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抵抗皇帝和天主教势力，约翰选帝侯组建了新教诸侯军事联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546—1547年爆发了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之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最终新教诸侯战败，“坚定的”约翰的儿子“宽宏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被皇帝剥夺选帝侯地位。皇帝将萨克森选帝侯的位置交给了韦廷家族的另一个支系即阿尔布雷希特系的莫里茨（Moritz von Sachsen，1521—1553）。皇帝试图再度推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时候，新教诸侯于1551—1552年在法国支持下猛烈反抗，他们的领导人是出人意料地背叛了皇帝的莫里茨选帝侯。(6)
为了腾出手来专心对付法国，查理五世做出一定的妥协，1552年，与新教徒签订了《帕绍和约》，许可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1555年，查理五世授权弟弟斐迪南（当时是罗马人国王，后成为皇帝）与新教诸侯签订《奥格斯堡和约》，提出“教随邦立”（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即由诸侯的宗教信仰来决定其臣民的信仰，为德意志带来短暂的和平，也提升了新教的势力，相对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不过，宗教冲突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终引发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
人文主义和启蒙时代的批评声音
宗教改革大大开拓了欧洲人的思想视野，平等思想逐渐发展，一些激进的思想家甚至开始质疑人分三六九等的封建制度和贵族阶层本身存在的意义。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常常批评贵族的阴暗面：耽于私战；穷贵族沦落为打家劫舍的强盗，危害社会；贵族的道德沦丧和粗俗无知等。
1381年英格兰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叛教神父约翰·鲍尔的那句名言“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哪有什么贵族？”（When Adam delved and Eve span, Who was then the gentleman?）很快在德意志也传播开了，有了德文版本：“Da Adam reut und Eva spann, wer war doch da der Edelmann?”德意志开始有了这种观念：美德与才干不是天生的，不是通过血统承袭的，而是靠后天努力。
不过，近代早期的人们对贵族（以及等级制社会）的批评并不激烈，目的也不是铲除整个封建社会，而是希望贵族能够自我改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承担起贵族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稳定整个社会制度。这样的温和批评者当中有不少人自己就是贵族。比如骑士乌尔里希·冯·胡滕说过：“在我看来，美德不是靠血统传播的。行事不光彩的人，即便身为王公，也没有资格算作贵族。”[28]
到了17和18世纪的启蒙时代，贵族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和教会一样，贵族也要受到理性目光的审视乃至审判。启蒙思想家否认人间的秩序由神的意志决定，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和贵族阶层的特权，主张人的地位和威望应当与他对社会的贡献挂钩。由此贵族对自己出身和血统的骄傲是可笑的，贵族应当成为朴素、善良、理性和勤奋的公民。[29]
人人生而平等的哲学理念逐渐得到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接受。贵族制度是否有益于社会、是否符合效率原则，也受到质疑。美国的独立和繁荣似乎表明，没有贵族的社会也好得很，贵族似乎并不是自然秩序所必需的。市民阶层开始觉得，贵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贵族蔑视劳动、奢靡放纵、压迫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拒绝从事有益的商业活动。这样看来，贵族作为不创造价值而只消费的阶层，是没有存在理由的。[30]
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贵族的大洗牌
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贵族阶层受到的最大一波冲击来自国外。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法国贵族制度被废除，国王被处死。神圣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794年被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大批德意志诸侯（很大比例是教会诸侯）逃往右岸，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彻底丧失。法国革命政府特别敌视德意志的教会诸侯，因为他们庇护和帮助法国保王党流亡者。法国革命政府以及后来的拿破仑下定决心要永久性吞并莱茵河左岸地区(7)，从而保护法国的东部边境。为了促使德意志诸侯接受这个事实，拿破仑鼓励丧失领土的德意志诸侯去吞并教会诸侯、小邦和自由城市的领土来补偿自己。这可以说是柿子捡软的捏。在德意志诸侯的谈判中，法国担任“调停者”，但实际上法国主宰着谈判。德意志诸侯纷纷带着自己的“购物清单”前往巴黎，与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商谈，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条件，而塔列朗毫不客气地收受巨额贿赂。[31]
在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的授意下，帝国会议于1803年颁布《帝国代表会议主要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将莱茵河右岸地区的部分教会领地“世俗化”（S?kularisierung），分给一些逃亡的诸侯。很多较强大的邦国趁机吞并弱小的邻居。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诸侯（有教会贵族也有世俗贵族）丧失了直属于帝国的地位和主权，被“陪臣化”（Mediatisierung），成为臣服于邦君的陪臣。许多小邦，包括修道院领地、骑士领地、伯国和侯国、自由城市，纷纷被强大的邻居吞并，德意志诸侯的数量大幅度减少。(8)1806年，拿破仑建立莱茵邦联，整顿德意志各邦，于是发生了第二波大规模的“陪臣化”。1789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有大约300个享有直属地位的邦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只剩下39个。拿破仑倒台之后，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基本上维持了现有格局，之前被“陪臣化”的小邦未能恢复，不过陪臣作为曾经的统治者，仍然算是高级贵族，享有与现存的统治者（国王、大公、公爵等）平等的地位（Ebenbürtigkeit）。根据一项统计，在1897年，德国有91个陪臣家族。不过这个数字是浮动的，因为有的家族会绝嗣。[32]
奥地利对“陪臣化”持敌视态度，因为被消灭的大量小邦，尤其是天主教教会诸侯，原本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支持者。但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认识到“陪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之后，就和其他很多邦君一样努力去为自己争取利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摩德纳公国原本由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统治，这两个邦国被拿破仑吞并之后，皇帝坚持要求在德意志为自己的亲戚获得补偿。另外，奥兰治家族（拿骚家族的一支）丧失了尼德兰世袭执政的位置，他们也要在德意志境内获得补偿。最后托斯卡纳大公、摩德纳公爵和奥伦治家族都获得了不错的补偿条件。[33]
19世纪初的大规模“世俗化”与“陪臣化”是1945年之前德意志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洗牌与再分配。总计约73 000平方公里的教会土地、约236万人口和12 720 000古尔登的财政年收入易手。47座帝国自由城市中的41座，包括4330平方公里土地和35万人口，被移交给新的统治者。教会诸侯只剩下三个：美因茨大主教（迁往雷根斯堡）、条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34]
1803年和1806年的两波“陪臣化”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来自法国和拿破仑的外在压力。在德意志一度占据霸主地位的拿破仑不希望德意志分裂成几百个小邦，因为他需要调动和利用德意志的资源和人力，尤其是兵员，而很多小邦拿不出资源为他服务，比如有的小邦仅能为他提供几十名士兵。把德意志诸邦整合成较大，但不至于大到威胁法国的邦国，符合拿破仑的利益。为了制衡德意志的传统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拿破仑扶植了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巴登、黑森-卡塞尔等二流邦国，鼓励他们通过侵占弱小邻居的地盘来扩张自己。另外俄国沙皇也施加干预，帮助罗曼诺夫家族在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奥尔登堡和梅克伦堡的亲戚获取领土和利益。这些二流邦国是“陪臣化”运动的最大赢家。比如巴登获得的新领土是其丧失领土的七倍，符腾堡获得的新领土是其丧失领土的四倍，普鲁士也获得了相当于丧失领土将近五倍的新领土。汉诺威并未损失任何领土，却也吞并了奥斯纳布吕克主教领地。[35]
所以，“陪臣化”的初衷——补偿损失土地的诸侯，早已被抛在脑后，《帝国代表会议主要决议》也只不过是追认既成事实，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不过，客观上讲，拿破仑给德意志诸邦洗牌的举措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
贵族面对新兴的资产阶级
随着普鲁士、奥地利等现代国家逐渐形成，宫廷内臣与国家行政官员的分野也逐渐清晰起来，为邦君效力的贵族也逐渐官僚化和专业化。面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的竞争，很多贵族勤学苦练，掌握了专业的技能和知识，足以胜任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贵族的地位和特权不再单纯依赖自己的高贵血统，而是取决于为国家和君主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成功的市民官僚常常获得贵族身份的册封。
在贵族的理想状态中，贵族应当从事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农业和采矿业，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因为后两样是中世纪市民阶层（后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有些破落贵族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入不属于贵族传统职业的领域，比如商业，这会被其他贵族与市民认为丧失了贵族的体面（Dérogeance），从而也会丧失贵族身份。
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贵族坚持认为，宫廷生活是不符合贵族身份，或者说不利于贵族体面的维持的，因为宫廷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淫荡，不利于美德的培养；贵族唯一正当的职业是在乡村从事农业。乡村和大自然是贵族的避风港和安乐窝，是恢复与培养其道德情操的理想天地。[36]这种对乡村和自然的崇拜，应当说不仅限于德意志，也不仅限于贵族，在欧洲历史上，甚至直至今日，仍是很常见的现象。
与此同时，即便在启蒙时代的开明专制君主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下的普鲁士，贵族仍然在政府和军队享有优先权，甚至可以说是垄断权。他们的知识水平往往不及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子弟，却仅凭自己的血统而占据几乎所有高位和大部分中层和下层官位，阻塞了资产阶级的上升通道。这自然会招致资产阶级对贵族的更多厌恶和敌视。资产阶级将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奉为圭臬，也希望贵族能变得像他们一样守纪律、高效和更关心社会。的确也有一些贵族认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希望本阶层在新的时代能够有所调整，不要被时代抛弃。
不过即使在资产阶级逐渐占上风的社会里，大部分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仍然坚信，贵族仍然是精英群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贵族必须要改良和提高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英领导阶层，而不仅仅是凭血统获得特权。
德意志历史和英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当然主要是资产阶级上层，在19世纪就有了成功的合作与部分融合和通婚，而德意志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远远没有英国那么融洽。英国较早出现了由传统贵族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联合而成的新精英群体，他们奉行自由主义，支持商业和工业；而德意志的这两股势力一直没能很好地携手共进，很大一部分贵族仍然固守土地和传统的贵族价值观。尤其在德意志东北部——主要是普鲁士的易北河以东地区，贵族面对新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挑战或者说威胁，日趋右翼和保守，乃至反动。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崇尚贤能政治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凭借教育和金钱逐渐崛起，结束了贵族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对精英地位的垄断，“消除了将贵族与其社会中其他富有而强大的成员分隔开来的最后的实质性差异”，让贵族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诸多组成部分之一”。[37]而在19世纪的德意志，关系盘根错节、与统治者联系密切的贵族阶层照旧把持着军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大部分官职，仍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并且很多贵族仍然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
德意志的沙龙与沙龙文化
沙龙文化发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但我们最熟悉的沙龙是在17至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环境里出现的。法国的这些沙龙往往是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聚会的场所，大家交流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与心得。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诗歌的使命是“给人愉悦或教诲”（Prodesse et delectare），沙龙也是这样。沙龙的主持人往往是受过教育、精明世故、长袖善舞的上层女性。她们主持活动、挑选客人、制定沙龙的规则与主题。沙龙里的社会等级不像宫廷那样分明，贵族和资产阶级可以近距离接触和交际。沙龙女主人（Salonnière）的一大艺术就是在“封闭的小圈子”与“开放”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维护贵族阶级的团结，另一方面又结交和拉拢资产阶级精英。[38]沙龙帮助打破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社会障碍，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对贵族女性来说，沙龙往往是唯一能够比较自由地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男性贵族的自由活动空间很大，他们能从军、当官、经商、社交等等，可以独自出门，与各色人等接触。而女性贵族的活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出门要有丈夫陪同，除了走亲访友和各种正式的舞会、酒会之外，她们很少有机会与外人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交流，而沙龙给了她们这个机会。
德意志的沙龙文化出现较晚，起初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沙龙类似，是启蒙和教化的场所与工具，也是交换八卦与蜚短流长的地方。在18世纪晚期的柏林，约40%的沙龙参与者是贵族，他们在沙龙与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和职业人士交流，往往是分享批评性的观点。[39]德意志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她们在自己的宫殿和宅邸举办沙龙，通常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周二下午2点至7点或周三下午3点至8点，她们的朋友无须邀请，可以直接来。这样的交流比较轻松自如，也更有意思，不像需要正式邀请的社交场合那样，其实往往只能说些客套话。沙龙期间大家可以享用茶、咖啡、饼干或雪莉酒等。[40]
德意志最有名的两位沙龙女主人要数亨丽埃特·赫兹（Henriette Herz，1764—1847）和拉赫尔·莱温（Rahel Levin，1771—1833）。她俩都是犹太人。在18和19世纪的德意志，很多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希望融入主流社会。犹太女性面临双重障碍：反犹主义和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而沙龙为富裕和有人脉的犹太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能与德意志名流相对平等地交往，畅谈文学、政治、哲学、艺术等，所以这个时期德意志的很多著名沙龙女主人是犹太人。赫兹的父亲是第一位在柏林开业的犹太医生，莱温的父亲是富裕的珠宝商。她俩都是融入柏林精英社会的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太讲究犹太教规矩。当时的普鲁士启蒙与改革运动中，接受了德意志文化与基督教的犹太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德意志其他邦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普鲁士对犹太人也相对宽容和接受。
赫兹的沙龙一度是柏林文艺界、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中心，高朋满座，席间包括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兄弟、戏剧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等。
图3-5 沙龙女主人亨丽埃特·赫兹（Anna Dorothea Therbusch绘，1778年）
至于拉赫尔·莱温，汉娜·阿伦特专门为她写了一部传记《拉赫尔·瓦尔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德国犹太女性的生活史》（Rahel Varnhagen. 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拉赫尔嫁给了外交官、军官和文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瓦尔哈根·冯·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并皈依基督教。她喜好游历和结交，与许多贵妇缔结了友谊。历史悠久的容克世家子弟，甚至普鲁士王室成员，都来参加她的沙龙，与科学家、作家、批评家交流。[41]她的客人包括哲学家谢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洪堡兄弟、富凯男爵（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让·保罗（Jean Paul）、费希特、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等著名文人与思想家。熟悉德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朋友应当对上面列举的名字耳熟能详，这的确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聚会。在她的沙龙里，不管客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大家都以“你”（du）相称。德语里的“您”（Sie）和“你”含义大相径庭，前者礼貌而显得冷淡，后者亲热而显得不太严肃。在19世纪，“您”和“你”在感情上的差别比今日大得多，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亲热地称呼“你”，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19世纪中后期的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也有繁荣的沙龙文化。根据一项统计，1860—1890年间柏林有26个真正的沙龙，1890—1914年间则有28个。[42]此时的沙龙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文艺型的，客人多为文人、学者、艺术家等；另一种是政治型的，客人多为政治家、外交官和高级将领。
图3-6 拉赫尔·瓦尔哈根（画作作者不详）
文艺型沙龙的另一个典型是黑德维希·冯·奥尔弗斯（Hedwig von Olfers，1799—1891）的沙龙。她是科学家、外交官和王家博物馆馆长伊格纳茨·冯·奥尔弗斯（Ignaz von Olfers，1793—1871）的妻子。在奥尔弗斯的沙龙，群贤毕至，艺术家与上流社会成员觥筹交错。她的客人包括天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古典学者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1814—1896）、画家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1815—1905）、雕塑家约翰·戈特弗里德·沙都（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音乐家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1830—1894）等。奥尔弗斯的沙龙得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威廉一世皇帝的庇护，“1840—1860年，奥尔弗斯的沙龙是艺术家、学者、文人和宫廷成员最重要的交流场所”。[43]
政治型沙龙中最有名的可能要数玛丽·冯·拉齐维尔侯爵夫人（Marie Fürstin von Radziwill，1840—1915）的沙龙。拉齐维尔侯爵夫人是欧洲贵族高度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她的父亲是一位法国侯爵，祖父是法国的陆军元帅和外交部长。她的外祖母多罗特娅·冯·萨根（Dorothea von Sagan，1793—1862）是库尔兰公爵的女儿、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塔列朗的侄媳妇，是欧洲著名的美人和交际花。玛丽的丈夫安东·拉齐维尔侯爵是为普鲁士效力的波兰大贵族，担任普鲁士将军和上议院议员，是威廉一世皇帝的侍从长和亲信。安东的祖母是一位普鲁士公主。[44]有了这些关系，美丽而聪颖的玛丽在德国社交界如鱼得水，与威廉一世夫妇和威廉二世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都经常出席她的沙龙。另外，玛丽的两个女婿分别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波兰贵族。她的儿子是俄国军官，所以她与俄国皇室也有很好的关系。
图3-7 玛丽·冯·拉齐维尔侯爵夫人，1890年
在柏林，拉齐维尔侯爵夫人是法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她的宅邸和举办沙龙的场所就在法国大使馆对面，大家在她的沙龙上都说法语。拉齐维尔侯爵夫人的沙龙客人绝大多数是政治家和外交官，她很少与艺术家和学者打交道，尤其是德国的艺术家和学者，部分原因可能是她的德语水平不高，对德国文化也很轻蔑，认为法国文化才是最高雅的。1871—1914年间，拉齐维尔侯爵夫人的沙龙是聚集了最多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聚会场所，驻柏林的外国外交官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她的邀请。[45]
1872年，刚上任的法国驻德大使艾利·德·贡托-比龙（élie de Gontaut-Biron）先去拜访德国皇室成员，下一站就是去拜访拉齐维尔侯爵夫人。贡托-比龙大使在夫人的沙龙里结识了宫廷总管大臣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雷德恩伯爵（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Redern，1802—1883），商贸大臣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伊岑普利茨伯爵（Graf Heinrich Friedrich August von Itzenplitz，1799—1883），奥斯曼帝国公使阿利斯塔齐贝伊（Aristarchi Bey，1843—1914），葡萄牙公使利尔瓦斯伯爵（Graf Rilvas），巴伐利亚公使佩尔格勒·冯·佩尔格拉斯男爵（Pergler von Perglas），俄国大使馆参赞、俄国首相之子戈尔恰科夫（Gortschakow）以及德国的许多达官贵人。[46]而1897年1月19日的沙龙聚集了奥地利大使瑟杰尼-马利希伯爵（Graf Sz?gyény-Marich）、意大利大使兰扎伯爵（Graf Lanza）、法国大使诺瓦耶侯爵（Marquis de Noailles）、巴伐利亚王国驻帝国议会代表胡戈·冯·莱辛菲尔德-科弗林伯爵（Hugo von Lerchenfeld-K?fering），还有奥地利外交大臣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伯爵（Graf Agenor Go?uchowski，1849—1921）。[47]
拉齐维尔侯爵夫人通过自己的沙龙，以及与各国外交官和政治家的交往和通信，能够获得大量重要的信息，她就利用这些信息为普鲁士和德国高层提供建议。她经常与威廉一世皇帝交换意见，皇帝也把她的沙龙当作重要的信息来源。拉齐维尔侯爵夫人是一位没有官职的外交官，她的意见得到最高层的重视，但她绝不会狂妄自大地为自己争取政治角色。[48]
在奥匈帝国，有的贵族女主人的沙龙独具特色，比如亚历山德琳娜·冯·迪特里希施泰因（Alexandrine von Dietrichstein，1824—1906）侯爵夫人在维也纳的沙龙是奥地利贵族接触英国王室和贵族圈子的一个枢纽，因为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冯·曼斯多夫-普伊（Alexander von Mensdorff-Pouilly，1813—1871，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母亲索菲是萨克森-科堡家族的成员、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姨母、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姑母。英国王室成员若来维也纳，必去迪特里希施泰因家的沙龙。后来亚历山德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成为奥匈帝国驻英大使也就不奇怪了。喜欢马的贵族可以参加金斯基（Kinsky）家族的沙龙，他们是奥地利贵族当中最显赫的养马和赛马爱好者，就连女性家族成员也酷爱骑马。拉里施（Larisch）家族也是著名的养马大户，在英国拥有赛马的马厩，一年要在英国度过好几个月，他们家的沙龙也围绕马的话题展开。对戏剧、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玛丽·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夫人（Marie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37—1920，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宫廷大总管的夫人）的沙龙，她大力提携和扶助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建筑师。[49]
四 1848年革命：废除贵族？
1848年5月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的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代表着羽翼渐丰的德意志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利的努力，同时也承担着为德意志统一寻找出路的重任。从贵族史的角度来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弥合鸿沟的一次尝试，也是新与旧、民主与专制的一次斗争。
虽然叫“国民议会”，但参会的585名法定代表[50]中有100多人是贵族。许多在1806年前后丧失了主权的诸侯，希望通过国民议会来重新发挥影响力。不过从各邦代表的贵族比例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和邦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是怎样的。比如普鲁士的32名代表差不多有一半是贵族；受法国影响较大的莱茵兰的35名代表中只有3人是贵族；巴登已经有了民主宪法，20名代表中只有2人是贵族；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代表中几乎没有贵族。国民议会的第一任主席是自由派政治家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男爵（Heinrich von Gagern，1799—1880），第二任主席是大学教授爱德华·西姆松（Eduard Simson，1810—1899），他后来被封为贵族。[51]其他比较有名的贵族代表还有东普鲁士地主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冯·绍肯-塔尔普琴（Ernst Friedrich von Saucken-Tarputschen，1791—1854）和莱茵兰地区的地主卡尔·冯·施泰特曼（Carl von Stedtmann）。[52]
图3-8 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男爵（Eduard von Heuss绘，1848年）
图3-9 爱德华·冯·西姆松（Fritz Paulsen绘，1880年）
激进左派人士在国民议会上提出立即彻底废除贵族制度。多个邦国的地方国民议会，甚至包括普鲁士国民议会，附和了这一提案。这就是有名的“贵族辩论”。这场大辩论的背景是，1848年初德意志若干邦国发生了反对贵族地主特权的农民暴动，许多邦国的议会做了妥协，匆匆立法，宣布解放农民，废除贵族对农民享有的封建特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原本只打算对解放农民的立法加以确认，不料有激进人士提出要废除整个贵族体制，这当即被否决。当年12月1日，圣保罗教堂的国民议会第二次审阅该提案，最后竟然以8票的多数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废除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但随后有61名议员公开表示，他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仅限于再次确认之前解放农民、废除贵族地主特权的立法。这究竟是不是个误会，今天已经很难确定。[53]
但“贵族辩论”表现出，很多资产阶级人士对贵族并没有多少阶级仇恨，而是出于浪漫主义(9)和务实考量，对贵族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机构抱有相当程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资产阶级人士尊重私有财产。所以他们并不同意废除贵族制度，甚至也不同意贵族和平民选举权平等的提案。议会中的左派如莫里茨·莫尔（Moritz Mohl，1802—1888）和右派如菲利克斯·冯·李希诺斯基侯爵（Felix von Lichnowsky，1814—1848）都同意，不可能用立法手段废除贵族制度，因为它超脱于法律之上。资产阶级此时还不愿意把贵族视为敌人，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资产阶级对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极左力量感到畏惧和警惕，不愿意看到极左派的势力更加壮大。毕竟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对抗贵族，另一方面也要与贵族合作来压制极左派与广大劳动者。德意志自由派聚集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商议大业的时候，真正的大众民主还为时过早，与会的资产阶级还不需要大众民主。他们想要的民主，是精英主义的民主，是他们自己阶级的民主。最后，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废除贵族的议题也就被搁置了，直到1918年。
1848年革命期间，贵族当中有民主派，甚至有共和主义者，但大多数贵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拥护君主，反对自由主义。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1795—1866）担任首相、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担任财政大臣的普鲁士政府倾向于自由主义，提出要废除贵族对自己庄园上农民的司法权，无偿废除贵族在农民土地上的狩猎权[54]，并向此前一直免税的贵族土地征税。这项改革计划遭到了普鲁士贵族的强力反对。在贵族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与它相比，之前的革命都只是玩笑而已！如果改革真的实施，所有地主就全完了！”俾斯麦也说，这个改革计划是“非法的暴力镇压……其对象是那些无力自卫、数百年来对王权最为忠顺的臣民”。是年8月，贵族地主聚集在柏林，组成所谓“容克议会”，坚决抵制改革，最终称心遂愿。贵族地主的免税权一直维持到1861年，后来遭到废除时政府还给了贵族一大笔赔偿金。而废除农民的封建劳役时，农民还要向地主缴纳赔偿金。[55]
革命之后的反动
1848年对贵族阶层存在之意义的大辩论（包括批判）结束之后，德意志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尤其是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后。1848年革命给了普鲁士一部新宪法（1850年修订）和上下两院制的议会。根据1849年的选举法，只有满足如下条件者才有权投票选举上议院议员：每年缴纳8塔勒的等级制收入税（Klassensteuer），或拥有价值至少5000塔勒的地产，或年收入不低于500塔勒。这样的话大部分民众根本无权选举上议院议员。而且这个上议院没过几年就被取消，让位于所谓“贵族院”（Herrenhaus）或新的上议院。贵族院的议员由国王指定。
一直到1918年，普鲁士贵族院的绝大部分成员为贵族，包括曾享有主权的陪臣家族的族长、被国王授予世袭席位的贵族、大学代表和城市代表等。1911年，贵族院的347名议员仍有260人是贵族。在19世纪，这个比例更高。而在下议院里，由于三级选举制（Dreiklassenwahlrecht）的存在，贵族和保守派的比例也非常高。20世纪初，443名下议院议员里的保守派始终超过200人。[56]
普鲁士的1850年宪法设立了三级选举制，将24岁以上男性公民按照其纳税金额分成三个等级，纳税最多的等级（多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人口最少，纳税最少的等级（多是穷人，不过在特别富裕的选区，富人也可能落到第三等级）人口最多。比如在1861年12月的选举中，第一等级占据总人口的4.7%，第二等级占13.5%，余下81.8%是第三等级。制度是间接选举，每个等级选举出数量相同的选举人。所以，前两个等级的选票权重比第三等级大很多。[57]
贵族，尤其是被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视为反动势力的普鲁士容克群体（详见下一节“什么是‘容克’？”）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贵族与资产阶级仍然难以联手构建一个类似英国那样的精英统治集团。后来德国历史的“特殊道路”（Sonderweg）理论也由此产生，该理论激烈地把德国的很多负面发展归咎于贵族，尤其是容克。比如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认为德国后来发展出纳粹这样的恐怖极权，就是因为在19世纪德国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了，但政治体制没有现代化，仍然被前现代的贵族制度所主宰。这些贵族阻碍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德国没有像英法一样演化为现代民主国家，而是走上了一条奔向极权与反人类罪行的“特殊道路”。韦勒、汉斯·蒙森和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等历史学家严厉批评第二帝国建立到1945年之间的德国精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贵族），指责他们在第二帝国期间推行威权主义、破坏民主并怂恿和帮助纳粹作恶。
不少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以官僚或军官的身份为国效力，实际上比传统的贵族地主掌握更多的权势和社会资源。这些新的精英常常被君主授予贵族身份。尽管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威廉二世皇帝等君主努力促进资产阶级新精英与老贵族的融合，向资产阶级人士授予贵族身份、邀请他们进入宫廷圈子，希望借此打造出新的统治精英群体，但这些新贵和传统贵族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很难说贵族资产阶级化了，也很难说资产阶级贵族化了，这两个群体虽然互相打交道（比如在政府机关是同事）甚至偶尔通婚，但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只是肩并肩共存。贵族和资产阶级两方面都有人呼吁效法英国，让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融合成新的精英阶层，但这种现象一直到1918年都没有在德国出现。
五 什么是“容克”？
1834年春，有位年轻的普鲁士贵族没能顺利从中学毕业，所以担心自己不能按计划进入柏林大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设想了自己如果上不了大学，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会先当几年军官，对着新兵大呼小叫；然后娶妻、生子、种地，无节制地生产蒸馏酒，用酒来败坏我的农民的道德。所以，如果十年后你正好到我家乡，我会邀请你一起寻欢作乐，从庄园找一个水性杨花、曲线玲珑的小娘们儿来耍一耍。我还会请你痛饮土豆白兰地，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还会请你打猎，玩得痛痛快快。那时你看到的我，会是一个肥胖的民兵军官，蓄着两端翘起的胡须，骂人可以骂得地动山摇，憎恨犹太人和法国人，恣意鞭笞狗和家仆，与此同时是个妻管严。我会穿皮裤子，在斯德丁(10)毛料厂大出洋相。大家向我这个男爵大人请安的时候，我会和气地捋须，给大家一个优惠价。国王诞辰那天我会喝得烂醉如泥，并高声为陛下祝寿。其余时间，我会定期高谈阔论。我的口头禅是：“老天！这匹马真棒！”[58]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铁血首相俾斯麦。
俾斯麦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地主家庭，他这一席话给自己所在的阶级绘制了一幅讽刺漫画。俾斯麦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贵族，非常保守。但他的母亲出身资产阶级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她的祖父是法学教授；她的父亲，即俾斯麦的外祖父，曾在三代普鲁士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内阁秘书，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59]俾斯麦是依靠容克集团的政治势力上台的，但上台之后就“背叛”了容克集团。他不是一名典型的容克，人生轨迹和绝大部分容克不同。
那么，什么是容克？容克在德意志历史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的真实形象是什么？
容克：普鲁士的地主乡绅
我们从“容克”这个词的本义开始说起。容克（Junker）的本意是“年轻贵族”或“少爷”，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用来指年轻或者地位较低的贵族[60]。马丁·路德潜伏在瓦尔特堡期间用的化名是容克约尔格（Junker J?rg）[61]。他还曾讥讽地称英王亨利八世为“容克海因茨”（Junker Heintz）。[62]作为低级贵族的容克一般没有头衔，只是姓氏中有“冯”或“祖”。
到了近代早期，在普鲁士，“容克”这个词有了特殊的意思，指的是农业地区如易北河以东的地主，他们大多是小贵族。我们今天说到容克，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普鲁士容克。
普鲁士容克控制了普鲁士东部的大部分土地，驱使农民为他们劳作，而这些农民与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农民相比，享有的自由和权益少得多。容克生活环境的自然条件不佳，多沼泽和沙地，土地贫瘠。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1600—1947）》一书中这样描绘普鲁士容克的生活环境：
没有显眼的地标。这里的河流都是懒洋洋地蜿蜒流淌的小河，缺乏莱茵河或多瑙河那样的雄伟壮丽。大部分地面被白桦和冷杉林覆盖，单调乏味……“土地平坦，有林木，大部分地方是沼泽”。“沙地”、平坦、“沼泽”和“未开垦地区”是所有的早期描述（哪怕是歌颂的文章里）中的常见主题。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土壤很贫瘠。在有些地区，尤其是柏林周边，土壤过于单薄，沙子太多，连树都长不了。[63]
生活在这样贫瘠的地理环境里，总的来讲，容克地主是不富裕的乡绅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与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富裕贵族相去甚远，简直不是一个世界。因为经济条件较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见识过广阔的精彩世界，容克常常和没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没有受过教育，文不成句，甚至说话也不连贯，只会把名词和名词化的词连在一起乱说出来，然后再加上惊叹号。”[64]
农业是容克的核心利益。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容克在德国政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且普鲁士长期施行的三级选举制使贵族地主的选票权重特别大，所以容克在普鲁士的政治影响力很大。他们运用自己的能量，积极地干预和影响政府的农业政策，提高粮食进口的关税，以保护普鲁士本土的农业。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1876年建立）和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农场主联盟（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建立）主要为容克地主的利益服务。他们向政府游说，要求为地主提供资金补助、减税，并保障较高的粮价。据估计，1900年前后德国人口为5600万左右，而容克地主阶层有24 000人。这一小群权力精英坐镇于他们的庄园，占据着县长职位，几乎不受限制地按照自己的利益统治着广大农村地区。[65]
在有些比较正面的描绘里，容克地主是性格严峻、执行严格纪律但待下慈爱的一家之主。容克不仅对自己的妻儿和直系后辈，对仆人和农民也是父亲式的人物：威严但友爱的权威和管理者，为一大家子的生计而忙碌。小说家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威廉时代德国的简·奥斯汀”）的小说《斯特希林》（Der Stechlin）描写的就是这种容克地主，他笔下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老普鲁士：田园风光、地主仁厚、农民恭顺、大家一团和气。小说的主人公贵族地主老斯特希林是正派善良的可爱老乡绅，并且思想开明。他参加国会竞选，尽管大家都觉得本地是保守而忠君爱国的地方，最终他还是输给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在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主义已经是很强大的力量。老斯特希林虽然输了，但输得优雅，他也认识到时代已经变了，虽然充满怀旧情绪，但能坦然地面对新时代的降临。与这个“反动地主”相比，某些代表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人士反倒显得功利心重、吃相难看。
容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
来自穷山恶水的容克往往坚忍不拔，是很好的军人材料。18世纪上半叶，容克从军开始成为传统，于是一代代容克子弟自幼就受到这种顽强精神和军人荣誉感的灌输，世代从军。在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大王领导普鲁士与欧洲大陆的另外三个大国俄、法、奥对抗，容克军人在流血牺牲的过程中铸就了与普鲁士国王的紧密联系。也正是这样的容克军人，帮助普鲁士打赢了1866年和1871年的大战。英国历史学家利芬指出，正是霍亨索伦家族与容克的联盟把普鲁士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穷国发展为近代强国，所以容克的军国主义、威权主义和贵族原则得到合法化，[66]从而他们在普鲁士／德国政府与军队中都有了很大的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