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意志贵族使用什么语言？
德意志贵族使用什么语言？
这个问题好像是废话。当然是德语啦！
不过，其实没那么简单。
德意志贵族的高度国际化
德意志贵族（特别是皇室、王室、诸侯／高级贵族）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是高度国际化的。
欧洲各国的统治家族互相通婚，比如英国自汉诺威王朝开始，因为信奉新教，贵族（特别是王室和高级贵族）较少与天主教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贵族通婚，所以英国贵族在婚姻中的选择面较窄，德意志的广大新教贵族是英国贵族最重要的婚姻对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2000年说：“欧洲的各个统治家族互相之间很熟悉。他们经常见面，交流很多。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英国王室很少与法国上层通婚。我们和比利时有一些婚姻关系，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然斯堪的纳维亚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英国最近、最能为英国王室成员提供妻子和丈夫的国家就是德国，所以英德在这方面的亲戚关系非常多。”[1]
与之类似，在天主教圈子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各邦（奥地利、波西米亚、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部分地区、巴尔干部分地区、波兰部分地区等）的贵族也会构成一个通婚的网络。
广泛的跨国婚姻让很多贵族的领地跨越了国家和语言的疆界。有的家族枝繁叶茂，在许多国家都有分支（这一般是家族特别成功的体现）。所以我们很难用民族和边界来划定欧洲贵族。德意志贵族也是这样，他们是高度国际化的一群人。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哈布斯堡家族，他们一度统治着多民族的超大国家。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成员曾统治德意志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葡萄牙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比利时王国和英国。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不仅是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还曾是罗马尼亚国王。曾经当过希特勒的秘密外交官的马克斯·霍亨洛厄-朗恩堡公子（Max Egon zu Hohenlohe-Langenburg，1897—1968）曾感慨过霍亨洛厄家族的国际化，他的家族养育了“一位德国首相、一位法国元帅、一位枢机主教、好几位奥匈帝国元帅、好多位普鲁士将军和巴登将军、多位符腾堡世袭元帅和俄国沙皇的好几位侍从长”。[2]
掌握多种语言的德意志贵族
既然拥有高度国际化的身份，那么德意志贵族掌握和使用多种语言也就理所当然了。中世纪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是著名的语言天才，懂得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阿拉伯语、希腊语。[3]绍恩堡与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二世（Adolf Ⅱ. von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1128—1164）受过教会教育，能说流利的拉丁语和德语，还懂斯拉夫语；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一世·冯·布赫伯爵（Christian Ⅰ. von Buch，1130？—1183）“在使用拉丁语、罗曼语族语言、法语、希腊语、阿普里亚语、伦巴第语和佛兰芒语时像母语一样得心应手”；德意志国王拿骚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1250之前—1298）精通法语、拉丁语和德语；[4]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在半自传体的作品《白色国王》中描写自己如何熟练掌握了“法语，是他从妻子那里学习的”和“佛兰芒语，是他从一位年迈的公主那里学习的”，以及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当然还有他的母语德语，“因为他的士兵说的是这七种语言，当各部队的指挥官来找他商议和接受命令时，他能够用每个人的母语与其交谈”；[5]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在佛兰德长大，母语是法语，九岁开始学佛兰芒语，为了继承西班牙王位，他在西班牙议会要求下学习了西班牙语[6]。查理五世20岁之后就习惯于说和写西班牙语。他一辈子都随身带着一本法文版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常读常新，还把法语诗歌翻译为西班牙语。身为德意志人的皇帝，他的德语说得倒是不怎么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处置马丁·路德问题的时候，皇帝的发言用的是法语，然后由人翻译成德语。他的弟弟，后来的斐迪南一世皇帝，自幼在西班牙长大，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两兄弟交流的时候，查理五世用法语，斐迪南一世用西班牙语。[7]
贵族子弟很小年纪就要学外语。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七世（Hans Heinrich ⅩⅦ. von Ple?, 1900—1984）8岁时就要每天阅读英文的《泰晤士报》和法文的《费加罗报》，然后把新闻浓缩一下，口述给父亲。顺便说一下，这是学外语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Wilhelm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64—1927）(1)每天读三种语言的报纸：英语的《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法语的《罗马独立报》（Indépendence romaine）和德语的《布加勒斯特日报》（Bukarester Tageblatt）。[8]
懂得多种语言，有利于贵族对臣民的统治。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自己会说法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也会说一些。所以他能与自己的各族臣民交谈，这是维系君主与臣民之间纽带的重要手段。一位会说捷克语的奥匈皇帝，比较容易让捷克臣民对他产生认同感和好感，觉得他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的皇帝”。他的妻子、著名的“茜茜公主”原为巴伐利亚公爵小姐，嫁到奥地利皇室之后也立刻受到督促，去学习帝国臣民的诸种语言。最后她成为才华横溢的语言专家，懂得九种现代语言，还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9]她掌握了不错的匈牙利语，赢得了匈牙利人的好感，这是哈布斯堡家族能够在1848年革命的动乱之后保住匈牙利的原因之一。
普莱斯侯国位于西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南部。普莱斯家族的孩子除了德语之外还要学波兰语，因为他们的领地上有很多波兰农民。作为地主老爷的普莱斯侯爵自己懂波兰语，能够顺畅地与农民交流，就可以更好地避免对立与冲突，波兰农民也会对主子有更多认同感；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Max Egon Ⅱ. zu Fürstenberg，1863—1941）是威廉二世的密友。他的领地横跨德奥两国，手下同样有大量斯拉夫臣民（捷克人），他也努力学习捷克语。后来他成为奥匈帝国上议院议员的时候，优秀的语言技能帮了他不少忙。[10]
懂多门外语，除了非常实用之外，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果只懂一门德语，是有失身份的事情。荷兰贵族维多利亚·本廷克（Victoria Bentinck）说她的侄女出于某种原因嫁给一位德意志伯爵，而此人是个粗鄙的乡村地主，只会说德语，在世家豪门本廷克家族的环境里如同鱼儿出了水，因为本廷克家族的人会在四种语言当中随意自由切换。[11]
黛西·康瓦利斯-韦斯特（Daisy Cornwallis-West，1873—1943）是一位英国军官的女儿，嫁给了德国最富有的贵族家庭之一的掌门人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五世。40年来她一直没有好好学过德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贵族，包括皇帝威廉二世，都坚持和她说英语。[12]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皇后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儿。维多利亚皇后让孩子们从小用英语和她通信，培养他们的英文水平。在威廉二世15岁之前，每次写的信都会被母亲退回来，母亲还会纠正其中的英文拼写错误。[13]
图7-1 嫁入德国豪门的英国军官之女黛西（James Lafayette摄）
可见当时德国贵族圈子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英语技能。不过黛西的另一位朋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告诫她要学好德语。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王室，德语还是很重要的，爱德华七世确保他的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能学好德语。王子乔治（后来的乔治五世）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之后就被送到德国黑森去学习德语。[14]他的儿子爱德华八世（退位后称“温莎公爵”）年轻时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学德语，甚至说德语是自己的母语（这未免有些夸张）[15]。
对德意志贵族来说，最重要的外语曾经是法语，毕竟法语一度是欧洲非常强势的文化与外交语言，并且法国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在全欧洲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都很普遍。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自幼由法国胡格诺教徒女教师玛尔特·德·卢库尔（Marthe de Roucoulle）夫人抚育，并且他生命中其他重要的女性，比如他的母亲、姐姐和他说话都只用法语。他长大之后崇尚法国文化，日常读写、与亲信谈话都用法语，只有对下人讲话才用德语。他曾明确流露过对德语的恶感，当时的“狂飙突进”德语民族文学也丝毫未能打动他。[16]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弟弟、普鲁士王子海因里希则告诫年轻军官要掌握法语，“免得人家以为我们是日耳曼野兽”。[17]
到了19世纪末，法国保姆不再一统天下，英国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席卷全欧。聘请英国保姆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变成很时髦的事情。于是，形形色色的英国儿歌、童谣对德意志贵族孩子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如果哪个贵族孩子不知道英国儿歌《三只瞎老鼠》（Three Blind Mice），在贵族圈子里简直是奇耻大辱，说明这个孩子幼年没有受过体面的教育。[18]出生于美国的英国社交名流和政治家亨利·“奇普斯”·钱农（Henry ‘Chips’ Channon，1897—1958）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我和黑森方伯菲利普谈到，欧洲的绝大多数王室成员说英语的时候都有伦敦口音，是从英国保姆那里学来的……”嫁给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子路德维希（1908—1968）的爱尔兰女人玛格丽特说：“因为家里用的是英国保姆，所以大家说很多英语。兄弟六人小的时候都是英国保姆带大的。”[19]
不过，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说多种语言、拥有国际化身份的德意志贵族也因此遭到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的攻击。不说“纯净”的德语，被认为是不爱国、不接地气或者堕落的表现。而受教育程度较低、有反智主义倾向、常常趋向于右翼保守的德国东部小贵族也加入了对高级贵族语言国际化的抨击。普鲁士小贵族汉斯·冯·特雷斯科（Hans von Tresckow）有一次到饭店吃饭，遇见三位大贵族：两位德意志诸侯和一位波兰伯爵。这三人都是普鲁士上议院议员。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在推行将自己领地内波兰少数民族日耳曼化的政策，包括为波兰族臣民推行德语教育。而这两位德意志诸侯居然和波兰伯爵用法语交流，并且这个波兰人明明德语说得极好。此事让“爱国志士”特雷斯科恼羞成怒。[20]
贵族口中的德语
即便说德语的时候，德意志贵族也和其他阶层的人不太一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奥地利贵族的德语还受到资产阶级的嘲笑，因为他们的德语不够纯净，用的外语词非常多。[21]这也许是因为掌握多种语言的贵族即便在说母语时也不由自主地使用外语词，在德语里掺入许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
但贵族德语的独特不仅仅在于用词。它的发音、语调等习惯都与其他人不甚相同。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来类比，英国区分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音，上层社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发音和语言习惯有非常大的差别，一听就知道某人属于什么阶层。电视剧《唐顿庄园》里，伯爵老爷是沉稳、高雅、雍容的上流社会口音，伯爵夫人是美国人则另作他论，管家和老爷的贴身男仆是不错的中产阶级口音，厨娘和小厮们则完全是另一种口音。《唐顿庄园》虽然是部娱乐化的电视剧，并且在尊重史实方面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在上述的大框架方面的表达没有问题。
语言学家艾兰·罗斯（Alan S. C. Ross）参与编写了一本叫作《贵族理应行事高尚：英国贵族可识别特征的研究》（Noblesse Oblige: An Enquiry into the Identifi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的书，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很多资产阶级人士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模仿和学习上流英语的发音和用词。[22]
贵族口音的独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比男性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男性贵族有较多机会闯荡世界，比如从军、旅行、到外地当官，他们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而女性相对来讲过着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罗斯的研究就主要得到了很多贵族女性的帮助，并以她们为主要研究对象。《唐顿庄园》里伯爵本人的口音还算“正常”，而他的女儿们，尤其是大小姐玛丽，就让人觉得口音比较浮夸，比较矫揉造作。
德国贵族的情况类似，可惜没有中国人熟悉的影视作品来当例子。德国男性贵族的口音一般没有女性那么夸张。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录音保存下来的男性贵族的口音总体还相对“正常”。[23]
与不同的人讲话的时候，贵族当然会用不同风格的德语。威廉二世在民众面前表现得“接地气”，他对贵族说话时也比较轻松随意，但贵族如果同样“接地气”地回答他，就大错特错了。比如皇帝称呼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曾任首相）为“叔叔”，后者当然不能以长辈自居，而是自称“皇帝陛下最谦卑、最忠诚的仆人”。[24]
不过君主之间（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联邦制君主国，帝国框架内有26个邦君，虽然有的是普鲁士国王，有的是小小的侯爵，但他们都算统治者，互相之间可以比较亲近地说话。大家知道，德语里的“您”和“你”在含义上有很大差别，前者显得正式、尊重、地位悬殊或冷淡，甚至包含敌意，后者显得随意、地位平等或亲热，甚至放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用德语交流的时候，互相就称“你”，而不是“您”，尽管乔治五世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而威廉统治的是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袖珍小国。[25]
君主之外的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在巴伐利亚，贵族们即便第一次见面，也要用名字互相称呼，显得很亲热而平等，而不是用拘谨、正式的全套头衔与姓名。[26]这也许是贵族集团凝聚力的一个表现。而贵族互相之间的这种亲近，其实也是贵族拉开自己与资产阶级之间距离的手段。贵族彼此之间刻意亲如手足，而对资产阶级彬彬有礼，其实是把资产阶级当外人。
英国贵族比较普遍地使用标准发音，各地区的贵族较少用方言。比如《唐顿庄园》里的格兰瑟姆伯爵的家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他的下人大多是讲约克郡土话的本地人，他自己则用上流社会通行的标准发音，不讲方言。而德国贵族常常用方言和地方口音。俾斯麦喜欢用土腔和下层人民交谈。德皇威廉二世的口音听起来像普通柏林人。[27]很多轶闻故事里提到过皇帝陛下的柏林口音，他相当受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平易近人的口音和语言习惯。
德意志贵族喜欢用地方口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传统上信奉“亲民”（Volksn?he）的理念，与乡村和土地有着紧密联系；很多贵族敌视城市生活、现代性和资产阶级。他们往往从小在乡村庄园长大，从身边的下人（当地农民）那里学会了很多言辞。贵族往往更愿意和下层民众相处，而不喜欢受过教育、附庸风雅、攀龙附凤、热衷于模仿贵族的资产阶级。所以有很多乍看起来很奇怪的描述贵族与农民亲密相处的故事。比如，博多·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Bodo Graf v. Alvensleben，1882—1961）曾是“一战”之后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团”的领导人之一，还当过德国绅士俱乐部主席。20年代，他常在自家庄园的啤酒馆站柜台，为村民倒免费啤酒。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有次一边散步一边与朋友高谈阔论，被一个老农民的问候打断，于是停下来亲切地询问对方家里的孩子如何、牲口如何、庄稼收成如何。[28]弗里德里希·卡尔·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Friedrich Carl zu Castell-Castell，1864—1923）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服役，他就觉得贵族很容易与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打成一片，而喜欢拿腔拿调的资产阶级军官令他厌恶。并且他生活在乡村环境里，他和农民关心的话题是类似的：庄稼、骑马、大自然等等。出身城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共同话题比较少，说话的习惯也不一样。
德国语言学者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Wolfgang Frühwald，1935—2019）说，德国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受过教育的方言”，与贵族和“下层民众”都不一样，后两者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29]所以，总的来看，语言，无论是外语还是作为母语的德语，都是德意志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与其他阶级拉开距离、划清界限的工具。
二 隐藏的家族史：德意志贵族的姓名
1800年12月3日，法国大革命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慕尼黑以东33公里的霍亨林登（Hohenlinden），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联军与法兰西共和国军队交锋。法军名将让·莫罗（Jean Moreau，1763—1813）表现出色，决定性地打败敌军，俘敌8000人，缴获50门大炮、85辆弹药车与辎重车。[30]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沮丧地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只能屈从于形势。”[31]法军的此次辉煌胜利，再加上几个月前拿破仑（此时担任法国第一执政）在意大利的马伦戈（Marengo）大败奥军，让奥地利终于支撑不住，在1801年2月9日与法国签署了《吕内维尔条约》，于是奥地利实际上退出了战争。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法国获得了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左岸。
本节不谈霍亨林登战役与拿破仑称霸的天下大势，只讲此役中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是巴伐利亚选帝侯近卫步兵团的团长，此役中他的团损失惨重，不过打得相当英勇，得到了上峰的表扬。
主导名：父子同名、爷孙同名
这位团长的头衔是“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伯爵”，而他的名字就非常奇怪了：海因里希五十二（Graf Heinrich LⅡ. Reu? zu K?stritz，1763—1851）。他的父亲叫“海因里希二十三”。五十二本来是小弟，没机会继承爵位，但他的两个哥哥海因里希四十七和海因里希四十九先后故去且没有后嗣，才轮到五十二。而五十二自己也没有儿女，于是爵位传给了他的侄子海因里希七十三。[32]
欧洲人名当中有数字，中国读者一般不会觉得奇怪，毕竟“路易十六”“亨利八世”这样的名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对于帝王，数字一般用来表示其在同一个王朝中若干个同名人中的次序——有时也不一定是同一个王朝，只要能扯得上亲缘关系也行。比如，英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列王当中第八个叫亨利的，尽管他在都铎王朝当中只是第二个叫“亨利”的国王。
欧洲人常用父辈、祖辈和其他长辈或祖先的名字来给孩子取名，以示尊重，以及延续家族传统。所以父子同名、爷孙同名的情况在欧洲司空见惯，这在中国基本不可能出现。
所以在欧洲，包括我们要讲的德意志，一个家族里同名的现象极多，为了区分，难免要用数字。当然因为帝王家这种情况更普遍，而且帝王更容易引起关注和得到记载，所以名字后面带数字的情况，在帝王家更常见。
在欧洲历史上，尤其是早期，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在德语中被称为主导名（德文“Leitname”，英文“Leading name”）。[33]比如法国波旁王朝的男性成员，包括国王，很多叫“路易”。而担任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后来成为选帝侯、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的霍亨索伦家族里，“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也屡见不鲜。
主导名不是随便取的，一般规矩是这样：假如A生了两个儿子，长子B1沿用其祖父的名字；次子B2沿用外祖父的名字。而B1再生长子C1的时候，就会给C1用A的名字。这样很多代延续下去，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家历代的长房长子只有两个名字，并且轮流出现。
举个例子，1513—1972年间，丹麦国王只有两个名字：弗雷德里克和克里斯蒂安，并且交替出现。一直到1972年出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才打破这个循环。不过，玛格丽特二世的长子叫“弗雷德里克”，而弗雷德里克的长子叫“克里斯蒂安”。所以，在丹麦王室，弗雷德里克和克里斯蒂安的循环应当还会继续下去。
有的家族，长子（一般就是继承人）的主导名是始终如一的，只要是长子就必须叫这个名字。如果长子死了，那么次子要改成那个主导名。英国历史小说家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 Cornwell）的“撒克逊”系列历史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孤国春秋》）讲的是阿尔弗雷德大王时代的英格兰，当时基督教和北欧多神教在争夺人心，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在争夺英格兰土地。主人公乌特雷德（Uhtred）是一名撒克逊贵族，他的原名是“奥斯贝特”（Osbert），是班堡领主乌特雷德的儿子。这个老乌特雷德有两个儿子，分别叫“乌特雷德”和“奥斯贝特”。后来小乌特雷德在战斗中死亡，老乌特雷德唤来了次子奥斯贝特，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叫‘乌特雷德’了。”[34]
800年里，这家所有男人都同名
最后我们再回去看看罗伊斯家族吧。贵族世家里反复出现主导名不奇怪，但罗伊斯家族实在太奇葩了：从12世纪末起，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叫“海因里希”。[35]据说这是为了纪念当初授予罗伊斯祖先一块重要领地的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也译为“海因里希六世”）。所以难怪海因里希二十三的儿子分别叫“四十七”“四十九”和“五十二”，毕竟平辈里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重名者。这下好了，父母不用为给儿子取名而烦心，反正已经有祖宗家法，规定所有男丁都叫“海因里希”。
罗伊斯家族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而且特别枝繁叶茂，主要在图林根东部地区生息繁衍。他们起初是身份低微的家臣，被施陶芬皇朝的皇帝任命为地方行政长官，1673年成为帝国伯爵，[36]18世纪末有几个分支获得“帝国侯爵”头衔。这一家有点像《冰与火之歌》里的孪河城佛雷家族，生育力超强，家族分支极多。1564年，罗伊斯家兄弟分家，分成长、中、幼三个分支。中支于1616年绝嗣，只剩下长幼两支。[37]两支内部又不断分家，到1700年共有十个“罗伊斯伯爵”头衔。为了防止家业越分越小，从1690年起取消兄弟平等继承的制度，改为长子继承制。后来拥有实际统治权的就只剩下两个侯爵，分别是长支罗伊斯侯爵和幼支罗伊斯侯爵。[38]
既然所有男性都叫“海因里希”，那么如何区分呢？用数字。但具体怎么编号呢？如果从“一”开始往下编，几百年来岂不得成千上万？
罗伊斯们很聪明，他们在1668年就颁布了家法，专门规定如何编号。在家族分为长、中、幼之前，编号方式还比较简单，就是按出生顺序来。中支这样编号到1616年最后一位统治者海因里希十八去世。而长幼两支则从分家开始，重新从“一”开始编号。在长支，开始的做法是在每一辈人当中从“一”开始按长幼编号。幼支的分支太多，辈分复杂，各个分支都有自己的办法，难以一一详述。其中办法之一是从每个世纪初清零，从“一”重新开始。
几位有名的海因里希·罗伊斯
1792年9月20日，法兰西革命军队在瓦尔密（Valmy，法国东北部小镇）附近决定性地打败企图干涉革命的普鲁士与奥地利军队。由老兵和义勇兵组成的杂牌军，击败了具有极高声誉的普军与训练有素的奥军。这是法国革命政府的第一次胜利，鼓励它于两天后宣布建立第一共和国。大文豪歌德当时陪同他的恩主魏玛公爵在普鲁士军中，战斗结束后说了一句名言：“从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你们可以说，你们见证了这一刻。”[39]而在此次战役期间，歌德还有一番奇遇，就是在炮火中见到了长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十一，并与他探讨自己心爱的颜色学理论：
此时我遇到了罗伊斯十一世侯爵，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位友好的、仁慈的绅士。我们在葡萄园的墙垛后面徘徊，借此保护我们免遭被围困者不懈发射出的炮弹的袭击。在谈论过一些使我们陷入希望与忧虑交杂的迷宫般的政治事务之后，侯爵垂问我：我目前在忙于什么工作？当我没有答之以悲剧或小说，而是被今天的折射现象所吸引，兴冲冲地开始谈起颜色理论时，侯爵感到非常惊讶……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无须多费口舌，就能让他相信，自然之友惯于在户外度过一生，无论是在花园、在猎场、在旅途还是在行军途中，总是能找到机会和必要性去观察大自然的整体，让自己熟悉各种现象。而大气、蒸汽、雨、水与土地都不断地交替呈现出各种色彩现象，在不同的条件与环境下，迫切地让人渴望去学习这些特定的知识，将它们归类，放置于不同的条目之下，探究它们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
我们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来回走时，讨论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因侯爵的提问和反对而兴奋，继续阐述自己的理论，破晓前的寒冷驱使我们走向一片奥地利人的露营地，这里彻夜燃着一个巨大的、温暖宜人的篝火堆。[40]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它是若干德意志诸侯与统治者的“联邦”，长支罗伊斯侯爵和幼支罗伊斯侯爵都在其列，是名义上与普鲁士国王平起平坐的统治者。这两个侯国都很袖珍，比如长支罗伊斯国只有316平方公里国土和6.7万人口，其统治者被俾斯麦挖苦为“篱笆国王”。[41]
1918年，德国废除帝制和贵族制度，当时的末代幼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Heinrich ⅩⅩⅦ，1858—1928）兼任长支罗伊斯侯国的摄政者。他也不得不退位。
最后一位长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四（Heinrich ⅩⅩⅣ，1878—1927）没有子嗣，于是长支灭亡。末代幼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的儿子海因里希四十五（Heinrich ⅩLⅤ，1895—1945？）于“二战”末期被苏联红军俘虏，可能死在战俘营，他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幼支罗伊斯侯爵家系也灭亡了。
德皇威廉二世在退位之后流亡荷兰期间娶的第二任夫人赫米内，就是罗伊斯长支的一位侯爵小姐。
本节一开头讲到的巴伐利亚的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伯爵，是从幼支罗伊斯侯爵家族分裂出去的一个分支，早就失去了独立的统治权，所以从属于巴伐利亚统治者，当兵吃粮，打工讨生活。如今罗伊斯大家族只有这一支还存活。目前的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族长，也就是整个罗伊斯家族的族长，是1955年出生于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十四（Heinrich ⅩⅣ）。
图7-2 末代幼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拍摄者不详）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在西方的贵族圈子里，名字是身份、合法性和荣誉的象征。为了延续这种身份、合法性和荣誉，晚辈与父辈同名的现象很常见。但800年来全家男性只用一个名字，可谓奇观。
德意志贵族的姓氏和昵称
讨论完了德意志贵族的主导名，我们再来说说姓氏。贵族的姓氏往往是地名，来自其发源地。如果一个家族有多个分支，有的分支迁往别处，就用新的居住地当自己的姓氏。所以有很多家族同源，纹章也是一样的，姓氏却不同。有的家族搬迁之后会换姓氏，比如冯·阿恩施泰因（von Arnstein）伯爵变成了冯·巴比（von Barby）伯爵。有的家族搬迁之后会把新旧地名（也就是新旧姓氏）连在一起，比如冯·施泰因·祖·阿尔腾施泰因，意思是这家原住在施泰因，现居阿尔腾施泰因。
有的姓氏源自纹章上的动物，如福克斯（“Fuchs”，狐狸）、甘斯（“Gans”，鹅）、哈恩（“Hahn”，公鸡）等。有的姓氏源自该家族的人曾担任的官职，比如申克（“Schenken”，斟酒官）、特鲁赫赛斯（“Truchse?”，膳务总管）、福格特（“Vogt”，地方长官）等。或者是某位祖先的个人特质，比如格罗特（“Grote”，低地德语，意为“高大”）、科瓦特（“Quadt”，坏）、曹恩（“Zorn”，愤怒）等。
贵族之间喜欢使用昵称。“鲁道夫”（Rudolf）可以变成“鲁迪”（Rudi）；“卡尔”（Karl）的昵称是“Kari”（卡利）；“海因里希”（Heinrich）变成“海尼”（Heini）。历史学家卡琳娜·乌尔巴赫认为，使用昵称的一个原因是在重名太多的情况下方便称呼和辨识。另一个原因是，昵称再加上亲热的称呼“你”（而不是“您”），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法则，表明大家属于同一个阶层，是自己人。[42]在19世纪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往往受到老贵族的鄙夷和排挤，而一旦老贵族用昵称来称呼新贵，就表明新贵已经得到认可和接受。犹太人银行世家子弟纳塔内尔·迈尔·冯·罗特希尔德男爵（Nathaniel Meyer von Rothschild，1836—1905）的家族在奥地利获得贵族身份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但他始终不自在，与老贵族之间总是有种隔阂，直到有一天一位奥地利伯爵用“你”称呼他，并且给他取了个昵称“纳蒂”，他才感到自己终于成功了，终于被奥地利贵族阶层所接受。[43]
贵族互相之间的昵称往往很孩子气。[44]黑森-卡塞尔方伯弗里德里希·卡尔（1868—1940）的昵称是“小鱼”（Fischy），他的妻子玛格丽特（1872—1954，威廉二世皇帝的妹妹）的昵称是“莫西”（Mossy）。他们的四个儿子的昵称是押韵的：菲利普被称为“Phli”，克里斯托弗的昵称是“Chri”，里夏德是“Ri”，沃尔夫冈是“Bogie”。“Chri”有一段时间被兄弟们称为“小狗”（Doggie）。这些幼稚的昵称往往伴随贵族的一生。[45]比如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阿尔弗雷德（1844—1900，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最小的女儿在家里的昵称是“宝宝”（baby）。她成了老太太之后，给自己的姐姐罗马尼亚王后的信里还自称“你的老宝宝”。
三 血脉与资本：德意志贵族的婚姻与家庭
熟悉德国古典文学的朋友应当会知道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Karl Eugen，Herzog von Württemberg，1728—1793），他是席勒的早期赞助者，当然也是折磨席勒的凶神恶煞。这位公爵很有文艺范儿，曾跟着作曲家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1714—1778，音乐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学习音乐，并且热衷于植物栽培。卡尔·欧根自幼在普鲁士的著名君主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宫廷受教育。在君主专制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想互相斗争的年代，卡尔·欧根是一位典型的兼具两方面色彩的统治者。
在私生活方面，卡尔·欧根有一大堆情妇和11个私生子，闹出过不少丑闻。但他的真爱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弗兰齐斯卡（Franziska，1748—1811），一位男爵的女儿，另一位男爵的妻子。[46]对于普罗大众来讲，男爵小姐和男爵夫人当然是高高在上的，但对于统治着一个重要的德意志邦国的公爵大人来讲，男爵实在地位太低了，所以他于1785年执意要娶弗兰齐斯卡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即便是明媒正娶，卡尔·欧根与弗兰齐斯卡的婚姻仍然算是贵贱通婚，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弗兰齐斯卡不能用“符腾堡公爵夫人”的头衔，他俩生的孩子也没有完整的继承权。
为了提高弗兰齐斯卡的地位，卡尔·欧根向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求情（也许还行贿了），在1774年为她搞到了“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Reichsgr?fin von Hohenheim）的头衔。卡尔·欧根还想把她的地位升级到侯爵，但皇帝拒绝了。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弗兰齐斯卡使用的纹章是已经绝嗣的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Bombast von Hohenheim）家族的纹章。即便如此，弗兰齐斯卡始终没能获得“符腾堡公爵夫人”的头衔，她与公爵的孩子也被排除在继承顺序之外，并且在正式的礼仪场合，她的优先权低于卡尔·欧根的弟媳。
弗兰齐斯卡的故事很有典型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意志贵族的婚姻，这就是本节探讨的主题。
婚姻当中的不平等
家族要传宗接代，最重要的是保证有合法的继承人，换句话说就是在婚姻范围内尽可能多生男孩，以抵御疾病、战争、动乱、事故等灾难性因素造成的“损耗”。这是贵族婚姻的主要功能。但是，如果生的男孩很多而又都健康地长大成人，对家庭的经济就是沉重的负担。大多数贵族家庭即便想给所有孩子同等的待遇，也做不到，尤其是在长子继承制之下。这意味着，在长子继承家业和财产的同时，幼子往往需要自谋生路；而长子结婚生子的同时，幼子不一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找到门当户对的对象建立自己的家庭。不过要强调一下，这不是因为贵族的幼子绝对结不起婚，而是结不起门当户对的婚。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一个家族的长房和幼房往往在结婚比率、门当户对婚姻的数量和孩子的数量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距。根据一项统计，在19世纪，有90%的贵族地主会结婚，而没有自己地产的贵族男性（也就是幼子们）能够结婚的不到三分之二；1871—1900年出生的没有资格继承家产的贵族男性当中，有一半人终身未婚。[47]
在贵族社会的压力下，很多贵族幼子被迫终身不婚（当然这不代表没有性生活和没有孩子），这是他们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在天主教地区，有的贵族男孩从小就被父母安排走宗教道路，长大之后担任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单身守贞。不过，如果长房发生变故无人继承，原本要走神职道路的亲戚也可能需要离开教会、还俗、结婚、生子。
在婚姻问题上，长子和幼子不平等，男性和女性也不平等。婚姻的不平等导致贵族婚姻市场的失衡：待字闺中的女子太多，能够娶亲的男子太少。只有地位显赫的女子出嫁才不会遇到困难。女性常常嫁给地位比自己低一级的男性，这有利于女方的家庭利益，因为这样能把女婿与女方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48]
女子一般没有机会自行选择配偶，大多数情况下要服从父母或其他长辈的安排。如果敢于反抗，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普法尔茨伯爵、施陶芬家族的康拉德（Konrad der Staufer，1134？—1195）的女儿艾格尼丝（1176？—1204）原本的命运是服从施陶芬家族的族长，也是她的长辈亨利六世皇帝的安排，嫁给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但她偷偷嫁给了“狮子”亨利（韦尔夫家族，是施陶芬家族的对手）的长子。亨利六世皇帝大怒，要求普法尔茨伯爵家解除这门婚事，但没有成功。[49]
“门当户对”一方面是指社会地位以及它能带来的人脉，贵族只与贵族结婚，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较少通婚，比如高级贵族（邦君、1806年之后的陪臣）很少和低级贵族通婚；一方面与宗教因素有关，比如天主教贵族一般不会选择新教徒或加尔文教徒，易北河以东的新教徒贵族男子一般不娶天主教贵族女子。金钱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为了金钱而娶出身低的女子，在贵族圈子里也会被鄙视。
在中世纪晚期，男性贵族如果和市民阶层的女子结婚，会受到许多形式的歧视。比如，1485年的骑士比武规章制度禁止与市民之女结婚的贵族参加比武大会。与城市贵族（Patrizier）之女结婚的传统土地贵族（Adel），除非妻子的嫁妆超过4000古尔登，否则也被禁止参加比武；即便符合条件，在比武场还会受到其他贵族的欺侮。这些不人道的规定，都是为了将阶级固化，维护贵族阶层的排他性和精英性，阻止外来者闯入贵族的小圈子。从13世纪到16世纪，德意志的伯爵和男爵们有87.5%缔结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有6%“下娶”，剩余的则是凭借婚姻而攀升到更高阶层的幸运儿。[50]
有的贵族家族设立了家法（Hausgesetz）来规定婚姻方面的政策。而不门当户对的婚姻（Mesalliance）可能被视为贵贱通婚，后果会很严重。贵贱通婚大部分是男方地位较高。女方可以从夫家得到收入，但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特权，不能用丈夫的头衔，但可能会获得一个较低的新头衔。贵贱通婚所生的孩子不能享有完整的继承权，但可以算作“备胎”，如果没有合法性更强的继承人的话，这样的孩子也可能继承头衔和家业。
“贵族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在很多地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1794年普鲁士王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贵族男子缔结不符合贵族荣誉与体面的婚姻，不过允许他们与“资产阶级上层”的女子结婚。这项规定只在普鲁士有效，但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在整个德意志范围，一般来讲，贵族结婚时需要得到自己所在家族族长的许可。如果固执己见非要和地位远远低于自己的人结婚，那么男女贵族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在财产继承方面不能享受完全权益。
到了19世纪之后，贵族只与贵族结婚的规矩逐渐放松，不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但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仍然会遭受歧视。所以很多贵族家庭按照传统仍然只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婚姻对象，当然如果能与地位更高的家族攀亲就再好不过了。
婚姻谈判与契约
有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对象之后，两个即将联姻的贵族家庭就要开始一系列谈判了。中世纪的贵族婚姻很少与爱情有直接关联，主要是政治影响力和经济的交易（当然不是说没有爱情）。参与谈判的是双方家庭，有时是新郎与新娘的父亲直接谈。指腹为婚和父母为幼童包办婚姻的现象很常见，有的新人直到结婚才第一次见面。[51]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女方的嫁妆（“Aussteuer”或“Mitgift”或“Heiratsgut”），以及除了嫁妆之外岳父应当给女婿多少钱，如果丈夫死亡而寡妇进修道院的话，寡妇的父亲应当为其提供多少经济支持；女方的零花钱（“Nadelgeld”或“Spillgeld”），这指的是丈夫定期给妻子自由支配的金钱；财产继承的安排，女方有无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如果有的话又可以继承多少；监护权的安排，如果男方早逝，孩子归谁监护；寡妇的赡养（Wittum），即如果男方早逝，寡妇如何维持生计，寡妇有无权利继续居住在丈夫的房子里，寡妇从男方家庭得到多少生活费和实物津贴，等等。毕竟婚姻大事不能开玩笑，德意志人很早就对婚姻的经济层面考虑得非常细致，也极认真。另外，一个贵族女孩能不能嫁得出去，嫁得怎样，她的父亲能拿出多少嫁妆是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