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外交部的人员分成两类，职业发展路径不同：外交工作较高级，绝大部分由贵族担任；领事工作的地位较低，市民也可从事。领事人员飞跃到外交领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极具传奇色彩的外交官、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在领事部门工作了20多年，一直努力试图调入威望更高的外交部门，始终未能如愿。[106]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社会地位悬殊，甚至交往都不多，哪怕他们是同一个驻外使馆的同事。在纳粹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和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总督的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曾在德国驻法使馆的领事部门工作。在一次招待会上，德国驻法大使，也就是纽赖特的上司，居然不认识他，还问他是哪家公司的代表。纽赖特答道：“德意志帝国。”[107]
在魏玛共和国，外交官也主要由贵族出任。不过外交部做了改革，领事部门和外交部门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两条路径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转行。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为德国重新获得正常的国际地位并与法国和解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出身市民阶层，但任用了许多贵族担任外交官。德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第一任德国驻苏大使是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朗曹伯爵（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他还是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魏玛共和国派驻大国的大使都是贵族，一般只有向拉美等“不重要国家”派遣大使时才会任用市民出身的外交官。[108]
图8-11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拍摄者不详，1928—1929年）
纳粹时期的外交官大多沿袭自魏玛共和国，所以仍然有很多贵族，包括冯·毛奇伯爵、冯·德·舒伦堡伯爵和维德侯爵这样的大贵族。1933年，即纳粹上台的那一年，高级外交官有一半是贵族。[109]1934年，20名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3人是贵族。1938年，里宾特洛甫接替纽赖特担任外交部长之后，20名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4人是贵族。[110]在第三帝国的末期，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在邓尼茨的短命政府里当了二十几天外交部长，他同时还是财政部长和首席部长。(3)
1945年之后的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共和国
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官当中的贵族比例也超过了总人口中的贵族比例。1969年联邦德国的16位驻外大使中有3位贵族。[111]第一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是贵族，他的祖父曾是黑森大公国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布伦塔诺的一个兄弟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另一个兄弟是驻法国里尔的领事。“二战”期间曾向盟军提供情报，后来又参与招募苏联红军战俘为德军作战的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特·冯·比滕菲尔德（Hans-Heinrich Herwarth von Bittenfeld，1904—1999）是驻英大使。鲁道夫·施特拉赫维茨伯爵（Rudolf Graf Strachwitz，1896—1969）曾任驻梵蒂冈大使。伯恩特·冯·施塔登（Berndt von Staden，1919—2014）曾任驻美国大使。吕迪格·冯·魏施玛尔男爵（Rüdiger Freiherr von Wechmar，1923—2007）是驻联合国大使，后来还当过联合国大会主席。不过在联邦德国的外交部，贵族身份不一定有助于晋升，有时甚至是障碍；党派身份更重要。[112]
在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也有不少贵族从事外交。奥地利外交部人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一度达到10%。曾任外交部长的埃里希·比尔卡（Erich Bielka，1908—1992）就是贵族出身，他的祖先是御医，因侍奉弗朗茨·卡尔大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父亲）而获得贵族身份，曾用姓氏“冯·忠于卡尔”（von Karltreu）。奥托·冯·艾泽尔贝格男爵（Otto Freiherr von Eiselsberg，1917—2001）曾任奥地利驻法国和日本大使。格奥尔格·霍亨贝格（Georg Hohenberg）是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孙子，曾任奥地利驻突尼斯大使。[113]
贵族一度垄断外交界职位不是德语国家特有的现象，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历史上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旧制度下，贵族一般会拒绝经商，认为这样的职业有“铜臭味”，不符合贵族的身份。那么对贵族来讲，除了经营农业，还有畜牧业、林业等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行业，当官或从军为君主效力之外，当外交官是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而在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时代，外交官的“贵族气”逐渐淡薄，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人士进入外交界。这种现象与贵族在现代国家政府机构里的全面退却是相一致的。近代以前的贵族外交官往往是“业余人士”，没有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的训练，他们的贵族身份就是进入外交界的资格证书。到了近代，这样的“业余”外交官就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外交了，外交官需要专业化的训练，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贵族更重视专业化教育，所以在这样的新环境里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也有许多贵族与时俱进，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和外交官培训。再加上贵族在外交界的传统优势与人脉，所以在“二战”之后仍然有许多贵族出身的外交官。
七 武士、骑士、战士：德意志贵族与军事
贵族与军事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德意志贵族的起源是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部族武士。在中世纪，贵族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当战士和军人。骑士精神是贵族的核心理念之一。在这种价值观里，军事和战争能激发贵族男子最优秀的品质，如英勇无畏、坚定的意志、自我牺牲精神等。贵族男孩自幼受到骑士价值观的灌输。同时，战争中的奸诈欺骗手段、毫无意义的残暴和侵害平民之举，为贵族军事价值观所不齿。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而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
不过，德意志贵族并非始终是军人。16和17世纪，火器的发展和进步让中世纪骑士的军事价值成为过去时。这个时期的德意志贵族，即便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贵族，也往往被培养成绅士、农场主、廷臣和政治家，而不是军人。[114]
普鲁士的贵族军官
到了18和19世纪，军官才成为普鲁士贵族普遍的职业选择，熟悉德国历史的读者一定能随口说出许多出身贵族的普鲁士／德国名将。不过天主教贵族，比如巴伐利亚和威斯特法伦贵族，不一定把从军看得那么重。即便如此，一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各邦国军队和各种雇佣兵部队的军官几乎全是贵族。七年战争之后，普鲁士和萨克森军官中贵族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0%和70%。[115]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说，普鲁士的“军官团就是穿军服的地主统治阶级”。[116]
杰出军事家弗里德里希大王指挥下的普鲁士陆军堪称军事史的传奇，当时普军的战斗力受到欧洲普遍的尊重和敬畏。他麾下的军官绝大多数为贵族，他用贵族精神与荣誉感来约束和调教自己的军官。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事胜利和普鲁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贵族军官的赴汤蹈火，在这一过程中贵族的牺牲很大，比如冯·克莱斯特家族仅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就损失30名成员。所以弗里德里希大王特别仰仗和庇护贵族，在其《政治遗嘱》中写道：“普鲁士贵族为国效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的忠诚与功业赢得了所有统治者的保护。统治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那些因为精忠报国而变得贫困的贵族家族，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土地；因为贵族是国家的基石和支柱……我国政策的宗旨之一便是保护贵族。”[117]
普鲁士军队的基石是容克贵族。他们是坚忍不拔但相对贫穷的乡村小贵族，而且往往人丁兴旺，众多的年轻容克子弟除了从军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从军对容克贵族来说逐渐成了传统。容克的路德宗基督教信仰强调责任感、服从权威和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容克“粗犷、坚韧”，往往冷酷、严厉、眼界狭窄、思想狭隘并且固执；但容克也有好的一面，他们“严肃、正直、勇敢”，拥有“普鲁士的责任感和普鲁士的高效”。[118]他们是理想的军官。另外，霍亨索伦军队不仅依赖容克贵族，还海纳百川地接纳外邦人。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人，格奈森瑙是萨克森人，老毛奇是梅克伦堡人，并且是在丹麦读的军校。他们都成为普鲁士的名将。
虽然强调服从权威，但普鲁士军官并非盲从上级的“工具人”，反而常常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本书讲过贵族军官约翰·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德·马尔维茨遵照自己的良心，拒绝服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故事。另一个著名例子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将军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不顾当时普鲁士和拿破仑是盟国，果断地响应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的呼声，在未得到普鲁士国王批准的情况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与俄国人联手，从而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约克这么做不仅是抗命不遵，简直就是叛国。在给国王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焦急地等待陛下的指示，我是应当向真正的敌人进军，还是政治局势要求陛下惩治我。我忠心耿耿地等待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向陛下发誓，无论在战场还是刑场，我都会冷静地迎接子弹。”[119]好在国王顺应大势，让约克成为民族英雄而不是叛国贼。
军中的贵族与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对资产阶级的解放和不看出身只看才干的任人唯贤精神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1806—1807年的几次战役（耶拿战役、奥尔斯塔特战役等）中，曾经称霸欧洲的普鲁士陆军在拿破仑的攻击下显得羸弱不堪。这些惨败震动了普鲁士人，也震动了德意志诸邦。由于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要求更多权利，以及军事上的需求——必须放弃旧式的小规模职业军队，改为仿效法国，实行普遍兵役制，建立大规模的国民军队，普鲁士在名将沙恩霍斯特领导下开展了深度的军事改革，这是当时普鲁士的全方位改革（由施泰因和哈登贝格领导）的组成部分。
图8-12 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伯爵（Ernst Gebauer绘，1835年）
作为军事改革的一部分，普鲁士开始允许资产阶级子弟担任军官，并废除贵族在军中的制度性特权。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写道：“任何表现优秀的军人都应当被提升到军官团，不管他是小兵、军官还是公子王孙。”[120]1818年之后，普军军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下降到53%，或者说仍有53%之多。[121]普军中的平民军官大多来自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职业阶层或商人家庭。1888年，28%的普鲁士军官有大学文凭，这比英法都强不少。[122]
当然，在整个19世纪，贵族仍然占据德意志各邦军队（尤其是普军）的大部分显要位置。而且级别越高，贵族所占的比例也越高。贵族主要集中在特别显著、引人注目的单位，比如近卫军，尤其是普鲁士的近卫军重骑兵团（Garde du corps），骑兵、参谋部，以及帝王或高级将领的副官等。而后勤、行政等工作一直到20世纪还被认为是不符合贵族身份的。
图8-13 耶拿战役中法军大败普军，缴获普军鹰旗（édouard Detaille绘，1898年）
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普鲁士开展统一德国大业的时期，普鲁士军官仍然以贵族为主，1860年的普军军官有65%是贵族。1806—1862年间普军的15名高级将领中仅有2人是市民出身，奥地利的市民出身的将领所占的比例更低。[123]不过在1914年之前，贵族对军官团的主宰力量逐渐减弱，部分原因是现代化军队规模非常庞大，人数很少的贵族不可能垄断所有军官职位；另外，贵族的职业路径也在趋于现代化和多元化，他们不再过分依赖于从军，现代社会有更多的路给他们走，比如工业和金融业。
19世纪普鲁士和德国军队的超强战斗力和赫赫武功给历史学家出了一个难题。比如，1866年，在争夺德意志诸邦领导权的战争中，普鲁士仅仅花了七周就完胜老牌帝国奥地利。因为按照一般的历史叙述，在19世纪，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专业、勤奋和良好教育后来居上，逐渐消解了贵族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陆军领导层以贵族为主，并且酷爱决斗，服从近乎专制统治者的世袭君主。普鲁士／德国陆军是欧洲大陆贵族色彩最浓的一支军队。那么，贵族领导的普鲁士／德国陆军如何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战绩呢？历史学家利芬认为，普鲁士的军事贵族精英是一个经典例子，代表着传统上层阶级成功地适应了现代世界在技术和专业方面的要求。[124]
从第二帝国到联邦共和国
在德国统一之前的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当中，普军损失很少，贵族军人的损失也很少。战后出现了对贵族军人及其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的理想化，乃至过分吹捧。在第二帝国，军人的地位很高，社会威望如日中天。在皇家宴会上，贵为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因为仅仅是少校，居然不得不坐在上校和将军们的下首；能干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冯·肖尔茨原为资产阶级出身，只能获得上士军服，当他获得国王恩准换得一套少尉制服时，竟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125]第二帝国还用预备军官制度来吸纳忠诚可靠的资产阶级人士进入军队，以确保资产阶级不会对贵族统治构成威胁。“成为攻读博士学位者、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和预备军官，意味着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幸福感的顶峰”[126]。这一描述很有讽刺意味，也很真实。
不过，在德意志各邦贵族当中，尚武和热衷于从军主要是普鲁士的现象。普鲁士也提供了最多的军官岗位，比如1899年普鲁士有15 036个军官岗位，符腾堡只有806个，萨克森只有1250个，巴伐利亚只有2202个。对普鲁士贵族来说，从军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西部和南部贵族眼里，军旅生涯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军官威望也没有那么高。这种现象直到德意志统一的三场战争之后才有所改变，西部和南部贵族也开始效仿普鲁士贵族较多地从军。即便如此，1893年巴伐利亚军官中仍然只有13%是贵族，1895年符腾堡军官中只有23.4%是贵族。[127]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这两个南德邦国类似，奥地利贵族对从军也不是很感兴趣。在奥匈帝国，1879—1918年间，陆军军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从48%下降到25%。在这些年里，军校学员里只有77人是贵族，其中只有28人顺利毕业。19世纪中叶以前，奥地利将领几乎全都是高级贵族。而到1918年，只有11位将军是贵族。皇太子鲁道夫曾抱怨奥地利贵族逃避服兵役。[128]
随着资产阶级子弟开始进入军官团，普鲁士更加注重贵族军人的荣誉感，这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普军在这个时期设立了“荣誉法庭”（Ehrengericht）来专门处置军官的违法乱纪行为。但军官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走法律程序，而是通过决斗来解决。一直到1914年，普鲁士／德国陆军中仍然有决斗现象，虽然比19世纪已经少了很多。军队保护决斗制度，认为它是保卫军人荣誉感的重要手段，而平民不可能理解这种荣誉感。德国陆军还利用自己相对于文官政府来讲非常强的独立性，来阻止正常的司法体系干预军人决斗。[129]
1874年德皇威廉一世颁布的荣誉法规要求军官不仅要有传统的军人美德（勇敢、果断、诚实、沉默寡言），还必须是绅士，比如要遵守上流社会的社交规矩，在恋爱婚姻等方面要作风正派。这种军人的荣誉法规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军队，比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海军军官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纳粹时期是党卫军高级领导人）因为拒绝履行与某女子的婚约而被海军开除。[130]
正是因为贵族有精英的价值观，19世纪资产阶级子弟也开始成为军官之后，原本垄断军官位置的贵族对资产阶级军官以及他们代表的普遍兵役制和大规模军队，往往持敌视态度。新技术（现代火炮、毒气、飞机等）的发明也让很多贵族军人感到无所适从。尸骨如山的堑壕战、铁丝网、机枪，也与传统的（或者说落伍的）贵族军事价值观格格不入。
1900年，德国军队的上校以上军官当中，60%是贵族，到1913年仍然有53%。1909年，在190位步兵将军当中，只有39位是资产阶级出身，所有少校中有一半是贵族。在1913年，骑兵军官有80%是贵族，步兵军官有48%是贵族，野战炮兵军官有41%是贵族，只有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技术兵种工兵当中，贵族军官才人数稀少，仅占6%；同样在1913年，普鲁士所有的团级军官中，贵族所占的比例超过58%，有16个团的军官全部是贵族；近卫军当中，资产阶级军官只有59人。总参谋部在1888年有239名军官，1914年有625名军官，多数为贵族，其中普鲁士籍的贵族军官占据四分之三。[131]根据另一项统计，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四支陆军（普鲁士王家陆军、符腾堡王家陆军、巴伐利亚王家陆军和萨克森王家陆军）再加上帝国海军，一共有约8000名贵族现役军官，相当于现役军官总数的近30%，将军当中有60%是贵族。[132]
值得一提的是，贵族军官大多不是在后方坐办公室，而是身先士卒，普鲁士容克尤其如此。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子们都是一线军官，其中好几位参加了鏖战。埃特尔·弗里德里希皇子在俄国作战，赢得“蓝马克斯”勋章，还参加过索姆河战役。他的弟弟奥斯卡是利格尼茨国王掷弹兵团的中校团长，曾率部向法军冲锋。[133]
上面说的都是陆军的情况。海军因为更依赖于现代科技，更“现代化”，所以主要是资产阶级子弟施展拳脚的天地，海军军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比陆军低不少。1895年，帝国海军的军官学员当中只有14%是贵族；1902年是13%；1904年是14%；1907年下降到了11%。1872—1939年，德国海军的将官一共约有430人，其中有3位王公、9位伯爵、14位男爵和83位只有“冯”字的低级贵族。[13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德军伤亡很大,喜欢亲临火线的贵族军官也损失惨重。参战的贵族军官共约2万人，有约25%阵亡（4500—4800人）。根据另一项统计，全体德国贵族人口的约7.5%、全体成年男性贵族的22%死于“一战”。各邦国君主家族中有68人阵亡。[135]有的家庭的损失比例非常高，甚至有的家族男性血脉因为战争而断绝。而且阵亡的主要是年轻男子，这对战后的德国贵族阶层人口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1921年编纂的《德国贵族英雄纪念册》（Helden-Gedenkmappe des deutschen Adels），德国贵族当中有160名独生子（无兄弟姐妹）、675名独生子（有姐妹）、100对父子、497对兄弟在“一战”中阵亡。生活无着的战争遗孤和寡妇数量猛增，这对德国贵族阶层来说是一个棘手难题。[136]
根据《凡尔赛条约》，战后德国军队的规模被限制为10万人，军官岗位相应地锐减到4000个，这对贵族来说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1919年在魏玛共和国的“十万国防军”里，贵族军官约有900人，相当于军官总数的约22.5%；[137]1925年贵族军官所占的比例为21.7%，1932年为34%。[138]不过高级将领仍然大部分是贵族，如1919年魏玛国防军的12名将军中只有2人是市民出身，十年之后也仅有一半将军是市民。[139]
魏玛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威不足，存在形形色色的准军事组织，它们的政治色彩几乎覆盖整个政治光谱，从极左到极右都有。最有名的当然是纳粹党的冲锋队，但还有德国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 Frontk?mpferbund），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的“国旗队”（Reichsbanner）以及为右派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服务的“钢盔团”。这些五花八门的准军事组织当中有不少是反民主、反魏玛共和国的势力，其中有大量的退役贵族军人在活动，不少人后来倒向了纳粹。
1935年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之后，贵族军官才有机会大批重返军队，但由于大规模扩军，贵族在军官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在1943年仅占7%。[140]不过将领当中贵族的比例仍然很高。
我们不能说德国贵族全都是好斗成性的军国主义者，但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人一样，不少贵族相信战争是一种光荣的、伟大的事业，对整个民族有一种净化的作用，和平则让人软弱腐朽。这种观念让许多德国贵族军人与纳粹合作时没有太多的顾虑。在重整军备和重建国防军的过程中，贵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如果没有贵族在人力和专业技能上的帮助，纳粹能不能拥有那样一台优异的战争机器都是个问题。[141]贵族在纳粹的灭绝战争的筹划与执行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张和平与人道的贵族的确存在，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贵族也为自己的战争责任付出了沉重代价。据统计，在“二战”期间，有8284名德国贵族以军人的身份阵亡或死于战乱。[142]
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军队里仍然有不少贵族。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纳粹时期的德军元帅）在西德国防军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担任国防部的高级顾问。比如，在军队结构的问题上，有人建议采用类似纳粹国防军的编制，曼施泰因表示反对，提出了以三个独立性很强的旅组成一个师的新结构。这在当时还是很激进的新观念，但后来英美和西德陆军的结构都与曼施泰因的理念类似。[143]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名字“Bundeswehr”是贵族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1897—1978）(4)选中的。[144]纳粹时期官至装甲兵上将的格哈德·冯·什未林伯爵（Gerhard Graf von Schwerin，1899—1980）在阿登纳总理领导下参与了联邦德国武装力量的重建工作。[145]包迪辛伯爵、梅齐埃、吉尔曼赛格伯爵等人是联邦国防军的重要领导者。(5)不过，总的来讲，在德意志军队的漫长历史上，联邦国防军是第一支由资产阶级说了算的军队。
(1) 阿瑟·德·戈平瑙鼓吹“雅利安人”主宰政治，后来希特勒与纳粹党的思想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2) 此次东征期间，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对耶路撒冷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3) 值得一提的是，科洛希克的祖母是燕妮·马克思（卡尔·马克思之妻）的同父异母姐姐。1975年，科洛希克给燕妮·马克思写了一部传记。见Hirsch, Helmut. ?Jennys Leben. Eine noble Geschichte über Liebe und Leid.“ In: Die Zeit, am 9. April 1976. URL: https://www.zeit.de/1976/16/jennys-leben/komplettansicht。
(4) 哈索·冯·曼陀菲尔在纳粹时期的最终军衔是装甲兵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