬的手腕和歌唱的技艺。鑫凤院的若士，满春院的珍珠（唱老生）、醉妃（唱花脸），星辉阁的莲香、莲月都以能自拉自唱享有声名。因为对方是日本人，这些妓女还学会几句日本应酬话和日本的流行歌曲。在中国届留多年的日本大商人也常逛。如北池子大仓洋行的小林，说一口北京话，来鸣凤院还给大家变戏法。这种日本人也属于头等客人。
其次，是日本的大公司定期在妓院里“慰劳”他们机关里的职员。这时，总是20多个人同来，一块拉铺，事毕以后，由一个负责会计的人集体付款。这种情况，手笔比较阔绰，伙计上前说声“心交、心交”就给20块，妓女也可以个别向个人“心交”三块五块不等。这种客人一来，鸨母、老板可以有大笔收入，非常欢迎。我记得鸣凤院经常接待的有三菱洋行等。
最普遍的情况是把妓院当作“慰劳所”，日本的士兵本来是由征调而来，一张“红纸条”（日本话叫做“赤纸”即召集令状）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都要立刻入伍当兵卖命。为了鼓舞这些“炮灰”的“士气”，不但设有随营娼妓，而且每到一处，就利用当地的妓院作为“慰劳所”。这种情况，总是用大卡车把日本人运来，一卡车装了好几十个人。由一个翻译出头向妓院交代“任务”，于是妓院里立刻忙成一团，所有房间都是搭上了铺。一般妓女，都有一间卧室，一间较大的类似客厅的房间，现在就把大房间用屏风隔开，临时搭上两张铺，连账房都要利用上。布置完了，日本人就分别与妓女“开铺”。人数较多，一次不能接待完毕，还要分批进行。本院的妓女不够，就从别的妓院找人。用不了一个钟头，就纷纷事毕。这些日本人又被集合起来，用大卡车运走。妓院里面立刻又忙成一团，把各个房间恢复原状。这种情况，虽然也付钱，但数目不多，妓女、伙计也没有可以“心交”的额外收入了。
当然，每天晚上还有许多日本人三三两两地前来发泄性欲。这些日本人大都不醉装醉，又唱又闹，很难应付。但最难应付的还是所谓“高丽棒子”（朝鲜人）。他们这时也都起了个日本名字，但从服装、举动，一望而知为朝鲜人。他们绝大多数是贩卖白面（海洛因），专做各种坏事的家伙，一到妓院就拿出主子对奴才的派头，所有妓女都要来应酬他，有客他也不管。一高兴，拿起酒、菜来往伙计的脖子里浇下去。伙计、妓女都是急不得恼不得，惹翻了他，白挨一顿好打。寻乐完毕，往往是扬长而去，一个钱也不付。应付不好，他们就可能砸窑子。有一次，鸣凤院来了3个朝鲜人，不知怎么，发起酒疯来了。砸电灯、摔茶碗、打伙计，把妓女吓得往小房子里跑。有一个妓女，长得像日本人，又会说几句日本话，起了个日本名字叫松子，也跟着往外跑。在门口遇见一个日本人，问她跑什么？她如此这般一说，日本人说：“不要紧，你叫伙计把门插上。”工夫不大，日本宪兵队来了。这时3个朝鲜人酒也吓醒了，连向宪兵队认错。宪兵队吩咐他们把脸凑过去，每人狠狠地挨了十几个嘴巴，打得顺嘴角流血，这才把他们带回宪兵队处理去了。
日本宪兵很是威风。有一次，宪兵队一个武官从星辉阁打茶围出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没有了。一问门房伙计，说没看见。他便解开皮带打人，见人就打，客人吓得都跑了，连日本人也跑了，谁要跑得慢一点，被他看见，便罚跪在院子里。有个伙计偷偷溜出去打了电话给侦缉队。侦缉队来了一看是日本宪兵，一句话不敢说就溜走了。最后还是老板出来再三求情，问明白自行车的牌子，答应明天包赔一辆。这个宪兵才气悻悻地走了。第二天，老板把北京城都走遍了，也买不着这个牌子的自行车，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心想晚上一定在劫难逃。天刚黑，这个宪兵果然来了。老板一见，立刻吓得面无人色，但这个宪兵却若无其事，老板忙上前要解释说：“自行车……”他把手一摆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从这里路过，认识我的车子，开玩笑，他骑走了。”老板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至于他昨天为此发威风打了许多人，他自己一字不提，老板但求无事，已喜出望外，当然更不敢吭一个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