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意志贵族在民主德国
1945年1月至4月9日的柯尼斯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线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苏联红军志在必得，德军亡命坚守。守城德军力竭投降之时，全城房屋已几乎全部被空袭和炮火摧毁，“那景象如同月球表面，一个弹坑连着一个弹坑，然后是海洋一般的瓦砾堆”。[1]
逃离东普鲁士
在几个月的绝望死守期间，一位德国外科医生在遍地瓦砾、不断遭到炮击与轰炸的城市内坚持救死扶伤。医院的条件恶劣，景象惨不忍睹：“多名女性通讯员身负重伤，医生也束手无策。她们一连几天躺在走廊里，因为实在没有地方了。其他伤员自己走到医院，耐心等待轮到他们接受治疗。其中也有几名重伤员，尽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伤多么严重。比如一名妇女左臂的肘关节被一根有扫帚柄那么粗的碎木片穿透，让她的手臂看上去像十字架……”[2]“医院已经根本谈不上有条不紊地工作。我们只能把距离我们脚边最近的人抬上手术台。新来的伤员太多，我们只能尽量先挑出那些脉搏还比较强的。其他人我们就帮不了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处理重伤造成的休克。后续治疗更是谈不上。”[3]
不久之后，这位医生和其他一些平民被苏联红军掳走，中途逃脱，后又被抓获，关进集中营，后又在苏联人控制下的医院工作。因为遭到奸细的告发，为了避免被逮捕，他踏上了逃亡之路。途中，他目睹了无数人间惨剧，也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逃到一个小镇后，他得知自己的母亲（曾因同情一位反纳粹的牧师而被盖世太保囚禁）[4]、一位兄弟和其他16名平民已经被红军枪杀或烧死，尸体被投进万人坑。[5]1947年5月，他和其他一些德国平民一起，被波兰当局驱逐到西方盟国占领区，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并继续行医。
他的名字是汉斯·冯·利恩多夫伯爵（Hans Graf von Lehndorff，1910—1987），出生于东普鲁士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是有名的养马场场主和赛马运动员，外祖父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埃拉尔德·冯·奥尔登堡-雅努肖（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1855—1937）(1)。利恩多夫将自己战后初年的见闻与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东普鲁士日记：1945—1947年间一位医生的记录》（Ostpreu?isches Tagebuch: Aufzeichnungen eines Arztes aus den Jahren 1945—1947），书中记载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但他的笔调冷静克制，不动声色，既记录许多苏联人的凶残，也描写许多苏联人的善心，同时揭露很多德国人对占领军摇尾乞怜、对同胞却凶神恶煞的丑态，经常流露出苦涩的幽默感。他还有一本书叫《人、马、广阔的土地：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回忆》（Menschen, Pferde, weites Land. Kindheits- und Jugenderinnerungen），讲述的是他幼时在东普鲁士作为贵族地主少爷的乡村生活，充满了怀旧和伤感情绪，不过很少涉及政治与历史的大背景。
如果我们把利恩多夫伯爵的怀旧与思念放到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的大环境里看，就更显得悲切了。因为，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地方，普鲁士贵族地主主宰的“易北河以东”的德国乡村，一去不复返了。德国东部多个省份的整个空间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回忆。
在苏占区和东德的处境
对德国来说，1945年的灾难远甚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1937年领土的约四分之一被盟国割走。阿尔萨斯-洛林被归还法国。苏台德地区被归还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的西里西亚、诺伊马克（Neumark，奥德河以东的一个地区）与波美拉尼亚归属波兰统辖。根据德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在1945—1949年，约有700万德国居民自东部地区被驱逐到新的德国国境之内。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有300万名德国民众也被迫迁往德国。另有180万难民来自其他地区。所以“二战”之后离散的德国难民达1200万左右。有320万—430万难民在苏占区定居。英占区接受了超过425万人。美占区接受的难民超过350万人。[6]
图6-1 1945年初向西逃亡的德国难民（拍摄者不详）
德国被分成四个占领区，分别被英美法苏四国占领。1949年，英美法占领区合并，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苏占区则变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这些天崩地裂的变化，对德国贵族来说是莫大的挑战。原先德国东部的大片领土变成了波兰等国的土地，德国东部地主贵族的生存基础被一举消灭。他们的不动产和庄园，都彻底地、无偿地丧失了。比如霍亨索伦家族在1945年损失了95%的财产、8万公顷土地、73座宫殿与城堡。[7]大多数逃到德国西部的东部贵族变得几乎身无分文。
图6-2 被驱逐的德国儿童（拍摄者不详，1948年）
在苏联占领区，所有属于纳粹党员的企业和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地产都被无偿没收。大约14 000家农业或林业企业以及大部分德国东部贵族因此受到冲击。很多“容克”遭到逮捕和监禁，东部贵族纷纷西逃，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寡妇、未婚女子等。贵族的宫殿、城堡和庄园被改为博物馆、学校、度假村、住房或养老院。[8]
贵族作为“前朝旧人”和“剥削阶级”，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政府领导下很难融入新秩序，并且遭到政府的敌视和打压。民主德国官方的《历史大辞典》中“容克”一条里写道：“他们的恶劣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品质。”[9]苏联占领当局和民主德国政府致力于消灭贵族阶级。数百名未能逃往西方的贵族被杀害或自杀。[10]
借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1945年9月开始在苏占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致力于“把容克的土地交给农民”（Junkerland in Bauernhand）。东德的很多贵族生活困难，依赖生活在西德的亲友的救济。2007年《镜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仅在1956—1960年间，在西德活动的萨克森贵族协会就向东德的87名贵族寄送了价值至少1万马克的包裹。[11]在冷战时代，除了寄送包裹，东西两德的贵族之间很难取得联系，东德境内的贵族当然也无法加入西德贵族新建的各种协会和组织。
图6-3 民主德国农业收割节的标语“把容克的土地交给农民”（Wolfried P?tzold摄）
不过，即便在民主德国，一些贵族也被允许继续使用“冯”作为自己姓氏的一部分。著名的共产主义记者和宣传工作者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1918—2001）出身普鲁士贵族（据说他的祖母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私生女），他曾主动向东德国家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提出，要停止使用自己名字里的“冯”。不料首长大发脾气，“你一定是疯了吧！应当让大家知道，方方面面的人都投入了我们党的事业！”[12]“冯”字对党来说有“统战”的宣传价值，他们可以说就连贵族也站到了党的这一边。
民主德国的外交官斐迪南·图恩（Ferdinand Thun，1921— ）的原名是“斐迪南·犹达斯·塔道伊斯·冯·图恩-霍亨施泰因伯爵”（Ferdinand Judas Thadd?us Graf von Thun und Hohenstein）。据说东柏林的实际统治者、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Wladimir Semjonow）对民主德国的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外交官的粗俗不堪表示不满，于是建议民主德国政府挑选知书达礼的人来当外交官。贵族当然是外交官的合适人选。图恩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民主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驻伊朗大使、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等。[13]
甚至还有一位贵族从西德叛逃到东德。他就是著名的赛车运动员曼弗雷德·冯·勃劳希契（Manfred von Brauchitsch，1905—2003）。[14]
图6-4 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Zimontkowski摄，1956年）
西德基民盟（CDU）的政治家和红十字会主席博托·赛因-维特根施泰因-霍恩施泰因公子（Botho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Hohenstein，1927—2008）的父亲是一位属于统治家族的公子，母亲属于市民阶层，他们的婚姻并非门当户对，博托的母亲后来获得了男爵夫人的身份，但博托只能用“男爵”头衔，不能用“公子”头衔。反倒是东德政府在1946年批准他使用“公子”头衔。[15]
总的来讲，生活在民主德国的贵族数量很少。1992年，在原属于民主德国的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与图林根州仅有35名贵族。[16]
两德统一之后，原先生活在东德的一些贵族地主希望收回当初被没收的土地。但他们最终要大失所望了。1990年9月12日，东德、西德和原先的四个占领国英美法苏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即所谓《2+4条约》（Zwei-plus-Vier-Vertrag），国际社会承认了德国统一，但德国必须承认和波兰的现有边界，并永久性放弃1945年战败后德国割让的领土。这是为了防止德国在未来对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领土提出任何主张。“二战”之前德国在这条线以东占有大片领土，1945年之后都割让给了波兰，少部分割让给苏联。德国又于1990年11月14日与波兰单独签署条约，保证“两国边界在当前和未来不受侵犯”[17]。所以，对德国来说，失去的东部省份是永远回不来了，东德贵族收回土地的希望永远破灭，他们的要求都被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和联邦行政法庭驳回。
图6-5 英美法苏四大国在《2+4条约》上的签字
不过，很多贵族到曾经属于民主德国的五个州从政或经商；随着欧盟东扩，波兰等国家进入欧盟大家庭，德国贵族有了更多机会到他们曾经的家园去投资、工作和生活。这有助于德国与东欧国家的互相谅解和友好交往。
也有一些幸运的贵族在原属于东德的地区买回了自己祖先的土地，不过这种“寻根”行为经常产生法律上的纠纷。前文讲过的“二战”期间的抵抗分子和英雄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在1991年起诉德国联邦政府，要求政府归还原属于他的420公顷土地（1946年被苏联红军和东德政府没收）。布舍说，按照当时苏联的法律，没收土地的对象是法西斯分子，而他是抵抗战士，所以当年的没收即便根据苏联法律也是不合法的。他不能理解，两德统一之后的德国政府为什么仍然拒绝将这些土地归还合法主人。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则主张，没收布舍家族土地的行为发生在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前，联邦共和国政府不能为在这之前的事情负责。共和国政府要把这块土地拍卖。为了这起官司，布舍还和他的老战友、当时的联邦总统里夏德·卡尔·冯·魏茨泽克男爵（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cker，1920—2015）闹了别扭。最后布舍的女儿花钱从联邦政府手里买回了自家的地产。[18]
1994年，联邦德国政府颁布一部法律，允许在类似的情况下把土地归还原主人，但条件是原主人及其后代没有“积极支持”过纳粹或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而霍亨索伦家族收回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宫殿、艺术品、古董）等的努力一再受挫，就是因为关于该家族与纳粹的关系存在许多争议。[19]
二 德意志贵族在联邦德国
贵族如何融入共和国：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
在联邦德国，贵族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1945年的情况与1918年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贵族不再仇恨共和政体和议会民主，而是相对顺利而轻松地融入了联邦德国的民主社会。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抵制和敌视共和国，而这种现象在1945年之后几乎完全绝迹。
一个重要原因是，1918年之后协约国军队并没有全面占领德国本土（除了占领莱茵兰和在一段时间内占领鲁尔区），于是各种极右翼势力拥有上蹿下跳的活动空间。而德国在1945年的战败更为彻底，整个国境被盟军占领，基本上没有机会产生“背后一剑”的传说了。贵族再也不能像“一战”结束之后那样，声称贵族领导的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德国的战败是因为国内的社会民主人士戳了德国军队“背后一剑”。并且战争的惨败让德国贵族大伤元气，借用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2)的话，尽管德国的旧精英（主要指贵族）在1945年之后仍然拥有一些权力和影响，尤其在地方层面，但他们的力量已经大大衰退，即便他们敌视民主，也不可能对联邦共和国的民主制构成威胁了。[20]
盟军的全面进驻和强有力的管控，以及美国领导的“马歇尔计划”对联邦德国的救济和重建援助，让联邦德国的政局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群魔乱舞截然不同。有了稳定的环境，在盟国占领军的掌控之下，民主改革就比较容易了。
盟国对普鲁士和代表着军国主义的“容克”贵族有着足够的警惕。1947年2月25日，盟军占领当局一纸律令，宣布：“普鲁士在历史上就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摇篮，现在普鲁士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普鲁士国家及其中央政府与一切机构，一律废止。”[21]
盟军和西德的政治家当然很清楚，许多贵族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党有很高程度的合作与共谋。所以一些曾经为虎作伥的贵族遭到了清算。在纽伦堡审判中，弗朗茨·冯·巴本是纽伦堡审判的24名被告之一。他对希特勒的上台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女贵族皮娅·菲尔斯滕贝格-赫尔丁根伯爵夫人（Pia Gr?fin Fürstenberg-Herdingen）找到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替巴本说情。阿登纳对她说，“大多数贵族”“出于不可理解的对真正民主制的敌视，追随了一场犯罪的冒险，所以在上帝面前要为自己的罪孽负责”。[22]不过情况也没有阿登纳说的那么严重。巴本仅被判八年苦役，并且于1949年早早获释。之前他被西德政府没收的土地和家产也物归原主。
反倒是曾经的贵族抵抗分子，比如“7月20日”事变的参与者，在联邦德国初期还没有摆脱叛国的臭名。人民对他们仍然不理解，许多人仍然相信戈培尔散布的谣言，相信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刺杀行动帮助了敌人，导致德国战败。一直到50年代末，抵抗分子的贡献才得到认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在联邦德国才有了立国神话的意义。[23]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伯爵这样的贵族抵抗分子，成为西德公众眼中的英雄，被认为代表了“好的德国”。他们三人都是贵族。在西德，他们的保守价值观、荣誉感、责任感、积极主动精神和为了更高理想牺牲自己生命的勇气，得到了认可和赞许。这几位在德国妇孺皆知的贵族抵抗分子，可以说为德国贵族恢复名誉做了很大贡献。
就这样，在政治上，贵族与联邦共和国之间达成了谅解。而贵族能否最终接受共和国，还要看经济方面：共和国能否尊重和保护贵族的私人财产？
盟军计划在自己管区内消灭“容克”贵族地主的大庄园，从而削弱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在苏占区，苏联占领当局实施了土地改革，系统性地没收了贵族地主的土地；而在西方占领区，占领当局不可能对私有财产发动这样肆无忌惮的进攻，只能对地主的土地实施有偿征收。但由于西德政治家的坚决抵制，这种有偿征收也不了了之。例如，巴登-符腾堡州的第一任州长莱因霍尔德·迈尔（Reinhold Maier，1889—1971）使出了浑身解数，保住德国西南部的贵族产业。不过在这个地区，贵族大地产本来就很少，因为大庄园主要在德国东部。到西方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占领区内真正被征收的贵族地产是很少的。[24]所以在南德，图尔恩与塔克西斯（Thurn und Taxis）、富格尔（Fugger）、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和霍亨洛厄（Hohenlohe）等家族仍然拥有庞大的地产和广袤的森林。符腾堡公爵就拥有16座农业庄园、5000公顷森林以及若干葡萄酒庄。[25]
冷战的开始以及苏联与东德对西德构成的威胁，也让贵族在西德社会的调整和适应来得更快和更顺利。西德坚决反共，与易北河以东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立，并且尊重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这都是贵族愿意接受和融入西德社会的重要原因。[26]与东德贵族丧失自己全部土地、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相比，西德贵族会觉得自己的日子不算太难过，西方盟军的要求也不算太严苛了。
另外，根据1952年的“负担平衡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西德政府从拥有巨额财产、地产、房产的300万德国人手中征收了370亿马克，用来部分补偿因为战争和驱逐而丧失财产的公民。《时代》周刊的出版人格尔德·布塞里乌斯（Gerd Bucerius）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产上交活动”[27]。而正是由于西德国家主导的这场“劫富济贫”，从已经变成波兰、捷克和苏联领土的原德国土地逃亡到西德的人民，包括贵族，在西德白手起家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笔赔偿金。这有助于他们开始新生活。比如，我们知道东普鲁士最大的地主之一亚历山大·祖·多纳-施劳比滕侯爵（Alexander zu Dohna-Schlobitten，1899—1997）在1945年之前拥有800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在1945年的总价值约为635万帝国马克，他后来通过“负担平衡法”得到了约17.2万德国马克的补偿金。[28]
图6-6 亚历山大·祖·多纳-施劳比滕侯爵位于东普鲁士的宫殿毁于“二战”，只剩下残垣断壁（Maciej Podstolski摄）
50年代，西德开始蓬勃发展，见证了“经济奇迹”。许多贵族家庭和其他人一样，也从中得到益处。贵族顺利成为富足、稳定、民主的联邦德国的一分子。他们完全接受了共和国。霍亨索伦家族的现任族长、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Georg Friedrich Prinz von Preu?en，1976— ）的话应当能代表今日很多德国贵族的心态：“我尊重和珍视我的家族的传统，并努力把这种传统延续下去……但我的角色和继承了历史悠久的家族产业并努力维持和发展家业的资产阶级人士没有什么不同……要成为一个国家的精英，仅仅有一个很长的姓氏是不够的，还需要教育、勤奋，也需要运气。我不否认，即便在今天，一个有名的姓氏也能够帮人敲开很多门，但如果你不努力、不称职的话，那些门会很快被重新关闭。”[29]
贵族在联邦德国的事业与生活
在联邦德国，贵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保守主义轨道上的民主化”，在民主国家发光发热。
在民主社会，大多数贵族都过得不错，但贵族身份并不是个人与家庭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据《经理人》（Manager Magazin）杂志列出的西德首富名单，一直到第16位才出现了一位贵族，银行家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1898—1980）。[30]从这份名单看，贵族在最富有的西德公民中所占的比例，与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贵族身份对于成为商界精英仍然是一个加分项。[31]
军事是贵族的传统活动领域。联邦德国的军队里也少不了贵族的身影。萨克森贵族沃尔夫·冯·包迪辛伯爵（Wolf Graf von Baudissin，1907—1993）(3)在联邦国防军的组建和发展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最终军衔为中将，担任过北约驻巴黎总部的副秘书长。对于联邦国防军的两个重要理念“内在领导”（Innere Führung）和“军人是穿制服的公民”（Staatsbürger in Uniform）(4)，包迪辛伯爵做出了重要贡献。乌尔里希·德·梅齐埃（Ulrich de Maizière，1912—2006）是另一位在西德国防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贵族，一度担任国防军总监（相当于总参谋长），他和包迪辛伯爵、约翰·阿道夫·冯·吉尔曼赛格伯爵（Johann Adolf Graf von Kielmansegg，1906—2006）并称西德国防军之父，而他们三位都是贵族出身。
西德和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不承认贵族特权和贵族地位，但贵族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往往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各党派，主要是属于保守派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可以参选议会议员和担任公职。1949年联邦共和国的第一届联邦议会的518名议员中就有11名贵族，后来几乎每一届议会都有侯爵、公子、伯爵、男爵和“冯”们担任议员，甚至包括巴伐利亚王子康斯坦丁（Konstantin Prinz von Bayern，1920—1969）这样的前王室宗亲。[32]联邦议会里贵族所占的比例始终不超过4%，比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但仍然比第二帝国和纳粹时期贵族在议员中的比例低。[33]
图6-7 联邦国防军将领沃尔夫·冯·包迪辛伯爵（Bundeswehr/Munker摄，约1956年）
图6-8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将军（Bundeswehr-Fotos Wir. Dienen. Deutschland摄，1966年）
图6-9 联邦国防军将领约翰·阿道夫·冯·吉尔曼赛格伯爵（Kroon, Ron für Anefo摄，1967年）
有一些贵族担任高级公职。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Heinrich von Brentano，1904—1964）曾任外交部长，汉斯-约阿希姆·冯·梅尔卡茨（Hans-Joachim von Merkatz，1905—1982）曾任司法部长和难民事务部长，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的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Otto Graf Lambsdorff，1926—2009）曾任经济部长。里夏德·卡尔·冯·魏茨泽克男爵曾任西柏林市长和联邦总统。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势利的人看来，联邦共和国的政府各部有“高”“低”之分。历史悠久的部门比较“古典”和“高贵”，贵族更愿意去那里工作；一些较新的部门的资产阶级色彩较重，在那里工作的贵族就较少。高低的区别非常微妙，一个重要的标记是部门名称里用冠词“der”（或“des”）还是用介词“für”，前者更“高贵”。例如，司法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财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内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是比较“贵气”的部门。而劳工与社会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卫生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都是比较新、比较“现代”的部。国防部以前叫“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eidigung”，后来改为比较“贵气”的“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34]
在政界里贵族的比例和影响并不显著，但贵族家庭，尤其在其家乡，作为雇主、文艺赞助者、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往往颇受尊重。
图6-10 经济部长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拍摄者不详）
有意思的是，很多贵族聚集到巴伐利亚或慕尼黑，包括曾经的帝王的后代。慕尼黑成了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奥地利末代皇帝的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曾于1979—1999年间任欧洲议会的议员，代表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萨克森末代国王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Friedrich Christian，1893—1968）享有“萨克森王子”和“萨克森公爵”的头衔，但自称“迈森边疆伯爵”（Markgraf zu Mei?en）。他也长期在慕尼黑生活。1961年，他参与创办了“萨克森历史与文化研究集团，慕尼黑协会”（Studiengruppe für S?chsi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e. V. München），这是西德最大的致力于研究萨克森历史文化的社团之一。[35]
媒体上关于贵族，尤其是高层贵族的报道，常常非常吸引读者。关于已经失去的东部世界的贵族回忆录，往往成为畅销书。像本章开头讲到的利恩多夫伯爵那样用文学创作来缅怀失落世界的德国贵族，还有不少。比如艾丝特·冯·什未林伯爵夫人（Esther Gr?fin von Schwerin）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东普鲁士的庄园生活的书《鸬鹚，黑莓藤：东普鲁士回忆录》（Kormorane, Brombeerranken: Erinnerung an Ostpreu?en）；德国《时代周报》的总编和出版人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小姐（Marion Gr?fin D?nhoff，1909—2002）在“二战”期间是反对希特勒的抵抗圈子的成员，后来也写了好几本关于已经失去的德国东部地区贵族生活的书，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数《逝去的名字》（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
联邦德国的贵族社团组织
图6-11 萨克森末代国王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Bain News Service）
图6-12 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小姐（Detlef Gr?fingholt摄，1971年）
曾与纳粹共舞的德国贵族联合会在1945年名誉扫地。但联邦德国的贵族建立了一些新的社团与组织，为贵族群体发声，互帮互助，并从事相关的谱系学和历史学研究。1956年，“德国贵族社团总会”[36]（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delsverb?nde，简称“VdDA”）在波恩成立，作为战后西德各种贵族社团的总会。2018年，“德国贵族社团总会”有23个成员社团，约8000会员。2020年1月，总会的主席为阿尔弗雷德·冯·舒恩堡-哈滕施泰因公子（Prinz Alfred v. Sch?nburg-Hartenstein）。总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对德国政界的影响力也几乎为零。
只有真正“历史上的贵族”的后代，并且名字记录在《哥达谱系学手册》中的，经过严格审查，才可以成为总会的成员。贵族的私生子、养子、改用贵族妻子之姓氏的男子，都不算真正的贵族。之所以规定这么严格，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人通过过继给贵族，获得了贵族的姓氏，甚至出现了汉斯-赫尔曼·威尔（Hans-Hermann Weyer，1938— ）这样兜售头衔的贩子[37]。出售头衔是一种诈骗，因为买家不会得到真正贵族的承认，而卖家也会遭到贵族的唾弃。
“德国贵族社团总会”下辖1949年组建的“德国贵族法律委员会”（Deutsche Adelsrechtsausschuss，缩写“ARA”），该委员会继承了第二帝国贵族纹章院的职能，负责贵族名册的记载、整理和保管。今天有的贵族在选择婚姻对象之前，还会请“德国贵族法律委员会”给出专家意见，看对象与自己是否门当户对。[38]总会还保存和管理着大量贵族档案和实物资料，经营一家科研图书馆，并出版相关书籍。
“德国贵族社团总会”负责管理和出版“哥达谱系学手册”丛书。1763年，在哥达城出版了第一部记录德国贵族谱系的专著，称为《哥达宫廷名册》（Gothaischer Hofkalender）。此种做法后来成为一项传统，历经数百年。这种名册可以印制得很小，随身携带。贵族在参加舞会、狩猎甚至打仗时都可以带着名册，以便随时查验与自己打交道的人是不是真的是贵族，以及究竟是什么身份。“二战”之后，谱系学家和法学家汉斯·弗里德里希·冯·伊伦克鲁克（Hans Friedrich von Ehrenkrook，1888—1968）从1951年开始继续编修《哥达谱系学手册》，分成四大部分：邦君、伯爵、男爵和普通贵族。2015年起，该系列书籍由马尔堡的德国贵族档案出版社（Verlag des Deutschen Adelsarchivs）出版。[39]
伊伦克鲁克还与律师于尔根·冯·弗洛托（Jürgen von Flotow）合作，于1961年在马尔堡创办了德国贵族档案馆（Deutsches Adelsarchiv）。档案馆后成为“德国贵族社团总会”的分支。今天它是一所研究机构，向学者开放，也为政府、司法部门等提供关于贵族谱系的咨询服务。[40]
根据“德国贵族社团总会”给出的数字，联邦共和国的贵族人口约7万人，但无法做精确的统计。约有11 000个贵族家族，其中1500个属于原始贵族，至少有700年历史。人丁最兴旺的德国贵族家族为：比洛（Bülow，800人）、维德尔（Wedel，500人）、阿尼姆（Arnim，将近500人）、普特卡默（Puttkamer，450人）、施特卡尔贝格（Stackelberg，400人）、什未林（Schwerin，360人）、厄尔岑（Oertzen，340人）、韦廷霍夫（Vittinghoff，330人）、克莱斯特（Kleist，300人）和勃兰登施泰因（Brandenstein，300人）。[41]可惜这只是80年代的数字，至于21世纪初德国贵族的人口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准确的数据。
三 1945年之后的君主主义
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的支持者
贵族接受了民主制度，但君主主义在联邦德国并没有销声匿迹。正如很多君主主义者爱说的那样，君主主义与民主并不矛盾。不过，君主主义在联邦德国始终是边缘化、非主流的思想。
经历了纳粹时代的压抑之后，50年代的西德出现了一些关于君主制的讨论。一度有三分之一的西德公民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君主制。[42]有犹太血统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亲普鲁士的君主主义者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1909—1980）(5)主张重建普鲁士国家，并请霍亨索伦家族回国复辟。他还打算组建“君主制人民联盟”，但没有实现。[43]
有人希望在西德《联邦基本法》的框架下恢复君主制，比如让世袭君主来代替本身也主要是“吉祥物”而没有实权的联邦总统。不过《联邦基本法》规定国体是共和国，不可改变，除非修宪。
“正直君主主义者联盟”（Bund Aufrechter Monarchisten）是“正直者联盟”在西德的后继组织，不过这个新的联盟认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联邦制政体，只是希望由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当皇帝，取代联邦总统。2014年，该联盟自行解散。[44]
1969年的联邦总统大选期间，杂志《Quick》和《图片报》（Bild）做的读者调查分别显示，39.8%和55.6%的受访者认为，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族长路易·斐迪南王子是合适的总统人选。[45]路易·斐迪南王子在1993年接受《明镜》杂志采访时说，1919年的皇帝退位是一个“历史的事故”，仅仅是威廉二世及皇太子威廉放弃皇位，并不是整个霍亨索伦家族放弃皇位；德国人民应当在德国再度统一之后考虑是否复辟君主制。[46]
但从60年代开始，君主主义的影响力在西德变得越来越弱，主要原因是西德的“经济奇迹”使得它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受到1918年事件影响的那几代人渐行渐远；新一代年轻人对君主制的往昔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力减弱、社会的高度世俗化，也让“君权神授”的理念越来越失去支持。所以君主主义的影响力日渐衰微。《世界报》（Die Welt）在2020年2月4至6日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和英国与瑞典一样，由国王或皇帝担任国家元首，是好事还是坏事？”85%的受访者认为这不是好事。不过有意思的是，老年人更反对君主制。认为君主制是“好事”的受访者当中只有4%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而18到34岁的受访者中有17%认为君主制是好事。94%的受访者认为在德国恢复君主制是“空想”。[47]
不过霍亨索伦家族和普鲁士历史传统对东西两德的政府来说都仍然很有意义。民主德国政府虽然在早期把霍亨索伦皇室视为帝国主义者和剥削阶级，把普鲁士视为军国主义的罪恶渊薮，但很快也开始运用普鲁士传统来宣传和美化自己，从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1981年，民主德国的文化部长甚至专门到西德去拜访霍亨索伦家族的族长路易·斐迪南，请求把弗里德里希大王及其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棺材（“二战”末期被转移到德国西部，1952年被路易·斐迪南送到巴登符腾堡州的霍亨索伦城堡，即霍亨索伦家族的源起之地）送回其原先的长眠之地波茨坦。路易·斐迪南王子赞扬东德政府的这个想法，但表示移棺只能在德国统一之后进行。[48]1991年8月17日，两位普鲁士国王的棺材终于被送到波茨坦无忧宫重新下葬，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亲自到场，联邦国防军军官担任仪仗队，军乐队奏起普鲁士传统的哀乐和赞美诗，超过10万民众参观了仪式。[49]
21世纪的德国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君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是“传统与生活”（Tradition und Leben）和“君主制之友公民联合会”[50]（Bürgervereinigung der Monarchiefreunde）。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都是建立以霍亨索伦家族为首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传统与生活”主张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就像1989年东西两德和平统一一样。它的口号是“我们为民主加冕！”（Wir setzen der Demokratie die Krone auf!），并主张在全国层面实施君主制，但各州公民可自行决定施行君主制或共和制。“传统与生活”有一本杂志叫《遗产与使命》[51]（Erbe und Auftrag）。霍亨索伦家族的现任族长、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族长，我没有政治角色，也不打算争取政治角色。我想要的是，大家对我的家族的历史能够公平看待。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看待我的家族。比如我听到有人说霍亨索伦家族都是战争罪犯。有的新纳粹分子滥用普鲁士的历史和普鲁士黑鹰之类的符号，这是我坚决反对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请人重新设计了普鲁士的鹰徽，好让大家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普鲁士。我要明确地定义我的家族意味着什么。这主要是通过慈善事业，以及我们越来越多的在文化领域的工作……对我来说，普鲁士代表艺术、文化、哲学与自由……我在联邦共和国长大成人，感谢这个国家给我的权利与自由。”[52]
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支持者
“二战”结束之后，巴伐利亚属于美军占领区。1945年11月，鲁普雷希特王储返回慕尼黑。他继续宣传君主制思想并提出，在第二帝国时代就有一些地方政府是共和性质的，比如汉堡政府和不来梅政府，那么在西德的联邦体制之下，也应当允许某些地方政府是君主制的。比如，在巴伐利亚建立服从联邦中央的君主制政府，让州长担当实际掌权的政府首脑，让世袭君主，也就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人担当仅具有代表性质的国家元首。此时冷战已经开始，在严酷的大环境下，这个提议不可能得到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美国支持的西德政府对这个提议当然不会感兴趣。
1955年8月2日，鲁普雷希特病逝，享年86岁。巴伐利亚州政府命令降半旗表示哀悼。两天时间里有约5万人前来瞻仰身穿巴伐利亚陆军元帅制服的王储遗体。[53]
战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支持者重建了被纳粹解散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但因为它的非民主色彩，美军立刻查禁了该组织。[54]显然大部分巴伐利亚人接受了联邦共和国。不过巴伐利亚人对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及其历史传统仍然很有好感。1952年，“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重建，1967年更名为“巴伐利亚联盟”（Bayernbund）。今天的“巴伐利亚联盟”[55]已经放弃了君主主义主张，新的宗旨是保护巴伐利亚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增进人民对历史的认识、保护西方基督教传统，以及保护巴伐利亚的各种方言。除了“巴伐利亚联盟”之外，还有1945年组建的君主主义组织“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Bayerische Heimat- und K?nigspartei），注意它与“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没有关系。“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于1946年被美军查禁，1950年重建，但很快就在政坛失败。[56]
巴伐利亚党（Bayernpartei）是仅在巴伐利亚州活动的一个区域性政党，有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色彩，主张“巴伐利亚属于巴伐利亚人”。该党在1948年正式建立时吸收了“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的一些君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君主主义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立场，但很多党员主张迎回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成员当君主。该党曾呼吁就君主复辟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鲁普雷希特王储始终与该党保持距离。[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