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斯特的儿子、总参谋部军官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施门岑（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n，1922—2013）是施陶芬贝格和特雷斯科抵抗集团的成员，也曾在第9步兵团服役。施陶芬贝格打算重演布舍的行刺计划，利用新一次军服展示的机会刺杀希特勒。埃瓦尔德-海因里希接受了这次自杀攻击任务，但请求给他24小时，以便与父亲商谈。他问父亲，为了杀死希特勒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是否值得。老克莱斯特说：“你必须这么做。如果谁有机会却拒绝了，那么会抱憾终身。”[119]但因为演示会被一再推迟，最终没有举行，小克莱斯特失去了机会。[120]“7月20日”事变期间，他积极参与了施陶芬贝格等人领导的政变，参与逮捕纳粹要人。政变失败之后，父子两人都被逮捕。儿子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121]，但父亲于1945年4月9日被用断头台处死[122]。小克莱斯特-施门岑在战后成为出版人，还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旨在促进和平）的创始人。
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 Breitenbuch，1910—1980）上尉是另一位抵抗希特勒的贵族军官和刺客。他出身图林根的“原始贵族”家庭，还是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布莱滕布赫的背景是民族主义和保守的，但他的妻子在1938年与他结婚前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秘书，能够读到外界的报纸和接触英国社会，对国际形势有很好的把握，也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布莱滕布赫受到了妻子的很大影响。战争初期，他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的迫害与屠杀，也经历了警察部队血腥的反游击作战。后来他被调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进入了特雷斯科的圈子。布莱滕布赫表示愿意担当行刺之责。特雷斯科建议他使用炸弹，但他因为对炸弹装置不放心，就拒绝了，提议用手枪打死希特勒。1944年3月11日，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布施元帅奉命到上萨尔茨堡的元首大本营汇报，布莱滕布赫作为布施元帅的副官陪同前往。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行刺。按理说他可以陪着布施来到希特勒面前，不料这次警卫却宣布元帅的副官不能进去，必须在外室等待。布莱滕布赫身上还藏着子弹上膛的勃朗宁手枪，只得在会议室外等待，心情无比焦灼。他相信自己的计划已经被识破，警卫随时会逮捕他。煎熬了两个小时之后，会议终于结束，布莱滕布赫才得以离开。他的行刺也就失败了。[123]战后他担任林务官员，最终病逝。
上述是施陶芬贝格之前最重要的几次刺杀希特勒的尝试，多由贵族军人策划和执行，但都失败了。随着战事吃紧，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线视察，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时间待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亚贝希特斯加登的贝格霍夫，并且安保措施越来越严密。1943年4月，汉斯·奥斯特及其副手汉斯·冯·多纳尼等人的抵抗小组被侦破，奥斯特被软禁，后于1945年4月9日在弗洛森比尔格集中营被杀害[124]。奥斯特等人的退场对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击。
特雷斯科不知疲倦地劝说高级将领，如博克元帅、克卢格元帅和曼施泰因元帅，加入抵抗运动，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在这些高级将领身边安插了抵抗分子作为参谋军官，以影响和争取他们。克卢格一直同情抵抗分子，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曼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拒绝背叛希特勒，说“普鲁士的元帅不会哗变”[125]，但也没有告发特雷斯科的“谋逆”。
施陶芬贝格与“女武神”计划
以特雷斯科为首的抵抗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策略。后备军(15)有一个紧急预案叫“女武神”计划（Unternehmen Walküre），为的是防备盟军的空袭或空降造成国内法律与秩序崩坏，或者国内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与战俘起义。[126]抵抗运动的想法是，利用或者说“劫持”“女武神”计划，在杀死希特勒之后，“假传圣旨”，以党卫军叛变为借口，让后备军控制各大城市、解除党卫军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领导人，然后建立以贝克和维茨莱本等人为首的新政府，与西方盟国停战。[127]在全国的多个军区，抵抗组织安插了自己的人，准备随时响应柏林的政变。比如第三军区（柏林）的参谋长汉斯·君特·冯·罗斯特（Hans-Günther von Rost，1894—1945，最终军衔为中将）为政变做的准备工作非常巧妙和充分，对施陶芬贝格的帮助极大。罗斯特摸清了柏林城内纳粹党与党卫军的各种机构的地理和安保情况，以及无线电广播台等设施的情况，并串联可靠的军官。[128]
从1943年7月起，特雷斯科与奥尔布里希特花了很大力气来修改“女武神”计划。[129]特雷斯科的妻子艾丽卡·特雷斯科（Erika von Tresckow，1904—1974）(16)和秘书玛格丽特·冯·奥芬（Margarethe von Oven，1904—1991）(17)负责打字[130]，制作命令文件和宣言书等。这些文件在战后被苏联红军缴获，2007年被历史学家彼得·霍夫曼发现，证明了特雷斯科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
但在1943年10月，特雷斯科被调往前线担任第442步兵团团长（后担任第2集团军参谋长），远离了帝国的中枢神经，没有条件继续领导政变[131]。他结识了北非战场的英雄、独眼独臂的施陶芬贝格伯爵，后者接过了筹划和执行刺杀与政变的使命。特雷斯科对施陶芬贝格十分信任，在去第442步兵团上任临行前说自己很高兴看到施陶芬贝格“在本土接过他的工作，将其继续推进，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把精力浪费到千百个渠道”。[132]
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后备军参谋长并做好行刺准备的时候，西方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施陶芬贝格问特雷斯科，德国眼看就要战败，刺杀和政变是否还有意义。特雷斯科的回答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刺杀。即便刺杀不成功，柏林的政变也必须发动。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变有没有实际意义，而是要向全世界、向历史证明，为了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抵抗运动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德国内部必须要有公开的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以昭示天下，德国人并非都是纳粹，这样德国人将来才能无愧于良心。[133]特雷斯科还告诉同志玛格丽特·冯·奥芬，每天有数万犹太人被纳粹残酷地杀害，即便为了阻止这个，也要杀掉希特勒。[134]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抵抗运动遭到大清洗。次日，特雷斯科在前线用手榴弹自杀。他给施拉布伦多夫留下的遗言是：
现在全世界都会诽谤我们了，但我今天坚信不疑，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的死敌。再过几个小时，我在上帝面前解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的时候，我能够为自己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辩护。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只要索多玛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掉索多玛。我希望为了我们的缘故，上帝不会毁掉德国。[135]
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抵抗集团的成员很多是贵族和军人精英，他们的人脉极广，拥有很多资源，有机会在狩猎、社交等场合串联，能够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和希特勒，所以他们从事抵抗的时候，活动空间肯定比其他人（比方说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普通民众）更大，机会也更多。从这个角度看，贵族身份对他们的抵抗活动有帮助。
因为“7月20日”事件而被牵连和杀害的150名主要受害者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贵族。[136]纳粹注意到了贵族在抵抗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施陶芬贝格所在的抵抗集团被镇压并且其亲友被连坐(18)之后，纳粹劳工部长罗伯特·莱伊怒斥刺杀希特勒的人是“蓝血的猪狗”。按照欧洲传统的说法，贵族的血是蓝色的，大致是因为贵族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皮肤白皙，所以蓝色的静脉血管比较明显。党卫军的报纸《黑色军团》则说贵族是“蓝血的猪狗与叛徒”。莱伊在戈培尔办的报纸《进攻》上发表文章批判贵族：“他们的堕落深入骨髓，高贵到了白痴的地步，腐败到令人作呕，和一切龌龊的东西一样怯懦……这就是被犹太人驱使来攻击民族社会主义的贵族集团……我们必须铲除这些肮脏的贵族，将其彻底消灭。”希姆莱则说：“将来不再会有公子王孙。希特勒已经给我下了命令，把德国的王公立刻消灭，一个不留。他建议给其中最重要的人定的罪名应当是间谍罪和叛国罪，其他人则是性变态的罪行。人民法庭会把他们全部判处死刑。戈培尔希望在柏林的皇宫前将他们执行绞刑……我们会说东线的战败是他们的错。王公们的财产将分给党员和党的老战士。”[137]此时纳粹党对贵族已经极度反感和厌恶。
以上是保守派贵族军人对纳粹的反抗。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军人抵抗运动里很多发挥突出作用的人是贵族，但也有很多不是贵族，比如前文已经讲到的政变高层领导人奥尔布里希特、贝克与奥斯特。另外，通讯兵将领埃里希·费尔吉贝尔（Erich Fellgiebel，1886—1944）特别值得一提。在刺杀希特勒和发动政变的时期，抵抗运动必须控制电话、电报、电传、无线电等通讯网络，保证只有自己的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封锁希特勒大本营对外的联络。费尔吉贝尔将军是通讯技术的专家，希特勒虽然厌恶他，但缺他不可。[138]费尔吉贝尔在政变的通讯工作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了最大努力。
军人集团之外的贵族反纳粹志士
在贵族工作的另一个传统领域——外交部，也有很多贵族属于反纳粹的志士。在战前，他们就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等国家的政府和要人联络，揭露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希望英国停止绥靖政策、强硬对待希特勒，从而挽救和平、为推翻希特勒创造条件。这些反纳粹的贵族外交官包括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汉斯·伯恩德·冯·赫夫滕（Hans Bernd von Haeften，1905—1944）(19)、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1909—1944）等。外交部的大员、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1882—1951）(20)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只有那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狂人消失掉，世界和平才有希望，德国才能得救”。[139]
还有一些贵族组成了所谓“克莱绍集团”（Kreisauer Kreis），这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小圈子，其成员大多为高级贵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产阶级和教会人士。德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些姓氏，出现在这个圈子里，比如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得名自毛奇位于克莱绍（今天波兰的克日若瓦）的庄园，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
另一个名门之后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904—1944）[140]，他的一位著名祖先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名将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他在1812年与俄国军队签署停战协定，尽管当时的普鲁士王国仍然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约克这么做在理论上是叛国，但实际上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约克后来被认为是爱国者，反纳粹的抵抗运动把约克视为自己的先驱和榜样[141]。
克莱绍集团的其他贵族成员还有霍斯特·冯·艾因席德尔（Horst von Einsiedel，1905—1947）、奥托·海因里希·冯·德·加布伦茨（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1898—1972）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克莱绍集团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筹划未来的德国政府，拟定未来的宪法。他们与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有联系，向其报告德国国内情况。1944年，毛奇被捕，于是克莱绍集团瓦解，有些成员加入施陶芬贝格的抵抗集团。
图5-15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Domkapitular Gustav Albers摄）
在宗教界，许多贵族对纳粹党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1878—1946）出身威斯特法伦的天主教贵族家庭，在13个孩子当中排行第11，家境比较清贫，自幼生活的城堡里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大部分房间没有暖气。他的父母教导他，良心，尤其是宗教良心，比服从权威更重要。加伦是政治上的保守派，起初欢迎纳粹的民族主义[142]，但从1940年起坚决反对纳粹党用安乐死手段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策。1940年12月，梵蒂冈发布宣言，明确表示“杀死有智力或身体缺陷的无辜者是错误的”，“违背了自然的律法和神圣的律法”。加伦顶着纳粹政府的压力，传播教廷的宣言，并于1941年6月和7月三次在明斯特及其周边地区布道，谴责纳粹对天主教会财产的侵犯。为了威吓加伦，盖世太保袭击了加伦的妹妹所在的女修院，将她逮捕。8月，义愤填膺的加伦再次布道，公开谴责纳粹的整个安乐死计划，并给出确凿证据，明确表示这是谋杀。他告诉信众，人不是牲口，不能说智力残障人士无用就将其肉体消灭。加伦的反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第三帝国建立以来国内发生的针对纳粹政策的最明确也最广泛的抗议运动。纳粹领导人对加伦恨之入骨，但他的影响太大，如果把他处死的话，对政府非常不利。希特勒表示等战争结束之后再惩办加伦。[143]
柏林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伯爵（Konrad Graf von Preysing，1880—1950）可能是天主教会里最公开地谴责纳粹屠犹政策的人士。他在1943年8月写了一份请愿书，准备呈送给政府。他在请愿书中严厉谴责政府用残暴手段将德国犹太人遣送到东欧的行径，不过没有明确提及政府对犹太人的灭绝。他希望主教们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字，但遭到很多人的拒绝。他去向教宗特使求助，对方却说：“爱自己的邻人是好事，但最重要的邻人之爱是不要给教会添麻烦。”因为此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更关心的是共产主义对欧洲的威胁，所以认为德国是反共的唯一堡垒。[144]
第三帝国时期的贵族并不享有曾经的特权与特殊地位，但他们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精英团体。他们对纳粹党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作为，很容易受到格外关注。所以贵族面对纳粹党的反抗义举，或是共谋与罪行，都特别显眼。1944年7月20日标志着德国保守派抵抗运动的高潮。保守派与希特勒同床异梦多年之后，终于公开地短兵相接。贵族在保守派中占到相当高的比例，但必须强调的是，反希特勒的保守派并非全是贵族。反抗希特勒的贵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反而往往是老派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21)，有的还敌视苏联、敌视共产主义、敌视斯拉夫民族、歧视犹太人，但这些历史局限不能减损他们奋起反抗暴政的英勇义举。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1) 恩斯特·罗姆和格奥尔格·施特拉瑟所代表的纳粹党左翼的确有点“社会主义”的意思。
(2) 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
(3) 巴本为副总理，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男爵为外交部长，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为财政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为陆军部长，保罗·冯·艾尔茨-吕伯纳赫男爵（Paul von Eltz-Rübenach）为邮政部长兼交通部长。
(4) 海尔多夫伯爵早年是热忱的纳粹分子，曾任柏林警察局长，后参与“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死。
(5)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告叛国，被判终身流放，引起社会震动，迫使法国社会审视自己反犹主义的丑恶一面。文豪左拉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这起冤案。德雷福斯于1906年获得平反。
(6) Krause, Tilman. ?Braunhemdchen Auwi.“ In: DIE WELT, am 24.06.2006. URL: https://www.welt.de/print-welt/article224975/Braunhemdchen-Auwi.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纳粹党冲锋队的制服衬衫是褐色的，所以他们经常被称为“褐衫党人”“褐衫军”等。
(7) 汉夫施滕格尔和前文讲到的布鲁克曼与蒂尔克森等人一样，是帮助纳粹党打入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汉夫施滕格尔的父亲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出版商和艺术品商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家境富裕，地位显赫，有两代人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谋臣，公爵恩斯特二世是他的教父。他后来去了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和卓别林都有过交情。
汉夫施滕格尔运用自己的上流社会人脉和资源，帮助希特勒打造形象和筹办活动经费。在纳粹党崛起的过程中，汉夫施滕格尔这样的上流社会成员对希特勒的提携与帮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这个粗鄙的草根政客渐渐得到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接受。而汉夫施滕格尔精通英语，在美国和英国的上层也有很好的人脉。他承担了纳粹党的“外宣”工作，在海外为希特勒鼓吹和贴金。比如，他安排威廉·赫斯特的报纸请希特勒写文章，稿费极高，汉夫施滕格尔自己也从中抽取了不薄的佣金。汉夫施滕格尔为《我的奋斗》和纳粹党党报的出版工作筹措资金，还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为纳粹党与希特勒青年团创作了好几首进行曲，据说有一首曲子参考了哈佛大学美式足球队的歌曲。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潜逃时曾藏在汉夫施滕格尔家。据说希特勒一度想自杀，是汉夫施滕格尔太太劝他姑且忍耐、等待将来东山再起。对于朋友和党的事业，汉夫施滕格尔可谓赤膊上阵、不遗余力。希特勒对他也恩宠有加，并当了他儿子的教父。参见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39-240。
(8) 哈默施泰因对此事的评论是：“那么，他们现在也开始谋杀绅士了。”
(9)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指纳粹政权将公众和私人的全部社会和政治生活都纳入自己的体制，加以控制。
(10) 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托弗的妻子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姐姐。
(11) 皇储威廉和他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一样，也是很早就支持纳粹的上流社会成员。1932年春季总统大选的时候，威廉曾考虑自己参选，后来放弃，但也不支持兴登堡，而是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微笑”着说：“我很珍视前皇储的帮助。这绝对是他自发的行为，他这样就公开地站到了大部分爱国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那边。”纳粹掌权后，威廉皇储也不断向希特勒溜须拍马。参见Motadel, David. “What Do the Hohenzollerns Deserv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6, 2020. URL: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3/26/what-do-the-hohenzollerns-deserv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