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秀成横扫苏常 曾国藩受任两江第二章 李鸿章妙计解困 恭亲王留京议和第三章 祁门县愤而辞幕 南昌城儿女情长第四章 重入幕三言退敌 克安庆纵论朝局第五章 叔嫂合谋擒肃顺 一湖三山募豪杰第六章 仿湘营创立淮军 救上海千里轮运第七章 结交洋将受冷遇 大战将至筹饷难第八章 虹桥大捷扬威名 整顿贪墨去政敌第九章 收逃将不拘小节 洋枪队走马换将第十章 定大计以沪平吴 围苏州纳王请降第十一章 弃信义鸿章杀降 受愚弄戈登反目第十二章 费苦心自圆其说 巧斡旋赫德劝和第十三章 图自强鸿章上书 重礼义倭仁空谈第十四章 遇危机学启托梦 出洋相戈登请辞第十五章 报师恩不掠人功 克金陵纵火屠城第十六章 曾国藩临渊履冰 安德海搬弄口舌第十七章 忧馋畏讥剪羽翼 裁湘留淮谋长远第十八章 监临乡试惜人才 鸟尽弓藏受弹劾第十九章 巧辩驳有惊无险 受重用署理两江第二十章 李鸿章上驷奉师 曾国藩重兵剿捻第二十一章 兴洋务创办沪局 督湖广曾李以代第二十二章 刘铭传以怨报德 李鸿章倒守运河第二十三章 过莱芜凭吊长勺 游岱庙邂逅妙玉第二十四章 李鸿章坚韧求胜 赖文光慷慨赴死第二十五章 济宁危机受处分 张秋城内险丧命第二十六章 张宗禹投河就义 李鸿章晋升协揆
自序：我写李鸿章
想写李鸿章的念头十几年前就有了，那时我正在创作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查阅搜集了不少李鸿章的资料，感觉从前理解的李鸿章太片面。此后一见到李鸿章的资料就尽量搜集，手头累积了不少。
决心动笔写，是受长江文艺出版社田敦国老师的提议和启发。当时我已经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责任编辑正是田老师。关于李鸿章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李鸿章？把“卖国贼”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是我最厌恶的书写方式；标新立异，为李鸿章翻案，也非我所愿。我想，我还是写一个“本色”李鸿章吧，尽量贴近历史事实。
所以，我在参考资料的时候，第一位的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比如《清实录》《东华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丛编）》《清代海军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李鸿章全集》。在那些重大事件、关键史实上，李鸿章当时到底如何处置，我坚持尽量原文引用，绝不想当然的按“卖国贼”的脸谱来塑造。我参阅的第二类资料是当事、当时外国人的著述，如日本人的《蹇蹇录》《日清战争》，德、美、英等国记者、传教士著述的《德语文献中的北京》《1900：西方人的叙述》《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等。之所以对这部分资料情有独钟，是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李鸿章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第三类资料则是同时代人的书信、笔记等。第四类资料则是今人研究出版的关于李鸿章的书籍资料，出版年限则划线为2000年后出版，个人感觉早年出版的资料太过偏颇，断章取义严重。近年来网络资源丰富，使我得以能够读到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2014年甲午战争暴发12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策划发表了一组包括军事、法学、外交、经济等方面专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甲午战争，我仔细阅读，受益匪浅，许多观点融入了小说创作中。
曾经有人问我，你崇敬一个人才可能去写这个人，你难道崇敬李鸿章吗？崇敬这个词不敢用，但我的确尊重李鸿章。李鸿章的发达缘于奉曾国藩之命创办淮军救援上海，他乘坐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从安庆跨越千余里太平军的占领区到达西洋文明最集中的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和风生水起的洋务事业。他先是创办洋炮局、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战争结束后又把洋务重点转向求富求强的民用经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以说，没有李鸿章，便没有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北洋海军，更是在李鸿章的极力推动下才得以成军，虽然甲午之战后几乎全军覆没，但也无法否定北洋海军的巨大意义。在当时办洋务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每提起一项“洋务”，总会群起而攻之，骂之为崇洋媚外，骂之为汉奸，甚至以为要断送大清江山社稷。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发挥了超凡的韧性，因为，他敏锐的感受到了落后与差距，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实行变革中国才有出路，“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的见识，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崇敬李鸿章。
我们历史观中，有个“奸臣情节”，往往把一个王朝的败落和灭亡归罪于一两个奸臣，好像没有某个奸臣，这个王朝便可长命百岁。李鸿章不幸当了大清国的“奸臣”，成了晚清的箭靶子。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大清国没落的封建制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制度交锋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期，李鸿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幸传统体制的力量依然强大，转型没有成功，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败下阵来。李鸿章当然有责任，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一种制度化的缺陷归罪于一个人，客观吗？公正吗？这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也最无耻的办法，是不敢反思、不会反思、不能反思的表现。弱国无外交。即便我们这些自觉比李鸿章聪明的事后诸葛亮，生在李鸿章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会不会比李鸿章更聪明、眼界更辽阔？没有李鸿章，晚清中国就能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吗？那肯定是妄想。
这好像在替李鸿章翻案，其实真不是，我也的确未做此想。我只是想把李鸿章一生期望富国强兵、结果却是丧权辱国的原因弄得更明白些。历史小说是写给当代人看的，我写李鸿章，也是想梳理一下“李鸿章时代”对当代的教训和警示。
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深受刺激的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晚于洋务运动。双方最大的区别在改革目标上，中国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学习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日本则是效法欧美，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连天皇也率先剃发、着西装。双方一直在塞跑，中方只有李鸿章等为数不多的人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大多数人完全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日本则举国一致，以打败中国为目标。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的开篇中就明确提出，“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两辆车在甲午年相撞，大清国惨败，日本大胜。
这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即两种制度的较力。但如果将胜负完全归之于制度，也失之于偏颇。那么，“李鸿章时代”的教训和警示有哪些？
首先是中央政权缺乏权威统一。甲午战争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名义上是光绪帝，他依赖的是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台谏官员；慈禧已经退居颐和园，名义上已经放弃权力，但朝中大员都是她垂帘时的班底，影响力不可小视，不少大臣仍然视她为大清的女主。战争暴发后，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结果，和战不定，屡失时机，前线将士无所适从，心怀观望，严重影响士气。其实，战与和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爱国与卖国的标准，当战时一致力战，该和时全力促和才是国家之福。最怕的是该战时未敢战，该和时又不甘心和。
其次军事制度不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效法欧美，不断改革完善军事制度。战时成立由海陆军首脑以及首相组成的大本营，作为天皇统率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统一协调海陆军、协调军事和外交。中国则实际由李鸿章指挥北洋军队与日军作战，朝廷中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们则在背后交章弹劾，这令外国人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帮李鸿章筹措粮饷，反而纷纷指责他。日本陆军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万人左右，适合大规模作战；清军最高作战单位是营，六百多人，适合于维持地方治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体制，临战时临时拼凑数十营交一位将领统带，资历相仿，互不服气，内耗极大。日本实行的是兵役制，符合条件的国民必须服兵役，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清军实行临时招募制，大战在即，兵源不足，临时招幕，农民放下锄头上战场，没有战斗力不说，遇敌辄溃，带坏整个战场形势。
第三是严重腐败腐蚀国家战斗力。晚清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大小官员几无不贪。这种风气必然导致大家都不愿为国家牺牲。李鸿章本人好财利，积聚了不下千万的资财。他用人重才不重德，以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部下贪财好利者众。大小军官都设法吃空饷、喝兵血，特别是高级武官，许多人广置田产，畏敌惜命，因此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敌未至我先逃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抵抗，让人不胜唏嘘。
最后，软弱的外交方针怂恿了敌人的贪欲。洋务运动开始后，以恭亲王为首，清廷执行的是“外敦信睦，隐示羁靡”的外交政策，就是尽量避免战争。这在当时国弱民穷的形势下，不失为明智之举。李鸿章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外交上也实行以夷制夷，遇到麻烦寄希望于列国调停。结果每次临战，都告诫前线将领不得开第一枪，以免“衅自我开”，弄得前线将士“战亦罪，不战亦罪”，无所适从。不挑事自然应该，但凡事都有度，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连高声呵斥的胆量也没有，必然怂恿侵略者的贪欲。就像剑客，遇敌手不敢亮剑，在气势上已输，必令对手轻蔑、欺慢。日本正是看清了清廷的软弱，先是吞并了琉球，后又占据了朝鲜，割占了台湾，以此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潮流。
这些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警示意义。如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引起了世界的惊叹，也引起部分国家的有意抹黑，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盼望中国发生重大挫折。这情形与甲午战前非常相似。中国走向崛起的过程中，阻力和危机将伴随始终，应当从近代吸取哪些教训，避开哪些陷阱，是我创作《李鸿章三部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放缓，矛盾加剧，驾驶这艘巨轮转型不易。我是真心期望中国克服一切困难，化解一切矛盾，顺利前行。
我不敢说这是写李鸿章最好的小说，但我敢说，这是一部最走心的小说，值得您一读。
张鸿福
201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