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廷，即便不是当总管、最高军务官或膳食总管这样的大官，哪怕仅仅像仆人一样侍奉诸侯，比如在宴会时为主子斟酒和切肉，也是令人妒火中烧的美事和莫大的荣誉。即便是地位相当高的贵族，一般也不会认为侍奉主子是有失身份的事情。这固然是承认自己的地位低于对方，但也能让贵族沐浴在主子的荣光之下，从而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邦君从起床到睡觉，在宫廷的一整天都由贵族簇拥着侍奉。贵族廷臣陪邦君吃饭，与他一起玩耍、欣赏音乐、抽烟、打牌；有的廷臣负责监管邦君的膳食。
骑士约尔格·冯·埃因根（J?rg von Ehingen，1428—1508）年轻时曾在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六世的宫廷服务，但起初没有得到官职。他聪明地对大公说：“我听说西吉斯蒙德公爵马上要拜访您的宫廷，如果他看到我在您这里连最小的官职都没有，他会觉得我是无足轻重的人。”大公正好心情好，于是把内室的钥匙交给他，任命他为内室男仆。有一位宫廷官员临死之前还告诫儿子们要“好好为诸侯和伯爵们服务”。也有的贵族把自己曾担任过的宫廷职务铭刻在自己的墓碑上。[58]优秀的廷臣可以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
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到宫廷侍奉，也就是当廷臣（Hofmann或H?fling），往往受到复杂的规章制度的约束。比如在第二帝国的普鲁士宫廷，军人的地位极高，少尉或以上军衔的人即可参加宫廷活动，如舞会等。[59]普鲁士宫廷里随处可见军官，尤其是近卫军军官。在普鲁士宫廷，军官（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的优先级别很高，甚至比高级官员要高。而更“时髦”和“高贵”的团的军官，哪怕本身的地位不高，也很容易得到青睐。“曾经直属于帝国的陪臣家族的千金小姐在宫廷跳舞时，更愿意选择的舞伴是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冯·克拉姆斯塔先生，因为他属于近卫胸甲骑兵团；而不愿选择来自第三近卫步兵团的什未林伯爵大人，他尽管出身‘原始贵族’，他的家族在过去50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农村。”[60]
宫廷喜欢仪式感，仪式有复杂的规矩。廷臣的一言一行都要遵守规矩，必须做到符合宫廷礼节（h?flich）。后来“h?flich”这个词发展为“礼貌”“客气”的意思，但它原本是“宫廷”（Hof）的形容词。英语中的“courteous”（礼貌）和“court”（宫廷）也是类似的关系。那么究竟怎么样才算符合宫廷礼节，廷臣的正确行为规范是什么呢？比如，一位贵族下楼迎接到访的其他贵族时，应当走多远去相迎？一位伯爵的马车可以用几匹马？向不同等级的贵族鞠躬时，弯腰要弯到什么程度？
好在有人写了专门的书来立规矩。意大利外交官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著有《廷臣之书》（Il Libro del Cortegiano），以对话体描写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宫廷里的男女廷臣（绅士和淑女）应当如何言行举止。该书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宫廷生活规矩的权威决定版教科书，很快就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等语言。想要在宫廷混得好，就有必要学习下这本书。就连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也是该书的忠实读者。卡斯蒂廖内担任派驻查理五世宫廷的使节时出版了该书，查理五世命令将该书翻译为西班牙文。[61]
根据《廷臣之书》，优秀的廷臣应当始终镇静自若，声音醇厚优美，言谈温文尔雅，眼神和面部表情优雅，仪态手势要落落大方；同时也要擅长体育运动，熟悉人文知识、古典文化和艺术。优秀的廷臣应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供人欣赏和赞美。而对廷臣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Sprezzatura”。这个词很难翻译，可以解释为“淡定”“仔细地无动于衷”“漫不经心”“轻松自如”等等。“Sprezzatura”的行家里手应当掩饰自己所做的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精彩表现，比如体育运动方面的表现，或者优雅的外表与礼节，都是浑然天成、自然而然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辛辛苦苦得来的。打个不是非常恰当的比方，如果某同学考试前夜辛苦复习了一夜，第二天考得很好，可以带着“Sprezzatura”说：“哦，我昨晚看了一夜武侠小说。”
图8-5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拉斐尔绘，约1514—1515年）
图8-6 1549年的《廷臣之书》
19世纪初的“陪臣化”和“世俗化”对希望以廷臣为职业的贵族来说是沉重打击，因为之前德意志的300多个邦君宫廷数量锐减，到1815年德意志诸邦只剩下30多个拥有主权的统治者，也就是仅存30多个宫廷。1918年，德国还有19个宫廷。贵族在宫廷侍奉君主、参与政治、结交名流、交换利益，也互相争斗。宫廷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的发展。歌德得到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的庇护和赞助，瓦格纳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高度欣赏和慷慨解囊。
在18和19世纪，较小的德意志宫廷，如巴登、萨克森-魏玛等小国的宫廷，较多地接纳了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宫廷本身的资产阶级色彩也较浓。比如黑森大公国的宫廷圈子有60%的人是资产阶级。[62]而较大的邦国，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宫廷，则更为排斥资产阶级，等级更加森严，贵族保守气息更浓。
威廉二世时期的柏林宫廷是欧洲最光辉璀璨、排场最隆重威严的宫廷之一。他的宫廷把各邦国的贵族吸引到柏林，对国家的整合与团结应当说起到了积极作用。[63]由于威廉二世亲自统治的强势倾向，他身边的廷臣往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柏林宫廷的男女廷臣绝大部分是拥有历史悠久血统的贵族世家成员。不过，皇帝本人有时希望并且喜欢与大资产阶级人士交往，所以会试图避开柏林宫廷，在一年一度的基尔港帆船大赛等场合绕过贵族廷臣，直接与资产阶级人士进行社交。他在册封资产阶级人士为贵族的时候也特别慷慨。皇帝的这些倾向遭到了一些贵族的怨恨和坚决反对。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农业贵族与柏林宫廷保持距离，批判威廉二世宫廷的“拜占庭式奢靡”，并尽量少去宫廷露面。[64]
四 蓝血神父：教会贵族
神圣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紧密捆绑在一起。按照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的说法，普世教会与普世帝国这两种理念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帝国的教会是属于贵族的教会。
教会诸侯
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为了平衡世俗诸侯的强大势力，皇帝向许多教会人士分封土地。有些教会高级领导人因此成为富甲一方、有权有势甚至拥兵自重的诸侯，有权参加帝国会议。这样的教会诸侯（geistliche Fürsten）同时拥有教会领导人和地方诸侯两个身份，既是精神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所以会有“采邑主教”（Fürstbischof）这样的说法，因为他既是有采邑的诸侯（Fürst），也是主教（Bischof）。整个帝国大约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属于教会。[65]教会诸侯的世俗领地是与他的教职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采邑主教不能把自己的世俗领地传给亲戚；他死后，他的世俗领地就属于下一位主教（由选举产生）。这一点与纯粹的世俗诸侯不一样。教会诸侯的世俗领地与他作为精神领袖的教区（Di?zese）也不一定重合。主教的教区如果位于某座城市的话，在中世纪晚期，主教经常与市民发生冲突，结果往往是主教从城市被赶走。到1500年，奥格斯堡、巴塞尔、科隆、康斯坦茨、施派尔、斯特拉斯堡和沃尔姆斯的主教都被迫离开了相应的城市。比如科隆大主教后来不得不把自己的都城迁往波恩，康斯坦茨主教迁往米尔斯堡。波恩这样的首府城市后来的辉煌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它们的存在其实象征着大主教的失败。[66]
教会诸侯除了是采邑主教之外，也可能是大主教、修道院长、女修院长等。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也是服从于天主教会的教会诸侯。枢机主教在德意志也算教会诸侯。有三位教会诸侯还是位高权重的选帝侯，分别是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直属于帝国的教会贵族被称为“帝国高级教士”（Reichspr?lat），这个概念大于“教会诸侯”（geistliche Fürsten）。帝国高级教士虽然享有参加帝国会议等一系列特权，但不一定像教会诸侯那样富裕和强大。帝国高级教士的领地往往很小，但常常是文化中心。
贵族对教会职位的控制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对教会职位的控制是德意志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Domkapitel）主要由贵族组成，他们有权选举主教。皇帝和教宗一般只是对他们决定的人选予以确认（往往只是走过场），而很少能直接干预地方上的主教人选。
古人的预期寿命不高，为了保障家族血统的延续，贵族会尽可能多地生男孩。而在中世纪，长子继承制并不在所有地区都流行，所以儿子越多，意味着分家的时候，会把家产越分越小。如果连续几代都人丁特别兴旺，对家族大业来说是个灾难。为了安置过剩的男孩，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就是个好去处。最妙的是，假如原定的继承人意外死亡，被安置在主教座堂的兄弟子侄还可以还俗，回来继承家业。
教职还常常裹挟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非常富有，养得起大量的闲人，可以为贵族（尤其是没有继承权的幼子，也有女性）提供油水丰厚的职位和闲差。并且，主教座堂的教士理论上都可以成为主教，那就是一方诸侯，可以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巨大利益和很好的人脉。比如维尔茨堡主教洛伦茨·冯·比布拉（Lorenz von Bibra，1459—1519）上任之后就把自己的九位亲戚提拔为谋臣或地方官。[67]
主教座堂的教职是香饽饽，在中世纪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染指。而且这种职位是固化的、封闭性的，某个地方的主教座堂职位可能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外人很难染指。比如科隆大主教和选帝侯的位置，1583—1761年一直掌握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手里。[68]1475年，科隆大主教区的法规要求，希望成为主教座堂教士的人必须能证明自己的32位祖先是贵族。15世纪末，德意志西部的各个主教座堂几乎已经完全成为封闭的小集体，不向平民出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开放。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想把自己的门客、平民出身的教士马托伊斯·朗格（Matth?us Lang，1468—1540，后成为萨尔茨堡大主教）安排到奥格斯堡主教座堂，不料奥格斯堡的教士团体居然不给皇帝面子，排斥没有贵族血统的朗格。皇帝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才终于迫使奥格斯堡主教座堂破例。公元900—1500年帝国的166名大主教当中只有4人不是贵族出身。7到15世纪的2074名主教中（不算布拉格主教），只有115人不是贵族出身。[69]
贵族垄断教会职位的情况受到很多严厉的批评。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温普菲林（Jakob Wimpfeling，1450—1528）抱怨道，教会在分配职位时，往往选择连擤鼻涕都不会的毛孩子，而不要正儿八经的学者。梅克伦堡家族的马格努斯于1516年成为什未林主教时只有七岁。[70]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则说，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座堂太高贵，连耶稣基督本人在那里都谋不到职位。[71]所以很多教士其实不太像是神职人员，对宗教也不感兴趣。科隆的一位贵族教士不情愿地接受圣职之后，上午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就过着世俗贵族的生活，打猎、赴宴、跳舞。[72]普法尔茨-西门的鲁普雷希特在15世纪当了28年斯特拉斯堡主教，据说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弥撒，并且似乎连自己的主教冠和权杖都弄丢了。1515年当选科隆大主教的赫尔曼·冯·维德（Hermann von Wied）据说不懂拉丁文。[73]
军事修会
军事修会作为天主教会下属的组织，也是德意志贵族安身立命的场所之一。军事修会的成员有双重身份，既是修士，又是骑士。在德意志活动的军事修会主要有两个：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后来改称“马耳他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
下一节会比较详细地介绍医院骑士团的情况。这里我们主要谈条顿骑士团。它一度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但最后一任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Albrecht of Hohenzollern-Ansbach，1490—1568）在1525年将骑士团世俗化，建立了普鲁士公国，向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也是阿尔布雷希特的舅舅）宣誓效忠。另外，阿尔布雷希特还皈依了新教。这个普鲁士公国后来与勃兰登堡选侯国联合起来，演化为近代的普鲁士王国。
但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土地还在。在过去，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分支的领导人被称为“德意志团长”（Deutscher Meister），他在1494年之后享有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地位。因为他的教会身份，所以德意志团长也算是教会诸侯。1530年，“德意志团长”的头衔与“大团长”的头衔融合，称为“大团长兼德意志团长”（Hoch- und Deutschmeister）。查理五世皇帝曾想把条顿骑士团转移到匈牙利，去对付奥斯曼帝国，从而继续执行骑士团的十字军东征使命，但这件事情没有办成。[74]不过，条顿骑士团提供了少量部队去东欧参加哈布斯堡皇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些部队当中只有指挥官是条顿骑士团成员，作战士兵都是雇佣兵。条顿骑士团历史的这个篇章鲜有人知。[75]
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基地是梅根特海姆（Mergentheim，在今天的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境内），这片领地的面积有275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较小的伯爵领地。在此之外，骑士团还拥有一些不是直属于帝国的领地。
失去了十字军东征的使命之后，条顿骑士团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表现出了韧性和灵活性。在宗教改革时代，骑士团的11个分支当中有2个（图林根和萨克森）完全皈依新教，而另外一个分支黑森在1680年后接受崇奉三种信仰（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成员。
条顿骑士团对德意志贵族一直有吸引力。15世纪，骑士团就停止接受市民加入。到18世纪，想加入骑士团的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家族往前追溯三代全都是贵族。骑士团成员可以自由地在德意志各邦担任职务，为诸侯效力。1584—1664年以及1769—1806年，哈布斯堡垄断了“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的职位。
“Stift”：贵族把持的一种宗教机构
所谓的“Stift”是贵族与教会互动的重要工具，也是贵族的一条重要职业路径。“Stift”这个词的原意为“捐献”“捐赠”。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贵族常将一座庄园，连同农奴、佃农、管理者、农具设备、基础设施等捐赠给教会。如果接受捐赠的是修道院或主教座堂等级别足够高的教会机构，并且该机构获得了相应土地的世俗领主权利，那么这座庄园及其土地就成为一个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政治体”（Reichsstand），就像一个邦国。那么“Stift”一词也可以指该“帝国政治体”的领地本身。于是该“Stift”的主人（可能是修道院院长、主教、大主教等）也有直属于帝国的诸侯身份。主教名下的“Stift”领地称为“Hochstift”，大主教名下的“Stift”领地称为“Erzstift”。我一般简单地将这两个词分别译为“主教领地”和“大主教领地”。当然了，各种“Stift”领地的领主，也就是各种级别的神职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贵族出身。
宗教改革时代，在新教地区，很多“Stift”领地被世俗化，成为世俗领主的领地；后来在被拿破仑占领或受其影响的地区，更多“Stift”领地被世俗化。也有很多“Stift”延续至今，仍然是天主教机构的财产。拥有“Stift”的修道院常常就被称为某某“Stift”。这样的话，“Stift”常常是修道院的同义词。用来支撑某座教堂的“Stift”叫作“Kollegiatsstift”，用来服务某座主教座堂的“Stift”就叫“Domstift”。[76]
在新教邦国，虽然天主教的修道院不复存在，但很多“Stift”被保存下来，其领地和收入被用来维持类似于天主教女修院的女子机构，称为“Damenstift”（“Damen”的意思是女士、贵妇等），也叫“Frauenstift”（“Frauen”的意思是女子）。这算是教会的慈善机构。新教贵族家庭里终身未婚的女子或寡妇的一个出路就是到这样的“Damenstift”。她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参加宗教活动，等等，但不算出家（新教本身也没有修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有的“Damenstift”类似于养老院。还有一些“Damenstift”也开办女校，为贵族女子提供教育，所以有的“Damenstift”可以直接翻译为“女校”。“二战”之后，东德境内的“Damenstift”被解散，财产被国有化。西德的很多“Damenstift”延续至今，现在也接纳非贵族女性。
图8-7 吕讷修道院（Kloster Lüne）是1711年建立的“Damenstift”（Stephan Komp摄）
教会庇护权与新的挑战
除了垄断教会的高级职位之外，贵族对自己领地之内的教会组织也有很大的控制权，即所谓的“教会庇护权”（Patronatsrechte）。首先，乡镇的教堂位于当地贵族领主的土地之上，房产往往属于领主，历任的本堂神父／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只是暂居的过客而已。领主有义务维护这些教堂房屋，需要出钱建造、修葺等。其次，贵族对自己领地内的本堂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任免有很大的决定权。在农村，本堂神父或牧师往往是地方上的权威人物，在村庄里肯定是重要的领导者。神父或牧师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贵族领主，比如安抚民众，缓和贵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所以贵族很有理由去挑选合自己心意的神职人员。
19世纪的现代政府对贵族的教会庇护权做了很多限制，但贵族对本地宗教事务的影响力仍然很大。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进步人士就要求政教分离，取消贵族的教会庇护权，但没有成功。魏玛宪法没有提及教会庇护权。1920年普鲁士的宪法提出取消贵族的教会庇护权，但没有实施。在这之后，包括在纳粹时期，贵族和教会经常在地方宗教事务问题上发生矛盾。[77]
一直到20世纪，贵族地主对自己领地内神父或牧师的任命都有很大决定权，但这与过去贵族对教会的全面主宰相比真是黯然失色了。
宗教改革之后，在新教地区，原先天主教会的大量财产被世俗化，被俗人吞并侵占，很多宗教机构与职位也被废除，于是贵族失去了许多机会与利益。新教地区（比如德意志北部和东部）的许多贵族相对于天主教贵族而言较为贫穷，这和宗教改革也许有关系。另外，由于失去了教会这样一个收益丰厚的职业路径，新教贵族也更多地选择出仕或从军。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莱茵河左岸地区被法国占领。为了补偿这些地区丧失财产的贵族，帝国和诸侯团体的对策是将莱茵河右岸地区部分教会财产世俗化，分给那些“丧家犬”一般的贵族。于是天主教会再次蒙受沉重打击，失去了大量财产。这也导致很多贵族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19世纪初的教会财产世俗化运动对贵族来讲是一把双刃剑。
与其他职业一样，贵族在教会也受到市民的挑战与竞争。1803年，在整个帝国（除了波西米亚），只有约瑟夫二世皇帝亲自任命的林茨主教是市民，其他都是贵族。而到了1870年，德语地区的157名主教中只有46人是贵族，28人是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市民，其余都是市民出身。[78]
启蒙时代的新思潮向宗教发起攻击，也对贵族主导的等级制提出质疑。很多贵族感到，他们所在阶级的衰落是因为宗教虔诚的日渐淡薄，所以19和20世纪的很多基于基督教的保守思潮与贵族有联系。
不过随着基督教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自身的新位置，教会越来越多地注重和参与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贵族在这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具体在下一节中介绍。
五 “贵人理应行为高尚”：贵族的慈善活动
“童话国王、骑士诗人和贵族作家：德意志贵族与文学”一节中讲到的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有个儿媳叫“伊丽莎白”（1207—1231），她是匈牙利公主，四岁就来到瓦尔特堡，原定嫁给方伯的长子，但未及成婚他就去世了。伊丽莎白后来嫁给方伯的次子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于1227年参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2)的途中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寡妇的伊丽莎白正青春年少，但她从此不问世事，专心于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她出资建造医院，几乎每天布施穷人，因此受到图林根宫廷很多人的非议。赫尔曼一世也对儿媳不满，觉得她的慈善工作不符合贵妇的身份。一天，伊丽莎白携带装满食物的篮子离开城堡，准备去施舍穷人。方伯拦住她，问篮子里是什么。她说只是花而已。方伯揭开篮子盖，发现里面装满了玫瑰花。[79]这是伊丽莎白的“神迹”之一。后来这位仁慈的贵妇成为天主教的圣徒。
虽然这只是传说，但德意志贵族参与慈善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与贵族庇护教会、参与教会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扶贫救难是贵族“贵人理应行为高尚”（Noblesse oblige）价值观的体现，即贵族认为自己既然享有特权、生活优渥，就对社会和大众负有责任。而且极端贫困若是扩散，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到贵族阶层自己的生存。
扶危济困的理念与慈善行为
贵族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往往有意识地培养扶助贫弱的意识。奥匈帝国晚期的贵族儿童如果收到金钱馈赠，会在父母要求和指导下自己记账，并将一部分金钱捐赠给穷人。父母严格监督和控制子女捐款的过程。戈特弗里德·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公子年幼时在家中养鸡作为娱乐。父母要求他准确地记录鸡的数量和每天下蛋的数量，每周结算一次，鸡蛋的三分之一要交给家中的厨房，三分之一要捐赠给附近的穷人，只有剩余三分之一可以由戈特弗里德公子自己卖掉换钱，去买糖果和图画书。他的父亲康斯坦丁公子（1828—1896）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大总管，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大量公务，但对督促儿子捐献鸡蛋的事情一丝不苟。[80]
贵族可能会向穷人提供直接的金钱资助，帮助安排工作，建立私人的养老金账户，建立医院、养老院等机构，或为这样的机构提供经济援助，或聘用社区医生为贫民服务等。女性贵族关心和照料自己的佃户，拜访穷人，嘘寒问暖，聆听他们的疾苦，捐赠食品、服装、药品等。庄园女主人在瘟疫流行或饥荒时期，往往带着家里的女性亲人或仆人，为穷人施舍粥饭。玛丽·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Marie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37—1920）是康斯坦丁公子之妻，她在维也纳第二区开设济贫厨房，每天为穷苦儿童、老人和病人提供免费饭菜。[81]
除了上述直接帮助穷人的活动，贵族还有间接的慈善工作，比如安排慈善义卖、义演、舞会等，并参与慈善活动的组织工作，担任这些组织的领导人。这些活动能够发挥贵族女性的组织才能，是她们消遣时间的绝佳方式，她们也借这些机会互相竞争，看谁组织的活动更壮观，请到的嘉宾更高级，募集的善款更多。贵族少妇和小姐们也借这些公开场合争奇斗艳和社交。
传统贵族平时可能瞧不起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阶级人士，不和他们社交，但在这些需要捐款的慈善活动当中，传统贵族非常需要“暴发户”和资产阶级商人、实业家的慷慨解囊。而这些人往往渴望得到传统贵族的认可，渴望被他们接纳，所以往往对贵族组织的慈善活动趋之若鹜。贵族女主人的宫殿平时从来不邀请新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太太，但为了搞慈善活动愿意接纳她们。不过，往往是活动结束之后，贵族女性就不和资产阶级太太们来往了。
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Pauline von Metternich，1836—1921）是著名的梅特涅首相的外孙女，也是他的儿媳。她是奥匈帝国晚期最突出、最著名（也许有人会说是臭名昭著）的慈善活动组织者。为了赞助艺术和赈济穷人，她在自己的宫殿举办很多晚会，邀请著名的音乐家和演员献艺，甚至亲自唱歌演戏，招致许多非议。有的人觉得身为贵妇如此大出风头，实在不成体统。她还不知疲倦地写信给达官贵人，请求他们为她的慈善事业捐款。很少有人胆敢拒绝，因为她是维也纳社交界的女王，并且她组织的活动往往妙趣横生，大家确实想去参加。[82]
图8-8 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Franz Xaver Winterhalter绘，1860年）
贵族（女性）组织和领导的慈善机构有很多，比如祖国妇女协会（Vaterl?ndischer Frauenverein）为需要帮助的人士募捐并组织救济工作。该协会于1866年由普鲁士王后奥古斯塔（后来的德国皇后）建立，很快在全国开枝散叶，性质类似于红十字会。王后任命的第一任协会会长为普鲁士贵族世家女子露易丝·加布里埃拉·玛丽·冯·伊岑普利茨（Louise Gabriele Marie von Itzenplitz，1839—1901），第二任会长是露易丝的妹妹夏洛特·冯·伊岑普利茨伯爵小姐，她领导该协会的慈善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从1867年到1916年。[83]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贵族女性到医院当护士和护工，直接参与救死扶伤的工作；或者开办慈善幼儿园，照料阵亡将士的遗孤。
“蓝血神父：教会贵族”一节中讲过具有多种功能的“Stift”，其中很多也是教会的慈善机构，有济贫院、养老院、孤儿院、学校等。
在帝制时代，贵族的慈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娱自乐的社交、赶时髦，又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真真切切地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很难给出定量的判断。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举办的晚会是多瑙河君主国浮华的名利场的一部分，但她的慈善活动有实在的成绩。她在维也纳出资建立的医院免费为穷人提供救护车服务，她大力赞助医学基础研究，尤其是癌症医学研究。又如文琴茨·冯·奥尔施佩格侯爵把自己的宫殿的一翼改建成医院，为周边的穷人免费提供医疗，每天照料数百病人。[84]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参加慈善活动的贵族夫人小姐们对当时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有多少了解。
圣约翰骑士团与马耳他骑士团
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和后来的马耳他骑士团的慈善活动中，德意志贵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是欧洲历史上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另外两个是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始建于11世纪，起初的使命是为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提供医疗等服务，后来逐渐军事化，成为教宗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参加过西方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多场激烈战争。此后因基督教国家在东地中海的据点逐个被奥斯曼军队消灭，医院骑士团于1530年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帮助下将总部转移到马耳他岛，所以后来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orden）。失去了与穆斯林对抗的军事功能之后，马耳他骑士团逐渐演化为宗教和慈善组织。但在18世纪末，拿破仑一度将其从马耳他岛驱逐出去。
医院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在全欧洲都有活动和据点，德意志也不例外。医院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基地设在莱茵河上游的海特斯海姆（Heitersheim，在今天德国西南部），拥有22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位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邦国。[85]医院骑士团早在1382年就在德意志建立了勃兰登堡分支。宗教改革之后，勃兰登堡分支于1538年改信新教，脱离了天主教会。德意志的新教医院骑士团组织后来就一般被称为“圣约翰骑士团”（Johanniterorden）。勃兰登堡的圣约翰骑士团组织在1810年被世俗化，财产被普鲁士国家充公。[86]但在1852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重建了勃兰登堡的圣约翰骑士团，还让御弟卡尔王子担任团长。[87]
与此同时，信奉天主教的马耳他骑士团继续在德意志的天主教地区活动。1859年，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地区的贵族建立了当地的马耳他骑士团组织；1869年，西里西亚也建立了自己的马耳他骑士团分支。[88]
在德意志，马耳他骑士团是天主教组织，圣约翰骑士团是新教组织。不过二者的职能和宗旨类似。两个骑士团的正式成员起初都是贵族，不过从1948年起平民也可以加入骑士团。[89]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圣约翰骑士团的主要工作是传教和慈善，建立了一系列“圣约翰医院”和照料伤员的疗养机构。兴登堡总统是圣约翰骑士团成员，因此一直庇护骑士团。纳粹时期，圣约翰骑士团在柏林的总部大楼成为帝国宣传部办公楼，骑士团受到纳粹的骚扰。威廉二世的第五子奥斯卡是这一时期的骑士团大团长。“二战”结束后，奥斯卡王子携带一个背包只身来到波恩，重建了德国的圣约翰骑士团。
“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Malteser-Hilfsdienst）于1953年成立，是马耳他骑士团在德国的一个组织，总部设在科隆，有5万成员（大多为非贵族），曾为200万人提供医疗和救援培训。“圣约翰骑士团事故救援”（Johanniter-Unfall-Hilfe）于1952年成立，功能类似“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有约2万成员，每年培训4万志愿者。[90]
图8-9 “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的救援车，维尔茨堡（Dr. Christian Markus [LNA]；Malteser Würzburg摄，2006年）
图8-10 “圣约翰骑士团事故救援”的救护车，维也纳（Georges Jansoone摄，2006年）
另外，马耳他骑士团的奥地利分支始建于12世纪，今天约有400名成员，超过三分之二是贵族。[91]
六 外交界的德意志贵族
1945年8月，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仅仅三个月之后，英国外交官、政治家和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在《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发表了一篇讣告，悼念一位德国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并称赞他是“德国好人”。
十几年后的1961年，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盟友。在联邦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伯恩斯托夫伯爵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尼科尔森发表演讲，再次赞美伯恩斯托夫伯爵的“良心的庄严”、勇气与魄力，评价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民族的荣誉”。
同年的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的纪念日），联邦德国外交部举办纪念活动，竖立纪念碑来缅怀德国外交界的一些反纳粹人士，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伯恩斯托夫伯爵。碑文写道：“他们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贵族出身的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在活动上致辞。[92]
这位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何许人也，为何得到英德两国外交界共同的赞许和怀念？
反纳粹的贵族外交官
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施丁腾堡伯爵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外交官和反纳粹义士。他出身于荷尔斯泰因的大地主和外交官家庭，17岁就继承庞大的家业，在大学里学法律，曾获得罗兹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两年，后进入德国外交部，1923年到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后成为大使参事（相当于大使馆的二把手），在泰晤士河畔生活了十年之久。他是亲英分子，喜欢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风气，广交英国各界朋友，致力于两国的互相谅解和彼此友好。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纳粹的憎恶，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他就谢绝了政府派他到加尔各答担任总领事的任命，选择辞职。1934年起他在犹太人开设的柏林瓦瑟尔曼银行（A. E. Wassermann）工作。1937年，纳粹政府将该银行“雅利安化”，驱逐其犹太人业主，伯恩斯托夫伯爵成为该银行的法人，努力保护原主人的利益。他目睹纳粹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经常在亲友圈子里抨击政府的反人道罪行。他是罗兹奖学金的德国委员会成员，于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纳粹对该委员会横加干预，并保证犹太学生能够继续照常申请该奖学金以赴英国留学。他还帮助犹太人移民或逃亡，协助他们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免遭纳粹侵吞。1938年11月，伯恩斯托夫伯爵搭救了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1895—1963），先是让他在自己位于柏林的房子中躲避，后来帮助他躲到伯恩斯托夫家族在乡村的宫殿。伯恩斯托夫伯爵还利用自己多年来在外交界的关系，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联络，为他们提供关于纳粹德国政治形势的情报。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探到的德军即将进攻波兰的消息透露给了英国和荷兰的朋友。[93]
不过，伯恩斯托夫伯爵在表达自己的好恶时或许过于直白了一些，比如他经常毫无顾忌地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一颗炸弹落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之间。谁能活下来？——欧洲。”于是他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40年5月，伯恩斯托夫伯爵第一次被捕，被投入达豪集中营，后来被释放。1943年7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被投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终于1945年4月23日夜间在柏林被党卫军杀害。此时的柏林已经被苏联红军包围得水泄不通。[94]
伯恩斯托夫伯爵是德国外交界人士当中积极反抗纳粹统治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位反纳粹的贵族英雄。在德国历史上，贵族与外交界长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纳粹时期，外交界的德国贵族当中有伯恩斯托夫伯爵这样的抵抗斗士，但与纳粹合作的外交官也不在少数。我们不妨从头开始，讲讲德意志贵族在外交界的故事。
贵族从事外交的优势
外交官是贵族的天然职业。自现代外交于16和17世纪诞生以来（一般认为是枢机主教黎塞留发明了现代外交[95]），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公使这样的高级外交官，有很多是贵族出身，德意志各邦也是如此。
贵族从事外交有很大优势。首先，贵族熟悉宫廷礼节、仪式和奢华的生活方式等，这些东西是他们在自幼成长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而市民阶层的人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学会这些繁文缛节。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1911—1990）担任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时，有人问他，外交部里为什么有那么多贵族。他回答：“外交部需要懂得怎么用刀叉吃饭的人。”[96]
其次，欧洲贵族高度国际化，互相交际和联姻，各国贵族组成跨国团体，大家都是“自己人”，人脉广，方便沟通，比较容易赢得对方的信任。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话说，两个贵族在一晚上的互相了解比两个资产阶级人士在一个月里的互相了解还要多。[97]
再次，显赫而历史悠久的姓氏具有崇高的威望，对普通人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比如“哈布斯堡”“科堡”“俾斯麦”“毛奇”这样的姓氏，对从事外交工作的贵族有很大的加分。
最后，在近代早期，外交官领取的薪水很少，但他们需要维持体面甚至奢华的生活方式，所以往往需要自掏腰包。往往只有贵族才有足够的私人财产可供开支。多多·海因里希·祖·因豪森·克尼普豪森男爵（Dodo Heinrich zu Innhausen und Knyphausen，1729—1789）常年担任普鲁士驻外使节，为了给普鲁士王国撑面子而花钱如流水，以致破产，最后娶了个富裕市民的女儿才挽回局面。[98]
从普鲁士王国到第三帝国：德国贵族在外交界
普鲁士的现代外交事业发源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这场战争里，勃兰登堡（后来的普鲁士王国的两大核心部分之一）损失惨重。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效力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瓦尔戴克伯爵（Georg Friedrich von Waldeck）在和谈期间与荷兰和法国外交官接触很多，得出了结论：要达成君主的目标，有时外交官比军人更有用。[99]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28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部，由他的谋臣海因里希·吕迪格·冯·伊尔根（Heinrich Rüdiger von Ilgen，1654—1728）担任外交大臣。普鲁士外交部会培训贵族子弟当外交官，教他们法语、礼仪等。[100]如果能取得外交胜利、建功立业、为国争光，作为奖励，外交官往往得到贵族衔级的提升。
1871—1914年，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全部36位大使都是贵族，其中不乏比洛（Bülow）、马肯森（Mackensen）这样的名门望族的成员。第二帝国在欧洲的70位公使有93%是贵族，在欧洲之外的101位公使也有71%是贵族。而差不多同时期的英国外交官只有38%是世袭贵族。[101]在1914年，德国外交部的较高职位分别由8位侯爵、29位伯爵、20位男爵、54位无头衔贵族和11位资产阶级人士占有。[102]
有意思的是，普鲁士容克往往太穷、眼界太狭隘、性子太耿直，不是合适的外交官材料。曾任外交官的俾斯麦自己也说：“……纯普鲁士的文职外交官身上，有一种喜好批评人、过于自信、喜好反对人和个人器量狭小的强烈倾向……使我们地方贵族的大部分候选人摆脱他们当时柏林的、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狭隘观念很困难，而要给他们这些特殊的普鲁士官僚在外交方面涂上一层欧洲式油漆则绝非易事……当时外交官员……很少有出生于普鲁士的。”[103]不过因为普鲁士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接壤，普鲁士贵族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德裔（往往是地主、贵族、官僚和军官）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常有普鲁士贵族到圣彼得堡从事外交工作。[104]
第二帝国的外交部是一个亲戚网络，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在当时人们不以之为耻。伯恩哈德·恩斯特·冯·比洛领导外交部的时候，把比洛家族的很多人安排进了外交部，包括他的儿子伯恩哈德（后来的外交部国务秘书和帝国首相）。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公使和驻俄国、法国与奥地利的公使。他的长子赫伯特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赫伯特的儿子奥托·冯·俾斯麦（1897—1975）则曾在伦敦和罗马担任外交官。俾斯麦首相的女婿库诺·祖·朗曹（Kuno zu Rantzau，1843—1917）伯爵也是外交官。[105]除了亲戚关系，同学关系（尤其是大学生社团的关系）、战友关系（比如曾属于近卫军某团的人，即便不是同时服役，也自然会更容易产生好感），都能帮助贵族子弟在外交部找到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