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业与林业：贵族特权的根基
乡村是贵族的传统家园和活动空间，土地是贵族的传统收入来源和权力基础，农业与林业是贵族的主要传统职业。“贵族”与“地主”这两个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两种土地所有制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紧密联系。一般来讲，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还占有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人身，拥有对农民的统治权。在自己的庄园，贵族地主仿佛一个小型国王，拥有极大的特权，包括狩猎权、警察权、司法权、本堂神父任命权、征税权等。从这种意义上讲，贵族扮演着国家基层行政管理者的角色。贵族领主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管理和干预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时农民结婚和搬迁都需要得到领主的许可。不过领主也保护农民不受敌人、盗匪等的侵害，并为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扶助伤病、年老的农民，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救济灾民等）。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在德意志和西欧普遍存在，被称为“庄园领主制”（Grundherrschaft,其中“Grund”的字面意思是“土地”）。
图8-1 15世纪木刻画，农民向地主交租（画作作者不详）
贵族的庄园是农业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贵族庄园主通过经理人来规划、监督和领导耕作（种哪些作物、每种作物种多大面积、轮作如何安排等等），从农民那里获取地租，有的是现金地租，有的是实物，如农产品、牲畜等。农民可能需要服劳役，比如每年有若干天需要无偿为地主耕种，或者侍奉地主狩猎等等。在有的地区，农民只能使用自己领主名下的磨坊和啤酒，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的贵族庄园是企业，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中世纪，莱茵兰的卡策内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伯爵为科隆市场提供粮食。魏因斯贝格领主康拉德九世（Konrad Ⅸ. von Weinsberg，1370？—1448）不仅是帝王身边的财政要员和亲信红人，还是著名的商人，做牲畜和葡萄酒生意。[1]
到了近代早期，地租主要以现金形式支付。尤其是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贵族地主就像19世纪的英国地主一样，把自己的土地分成若干块，出租给不同佃户，收取租金。17世纪起，德意志西部农民享有很大的自由，对地主基本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有点像现代企业家与雇员的关系。在庄园经济体制下，农民有机会逐步增强自己对土地的控制权，获得世袭权利，不过还不能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2]
大约14世纪起，主要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等），以及中东欧的其他地区（比如波兰和波西米亚），发展出了另一种经营方式，称为“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其中“Gut”的字面意思是“庄园”或“农场”）。这里的地主不是把地分割出租给佃户，而是亲自经营农业，不过地主当然是依赖于专业经理人、对地主有人身依附的农奴以及拿薪水的农业雇工。近代德意志东部地区的地主与西部和南部的地主相比，往往对农民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德意志东部的农场领主制的庄园往往就是一个国中之国。这些容克地主对霍亨索伦君主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东欧式的农场领主制与西欧式的庄园领主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庄园领主制之下，农民之所以需要向领主缴纳现金或实物地租以及承担劳役，是因为他租种土地。也就是说，如果不租种土地，就没有这些义务。而在农场领主制治下，农民负有义务，是因为他出生在领主的庄园，没有人身自由。[3]
农场领主制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起初可能与德意志人向东欧的殖民有关。在殖民过程中，贵族地主为了更好地控制土地，除了掌控对土地的经济权利之外，还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司法权。14和15世纪，因为瘟疫和战乱等原因，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地主在这期间往往侵吞荒地和公地；同时，为了保障劳动力，地主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以防止他们逃亡。而在15世纪末，粮价上涨，德意志东部和北部特别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地主需要更多劳动力，于是加大力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甚至将之前的自由农民变为农奴。[4]17世纪，霍亨索伦君主允许地主阶层残酷地压榨农民，以此换取贵族地主把一些政治权力让渡给君主。东部农民要承担比西部农民更沉重的赋税、地租、劳役，却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东部地主比西部地主有更多机会去侵占农民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庄园。所以东部的庄园往往比西部和南部大很多。因此，即便农业技术没有进步，东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在17和18世纪也有很大提高，可以出口[5]。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让易北河以东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地区，而贵族庄园成为农业企业。[6]尽管19世纪初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但一直到1918年帝制灭亡，德国东部的农民虽然已经获得法律上的解放，生活条件仍然较差，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地主。
然而如果说贵族地主是纯粹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就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剥削和压迫当然存在，但贵族往往也是农业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还引进和发展新的农业技术。贵族对农民往往也并非居高临下，甚至会向农民脱帽致敬，亲热地用“你”（而不是“您”）相称，并且说农民的土话。德意志地主与农民不总是对立的，而往往是共生的关系。即便在农民的自由受限、生活条件较差的易北河以东地区农场领主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状况也比同时期的俄罗斯或波兰好得多，因为贵族的传统是自视为家长，对农民的福利负有责任；而邦君也采取措施，保护农民，阻止过于残酷的剥削。[7]
三次农业危机
近现代德意志农业遇到了三次危机。1820—1835年的农业危机可能与生产过剩有关。出口型的大庄园（尤其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受到的影响比普通农户要大，因为大庄园的规模大、需要较好的现金流，并且往往种植的作物品种单一。这次危机迫使许多贵族卖掉自己的庄园。
1876—1905年发生了新的结构性的农业危机。因为人口猛增（例如1873—1895年，尽管有200万德国人移民海外，帝国人口仍从4160万增加到5200万）等因素，德国从小麦出口国变成进口国，并且进口量激增。廉价的美国小麦和大量出口的俄国谷物扰乱了中欧的农业市场结构。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也对德国农业造成了巨大挑战。在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工业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老式的农业庄园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生产成本高、由于抵押而负债累累、运费过高的德国谷物生产无法应对上述的多重冲击。英国原本是德国谷物的出口市场，现在成了美国谷物的天下。德国农业损失惨重。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德国农产品价格下跌约20%，1912年才恢复到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普鲁士的小麦价格在1880年是每吨221马克，到1886年跌到了157马克。普鲁士的贵族大地主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这个阶层曾经把自由贸易视为信条，如今却采取政治手段来捍卫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的基础。一瞬间，他们就转向了农业保护主义的路线。[8]
贵族大地主的呼吁得到了帝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为了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德国实行农业保护关税。1885—1887年间，相应的关税税率增加了四倍。俾斯麦时代的关税政策保护了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们的“集体地位”，[9]使得贵族地主（尤其是普鲁士容克）的庄园不必与海外农业市场竞争，得以维持较高的粮价和收入，也使得容克在第二帝国的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偏袒和保护，许多贵族没有抓住时机投资于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导致贸易保护政策取消之后，他们的庄园就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即便在贵族的传统行业农业领域，贵族在与资产阶级的竞争中也越来越处于下风。贵族庄园在农业危机中损失惨重。
1928—1933年的农业危机则与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关，波及德国的整个农业领域，对魏玛共和国的灭亡、纳粹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贵族农业利益集团最后选择与纳粹合作，纳粹采用一系列立法手段来保护地主的利益。
贵族对土地的占有
土地一度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在中世纪，贵族的土地主要来自帝王、邦君和教会的封授。贵族获得了土地，就要肩负相应的义务，主要是军事义务。
1800年之前，德意志的绝大部分农业土地属于贵族。弗里德里希大王在政治遗嘱里规定，“为了维持贵族的产业，应禁止市民购买贵族庄园”。19世纪，才渐渐有贵族庄园被平民收购的现象。但贵族地主和平民地主之间往往还有隔阂。梅克伦堡的贵族地主在20世纪30年代还拒绝和平民地主握手。[10]
在近代，帝王和邦君常常向功臣和宠臣赠送土地。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家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不仅被封为侯爵，还获得了好几座庄园。同一时期的普鲁士名将，参加过莱比锡战役、滑铁卢战役等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男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1755—1816）凭借战功被提升为伯爵，还获得了价值20万塔勒的土地。布吕歇尔、格奈森瑙等普鲁士名将都获得了丰厚的土地赏赐。[11]
哈登贝格和施泰因一起主持了19世纪初普鲁士的大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废除农奴制，让很多贵族获得了更多土地，因为农奴在获得自由时须将自己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交给贵族。有很多农民获得自由之后，生计比以前更困难，不得不将土地廉价卖给贵族。据一项统计，普鲁士解放农奴导致12.5万农户消失，超过60万公顷土地转入贵族手中。[12]用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的话说，“所谓‘解放农奴’的真正受益者是贵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失去了一些政治控制力，但获得了更强的经济力量”。[13]
当然，另外也有很多贵族庄园因为经营不善、技术落伍或奢侈靡费等原因，无力支撑，最后被市民和农民收购。
一般来讲，150公顷以上就可以算是“骑士庄园”（Rittergut），在有的地方100公顷就算。最大的庄园都在东部省份，比如普鲁士和西里西亚，那里常有数千公顷的庄园。1925年，西里西亚有53座5000公顷以上的庄园（全德有152座），甚至还有23座1万公顷以上规模的（全德有49座）。[14]在19世纪的东普鲁士，1000个贵族家庭占据了2000座庄园。[15]不过庄园和土地转手也很快，很多庄园逐渐落到了市民阶层手里。1885年，普鲁士的12000座庄园里有48.1%属于贵族。[16]西里西亚的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伯爵（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1830—1916）拥有2万多公顷土地，普莱斯侯爵、巴勒施特雷姆伯爵等也在东部省份拥有数万公顷土地。德国首相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私人土地比整个巴登大公国还大。[17]西部和南部的庄园一般较小，地主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普鲁士地主那么强，但单位面积产出的利润不一定低于东部。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贵族仍然控制了相当高比例的土地。在全国的2800万公顷农业用地当中，贵族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仍然超过300万公顷，其中180万公顷在东普鲁士。在西里西亚，贵族占据全部土地的30.8%；在波美拉尼亚，贵族占有27.8%；在梅克伦堡是26.7%；在勃兰登堡是22.3%；但在南方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就只占3%。[18]
贵族对林业的经营
德意志土地拥有茂密的森林，而贵族作为地主，自然拥有大片森林。
在中世纪，森林和土地一样，成为君主册封给附庸的采邑。一些德意志邦国，比如纽伦堡，发展出了相当先进的林业管理技术，以保证森林的可存续性。人们一般要把森林划分成若干区域，轮流砍伐和保养。德意志西南部的林区可以将采下的木材扎成木筏，借助美因河、内卡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等水道运输。黑森林地区出产的冷杉被称为“荷兰木”，因为它们被运往荷兰，供应当地的造船业。水路运输木材的技术将欧洲的很多不同地区联系在了一起。
16世纪开始，海上贸易日新月异，造船业发展兴旺，采矿业也有很大进展，于是社会对木材的需求猛增。萨克森贵族官员和采矿专家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Hans Carl von Carlowitz，1645—1714）写出了第一部全面阐述林业可持续开发理念的专著《林学管理》（Sylvicultura oeconomica）。他在游历英法期间发现，欧洲的木材已经是一种匮乏的资源，因为采矿业和急速增长的城市与人口都需要大量木材。[19]
在19世纪，森林是德意志贵族主要的财富来源之一，对有的贵族来说甚至是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巴伐利亚的森林有不到一半属于贵族，而普鲁士的林地有约54%（1390万公顷）属于贵族，一般是大地主。[20]总面积超过2万公顷的16家德意志地主庄园加起来有将近70%的面积是森林。[21]
德意志中部和南部，如萨克森、符腾堡、巴登以及奥地利的森林主要出产硬木，价值较高。而普鲁士的针叶林价值较低，单位面积的出产也较低。在19世纪60年代，莱茵兰的森林可以每6到12年砍伐一次，而普鲁士需要等待40年才能砍伐一轮，否则就会破坏森林的可存续性。[22]
工业革命让煤炭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的燃料形式，但铁路、造船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木材，所以在19世纪木材价格持续增长。19世纪50年代，菲斯滕贝格家族估计自家的木材价格在六年里翻了一倍。
在铁路普及之前的时代，木材的价格也取决于运输条件。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木材质量再好，利润也不可能很高，因为运输成本高。18世纪80年代，莱茵兰的1公顷木材的利润是东普鲁士的7倍。[23]因为缺乏运输条件，很多木材只能烂掉。有了铁路之后，不同地区木材价格的差距缩小了很多。
林业的商业化加剧了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一度被允许到贵族的森林里获取少量木材当柴火或者建材，还可以到森林里放牛。而贵族开始高度商业化地经营森林之后，就不再允许农民进入森林。这造成了农村的很多违法现象，甚至也是1848年革命的刺激因素之一。[24]
科学的林业技术可以帮助贵族更大限度地从森林获取利润，同时不至于毁坏森林。德意志人在林业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仔细地研究树种、土壤和气候，可以决定砍伐森林的哪一个部分，甚至具体到哪几棵树；哪些地方需要人工植树；某片森林每年最多可以砍伐多少树而不至于损害森林的可存续性；某地区最适合种什么树；等等。在专家的指导下，贵族可以每年只砍伐自己森林的1%到2%，长期地营利，而不是一口气把整片森林都砍光，那样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1862年，普鲁士林业专家马龙（E. W. Maron）说，近些年里林业经营有很大进步。贵族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毫无章法地随意砍伐，然后寄希望于大自然自己来修复森林受到的破坏。[25]
21世纪的德国森林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贵族。1948年建立的“德国森林业主协会联合会”（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Waldbesitzerverb?nde）的历任主席都是贵族，首任主席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威斯特法伦伯爵（Friedrich Carl Graf von Westphalen），现任主席是汉斯-格奥尔格·冯·德·马尔维茨（Hans-Georg von der Marwitz）。[26]
二 德意志贵族中的实业家富豪
18世纪初，跑江湖的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戈尔（Johann Friedrich B?ttger，1682？—1719）遭到勃兰登堡警方的通缉，于是逃到了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二世的地盘。对“炼金术”半信半疑的国王把他监禁起来，让他专心制造黄金。与此同时，数学家和科学家艾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奇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1651—1708）在做玻璃和瓷器的试验，他奉命去监督伯特戈尔的“工作”。两人合作进行烧制瓷器的试验。
图8-2 1735年的迈森瓷器，中国风格（? World Imaging）
近代早期，瓷器代表着财富、地位和品味，但当时欧洲人还没有掌握瓷器制造的技术，主要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地区。伯特戈尔是药剂师出身，在化学上确实有两下子。另外奇恩豪斯死前可能把自己的配方留给了伯特戈尔，于是伯特戈尔向国王宣布，他掌握了瓷器制造的奥秘。国王在迈森城的阿尔布雷希特城堡建立了“波兰国王与萨克森选帝侯瓷器厂”，让伯特戈尔负责，1710年开始生产。著名的迈森瓷器就这样诞生了，给萨克森带来了经济繁荣。[27]迈森瓷器被誉为“白色黄金”。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帝国
德意志贵族与工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迈森瓷器就是德意志诸侯领导和参与轻工业的一个著名例子。贵族的传统行业是农业，他们最早从事的工业活动大多与农业、种植和土地有关，比如造酒、食品加工、采矿、冶金、木材加工、造纸、家具制造和纺织。德意志贵族一度倾向于蔑视手工业和工业，认为它们不符合贵族身份，但这种观念在19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工业界，贵族和资产阶级密切接触、合作、交往，甚至通婚。
在工业革命之前，从事工业的人主要是贵族，他们在很多领域甚至是先驱。道理很简单，那个时代只有贵族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土地、资本和人脉。采矿和冶金行业因为与军械紧密相连，所以很早就成为贵族重点关注的领域。施托尔贝格（Stolberg）伯爵家族早在16世纪就经营铸铁厂，[28]不过投资失败，损失惨重。[29]
到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才在工业界后来居上。[30]贵族在工业革命和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奥地利陆军元帅温迪施格雷茨侯爵阿尔弗雷德一世（Alfred Ⅰ. zu Windisch-Graetz，1787—1862）傲慢地说：“温迪施格雷茨家的人不做生意。”但他其实目光敏锐地投资了方兴未艾的铁路生意。[31]投资铁路的贵族有不少，尽管“鲁尔区之父”弗里德里希·哈考特（Friedrich Harkort，1793—1880）说，容克们本能地感到，“铁路是把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运往墓地的灵车”。[32]
总的来讲，贵族对工业的态度是矛盾的。工业是让他们惶恐、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资产阶级有利而对贵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地位不利的“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贵族也认识到工业是他们的新机遇。
贵族从事工业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为了挣钱，因为农业产出越来越比不上工业的收益；其次，很多丧失了政治主权的诸侯（即所谓陪臣）需要新的事业来让自己忙碌，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
源自意大利贵族的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于15世纪末在皇帝的庇护下经营欧洲范围的邮政事业，还造酒、办工厂，后来获得“侯爵”头衔。2014年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富可敌国的豪门德高夫与塔克西斯家族（Desgoffe und Taxis），就是暗指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大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得名自位于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杜伊诺宫，他在那里拜访了自己的诸多贵妇恩主之一，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的成员玛丽·冯·图尔恩与塔克西斯伯爵夫人。
维尔纳·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Werner Graf von Alvensleben，1840—1929）于1901年获得伯爵身份，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实业家。他拥有白酒蒸馏厂、制糖厂、磨坊、煤矿、石灰窑和采石场。他的煤矿在1916年有57名工人，制糖厂在1879年有155名员工。[33]
莱茵兰-鲁尔区和威斯特法伦是德意志的工业核心地带之一，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里有两位大贵族在煤炭开采方面生意做得很大，比阿尔文斯莱本强多了。一位是阿伦贝格公爵恩格尔贝特-马利亚（Engelbert-Maria von Arenberg，1872—1949），他在威斯特法伦拥有多处煤矿，1893—1909年间，仅从其中一处就获得了170万马克收入。并且随着工业发展，煤炭价格水涨船高。据估计，阿伦贝格公爵在1909年前后，从煤矿所得的年收入约为50万马克，在普鲁士的全部收入为每年290万马克。此外他还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大量资产，比如20世纪初他在比利时还有2万公顷土地。萨尔姆-萨尔姆侯爵阿尔弗雷德（Alfred zu Salm-Salm，1846—1923）的领地也有煤矿资源，他把开采权卖给一些企业，其中一笔交易的收入是80万马克，还有一笔是12万马克和每年煤炭产品价值的1%。[34]
在德意志南部的巴登，菲斯滕贝格（Fürstenberg）家族是富裕而强大的实业家，拥有炼铁厂和现代化的管理人才。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是威廉二世的好友，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实业家。他在波西米亚、奥地利和巴登拥有土地、庄园、森林，也有工厂和矿山。他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多元化的商业集团，经营领域涉及航运、高档酒店、餐厅、剧院、柏林和汉堡的公共交通、煤矿、疗养院和赌场。[35]
西里西亚地区矿产丰富，工业发展甚至比莱茵兰更早。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巴勒施特雷姆（Ballestrem）伯爵家族和统治着大量波兰裔臣民的普莱斯（Ple?）侯爵家族，两者都是采矿业豪门。但最有名的从事工业的西里西亚贵族，要数唐纳斯马克家族和霍亨洛厄-厄林根家族。
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是出身西里西亚的世家子弟，起先为伯爵，1901年被他的好友德皇威廉二世提升为侯爵。19世纪后半期，富含煤矿、铁矿等工业资源的西里西亚迅速发展为重要的工业区，而唐纳斯马克侯爵是开发西里西亚的主要实业家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最富裕的人之一。他本身是大地主，在西里西亚、加利西亚等地拥有约27500公顷土地。但与很多德国贵族不同的是，他不满足于当传统的地主，而是把握时机，大力发展现代工业。1848年他继承家业的时候，他家的煤矿每年出产2.1万吨烟煤。在他的经营下，他家的年产煤量增加到250万吨。除了采矿，他还经营锌矿、冶铁、炼钢、赛璐珞等产业。他也是这个时代少数进入资本市场弄潮的德国贵族之一，开办了多家股份公司，经营股票等有价证券。
霍亨洛厄-厄林根家族（侯爵，后获得“乌耶斯特公爵”的头衔）也是西里西亚的工业大亨。克里斯蒂安·克拉夫特·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Christian Kraft zu Hohenlohe-?hringen，1848—1926）大力开采自己领地上的锌矿，1917年一年就加工了3700万吨锌矿石。他雇佣的工人在1891年为7244人，到1913年就达到1万人。后来他把自己的采矿企业卖给波西米亚一家公司，获得了4400万马克的一次性补偿金和每年400万马克的年金，此外他还是新公司的董事。他的资产多达1.51亿马克，年收入700万马克，是德国最富有的人之一。[36]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拿手里的巨款搞投资，与另一位工业大亨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合作创办了“侯爵信托”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于1913年破产，在全德乃至全欧引起巨大震动，威廉二世不得不亲自出马干预，挽救局面[37]。
图8-3 1905年，霍亨洛厄-厄林根股份公司的股票，票面价值1000马克（翻拍者不详）
贵族实业家在联邦共和国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有许多贵族从事实业，大多还身居董事、总经理之类的高位。一些大贵族在1945年之后难以进入政界，于是转移阵地，到实业界发展。霍亨索伦家族的后人大多没有从政，而是进入经济界。末代皇帝的孙子亚历山大·斐迪南王子是塑料制品工厂的业主。霍亨索伦家族曾经的族长路易·斐迪南王子在20年代曾是亨利·福特汽车公司在阿根廷分部的高管。一次调查显示，3万名德国企业家中有超过1000人是贵族，从普鲁士王子到20世纪才获得贵族身份的新贵都有。而《法兰克福汇报》对1600名德国企业高管做的一次调查显示，其中贵族有将近100人。值得注意的是，贵族多集中在重工业（钢铁、煤炭、能源等）和大企业，轻工业、手工业和小企业里的贵族较少。[38]这里举几个例子。埃伯哈特·冯·勃劳希契（Eberhard von Brauchitsch，1926—2010）出身西里西亚贵族世家，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为汉莎航空公司高管和煤炭钢铁巨头弗利克股份公司（Flick AG）的总经理；鲁道夫·冯·本尼希森-福德尔（Rudolf von Bennigsen-Foerder，1926—1989）是电力与采矿巨头VEBA公司的总经理；卡西米尔·约翰内斯·赛因-维特根施泰因-贝勒堡公子（Casimir Johannes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Berleburg，1917—2010）是法兰克福冶金公司（今天的GEA集团）的董事会主席。[39]
上面说的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业界管理者和企业家。也有一些企业喜欢在公关、礼宾和接待部门雇佣贵族，因为贵族如雷贯耳的姓氏、擅长待人接物的社交本领和代表传统价值观的身份能够给公司品牌与形象加分。戴姆勒-奔驰公司曾聘请一位伯爵，他的唯一工作就是代表公司与政府和其他公司打交道，在信函里签下他的大名；古斯塔夫·冯·维德尔（Gustav von Wedel）长期担任德累斯顿银行在法兰克福分支的礼宾主管；克虏伯公司的礼宾和接待部门也有一些贵族。[40]
三 君主的卧榻之侧：作为廷臣的德意志贵族
威廉二世皇帝的宫廷中有一个人物的经历特别丰富多彩，对德国宫廷和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是“皇帝的挚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
奥伊伦堡侯爵出身普鲁士容克世家，其祖先可以上溯到12世纪，14世纪迁移到普鲁士。奥伊伦堡侯爵性格复杂，热爱音乐和艺术，创作过不少流行的浪漫歌曲和戏剧；政治方面倾向于极右翼，激烈反犹，结交种族主义理论家阿瑟·德·戈平瑙（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1)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他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担心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德国会再次分裂，[41]因此特别敌视天主教势力，到了迫害妄想狂的地步；他喜好神秘主义和通灵，对鬼魂等笃信不疑；他坚信威廉二世是个近似神灵的伟大人物，注定要领导德国走向辉煌。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威廉二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也获得了极大的幕后政治权力，甚至一度压倒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1849—1929）能当上首相，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奥伊伦堡侯爵的运作。同时，奥伊伦堡侯爵是同性恋者，和宫廷的很多达官贵人有着在当时不可言说的关系。他的同性恋者身份被政敌揭露之后，引起轩然大波，从此失势。报界还谴责他是个装神弄鬼、干预朝政的坏分子。至于皇帝和他的挚友之间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是许多揣测的主题。
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主导的舆论认为奥伊伦堡侯爵是一位“殉道者”，因为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思想与纳粹接近；而纳粹宣传家相信他的同性恋身份完全是犹太人的无耻诬陷。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1942年发布的德国电影《免职》（Die Entlassung，讲述的是俾斯麦在1890年的倒台）中有一个场景，威廉二世皇帝被描绘成同性恋者，向一个正在弹钢琴的男子羞答答地献殷勤。[42]电影里没有说弹钢琴男人的名字，但大家很容易猜测那就是影射奥伊伦堡侯爵。
威廉二世身边的亲信廷臣
而取代了奥伊伦堡侯爵，成为威廉二世亲密好友的那个人，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则把廷臣的角色扮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从他的人生轨迹里，我们能看得出，一位炉火纯青的廷臣应当是什么样子。
菲斯滕贝格侯爵能成为皇帝的好友和亲信，也比较出人意料，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奥地利公民），并且是天主教徒，而皇帝是虔诚的新教徒，对天主教持有怀疑和敌对态度。菲斯滕贝格侯爵出生于波西米亚（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会说德语和捷克语，曾在德国学法律。1896年，他的一位德国亲戚去世而没有子嗣，让他幸运地继承了德国南部巴登的大片土地，于是他在德国有了身份、地位和活动基地。他是大地主，也是工业家，在德奥拥有航运、豪华酒店、煤矿和赌场等产业，是当时德奥两国数一数二的大富豪。[43]此外他还拥有德国两个邦国巴登和符腾堡的议员身份。对他来讲，维持德奥两国的亲善是至关重要的。奥地利需要德国这样的强大盟友。所以他想尽办法来到德皇身边，成为他的亲信。根据历史学家卡琳娜·乌尔巴赫的研究，菲斯滕贝格侯爵实际上是受奥地利政府指派在德皇身边活动的说客，他真正的主人是奥皇。很多德国政治家也因此敌视菲斯滕贝格侯爵。
但德皇不这么想，在他眼里，菲斯滕贝格侯爵是好哥们儿和情感上的好伙伴。奥伊伦堡侯爵出局之后，德皇亲信廷臣的位置空缺了出来，而菲斯滕贝格侯爵是绝佳人选，因为他风度翩翩、魅力十足，在奥地利宫廷受过训练，懂得宫廷为人处世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并且形象非常“直男”，不会引起类似奥伊伦堡受到的那种猜疑。此外，菲斯滕贝格侯爵伶牙俐齿，擅长溜须拍马，喜欢音乐、狩猎，非常会玩。虽然喜欢在皇帝面前投其所好地讲荤段子，但菲斯滕贝格侯爵其实没有那么肤浅庸俗，他精通心理学，特别能把握、理解和抚慰威廉二世糙汉外表之下敏感脆弱的心。他还紧紧追踪皇帝的兴趣爱好，积极参与其中。他甚至模仿皇帝的打扮。他和皇帝留相同的发型、蓄相同的胡须，甚至走路姿势也很像。他俩在一起的照片经常让人混淆。他也和皇帝一样喜欢把形形色色的制服、勋章和荣誉职位收入自己囊中。[44]
1906年，威廉二世给他的一张明信片写道：“我的全副身心都属于你。”看样子此时侯爵已经赢得了皇帝的好感。他后来就担任德皇宫廷的大总管，陪在皇帝左右。[45]据威廉二世之女的记述，菲斯滕贝格侯爵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皇帝身边：“他拜访我父亲太频繁了，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46]
菲斯滕贝格侯爵是皇帝的情感治疗师，为他解决情感问题。皇帝与皇后关系冷淡，皇后既不能提供智识上的乐趣，也不能带给皇帝床笫之欢。皇帝竟把这么私密的事情也倾诉给侯爵。1908年，“皇帝告诉我，皇后是个善良女人，但不是个好妻子。你能想象这让我多尴尬。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把心里话全都倾诉给我听，我真的很同情这个可怜的男人”。皇帝对自己的儿子们，尤其是皇太子，也不满意，常常向菲斯滕贝格侯爵吐槽皇子们的不忠不孝。[47]
皇帝与大臣们吵架、关系冷淡的时候，也需要菲斯滕贝格侯爵来打圆场。1912年，因为英德外交的摩擦，威廉二世与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闹得很僵。两人大吵一番之后，不得不坐在一起出席晚宴。菲斯滕贝格侯爵写道：“我坐在贝特曼旁边，想方设法逗大家讲话。饭后气氛很尴尬，我动用了我的全部雄辩和幽默的本领，活跃气氛。所有人都为此感谢我。他们恳求我在首相告辞之前不要走。他们说，没有我在场，实在支撑不下去。”[48]
不过威廉二世是个“高需求”的人，很快对自己的亲信产生了依赖。这让菲斯滕贝格侯爵的生活变得很辛苦。他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1907年的某一天，菲斯滕贝格侯爵正打算去参加巴登议会的会议，这时收到皇帝的通知，让他去英国。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经常抱怨侍奉皇帝的工作太累，尤其是陪皇帝乘船出游的时候，简直让他扳手指数何时能回家。不过如果他敢于提前离开，就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去年你离开了我。我不想今年再经历类似的事情。大总管，明白了吗？”菲斯滕贝格侯爵大受震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吓坏了，告诉他我的工作很忙，但皇帝不以为然地说：‘是啊是啊，找借口。’我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因为他的预期非常奇怪，非常严肃，仿佛他一心要阻止我逃跑……他能一眼看到我在想什么，仿佛能读心！这次我不能早点离开，真让我沮丧。人都是有界限的！”[49]
宫廷：君主的权力展示中心
奥伊伦堡侯爵和菲斯滕贝格侯爵是现代德国宫廷里的典型廷臣。从古至今，担任廷臣、侍奉和陪伴君主一直是德意志贵族的一项重要工作，或者说是使命。
图8-4 慕尼黑的宁芬堡，巴伐利亚统治者的宫殿之一（Gryffindor摄）
在中世纪，对中小贵族，尤其是缺少资源的无头衔贵族来说，在邦君的宫廷任职是非常好的工作，可以带来丰厚的薪水、慷慨的赏赐和接近统治者的机遇；可以发展和维持人脉，甚至可以找到情人和佳偶。贵族儿童在宫廷担任侍童（Knappe或Page）或侍女（Zofe），也是很好的受教育机会。
到了近代早期，用历史学家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laus Hartmann）的话说，宫廷有三大功能：邦君的象征性中心、统治的工具和施加影响的圈子。先说宫廷的象征功能。邦君大兴土木，营造美丽的宫殿（如维也纳的霍夫堡、美泉宫和美景宫，慕尼黑的宁芬堡和选帝侯府邸，波茨坦的无忧宫，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等，在建筑史上都赫赫有名）；赞助艺术（歌剧、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室内装饰等），收藏精美艺术品，用艺术来“赞美专制主义邦国”。辉煌的宫廷生活把邦君神化，将他提升到普通贵族难以企及的高度，便于邦君压制和管理贵族。[50]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探讨过宫廷作为统治工具和施加影响的圈子的功能。他是以路易十四的法国宫廷为例，不过其中的道理在德意志各宫廷也适用，何况德意志王公诸侯往往以路易十四为榜样，德意志宫廷也往往模仿太阳王的宫廷（至于模仿是大为成功，还是东施效颦，则另当别论）。根据埃利亚斯的研究，在宫廷当中，君主扮演多个互相竞争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人的角色。当然前提条件是君主与精英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达到某种平衡，并且君主能够牢牢掌握枪杆子。君主通过建立宫廷，把原本可能会犯上作乱的贵族吸引到自己身边，让他们争宠、玩乐和挥霍，于是贵族们逐渐与自己的领地疏远，失去了以土地为基础的权力（如同眼镜蛇被拔掉了牙），只能臣服于君主，为其效力。[51]
小邦的宫廷仍然保留一个地主家庭的色彩，但大国的宫廷管理和国家行政管理逐渐分开，内廷与外朝有别，不过很多人兼任内廷官员和国家行政官员。虽然精确的统计很困难，但历史学家还是可以估算，近代早期德意志邦国岁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要花费在宫廷，小邦的花费比例甚至更高。[52]巴洛克时代的宫廷不仅奢华，而且人员很多。巴伐利亚宫廷在1508年还只有160人，到1750年已经猛涨到1500人。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在1586年约有530人，大多为低级贵族，而到了1740年就有2000人，多为高级贵族。[53]宫廷开支更是水涨船高，尤其是在邦君地位得到提升时。普鲁士第一代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701年加冕，他的宫廷在1697年之前每年的开销为30.2万塔勒，1711年、1712年的开销就涨到了42.7万塔勒。[54]
宫廷的风格差别很大。有的宫廷，比如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的宫廷，竭力效仿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穷奢极欲，也对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有的宫廷，比如普鲁士的“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宫廷就特别勤俭节约，简直寒酸。他把钱都花到了军队上，把宫廷豢养的马匹从600匹减少到120匹，把宫中的银餐具熔化当作货币储备，把宫殿园林改为士兵操练场，解聘了宫廷的乐师等艺术家。“士兵国王”在宫中与粗俗的军官们为伍，不像其他君主那样举办光彩夺目的庆典、上演歌剧、挥金如土。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宫廷也很简朴，但很有艺术和学术气氛。[55]
廷臣：贵族的重要职业
邦君宫廷的最高职位一般是宫廷总管（Hofmeister），也有叫别的名字的。维尔茨堡主教宫廷的总管负责主持主教的法庭，监管主教的谋臣们，在战时还是主教属下城堡马林贝格（Marienberg）的卫戍司令。这位总管的薪水很丰厚，每年多达400古尔登，此外还有津贴和补助。维尔茨堡宫廷总管的副手（头衔是“Marschall”，姑且译作“最高军务官”）负责财政，担任法官，战时还是主教军队的总司令，1500年左右他的年薪是200古尔登。[56]
宫廷的很多职位是荣誉性的，一般由贵族，甚至高级贵族担任，比如“膳食总管”是一个荣衔，不需要真的负责厨房工作；斟酒官也不需要真的在酒桌前侍奉。这些官职往往也是世袭的，比如普鲁士国王的膳食总管职位世世代代在什未林伯爵家族或冯·德·舒伦堡伯爵家族中流传，斟酒官一般都是克罗科（Krockow）家族的人或申克（Schenken）家族的人。“Schenken”这个词原本就是斟酒的意思，变成了这家人的姓氏。
当然，这些享有荣衔的人真正做的工作很少。宫廷豢养的闲人太多，很多职位纯粹是为了安置亲信而设立的闲差。19世纪初普鲁士的改革家施泰因男爵对此大发抱怨：“和善、想法过多、抑郁的多纳，粗壮、自鸣得意、对自己的派系不以为然的阿尔腾施泰因，就这么站着闲荡，什么工作都不做，也永远不会做任何工作……富裕的贵族只知享受，贫穷的贵族则霸占着所有职位，从国务大臣到陆军元帅，到城市监察官，这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只会索取。”[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