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反智主义？
纳粹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1890—1978）献给希特勒的戏剧《施拉格特》（Schlageter）里有句名言流传至今：“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给我的勃朗宁手枪打开保险！”（Wenn ich Kultur h?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后来有人错误地把这句话归于希特勒、戈林等人，以挖苦他们的粗鄙。[99]不过，在19和20世纪，其实颇有一些德意志贵族对“文化”真的是恨不得掏出手枪。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资产阶级凭借教育、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各行各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对他们来讲，教育至关重要。很多资产阶级人士从小听着母亲的钢琴音乐长大，自幼学习多种语言，长大之后成为工业、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领导者。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点并不夸张。
然而对贵族（尤其是小贵族）来讲，教育却没有同等的崇高地位。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念是鼓励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贵族的教育观念是培养同质化的群体，反对突出的个人主义。贵族阶层日渐受到风吹雨打，面对资产阶级的强力竞争而逐渐衰微。越是走下坡路，贵族就越需要固守自己的思想准则和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拉开距离，并维持优越感。[100]
贵族，尤其是高级贵族，在资产阶级风格的新型教育体制里其实表现得不错，往往拥有很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1908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当时有46名贵族从事写作，其中不少人还小有名气。[101]拥有博士学位的贵族也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来。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伞兵军官弗里德里希·冯·德·海特男爵（Friedrich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Heydte，1907—1994），不仅是贵族，还拥有法学和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不过，贵族对教育的态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一般来讲，德国西部和南部贵族对教育更为重视，文化水平也更高。北德，尤其是普鲁士容克，作为不学无术的“土老帽”，成了漫画的嘲讽对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部分贵族没有文化，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差，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与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保持距离，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搜集的大量贵族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材料中，贵族对自己少年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回忆往往是：可憎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沉闷无聊的上课时间、对糟糕的考试成绩无所谓；反抗乃至殴打非贵族出身的教师和校长；受到左翼教师教唆的资产阶级同学辱骂和攻击贵族学生。现代学校教育体制被资产阶级主导，作为学生当中少数派的贵族常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受威胁，他们对教育的排斥有反资产阶级的意味。[102]就连俾斯麦也说，在中学里，“我姓氏前面的‘冯’在我与同学和老师交往时，对于我的童稚的快乐是一种不利。我在格劳恩修道院的中学时，也忍受到了某些老师对贵族所怀有的憎恨，而这种憎恨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中，是作为对1806年以前时代的回忆而延续了下来的”。[103]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Joachim v. Winterfeldt-Menkin，1865—1945）是普鲁士的地主和地方大员，自己也很有文化，但他对走上学术道路的亲戚、大学教授保罗·冯·温特菲尔特的描述却相当负面。保罗满脸胡须，高度近视，离群索居，住在寒酸的公寓里，除了成柜的书，几乎家徒四壁。温特菲尔特家族的人大多是军官、地主和官员（也就是普鲁士贵族的传统职业），保罗与家族之间的鸿沟很深，交往很少。这个研究中世纪历史的老学究几乎被亲戚完全抛弃。现代学术具有资产阶级色彩，并不是传统的贵族行当，即便是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也不会得到贵族的尊重。[104]有一位贵族被其他贵族戏称为“书虫”，其实他仅仅经常阅读有关狩猎的报纸而已。[105]
那么贵族尊重什么呢？博吉斯拉夫·冯·塞尔肖（Bogislav von Selchow，1877—1943）出身普鲁士军官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海军军官，魏玛时期上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讲过自己上中学时的一个段子。因为搞体育运动时出事故，他的大脑受到“震荡”，拉丁语考试不及格。于是他写信给首相俾斯麦，引用了一句拉丁文来赞颂他。俾斯麦在回信里表扬了他的拉丁文。塞尔肖把俾斯麦的信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到俾斯麦已经发了话，只得给他及格。[106]塞尔肖后来成为大学者，但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花招”津津乐道，这可以体现贵族对教育的观念：书本知识比不上头脑灵活和性格坚定，而这些品质，他们相信是贵族与生俱来的。
俾斯麦曾讥讽地说，资产阶级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三代就开始学艺术史了。[107]威廉二世流亡期间的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说：“有三位德国伟人，大家只要听他们的话就足够了……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分别是农民、君主和贵族。德国人需要知道的，这三位都已经说得足够多了。”有右翼色彩的大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也说：“对正派人来讲，50本书就足够了。其余的都是‘教育’。”[108]这几句话很能代表部分贵族对文化的轻蔑。
典型的贵族追求的是“无所不包的肤浅知识”[109]，而不是在某一个具体学科的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贵族喜欢的是广度。无论什么话题，艺术、建筑、宗教、文学、博物学、法律等等，贵族都能侃侃而谈，知识面极其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任何一个领域他们都没有深度。贵族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浅尝辄止的广泛涉猎以及它带来的愉悦。贵族是杂家，不是专家，也不想当专家。在社交场合，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冗长而专业的喋喋不休令贵族厌恶。[110]贵族抱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贵族天生的优雅、智慧和鉴赏力，赋予其文化上的权威和创造力。这些品质是天生的，学不来的（专门学习甚至对其有害），是专属于贵族的。[111]
培养未来“精英”的右翼教育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仍然坚信自己身为传统精英，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与社会领导者。为了在年轻一代贵族当中培养新的“领袖”，贵族做了很多教育方面的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27年在图林根艾森纳赫附近一座贵族庄园建立的“艾利纳学校”（Schulgemeinde Ellena）。它集中体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部分德国贵族的保守和右翼思维模式。
该学校的创建人和校长是个出身资产阶级的怪人，名叫“古斯塔夫·胡恩”（Gustav Huhn，1901—？）。他得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贵族的支持，包括德国贵族联合会领导人瓦尔特·冯·博根（Walter von Bogen）和“绅士俱乐部”（也是贵族参与的一个重要社团）莱茵兰分支的主席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公子（Albrecht Prinz von Hohenzollern，1898—1977）(2)。胡恩向贵族的呼吁是，他们应当承担起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和国、反对议会民主制的重任。他对贵族极尽谄媚，再加上他的反民主思想与许多贵族臭味相投，让他赢得了很多贵族在金钱和思想上的支持。
按照他的设想，艾利纳学校应当是超越不同地区和宗教的，面向全体德国贵族，培养新一代领导人。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很常见，他自己的特色在于一种神棍式的说教，颇有神秘主义色彩：“古老的巨龙在拼死搏斗。这时，基督的战士米迦勒跳上白马，他的盾牌熊熊燃烧如烈日。基督万岁！第三帝国万岁！”(3)胡恩既推崇贵族的高贵血统和种族主义，又带有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贤能政治”色彩，主张年轻贵族通过努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艾利纳学校的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国民经济学、艺术史，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宇宙共同体”这种玄乎的形而上学。有意思的是，艾利纳学校还有一门专门培训农民和工匠的课程，招收无业平民青年。课程的目的是让未来的领导人，即贵族子弟，与下层有直接的接触，练习自己的领导技能。[112]
艾利纳学校并没有取得胡恩吹嘘的成绩，反而引起了贵族内部的争吵。有不少贵族对胡恩和他的学校发出了质疑和抨击。尤其是巴伐利亚天主教贵族指责“胡恩的愚蠢教导”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不符合贵族传统的保守主义，违反贵族的君主主义思想。[113]巴伐利亚贵族卡尔·奥古斯特·冯·德雷克塞尔伯爵（Karl August Graf von Drechsel）说，胡恩的课程“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与基督教精神抵触……把旧的反天主教思想、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混合在一起……是后果严重的乌托邦幻想，比希特勒还夸张”。卡尔·冯·阿雷廷男爵（Karl Frhr. v. Aretin，1884—1945）(4)甚至说，胡恩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胡恩是列宁思想的传播者。[114]最后艾利纳学校于1932年1月因为财政原因而关门。[115]德意志贵族教育的一个荒唐篇章就这样结束了。胡恩不是纳粹党人，但他的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是很普遍的；支持胡恩的那些贵族，后来很多成为纳粹党人，或是纳粹的同路人。
五 童话国王、骑士诗人和贵族作家：德意志贵族与文学
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在比较19世纪德、英、俄三国贵族时提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观点：德意志和英国贵族对文学的贡献很小。利芬认为，对世界文学有影响力的德意志贵族作家勉强只有一位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英国只有拜伦。而俄国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丘特切夫和屠格涅夫这样一大批世界级的文豪。[116]
当然，利芬没有把歌德和席勒这样出身市民阶层，后来得到贵族身份的人算作贵族文学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学者和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祖先曾经拥有过贵族身份，不过从17世纪开始放弃了。但施莱格尔于1815年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得了一枚骑士勋位，于是开始自称“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17]
利芬说的有没有道理，欢迎读者诸君自行评判。熟悉德语文学史的朋友会知道，德意志贵族与文学历来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在古典和浪漫派时期，德意志贵族当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能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相比有些逊色，但仍然是德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瑰宝。另外，德意志贵族对文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亲自提笔创作上，还体现在贵族对文学和文学家的赞助与提携方面。
本节首先梳理德意志贵族作为文学的赞助者与消费者所发挥的作用，然后大致遵循时间顺序，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贵族作家。为了节约篇幅，也是为了效仿利芬，本节不会涉及歌德和席勒那样出身市民阶层，但后来被册封为贵族的作家。
德意志的梅塞纳斯：贵族作为文学赞助者与消费者
贵族担当文学艺术赞助人和供养人的历史非常悠久。德语中“赞助文艺”这个词“M?zenatentum”的词源是“Maecenas”这个名字，即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公元前68—前8），他是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挚友和谋臣，也是著名的文艺赞助者。梅塞纳斯在选择诗人加入自己的朋友圈子时颇具慧眼。大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曾得到梅塞纳斯的提携和资助。维吉尔通过梅塞纳斯认识了奥古斯都。人们普遍相信，是奥古斯都敦促维吉尔开始了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伟大工程。[118]
从古至今，德意志贵族以梅塞纳斯为榜样，大力赞助文艺，提携和帮助文人。这么做的理由部分是附庸风雅、追求虚名；部分是为了拉拢文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用名人的光辉给自己的统治增添光彩与威望；当然也有贵族恩主对艺术特别爱好，真心实意地喜爱甚至崇拜艺术家。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的艺术形式，如绘画（肖像、纹章等）、建筑、雕塑、音乐、芭蕾歌剧等，也是贵族生活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形式的功能和作用与文学类似。贵族是这些艺术作品的消费者；这些活动是贵族的休闲，也是他们地位的象征。
德意志贵族赞助和消费文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发源于12世纪中叶的德意志骑士-宫廷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很短暂（大约在1170—1250年），却是德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贵族／骑士是文学的承载者，宫廷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宫廷的主人（贵族）是恩主，骑士文学通常是受恩主的委托而创作的，所以可以说骑士文学是一种御用文学。当然，有的作者本身也是贵族和骑士。德意志的骑士文学在很多方面借鉴和学习了法兰西的骑士文学，也受到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接触东方文化的影响。[119]
我们先谈骑士文学的贵族赞助者，下文会介绍几位贵族创作者。
骑士文学在中世纪最著名的赞助者可能要数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他统治下的瓦尔特堡成为德意志宫廷叙事诗的中心之一。除了著名的诗人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Wolfram von Eschenbach，1170—1220），他还赞助过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Veldeke，1150？—1190？）、福格威德的瓦尔特（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1170？—1230？）等德语文学史尤其是骑士文学史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著名的“瓦尔特堡歌唱比赛”（S?ngerkrieg auf der Wartburg）就发生在赫尔曼一世的宫廷，这是德意志文化史上的美谈，不过可能只是个传说。大约1206年，六位歌手／诗人聚集在赫尔曼一世的宫廷，比试才艺，参赛选手包括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福格威德的瓦尔特、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茨威特尔的莱因马尔（Reinmar von Zweter，1200？—1248）、比特罗尔夫（Biterolf，13世纪）和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Ofterdingen）。根据比赛规则，失败者将被斩首。五位诗人和歌手使出浑身解数歌颂赫尔曼一世，只有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歌颂自己的主公奥地利大公，说他是太阳，其他君主只是星辰。于是其他五人歌颂赫尔曼一世是白昼，说白昼来得比太阳更早，并宣布自己胜利。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即将被处死，后来得到赫尔曼一世之妻的庇护，缓刑一年。他要利用这一年的喘息之机去找歌唱大师克林格索尔（Klingsor），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克林格索尔最后证明，太阳比白昼更早到来，于是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获胜[120]。
图7-7 瓦尔特堡歌唱比赛，出自《马内塞古诗歌册子本》
到了德意志历史的近代，最有名的贵族恩主与艺术家的故事，除了萨克森-魏玛大公与歌德的友谊之外，也许要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45—1886）与里夏德·瓦格纳的惺惺相惜。路德维希二世是著名的“童话国王”，是狂热的城堡修建者，他一掷千金建造的新天鹅堡（Schlo? Neuschwanstein）在当年被认为是君主的狂想和奢侈浪费，但在今天是巴伐利亚的重要旅游景点和收入来源。路德维希二世天性敏感脆弱，耽于幻想，可能有同性恋倾向。他对瓦格纳顶礼膜拜，几乎到了痴情的地步。他是瓦格纳的命中贵人，若没有国王的大力支持，瓦格纳的很多作品（既是音乐，也是文学）未必能顺利出世和上演。瓦格纳在政治上是有名的激进派，而且生活放荡不羁，挥金如土，所以时常债台高筑，在德意志各邦乃至国外被警察或债主穷追不舍。路德维希二世在15岁时看过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从此对他五体投地。1864年3月4日，国王首次接见瓦格纳，从此德意志历史和艺术史上一段伟大的友谊开始了。瓦格纳在国王的“供养”之下获得财务自由，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在我高贵的朋友的庇护下，最沉重的生活压力再也不会动我一根毫毛了。”[121]国王对瓦格纳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不仅帮助他还清了所有债务，国王的私人预算也可供他支配。瓦格纳搬入国王提供的豪宅，国王还把自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乡间别墅腾出来给瓦格纳使用。[122]著名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就是在路德维希二世赞助下于慕尼黑首演的。后来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建造自己的歌剧院时，也仰仗国王的慷慨解囊。两人之间有着强烈的感情。国王在信中称他为：“我挚爱的人！天神般的朋友！”瓦格纳则回答：“亲爱的、忠实的、我唯一所爱的人！”[123]
贵族作为创作者：从中世纪到巴洛克时代
谈到身为贵族的文学创作者，也要从中世纪的骑士-宫廷文学讲起。
贵族宫廷往往是流光溢彩、莺莺燕燕的场所，自然也少不了男女私情。熟悉欧洲文学的朋友都知道“典雅爱情”或“宫廷爱情”（英文“Courtly love”，德文“Minne”）这种文学母题。顾名思义，这种爱情以宫廷为背景，但一般是骑士与有夫之妇（并且往往是自己领主的妻子）之间的爱情，或者说私情。贵妇人与其情人的关系酷似领主与家臣，情夫对他神圣的情妇表现出完全的尊重、忠贞和崇拜。贵妇人永远是美丽的，因为美丽不是指相貌，而是指身份高贵。骑士为女主人献殷勤，表达精神上的爱慕。这种爱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爱，而是“提高了的觉悟，美化了的姿态，是对本能冲动的净化，因此是教育人、督促人上进的力量。骑士就是靠这种力量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完善自己……他期待的‘报酬’（lohn）仅仅是女主人用一个眼神、一句问候或者丢下一块手帕表示认可，而他就满足了”。[124]
这种故事最早出现在法兰西南部的阿基坦、普罗旺斯等地，时间大约是11世纪。以这类故事为蓝本，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12至14世纪的德意志，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宫廷爱情”的故事和诗歌，称为“骑士爱情诗”（Minnesang）。这是德意志骑士文学三大门类之一，另外两种是宫廷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作和演唱这些作品的艺术家被称为“骑士爱情诗诗人”（Minnes?nger，字面意思是“爱情歌手”）。德意志的骑士爱情诗诗人和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与法兰西北部的游吟诗人（Trouvère）类似。他们关于“宫廷爱情”的文艺作品起初是宫廷和贵族的消费品，后来受众范围渐渐扩大。骑士爱情诗是德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诗人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虽然主要以史诗闻名，但也创作关于“宫廷爱情”的抒情诗，所以他也算是骑士爱情诗诗人。
骑士爱情诗诗人当中有大贵族，比如14世纪的《马内塞古诗歌册子本》（Codex Manesse）里列出的骑士爱情诗诗人当中有国王、公爵、伯爵，甚至还有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有的骑士爱情诗诗人是家臣，也就是无自由的骑士。总的来讲，骑士爱情诗诗人属于贵族阶层，他们的艺术创作和表演是为了娱乐本阶级的人，他们不是贵族雇用来提供娱乐的职业艺人。
最早的骑士爱情诗诗人之一弗里德里希·冯·豪森（Friedrich von Hausen，1150？—1190）出生于男爵家庭，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宫廷扈从，在这位“红胡子”皇帝领导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战死。他的一首诗歌探讨了“爱情”和“上帝”，即为“女主人服务”和为“上帝服务”之间的矛盾。这两项义务不能兼顾，他最后选择拒绝“爱情”：
我的心灵和我的躯体想要分离，
可它们待在一起已经这么长时间。
躯体渴望为反对异教徒而战，
心灵却公开选择了一位妇人。
长久以来，这一直是我的负担，
它们二者再也不愿携手同行，
这么大的不幸，我无能为力，
唯有上帝才能平息这场争端。[125]
巴伐利亚骑士和诗人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被誉为德意志中世纪最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126]从他的作品看，他可能是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的家臣。他在诗歌中说“当骑士打仗是我的天性”[127]。他的代表作史诗《帕西法尔》（Parzival）是现存最早的德语“圣杯”骑士传奇作品，也是中世纪的“畅销书”。主人公帕西法尔出身于负责守护圣杯的家族，但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神秘出身。他原本是个幼稚的孩童，逐渐接受教育和磨炼，经历爱情与冒险，吃了不少苦头，犯了许多错误。第一步，他获得骑士的武艺和勇气；但这还不够，他还需要懂得骑士的品德与义务，懂得克制与节度。这些还不足以让他成为完善的人，因为他遇见身患重病的渔王（即守卫圣杯的国王，也是他的舅舅）竟然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嘘寒问暖。经历更多磨难和教育之后，他终于忏悔，问候渔王：“舅父，你身体如何？”这简单的一句话表明帕西法尔已经大彻大悟。渔王因此痊愈。最后帕西法尔继承圣杯堡的王位。
沃尔夫拉姆的另一部作品《维勒哈尔姆》（Willehalm）讲的是法国南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有点像《罗兰之歌》；但有意思的是，主人公维勒哈尔姆娶了穆斯林君主的女儿，还任用一名拒绝接受基督教的穆斯林俘虏伦纳瓦尔特。这个伦纳瓦尔特是非常正面的形象，品格高尚、武艺高强。[128]除了这些骑士题材作品外，沃尔夫拉姆还是有名的“骑士爱情诗诗人”，有九首抒情诗留存至今，其中五首是典型的“宫廷爱情”题材的“破晓歌”。这种题材源于普罗旺斯，一般写的是骑士与贵妇人缠绵厮守一夜，到天亮时骑士必须离开，以免毁了贵妇人的名节。沃尔夫拉姆被认为是德意志破晓歌的真正缔造者。[129]
福格威德的瓦尔特出生于奥地利下层贵族，曾在奥地利公爵（巴本贝格家族）、施瓦本的菲利普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施陶芬家族）、图林根、迈森等宫廷服务。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骑士爱情诗，并且对典雅爱情的理念有所发展。在他笔下，爱情不再是高贵的女主人和身份较低的青年骑士之间“服务”和“报酬”的关系，而是男女平等的真正爱慕。所以贵妇之所以值得爱慕，不是因为她的等级，而是因为她的美德；平民女子如果品德高尚，也可以成为爱情诗的描写对象。[130]在韦尔夫家族与施陶芬家族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瓦尔特坚决支持后者，希望施瓦本的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的幼子）“戴上那顶宝石王冠”（出自名诗《我听见潺潺流水声》［Ich h?rte diu wazzer diezen］），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皇帝；瓦尔特对坚持割据的诸侯和制造分裂的教宗深恶痛绝。所以他写了很多政治格言诗来表达自己的政见，比如《我坐在岩石上》（Ich saz ?f eime steine）：
有三件东西怎么才能获得，
而且缺一不可。
前两件是尊严和财富，
它们早就成了障碍，常常招灾惹祸。
那第三件是上帝的恩泽。……
和平与正义被置于死地，
只要它们不恢复，
那三者就少了必要的保护者。[131]
在瓦尔特心中，只有强大的皇帝才是“尊严和财富”“上帝的恩泽”的“保护者”。不过有意思的是，施瓦本的菲利普于1208年遇害，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成为皇帝，瓦尔特又在另一首诗里支持新皇帝。[132]
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和福格威德的瓦尔特应当算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贵族创作者当中最优秀的代表。(5)
到了巴洛克时代，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安东·乌尔里希是典型的开明专制君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大力赞助和支持文艺、建筑和科学等。他崇拜路易十四，在自己的宫廷推行法国文化，说法语；1690年在不伦瑞克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歌剧院，邀请一大批著名的作曲家和歌手到不伦瑞克。他慷慨解囊，扩建著名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更了不起的是，公爵本人也是文学创作者，涉猎广泛，在德语文学史上留名。他可以算是德语历史小说的先驱之一，著有小说《尊贵的叙利亚女王阿拉梅娜》（Die durchlauchtige Syrerin Aramena）和《屋大维娅，罗马故事》（Octavia. R?mische Geschichte）。前者试图证明神确立的世界秩序是不可撼动的，后者则借古喻今[133]，一直到他去世前才写完，为他奠定了在17世纪德意志文学史上的地位。安东·乌尔里希在学生时代就写诗，1656年结婚时为了庆祝自己的婚礼，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剧《春天的芭蕾》。他还创作了许多清唱剧、歌剧和宗教诗歌。“他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把沃尔芬比特尔这个小小的邦国……提升为德意志的文化中心之一。”[134]
值得一提的是，安东·乌尔里希的父亲奥古斯特公爵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的4万册藏书在当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安东·乌尔里希的母亲伊丽莎白是有名的女才子，创作了一些诗歌、歌剧唱词和小说。[135]
19世纪：贵族作家群星闪耀
到了19世纪，德意志贵族更加活跃地参与到文学活动当中。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本身就习惯于阅读。读小说是贵族（尤其是贵族女子）重要的消遣手段，阅读各种古典作品或技术书籍（比如法学、农学和军事科学著作）也是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书籍的创作者有不少就是贵族，他们涉足的都是对贵族阶层来讲特别重要的领域，比如前面讲到的法学、农学和军事科学。不过创作文学（尤其是面向市场和大众的作品）对贵族来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有失身份的事情，所以很多贵族作家要用笔名掩饰自己的身份。比如安东·亚历山大·冯·奥尔施佩格伯爵（Anton Alexander Graf von Auersperg，1806—1876）作为诗人的笔名是“阿纳斯塔西乌斯·格林”（Anastasius Grün）；奥地利浪漫派作家尼古拉斯·弗朗茨·冯·施特雷瑙（Nikolaus Franz Edler von Strehlenau，1802—1850）的笔名是“尼古拉斯·雷瑙”（Nikolaus Lenau）。描写本阶层生活的传记、回忆录、家史等，也是贵族作家常选择的题材。
19世纪德语文学史当中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下面就大致按照年代顺序，简单介绍几位。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Georg Philipp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可以说是最才华横溢的浪漫派诗人之一，可惜英年早逝，作品不多，但“思想广博而深邃，意象奇诡而神秘，语言纯净而清晰，在同时代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对济慈、爱伦·坡和法国象征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德国现代派作家霍夫曼斯塔尔、赫尔曼·布洛赫、托马斯·曼等都曾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过养分和灵感”。[136]
诺瓦利斯出身萨克森贵族家庭，父亲是庄园主和盐务官员。9岁那年，诺瓦利斯得重病而幸免于难，此后心智突飞猛进，勤于学习，尤其精于研究哲学，而且学习过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等专业，是一位有很深的自然科学造诣的文人。在莱比锡大学，他和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成为好友。
对诺瓦利斯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事件，可能要数未婚妻索菲（比他小10岁）在年仅15岁时病逝。在诺瓦利斯那里，对索菲的“爱情俨然已超凡脱俗，进入了哲学，甚至宗教的领域”[137]。诺瓦利斯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神秘主义诗歌《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的源起就可以追溯到他在索菲墓前的一次灵异经历。他在1797年的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我去找索菲。无以名状的欣悦——突来的瞬间的狂喜——我像吹尘土一样吹开坟墓——千百年如同几个瞬间——感到她近在咫尺……”这段神秘体验就是全诗的核心。[138]《夜颂》很难读，蕴含了复杂而扑朔迷离的意象。我觉得这首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借助大量的研究和阐释著作，来领会作为哲学和思想诗的《夜颂》；一种是不用考虑那么多，单纯通过朗读来欣赏它的音乐美和文字美。
阿希姆·冯·阿尼姆出身柏林的贵族家庭，父亲是普鲁士官僚。阿尼姆也学过自然科学，后来兴趣转向文学。他和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巨商世家子弟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布伦塔诺家族原本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贵族）是莫逆之交，后来还娶了布伦塔诺的妹妹贝蒂娜。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是当时有名的才女，也是作家，著有《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是她与歌德的母亲和歌德本人的通信，以及她表达对歌德崇拜之情的日记。
婚后，阿希姆·冯·阿尼姆隐居在自己的庄园，一面当地主，一面从事创作。他和好友布伦塔诺合作，搜集整理德意志民间歌谣，结成《男童的奇异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当时正值拿破仑在德意志称霸的时代，阿尼姆和布伦塔诺挖掘整理德意志的民间文学，也是为了激发同胞“民族自强、文化自救的热情”[139]。从浪漫派作家到海涅、毕希纳乃至20世纪的霍夫曼斯塔尔都深受《男童的奇异号角》的影响。歌德曾表示，希望看到每家每户都有这部诗集，“放在窗台、梳妆台或者放歌谱和菜谱的地方”。通过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里夏德·施特劳斯和马勒等音乐家的谱曲，《男童的奇异号角》的影响力也跨越了德意志的国界。[140]
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无论在德语文学史还是德意志贵族史上都是一位独特人物。他其实是法国人，出身于香槟地区的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后随家人流亡到德意志。他年少时当过普鲁士王后露易丝的侍童，因为聪明好学而得到王后的青睐，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机会。后来他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还学习植物学，参加过为俄国效力的波罗的海德意志探险家奥托·冯·科茨布（Otto von Kotzebue，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的儿子）组织的环球科考队，去过太平洋和北极，并根据自己的科考和航海经历写了一部《环球之旅》（Reise um die Welt）。沙米索凭借自己在科学上的贡献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
沙米索15岁到了柏林之后才开始学德语，后来居然成为德语文学史上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德语不是他的母语，写作尤其困难，他曾说：“我以无限的艰难同诗句和韵脚作战。”但1831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之后，就已经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德意志诗人”。[141]他的诗歌往往有政治色彩，批评时政，谴责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神圣同盟的复辟政策，提出自由民主的诉求。而他最重要的小说要算《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主题是金钱并非万能。
身为法德两国的贵族，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沙米索对贵族阶层的命运也有思考。他认为，贵族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将是“工业贵族”[142]。他指的大约就是工业革命之后掌握新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
弗里德里希·德·拉·富凯男爵（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也是法国贵族的后裔，远祖参加过十字军东征。他的祖辈是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受迫害所以流亡到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富凯和沙米索一样，也曾在普鲁士军中效力。
富凯热衷于骑士梦想，写过大量骑士小说，在当时负有盛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甚至说富凯的《魔戒》（Der Zauberring）是“《堂吉诃德》之后最好的小说”。不过富凯的骑士小说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读了。晚年的富凯更是像堂吉诃德一样沉迷于骑士梦，“诅咒自己无法理解的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可笑而可悲的时代落伍者”。能够让富凯留名文学史的作品应当是他的中篇小说《涡堤孩》（Undine，有徐志摩的译本）。《涡堤孩》讲的是一个纯情水妖的凄婉的爱情故事。
诗人和小说家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男爵（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出身于西里西亚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受过阿尼姆和布伦塔诺的《男童的奇异号角》很深影响。1813年的德意志解放战争期间，艾兴多夫参加吕措志愿军（Lützowsches Freikorps），抗击拿破仑军队，后成为普鲁士军官。他的中篇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被誉为“近乎完美的浪漫文学作品……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诗”。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废物”自居，满不在乎，拒绝做常人心目中有用的人，不在乎人世间的物质享受和世俗价值，欢天喜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不谙世故，天真烂漫，却总是逢凶化吉，傻人有傻福。[143]
在历史学家利芬眼中唯一对世界文学有影响力的德意志贵族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出身于普鲁士的军官世家（克莱斯特家族出过20多位将军），自己也少年从军，却在军旅生涯一帆风顺时主动辞去军职，去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因为他不愿意成为“无知的容克”。[144]他属于苦吟派的作家，创作极为艰苦，身心俱疲，多次患重病，作品又受到歌德和席勒等文豪的冷遇，在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办报纸和刊物来阐述自己政治抱负的理想又屡次受挫。最后他与身患不治之症的女友一同在柏林的万湖畔自杀。到了20世纪，文学界对克莱斯特的接受才发生彻底改观，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德国文学史上是仅次于歌德和席勒的伟大作家。[145]
克莱斯特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目睹社会的诸多不公，试图与自己所在的贵族阶层决裂；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高贵出身依依不舍。他对普鲁士当局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又对普鲁士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他因为法律和秩序限制个人自由而厌恶它们，又倡导必须遵守法律和秩序[146]。这些矛盾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洪堡公子弗里德里希》（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是一部戏剧，取材于17世纪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与瑞典之间战争的历史。洪堡公子弗里德里希是选帝侯麾下的将领，违反了军令，虽然取胜，但选帝侯仍然要判他死刑。最后在大家的求情和施压之下，选帝侯同意赦免他，但条件是他必须公开承认选帝侯的死刑判决是公正的。洪堡公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承认自己违反军令是有罪的。克莱斯特厌恶国家和强权对个人的压制，反对盲目服从，要求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服从纪律和维护秩序是人应尽的义务。
克莱斯特的另一部杰作、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也取材于真实历史。科尔哈斯原本是安分守己的马贩子，无辜遭到大地主的欺压，马匹被抢走。而法官与地主狼狈为奸。正所谓官逼民反，科尔哈斯啸聚山林，开始造反。这是一场私战。官军屡次镇压都失败了。但科尔哈斯后来接受了马丁·路德的忠告，放下武器，再次走上法庭，结果被判处死刑。但法庭也判地主抢夺科尔哈斯的马匹是违法的，必须物归原主。克莱斯特相信，造反必须受到惩罚，不管造反的缘由是什么，因为只要造反就是破坏了社会秩序。
出身于匈牙利的奥地利贵族诗人尼古拉斯·弗朗茨·冯·施特雷瑙（Nikolaus Franz Edler von Strehlenau，1802—1850）用的笔名是“尼古拉斯·雷瑙”（Nikolaus Lenau）。他被同代诗人称为“德意志的拜伦”。[147]他一生经历诸多病痛，最后死在精神病医院。他的几次爱情都以悲剧告终，他曾爱上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神话的编纂和普及者）的外甥女，虽然一往情深，却从一开始就无比悲观，说自己骨子里能体验到的幸福实在太少，所以无法再分给别人。他经常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不安、躁动、抑郁和悲世悯己。[148]他的声誉主要来自抒情诗，比如献给情人的《芦苇之歌》（Schilflieder）：
平静的湖面上，
皎洁的月光
把白色玫瑰
编入芦苇绿色的花冠。
山坡上鹿群漫步，
仰望夜空，
又有振翅之声
发自芦苇密丛。
我低垂泪眼，
甜蜜的思念
穿过我灵魂深处，
如同夜晚的祈祷。
——《芦苇之歌，第五首》[149]
奥古斯特·冯·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1796—1835）伯爵出身汉诺威的破落贵族家庭，少年从军，但对军旅生涯毫无兴趣，后来学法律，博览群书。他是罕见的语言天才，能够直接用原文阅读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葡萄牙和英国的文学作品。[150]
他和克莱斯特一样，是充满矛盾的人。他对许多不熟悉甚至不认识的男子表现出强烈的爱慕之情，但一旦与自己爱慕的对象接触，他的爱情想象就立刻崩溃。他自己曾写道：“我的一生，是梦幻和理想的一生。我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对我的心灵毫无影响。”[151]他经常抱怨自己无法企及前人的高度，但又经常无比自负。艾兴多夫说普拉滕是“克莱斯特的漫画版”，克莱斯特像垂死的罗马人一样试图掩盖自己的痛苦，而普拉滕把自己的痛苦作为艺术到处展示。[152]
普拉滕的诗作经常借鉴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古典诗歌，比如他的抒情诗《加扎勒》（Ghaselen）就学习了阿拉伯诗歌的一些元素，“加扎勒”本身就是阿拉伯和伊斯兰诗歌的一种题材。歌德也盛赞这是一部“令人赏心悦目的、意义深刻、完全符合东方情调的诗集”。[153]不过也正是因为学习阿拉伯诗歌，普拉滕卷入了与卡尔·伊默尔曼和海涅的论战，在唇枪舌剑之中还耻笑海涅的犹太血统，为人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