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希特勒对皇室和皇朝历史做了选择性的、实用主义的借用。然而，在《我的奋斗》里，他清清楚楚地表达过自己对君主的看法：“他们（按：德国统治者们，以皇帝为首）如惊弓之鸟一般逃窜，看到红袖章就惊慌失措、溜之大吉，火速把帝王之戟换成散步手杖，系上资产阶级的领带，摇身一变成了爱好和平的市民！……这样的骑士只能丢掉王位，却没有本事挣得王冠……大厦开始晃动的时候，他们就被吹走了。”[57]这应当更接近希特勒内心的真实想法。
纳粹党的宣传机构有时也运用类似上面的说法来攻击和抹黑旧权威。这是纳粹党对贵族立场的一个矛盾之处：纳粹党既要借用贵族的力量，又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群众运动力量自居，敌视代表封建社会等级制的贵族，主张建立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民族共同体”。曾任农业部长的纳粹理论家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1895—1953）可能是党内最敌视贵族的人。他在1934年说：“这些人（按：流亡的君主）在人民最危急的时刻背弃了人民，我们为什么还要迎接他们回来？……我们农民对领导者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爱我们，好好地领导我们。”[58]达雷甚至主张，如果皇帝回来，要把他送上纳粹党的人民法庭。
纳粹党对君主制和高级贵族“怯懦”的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但内容和广大下级贵族对君主制的批评(12)差不多：威廉二世的临阵脱逃，意味着他已经没有资格当领袖。[59]
1940年5月23日，德军正在法国长驱直入。德军第1步兵师的一名中尉身负重伤，几天后死亡。他是普鲁士的威廉王子、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长孙。5月29日，威廉王子的葬礼在波茨坦举行，多达5万群众自发前来为他送行。这是纳粹时期规模最大的非官方、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游行。[60]希特勒认识到，群众和军官团里还有不少人对旧皇室抱有好感。于是他发布了所谓“公子法令”（Prinzenerlass），禁止所有在1918年之前拥有统治权的皇室、王室和诸侯家族的公子们参加战斗。[61]1943年5月，希特勒干脆命令将这些家族的成员全部免去军职。这不是为了保护这些贵胄，而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影响力和人民的同情。
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对纳粹的幻想
如果说纳粹对君主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利用，一方面排斥，那么保皇派对纳粹秉持怎样的态度呢？
在信奉君主主义的贵族当中，对纳粹党抱有幻想的大有人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严厉批评过临阵脱逃的德国君主，但对未来的德国国家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表达得却模棱两可，说这不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需要“相机而动”。[62]1934年正式查禁君主主义组织之前，纳粹党高层虽然有达雷那样明确敌视贵族和君主制的人（他很快就失势），但还是对君主复辟的问题很暧昧。这就足够吸引很多有君主主义思想的贵族投到纳粹门下。
有的贵族幼稚地、一厢情愿地相信纳粹主义也是一种君主主义运动。舒伦堡伯爵在1929年说：“我觉得目前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通往君主制的唯一道路。”1933年，已经加入纳粹党的舒伦堡居然还说：“希特勒是君主制的关键所在，这毋庸置疑。”[63]1933年秋季，退役陆军中将奥古斯特·冯·克拉蒙（August von Cramon，1861—1940）等人向兴登堡请愿，说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75岁生日，给皇帝最好的生日礼物莫过于帮助他在那一天重新登基。克拉蒙说，纳粹思想和君主主义是相符合的，“元首思想”必然引向永恒的元首，也就是世袭君主制，“希特勒自己就是君主主义者”。兴登堡和他身边的人显然比克拉蒙更懂得政治现实，告诫克拉蒙，复辟的时机尚不成熟。[64]
也有的贵族心里敌视或厌恶纳粹，但幻想利用纳粹的力量复辟君主制。换句话说，这些贵族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很多保守派一样，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相信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自己可以把纳粹操控于股掌之间。更有不少贵族可以做到人格分裂，写信给流亡的老皇帝时落款“陛下最恭顺最忠诚的仆人”，给纳粹党领导和党卫军同志写信时落款“希特勒万岁！”。[65]
那么霍亨索伦家族自己对纳粹的态度是什么呢？对于这个话题，叙述最为详细的专著的作者，居然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939—2015）是霍亨索伦族长路易·斐迪南王子（1907—1994）的儿子，也就是威廉二世的曾孙。他于1984年发表的历史学博士论文题为《霍亨索伦家族与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个话题，他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毕竟大量的文献资料就在他自己家里。不过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批评这篇论文，认为它对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的关系做了粉饰，刻意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几位重要成员皇储威廉、威廉二世流亡期间娶的第二任妻子赫米内、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积极支持纳粹的丑行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着重写霍亨索伦家族反纳粹的一面。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是贵族“选择性记忆”的表现。[66]
在赫米内“皇后”等人的牵线搭桥之下，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与纳粹有过一些接触。赫尔曼·戈林曾两次到多伦宫拜访皇帝。威廉二世嘲笑戈林的衣品和粗鲁的餐桌礼仪，但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对资产阶级的轻蔑，不能说明皇帝是反纳粹的。[67]威廉二世通过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和“宫廷事务总管”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Leopold von Kleist，1872—1946）与纳粹政权保持紧密的沟通。莱韦措还在皇帝的许可下成为纳粹党员和国会议员。在1932年之前，以皇帝为首的霍亨索伦家族实际上一直明确地把寻求与纳粹合作当作自己的主要战略。[68]皇室对纳粹抱有幻想，希望借助纳粹的帮助复辟，一直到这种希望破灭之后，霍亨索伦家族才与纳粹拉开了距离。1932年12月，皇帝与莱韦措绝交。
希特勒上台之后，皇帝通过官方代表多次向希特勒询问复辟的可能性。起初希特勒含糊其辞，说恢复君主制是可能的，不过只能恢复霍亨索伦皇朝，不能恢复其他邦君的地位；复辟的时间还不能确定，必须等未来的战争打赢之后再说。再往后，希特勒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对君主主义也越来越敌视。他说，德国的任务是消灭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而无论是作为机构的君主制还是作为个人的皇储都不够坚强，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伟大任务。在1934年2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纳粹高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达雷干脆怒斥皇帝是懦夫。希特勒说自己的使命是惩罚“十一月罪人”和重建国防军，这项工作需要12到15年时间，请德国君主们不要再来烦他。[69]
反纳粹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
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75岁生日，君主主义者在柏林举办庆祝活动，不料遭到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恣意殴打。希特勒趁机宣布禁止所有的君主主义组织。君主主义贵族显然没想到党的拳头会打到自己身上来。即便他们胸前戴着党徽，也仍然遭到冲锋队暴徒的殴打。[70]身为柏林警察局长的莱韦措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些暴力活动。渐渐地，一些普鲁士保皇派走到了纳粹的对立面。纳粹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智力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残酷迫害也让很多思想保守或者有宗教情怀的保皇派越来越敌视纳粹。
在保守派政治家卡尔·戈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和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等人领导的反纳粹密谋集团中，就有一些君主主义者和普鲁士的遗老遗少。戈德勒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按照计划，刺杀希特勒和政变成功之后，他将成为德国总理。他本人是君主主义者。1940—1941年冬季，戈德勒花了很多时间与同谋者路德维希·贝克大将（Ludwig Beck，1880—1944）等人讨论，一旦政变成功，霍亨索伦家族的哪一位成员应当成为皇帝。戈德勒反对迎接老皇帝威廉二世回来，觉得他年纪太大、性格也不适合当君主；也反对皇储威廉，因为他名声很臭，并且公开支持纳粹。[71]皇次子埃特尔·弗里德里希在“一战”后因为参与金融投机而名誉扫地，三子阿达尔贝特体弱多病，四子奥古斯特·威廉是纳粹分子。戈德勒支持皇五子奥斯卡，不过他也有“钢盔团”的右翼背景[72]。另一条路线是推举皇储威廉的次子路易·斐迪南为皇帝(13)，他在政治上比较清白，保守的军官、进步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都能接受他。[73]
图5-6 卡尔·戈德勒（拍摄者不详）
戈德勒主张施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皇帝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守护宪法和代表国家”[74]。密谋分子甚至准备好了复辟的宣言。然而1944年“7月20日”事变中，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密谋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皇孙路易·斐迪南早在30年代就与反纳粹密谋集团建立联系，并坚信“推翻希特勒是我作为爱国者的义务”；“7月20日”事变之后，路易·斐迪南遭到盖世太保逮捕，被审讯了七个小时[75]，好在幸免于难。霍亨索伦家族的全权代表库尔特·冯·普莱滕贝格男爵（Kurt Freiherr von Plettenberg，1891—1945）是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好友和密谋集团内层圈子成员，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在提审过程中一拳打倒警卫，从四楼跳窗自杀。[76]君主主义者当中不乏有血性的烈士。
纳粹时期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
巴伐利亚君主主义的核心人物鲁普雷希特王储在巴伐利亚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与各种老兵社团合作，巡游巴伐利亚各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鲁普雷希特有一次走进歌剧院，室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唱起巴伐利亚王国的国歌。[77]
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也考虑过与纳粹合作的可能性。1933年2月，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计划发动政变，此时部分人对纳粹党还没有死心。他们相信：“巴伐利亚若是建成君主国，就能让现政府瘫痪，从而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蔓延。而民族社会主义当中真正好的部分、所有人都能赞成的部分，可以留下来。”[78]
不过在鲁普雷希特王储的亲信圈子里，反纳粹人士占多数。他们在1933年2月筹划的政变的宗旨就是“反抗纳粹独裁”。[79]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审讯期间说：“信奉希特勒的人，只要还有正常人类的理智，就不可能忠于皇帝。”[80]所以总的来讲，巴伐利亚君主主义对纳粹持敌视态度。这和前文讲到的普鲁士君主主义希望利用纳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比，走的是迥然不同的路线。君主主义者的政变计划甚至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最后没能实现。[81]
鲁普雷希特本人一直与各个极右派系保持距离。他对鲁登道夫没有好感，曾这样评价鲁登道夫的政治活动：“并非每一位将军都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那样的政治家。”[82]希特勒曾试图拉拢鲁普雷希特王储，并承诺帮助他复辟。[83]但在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期间，鲁普雷希特没有支持希特勒。[84]希特勒曾在私下里表示讨厌鲁普雷希特[85]，而鲁普雷希特于1934年在伦敦与英王乔治五世一起用午餐时说希特勒是疯子。[86]
1933年3月，鲁普雷希特的亲信圈子里有四人被纳粹逮捕。秋季，王储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被检举为纳粹党的敌人，仅仅由于恩斯特·罗姆的干预才没有被投入达豪集中营。鲁普雷希特拒绝在自己的宫殿升纳粹旗，避免与当局打交道，并开始“内心流亡”，让自己的儿女接受天主教教育，避开纳粹党控制的教育系统。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于1934年被纳粹党禁止，其部分成员后来与好几个反纳粹的抵抗组织有联系。法学博士和律师阿道夫·冯·哈尼尔男爵（Adolf Freiherr von Harnier，1903—1945）领导的抵抗运动“哈尼尔集团”从1933年开始积极反对纳粹，散播传单，主张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重登王位，反对霍亨索伦家族复辟，并要求改善劳工阶层的福利。盖世太保的奸细渗透进了哈尼尔集团，并于1939年将其镇压。哈尼尔病死在狱中。[87]
1939年11月，木匠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 Georg Elser，1903—1945）单枪匹马刺杀希特勒，事败被捕。戈培尔在日记里写，此次暗杀“可能是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做的”[88]。埃尔泽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没有关系，但戈培尔会这么想，显然纳粹对巴伐利亚君主主义非常敌视。
图5-7 阿道夫·冯·哈尼尔男爵（拍摄者不详）
图5-8 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拍摄者不详）
1939年，鲁普雷希特王储与纳粹的关系严重恶化，他不得不逃往意大利，接受意大利国王和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保护，直到意大利被盟军解放。王储的妻儿在匈牙利避难，1944年10月德军占领匈牙利之后，这些王室妇孺被逮捕并投入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救出。那时王妃安东妮的体重已经下降到仅40千克，她拒绝返回德国，几年后在瑞士去世。[89]
自始至终，纳粹对贵族君主主义的态度都是实用主义的、用后即弃的。而君主主义者起初对纳粹抱有幻想，但随着形势变得清晰，他们很快就成为希特勒政权的敌人。
三 索多玛的义人：反抗纳粹的德国贵族
1945年4月29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日子里，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小镇塞科斯腾的慕斯（Moos bei Sexten，今属意大利），德国国防军上尉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1902—1982）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附近有一个党卫军单位正押解着一群犯人，随时可能将其屠杀；这是不合法的，国防军不能坐视不管，他必须去营救这些犯人。也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向身为战友的党卫军开枪。与此同时，美军的滚滚洪流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
党卫军和国防军一直都有摩擦，但发展到兵戎相见，实属罕见。阿尔文斯莱本特别适合执行这个人道主义任务，他出身北德贵族地主世家，自幼在修道院学校受教育，非常虔诚，是圣约翰骑士团德国新教分支的成员。无论从出身还是信仰来看，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
图5-9 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拍摄者不详）
事不宜迟，阿尔文斯莱本孤身前往犯人所在地，即距离慕斯17公里的小镇尼德多夫（Niederdorf，今属意大利），侦察“敌”情。次日早上，他带领15名士官展开行动。两个小时后，80名掷弹兵的增援部队奉命赶到，封锁了尼德多夫村。国防军和党卫军同袍针锋相对，情势万分紧张，冲突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同室操戈，阿尔文斯莱本打电话给党卫军高官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1900—1984），他是驻意大利的所有党卫军和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好说歹说，沃尔夫总算同意指示押解犯人的党卫军指挥官放弃任务、自行撤离。犯人被国防军实施“保护性监禁”。
这时阿尔文斯莱本才发现，他解救的犯人中有多少显赫的名人！这批囚犯共139人，来自1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匈牙利前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Kállay Miklós）、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Friedrich Leopold von Preu?en）、德国前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大工业家弗里茨·蒂森、国防军参谋军官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Bogislaw von Bonin）（博宁因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队撤退而被捕，[90]正是他设法打电话与阿尔文斯莱本的上级取得联系，才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将、英国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著名反纳粹抵抗分子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眷。[91]
图5-10 被国防军营救后的犯人。穿军装者为博吉斯拉夫·冯·博宁，穿黑衣者为英国特工贝斯特
没过几天，美军赶到，这群犯人得到解放。阿尔文斯莱本自己也被美军俘虏，但因为他历史清白，很快获释，战后做生意、管理庄园、从事慈善事业，安度晚年。一直到1964年，他当年的壮举才为公众所知。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作为基督徒，救人一命，义不容辞。
阿尔文斯莱本是一位贵族军人。他尽忠职守，在纳粹军队中服役，所以与纳粹政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极少有人能与纳粹政权完全撇清干系。但他有自己的良心底线。他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反纳粹的抵抗战士，而是有基督教情怀的保守派。
德国贵族与纳粹有着复杂和暧昧的关系史，有过“热恋”，有过沆瀣一气，有过幻想破灭，也有过冲突和反抗。贵族当中有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的纳粹分子，有从一开始就抵制纳粹的勇士，也有曾经崇拜希特勒，后来却往元首的会议桌下塞炸弹的参谋军官。大多数贵族和阿尔文斯莱本一样，也和大多数德国平民一样，努力在“体制”当中生存。有的时候，他们能捍卫自己的底线，有的时候则随波逐流。
反对纳粹的理由
贵族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群体，贵族身份并不是决定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所以，面对纳粹党，贵族的态度不尽相同。话又说回来了，非贵族的人群，或者任何一个以出身或职业而论的人群，何尝不是这样？总的来讲，贵族在纳粹德国的地位和其他精英群体如工业家、科学家、文化精英等类似，受到政府的分化、吸纳、削弱和利用。很多贵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纳粹的疑虑和反对，也有很多人是逐渐觉醒的。
很多贵族出于他们阶层天生的保守与虔诚信教，对街头流氓风格（如恩斯特·罗姆的冲锋队），并且在前期非常草根化、民粹化、貌似“左倾”和喊着平均主义口号的纳粹党持怀疑态度。希姆莱、罗森堡等人的异教神秘主义思想让他们敌视基督教，这也引起虔诚的基督徒的反感。
根据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天主教信仰让南德贵族天然地对极端思想和纳粹思想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新教的普鲁士贵族更容易接受纳粹；而威斯特法伦等西部地区虽然也信天主教，但受普鲁士影响的时间比南德久，影响也更深，所以比南德贵族更容易接受纳粹，但不像东部贵族那样热情。典型的贵族纳粹分子是“易北河以东的小贵族，男性，年轻，信新教，从军，没有自己的地产”[92]。其实，不仅是贵族，对于全体德国人来说，在30年代初的选举中，也是信奉新教的北德地区和易北河以东地区更支持纳粹，信奉天主教的西部和南部较少支持纳粹。[93]
纳粹上台之后对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与潜在反对派的凶残迫害与镇压，毫不掩饰的对外扩张的侵略计划，以及战争打响之后（尤其是对苏战争开始之后）的反人类的残酷暴行，包括无视国际公法的《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即屠杀被俘的红军政治委员，让相当多的贵族感到惊恐和憎恶。即便是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的贵族，即便是在战争初期支持争取“生存空间”、对德军起初的轻松胜利感到陶醉的贵族，在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战俘、平民被枪决和丢进万人坑，耳闻目睹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惨剧之后，也往往对纳粹丧失人性的罪行感到震惊和憎恨。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惨败告终以及美国参战之后，很多贵族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地狱。于是，越来越多的贵族投身于抵抗运动。
九月密谋
图5-11 施陶芬贝格伯爵（拍摄者不详）
阿尔文斯莱本并非积极的抵抗分子。但有不少贵族军人坚决站到纳粹政权的对立面，用自己的生命去抗争。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出身于历史悠久的施瓦本天主教贵族家庭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英雄壮举在战后德国家喻户晓，多个城市建有他的纪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或广场。战后西德国防军的一处兵营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兵营”。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两德统一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都举行纪念活动，联邦国防军军人会郑重宣誓以纪念施陶芬贝格。他的故事还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属2004年德国明星塞巴斯蒂安·科赫出演的电影《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和2008年汤姆·克鲁斯出演的《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
其实抵抗集团（有不少人属于贵族）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有很多次，施陶芬贝格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军人抵抗集团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形成了。
1938年9月，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希特勒威胁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不惜动武。国防军的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部官员相信德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旦开战，德国必败无疑。在他们眼中，希特勒是国之大患。本着救国的精神，他们开始密谋，打算发动政变，冲入总理府，杀死或者劫持希特勒，推翻纳粹党政府。这就是所谓“九月密谋”（也叫“奥斯特密谋”）。
密谋的核心人物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外军处（Amt Ausland/Abwehr）的汉斯·奥斯特中校（Hans Oster，1887—1945，最终军衔为少将）。他是当时多个反对希特勒的群体当中“最核心、最积极的角色；是驱动力量，同时也是各个反抗集团之间的中间人”[94]。为了阻止战争、推翻希特勒，他多次向荷兰、比利时等国泄露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他说：“也许人们会说我是叛徒。但我不是。我认为，与那些跟在希特勒后面的人相比，我是更优秀的德国人。我的目标和我的责任是从这场瘟疫当中拯救德国，也拯救世界。”[95]这一席话颇能代表大多数抵抗分子（尤其是军人）的信念。
图5-12 汉斯·奥斯特（拍摄者不详，1939年）
参与奥斯特密谋圈子的人地位很高，包括曾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路德维希·贝克大将、现任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1884—1972）、军事情报局局长及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内政部高官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1904—1974）、央行行长沙赫特博士等高级将领和大员。
密谋者当中有不少贵族，包括埃尔温·冯·维茨莱本（第3军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军区的司令，最终军衔为陆军元帅）、柏林市警察局长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柏林市警察局副局长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驻扎在波茨坦的第23师师长瓦尔特·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菲尔特伯爵（Walter von Brockdorff-Ahlefeldt，1887—1943）、第50步兵团团长保罗·冯·哈泽（Paul von Hase，1885—1944，最终军衔为中将，在1944年7月政变期间是柏林卫戍司令）、司法部官员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1902—1945）、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最终军衔为上将）。就连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元帅（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似乎也参与了密谋。或者说，即便他不是参与者，但也没有告发。
按照密谋者的计划，一旦希特勒命令军事动员、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以“党卫军发动政变，国防军要重建秩序”为借口在柏林发动政变。首先由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1899—1968）率领可靠的突击队杀入总理府，杀死或控制希特勒。随后逮捕纳粹党其他领导人，建立一个为期尽可能短的军事独裁政权用以稳定形势，然后建立新的临时政府。[96]
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害怕战争，在谈判中向希特勒让步，于9月29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战争暂时没有爆发，希特勒大获全胜，在国内赢得极高威望，“九月密谋”无疾而终。
“九月密谋”集团被英国政府釜底抽薪，因此一蹶不振，但其中不少成员转入其他的抵抗集团，继续以各种方式抵抗纳粹政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贵族，将会为抗争强权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特雷斯科与中央集团军群
“九月密谋”的参与者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于1940年5月以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加入驻扎在波茨坦的第9步兵团，舒伦堡伯爵有四个兄弟都曾在该团服役。该团因为有很多贵族出身的军官而被戏称为“九伯爵”团，很多参加抵抗运动的军官都和该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之后，有19名遇害的抵抗分子曾是“九伯爵”团的成员。[97]战争之初，舒伦堡计划组织一批同心同德的军官行刺希特勒，但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比如1940年7月20日，希特勒原定在巴黎举行胜利阅兵式，舒伦堡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然而希特勒只是在6月23日凌晨飞到巴黎，参观了香榭丽舍大道、歌剧院、卢浮宫、荣军院（包括拿破仑陵墓）等景点，几个小时之后就飞走了，并且取消了阅兵式。所以舒伦堡的计划落空了。[98]舒伦堡还参与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事败后被杀害。
1941年，“九月密谋”的另一位贵族参与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出任西线总司令，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刺客。有好几位贵族军官挺身而出：巴黎卫戍司令指挥部的上尉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维茨莱本的幕僚汉斯-亚历山大·冯·福斯（Hans-Alexander von Voss，1907—1944）少校、乌尔里希·威廉·什未林·冯·施瓦嫩菲尔德伯爵等。瓦德西伯爵多次表示，一旦希特勒踏入巴黎，他们就会发动刺杀行动。1941年5月，国防军计划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阅兵式，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要来，估计希特勒也会来。瓦德西等人做了安排，准备由两名军官枪击正在检阅部队的希特勒，另外什未林伯爵打算从附近一家酒店的阳台向希特勒投掷炸弹，以确保万无一失。然而希特勒最终没有来巴黎。[99]
被阿尔文斯莱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也是一位勇敢的刺客。他曾是律师，在1939年夏季曾飞往英国，与丘吉尔等英国政治家密谈，劝英国人对纳粹摆出强硬态度，并告诉他们，希特勒即将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希望能借此阻止战争。[100]后来为了更好地反抗纳粹，施拉布伦多夫参军，成为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汉宁·冯·特雷斯科上校的助手。
特雷斯科不是抵抗运动中地位最高的，却是最坚决、最活跃的，他组织了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出身普鲁士贵族军人世家，曾在普鲁士第1近卫步兵团服役，1936年加入著名的第9步兵团。上级在战争期间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杰出的军官、能力远远超过平均水平，非常勤奋，非常有决断力。并且他道德高尚，疾恶如仇，所以越来越敌视纳粹。早在1939年夏季，特雷斯科就告诉施拉布伦多夫：“责任和荣誉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德国和欧洲，使其免于陷入野蛮。”[101]
特雷斯科起初因为纳粹党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而对纳粹党有一些好感，但1934年纳粹党血洗冲锋队并杀害两位贵族将军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从那时期他对纳粹党的幻想就破灭了。30年代先后发生了勃洛姆堡和弗利契案件，让特雷斯科更加敌视纳粹党。
勃洛姆堡元帅原为国防部长，是帮助希特勒掌权的得力干将之一，但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不是因为对外侵略是非正义的，而是因为他认为德国的实力比不上英法，如果开战必败无疑。这时有人发现勃洛姆堡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开丑闻相威胁，迫使他辞职。维尔纳·冯·弗利契（Werner von Fritsch）男爵原为陆军总司令，也反对希特勒向外武力争取“生存空间”的计划。希特勒以弗利契的同性恋者身份作为把柄，迫使他辞职。希特勒利用这两个案件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贵族军官团力量，借机撤换了一批对他来说不够可靠的人，用唯唯诺诺之徒勃劳希契、凯特尔等取而代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针对弗利契的同性恋指控是捏造的。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愤而辞职，他后来成为抵抗分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弗利契虽然被洗脱罪名，但希特勒拒绝让他官复原职，仅仅让他当一个炮兵团的团长，最后弗利契于1939年在波兰战役中阵亡。勃洛姆堡则于1946年死于盟军的狱中。[102]
图5-13 汉宁·冯·特雷斯科（拍摄者不详，1944年）
虽然希特勒借助这两个事件改组了德国陆军，使其更俯首帖耳，但因为这两个事件而走到希特勒对立面的军人，尤其是贵族军人，不止特雷斯科一个。
1938年11月9日夜间，纳粹党在全国范围袭击和迫害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住宅、商铺、会堂等进行打砸抢烧。因为许多犹太商店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因此这个恐怖的夜晚被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这场迫害犹太人的暴行，更让特雷斯科觉得纳粹党是反人类的魔鬼。在向与自己关系很好的上司维茨莱本倒苦水的时候，他提出想辞去军职。但维茨莱本劝他留在军中，因为等到将来清算纳粹党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他。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担任首席参谋（Ia），并开始有条不紊地把同心同德的抵抗分子集中到中央集团军群。所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很多军官是抵抗分子，其中不少还是贵族，除了前文提到的中校汉斯-亚历山大·冯·福斯，还有上校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Gersdorff，1905—1980，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最终军衔为少将）、中校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Carl-Hans Graf von Hardenberg，1891—1958，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副官）、中校贝恩特·冯·克莱斯特（Berndt von Kleist）、少校汉斯-乌尔里希·冯·厄尔岑（Hans-Ulrich von Oertzen，1915—1944）、少校沙赫·冯·维特瑙（Schach von Wittenau，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副官）、上尉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 Breitenbuch，1910—1980）、上尉埃德加·冯·马图施卡伯爵（Edgar Graf von Matuschka）、中尉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1917—2008，克卢格元帅的副官）及其兄长上尉格奥尔格（1915—1944）、中尉海因里希·冯·利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1901—1944，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副官）(14)、中尉勒内·冯·贝格伯爵（René Graf von Berg）等。一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的中枢神经。[103]
哈登贝格伯爵有一次在东线上空飞行时目睹了党卫军在白俄罗斯的鲍里索夫（Borissov）屠杀数千名犹太人的惨剧，立刻将此事告诉了格斯多夫男爵、特雷斯科和集团军群总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元帅。哈登贝格还在司令部的日志里勇敢地记录道：“我与很多军官做了长时间的会谈。无须我提起，他们总是主动问起枪杀犹太人的事情。我的印象是，全体军官几乎普遍憎恶枪杀犹太人、战俘和政治委员的行为，尤其是最后一点，因为那会让敌人的反抗更加顽强。这些屠杀是德国军队，尤其是德国军官团的荣誉污点。”[104]
遗憾的是，博克元帅仍然对希特勒忠心耿耿：“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攻击元首。如果有人敢攻击他，我就挡在元首的身前保卫他。”[105]
1941年9月，特雷斯科派遣自己的下属和同谋者施拉布伦多夫去柏林联络其他的抵抗分子。施拉布伦多夫担当前线抵抗分子（特雷斯科为首）和后方抵抗分子（路德维希·贝克、维茨莱本元帅、汉斯·奥斯特等，包括“九月密谋”的很多人）之间的联络员。施拉布伦多夫还把陆军总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将军争取过来。[106]
1943年1月，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及其兄弟格奥尔格（德军当中有名的五项全能运动员和战斗英雄，已经获得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在特雷斯科的帮助下专门组建了一个“中央骑兵团”（2200人，其中约650人为俄罗斯哥萨克），名义上是集团军群司令部直属的机动“救火队”，实际上大部分军官是抵抗分子，或者至少是“可靠”的人。格奥尔格担任团长，菲利普担任其中一个营的营长。[107]抵抗分子计划在未来的政变中运用这支力量。
抵抗集团的计划是，特雷斯科的小组将刺希特勒，然后奥尔布里希特等人在后方发动政变。1943年2月底，也就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降临不久之后，奥尔布里希特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刺杀行动开始了。[108]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来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视察。安保措施非常严密，希特勒不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供的车辆，而只用自己带来的车辆和司机；附近的铁路暂时停运；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党卫军。不过负责外层安保的部队中就有伯泽拉格尔兄弟的骑兵。其中一队骑兵计划在希特勒经过时枪击他，但没有实现，可能是因为希特勒临时选择了别的路线。[109]
特雷斯科的一个计划是在希特勒用餐时让多名军官同时枪击他，然而他的上司，中央集团军群的新任总司令君特·冯·克卢格（Günther von Kluge，1882—1944）元帅虽然同情抵抗运动，但阻止了他，理由是在对方吃饭的时候枪击他是不体面的行为，并且可能误伤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克卢格自己。[110]
特雷斯科的第二个方案是，让施拉布伦多夫将伪装成两瓶酒的定时炸弹送上希特勒的飞机。然而飞机起飞之后，炸弹并未按时爆炸，后来发现是因为货舱内温度过低，炸弹失灵。希特勒安然无恙。次日，施拉布伦多夫冒着极大风险飞到东普鲁士，想方设法换回了炸弹酒瓶，没有露馅。[111]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之后，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施拉布伦多夫也被逮捕，遭受惨无人道的毒刑拷打。[112]1945年2月3日，他在接受庭审时，法庭大楼遭到盟军轰炸，法官被炸死，审判中断。[113]随后施拉布伦多夫辗转多个集中营，最后被阿尔文斯莱本营救。施拉布伦多夫在战后成为律师和法官，还著书立说，讲述“二战”期间德国军人抵抗运动的故事。
施拉布伦多夫的炸弹袭击失败一周后，1943年3月21日，中央集团军群在柏林的一家军事博物馆（原为军械库）办展会，展出缴获的苏联红军旗帜和武器。希特勒计划要和希姆莱、戈林、戈培尔等人一起去参观。格斯多夫男爵能够以担任现场讲解员为借口参加展会。他主动向特雷斯科报名，要携带炸弹与希特勒同归于尽。他的炸弹的引爆时间是10分钟，不料希特勒也许是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临时改了行程，提前离开了博物馆。暗杀计划再次破产。格斯多夫在最后关头成功地解除了炸弹的引信，救了自己和博物馆内其他人的命，而且没有引起注意。[114]
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Axel von dem Bussche-Streithorst，1919—1993）的父亲是威斯特法伦的贵族地主，母亲是丹麦人。布舍于1937年参军，加入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第9步兵团。布舍是职业军官，作战英勇，获得过多次嘉奖。1942年10月5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Dubno）机场亲眼看见了党卫军屠杀数千犹太人的惨景：犹太人，包括妇孺，被强迫脱光衣服，俯卧到堆着前一批受害者尸体、甚至还有未死的人在挣扎的壕沟里，然后被党卫军慢条斯理地枪杀。[115]布舍大受震撼，也明白这肯定是最高层的意志，于是他坚定地站到了这个丧尽天良的犯罪政权的对立面。通过舒伦堡的介绍，他与施陶芬贝格、特雷斯科等人成了同志。施陶芬贝格计划利用1943年底希特勒参加一次东线新军服展示会的机会将其刺杀。身为战斗英雄并且外貌特别具有日耳曼人特色的布舍被挑中去做讲解，他决心在身上藏炸弹，到时候冲向希特勒将其死死抱住，与其同归于尽。引信燃烧的声音较响，他打算到时用咳嗽声掩盖。但很不凑巧，运送新军服的列车遭空袭损毁，展示会没有开成。布舍还不气馁，准备等待下次机会，但不幸在前线负伤，一条腿被截肢。[116]因为他是战斗英雄和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获得者，作为特权人士被送入党卫军的一家医院，因此也躲过了“7月20日”事变之后纳粹对抵抗分子的搜捕和镇压。他是少数活到战后的抵抗分子之一，后来曾为BBC、苏尔坎普出版社和西德政府工作。
图5-14 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拍摄者不详，1943年）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是出身普鲁士贵族名门的保守派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反对民主。但他是君主主义者和笃信宗教、坚守传统道德的保守派，所以敌视纳粹的累累罪行。他拒绝在自己的城堡升纳粹旗，拒绝给纳粹党一分钱（当地的纳粹党官僚甚至低声下气地请他捐款哪怕10芬尼也行）。他鄙视伦德施泰特和勃洛姆堡等与纳粹合作的贵族军官，还说出了这样一句辛辣的名言：“将来人们会说：性格软弱如德国官僚，亵渎神明如新教牧师，毫无原则如普鲁士军官。”[117]战前他曾代表卡纳里斯与奥斯特到英国与丘吉尔等达官贵人会谈，警示英国人不要对希特勒放松警惕，因为希特勒不会满足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而是企图主宰世界；克莱斯特敦促英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对付希特勒。[118]无奈当时的英国奉行绥靖政策，在希特勒面前步步妥协，而丘吉尔正处于下野的低潮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