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危急，普鲁士国王的宝座摇摇欲坠。芬克主张只有国王退位，才能挽回局面、安抚革命者并保全君主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威廉（即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是太子，因主张强硬镇压革命而获得“霰弹王子”的恶名，成了柏林城里最受憎恨的人物。[212]他逃到了英国，但他的妻子，即太子妃奥古斯塔还在波茨坦。芬克希望不受自由派欢迎的威廉也放弃王位，并请俾斯麦帮忙劝说。3月23日，俾斯麦拜访了奥古斯塔，但这次会谈的过程如何已经成了罗生门，双方各执一词，后人无法知道真相。
俾斯麦后来说，奥古斯塔告诉他，威廉太子已经去了英国（这让俾斯麦大吃一惊），她打算扶持她与威廉的长子（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为普鲁士国王。俾斯麦认为这是叛国，是对国王和太子的背叛。奥古斯塔对此次会谈的描述却完全不同。她说，当时俾斯麦代表普鲁士王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威廉太子的三弟）来找她，请求她允许他们用威廉及其长子的名义发动反革命，撤销国王已经做出的对革命者的让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施宪政等）。她拒绝了。[213]
俾斯麦和奥古斯塔究竟谈了什么，芬克是唯一在场的知情人。后来俾斯麦说此事是他与芬克决斗的理由之一。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认为，如果真相是俾斯麦说的那样，那么这不足以成为他与芬克决斗的理由；而如果真相是奥古斯塔说的那样，那么俾斯麦就有理由怨恨芬克了，因为芬克是唯一知道他在奥古斯塔面前失败丢脸的人。[214]
1848年革命期间，芬克加入了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主张德意志各邦通过协商实现统一，并宣扬主权在民。身为保守派的俾斯麦坚决抵制这些理念。并且在随后的危机中，俾斯麦宁愿普鲁士屈服于奥地利，也不愿意普鲁士屈服于自由主义。
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欧洲处于专制力量回潮的“反动年代”。德意志各邦恢复了“德意志邦联”，以奥地利为领导者，这让普鲁士十分不满。新任普鲁士派驻德意志邦联的公使俾斯麦的使命就是尽可能打击奥地利的声望。在俾斯麦担任该职务期间，发生了著名的“燃烧雪茄”传奇。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俾斯麦自己炮制并传播的，真实性可疑。大致的情节是这样的：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奥地利公使担任主席；只有主席有权在会议室抽烟；俾斯麦拒绝接受奥地利公使独享特权，就故意也点起雪茄来抽。[215]在普鲁士国内，大家觉得这是针对奥地利的一次外交胜利。
1852年3月，在普鲁士议会上，俾斯麦与芬克等自由派政治家唇枪舌剑。俾斯麦表示，普鲁士军人和大部分民众是忠诚的，只有大城市里的民主派对国王的忠诚度可疑。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炒得火热，引发了种种挖苦和抨击。另外，媒体对俾斯麦的话也有曲解，比如说俾斯麦的意思是政府不信任甚至敌视民众，俾斯麦想要消灭大城市等等。[216]
本届议会的另一个议题是，是否为修复霍亨索伦城堡的工程拨款10万塔勒。芬克指出，这座城堡的驻防人员仅有150人，军事意义不大。他怀疑该项目仅仅是霍亨索伦王室为了光宗耀祖，修缮祖先的城堡的形象工程而已，这笔钱不如用到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芬克还对俾斯麦预测六个月内可能发生战争的话大加挖苦。一时间，舆论对俾斯麦十分不利，把他描绘成好战、嗜血、满口胡言、自吹自擂的可笑人物。
在辩论中，芬克对俾斯麦冷嘲热讽，说他在外交方面唯一的成绩就是“燃烧雪茄”的故事。俾斯麦认为这件事情是他私下里当作笑话讲给芬克听的，如今芬克居然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不仅违背了外交界的规矩，也有失体面。[217]俾斯麦对芬克的攻击十分愤怒，尤其是芬克与他属于同一阶级，身份类似，居然如此不讲情面。俾斯麦对芬克的反击就是，芬克没有教养，配不上自己的贵族身份。
这下子惹恼了芬克，他通过中间人向俾斯麦发起了决斗挑战，要捍卫自己的荣誉、人格与地位。俾斯麦也承认自己的话侮辱了芬克。当然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不仅仅是因为近期的争吵，也不仅仅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治立场。双方通过中间人紧锣密鼓地准备决斗。俾斯麦原希望用军刀（S?bel）决斗，因为双方都曾是大学生兄弟会成员，都剑术高超。据说俾斯麦在大学的三个学期就决斗25次[218]；而他对手枪决斗没有经验。芬克也是斗剑的老手，1833年为此受过要塞监禁。但最后双方还是约定用手枪。于是有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俾斯麦后来成为世界级伟人，芬克则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不过，俾斯麦因为政治而卷入的决斗还不止这一起。
1865年6月2日，在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普鲁士议会辩论之后，时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当着众多议员的面，向他的政敌，著名的医生、病理学家、大学教授和自由派议员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发起了决斗挑战。菲尔绍思想进步，支持社会福利和少数民族权益，反对扩大军备、反对战争，与俾斯麦发生政治冲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时正值普鲁士的“宪法危机”，国王、俾斯麦和保守派希望为陆军大幅度拨款，需要议会通过。但议会里的自由派认为这么一笔巨款最好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菲尔绍在议会严厉批评了俾斯麦，让首相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菲尔绍拒绝了决斗，说这不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解决争议的方式。的确，在这样一位出身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眼中，带有封建时代贵族色彩的决斗的确与时代格格不入。而俾斯麦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老派的贵族，所以热衷于决斗。此事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双方都有很多拥护者。很多保守派认为，菲尔绍的确不能接受决斗，因为他身为资产阶级人士，没有“荣誉”可言。[219]
图7-14 鲁道夫·菲尔绍（画作作者不详）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是，菲尔绍接受了决斗挑战，因为他是被挑战者，所以有权选择武器。他的选择非常古怪：两根猪肉香肠，一根是煮熟的，给他自己；另一根是生的并且含有猪肉虫（旋毛虫，Trichinella spiralis），俾斯麦首相理智地拒绝了。[220]
什么是“决斗”？
决斗不是专属于贵族的，但在德意志历史上与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节说的决斗不是战场上的单挑，比如《旧约》里少年大卫击杀非利士巨人歌利亚，或者特洛伊战争里帕里斯与墨涅拉俄斯为了争夺海伦而进行一对一的对抗；也不是中世纪用来判定某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决斗审判；而是生活中为了荣誉、脸面而进行的武力冲突，古时用剑或军刀，近现代用手枪，双方预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和规则（比如用什么武器，如何操作），在助手和医生陪同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对决。对于决斗，一个比较常见的基本定义是“为了捍卫荣誉”而进行的“事先约定、遵守规则、使用致命武器的两人对决”[221]。
现代意义上的决斗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意大利，法国可能在同时出现了决斗，然后先后传播到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尼德兰，但“决斗”这个概念在17世纪才传入神圣罗马帝国，“Duell”这个词于1625年首次出现在德语文献中。[222]
决斗的规则非常复杂，有成文的规则供人学习参考。奥匈帝国军官弗朗茨·冯·博尔加尔（Franz von Bolgár，1851—1923）编写了《决斗规则》（Die Regeln des Duells，1880年首版于布达佩斯），另一位奥地利军官古斯塔夫·赫尔格泽尔（Gustav Hergsell）于1891年发表了《决斗法则》（Duell-Codex）[223]。1882年由一位军官撰写、在德国发表的《决斗传统习俗》（Die Conventionellen Gebr?uche beim Zweikampf）总结和记录了军队里流传的决斗规则。[224]
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决斗。起初只有那些可以合法携带武器的人，也就是贵族、军官和大学生，有资格决斗。当然到了19世纪，市民阶层的人，只要出身体面并且愿意服从规矩，也可以参加决斗。19世纪德意志各邦的大部分决斗，比如普鲁士发生的决斗的70%、巴伐利亚的82%和巴登的86%，发生在市民之间。[225]
决斗的目的不是杀死对方，而是为自己受到的侮辱（言语攻击、辱骂、含沙射影，以及自己的妻子、姐妹、未婚妻等女性亲友受到的侮辱乃至侵犯）得到“满足”（Satisfaktion）。所谓的侮辱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傲慢的眼神、没有向有绅士陪同的女士问候、在拥挤的电车上无意的推搡等等。[226]
双方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愿意冒负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所以不管决斗的结果如何，双方都可以得到“满足”，也就恢复了荣誉。这里的荣誉不只是个人荣誉，也是整个群体（贵族、军官、大学生等）的荣誉。为了荣誉挺身而出，是该阶层的人士应义不容辞肩负起的责任。逃避决斗责任，就丧失了荣誉，会遭到本阶层的唾弃。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军官阶层为贵族所主宰，“荣誉感”特别强。比如1855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军队刑法第114条规定：“当军官的荣誉……当着别人的面受到无端攻击时，动用武器紧急捍卫荣誉（Ehrennotwehr）是合法的。”但同时又规定决斗是非法的。虽然关于决斗的法规自相矛盾，但受到别人挑战而拒绝应战的军官不仅会丧失荣誉，甚至可能因此丢掉军职，因为军方高层会觉得他没有军人必需的荣誉感，不配当军官。[227]而参加决斗的军官又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对军官来说，决斗往往是两难的问题。
侮辱荣誉的行为发生后，受辱一方可以在24小时之后通过中间人（Kartelltr?ger）向对方发起挑战。如果是军官或大学生，同伴们要组成荣誉法庭来裁决是否允许决斗，决斗的方式又是什么。不经过荣誉法庭的磋商，决斗不能进行。负责联络的中间人可能会在实际决斗期间担任助手。确定要决斗之后，决斗助手负责安排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决斗武器一般是军刀或手枪，如果要用其他武器，需要事先谈好。决斗助手的角色非常关键，决斗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助手的谈判能力、经验和沉着冷静。所以决斗专家阿尔封斯·卡尔（Alphons Karr）说：“打死人的不是子弹，也不是剑刃，而是决斗助手！”[228]
图7-15 一对决斗用的精美手枪，现存费城艺术博物馆（Nfutvol摄）
因为法律禁止决斗，所以商谈只能尽量秘密进行。决斗一般选在黎明，在偏僻地点进行，以掩人耳目。双方助手和医生会在场[229]，可能还会请中立的第三方监督。双方武器必须完全相同，19世纪常见的选择是12 mm至17 mm口径的前装滑膛手枪。这种枪的精度不高，但口径大、威力大，伤者往往会在几天后死亡。决斗的危险程度取决于侮辱的严重程度。如果用手枪决斗，一般互相轮流射击一到三次，双方间隔的距离是事先规定好的，可能在15到100步之间。最恐怖的一种方式是，双方各揪着同一张手绢的对角线两角，在这么近的距离同时开枪，但只有一支手枪有子弹。如果用军刀或剑决斗，有的是打到第一次见血为止（哪怕是非常轻微的伤），有的是打到双方不能继续为止。[230]
因为决斗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捍卫荣誉，所以一般来讲，只要走完整个决斗流程，双方的面子就保全了。所以双方可以预先商量好，各自手下留情，不要取对方的性命；甚至约定只打非要害的部分，或者干脆约定都故意打不准。
到了近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参与和协助决斗都是违法的。德意志各邦也是这样。175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颁布的法律规定，参与决斗者及其助手将被斩首。[231]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听说自己的两名军官将要决斗，因为在争吵时其中一人扇了另一人耳光。为了阻止决斗，皇帝于次日在操练场上当众拥抱受辱者，然后命令刽子手扇辱人者一记耳光，并将其投入要塞监狱。皇帝在一封信里表达过自己对决斗的态度：“对于面对敌人时英勇无畏的军官，我非常尊重……他们在战场上蔑视死亡的精神对他们自己是光荣，对国家是贡献。但有些人为了报复和仇恨而愿意牺牲一切。我鄙视这样的人……我厌恶所有不尊重本国法律的人。”[232]
1794年生效的普鲁士法律也规定要严惩决斗者：杀死对手的决斗者将被判死刑；如果决斗没有发生流血，双方也要被剥夺贵族身份，并被监禁至少十年；如果决斗没有实际发生，发出挑战的一方也要被判三到六年监禁，接受挑战的一方要被判一到三年监禁。[233]1855年，奥地利的军事刑法规定，如果决斗双方无人受伤，他们将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的要塞监禁，决斗助手如果没有积极阻止决斗，可能被判20年监禁。不过实际上决斗者往往得到宽大处理。[234]
1882—1912年的30年里，第二帝国的刑事档案记载了2111起针对决斗者的司法程序，到1936年共有4222人因为决斗而被定罪。没有闹到公堂的决斗肯定比这些数字多得多。[235]在鼓励贵族“荣誉感”的普鲁士和后来的第二帝国，法律对决斗的惩罚非常轻。1794年的普鲁士法律规定，军官和贵族的决斗致人死命不能算作谋杀，应得到特别宽大的处理。[236]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规定，决斗中若有一方死亡，另一方将被判2到12年的要塞监禁；若未发生流血，双方将被判三个月到五年的要塞监禁。[237]所谓“要塞监禁”，是一种不损荣誉的徒刑，犯人享有相当多的自由，牢房宽敞卫生，室内可以有家居的各种舒适条件，犯人可以在要塞内自由活动，可以居住在要塞所在的城镇，可以享受该城镇的各种娱乐设施，甚至可以在要塞司令的许可下做短途旅行。[238]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之后就被判处要塞监禁，在此期间可以著书立说，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待访客。并且在实践中，政府和军事法庭甚至更为宽大，连这么轻的刑罚都不一定施加到决斗者身上。被判刑的决斗者有很大机会得到赦免和减刑。申请宽大处理的决斗者当中有60%最终得到了赦免或减刑。[239]
19—20世纪的德意志决斗
决斗一直遭到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因为它和旧的等级社会与贵族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经常批评它，天主教会也谴责决斗，比如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的诏书要求德国与奥匈帝国的主教们惩罚参与决斗的人。[240]德国还在1902年组建了“德国反决斗联盟”（Deutsche Anti-Duell-Liga），其中不少成员是贵族。成立六年后，德国“反决斗联盟”就有了20个分会，成员约4000人。[241]奥匈帝国也建立了反决斗联盟，一度拥有超过1000名成员，包括高级贵族，但决斗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242]奥匈帝国的陆军部长为了捍卫军官的决斗传统，甚至正式宣布禁止军官参加反决斗联盟。[243]
奥地利文学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在1900年发表的意识流小说《古斯特少尉》（Leutnant Gustl）中讽刺了奥地利军队的决斗习俗：愚蠢又傲慢的军官古斯特少尉在音乐会的衣帽间与一名面包师发生口角，认为自己的军人荣誉受到了损害，但因为面包师身份卑微，他不能与其决斗，竟打算自杀以捍卫荣誉；少尉经过一夜的胡思乱想，次日清晨得知面包师已经突然病死，于是感到自己蒙受的耻辱已经消失，心理得以恢复平衡。[244]施尼茨勒曾为军医，对奥地利军队的决斗习俗和腐朽风气非常熟悉。该小说发表之后给他惹了不少麻烦。军方激烈地指责他损害军队的威望和荣誉，撤销了他的预备役军医衔级。[245]
世纪之交，德意志第二帝国连续发生多起著名的决斗事件，相关的争吵一直闹到帝国议会，但最后也没什么结果。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一次决斗可能要算闹得沸沸扬扬的考策丑闻。
莱贝雷希特·冯·考策（Leberecht von Kotze，1850—1920）是帝国宫廷礼仪总管。19世纪末，柏林上流社会和皇室成员收到了很多匿名信，揭露许多高级贵族的放荡风流事，包括性派对和同性恋行为，信中还附有照片。这严重损害了皇室的声誉。因为其中的细节是只有宫廷内部的高层人员才知道的，很多人怀疑是考策干的。调查无法证明考策有罪，但宫廷官员卡尔·冯·施拉德尔（Karl von Schrader，1848—1896）等人仍然纠缠考策，谴责他给宫廷抹黑。尤其施拉德尔及其妻子也在匿名信揭露的放荡贵族之列。考策忍无可忍，与施拉德尔决斗，将其打死。随后考策被判两年三个月的要塞监禁，但很快得到皇帝赦免。不过，因为丑闻闹得太大，考策的婚姻破裂。究竟谁是匿名信的始作俑者，至今不明（最大的嫌疑人是皇后的兄弟），但肯定不是考策。
1917年，奥匈帝国皇帝卡尔明文禁止军人决斗，不过仍然发生了一些决斗事件。[246]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两国帝制灭亡，社会动荡，贵族丧失了曾经的主宰地位，决斗风气逐渐消失，决斗不再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因此变得越来越罕见。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法律都明确禁止决斗。纳粹德国恢复了决斗的合法性。希姆莱在党卫军框架内允许决斗，但必须遵照他制定的规则，比如党卫军有自己的荣誉法庭管理这样的事务，并且只能用军刀。[247]
1937年10月17日，德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和党卫军成员罗兰·施特龙克（Roland Strunk）与希特勒青年团官员、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副官霍斯特·克鲁奇纳（Horst Krutschinna）用手枪决斗，起因是施特龙克发现自己被克鲁奇纳戴了绿帽。施特龙克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传奇人物，“一战”期间是奥地利军官，战后成为记者，报道了凯末尔抵抗希腊的军事行动、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佛朗哥进攻马德里等战事。他是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记者，颇得希特勒器重。原本按照党卫军的规则，只能用军刀，但有一个例外是如果决斗者患有血液疾病的话，可以换其他武器。施特龙克从医生那里获得了他曾患有疟疾的证明，于是可以用手枪决斗。此次决斗中施特龙克身负重伤，于10月22日丧命。希特勒因为失去了对党的宣传工作特别重要的国际知名记者而大为震怒，在全德范围严令禁止决斗，除非得到他本人的批准。希特勒和席拉赫都给施特龙克的葬礼送了花圈，克鲁奇纳则丢掉了在青年团的工作，“二战”期间担任高射炮军官，后来死于工业事故。[248]
真正意义上的决斗在德国的历史到此为止。1969年的联邦德国刑法废除了关于决斗的条款，剥夺决斗享受的特殊法律地位。一个主要原因是，联邦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传统意义上的捍卫荣誉的决斗，所以不再需要相关的法律。[249]
九 贵族舞会：以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奥地利宫廷为例
1891年，奥地利贵族外交官戈特弗里德·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Gottfried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67—1932）公子出访俄国，应邀参加冬宫的一次舞会。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如此描述帝俄宫廷的舞会：“多么糟糕的宾客啊！天哪！天哪！全都是粗鄙不堪、毫无衣品的婆娘，没有丝毫魅力。珠宝首饰极少，至少没有像样的首饰。一言以蔽之，这里聚集了最粗俗最丑恶的女人，她们看上去仿佛是在来舞会的马车上梳妆打扮的，头上还歪戴着花！”[250]
戈特弗里德对于宫廷舞会的水平很有发言权，因为他的父亲康斯坦丁公子（1828—1896）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大总管，担任皇帝身边的要职数十年，是哈布斯堡皇朝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宫廷总管，是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在父亲身边，戈特弗里德自幼出入奥地利宫廷，后来还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位女大公，所以和皇室关系密切。富丽堂皇、高雅风流的宫廷舞会，他见得太多了。
戈特弗里德对俄国宫廷舞会的恶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宫廷长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枢纽，拥有丰富的宫廷传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期的维也纳宫廷舞会堪称一绝。在欧洲几个主要大国都相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时代，维也纳宫廷舞会仍然保留了古老的风俗和贵族气派。奥地利历史学家玛蒂娜·温克胡福尔通过挖掘历史档案，还原了维也纳宫廷舞会的全貌，本节将参考她的著作，探究一下奥地利宫廷舞会究竟何等精彩，竟让戈特弗里德公子对闻名遐迩的俄罗斯冬宫舞会也嗤之以鼻。
维也纳宫廷的两种舞会和参加资格
维也纳宫廷舞会有两种：宫廷舞会（Hofball）和“在宫廷的舞会”（Ball bei Hof）。前者参加的人数更多，约2000人，不限于贵族；后者参加的人数较少，约700人，只有贵族和外国的高级外交官可以参加，气氛更亲密，显得档次更高。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分别称为“大舞会”和“小舞会”。每年大小舞会各一次，都在新春。大舞会一般在1月底举行，具体时间由皇后选择，小舞会则在大舞会结束大约两周后举行。
大舞会是官方的正式舞会，任何有资格进入宫廷的人都可以参加，包括：高级贵族、外国外交官、高级官员、高级勋章获得者、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市民、卓越的学者和艺术家，以及维也纳驻军的军官。其中最后一项是对军官的特殊恩典，即便出身低微的军官也可以参加大舞会。奥匈帝国军官的军饷微薄，往往因为薪水不够而被上级禁止结婚，并且不像同时期的德国军官那样因为屡战屡胜而享有崇高威望，毕竟19世纪的奥地利军队多次在战争中受辱。不过奥地利军官还是享有不错的社会地位。
大舞会只向高级宾客发送请柬，对其他人只是贴出告示，任何人只要平时有资格出入宫廷，就可以自行去舞会。因为去舞会的军人太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军人数量受到限制。
大舞会有着装要求：宫廷高官要穿宫廷制服，军人穿军服，其他人穿燕尾服，女士可以穿低胸和露肩的礼服。佩戴勋章和奖章出席是被许可的。皇帝对着装特别看重，目光如炬，对军人要求严苛，有时为了微不足道的细节毫不客气地批评别人。比如领子的高度要精确到厘米，军靴和马靴必须擦得锃亮。后者在跳舞时会造成麻烦，因为鞋油气味很重，而且容易把女士的长裙弄脏，很多女士的昂贵裙子因此被毁掉。在女士们的抱怨之下，皇帝后来允许军人穿漆皮鞋参加舞会。
忙碌的准备
舞会的日期公布后，大家就可以赶紧准备了，尤其是女士。宫廷礼服价值不菲，一件礼服的价格高达300—500古尔登，而当时宫廷仆人一年的工资约为300古尔登。舞会是女士争奇斗艳的好机会，大家都想定做新礼服，从而胜过其他女士。除服装设计师、裁缝、布料供应商等，发型师、化妆师在舞会前也会财源滚滚。著名的意大利明星发型师阿尔代里亚诺（Ardelliano）在舞会当天忙得不可开交，早晨7点就开工。维也纳的贵妇小姐为了获得他的预约简直要挤破头。最好能约到比较晚的时间，也就是接近晚上舞会开始的时候去做发型。如果一大早做发型，就要顶着做好的发型（这往往很重，头发上可能会佩戴钻石之类的饰品）小心翼翼地如坐针毡整个白天。
宾客忙于打扮的同时，霍夫堡皇宫的工作人员也在热火朝天地准备。最忙的部门可能是厨房，要提前几天为2000名宾客准备自助餐。菜肴包括夹肉、鱼、干酪等的小块面包或薄饼（作为前菜），汤，热菜，形形色色的小点心，以及各种装饰精美、奇思妙想的美食。糕点师傅要准备大量圆形大蛋糕、糕饼、蛋白脆饼、糖果、巧克力和冷饮。每年舞会前都要对大批仆人进行上菜和侍奉宴席的培训，因为常规的人员实在不够。
宫廷园丁从皇家园林和温室拖来许多棕榈树和灌木，装饰舞厅、墙壁、阶梯等。园丁还把温室里最美丽的花卉做成巨大的花束，作为装饰。虽然仍在冬季，皇宫却成为鲜花的海洋。装饰不仅有贵重而美丽的壁毯，管理餐具和银器的工作人员还要准备好数量庞大的餐具、杯子等，以及贵重的锦缎桌布。仆人为大厅内巨大的吊灯装好新蜡烛，用金黄色的温暖烛光照耀大厅。届时会搭建临时衣帽间，还要培训仆人如何悬挂和保管宾客贵重的毛皮大衣等衣物。对宫廷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舞会的准备工作繁忙而辛苦，压力极大，但他们会得到相当于一周工资的奖金。
大舞会的流程
舞会一般在晚上8点开始。大约7点半，宾客的马车就开始陆续抵达皇宫。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衣着光鲜的皇家骠骑兵骑着高头大马，军刀出鞘，夹道欢迎客人，而他们背后就是张灯结彩的霍夫堡。这幅景象令人难忘。宫廷贵族、外国外交官和军官从不同的门抵达皇宫。身穿礼服的差役打开马车的门，搀扶女士下车。客人进入皇宫后，就有仆人帮他们脱下大衣，将其保管好。
成群宾客走向庆典大厅（Zeremoniensaal），沿途经过许多富丽堂皇的房间，随处可见不同单位的帝国近卫军在站岗。庆典大厅是霍夫堡皇宫最辉煌的大厅，由比利时建筑师路易·蒙托瓦耶（Louis Montoyer，1747—1811）设计，有26台枝形吊灯，可装载1300支蜡烛，大厅有24根人工大理石的柱子。到了庆典大厅，宾客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寒暄打趣。大厅内人声鼎沸，随处闪耀着钻石和各种首饰的珠光宝气。绅士、贵妇和小姐们个个精神抖擞、衣着华美，他们在这里等待皇室成员抵达。
与此同时，皇室和诸侯在附近的亚历山大套房集中。8点半，宫廷大总管准时向皇帝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皇室组成两列纵队，最前方是皇帝和皇后，然后每一排都是一位大公和一位女大公或大公夫人。
图7-16 1900年，霍夫堡皇宫的一次舞会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被贵妇们簇拥（Wilhelm Gause绘）
图7-17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画作作者不详，1910年）
外国外交官在镜厅等候，男士身穿笔挺的制服，佩戴光辉璀璨的勋章，女士身穿华贵的礼服。皇室队伍走到镜厅，皇帝接见外交官。还没有觐见过皇帝的外交官在这里得到引见。皇帝与外交官们短暂交谈，皇后则与外交官的夫人寒暄。
9点半，皇室队伍再次行动起来，走向庆典大厅。大厅只有一扇门是关着的，这时传令官重重地敲门三次，这意味着皇帝陛下驾到。原本吵吵闹闹、笑声不断的大厅在几秒钟内变得鸦雀无声。礼宾官员打开那扇门，大厅内的人们迅速让出一条道路。宫廷大总管用黄金权杖三次敲击木地板，宣布皇室开始进门。走在最前面的是礼宾总管，然后是宫廷大总管，往后是皇帝夫妇，再往后是宗室成员。皇帝一般身着陆军元帅的军礼服，白色上衣，红色裤子。皇后则穿昂贵的晚礼服，戴冠冕和珠宝项链。女士们向皇帝等人行屈膝礼，男士深深鞠躬。同时，外交官及其夫人从另一扇门走进庆典大厅。
皇帝等人走到大厅另一边的座位处，那里有两张金色椅子，给皇帝和皇后坐。周围是皇室成员的椅子。皇帝一般会先到宾客那里，与大家短暂交谈，皇后则坐在那里与女宾交谈。最高贵的女宾也有座位可坐，地位越高，距离皇后越近。皇后面前有两张扶手椅，她会一次请两位女宾过来坐下与她交谈，一位是贵族，一位是外国外交官的夫人。短暂谈完之后，两位女宾从皇后面前离开时不能背对皇后，必须面向皇后，倒退出去。穿长裙的女宾有可能会因此摔倒，这就会引起大家幸灾乐祸的嘲笑。
宫廷乐队的领舞者发出讯号，音乐响起，舞蹈开始，一般是一位大公和一位女大公（或大公夫人）跳第一支舞。节目单把时间规定得非常严格：“第一支华尔兹，9点30分到9点37分。5分钟休息。第一支波尔卡，9点42分开始……”
第一支夸德里尔舞（Quadrille）之后，皇后会到一个私密房间去，接见首次到宫廷的女宾。年轻的贵族小姐被引见给皇后之后，才算正式成为宫廷上流社会的一分子。第二支夸德里尔舞之后，皇后会带着女大公、大公夫人和一小群最高贵的女宾去舞厅旁的茶室喝茶。大家会预先领到不同颜色的卡片，标示自己应当去哪一张桌子。白色卡片表示与皇后同桌，只有侯爵夫人和大使夫人那个级别才能享有此等殊荣。另外几张桌子的卡片是粉红色或蓝色，以女大公或大公夫人为首。
皇后饮茶的同时，宴会厅内开始自助餐服务。争夺饮食的活动简直像打仗，尤其是军人抢得特别起劲。帝国枪骑兵部队因此臭名昭著，很多参加舞会的枪骑兵吃相不雅，竟然用头盔装满糖果。
沙龙舞（Cotillion）是舞会的高潮，“Cotillion”是法语词，得名自姑娘飞舞时露出的衬裙。沙龙舞期间，男士会得到花束，用来送给女士。这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贵族们会仔细观察沙龙舞的舞伴，如果有一对青年男女连续跳两支沙龙舞，就相当于半正式地宣布，他们已经订婚了。
午夜12点15分，最后一支华尔兹准时结束。退场的仪式和入场一样，皇室成员排成两列纵队，宾客自动让出一条道路，宫廷大总管拿着黄金权杖引领退场，皇室成员离开大厅后，那扇门再次关闭。宾客走向皇宫出口，在衣帽间附近，每人领到一盒著名的皇家糕点店“德梅尔”（Demel）制作的糖果。仆人为大家取来大衣，并搀扶女士上马车。
客人全部离去之后，宫廷工作人员开始连夜打扫和清理。他们将1万多支蜡烛安全地熄灭并收纳起来，将贵重的餐具清洗并尽快入库保管，不过每年舞会都要丢失和损坏不少餐具。自助餐的剩余部分会打包起来，在第二天早晨卖掉，收入会分给所有参加舞会准备工作的仆人、厨师等。打扫工作往往持续到天亮。
小舞会
大约两周后，上述流程会重复一次，即“在宫廷的舞会”，或称“小舞会”。小舞会不是官方的舞会，而是皇帝私人举办的舞会，规模小得多，只邀请贵族、宫廷达官贵人和最高级的军人，并且也不会有告示，而是向客人发送请柬。对贵族来讲，小舞会的吸引力当然更大，因为这里人少，而且都是同一阶层的人，交流更方便、更轻松自如，跳舞的机会更多，与皇帝交谈的机会也更多。小舞会不提供自助餐，而是举行正式晚宴。与大舞会类似，客人会领到不同颜色的卡片，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桌子。地位越高的人，位置当然距离皇帝越近。
餐桌装饰华美，有巨大的花束，使用贵重的瓷器和银器。菜单遵照古老的传统，很少有变化，一般是大麦肉汤、搭配蛋黄酱的鱼、酥皮点心、烤肉、冰激凌、葡萄酒、啤酒和香槟。侍奉用餐的仆人极多，所以虽然客人很多，仍然井井有条。用餐完毕，大家回到舞厅，一直到12点整舞会结束。[251]
(1)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的弟弟当了罗马尼亚国王，称“斐迪南一世”。
(2) 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公子后成为纳粹党员。
(3) “第三帝国”的说法自古就有，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思。1923年，保守派和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在作品《第三帝国》中称，第一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帝国，第三帝国是未来的帝国。后来纳粹偶尔使用“第三帝国”的说法，但这不是纳粹的正式理论。希特勒在1933年9月1日说，他领导的国家是第三帝国，将持续千年。但1939年6月，他又禁止使用“第三帝国”的说法。
(4) 卡尔·冯·阿雷廷男爵的弟弟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就是著名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和反纳粹人士。卡尔自己也敌视纳粹。
(5) 不过，我们对这两位的生平知之甚少，对他们的贵族身份不是很确定。沃尔夫拉姆在作品中自称为“骑士”。瓦尔特可能是骑士或家臣。
(6) 曾任普鲁士王国的黑森—拿骚省省长。
[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
[2] Ibid., p. 9.
[3] Abulafia, David. Frederick Ⅱ: A Medieval Empe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8.
[4]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93—394页。
[5] Parker, Geoffrey.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s V.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0.
[6] Wheatcroft, Andrew.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Penguin, 1996. p. 114.
[7] Ibid., pp. 104-114.
[8]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0-21.
[9] Sinclair, Andrew. Death by Fame: A Life of Elisabeth, Empress of Austria.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31.
[10]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2.
[11] Ibid.
[12] Ibid., p. 21.
[13] R?hl, John C. G..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before 1914. KaiserWilhelm Ⅱ’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In: Urbach, Karina (Ed.). Royal Kinship: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1815-1918. K. G. Saur, 2008. p. 132.
[1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15] Petropoulos, Jonathan. “The Hessens and the British Royals”. In: Urbach, Karina (Ed.). Royal Kinship: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1815-1918. K. G. Saur, 2008. p. 152.
[16] Blanning, T. C. W..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Random House, 2016. p. 33.
[17] Duffy, Christopher.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Routledge, 1987. p. 7.
[18]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19]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5-36.
[20]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p. 22.
[2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
[22] Ibid., p. 16.
[23]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
[24] Ibid., p. 17.
[25] Ibid.
[2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5.
[27]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
[2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