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明天十二点为限。”
老刘亲自去上海道台衙门，里面有个书办，平日交情不错，他悄悄地问邵大人是否在衙门。书办道：“大人今天有事到吴淞口了，明天就回来。”
“那我想问一下，各省协饷不知到了没有？”
“应该到了，我听大人说，等到齐了就立即解到汇丰去。”
“邵大人明天一定回来吗？”
“这不好说，不过大人走的时候特别吩咐，我手里的几件文书要办好了放到他的案上，明天早起他要看。”
“看来，邵大人明天应该回来。”老刘心里稍稍轻松了，“邵大人一回来，还请老兄给我传句话，我有要事找大人。”
“好，老哥的事还不是一句话。”书办答应得很痛快。
老刘回到阜康，依旧从后门而入。刚坐下，前柜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两万两的银票来见他：“来人口口声声要提现银，怎么办？给还是不给？”
老刘铁青着脸，悄悄到前柜看了看，门内门外，人头攒动，吵吵嚷嚷。挤在前排的扬着手里的票子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不兑了？”
“不是不兑了，有一位大客户也要提现银，正在给他包银子呢。”前柜伙计这样回道。
“大客户要提现银，他都提走了我们怎么办？”后面的人着急地嚷嚷。
“对，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责问。
后面的全嚷起来，把伙计的声音都压下去了。老刘不敢露面，他一出面非将他的军不可，他不出去，伙计们说什么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他回到后室，与前柜档手商量，二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如果兑，无异于雪上加霜，可是要是不兑的话，一传出去更是难以收场。最后老刘一咬牙说：“兑！但是一定要慢慢过数，慢慢包装，下排门前办完就成。”
发完二万两现银，阜康伙计全体出动，嘴里说银子有的是，明天继续兑，一面把人向外挤，终于上了排门。
老刘晚上遍访胡雪岩开在上海的四大当铺，一共调齐了六万两银子。等现银入了库，他这才去睡觉，那时已快两点了。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可睡着没有不久，他又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了，阜康的伙计拿着刚出的《申报》给他道：“掌柜的，有人造咱们的谣。”
老刘拿过报纸，伙计指着《阜康现银吃紧，洋债请求展期》让他看，竟然把昨天汇丰来催款的事发了出来。说阜康作保的一笔洋债已经到期，可是因为胡光镛大笔现银被生丝屯住，所以现银吃紧，只好请求洋行展期还款。
老刘倒抽一口冷气，显然有人在后面做手脚，要置阜康于死地。洋债到期是真，阜康没有还上也是真，如果今天十二点前还不上，汇丰银行那里不好应付是一，更要紧的是肯定有人要大肆宣扬，那时候就是调多少现银来也无济于事。
“还下不下排门？”阜康的前柜、库房、账房的管事都围在老刘身边，等着他拿主意。
“下，如果不下，那会更糟。你们兑的时候，先给那些小户兑。我现在就去道台衙门，如果汇丰的银子拨过去了，我就有把握过这一关。”老刘这么说，既是安慰大家，也是安慰自己。
他忐忑不安到了道台衙门找到书办，书办的回答无疑是兜头浇了他一瓢凉水：“邵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到衙门来，今天来不来，我给老哥打听一下。”
书办东打听西打听也没有确信，因为能说准邵道台行止的人都不在衙门。老刘又求书办去问一下，能不能把汇到的协饷先拨给汇丰。这有些强人所难了，不过看老刘那副着急的样子，书办不忍拒绝，去通融了好久，一脸沮丧地回来道：“老哥，对不住得很，有几笔银子到了，可是大家都说不清是什么银子，没有邵大人发话，谁也不敢动。”
老刘不知怎么回到阜康，只觉得脑袋木得很，明明听到大家在说话，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伙计告诉他，汇丰又来人催款了，请他去见面。他先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点上一个烟泡过足了瘾，整个人这才活过来了。他到客厅去，显然汇丰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一进门就拱手道：“老哥，得罪了！我有一点急事外出，刚刚回来。”
“刘老板，你们阜康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来挤兑，再不想办法，多大的秤砣也压不住。”汇丰派来的是中国买办，洋文说不好，中国话也说得很拗口。
“压得住！压得住！老哥只要想想阜康的东家是谁就知道了。不过，这时候确实需要老哥帮忙，钱庄有的是银子，只是都在路上，还请老哥回去说说，再给展期三五天，利息加倍。”
“利息是小事情，问题是我说了不算。”
好说歹说，汇丰的买办总算答应回去商量。汇丰的大班与他的助手们商议，以目前阜康的情形看，被挤倒的可能性很大。但以胡雪岩的本领，绝处逢生又是极有可能的，将来还有用得着他的时候，所以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再说，洋债是海关税做抵押，谁也赖不掉，只是胡雪岩这个担保人一点责任也不担也说不过去。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可展期七天，但阜康在汇丰的十二万两的存银要先扣下抵债。
老刘听说汇丰允许展期，不禁一喜，但听说要把十二万的汇票收走，又是一忧。原本他指望关键时候把这笔钱提出来救急的，现在指不上了。没办法，他只得打发账房先生带上汇票到汇丰去过账。
看门前的人变少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时有六七个彪形大汉，带着四辆独轮木车停到门前。两个人蛮横地把人群拨开一条道，簇拥着一个穿裘皮袄的来到柜前，把一摞银票往柜上一放：“先给我们兑银子。”
伙计接过去说：“这位爷，您是要兑多少？”
“都兑了，“来人拉长声音道，“八万两都兑了，等着用呢！”
前柜的档手见来者不善，过来应付道：“这位老哥，您到里面说话。”
“不必，你只要说能不能兑。”
“兑自然能兑，只是老哥，这八万两银子那得五六千斤，运起来不方便。您说一声在哪里用，我们阜康专门有送银的，直接给您送到府上去就行了。再说这么多银子，你都放在府上也不方便，随时用我们随时送到岂不更好？”
“不劳您费心，人和车子我都带来了，不要说几千斤，一万斤也运得走。实话说，主家要用是个原因，现在上海市面不稳，银子还是攥在手里更放心。”
看他没有通融的余地，前柜档手请他到后面休息，等库房备好银子。老刘在后面得了报便道：“是有人故意与阜康过不去。你们和他商量一下，能否先少兑一些。不能再拖了，我要立即给胡大先生发报。”
到了晚上，老刘终于等回了胡雪岩的电报，让他立即把生丝卖掉。当晚老刘去找德国商人爱姆生，但一个月前商定的价格已经不作数，每包只肯出价三百五十两，而且只要上等丝，而胡雪岩收丝的成本在四百二十两左右，而现在的价格出手一包就要赔五六十两。但天时、地利不占，人和更无从说起，不赔又能如何？老刘派人半夜去电报局坐等，两点多胡雪岩回复一个字：卖！
然而，第二天一早，《申报》就发出了惊人消息——《阜康钱庄濒临倒闭，胡雪岩忍痛贱价卖丝》。此消息一出，上海阜康的挤兑已经势不可挡，老刘当天晚上吞鸦片自杀。挤兑风波立即蔓延到杭州、苏州。两江总督左宗棠试图帮胡雪岩渡过难关，并派江宁藩司亲往杭州与胡雪岩商讨办法，但胡雪岩自知大势一去，不愿再连累左宗棠，便婉言谢绝了。
因为京城与上海已经通电报，消息非常便捷，因此上海阜康挤兑倒闭的消息很快波及京城，京城阜康银号也发生了严重的挤兑。此时正赶上御史参劾刑部尚书文煜贪墨，说他在阜康存有巨款。当时顺天府尹也是清流中人，借挤兑之机给阜康贴了封条，派精通钱谷的师爷去查，果然查出文煜存有七十万两巨款。文煜见事已败露，干脆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报效朝廷，朝廷白得了十万两银子，就放过了他。
顺天府尹与户部尚书、新晋协办大学士阎敬铭关系密切，于是将查封阜康的详情向他禀报，精于理财的阎敬铭立即从里面听出了一个斗大的窟窿。近年来多有公款存在阜康，或通过阜康汇解，如果阜康倒了，就有大量公款难以追回。所以他上奏朝廷，建议锁拿胡雪岩进京，以免他卷财逃走，并飞饬各有关省份立即查抄胡雪岩的典当、钱庄、丝栈等生意。文煜立即派人前往杭州，抢先一步把胡雪岩的大宅院据为己有，以抵欠款。
阜康钱庄的倒闭引起了一连锁的危机反应，他的当铺、药店纷纷倒闭，胡雪岩负债累累，慈禧更下令革职查办，严追治罪，胡雪岩只得遣散家仆妾姬。一年后，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去世，可叹富可敌国的一代财神，去世时连棺材都是庙中施舍。更为严重的是，胡雪岩的破产波及其他钱庄、布庄、粮庄等行业，使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金融信用体系崩溃，引发了19世纪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洋务企业股票价格暴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从1883年5月的每股二百一十两跌到了1884年5月的三十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从二百五十三两暴跌到三十四两。
轮船招商局徐润也被这次危机拖累破产。徐润是不亚于胡雪岩的财神，他不仅在轮船招商局是大股东，而且经营茶叶、生丝和棉花等，尤其是与人合股开设了名为“地亩房产”的公司。因为中法局势紧张，上海富商纷纷逃离，房地产市场严重萧条，徐润与各位合伙人因为现银紧张，不得不低价抛售房产。他挪借轮船招商局的十六万两银子不能偿还，被盛宣怀汇报给李鸿章，李鸿章对徐润完全失去信任，撤去徐润会办之职，同时将唐廷枢调离轮船招商局，专办开平煤矿，任命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马建忠也成为招商局会办。
盛宣怀一石三鸟，四两拨千斤，挤垮了胡雪岩，挤走了徐润，实现了自己督办轮船招商局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