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克往往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在政敌眼中尤其如此。19世纪80和90年代德国自由派的各种讽刺漫画上的容克往往是身穿笔直军服的军官形象。慕尼黑的讽刺杂志《痴儿西木》（Simplicissimus）的漫画里，容克军官虚荣、无能、穿的军服过紧，要么是把自己继承的财产挥霍一空的赌棍，要么是追逐女性的登徒子，要么是不学无术之辈。而1937年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中埃里希·冯·施托洛海姆（Erich von Stroheim）扮演的容克更是深入人心：身材瘦削、站得笔直、短发、小胡子、面无表情、戴着单片眼镜。[67]
普鲁士容克的形象——乡土、狭隘、粗俗、顽固、保守甚至反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逐渐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常常受到自由主义者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嘲笑和恶评。“卷心菜容克”（Krautjunker）成为一种常见的贬称。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家施泰因男爵对容克发出这样的恶评：“普鲁士贵族是国家的累赘，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大多贫穷，对官职、薪俸、特权和形形色色的优待贪得无厌。他们贫穷，所以不能接受良好教育，只能上水平很差的军校。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没有办法担任高级职务……这一大群只受过较差教育的人，还要神气活现地索取……既是贵族也是官僚，他们对同胞来说是一害。”[68]
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指控容克集团应当对第二帝国时期民主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的确，容克是反民主势力，是军国主义者，是威权主义者。历史学家利芬指出，容克虽然不是第二帝国唯一的反民主势力，甚至也不是最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却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主化，制造了一种极端的舆论和气氛，而这种舆论和气氛是1914年德国统治者选择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容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人数多、坚韧不拔并且深深植根于霍亨索伦国家，很难把他们边缘化。[69]但利芬反对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怪罪到容克头上，因为他相信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还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与列强竞争。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容克地主一般支持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简称“DNVP”），继续扮演保守乃至反动的角色。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说：“没有一个群体，比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更早、更积极、更成功地参与了摧毁魏玛民主。”[7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刺杀希特勒的“7月20日”抵抗运动里，也有不少容克地主和军官，比如汉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1901—1944）。
德国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容克”主要是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贵族时用的词，用来指他们的敌视对象；而这种批判早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所以学术界不应当用这个词。[71]的确，把一个群体脸谱化很容易，但要真正理解和描绘它却很难。不管是好是歹，容克都是普鲁士历史的一部分，有时是积极的力量，有时是消极的势力。
六 贵族与德意志第二帝国
1870年，普鲁士打败法国，完成统一德意志的大业。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登基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建立了。为了区分中世纪到1806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1871年建立的帝国被称为“第二帝国”。
新帝国是若干德意志诸侯与邦国组成的“联邦”，共有25个邦国（Bundesstaaten），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5个公国、7个侯国、3个自由汉萨城市（吕贝克、不来梅和汉堡），外加1个帝国直辖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在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对于广大贵族来讲，第二帝国的建立似乎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新时代。因为这个帝国看起来对他们特别有利，首先因为普鲁士和帝国新政权对贵族友好，贵族享有许多特权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而且军队的突出地位也意味着贵族有很多机会在军界飞黄腾达。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意味着在外交界会有很多空间给贵族施展拳脚。另外，帝国的宫廷也为贵族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上升机遇。贵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许多关键性的实权职位，帝国的政策处于贵族利益的强大影响之下，以至于自由主义者班贝格尔（Bamberger）说德意志帝国处于“从未见过的容克统治”之下。[72]
不过，这段时间也恰逢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日千里，这对以土地和农业为主要财富来源的贵族来说，不是好消息。资产阶级的快速崛起、咄咄逼人的攀升和他们的专业化技能，让贵族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比如在公务员体系里，尤其是在与法律、财政等技术领域相关的体系里，贵族的特权不足以保障他们一定能获得并保住职位。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在不断攀升。
贵族地主在新时代
在19世纪，一部分贵族在他们的传统经济领域即农业，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获得更多财富并扩大自己的庄园。不过从全德范围来看，贵族地主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地域性。比如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贵族庄园一般比较小，大多数大庄园都在易北河以东。比如在西里西亚，迟至1925年，还有152位贵族的庄园地产面积超过5000公顷，49位贵族的地产面积超过1万公顷，其中普莱斯公爵的地产在1900年前后居然有7万公顷之多。[73]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在普鲁士，许多贵族试图通过家产信托（Familienfideikommiss）的法律手段来维护和保住自己的地产，并顺利地传给下一代。
所谓“家产信托”，就是以法律手段规定家产（一般是土地）永久性地不可拆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传给单一继承人，只有这名继承人能够自由支配土地的产出；即便他负债，也不能通过转手土地来变现。这种手段主要是为了保护家族的财产基础和社会地位，防止家产四分五裂。[74]
举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例子，英剧《唐顿庄园》里格兰瑟姆伯爵的家产，就是因为类似的法律手段（“Fee tail”或“entail”，限定继承）而无法传给女儿。因土地和爵位捆绑在一起，不可拆解，女儿不能获得爵位，也就不能继承土地。家产只能传给一个没见过面的远亲。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本奈特家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英国的限定继承和德国的家产信托非常相似。
1849年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和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一样，都禁止设立新的家产信托并废除现有的家产信托，但普鲁士的相关法律在贵族的抗议声中于1852年被废除。家产信托在德国和奥地利直到1938年，也就是纳粹时期才被废除，在巴登-符腾堡州甚至到1983年才被正式废除。[75]
1890年，德国共有约320万公顷土地，也就是国土面积的约6.8%，处于2314个家产信托控制之下。1917年普鲁士的数据是，250万公顷土地处于1369个家产信托控制之下，占普鲁士总面积的7.3%。1918—1919年，全德的大庄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处于家产信托控制之下。[76]不过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贵族庄园的农业经济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资产阶级看来，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大多是些没受过像样教育的反动分子，是德国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眼里，贵族地主往往是这样的形象：对自己的土地经营不善，不懂得学习和采纳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将土地出租出去而不是亲自经营，过着远远超出自己收入的奢靡生活，一心只想着到宫廷任职，动不动就强调自己的贵族特权，最后常常债台高筑，把自己的庄园搞得每况愈下。[77]当然，实际上有很多庄园经营得井井有条，在经济上相当繁荣。庄园经济的成功与否，相关因素实在太多，包括个人才干与精力和机缘等。不过，总的来讲，新时代对贵族地主来说不利，贵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这个时期急剧拉大。
贵族地主当然会想方设法来保护自己的农业经济。德意志保守党和农场主联盟主要为贵族地主的利益服务。这两个组织紧密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德意志保守党的会议经常在农场主联盟的场地或在其领导人家中举行。东部各省份的地方官员和农场主联盟也密切合作。1902年，农场主联盟的游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迫使政府将小麦进口关税大幅度提升。农场主联盟的宣传里喜欢用“德意志血统”“德意志风俗”之类的说法，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他们眼中的敌人是犹太人、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三种人会把德国变成“被国际大资本家主宰的出口工业国和世界贸易国”，而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即容克地主的大庄园。1894年底，农场主联盟有20.2万会员，1911年有32.8万，它的周报发行量高达24.2万份。[78]这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而它的极端保守和右翼色彩，对未来也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贵族的职场：宫廷、政府、军队、议会、慈善
在贵族的传统就业与活动领域——宫廷，同样存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争斗的情况。越来越多出身资产阶级的官员、学者、经济界人士和艺术家进入宫廷，身居要职。不过贵族仍然在德国皇帝的宫廷，普鲁士、萨克森、符腾堡、巴伐利亚四个国王宫廷和其他各级宫廷占据主宰地位。贵族在宫廷担任管理官员、侍从女官、教师等，并组织、参加和维护贵族的慈善机构。贵族的这些仪式感很强的活动，会一直维持到1918年11月。
贵族在第二帝国的政府当中发挥的作用、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其人口按照比例所应得的份额。1871年，普鲁士的中层和高层公职人员当中，贵族的比例仍和1858年时一样，高达42%。1910年，普鲁士11个部的大臣有9位是贵族，65位高级枢密顾问（Wirkliche Geheimr?te）中有38位是贵族，12位省长（Oberpr?sidenten）中有11位是贵族，36位行政专区主席（Regierungspr?sidenten）中有25位是贵族，467位县长（Landr?ten）中有271位是贵族。1914年，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候补官员（Regierungsreferendare）中有55.5%是贵族，至1918年仍有55%的候补文职人员（Regierungsassessoren）是贵族。普鲁士内政部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支柱，该部的贵族官员占了全体官员的三分之一。[79]
第二帝国时期县长的权力极大，集地方行政长官、地方最高法官和警察总长于一身，简直是一方诸侯，可以执行自己的政策，权力远远超过很多仅有头衔而没有官职的大贵族。县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忠于皇帝，十分保守，是君主制的支柱。担任县长也是在仕途中攀升的重要的第一级阶梯，有机会晋升到帝国中央的要职。比如东普鲁士的小贵族阿尔伯特·冯·莱韦措（Albert von Levetzow，1827—1903）曾任柯尼斯堡（诺伊马克）县长，后来一直做到帝国议会主席。
在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而当时的普鲁士军官大多为贵族。比如在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两个主力集团军的全部军、师、旅级指挥官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里没有“冯”字。普鲁士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军人世家的姓氏大量出现在攻入法国的普军的战斗序列中：冯·克莱斯特（三个）、冯·德·戈尔茨（两个）、冯·比洛（两个）、冯·德·奥斯滕、冯·曼陀菲尔、冯·阿尔文斯莱本等等。[80]在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普鲁士军队被奉为现代化军队的楷模。在第二帝国，军队更是成为全社会的榜样。贵族在军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维护贵族的声誉和地位，应当说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军事的现代化，传统的贵族军官也不得不面临资产阶级的竞争，尤其在炮兵、工兵等技术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军有约8000名现役贵族军官，占到整个军官团的30%。[81]不过在高级军官和将领当中，贵族仍然占据主宰地位。举个例子，在第二帝国期间，德军的三十几位陆军元帅全部是贵族，其中不少是王侯、公爵、王子。相比之下，到第三帝国期间，德军的20位陆军元帅中就有埃尔温·隆美尔、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斐迪南·舍尔纳、瓦尔特·莫德尔等7位非贵族；6位空军元帅中有4位非贵族；2位海军元帅都不是贵族。所以，在军事这个贵族传统的活动领域，贵族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
除了宫廷和军队，议会也是贵族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82]而且，帝国议会的议员选举与过去的三级选举制不一样，男性公民一人一票。第一届帝国议会的议员有差不多一半是贵族。不过到1890年，397名帝国议会议员中就只有125名贵族，1912年就只剩下57名贵族议员。帝国议会主席大多是贵族或者获得册封的资产阶级人士，一直到第13位主席才出现了资产阶级人士。对贵族来讲，担任帝国议会议员是一种荣誉。[83]
1870年建立的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里，天主教贵族占了很大份额。在起初比较倾向于改革的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里，富裕的贵族也很有影响。不过随着工业化推进、资产阶级日渐壮大，贵族议员越来越趋于保守。而随着政党越来越朝着现代党派的方向发展，贵族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不断萎缩。
在贵族的另一项传统事业（不能算是职业）——慈善事业当中，贵族与资产阶级主要是合作的关系，这与男性贵族同资产阶级的竞争关系形成对比。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巴登妇女协会（Badische Frauenverein）。1859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期间，巴登大公夫人路易莎（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儿，1838—1923）根据一些资产阶级妇女的呼吁，建立了这个慈善机构，其工作包括募捐、照料伤病员、培训护士、照料老人、扶助失学女童、抚养弃婴等。[84]路易莎大公夫人是机构的领导者，但协会的其他主要活动家大多是资产阶级女性，如卡罗琳娜·拜尔（Karoline Bayer，1821—1903）、皮娅·鲍尔（Pia Bauer，1881—1954）、恩内斯蒂娜·特伦（Ernestine Thren，1899—1981）等。特伦在“二战”期间作为战场上的护士，曾随德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幸运地与一些伤员乘飞机撤离，可谓九死一生。
反犹主义的滋长
有一部分贵族，在农业、宫廷、军队、政治等方面都发展得不顺利，于是受到贫困的威胁。贫困贵族往往特别不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的职业，比如工商业或医生、律师等专业化的职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和资产阶级没什么差别了。这部分在社会上格格不入、眼睁睁看着自己鄙视的资产阶级风生水起的贫困贵族，很容易接受种族主义、极右翼思想从而变得极端化。
1874年，德国贵族联合会（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简称“DAG”）应运而生，主要代表易北河以东的贵族地主的利益。这个社团对现代化的经济、文化、艺术和政治都持否定态度，思想日趋保守和右翼，并强烈地反犹。一些高层贵族与犹太资本家的结交，也遭到德国贵族联合会的斥责。在后来的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时期，德国贵族联合会最终变成为虎作伥的力量。
反犹主义在19世纪的德意志贵族当中有很深的根源。属于极端保守派的普鲁士将军与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尔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1777—1837）在1811年向普鲁士国王上书，反对自由主义改革，并指出：
（普鲁士国王的）诏书向犹太人授予占有土地的权利，具体用词是“那些信奉摩西的宗教的人”。这些犹太人，如果忠于自己的信仰，就是每一个现存国家的敌人；如果他们不再固守自己的信仰，他们就是虚伪的小人，并且他们手里掌握着巨额的现金资本。所以，只要占有土地变得那么容易，让他们能够通过投机土地来赢利，土地就会落到他们手里。成为地主之后，他们会成为国家的主要代表，于是我们古老的、可敬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犹太人国家。
马尔维茨反对允许犹太人占有土地，否则“国将不国”。他把犹太人视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承载者，这也是当时的普鲁士容克阶层普遍的观点。[85]
19世纪中后期，犹太人确实在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与资本主义发展当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881年，柏林人口当中犹太人只占4.8%，但柏林的金融市场从业人员中犹太人占到25.8%，批发商、零售商和运输商当中犹太人占到46%。布莱希罗德、罗特希尔德、施派尔、维尔特海默、奥本海默、班贝格、瓦瑟尔曼等犹太人银行世家，主宰着柏林、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等地的银行与金融界。1908年，普鲁士的巨富当中，身价超过5000万马克的29个家庭当中，有9家是犹太人（占31%）；并且排名前六的巨富当中有两人是犹太人。[86]
在很多保守派，尤其是贫穷的小贵族的想象中，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所以这些贵族仇视与上流社会（帝王、邦君／高级贵族）关系密切的犹太人资本家，也顺带仇视这些“犹太化”的高级贵族，甚至因此对威廉二世皇帝都颇有微词。有的犹太人资本家凭借与宫廷的关系和贡献，获得了贵族身份，比如帮过俾斯麦大忙的犹太人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同时，也有一些富裕犹太人家庭与德意志贵族通婚。贵族上层和资产阶级上层（有的是犹太人）之间携手合作挣钱，而贵族下层和资产阶级下层都是社会上的失败者，他们携起手来敌视犹太人。贫穷让很多小贵族痛苦，但他们把自己的贫穷乔装打扮为“节俭”的美德，激烈地谴责现代的金钱社会，主张金钱是庸俗的，一心挣钱的资产阶级是丑恶的，贵族的传统美德才是高尚的。而在他们眼中，犹太人等于资本家，等于令贵族惶惑不安的现代社会。
而在另一种思潮里，犹太人等于自由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甚至等于共产主义。苏俄领导人当中有不少犹太人，比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18—1919年德国的革命者当中也有不少是犹太人，比如罗莎·卢森堡和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这三种主义都是许多贵族畏惧和仇视的对象。虽然并非每一位德意志贵族都是反犹主义者，但反犹主义将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并推动许多德意志贵族走上万劫不复的罪恶道路。
(1) 此处的萨克森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当时还是异教徒，后被查理大帝征服。
(2) 后者直接由皇帝控制，设在维也纳。
(3) “亚西比德”是后人给他的绰号，因为他像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亚西比德一样，反复无常，多次背叛盟友、改换阵营。托马斯·卡莱尔说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是失败版本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然而把能量都消耗在了无谓的争斗上。见Carlyle, Thomas. History of Friedrich Ⅱ. 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 Vol.1. Bernhard Tauchnitz, 1858. p. 307。
(4) 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属于韦廷家族的两大支系之一恩斯特系。
(5) 领邦化使得德意志诸侯林立，没有发展出英法那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另一方面，诸侯林立使得德意志在文化、建筑、艺术上出现了多个中心平行繁荣发展的现象，不像英法那样，文化资源都集中在首都。
(6) 前文讲到的镇压格鲁姆巴赫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就是莫里茨的弟弟和继承人。
(7) 最后被正式割让给法国的土地面积为23 850平方公里，有80万人口。
(8) 当然，在1803年之前，德意志历史上一直有小邦国被强大邦国兼并、小诸侯被陪臣化的现象。比如1580年，原为帝国直属诸侯的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领地被萨克森选侯国和马格德堡大主教领地吞并。见Krumhaar, Karl. Die Grafen von Mansfeld und ihre Besitzungen. Eisleben, 1872. S. 58。
(9) 1860年，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豪特奥多尔·冯塔纳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谁要废除贵族，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世界残存的最后一丝诗意。”转引自Plagwitz, Frank F.“Concerning ‘W?lfe, Schweine Und Gemeine Hunde’: Heine’s Depiction of the Aristocracy.”Pacific Coast Philology, vol. 30, no. 1.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0。
(10) 斯德丁，即今天波兰的什切青。
[1] Guizot, M. 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jusqu’au 13e siècle. CHEZ J.-L.-J. LRIèRE, LIBRAIRE, 1824. pp. 486-487.
[2] Widukind of Corvey. Deeds of the Saxons (Medieval Texts in Translation). trans. Bernard S. Bachrach and David S. Bachrach.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4. p. 145.
[3] Wheatcroft, Andrew.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Penguin, 1996. p. 18.
[4] Thomas, Meier; Charlotte Bretscher-Gisiger (Hg):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and 4. Metzler, 1999. S. 2007.
[5] Wolfram, Herwig. Conrad Ⅱ, 990-1039: Emperor of Three Kingdoms. trans. Denise A. Kaise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8-130.
[6] Zmora, Hillay. 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State in Europe, 1300-1800. Routledge, 2001. pp. 30-31.
[7]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8.
[8] Berlichingen, G?tz von. ?Mein Gottfriden von Berlichingen zw Hornberg vhedt vnd handlungen. Text der Rossacher Handschrift (vor 1567).“ In: Ulmschneider, Helgard (Hg.). G?tz von Berlichingen: Mein Fehd und Handlungen. Thorbecke, 1981. URL: https://de.wikisource.org/wiki/Mein_Fehd_und_Handlunge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 Scholzen, Reinhard. ?Franz von Sickingen (1481-1523). Fehde als Gesch?ftsmodell.“ In: Matheus, Michael (Hg.). Reformation in der Region. Personen und Erinnerungsorte. Band 21. Franz Steiner, 2018. S. 64.
[10]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2-33.
[11]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10.
[12]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7.
[13]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16-217.
[14] Ibid., p. 158.
[15] 以下格鲁姆巴赫的生平，摘引自Ortloff, Friedrich. Geschichte der Grumbachischen H?ndel.4 B?nde. Jena, 1868。另见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I: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pp. 390-393。
[16]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4.
[17]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8.
[18] Nummedal, Tara. Alchemy and Authority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75.
[19] Scholzen, Reinhard. ?Franz von Sickingen (1481-1523). Fehde als Gesch?ftsmodell.“ In: Matheus, Michael (Hg.). Reformation in der Region. Personen und Erinnerungsorte. Band 21. Franz Steiner, 2018. S. 56.
[20]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
[21] Ibid., p. 122.
[22]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3.
[23] Ibid., p. 136.
[24] Ibid., pp. 92, 129-130.
[25]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2-96.
[26]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4页。
[27]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27.
[28] Strau?, D. F. (Hg.). Gespr?che von Ulrich von Hutten. F. H. Brodhaus, 1860. S. 318-319.
[29]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1-2.
[30]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2-23.
[31]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17-620.
[32] Urbach, Karina. ?Zwischen Aktion und Reaktion. Die süddeutschen Standesherren 1914-1919.“In: Conze, Eckart und Monika Wienfort (Hg).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hlau, 2004. S. 325.
[33]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18-621.
[34] Ibid., p. 620.
[35]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19-620.
[36]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2-23.
[37]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第225页。
[38]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hlau, 2015. S. 15.
[39]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第59页。
[40]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45-150.
[41]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264.
[42]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hlau, 2015. S. 104.
[43]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hlau, 2015. S. 102.
[44] Ebd., S. 37-40.
[45]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hlau, 2015. S. 116.
[46] Ebd., S. 106.
[47] Ebd., S. 116.
[48]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hlau, 2015. S. 119.
[49]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54-155.
[50] Siemann, Wolfram.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trans. Christiane Banerji. Macmillan Press, 1998. p. 121.
[51]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75-77.
[52] Siemann, Wolfram.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trans. Christiane Banerji. p. 16.
[53]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