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与贵族制度的废除
1918年11月12日，利珀侯爵利奥波德四世（Fürst Leopold Ⅳ. zur Lippe）授予枢密顾问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Kurt von Kleefeld）贵族身份，以嘉奖这位工业家和行政官员的兢兢业业。[1]
克利菲尔德是德国最后一位获得册封的贵族。(1)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为自己得到的荣誉高兴，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德国“变天”的时候。
图4-1 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站立者，右）（拍摄者不详，1912年）
走向共和
德意志第二帝国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掌权之后，列宁与德国议和。1918年3月，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苏俄以屈辱的条件退出战争。德国得以将大批部队从东线转往西线，希望集中力量打一场大胜仗，迫使西方盟国议和，争取到对德国有利的和谈条件。这就是此时德国的实际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通过胜利获得和平”的战略。
然而，1918年春季德军寄予厚望的西线攻势，即所谓“皇帝会战”，先小胜后大败，丧失大片土地。不过战场主要是在原先的敌国境内，尚未波及德国本土。德军的预备队消耗殆尽，无力再战。协约国方面却有美国不断向欧洲输送生力部队。而多年的鏖战已经让德国的国力濒临枯竭，民众无力支撑。鲁登道夫相信德国必败无疑。9月29日，鲁登道夫向皇帝威廉二世报告，他无法保证能够继续维持前线24小时，请求皇帝准许向协约国求和。鲁登道夫还建议修宪，实施改革，将政权移交给当时议会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属于左派，受到鲁登道夫和皇帝等右派的敌视。鲁登道夫这么做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保护军队的名誉。[2]“背后一剑”（Dolchsto?legende）的传说就这样诞生了。后来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分子大肆宣传，谎称德国输掉“一战”非战之罪，是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出卖了国家。这些背黑锅的人被称为“十一月罪人”。鲁登道夫和军队借此保住了自己的名誉。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
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接管政府。10月28日，议会正式确定修宪。然而此时德国内部已经陷入混乱，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国的政体已经从君主专制变成了实际上的君主立宪制。皇帝主动把权力交给了议会。随后政府按照鲁登道夫的建议，向协约国求和。
然而，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交涉并碰壁之后，鲁登道夫改了主意，要求取消议和，让德军继续作战。但大厦将倾，德军内部发生哗变，军队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继续打仗。全国各地发生动乱。极左、中左、中右和极右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为了防止极左势力掌权从而发生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为了掌控这场“十一月革命”，为了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也是为了保护皇帝，防止他成为各种敌对势力攻击的靶子，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于11月6日请求皇帝退位。
皇帝拖延了几天。他意识到自己受到的压力太大，所以必须放弃德皇的身份，但还抱有幻想，希望保住普鲁士国王的位子。埃伯特表示，如果皇帝不退位，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埃伯特不希望发生革命，而是对革命恨之入骨。[3]他打算亲自去当时德国陆军大本营所在地（比利时的斯帕）拜见皇帝，劝他退位。但局势发展太快，超出了埃伯特的预期和控制范围。柏林爆发了动乱。为了控制局势，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von Baden，1867—1929）于11月9日中午在没有得到皇帝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在柏林单方面宣布皇帝退位、皇储也放弃继承权。许多天之后，才得到皇帝和皇储的书面确认。11月9日当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菲利普·谢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国，就是我们熟知的魏玛共和国。不久之后，极左翼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也宣布建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28日，皇帝威廉二世正式退位。德国的其他邦国君主也相继退位。德国的君主制骤然结束了，连一个过渡都没有。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研究，此时的德国有约9.5万贵族；贵族在德国不同地区占的人口比例不一样，从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不等。[4]而根据德国贵族社团总会（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delsverb?nde）的数据，当时的德国贵族人口约8万，相当于总人口（8220万）的约千分之一。[5]
贵族制度与贵族特权的废除
共和国建立之后，贵族制度就显得格格不入、十分扎眼。在为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工作中，废除贵族制度便被提上日程。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召开，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此时议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8月14日，《魏玛宪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生效，它的第109条内容如下：
全体德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男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完全相同。由公法得来的特权，以及出身或等级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一律废止。贵族头衔与称号仅作为姓氏的一部分，且以后不再授予。今后可授予的，仅限于表示官职与职业的头衔。学位和学衔不受此限。国家不再授予勋章和奖章。德国公民不得接受外国政府授予的头衔或勋章。(2)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社会民主党（SPD）提案要求在宪法中写入“废除贵族”字样。1919年7月15日，魏玛制宪会议在讨论第109条时，对是否直截了当地表述“废除贵族”做了表决，主张此种表述的动议没有获得多数票。但是，从最终成文的宪法条文看，贵族的地位和头衔都被废除了，所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特权阶层的贵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而在1920年6月23日，普鲁士邦制宪会议颁布了《普鲁士废除贵族阶层特权与处置贵族财产法》（Preu?ische Gesetzüber die Aufhebung der Standesvorrechte des Adels und die Aufl?sung des Hausverm?gens）。其他邦也推出了类似的法律。就这样，德国正式废除了贵族制度。
普鲁士的法律还规定，原本由于长子继承制而不享有继承权的贵族，如大多数公子（Prinz），可以将其头衔（如“公子”“伯爵”等）作为姓氏的一部分。表示贵族身份的“冯”“祖”等字样，也作为姓氏的一部分，予以保留。
根据1926年德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因为长子继承制而享有继承权的贵族，如侯爵和公爵，可以在有生之年继续使用其头衔，但不能世袭。这主要涉及各个邦的统治家族。
与此同时，普鲁士贵族还丧失了一项重要的政治特权。三级选举制被废除，贵族不再拥有选举上的特权。《魏玛宪法》第17条规定：“各邦应有自由邦之宪法。其人民代表应由德国公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选举原则，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各邦政府需获得人民代表的信任……”
贵族财产的保留
根据共和国的法律，贵族通过继承获得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为私人财产，但也有地方政府强行将贵族财产充公，于是贵族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转移和保全自己的财产。1923年之前，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等地的统治家族将其动产、不动产和艺术收藏品等移交，有的是无偿捐赠给基金会等机构，以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比如科堡公爵家族就在1919年8月建立了“科堡土地基金会”，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基金会，要求该基金会与未来的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发生联系，这笔财产完全用于改善科堡人民的生活。该基金会今天仍然存在，其管辖的原属于科堡公爵的财产包括公爵府邸伊伦堡宫殿（Schloss Ehrenburg）、科堡城堡（Veste Coburg）、公爵的自然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
萨克森-科堡地方议会没有寻求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达成妥协，而是在1919年8月通过法案，要求将公爵财产没收。卡尔·爱德华公爵因此向魏玛共和国中央法院起诉，在1925年总算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比较幸运。在巴伐利亚王国，为了保护王室财产，新的巴伐利亚邦政府早在1918年11月20日就组建了“巴伐利亚国家宫殿、园林与湖泊管理局”（Bayerische Verwaltung der staatlichen Schl?sser, G?rten und Seen），由巴伐利亚财政部负责领导。之前巴伐利亚王室内廷管理部门的财政主管海因里希·冯·赫格劳尔（Heinrich von H?glauer）担任管理局的局长，办公地点就在前巴伐利亚王宫。王室的宫殿等财产被视为国家财产。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发出抗议，希望将这些财产视为私有财产而收回。最后政府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达成了妥协，组建了两个基金会来管理王室的宫殿、艺术品、森林、地产和档案馆等等，基金会的盈利会交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而家族保证不再索取这些财产，将其完整地留在政府手中。巴伐利亚的局面得以妥善解决，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的君主主义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巴伐利亚的共和派相对温和，与王室的关系也不错。[6]
1926年，德国共产党发起全民公决，要求“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无偿剥夺曾经的德国诸侯（统治家族）的财产，将其土地分给农民，将其宫殿改为住宅或疗养院等，将其现金财产分给伤残军人和阵亡将士家属。共产党发起的这次运动的声势非常浩大，赢得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支持，包括爱因斯坦、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柯勒惠支等。出人意料的是，许多天主教徒也赞成这个主张。1926年6月20日的全民公决中，4000多万有权投票的德国人当中有多达1450万（36.4%）赞成无偿剥夺诸侯的财产，但未能达到绝对多数（50%），最终失败了。[7]各邦当中，巴伐利亚赞成无偿剥夺贵族财产的票数最低。新教和天主教会都反对，并建议自己的信徒投反对票，把没收贵族土地的提议谴责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无神明的“拦路抢劫”[8]。所以对地主贵族来说，至少他们的这部分财产得到了保全。不过，其他方面，法律中所有倾向于贵族的关于财产和继承的条文，均遭废除。
贵族在共和国的生活
对1918年末的将近10万德国贵族来说，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突然废除仿佛晴天霹雳。宫廷（不仅是皇宫，还有各个邦君的宫廷）一夜之间消失，贵族们丧失了宫廷，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社交网络和重要的职场。失去了特权地位的德国贵族，在经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冲击。东普鲁士的安东妮·祖·奥伊伦堡（Antonie zu Eulenburg）伯爵夫人在1950年回顾两次世界大战时说：“君主制的灭亡对我们来说太难接受了……对我们来说，德国（在1918年）的崩溃比1945年的情况更困难，尽管客观来讲（1918年的崩溃）不像1945年那样彻底。”后来成为反抗希特勒的义士的鲁道夫·冯·格斯多夫（Rudolf von Gersdorff）认为，贵族在1918年一夜之间丧失了“他们整个历史生命的根基”。南德的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Fürste Castell-Castell）也同意：“在这之前我们眼中一切理想的、值得尊敬的东西，都被摧毁了，被玷污了，被败坏了……我们的政治角色以我们的历史地位为基础，如今全完了。”[9]
总之，德国贵族必须在新生的民主共和国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重新定义自己作为精英集团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识；必须去寻找和尝试新的职业，以避免在社会中下滑和衰败。
共和国刚开始的几年内，很大一部分贵族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当然，绝大部分非贵族的人群的生活也很拮据。
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丧失了13%的领土（人口相应减少了10%），尤其在东部失去了波森省、西普鲁士大部和上西里西亚。[10]这给很多大地主贵族造成了灾难性打击。奥匈帝国的覆灭也导致许多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匈牙利拥有土地的德国贵族丢掉了在那里的地位，也往往被迫廉价卖掉自己的地产。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长期农业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也对很多贵族，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打击。
上一章讲过，县长（Landr?ten）是第二帝国时期保守主义的重要支柱。1910年有一半以上的县长是贵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邦，贵族在县长中所占的比例在1922年下降到了12%，在1931年下降到仅有7%。贵族阶层丧失了几百年来对基层政府的主宰地位。[11]在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也大幅下降。比如1914年普鲁士有203名部级官员是贵族，到1931年就只有31名部级官员是贵族。[12]
德国与协约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贵族来说特别不利，因为德国军队被限制为10万人。而从军（尤其是军队指挥层）一直是贵族钟爱的职业。军官职位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贵族军官也大量丧失军职。有约9300名贵族军官在“一战”结束之后离开军队，有的是被迫，有的是因为不愿为共和国效力。[13]很多贵族自幼学习军事，没有其他职业技能，从此失去了职业，有的甚至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1889—1962）上尉回忆说：“有办法的人都在走别的路。有的回到家里的庄园，当农场主；有的……通过朋友的关系进入工业界。而我一直在前线，在工业界一个熟人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去上夜校学速记，免得什么技能都没有。”[14]
阿尼姆出身于勃兰登堡古老的贵族军人世家，父亲是一位普鲁士将军。后来阿尼姆在“二战”期间表现相当出色，他指挥的第17装甲师是整个德军唯一有据可查地拒绝执行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3)的师。[15]他还曾作为集团军群司令接替隆美尔在非洲作战，1943年5月被俘，最终军衔是“陆军大将”。这样一个相当有成就的军人，在魏玛时期竟然困窘到要去上夜校学速记，可见当时贵族军人们的彷徨与委顿。
在贵族家庭里，没有继承权的幼子的前景特别黯淡。而在政府机关、外交、司法等领域，贵族要面对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竞争。没有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未婚贵族女子，更难过上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多单身贵族女子或寡妇，不得不寄居于教会的慈善女子养老院，或者在城市中蜗居，或者寄人篱下。
总的来讲，只有少数贵族，主要是原本就富裕的高级贵族，在新的环境里能够维持自己原先的经济地位，大部分原本经济条件就一般的小贵族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现了“贵族无产阶级”的说法。生活的窘困，将是决定很多贵族的政治立场、决定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站到哪一个阵营的重要因素。
二 贵族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都伴随着对贵族阶层的清算、对土地的没收乃至大规模的肉体消灭。与法国贵族和俄国贵族相比，1918年之后德国贵族的运气算是很好了。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贵族实施肉体消灭，也没有全盘剥夺他们的财产。实际上除了一些邦君的部分财产被国有化之外，大多数贵族的财产和土地没有受到侵犯。这是德国贵族群体能够在理论上已经没有贵族的共和国继续生存，甚至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威望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群体的德国贵族熬过了帝制崩溃和贵族丧失法律地位的严冬，顽强地生存了下去。他们甚至还可以继续使用“公爵”“侯爵”“伯爵”之类的头衔和“冯”字。
如果说共和国待贵族不薄，那么贵族待共和国怎么样呢？大概有以下几种心态：
一、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德国贵族整体来说相当保守，他们当中真正认同共和制度、议会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人的确有，但为数不多。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级外交官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施丁腾堡伯爵（Albrecht Graf von Bernstorff-Stintenburg，1890—1945），他长期在英国学习、生活和工作，对英式的民主和自由很有好感。(4)
甚至有一些贵族出身的左翼人士最终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小说家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1889—1979）。他的真名是阿诺尔德·维特·冯·格尔瑟瑙（Arnold Vieth von Gol?enau），出身于德累斯顿的一个骑士家庭，父亲是萨克森宫廷的太子师。“一战”期间雷恩担任过连长和营长，后来写了小说《战争》来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战争》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一样，是战后最成功的反战文学作品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在德累斯顿当警察，因拒绝向罢工群众开枪而离职，后来逐渐左倾，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3年纳粹上台后，雷恩和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尔·冯·奥西茨基与德国国会中共产党的最后一任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1893—1963）一起被捕。奥西茨基后来死于集中营。而雷恩被判30个月监禁。他出狱之后，正好赶上西班牙内战。此次战争体现了左翼与右翼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支持佛朗哥的右翼势力，而苏联与国际左翼人士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包括乔治·奥威尔和海明威在内的很多国际左翼人士赶到西班牙参战。雷恩也去了西班牙，加入著名的第11国际旅，与海明威打过很多交道。在第11国际旅，雷恩曾任“恩斯特·台尔曼”营（台尔曼是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营长和旅参谋长。佛朗哥打败了左翼共和国，参战的国际左翼人士各奔东西，雷恩逃往墨西哥，担任“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组织的主席。这是“二战”期间苏联运作的一个组织，吸收了很多德军战俘和德国共产党人。1952年，他搬到东柏林，成为自由作家，还成为东德艺术院院士。雷恩写了一本书，讲述他自己一生的传奇故事，书名叫《没落的贵族》（Adel im Untergang）。[16]
在20世纪的德国贵族当中，雷恩的人生经历非常独特，富有戏剧性。如果我们挖掘史海，还能找到一些类似的德国贵族左翼分子(5)，但如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这些贵族共产党员的例子并不能说明1918年之后德国贵族的政治光谱很广泛。[17]恰恰相反，雷恩的故事，只是极少数，他们的路是孤独的路，在德国贵族的群体当中，他们是局外人。
图4-2 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中）与雷恩（右）（拍摄者不详，1936年）
二、不少普鲁士地主贵族军人拒绝为共和国效力，退隐到自己的庄园，试图在偏僻的农村追寻往昔的美好时光。他们属于消极的反对派。而一旦有合适的机会，这批贵族对共和国的敌视就会明显地表露出来。
三、很多贵族内心不喜欢共和国体制，渴望君主制复辟，但他们会暂且接受现实（或者说适应现实），成为“理智上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会在共和国体制下出仕，与共和国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些贵族军人在起初的犹豫之后，加入了魏玛国防军，毕竟工作难找，很多贵族除了军事什么都不会。魏玛时期国防军总人数为10万，军官人数约4000人，其中约900人是贵族。[18]这些贵族军人为德国军队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们大多没有改变对共和国的负面态度，很容易被纳粹等右翼势力吸引，与其合作。
共和国议会里也有不少贵族的身影，他们对从第二帝国继承来的政治传统忠心耿耿。贵族大多参加的是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n Partei），还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这样的右派政党。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元帅虽然从1925年起担任共和国总统，但对共和国没有好感。他的母亲是市民，但父亲的祖先是典型的普鲁士地主和军官，他家位于西普鲁士的庄园据说是弗里德里希大王赠给兴登堡的祖先的。魏玛共和国的政体属于半总统制，总统、内阁和国会都掌握权力。总统任期七年，联合国会管治国家，而且可在特殊情况下行使紧急权力。魏玛时期政局不稳定，党派之争常使国会瘫痪，让总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总统甚至可以解散国会，用总统令来替代法律。兴登堡就常常使用紧急状态令，以致共和政权不断趋向右翼。[19]在当选总统之前，他曾这样表示：“说到总统的位置，我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按照我的想法，这样的位置只能属于我的皇帝，所以我不愿意去坐。而要我住在飘着黑红金三色旗的屋子里，更让我极其反感。让我和那些人打交道，教我十分不舒服，因为他们对我没有同情，而我对整个议会制度及其果实都无比鄙视。”1932年，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统，身边簇拥着贵族。在他领导下，共和国的倒数第二任总理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出身威斯特法伦贵族世家）的内阁当中，十个部长中有七个是贵族，以至于被讥讽为“男爵内阁”（Kabinett der Barone）。[20]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普鲁士贵族）与兴登堡和巴本一样，是敌视共和国、敌视民主制的贵族。他们将共和国变成了专制国家，事实上为希特勒开辟了道路。他们未完成的，将由希特勒来完成。用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话说：“传统的权力精英们能够为希特勒上台效犬马之劳……在当时的实际状况下，如果没有人扶一把，纳粹党的‘领袖’是绝对不可能成功上台的。”[21]
四、也有很多贵族，从一开始就公开地、极端地敌视共和国。这不足为奇。帝国的覆灭，德皇的退位与出逃，让许多贵族很容易听信“背后一剑”的传说。他们拒绝相信德国军队（很多领导人是贵族）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坚信军队一定是被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和犹太人戳了“背后一剑”。而魏玛共和国似乎毫不抵抗地接受严苛的《凡尔赛条约》，更是被许多贵族视为卖国。很多贵族还将自己特权身份的丧失与财产受损怪罪于民主制与共和国。
所以，从共和国诞生伊始，就有贵族积极参与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暴力活动。1918年之后的反革命势力当中，少不了贵族的身影。不过首先撞到右翼贵族的枪口下的，不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魏玛共和国，而是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的政治派别。
艾斯纳之死：贵族的暴力反革命
1919年2月21日，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Freier Volksstaat Bayern）总理库尔特·艾斯纳走出巴伐利亚外交部大楼，身后跟着两名职员和两名保镖。此时的艾斯纳已经不是两个多月前那位意气风发的革命领导人，而是满脸乌云、心力交瘁的落败者。他刚拟好了自己的辞职演讲稿。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又十分严峻，他所在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惨败，他已无力掌控局势，便做好了离开政坛的准备。
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宣布建立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而在慕尼黑，巴伐利亚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仓皇出逃，他是德国第一个下台的君主。柏林的革命领导人是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在慕尼黑挑起革命大梁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领导人、犹太人艾斯纳。他于11月8日夜间宣布推翻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建立“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他被工农兵苏维埃选举为第一任总理。[22]
艾斯纳属于政治光谱的左派，但不是极左派。对于未来巴伐利亚的国家形态，究竟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还是一党制、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民邦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冲突。艾斯纳比较温和，没有触犯贵族地主、工商界和资本家的利益，也没有驱逐保王派官员，仅仅实施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等少量进步举措。他和更为激进的德国共产党不是一路人。即便如此，在右翼眼中，他仍然是个该死的赤色分子。为了在与协约国谈判时证明德皇政府的战争责任，从而为巴伐利亚争取宽大条件，他公开了巴伐利亚政府的一些秘密报告[23]，这下子得罪了保守派把持的军方。更有反犹分子拿他的犹太人身份大做文章，恶语相向。1919年2月，在左右两派夹击之下地位摇摇欲坠的艾斯纳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
2月21日这一天，艾斯纳在街上行走时，一名路过的青年男子突然掏枪，在极近的距离向他的头部和后背各开了一枪。艾斯纳当场死亡。保镖向凶手猛扑过去，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不过凶手后来被警方送往医院，得到及时医治而存活。
凶手是法律系大学生和前巴伐利亚王军近卫步兵团少尉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1897—1945）。阿尔科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组织“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的成员，这是当时多如牛毛的敌视共和国的右翼组织之一。阿尔科行刺艾斯纳，是魏玛共和国初期动荡岁月里右翼势力反攻倒算、对抗共和国的著名事件之一。
在武装反革命的浪潮中，德国贵族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不少贵族像阿尔科伯爵一样，诉诸暴力、暗杀和恐怖主义。他们用军事手段对抗革命，镇压极左派，并筹建各种准军事组织，企图夺回贵族阶层的特权地位。在这场贵族反革命的斗争中，赤膊上阵的往往是小贵族，大贵族则在幕后出钱出力。
反革命的贵族当中，有许多前线军人失意、沮丧、愤怒、在和平社会里找不到出路，世界大战的刀山血海更使他们变得麻木而残暴。这些觉得自己遭到背叛的前线军人坚信“背后一剑”的传说，决意向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共产党复仇。曾在东线和非洲与“低等种族”和“原始部落”作战的军人（包括贵族军人）则彻底丧失了骑士风度，不把敌人当人。在1914年之前的非洲，德军在镇压土著时就毫不手软地以“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对付妇孺。1904—1908年，德军对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赫雷罗（Herero）部族发起种族灭绝，导致该部族人口从8万人骤降到1911年的1.5万人。[24]而在“一战”初期，有些德军军官主张就地枪决战俘，或用皮鞭驱使俘获的敌国军官去做苦力。抱有这种思维的德国军官里不乏贵族。这些贵族已经粗俗化和极端化，完全没有历史上的贵族战争伦理和骑士精神。战争宣告结束了，但战火并没有消停。在波罗的海地区，在德国与新建的波兰共和国的边境，德国军人仍然在鏖战。他们还会把残暴与血腥带到反革命的内战中去。[25]
图4-3 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拍摄者不详，1923年之前）
也有很多因为年龄小而没有参加过“一战”的贵族青年，自己没有体验过战争的残酷，就把战争理想化和浪漫化。他们崇尚暴力、渴望战争，并且具有极端的世界观，把世界看成黑白分明、非友即敌。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随处可见，他们大多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右翼准军事组织，比如自由团（Freikorps）、钢盔团（Stahlhelm），以及后来的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对这些人来说，唯一的斗争武器是暴力，对待政敌唯一的办法是肉体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许多贵族利用自己的庄园为掩护，储存军火；为其追随者提供枪械炸弹；组建各种民兵组织，为其提供武装训练[26]；还窝藏庇护谋杀左派人士的凶手。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挫败
艾斯纳死后，慕尼黑的中左派（社会民主党）和极左派（先是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是共产党）的斗争越发激烈。4月7日，极左派宣布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组建了约2万人的红军。落败的一方逃走，寻求魏玛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动用极右翼的自由团、其他民兵武装以及正规军，前来镇压。
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图勒协会的若干成员和所谓反革命分子被红色武装人员扣押，后来被枪决，包括好几名贵族，如海拉·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Haila Gr?fin von Westarp，秘书）、画家弗里德里希·冯·塞德里茨男爵（Friedrich von Seydlitz）、自由团志愿兵弗朗茨·冯·陶伊谢特男爵（Franz von Teuchert）和古斯塔夫·冯·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公子（Gustav von Thurn und Taxis）。这几名人质被枪杀的事件在全德引起轩然大波，被右翼视为“红色恐怖”的例证。海因里希·霍夫曼（后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在现场拍摄的照片被刊登在全德各大报纸，引起极大关注和愤慨。印有几位死者照片，尤其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照片的明信片，一时间传遍全国。[27]后来纳粹将这几位死者定性为“最初的烈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迅速丧失公信力。另外，它的好几位领导人虽然获得了德国国籍，却是俄国犹太人出身，这更让畏惧和仇视苏俄的保守派大做文章，攻击这个“外来政权”。并且共产党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确实在寻求列宁的支持。[28]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仓促组建的红军远远不是自由团和魏玛正规军的对手。5月初，自由团、其他右翼民兵武装以及共和国正规军，血腥镇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其手段之残酷，杀人之多（600—1200人）[29]，远远超过了持续时间仅四周的红色政权。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当时是慕尼黑驻军的士兵，而慕尼黑驻军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希特勒曾被选为连队代表和营级苏维埃的候补成员，甚至有人说看到过他戴红袖章。“红军战士希特勒”的形象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具体的情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他自己对后来这段岁月很少提及。不过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后，希特勒曾检举自己的战友为共产党。希特勒后来的司机、亲密盟友和党卫军第一任领导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1898—1936）当时也在慕尼黑，曾报名参加红军。[30]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自由团包括很多右翼名人，如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还有很多后来的纳粹高层人物，如陆军将领和贵族弗朗茨·冯·埃普骑士（Franz Ritter von Epp，1868—1947）和鲁道夫·赫斯。[31]
经历了短暂的苏维埃政权之后，巴伐利亚急速向右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保守乃至反动势力的核心基地，是后来纳粹党的主要温床。
刺杀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伯爵在审讯中宣扬自己出于爱国主义而行刺“卖国贼”艾斯纳，并写道：“艾斯纳是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他不是德国人，没有德国人的思想。他破坏每一种爱国思想和情感。他是卖国贼。”[32]阿尔科受到成员多为右翼分子的法庭的袒护，起初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也就是希特勒曾被关押的同一所监狱。1924年，阿尔科获假释出狱，1927年在兴登堡总统八十大寿时获赦免。他在此时已经非常右倾的德国被普遍赞誉为英雄。尽管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纳粹还是称颂他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英雄”[33]。不过阿尔科是君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反对希特勒的中央集权倾向，并且由于他的犹太血统，所以他与纳粹也有一些摩擦。阿尔科曾遭纳粹政府逮捕和监视。1945年6月，他死于交通事故。
受害者艾斯纳的遗孀和两个女儿却受到巴伐利亚政府的迫害。作为政府领导人的家眷，她们理应可以得到政府的抚恤金，但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她们逃离巴伐利亚，生活困苦。希特勒上台后，艾斯纳一家逃往法国。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艾斯纳的妻子走投无路，最后自尽。[34]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司法系统的悲剧和荒诞：杀人放火的右翼分子得到包庇和宽待，左翼人士作为受害者却得不到公道。
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之死
差不多与艾斯纳在慕尼黑遇害的同时，1919年1月15日，柏林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惨遭右翼分子杀害。共产党试图将十一月革命的洪流引导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方向。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选择与右翼和军队合作，去镇压共产党。1919年1月，柏林发生激烈巷战，军队残酷镇压左翼起义者，杀死数百人。最后共产党起义失败。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被逮捕和杀害。
在这起凶案中，也有贵族发挥作用。记者和作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厄尔岑（Friedrich Wilhelm von Oertzen，1898—1944）是当时著名的极右分子，写过丑化波兰的种族主义著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军官，战后加入自由团，1919年1月奉魏玛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之命，去监视极左派政治家。厄尔岑窃听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电话，摸清了他们的行踪，协助右翼军人抓捕和杀害他俩。[35]
右翼军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1880—1970）上尉命令部下处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帕布斯特当时是近卫骑兵步兵师（Garde-Kavallerie-Schützen-Division）的实际指挥官。近卫骑兵步兵师是从前线撤回来的正规军，参与了多次对左翼革命者的镇压，后来多支自由团脱胎自该师。负责处决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指挥官是海军上尉和贵族霍斯特·冯·普福鲁克-哈尔通（Horst von Pflugk-Harttung，1889—1967），枪击两名受害者的凶手当中还有几名贵族：海军中尉乌尔里希·冯·里特根（Ulrich von Ritgen，1894—1969）和普福鲁克-哈尔通的兄弟海因茨。[36]
来自英国的德国公爵与极右翼恐怖主义共舞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 Eduard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84—1954）是第二帝国的邦君之一，但他本是英国籍，父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四子利奥波德，母亲是德国人，是瓦尔戴克-皮尔蒙特（Waldeck und Pyrmont）侯爵之女。他从小在英国长大，英文名字是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 Edward）。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二世的弟弟，所以德意志的这个小小的邦国与英国王室紧密联系起来。1893年，恩斯特二世去世，没有子嗣，于是他的侄子，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的次子阿尔弗雷德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位置。阿尔弗雷德于1900年去世后，因为独生子已经自杀，所以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阿尔弗雷德的侄子、16岁的英国王子查尔斯·爱德华成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到了德国，名字也改成了德文的“卡尔·爱德华”。
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所以威廉二世是卡尔·爱德华的表兄。德皇对年幼的表弟卡尔·爱德华十分关爱，花了很大力气，按照自己的世界观，亲自把卡尔·爱德华培养成“真正的德国人”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者，而不是英国人。[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亲戚关系错综复杂的英国王室和德国皇室成为敌人，卡尔·爱德华公爵选择站在德国那边，于是被剥夺了在英国的所有头衔和财产。此时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卡尔·爱德华作为“外国人”，遭受很多敌意。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英国出身，他变得比德国人更德国人，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
1918年，和皇帝与所有邦君一样，卡尔·爱德华公爵被迫退位。共和国待他不薄，让他仍然保留了很大一部分财产与土地。但他从一开始就敌视共和国，运用自己的金钱、人脉和影响力，支持形形色色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势力。他利用自己的庄园和私宅藏匿武器和在逃的右翼分子，甚至在1931年，专门与著名的右翼军官和军火商瓦尔德马·帕布斯特——前文讲到的命令处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那个人，一同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des Faschismus），来学习和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希望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38]卡尔·爱德华还经常组织大家去意大利实地调研。到1933年，该社团共有329名成员，四分之一以上是贵族，包括皇储威廉。[39]这个社团把很多右派人士聚到了一起，比如钢铁大亨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 1873—1951）和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博士等人，其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了纳粹党。[40]另外，卡尔·爱德华还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把犹太人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画等号。
赫尔曼·埃尔哈特是得到卡尔·爱德华支持的最著名的右翼领袖之一，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嚣张、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反革命冒险家之一。埃尔哈特是职业海军军官，1904年参加过对德属西南非洲土著的残酷镇压。“一战”期间，他在鱼雷艇部队服役，最终军衔是少校。战争结束后，德国海军公海舰队被扣押在英国的斯卡帕湾，后来为了避免舰船落入英国人手中，大部分舰船被凿沉。埃尔哈特指挥的鱼雷艇也被凿沉。他带领水兵乘船返回德国威廉港，但接近海岸雷区时，水兵们害怕触雷而拒绝前进，掀起哗变。埃尔哈特作为指挥官镇压了哗变，并带领船只安全抵达港口。此时威廉港和德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也爆发了革命。1919年1月27日，共产党人建立了“威廉港苏维埃共和国”。埃尔哈特聚集了300人，冲击共产党人控制的兵营，终结了这个短暂的红色政权。2月，他组建了一支志愿兵部队，即所谓“埃尔哈特海军旅”，拥有一些火炮和约1500人。埃尔哈特海军旅是当时德国众多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之一，不过是其中比较强大和著名的一个。埃尔哈特海军旅于1919年4月镇压了不伦瑞克地区的革命。随后它横穿德国，参与了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血腥镇压，大肆杀戮，随意在大街上枪决被认为有赤色分子嫌疑的人。后来它又参与了对柏林罢工工人和上西里西亚波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1919年底，埃尔哈特海军旅得到一些曾在波罗的海地区作战的兵员的补充，实力增强到4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