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爱德华支持了埃尔哈特的很多行动，出钱出力。1919年和1920年之交，魏玛共和国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决定解散各个自由团，包括埃尔哈特海军旅。1920年3月，该旅在右翼民族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和国防军将领瓦尔特·冯·吕特维茨领导下造反，占领了柏林。这就是著名的“卡普政变”。在这个重大时刻，同情右翼的国防军和警察拒绝帮助共和国政府。最后是工人群众发动罢工，让柏林瘫痪，政变才破产。埃尔哈特仓皇逃跑，卡尔·爱德华把他窝藏在自己的卡伦贝格城堡。埃尔哈特海军旅于1920年5月被解散。[41]
埃尔哈特海军旅的一小部分被纳入魏玛国防军，大部分则被解散，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埃尔哈特新建的右翼恐怖组织“领事组织”(6)。该组织约有5000人，目标是通过恐怖活动推翻共和国，并且反共和反犹。卡尔·爱德华是该组织在科堡（后来在整个图林根地区）的分支领导人。[42]
图4-4 卡普政变期间的右翼军人（Ludwig Vantahlen摄，1920年）
贵族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1902—1972）是“领事组织”的刺客之一。他是埃尔哈特的副官，也是公爵的好友。萨洛蒙的姓氏有点像犹太人，所以他格外激烈地表达自己的右翼和反犹思想。萨洛蒙在1918年12月就志愿参加自由团，参与了对斯巴达克斯同盟（后来的德国共产党）的镇压。他后来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参加当地的德意志人自由团，抵抗苏俄势力。回到德国之后，他就投入埃尔哈特的怀抱。后来他根据自己在20年代的政治和犯罪活动写了几部畅销小说。卡尔·爱德华对萨洛蒙一见如故，把自己收藏的珍贵勋章交给他拿到瑞典去出售，以筹集“革命经费”。“领事组织”的一部分经费就是这样由公爵间接提供的。[43]
图4-5 瓦尔特·拉特瑙（拍摄者不详）
1921年6月9日，“领事组织”在慕尼黑刺杀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卡尔·加赖斯（Karl Gareis）。8月26日，他们杀害了前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右翼分子仇恨埃茨贝格尔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是1918年在法国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并且他主张接受《凡尔赛和约》。1922年6月，“领事组织”企图刺杀前总理菲利普·谢德曼，但失败了。不久之后的6月24日，他们刺杀了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拉特瑙的一大贡献是与苏俄签订了《拉帕洛条约》，使德国和苏俄这两个在欧洲受孤立的国家抱团取暖，让德国得以在苏俄境内开展军事训练和研究，这些活动都是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拉特瑙是犹太人，早就被右翼圈子放在了死亡黑名单上。拉特瑙德高望重，他的遇害引起了公愤，很多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严办此案。“领事组织”的两名凶手赫尔曼·费舍尔（Hermann Fischer）和埃尔温·科恩（Erwin Kern）藏匿起来，萨洛蒙希望帮助他们逃跑，没有成功。两名凶手一人被警察击毙，一人自杀。希特勒后来赞誉费舍尔和科恩是“先驱斗士”。[44]萨洛蒙是拉特瑙刺杀案的帮凶，被判五年徒刑。卡尔·爱德华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他和“领事组织”的刺客一样有罪，甚至比他们罪孽更重。
三 遗老遗少思潮史：魏玛时期的君主主义
1918年，德国的帝制灭亡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君主制抱有憧憬或怀旧。许多贵族，包括兴登堡总统，百般不情愿地为共和国效力，内心仍然是君主主义者。他们渴望恢复帝制、恢复法律上的贵族制度，回到他们的美好旧时光。经历了群魔乱舞的魏玛共和国、万马齐喑的纳粹统治和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两德时期，德国的君主主义(7)潮流有过昙花一现，受过残酷镇压，但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坚持着。前朝旧人已经辞世，但遗老遗少至今仍然在德国存在。他们经历的风风雨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德国史。而这段历史里最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德国君主主义为什么失败？帝王为什么始终不能在德国复辟？君主主义者与纳粹的关系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回去审视威廉二世退位、帝制崩溃的那个时间点。
狼狈出逃的皇帝
威廉二世皇帝在1918年的革命期间做了什么呢？11月9日，还没有得知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宣言的时候，皇帝对随从说：“孩子们，拿起武器！”[45]他似乎斗志昂扬，但针对谁战斗呢？革命者？“出卖了帝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协约国？
然而得知马克西米利安宣言之后，皇帝带领随从乘火车出逃，第二天清晨就踏上了荷兰领土，一去不复返。皇帝自己也很想复辟。但谈到复辟的可能性，先要问一个问题：在1918年，除了仓皇出逃之外，皇帝有别的路可走吗？
绝大部分右派，包括贵族，相信皇帝原本有三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选择，而他一个都没选，而是做了第四个，也是最坏的决定。正因如此，帝制的威望严重衰减，复辟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帝制存在的最后几天，在比利时小镇斯帕，皇帝和他身边的军官、外交官与侍从武官激烈地探讨着他的三个选择。首先，按照首相马克西米利安的意见，皇帝应当“及时”退位，这样还有保存君主制的一线希望。首相派普鲁士内政部长威廉·德鲁斯（Wilhelm Drews，1870—1938）博士去见皇帝。德鲁斯在11月1日向皇帝汇报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尽快退位。皇帝当场断然拒绝，并豪情万丈地说：“我要用机枪在石子路上打出给你的答复。即便把我自己的皇宫炸烂，也必须维持秩序！”[46]
德鲁斯等人苦苦哀求，说皇帝如果不退位，那么柏林可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于是皇帝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选择：“那么我就亲自带几个师向柏林进军，把叛徒全部绞死。到时候看群众是不是站在皇帝和帝国这边！”[47]“若有必要，把柏林城都炸烂。”[48]
主张皇帝率军回国镇压革命的，在高层圈子里大有人在。“德国皇储”集团军群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Friedrich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65—1939）(8)是坚定的保皇派。他坚信，此时仍然有办法集结一些忠诚可靠的部队，撤回本土，向柏林进军，武力镇压革命。好几位将领支持舒伦堡的想法。舒伦堡声泪俱下地恳求皇帝“上前，到我们当中来”[49]，去打一场内战。而皇帝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傀儡，此时终于有一个机会去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真正做一次大事。
那么皇帝亲自率军镇压革命，是否可行呢？在11月8日和9日的陆军大本营军事形势报告会上，军需总监（实际上是陆军总部的一号首长）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对德军状态的评估非常悲观。格勒纳冷静地指出，此时军官对部队的控制力已经很弱，无法约束和有效地指挥士兵；部队已经不愿意跟随皇帝，所以用陆军来镇压革命是办不到的。[50]陆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实际上是陆军最高统帅）赞同他的分析。皇帝征询了大本营39位将领和高级军官的意见，大多数人相信，军队已经不可靠。
与此同时，柏林政府不断打电话和发电报催促皇帝退位，随后马克西米利安首相又单方面宣布皇帝和皇储都放弃了皇位。兴登堡想到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出逃、被捕和被处死的悲剧，以及几个月前俄国沙皇全家的悲惨结局，没有勇气支持舒伦堡的计划。他提议皇帝逃往仅仅50公里之外的荷兰王国。最后皇帝选择的就是这条路。
很多贵族相信，皇帝原本可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他可以去死！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时刻，皇帝应当亲自上战场，向协约国军队发起最后的攻击，轰轰烈烈地战死。这样才能捍卫君主制的威望，让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国生存下去，并为后世留下光辉灿烂的象征符号。
按照格勒纳的记述，他在斯帕曾主张“皇帝立刻上战场去求死。皇帝充满英雄主义的壮烈牺牲能够一下子改变政治局势。或者即便他没有阵亡而只是负伤，民意也极有可能转变到对皇帝有利的方向。后来陆军总部的一些较年轻的军官接受了我的想法，表示愿意与皇帝一同赴死”“……在我看来，皇帝应当上战场，就像他的伟大祖先在类似的绝望形势下会做的那样”。[51]格勒纳甚至还和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Joachim von Stülpnagel，1880—1968）少校一起做了安排皇帝壮烈牺牲的准备工作。他们打算在前线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段，并寻找愿意陪皇帝最后一程的志愿者，最后让皇帝亲自率领这些死士向敌人发起攻击。确实有很多人愿意与皇帝一起慷慨赴死。德国驻比利时总督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Ludwig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44—1936）据说曾在皇帝面前发誓：“请陛下保持坚定，为了您，我们都甘愿一死！”[52]海军总部的高级军官构思了更靠谱的方案：让皇帝登上一艘旗舰，在海上发起自杀式攻击，与军舰一起沉入大海[53]，这样可以避免皇帝没有死却被俘的尴尬局面。不过格勒纳说，他是符腾堡人，不适合向皇帝指明这条路，这应当是普鲁士将军们的使命。但显然没有人直接向皇帝提出这个建议。
不只是大本营的这些狂热军人，其他方面也有人主张皇帝以死谢天下。曾任首相的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早在1918年10月就主张皇帝参加“最后一战”，“亲自拔剑参战”[54]。不过米夏埃利斯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的时候也没敢说出来。御前枢密文官幕僚（Geheimes Zivilkabinett）的最后一位主管弗里德里希·冯·贝格（Friedrich von Berg，1866—1939）(9)也在回忆录中说，皇帝待在军队里，不应当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皇帝应当亲自上前线，并待在前线，而不是躲在后方。“生命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有荣誉、君主制和祖国”[55]。就连皇帝曾经的好哥们菲利普·祖·奥伊伦堡侯爵（Philipp zu Eulenburg，1847—1921）(10)也觉得，皇帝错失了挽回自己颜面、挽回帝国体面的最后机会：“既然国王的大业已经瓦解，那么国王只能上前线，而不是逃往荷兰！只有上前线，才能维护他的王朝的荣誉。也许通过他作为军人的牺牲，能够巩固王朝的荣誉。或者他可以待在柏林，带领仍然忠诚的部队，去尝试镇压叛乱。不管兴登堡怎么说，都没有别的路！”[56]
皇帝不肯及时退位，没有勇敢地镇压革命，也没有以死挽回荣誉，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年纪较大的贵族相信，皇帝本人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但他身边簇拥着软弱无能的谋臣，这些人怂恿和背叛他，诱骗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贵族相信，皇帝这么做是临阵脱逃，是当了可耻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国后半期，贵族圈子（尤其是下级贵族）里就对威廉二世有诸多不满，比如批评他拉拢和勾结资产阶级，尤其是犹太资本家，忽视了贵族的利益，而当了逃兵的皇帝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而且不仅仅是当逃兵，皇帝还食言了。他曾多次向不同人承诺，要与军队待在一起，绝不抛下官兵，哪怕死路一条。侍从武官西古尔德·冯·伊尔泽曼（Sigurd von Ilsemann，1884—1952）(11)回忆，皇帝曾说：“只要我身边的先生们还有几个人对我忠诚，我就和他们一起死战到底，哪怕我们全都战死！我不怕死！我要留在这里！”[57]舒伦堡伯爵也有这样的回忆：“我对陛下说：‘请亲自领导军队……请您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和军队在一起。’陛下向我道别时说：‘我会和军队在一起！’我亲吻了他那亲爱的、坚强的手，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么煽情的场面其实很空洞。皇帝对自己的长子也有过承诺：“我要留在这里，和忠于我的人们在一起！”君无戏言，然而皇帝轻而易举地背誓了。广大贵族对威廉二世的恶评和鄙夷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闻名遐迩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右翼人士、准军事组织领导人赫尔曼·埃尔哈特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年轻军官和贵族的立场。他后来娶了一位侯爵小姐，也算进了贵族圈子。他说，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11月有两个选择，要么“率领几个近卫团向柏林进军，彻底粉碎赤匪”，要么“手执利剑，战死在通往自己宝座的台阶上”。1919年，有传闻说协约国打算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埃尔哈特和其他一些旧军官安排了计划，打算突袭皇帝的流亡地，将他救走。这时他对皇帝还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开谴责皇帝在危急关头背弃了德国，背叛了贵族和人民。还有一群年轻贵族军官也公开表态：“从此我们应当将君主制和具体的某位君主做严格区分，因为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58]
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挖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贵族私人通信、日记和回忆录，发现类似上文的情感表达俯拾皆是，这样的情感对君主主义思想造成了沉重打击。皇储的副官路易·米尔德纳·冯·米恩海姆（Louis Müldner von Mülnheim，1876—1945）早在1919年就断言：骄傲的“君主威严”竟落到了这样可耻的结局，这对君主主义思想造成了“可怕的损害”。[59]贵族地主和骑兵军官威廉·冯·奥彭-托尔诺（Wilhelm von Oppen-Tornow）在1925年的日记里写道：“德国的所有君主未经一战便放弃了宝座，这是无与伦比的奇耻大辱！……第一个跑路的皇帝罪责最大！”[60]
既然威廉二世的形象已经难以修复，那么他的长子皇储威廉的形象怎样呢？如果他能保全体面的话，霍亨索伦家族和君主制是不是还有希望？
1922年，皇储威廉写了本回忆录，把自己在帝制最后岁月里的表现描绘得坚定勇敢。不过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多个写手为他捉刀代笔的。1918年11月9日前后，威廉皇储的表现并不比父皇强，甚至更糟。有传闻说，在国家危亡的这几天，他没干什么正事，而是和几个法国娼妓玩乐。皇储的荒淫放荡在贵族圈子里人人皆知。舒伦堡在战后有几年对皇储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艰苦岁月的磨砺能让皇储成熟起来，成长为一个“真正严肃的人”。[61]然而舒伦堡渐渐大失所望，后来说：“皇储在民众当中最有名的一点，就是他写了这本书，而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写的。这让我感到恶心。”他还说：“如果德国知识分子知道了皇储的真实面目，会造成巨大的反弹。皇储的角色就完蛋了。”施蒂尔普纳格尔也有同样的担忧：“德国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人当君主。如果没有的话，霍亨索伦的皇帝梦就破灭了。”[62]
图4-6 威廉二世（拍摄者不详，约1915年）
图4-7 末代皇储威廉（E. Bieber摄，1914年）
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的糟糕表现，违背了德国贵族的传统价值观，粉碎了贵族习以为常的世界观。所以在贵族乃至广大民众当中，君主主义变得边缘化和不流行。而即便在出于怀旧、守旧和敌视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义的少数人当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复辟。这些君主主义者在原则上主张德国应当有君主制，但内心里没有人愿意看到威廉二世和他的儿子卷土重来，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只能是一种有气无力的思想，很难有实际的支撑、切实的目标和可行的事业。君主主义组织“保守派主要协会”（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会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却不肯说出威廉二世或者皇储的名字。[63]德国贵族联合会在1926年一次会议上的决议是：“威廉二世皇帝不是能得到大家认可的君主人选，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他的已成年的儿子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目前我们的希望在皇储的长子身上。”[64]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有至少三个皇位觊觎者：威廉二世、皇储威廉和皇长孙威廉。
魏玛时期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
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些霍亨索伦皇朝的遗老遗少组建了一些君主主义组织，不过都不成气候。
极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是君主主义政党，纲领之一就是复辟霍亨索伦皇朝。[65]不过他们嘴上说着君主主义的言辞，吃饭时向皇帝或皇朝敬酒，却没有真正的复辟计划，更谈不上实践了。
1918年11月9日，也就是皇帝退位的当天晚上，右翼作家汉斯·普法伊费尔（Ernst Pfeiffer，1876—1942）在柏林建立了“正直者联盟”（Bund der Aufrechten），该组织的宗旨就是君主主义和反犹主义，到1919年有超过1000会员。在其第一次大会上有140名来自普鲁士的代表参会。“正直者联盟”网罗了不少有名的政客、军人和贵族，如威廉二世的次子、普鲁士王子埃特尔·弗里德里希（Eitel Friedrich von Preu?en，1883—1942）、威廉二世的第五子奥斯卡王子（Oskar Prinz von Preu?en，1888—1958）、陆军大将、曾任陆军部长的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1853—1934）、国会议员库诺·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Kuno Graf von Westarp，1864—1945）等。兴登堡总统的女婿、普鲁士地主和军官汉斯·约阿希姆·冯·布罗克胡森（Hans Joachim von Brockhusen，1869—1928）是“正直者联盟”第一任主席。[66]1922年，“正直者联盟”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举办了“普鲁士大会”，有3000人参加。此时“正直者联盟”有60个地方分支，约2.5万会员。这些活动当然引起了共和国政府的注意。是年6月，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右翼分子刺杀。共和国政府借此机会对形形色色的右翼和反共和国组织进行调查和镇压。“正直者联盟”虽然与这起刺杀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也被查禁。该组织的半月刊《正直者》（Der Aufrechte）第26期在拉特瑙遇刺之前刚刚出版，也被查抄。“正直者联盟”的若干单位继续活动，直到1934年被纳粹党彻底解散。
“忠皇青年团”（Kaisertreue Jugend）是魏玛时期的一个遗少组织，1922年成立，主要在柏林活动，定期去荷兰多伦宫（Huis Doorn）拜访在那里过流亡生活的老皇帝，并向皇帝介绍组织的新成员。1934年，“忠皇青年团”被纳粹党查禁。“二战”结束后，部分“忠皇青年”加入了“传统与生活”组织。
“一战”结束之后的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团”（主要由“一战”老兵组成）也有君主主义的色彩。它极力反对民主制，反对共和国，但在1934年被纳粹党强迫吸纳进了冲锋队。
魏玛共和国的倒数第三任总理（任职时间为1930—1932年）、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是德国历史上的争议性人物，有人说他是魏玛民主的最后捍卫者，也有人说他葬送了魏玛民主。他反对共产党，也反对纳粹党。他任总理期间德国国内政治极其动荡，又赶上大萧条，经济衰退，而他的经济政策不受欢迎，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带来很多困苦。他禁止共产党的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也禁止纳粹党的冲锋队。下台之后，布吕宁逃往英国，后来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政府管理学教授，在美国去世。
布吕宁毕生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1933年6月，也就是纳粹上台不久之后，他向英国驻德大使表示，现在挽救形势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君主制。[67]他还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总理的主要目标就是复辟君主制。尽管他相信俾斯麦的体制是最好的，但他没有详细的复辟计划，更不要说迎回老皇帝的想法了。[68]
对皇室的失望，让贵族寻找新的领袖
既然魏玛时期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不成气候，既然皇帝和皇储都是逃兵和软蛋，没有能力和资格继续领导德国，既然贵族、右派只是暂时与共和国合作，骨子里仍然敌视共和国与民主制，那么问题来了，德国应当往何处去？贵族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思考。
皇储威廉在1924年表示：“只有一个独裁者才能把德国这辆破车从屎坑里拉出来。”我们不知道皇储说的独裁者指的是不是他自己。但在贵族眼里，他肯定不是这样的英雄。铁杆的霍亨索伦保皇派舒伦堡伯爵说：“只有一位泰坦巨人，才能掌控当前的局势。而目前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这样的伟人。”[69]
既然缺少值得尊重的新皇帝人选，大部分贵族又不接受共和国，贵族就非常需要新的领导者，新的领袖，也就是新的“元首”。借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的标题来说，这就是对贵族而言的“从国王到元首”的转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大幅度转变。贵族渴望、呼吁和需要一个新型的领袖。尤其在普鲁士贵族当中，这种思想相当普遍和具有代表性。
那么贵族渴望的新型领袖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现成的样板：墨索里尼。梅克伦堡的退伍军官安德列亚斯·冯·伯恩斯托夫-威登多夫伯爵（Andreas v. Bernstorff-Wedendorf）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出现一位独裁者，我们才有救。他要用铁扫帚横扫这些国际寄生虫无赖。要是我们像意大利人一样，有一位自己的墨索里尼就好了！”[70]他这里的“国际寄生虫无赖”指的就是魏玛时期德国右派（包括贵族）眼中的敌人：英法资本主义、俄国共产主义，以及本土的社会民主党，当然还有犹太人，因为前三者包括了太多犹太人，至少在反犹主义者眼中是这样的。
墨索里尼成功地建立了新秩序，把意大利的旧精英（王室、贵族）与新精英（法西斯党）融合起来，这似乎为在共和国体制下无所适从、如坐针毡的德国贵族指明了一条出路。欣赏墨索里尼，是当时德国贵族当中常见的现象。前文讲过，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来学习和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另外，皇储威廉也在1928年写信给父亲威廉二世，赞扬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是“神奇的解决方案”；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和共济会被连根拔起，是一种精彩的暴力运动取得了这样的成就”[71]。
君主主义的瘫痪，让很多贵族做好了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位强有力的墨索里尼式独裁者，哪怕这位独裁者出身草根。后来希特勒得到很多贵族欢迎和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扮演霍亨索伦皇室无力担当的强大领袖角色。
蓝白梦想：巴伐利亚君主主义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除了霍亨索伦家族在梦想复辟，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性的君主主义思潮，其中最强势的要数巴伐利亚王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拥护者。
他们强大到足以让普鲁士君主主义者担忧。皇帝逃往荷兰之后，普鲁士王储身边的谋士惊慌失措地注意到，巴伐利亚有人公开宣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应当接过帝国的战旗！”[72]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 Kronprinz von Bayern，1869—1955）说，鲁登道夫在1921年12月向他表示：“现在是决定大局的时刻，我身后有一支特别强大的力量。不管是霍亨索伦，还是维特尔斯巴赫，谁伸手，这支力量就是谁的。”[73]
鲁登道夫如果真的这么说过，那么他应该相当看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这也难怪。与普鲁士霍亨索伦君主主义的混乱和内部争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伐利亚有着相当强劲有力的君主主义。首先，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吃不准应当支持哪一位王子复辟，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拥有一个毫无争议的核心人物和王位觊觎者：鲁普雷希特王储。他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威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集团军群一级的司令官，获得陆军元帅军衔。他是“一战”期间德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且可能是诸多凭借自己的高贵出身而获得高级军职的王室成员当中唯一称职的军人。(12)普鲁士王储威廉也担任过集团军群司令，但他没有军事才干，是个空架子，主要依赖身边的参谋军官。
巴伐利亚王室的名声没有像霍亨索伦家族那样被搞得很臭，还得到相当多民众的爱戴和怀念。巴伐利亚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1845—1921）去世后，数千人在慕尼黑老城区追随他的灵柩，为他送行。[74]并且，路德维希三世在1918年11月12日发表的《阿尼夫宣言》（Anifer Erkl?rung）并不是退位宣言，而是解除文武官员和士兵对他的效忠义务。从技术上讲，他和他的儿子鲁普雷希特都没有放弃王位。鲁普雷希特希望复辟君主制，但他只愿意通过合法手段和人民的推举来实现这个梦想。[75]
除了拥有靠谱的王位觊觎者，巴伐利亚还有组织严密而高效的君主主义组织：1921年建立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Bayerische Heimat- und K?nigsbund）。它在民众当中有不错的群众基础，与政界也有很好的人脉纽带。到1926年底，“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有1330个分支，会员共65000人。[76]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还有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Erwein Frhr. v. Aretin，1887—1952），他是个奇人，虽然衔级不高，也不富裕，但在巴伐利亚贵族当中威望很高。并且在德国贵族当中，他的人生经历也很不寻常。他曾在莱比锡、慕尼黑和哥廷根深造，攻读数学、天文学和艺术史，曾在维也纳天文台工作，后成为记者。他因为心脏不太好，所以远离了德国贵族最常见的职业——从军。而他对普鲁士贵族的军事色彩和军国主义也经常发出尖刻的挖苦。
普鲁士的君主主义往往耽于清谈，大家都不是真诚地希望老皇帝回来。而阿雷廷对自己的君主主义使命非常认真，投入了很大精力。1926年，他报告称，“在城市居民当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进展不顺利”，但在乡村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从一些大地主及其社团那里获得资金来从事君主主义宣传工作。也有一些贵族慷慨地把自己的宫殿和庄园拿出来供“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使用。1929年，阿雷廷“无比恭顺地”向鲁普雷希特王储汇报：“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今天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是殿下能够运用的最巩固的组织。它当然需要改进和新生力量。但它随时可供调遣，并且有发展前途……德国其他地方没有一个邦拥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组织。”[77]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在宣传工作上相当前卫，乐于接受和运用新技术。它有自己的报纸，有传单，有幻灯片，有自己的车队可以送人到各地去搞宣传活动和讲座。鲁普雷希特王储还打算拍一部宣传电影，并亲自编剧。他的设想是拍一部讲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786—1868）的故事片，把他描绘成反抗拿破仑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因为一般来讲，最受媒体和文艺界关注的德国英雄人物都是普鲁士人，比如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鲁普雷希特希望让公众更多了解巴伐利亚的英雄。阿雷廷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克服北德人对巴伐利亚的偏见，并提升巴伐利亚君主主义的声望。
拍摄电影宣传片的计划一方面展现出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和贵族的思维开明，但另一方面则证明他们还不够前卫。毕竟与同一时期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短短几年后为纳粹拍摄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相比，巴伐利亚贵族遗老遗少的宣传电影还是太稚嫩了些。[78]
其他地方性君主主义潮流
除了巴伐利亚之外，汉诺威也有相当强势的君主主义思想，主张恢复韦尔夫家族的统治。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汉诺威王国站在奥地利那边，曾在一次战役中打败过普军，但毕竟寡不敌众。奥地利战败，汉诺威被普鲁士吞并，成了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原先统治汉诺威的韦尔夫王室被推翻，流亡奥地利。1867年，汉诺威保王党人组建了“德意志-汉诺威党”（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其终极纲领是恢复汉诺威独立、恢复韦尔夫王室。该党虽然一度引起俾斯麦及其继任者的紧张，但始终是合法和守法的政党，其达到目的的途径是改革而非革命。随着汉诺威人逐渐接受和融入普鲁士主导的德国，19世纪90年代之后该党的影响力大大减弱。[79]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德意志-汉诺威党”要求在魏玛共和国框架内建立一个汉诺威国家，但为此举行的公投没有达到法定人数。1925年，鼓吹韦尔夫君主主义的德国贵族联合会汉诺威分支还因此与德国贵族联合会柏林总部发生了冲突。[80]由此可见，君主主义不但不能把贵族团结起来，反而让他们更加分裂。韦尔夫君主主义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一样，有反普鲁士的成分。毕竟这两个地区都曾站在普鲁士的对立面。
德国西南部的部分天主教贵族还对哈布斯堡家族抱有憧憬，甚至相信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才是正统，哈布斯堡家族是理所当然的德意志领导者，而霍亨索伦家族只不过是篡位者。修道院长奥古斯提努斯·冯·加伦（Augustinus von Galen，1870—1949）(13)在1926年表示：“霍亨索伦家族的帝国与老帝国没有一丝一毫关系，所以根本不是老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绝不应当是未来皇冠的主张者。”德国西南部的有些贵族，尤其是诸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还坚守不放，不喜欢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对哈布斯堡家族亲近，同时又笃信天主教，与奥地利教会有紧密联系，所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德国的贵族大有人在。不过，哈布斯堡君主主义在德国同样主要是一种模糊而暧昧的思想，没有触发实际的行动。何况，这比霍亨索伦君主主义更不切实际。[81]
阿提拉·冯·奈佩格伯爵（Attila Graf v. Neipperg）向一位巴伐利亚贵族解释说，巴伐利亚贵族忠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但德国西南部的贵族对本地的统治王朝符腾堡王室和巴登大公家族没有好感。因为这两个统治家族是在拿破仑扶持下得到提升的，许多原本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陪臣诸侯的地位与符腾堡和巴登至少在理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如今却不得不臣服于他们，非常不服气。[82]另一方面，符腾堡王室尤其对曾经与自己地位平等的陪臣诸侯非常敌视，对其加以各种限制和约束。(14)很多贵族对这些君主颇为怨恨。所以没有出现符腾堡君主主义。
后继无人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君主主义除了地区性的差别和内在矛盾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后继无人。即便在年轻的贵族和右派当中，也越来越少有人对复辟君主制感兴趣。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精英社团绅士俱乐部（Deutscher Herrenklub）在1928年的调查表明，年轻一代的右派虽然坚决反对共和国体制和议会民主，但他们与“一战”之前的旧世界没有紧密的联系，对那个旧时代没有多少怀旧与憧憬，所以很难把这些人引导到君主主义道路上去。克莱斯特-施门岑于1932年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
就连对君主主义最热心的巴伐利亚贵族，也是青黄不接。虽然老一代信奉君主主义的巴伐利亚贵族非常努力地向年轻人灌输君主主义思想，但德国贵族联合会的巴伐利亚分支承认，在年轻一代贵族当中“没有正统主义和君主主义思想”[83]。年轻贵族虽然坚定反对魏玛“体制”，但他们“拒绝毫无意志力地盲从长辈的信念”。1928年的一份报告担忧地指出，很多年轻巴伐利亚贵族公开表态：“我们对君主制没有感觉。”[84]
而等到纳粹党发展壮大之后，君主主义者会遇到最大的挑战。
四 魏玛时期的贵族反犹主义
1934年3月，德国总统兴登堡大发脾气。原因是德国贵族联合会柏林分支的领导人、前农业部长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Magnus Frhr. v. Braun，1878—1972）(15)向他汇报了德国贵族联合会总部的一项新举措：对贵族血统提出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贵族证明自己的家族往前推到1750年，全都是纯正的德意志血统，并且配偶全都是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不符合标准的贵族将被踢出贵族联合会。[85]
德国贵族联合会是当时德国唯一一个全国性、跨地区、跨宗教的贵族社团。它于1874年在柏林成立，起初的影响力很小，1890年有约1000名成员，到1914年有2500名成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会员数快速增长，至1925年已拥有17 000名男性成员。[86]德国其他的贵族社团往往是地方性的、特定宗教的、社交和慈善性质的，而德国贵族联合会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宗旨，倾向于保守和右翼，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第二帝国末期，德国贵族联合会是皇室及其保守主义政权的捍卫者，对皇室的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发出激烈批评。德国贵族联合会在那个时期主要代表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利益，后来虽然有很多大贵族和南德天主教贵族加入联合会，但经济条件窘困的普鲁士新教徒小贵族仍然占主导地位。联合会鼓吹清贫的美德，敌视资产阶级和犹太人所代表的城市文化。[87]
1918年之后，联合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救济，以捐款、捐物等方式帮助陷入贫困的贵族。不过，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联合会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右翼政治活动，力图为德国贵族争取到新的领导地位。它敌视共和国，敌视议会民主，敌视保守派的左翼，越来越激进地奉行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早在1920年，联合会就规定，贵族必须保证自己的血统上溯到1800年都是纯正的德意志人，不能有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血统，否则就要被开除。这就是所谓“雅利安人条款”（Arierparagraph）。除了德国贵族联合会，钢盔团和各种右翼组织也采纳了“雅利安人条款”，将自己队伍里有犹太血统的人排除在外。
自从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Fürst Adolf zu Bentheim-Tecklenburg，1889—1967）于1932年担任主席以来，德国贵族联合会急剧右倾，路线更加接近和迎合纳粹。这让很多贵族，尤其是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贵族感到不安。1933年9月，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本特海姆拜见了“元首”，向他保证贵族联合会的忠诚。不久之后，贵族联合会就推出了升级“雅利安人条款”的政策，要求将血统纯正的标准往前推到1750年。这在贵族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激烈争吵。首先，德意志贵族历史上从来就不是血统纯正的群体，有很多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血统，贵族联合会这一招的打击面太大；其次，要通过挖掘档案、研究谱系等科学手段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需要花不少钱，不是每一个贵族都承担得起；并且，贵族的传统是以血统的“古老”为傲，“纯正血统”是一个比较新的种族主义概念，不符合贵族的传统，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和骑士精神。本特海姆不以为然，说既然在希特勒统治下，连公务员都需要证明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四位祖先都是纯正德意志血统，那么贵族理应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88]
“雅利安人条款”要按照符合纳粹思想的方式对贵族集团进行改造，对“贵族”这个历史概念提出了挑战。许多贵族愤怒地主动退出联合会，也有一些贵族无奈地被开除，甚至还出现了检举揭发某贵族的祖先有犹太人血统这样的事情。著名的普鲁士贵族世家冯·德·马尔维茨家族的多位成员主张，仅仅因为某贵族的祖先两三百年前与犹太人结过婚，就把他视为贵族当中的下等人，把他赶出联合会，这非常不公平，于是冯·德·马尔维茨家族的多名成员为了表示抗议而主动退会。[89]
当时的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和布劳恩男爵作为老牌贵族，对贵族联合会的种族主义举措大为不满，所以由布劳恩男爵去找兴登堡总统诉苦。兴登堡从1903年起就是贵族联合会成员，1920年起还担任荣誉主席。他虽然也不喜欢看到贵族与犹太人通婚，但觉得本特海姆做的还是太过分了，怒斥他简直是要毁掉德国贵族群体。兴登堡以辞去荣誉主席位置并退会相威胁，要求本特海姆接受那些在历史上已经获得邦君和帝王认可的贵族家族，不管他们有没有犹太人血统。不料本特海姆傲慢地断然拒绝，还扬言要就地解散贵族联合会，然后请希特勒批准组建新的联合会。他说新的种族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把血统纯正的德国贵族送到元首面前，听候他的调遣”。双方争执不下。[90]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上述危机才自然解除，但此时贵族联合会已经完全被纳粹“一体化”，丧失了独立性，沦为纳粹的附属机构了。而反犹主义分裂了德国贵族，让其中一部分种族主义者更加坚决地为虎作伥。
魏玛共和国废除了法律意义上的贵族，而原本负责管理贵族谱系资料的权威机关“普鲁士王国纹章院”（Das k?niglich-preu?ische Heroldsamt）于1920年3月21日解散，于是如何判定某人是不是货真价实的贵族，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除了设立“雅利安人条款”、清洗自己组织内的犹太人之外，德国贵族还试图编纂全新的、全国性的、“血统纯净的”贵族谱系名册。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纯正德意志血统贵族铁书》（Eisernes Buch deutschen Adels Deutscher Art），简称“EDDA”。为了编纂“EDDA”，贵族们筹措到了不少经费，1925年秋出版了第一卷，第一个条目就是霍亨索伦家族。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登记在“EDDA”里呢？1920年1月，波美拉尼亚127位贵族联名提出，犹太血统应当不超过1/8。但也有人提出，哪怕是1/32的犹太血统也非常有害，并建议那些有犹太血统的贵族保持单身，让自己的家族自然灭绝。最后，1920年12月，“EDDA”编纂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的标准是：从自己往上推，32位祖先至多可以有一个犹太人或者有色人种的人；配偶必须符合同样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