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的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扯皮过程，谈判有可能拖得很慢。美国传记家克斯汀·唐尼在描写阿拉贡的凯瑟琳与英格兰王子亚瑟（亨利八世之兄）的婚姻谈判时说，“这些婚姻安排还是很像买卖牲口”。英格兰王室与西班牙王室对嫁妆、彩礼等问题讨价还价，从1488年一直谈到1509年，从凯瑟琳3岁一直谈到她24岁。[52]
双方谈妥之后就可以签订婚姻契约（Ehevertrag）。其实先小人后君子的婚姻谈判和契约有时对女方有利，尤其是比男方富有的女方，比如在19世纪，富有的女方可以规定婚后双方财产仍然是分割的，不会构成夫妻共有财产；女方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原先的财产，等等。
兰茨胡特婚礼
对贵族来说，婚礼是展示和夸耀自己的财富、权力与地位的大好机会。只要实力允许，婚礼往往会大操大办，东道主、组织和安排婚礼的人以及宾客往往会换上华美的新衣服，佩戴首饰。一位贵族带领数百名随从参加婚礼的例子并不少见。15世纪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Albrecht Achilles）有一次参加婚礼带了上千人骑马赶来，好不威风。[53]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德意志贵族的婚礼至少会持续三天。第一天从迎亲开始，即新娘抵达婚礼地点，然后是婚礼仪式（Trauung）和入洞房（Beilager）。第二天，丈夫向妻子赠送晨礼（Morgengabe，可能是金钱或其他财物，转手之后就属于妻子的财产），夫妻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进行婚宴，然后举行比武大会（可能延续到第四、五天）。差不多一周的婚礼结束，新人夫妇向宾客馈赠礼物，送他们回家。[54]
1475年的兰茨胡特婚礼是德意志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婚礼，因为极尽奢华且得到详细记载而特别闻名，并且从1903年开始至今每隔四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都会举办历史重演，热闹非凡，堪称盛事。兰茨胡特市民身穿中世纪服装，扮演新娘、新郎、主教、骑士等，每次重演长达数周，能吸引数十万观众。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公爵格奥尔格（Georg der Reiche，1455—1503，绰号“富人”）于1475年迎娶了远道而来的波兰公主黑德维希·雅盖隆（Hedwig Jagiellonica，1457—1502），这是两国结盟对抗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的政策的一部分。婚礼期间大摆宴席，举行比武大会和各种表演。萨尔茨堡大主教亲自主持婚礼，年迈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亲自引领新娘跳舞。婚礼持续了五天五夜，宾客超过1万人。除了皇帝之外，还有两位选帝侯————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和普法尔茨伯爵赏光驾临。据说婚宴有32道菜，动用了146名厨师。宴会期间宾客共吃掉了323头牛、969头猪、3295只羊、490头牛犊、11 500只鹅、4万只鸡和194 345个鸡蛋。婚礼总开销为60 766古尔登，相当于2014年购买力的2155万欧元，差不多是公爵一年的收入。[55]
图7-3 兰茨胡特市政厅内的历史壁画（Oktobersonne翻拍）
长子继承制
既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贵族婚姻主要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安排，那么土地、头衔、财富等的继承就是婚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日耳曼人主要实行分家习俗，父亲死了之后，所有财产大体上在几个儿子当中平分。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查理大帝的孙辈以《凡尔登条约》将加洛林帝国三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
这种诸子继承制有几方面的好处，首先是“不要将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如果全部家业给了一个儿子，他也许会败光所有家产（或者是他昏庸无能，或者是遇到某种灾难），所以诸子继承制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延续。
其次，贵族领地往往不是连续的整体，同一个家族因为婚姻、征服和接受封赏等原因，可能在不同地区都拥有领地，这些领地互相之间没有陆路连接，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按照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说法，普鲁士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和线索，就是普鲁士君主必须始终绞尽脑汁地保卫自己的很多片地理跨度极大、彼此之间隔着其他国家的领地。为了管理方便，很多贵族世家选择把不接壤的若干领土分别传给不同的子弟。
并且，诸子继承制对幼子很照顾，让他们能有自己的家业，也就有了更好的婚姻前景，这对整个家族是有利的。
当然诸子继承制的坏处就是容易造成家族内战，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韦廷家族都发生过兄弟相残的内战；家业可能越分越小，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势力集团。这是中世纪德意志诸侯林立的原因之一。
德意志古人当然很容易理解长子继承制对家族整体的好处（维持强大的、统一的家族势力），但诸子继承制的几个优点在中世纪还是很突出的，所以长子继承制得到普遍接受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不同地区的被接受程度和发展速度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会鼓励长子继承制[56]，而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巴巴罗萨）在1158年明确主张实行长子继承制（这和施陶芬家族希望把皇位留在自己家族之内也有关系）。1356年，几个世俗选帝侯也实行了长子继承制[57]，这主要是为了控制选帝侯的数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分分合合，尝尽了分家和内战的苦头，终于在1506年规定遵守长子继承制。[58]1582年，为了控制帝国会议中的票数，帝国直属的领地被禁止分割。大多数德意志贵族家族在13—15世纪之间采纳了长子继承制（不过可能有中断，也有例外），但长子继承制在德意志仍然没有被普遍贯彻，比如迟至1654年，哥达的“虔诚者”恩斯特公爵明确拒绝实行长子继承制。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说这是因为宗教改革增强了婚姻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也让新教诸侯重返《旧约》式一家之主的传统，作为族长要为所有儿女提供生计。[59]
随着长子继承制越来越普遍，上文提到的贵贱通婚也越来越多，因为没有继承权的幼子往往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妻子，只能接受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对小贵族来说，这种事情一般可以灵活处理，但对高级贵族和统治家族来讲，贵贱通婚仍然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冲突，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贵贱通婚损害了家族的荣耀，并且可能影响家族的继承安排。
所以娶了地位较低女子的大贵族常常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提升妻子的地位。主要的办法是向皇帝求情。前文讲到的符腾堡公爵与弗兰齐斯卡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也是缺乏强大中央集权的皇帝向诸侯施压和双方利益交换的一种途径。
“幸福的奥地利”
前现代的贵族婚姻很少与爱情有关，它的一大主要功能是延续家族血脉，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政治资本、物质资本（金钱、土地）和社会资本（人脉、威望）的交易。通过婚嫁让自己的家族开枝散叶、扩展到不同地区，也是增强家族力量、提升家族荣耀的一种手段，或者用来加强政治联盟，与宿敌和解，或者攀高枝。
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的夫妻，在年龄上往往很不般配。韦尔夫五世（1073？—1120）16岁时娶了巨额财产的女继承人、40多岁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1046？—1115），她就是亨利四世皇帝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斗争期间皇帝受辱的著名“卡诺莎之行”的目击者；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Ottokar Ⅱ，1232？—1278）二十出头时娶了巴本贝格的玛格丽特（Margarete von Babenberg，1204/1205—1266），两人年龄差距更大。玛格丽特的弟弟是统治奥地利的巴本贝格家族的最后一位公爵，死时没有子嗣，于是玛格丽特成了奥地利继承人。奥托卡二世之所以娶她，就是为了得到奥地利。等他得到奥地利之后，又和她离婚了。[60]
在用婚姻为家族利益服务的方面，最成功的例子要数哈布斯堡家族了。他们能够从一个相对较小的家族崛起成为近代欧洲的超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精明的婚姻政策。有一句流传数百年的名言是“让别人去打仗吧，你，幸福的奥地利，去结婚吧！战神玛尔斯赐给别人的，爱神维纳斯会给你”（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 Nam quae Mars aliīs, dat tibi regna Venus）。这句话有夸张的成分，但如果我们追踪哈布斯堡家族崛起的轨迹，不得不要感叹“幸福的奥地利”所言不虚。
哈布斯堡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于1452年成为神圣罗马皇帝，1493年去世，在位时间很长，但他是有名的政治才干比较匮乏的一位皇帝。不过他给儿子，后来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订下一门好亲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娶了勃艮第公国的女继承人玛丽亚。于是富庶并且城市化和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尼德兰（今天的法国北部、荷兰和比利时等地区）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使得奥地利的实力和地位有了一个巨大飞跃。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继承了父亲在婚姻政策方面的才华，让自己的儿子“美男子”腓力、女儿玛格丽特分别和西班牙的公主胡安娜（绰号“疯女”）、王子胡安联姻。此时胡安娜和胡安的父母，即“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统治下的西班牙正处于上升期，刚刚发现了美洲，崛起成为世界霸主。后来“美男子”腓力与胡安娜的儿子成为西班牙（包括美洲殖民地）、奥地利、尼德兰、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等广袤地区的统治者，他就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此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霸主。
查理五世皇帝的弟弟和继承人斐迪南一世皇帝娶了匈牙利公主安娜，她的弟弟拉约什二世是匈牙利国王兼波西米亚国王。此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入侵匈牙利，打败并杀死了拉约什二世，他没有合法子嗣，后来匈牙利贵族推举他的姐夫和内兄斐迪南一世为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从这时起，一直到1918年底，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土地一直由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靠联姻获得如此广袤的领土，奥地利不可谓不幸福。
斐迪南一世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意大利的曼托瓦公爵（贡扎加家族）、费拉拉公爵（埃斯特家族）和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家族）。这三个国家都是意大利的强国和有价值的盟友。
伟大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也通过儿女的婚姻，在欧洲各国拓展和巩固奥地利的影响力，尤其是与奥地利的死敌普鲁士对抗。她的女儿玛丽亚·卡洛琳娜嫁给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国王（波旁家族），此时波旁家族统治着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帕尔马，是欧洲一霸。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另一个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最后不幸死于大革命的狂潮。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孙子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遇上了强敌拿破仑，多次战败，维也纳也曾被法军占领。拿破仑渴望得到合法的继承人，而奥地利需要与强大的法国结盟，或至少维持友好关系，于是弗朗茨一世把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了拿破仑。玛丽·路易丝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为了家族和国家所做的牺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假如她不嫁给拿破仑，也许整个奥地利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生存会受到威胁。
领养和过继
如果没有亲生儿子来继承家业，施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也可以接受领养和过继。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侄子等男性血统的亲戚（有时也可以接受外甥）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继承头衔和家业。这种做法可以得到大家的接受。但到了19世纪，有些穷贵族为了换取金钱利益而收养资产阶级子弟，这样双方皆大欢喜，贵族可以得到金钱，资产阶级可以得到贵族身份。德国贵族联合会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纯净”，激烈地抗议和反对这种做法，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的名字里有“冯”，是因为他被一个有贵族身份的女性亲戚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Gertrud von Ribbentrop，1853—1943，其父卡尔·贝托尔德于1884年获得贵族身份）收养，据说约阿希姆为此要向格特鲁德支付每个月450马克的终身年金。[61]这是一个通过收养来用金钱换贵族身份的例子。
这种事情甚至到了20世纪还有。德国歌手和演员奥利·迈尔（Olli Maier，1945—2011）原名“莱因哈德·迈尔”。1992年，他付给艾莉娜·艾尔茨（Erna Eilts，1921—2010）20万马克巨款，让她收养自己。艾莉娜的丈夫是萨克森末代国王的孙子，所以她的头衔是“萨克森王妃艾莉娜”。从此以后，奥利·迈尔就自称“萨克森王子与公爵莱因哈德”。[62]当然萨克森王室后代不会把他视为亲戚。
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通婚
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取得了强势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贵族阶层日渐衰微。于是，本来互相之间壁垒森严的两个群体之间的通婚越来越多，一般是手头拮据但身份高贵的男性贵族迎娶富裕的资产阶级女子。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有钱的资本家千金为了获得高贵的身份，登报纸征婚，寻找一位“伯爵”；家族历史悠久的穷男爵到处相亲，寻找有钱的资产阶级女子。[63]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句名言：“我的贵族们爱基金（Fonds），我的银行家女儿们爱‘冯’字（vons）。”[64]这是各取所需的双赢。
根据一项对威廉二世时代502名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人士的研究，年轻一代资产阶级当中，与贵族结婚的已经占到28%，其中12%是与血统古老的贵族结婚。在该研究抽样的企业家子弟当中，有32%娶了女性贵族，有33%的企业家女儿嫁给了贵族。这些资产阶级当中包括犹太人。犹太血统的大资产阶级当中，有30%的男性与贵族女子结婚。[65]化学工业大亨康拉德·亨克尔（Konrad Henkel，1915—1999）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公子和布劳恩男爵；[66]著名的钢铁和军工大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深得皇帝宠幸，但拒绝了皇帝给他的贵族身份。克虏伯的儿子娶了一位普鲁士的官僚贵族之女，他们的独生女贝尔塔（Bertha Krupp，1886—1957）是整个克虏伯企业的继承人。威廉二世相信克虏伯企业对帝国来说至关重要，于是安排她与贵族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与哈尔巴赫（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1870—1950）结婚，并允许波伦与哈尔巴赫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克虏伯·冯·波伦与哈尔巴赫。[67]这算是贵族“入赘”资产阶级家庭吧。
资产阶级女子嫁给贵族之后，便获得贵族姓氏和身份，打入贵族集团，地位获得提升。然而贵族女子如果嫁给资产阶级人士，便会丧失自己的贵族姓氏和身份，地位下降。这意味着，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男性贵族享有的自由度比女性贵族大得多。所以，男性贵族迎娶资产阶级女子的现象远远多于女性贵族嫁给资产阶级男士。很多女性贵族如果不能在贵族群体中找到合适的对象，往往终身不嫁。这样的话她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父亲的贵族姓氏，保留自己的贵族身份，受到尊重。尤其是拥有大宗财产的独身女贵族往往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正如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写的：“随便什么老太太，银行里有了存款，也就有了身份。如果她是我们的亲戚（我祝福每个读者都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亲戚！），我们准会宽恕她的短处，觉得她心肠又软，脾气又好……哎，老天哪！求你也赏给我一个上了年纪又有钱的姨妈或是姑妈……”[68]
四 务实的精英：德意志贵族的教育养成
贵族受教育的目的，有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贵族子弟要学习恰当的知识与技能，为将来的职业与生活做准备，这和平民家庭的孩子差不多。在集体层面，贵族子弟对自己的家族乃至整个贵族阶层负有责任。往小了说，是要保证自己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并尽可能繁荣发展，获得更多荣耀和权利；往大了说，要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生存和价值观。所以，贵族孩子肩负着双重责任。
而对诸侯和君王的子弟来说，教育的意义就更重大了。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中说：“得到一位良君的主要希望便系于他所受到的恰当教育……王储的心智必须从（人们所谓之）襁褓之始，当其保持开放、未经发育之时，即灌输以健康的思想……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细致地挑选教育王储的人。”[69]
教育的不平等
贵族制度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单个家庭的内部，也存在极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兄弟之间也不平等。上一节讲到贵族在婚姻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其实也是这样。
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长子会继承头衔和家业，责任重大，所以长子得到的教育往往最好。长子从小就会受到谆谆教导，他长大之后会成为一家之主，整个家族的荣誉都仰仗他。如果家族的资源有限，父母在给孩子安排婚姻时，显然最重视长子。兄弟几个都从军的话，父母往往会想方设法把长子安排到最有威望的部队，比如近卫步兵团或总参谋部，其他儿子就在普通部队，比如常规的步兵团。
幼子并非不重要。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儿童夭折率很高，并且男性特别容易死于战乱、斗殴等因素，所以家族需要足够多的男孩当预备队。长子意外死亡而幼子继承家业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长子和幼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即便是贵族家庭，很多也没有财力为所有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在中世纪，往往是长子接受昂贵的骑士教育，将来成为骑士、统治者和军人；而幼子到修道院接受较便宜的宗教或人文教育，将来当教士。
贵族女性往往是婚姻市场的商品。女儿们的使命主要是与其他家族的男丁结婚，从而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家族。她们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和庄园女主人，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文化，更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父母对女儿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和对儿子的投入相提并论。1935年，奥地利女贵族加布里埃拉·图恩-图尔恩（Gabriele Thun- Thurn）概括得很准确：“对儿子，当然要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学习将来的职业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儿子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自己阶层的优秀代表。至于女儿，父母要帮助她们为生活做好准备，也就是女人持家的本领。”[70]
在贵族家庭内部，教育是不平等的。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家族的部分成员被要求做出牺牲。婚姻方面也存在不平等，也需要有人牺牲。那么，贵族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家族作为一个机构，如何诱使或迫使部分成员做出牺牲？首先，家族网络是靠山，是饭票。要对抗和背弃自己的家族，简直就是自杀。其次，有家法来做硬性规定，让次子放弃财产，把全部财产都给长子，从而维护家族利益的完整性。最后，贵族家族擅长“操控”成员的情感，唤起他们对家族的忠诚。贵族儿童从小就被灌输，家族的历史多么光辉，为了家族的利益，许多祖先做了卓越的贡献和伟大的牺牲等等；也谴责家族历史上的害群之马，描述其可耻下场；并且家里会摆满英雄祖先的画像、雕像、军服、剑等物品，让大家缅怀和纪念他们。[71]
另外，不平等当然会引发不满。尤其在长子继承制之下，弟妹们往往会对长兄产生嫉妒，引起家庭关系不和睦。贵族小说家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的中篇小说《长子继承人》（Die Majoratsherren）里就描写了一个家庭的长子继承人对其他亲戚的吝啬，以及其他人对他的嫉妒。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男性贵族教育
男孩受到的教育当然与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贵族可以对科学艺术感兴趣，但他们不可能以此为业；贵族可以投资商业吃利息，但不可能自己去做买卖。这些活动都是不符合贵族体面的。符合贵族身份的职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为国效力，在宫廷、外交部门、行政官衙或军队为君主服务。
在中世纪盛期，身体训练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特别重要，主要是骑术和使用兵器。如果父亲不能亲自教导，就请经验丰富的教头来给儿子传授军事技能。奥托三世皇帝（980—1002）接受霍伊科（Hoico）伯爵的教导，亨利六世皇帝（1165—1197）的武艺教师是著名的骑士海因里希·冯·卡尔登（Heinrich von Kalden，1175之前—1214之后）。青年贵族经常到别的宫廷受教育，充当骑士侍从和侍童，长见识，学宫廷礼仪。公爵韦尔夫五世“宫中秩序井然，因此两个公国的最尊贵的人都争先恐后把儿子托付给他教育和训练”。[72]
除了预定要当神职人员的孩子之外，大多数贵族子弟很少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贵族孩子早期的教育大多在家中完成，父母聘请的家庭教师往往是神职人员，即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所以贵族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在家受教育（homeschooling）的学生，一般不会去上公立学校，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都是这样。而贵族女孩在家受教育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为了省钱，往往出现邻近的好几家贵族聘用和分享同一个家庭教师的现象。1699年舍恩博恩（Sch?nborn）伯爵家族教育子弟的每日课程安排留存至今，让我们能体会到当时的贵族孩子是多么辛苦：早晨5点起床，复习预习；9点到10点半听家庭教师讲课，然后才吃早饭；练法语会话；午饭；中午可以玩一会儿鲁特琴；学法语；下午3点开始学法律，然后练击剑、舞蹈、骑术等符合贵族身份的运动。[73]
总的来讲，到15世纪，大部分贵族一般至少通文墨（一般除了母语还懂一些拉丁文），会简单的算术。到17和18世纪，贵族还要学习法语、地理、欧洲文学、各国王朝的历史和一些法律知识。他们还要学习如何与仆人和农民打交道，以及骑术、打猎等社交技能。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宗教教育也变得更重要。15世纪末之后，南德贵族开始流行到大学学习法律，北德贵族紧随其后。预定要去教会发展的天主教贵族子弟可以去精英的耶稣会中学，然后去德意志之外（一般是意大利或法国）读大学。[74]
贵族少年可以去专为贵族子弟服务的“骑士学校”（Ritterakademie），为进入宫廷做准备，主要学习骑术、礼节、舞蹈、击剑、音乐等，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教育。骑士学校起源于西欧和南欧，后来发展到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贵族子弟起初也会去法国的骑士学校就读。1594年，德意志的第一家骑士学校在图宾根建立，随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贵族教育机构，比如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安东·乌尔里希（Anton Ulrich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633—1714）在1687年开办的沃尔芬比特尔骑士学校，它开设神学、法学、历史、数学和语言课程。公爵希望运用这所学校把当地贵族争取来为宫廷服务，并与本国之外的贵族建立联系。共有超过340名贵族子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其中只有20%来自不伦瑞克本地，有10%学生属于公子和高级贵族。[75]到了19世纪，绝大多数骑士学校要么解散，要么改为现代化的文理中学。
除了书本知识和舞蹈击剑等贵族所需的社交技能之外，旅行的历练也很重要。文艺复兴以后，贵族子弟在结束教育之后，如果家庭条件许可，还往往会去“壮游”（德文“Kavalierstour”或“Bildungsreisen”，英文“Grand Tour”）。壮游是贵族子弟的一种传统旅行，从事该活动的人群范围后来也扩展到富有的平民阶层。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壮游的主要价值，一方面是接触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接触欧洲各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一次壮游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通常有博学的向导或教师陪伴。德意志贵族壮游的目的地一般是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而较少去西班牙、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76]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生长于北方的德意志人似乎特别喜爱阳光明媚并且与古典文化有关联的意大利。德意志贵族子弟一般在14岁至20岁去“壮游”。为了交际，也为了省钱，他们常常成群结队，由一名家庭教师陪同和监督。他们会去参观著名的大学城，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但更重要的是拜访各地的君主宫廷和豪门大族，以汲取上流社会社交的经验，也许能缔结有价值的友谊或盟约，也许还能邂逅合适的结婚对象。换句话说，贵族壮游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不是为了结识平民阶层的人，而主要是为了和外国的本阶级人士（外国贵族）攀附结交。如果有机会在某位君主的宫廷服务，也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回家之后，壮游的经历也是很好的谈资，说不定足够在社交场合吃一辈子了，还可能因此得到贵妇、小姐的青睐。
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1670—1733）还是世子时的“壮游”很典型。年满17周岁后，1687年5月19日，他化名“莱斯尼希伯爵”，在家庭教师哈克斯特豪森、医生巴托罗缪博士和另外三人陪同下，开始长途旅行，从莱比锡出发，途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去往巴黎，拜访路易十四的宫廷；然后转到马德里，得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接见；随后访问葡萄牙、英格兰、荷兰、丹麦、瑞典，之后途经法兰克福、纽伦堡、奥格斯堡、慕尼黑和因斯布鲁克，到威尼斯体验狂欢节；从意大利返回，取道维也纳，拜访皇帝的宫廷，最终于1689年4月28日回到德累斯顿。他给父亲定期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欧洲几个大国的宫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的审美和理念影响极大。旅行期间还发生了一系列冒险、爱情故事和决斗。[77]
新时代的文理中学、大学和军校
随着现代国家的萌芽与发展，公务员、军人、外交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了，要求越来越高。1866年，巴伐利亚政府开始强制要求军官必须有中学毕业文凭。普鲁士没过多久也提出了硬性的学历要求。[78]贵族在家里受的传统教育和“壮游”的经验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求。骑士学校也不足以培养孩子成为合格的现代官僚、外交官或军人。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骑士学校逐渐关门。有的骑士学校也吸收了新形势下需要的课程（自然科学、现代语言等），比如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地区天主教贵族常去的贝德堡骑士学校（Ritterakademie Bedburg，1842—1922），但这些学校渐渐也跟不上时代了。[79]
德意志的“市民知识分子”（Bildungsbürger）阶层在19世纪凭借优异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文化，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贵族的有力竞争者。现代化的文理中学（Gymnasium）教育是“市民知识分子”阶层兴起的重要因素。1806—1815年，在拿破仑的威胁和压力之下，普鲁士的中兴名臣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两人都是贵族）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由伟大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负责。他的努力包括建立现代的文理中学。这些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自然科学等。按照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应当像启蒙时代那样只讲求目的和实用，教育的宗旨不应当单纯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而是要全面培养人的精神与品格。英国教育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普鲁士文理中学赞扬道：“普鲁士人对它们很满意，也为之骄傲。他们有理由满意和骄傲，因为文理中学筹划得非常聪明，能满足他们非常聪明的要求。”[80]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认为德意志文理中学比同时期英国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公学更为开明。德意志文理中学的使命是培养聪明而有文化的官员，所以不像英国公学那样喜欢给学生填鸭式硬灌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而是利用德意志学者在古典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让孩子对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哲学与社会产生兴趣，这样的话，“费希特，甚至洪堡，培养出的人才即便不是哲人王，也是哲学家官僚，可以成为治理普鲁士的栋梁之材”。另外，德意志文理中学的有组织体育运动比英国公学少得多，后者似乎过于重视体育了。[81]
有的贵族刻意与资产阶级气味浓厚的现代正规学校教育体制拉开距离，但也有不少贵族开始和平民孩子一起就读文理中学。不过19世纪的文理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家境富裕或至少小康的资产阶级家庭，贵族属于少数。一位英国访客钦佩地说：“德意志贵族子弟和商业阶层的孩子坐在一起上课，并不为此感到羞耻。”[82]
大多数贵族子弟会入读私立的寄宿中学。以奥地利为例，最受贵族欢迎的寄宿中学有维也纳的特蕾西亚学校（Theresianum）、位于费尔德基希的晨星（Stella Matutina）耶稣会中学、卡尔克斯堡耶稣会中学（Kollegium Kalksburg）等。贵族男孩一般十岁进入这样的寄宿中学，每年只能回家休假两三次。这几所学校以纪律严格著称，尤其是在天主教会开办的学校，特别强调朴素、克己和服从。孩子们往往很早起来，饿着肚子做晨礼，学习时间很长，自由活动很少。奥匈帝国末代皇后济塔的哥哥、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公爵克萨维尔（Franz Xaver von Bourbon-Parma，1889—1977）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投入达豪集中营，他后来说，自己幼年在晨星耶稣会中学的生活为他后来的集中营牢狱之灾做好了准备，因为他在中学就学会了忍饥挨饿和吃尽各种苦头。这种严峻的寄宿学校生活可以被理解为磨练品格、培养忍耐和自制力的方式。而共同经历过这种考验的同学往往成为挚友。[83]
文理中学为上大学做准备。因为家境优越，很多贵族子弟可以在欧洲各个著名大学游学听课，而且他们往往更享受大学生的自由生活，所以很多贵族大学生并不会完成学业、拿到文凭。他们也不在乎。这种情况到19世纪后半叶才改变。[84]就读大学的贵族子弟常选择的专业是法学，因为这样能为当法官和行政长官做准备。19世纪，即便贵族子弟将来要继承家里的庄园、从事农业，也很少学农学、林学等专业。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贵族子弟才比较多地选择农学、林学等实用性强的学科。有的大学受到贵族的偏好，因为贵族在这些大学里比较容易拿到文凭，比如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和耶拿大学。而哥廷根大学“成了全德贵族阶级所认可的学校，贵族青年都到那里去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同时也在那里学习礼貌和风度”。[85]大部分贵族读大学不是为了成为专业学者，而是为了拿到文凭，以便将来当官。[86]威廉二世皇帝年轻的时候也进过大学，但不是因为追求学术，而是为了“向资产阶级的教育理念做一个友好的姿态”，所以他在大学待了四个学期，主要是享受大学生社团（Studentenverbindung）的快乐生活，而没有拿文凭。[87]对很多贵族，比如年轻的俾斯麦来讲，大学生活就是饮酒作乐、打打闹闹，是愉快的时光，而不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奥匈帝国的皇太子鲁道夫（弗朗茨·约瑟夫之子）曾批评，贵族大学生因为惯于舒适和享乐，学习成绩一般不如市民阶层的大学生。[88]
在大学里，贵族的主要社交生活是参加形形色色的大学生社团。德意志的大学生社团很有特色，往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尽管有些传统在现代人看来显得怪异），有色彩和设计独特的服装、帽子、缎带等（合称“Couleur”）和规章制度。“Corps”是大学生社团的一种，比较精英主义，超越种族、民族、宗教和党派的限制。“Corps”这个词源自拉丁文，本意是“身体、团体、集体”等，军队编制里的“军”（在集团军与师之间）也用这个词，不过德语的“军”现在一般写作“Korps”。作为一种大学生社团的“Corps”不太好翻译，暂且就用原文吧。形形色色的“Corps”很多，参加“Corps”的往往是富裕而懒散的大学生，包括贵族。不过即便到1900年，贵族在德国大学生中也占少数。“19和20世纪之交，‘Corps’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8%。”“Corps”的新成员要经受一系列考验，参加许多仪式，才被大家接受。“Corps”的仪式感非常强，有句名言是“喝酒作乐这种不严肃的事情，需要严肃的仪式来管理”。击剑决斗（Mensur）是“Corps”常见的元素，大家必须表现出勇气、冷静和始终愿意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接受挑战。大学毕业之后有职业和收入的旧成员（Altherr，字面意思是“老先生”）出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的自由／放荡生活、伙伴情谊的怀旧，往往愿意慷慨解囊，资助学弟们。而“Corps”的关系也构成人脉网，对大学生的未来生涯有很多帮助。[89]
图7-4 1858年的一个大学生社团（画作作者不详）
既然从军是贵族的主要职业选择之一，那么许多贵族子弟在军校（Kadettenanstalt）受教育就不足为奇了。普鲁士的第一所军校开办于1645年，萨克森的第一家军校创立于1692年，巴伐利亚的军校始建于1756年。这些早期的军校都只接纳贵族，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面对局势压力才开始招收资产阶级子弟。迟至1910—1914年，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著名军校培养的约1200名军官学员中仍有386人是贵族。[90]
19世纪的德意志军校招收十岁及以上儿童，学员要待6到8年，毕业之后获得军职。19世纪40年代起，德意志军校的课程其实和普通文理中学类似，但更强调数学和现代课程，而不是古典学。军校生活严酷而艰苦，是“极权主义”的机构。学员5点半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一天中的每一分钟都处于管制之下。他们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绝对服从上级、坚定不移地完成任务。只有到了高年级，学员才学习军事，但对低年级学员来说，军队的气氛同样弥漫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军校培养的主要是钢铁意志、坚忍不拔和其他军事美德，对学术成绩不太看重，对道德情操和审美更是不以为然。不过军校的使命主要是培养一线作战军官，所以这种教育方式很合适。[91]许多贵族世家世代从军，常常也是很多代人都受过同一所军校的教育。年轻的学员在军校食堂用餐时，说不定就坐在自己的父辈或祖先的同一个位置，用的是同一套餐具。[92]这是贵族军事传统延续性的突出体现。
图7-5 身穿“Couleur”并佩剑的大学生（Georg Mühlberg绘）
图7-6 1717年，柏林，站岗的军校学员（画作作者不详）
贵族女性的教育
如果说贵族男性的教育很少鼓励他们追求知识和文化本身，那么贵族女性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女孩受到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吸引未来的理想夫君，以及成为主持家庭的女主人。第二帝国时期柏林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和俾斯麦的好友，出身符腾堡贵族的希尔德加德·冯·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Hildegard von Spitzemberg，1843—1914）说，绝大多数德意志贵族女性受到的教育都极差，她们对家庭之外的世界也没什么兴趣。[93]这话也许有谦虚和自贬的成分，因为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自己就是在文化人与政治家当中游刃有余的贵族女才子。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贵族女孩除了在家受教士或家庭教师的教育之外，到一定年龄后可以去教会女校（Damenstift）。贵族女孩也可能被送到修道院受教育。1223年，乌尔里希·冯·达克斯贝格（Ulrich von Dachsberg）赠送温德斯托尔夫主教区修道院一块土地，条件是让他的女儿在那里“免费吃住，直到她把《圣经·旧约》中的《诗篇》卷全部学会”。修道院里的教师（大部分为修女）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所以使用大量德语材料，较少用拉丁文。不知为什么，对中世纪贵族女性教育来说，《诗篇》似乎特别重要，简直是必修课。修道院长阿尔伯特·冯·施塔德（Albert von Stade，1187之前？—1256至1264）描述著名的贵族女学者、科学家和圣徒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时说，她“像其他贵族青年女子一样，除了《诗篇》卷，别的什么都没有学过”。13世纪的艺术家塑造的贵妇形象很多都手拿《诗篇》。[94]
虽然中世纪大部分德意志贵族女性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也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贵族女性。康拉德二世皇帝的皇后施瓦本的吉泽拉（Gisela von Schwaben，989？—1043）和她的儿媳、亨利三世的皇后普瓦图的艾格尼丝（Agnes von Poitou，1025？—1077）是两位有名的识文断字的女政治家。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一世（？—1140）的女儿尤迪特（1130？—1174）后来成了波西米亚王后，她“在科学知识和拉丁语方面的造诣很深”。[95]
近代，贵族女孩到女子寄宿学校（M?dchenpensionat）接受教育成为风尚。最有名的一家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要数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Magdalenenstift in Altenburg），它始建于1665年，原为萨克森-阿尔滕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自己妻子玛格达莱娜准备的住所，以便自己死后妻子能得到很好的照料，不过建筑没有完工，公爵夫人就去世了。1702年，宗教诗人和慈善活动家亨丽埃特·卡塔琳娜·冯·格斯多夫（Henriette Catharina von Gersdorff，1648—1726）男爵夫人请求当时的公爵将这栋建筑改为慈善机构，供生活无着的贵族女子容身，并为贵族女童提供恰当的新教教育。公爵二话没说答应了。于是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从1705年开始运营，到1970年解散时共经营了两个多世纪（纳粹时期曾被禁止）。女童7岁入学，可以待到17岁。教师主要是牧师和在学校工作的贵族女子。[96]
这些贵族女校的宗旨不是培养女才子，而是培养社交能力和持家技能，课程有英语、法语、女红、绘画、钢琴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意志的很多贵族家庭渐渐陷入贫困，于是贵族女校开始提供实用课程，比如1900年玛丽亚·冯·塔登（Marie von Thadden）在卡塞尔开办的学校教贵族女孩烹饪、洗衣、园艺、养鸡和护理等技艺。这种课程的授课时间一般只有一年。[97]1907年，德国最大的贵族社团和互助组织，德国贵族联合会得到慷慨资助，在萨克森的勒比肖（L?bichau）建立一家“女子经济学校”，每年招收36名贵族女生，培训烹饪、烘焙、做果酱蜜饯、洗衣、熨衣、手工、园艺、缝纫、养家禽等实用技能。1918年之后，对大量家境败落的贵族女子来说，这些技能越来越成为救命稻草。[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