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瑙河与雪绒花：奥地利贵族
说到奥地利贵族，必须先讲几个笑话。
牧师说：“您要永远记得，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帮助别人。”鲍比伯爵问：“那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邮局工作人员说：“伯爵先生，您要寄的这封信太重了，得加一张邮票。”鲍比伯爵说：“但是那样的话，就更重了呀！”
鲍比伯爵说：“穆基，你说说看，施麦德尔伯爵要过生日了，送他什么礼物好？”穆基：“送本书吧。”鲍比伯爵说：“但是他家里有书呀。”
鲍比伯爵（Graf Bobby）是大约1900年前后，也就是奥匈帝国末年出现的虚构的笑话人物，是奥地利家喻户晓的幽默形象，他的故事曾被拍成多部电影。鲍比伯爵戴单片眼镜，拿着手杖，讲一口带鼻音的懒洋洋的“美泉宫德语”；他蠢笨、幼稚、思维落伍，常常神气活现地摆出贵族气派，但也不乏可爱之处。[1]关于鲍比伯爵的笑话当中，有的可能有市民阶层挖苦贵族的意味，但大多数笑话代表了维也纳民间的幽默感，也有对多瑙河君主国的怀旧感。鲍比伯爵或许不算奥地利贵族的光辉代表，但说不定是奥地利最有名的一位伯爵。
本节的主题就是奥地利的伯爵、侯爵以及其他贵族。
奥地利贵族与德国贵族的区别
奥地利原本是德意志诸邦之一，但在19世纪中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中，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从此与德国分道扬镳。奥地利贵族与德国贵族非常相似，不过也有许多区别。
首先，奥地利贵族生活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大帝国，所以奥地利贵族往往比德国贵族显得更国际化和多元化，比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维也纳有冬季宅邸，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有城堡，在巴尔干半岛有地产。哈布斯堡家族曾经统治的地区非常广袤，所以奥地利贵族包括大量非德意志裔的群体，比如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兰、意大利、尼德兰与法国的贵族。奥地利贵族当中甚至有苏格兰裔和爱尔兰裔（主要是流亡欧洲大陆的詹姆斯党人），比如布朗（Browne）家族有一名成员成为奥地利的陆军元帅；陆军元帅莱西（Lacey）伯爵是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最信任的军事顾问和笔友。[2]这些非德意志裔贵族的头衔在奥地利都得到承认。我们很难用现代的民族观念去衡量奥地利贵族。比如奥地利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欧根公子（Prinz Eugen，1663—1736），或许可以算作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但没人会否认他是奥地利的大贵族。很多奥地利贵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有着“诡辩式”的理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Leopold Graf Berchtold，1863—1942）有一次在温泉疗养地遇见一位法国外交官。法国人问贝希托尔德伯爵，他自认为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还是捷克人。伯爵答道，他是维也纳人。法国人不甘心地追问，如果这几个民族之间发生战争，他会站到哪一边。伯爵答道，他会站到皇帝那一边！[3]
奥地利贵族的国际化和多元化色彩一直延续到20世纪。曾任奥地利共和国内政部长和科学与交通部长的卡斯帕·埃纳姆（Caspar Einem，1948— ）出身于下萨克森（在德国北部）贵族，他的父亲是著名作曲家戈特弗里德·冯·埃纳姆（Gottfried von Einem，1918—1996），母亲则是俾斯麦家族的成员。曾任奥地利共和国宪法法院院长的亚当莫维奇·德·切平（Adamovich de Csepin）出身于克罗地亚贵族。担任维也纳大主教的枢机主教克里斯托弗·舍恩博恩（Christoph Sch?nborn，1945— ）出身于波西米亚的名门望族。外交部的高官罗昂公子则是法国贵族的后代，他的家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到哈布斯堡君主国，被册封为波西米亚贵族。[4]
不过，由于篇幅等原因，本书讨论的奥地利贵族主要指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说德语的贵族，一般不涉及主要说匈牙利语、捷克语等语言的人群。
其次，大多数奥地利贵族信奉天主教(1)，这是他们与德国贵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德国贵族有多种宗教信仰，由普鲁士主导的第二帝国更是把新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放在主导位置上，帝国对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世界长期持敌视和不信任态度，俾斯麦时期甚至发生了敌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而典型的奥地利贵族倾向于和非天主教徒保持距离，只在天主教徒内部通婚。所以北德的新教贵族和奥地利贵族之间很少联姻。奥地利贵族可以和南德的天主教贵族，比方说巴伐利亚贵族结婚，或者和意大利与法国的天主教徒结婚。奥地利贵族和英国贵族的联系极少，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再次，一般来讲，奥地利贵族比德国贵族（尤其是德国北部和东部贵族）更富裕。举个例子，在1780年，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有100个贵族家族的岁入在5万到10万古尔登之间，而同时期的普鲁士，只有一个家族的收入达到这个区间。奥地利贵族的富裕程度还表现在，他们经常向君主提供贷款。比如在1665—1699年，哈布斯堡君主每年借贷的款项当中，有35%到58%是他手下的贵族提供的。1683年维也纳遭到奥斯曼帝国攻打，防御作战的开支有很大一部分是贵族提供的，单是施博克（Sporck）家族就为保家卫国提供了8万古尔登的巨款。皇室的最忠诚、最慷慨的债主是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列支敦士登侯爵（Johann Adam Andreas von Liechtenstein，1657—1712），他在1687—1710年给皇室提供了将近100万古尔登的贷款。[5]
奥地利贵族为什么如此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垄断神圣罗马皇帝的位置，维也纳长期是帝国的中心，大量财富和资源集中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奥地利贵族的宫殿和城堡，尤其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往往比德意志其他地区的贵族宅邸更为豪华和美丽。也正是因为奥地利贵族比普鲁士贵族更富裕，从军的奥地利贵族比普鲁士贵族少得多。家里有财产保障，所以奥地利贵族的幼子们不一定需要走严酷的从军之路，而且哈布斯堡帝国领土广袤，有充裕的行政和外交岗位可以给奥地利贵族提供职业机遇。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结局之前，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奥地利贵族对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非常忠诚，贵族与皇帝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较少。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诸邦，除了哈布斯堡家族自己之外，基本上没有直属于帝国的邦君，所以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6]相比之下，德意志西南部一度有大量直属于帝国的拥有主权的男爵和骑士，他们在19世纪初丧失了主权，被巴登、符腾堡等大邦吞并，这些曾经（至少在理论上）与巴登和符腾堡君主平起平坐，甚至血统比他们更古老的男爵和骑士往往很不服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对霍亨索伦皇帝的忠诚也是打折扣的，尤其是普鲁士容克往往比皇室更加保守和右倾。
相比之下，对奥地利贵族来讲，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永远是皇帝。另外，至少在宗教改革造成的冲突结束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与贵族的关系比较融洽，对抗和冲突较少。当然桀骜不驯的匈牙利贵族是另一回事。为了给马扎尔民族争取更多权益和自由，匈牙利贵族经常与皇帝发生冲突。
奥地利贵族与现代国家
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在位时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还是君主与贵族“等级”共同行使权力的双头政治，贵族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诸多特权。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查理六世在位期间已经开始集中君主的权力，往现代专制政权的方向发展。
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近代国家。君主与贵族的双头政治让位于君主专制。贵族等级的政治权力和特权被大幅度削减。从此，中央政府征税不再需要贵族等级会议的批准；听命于君主的行政机关和职业官僚从中央渗透到地方，逐渐蚕食贵族领主的统治权；司法与行政部门分离，使得贵族等级失去了司法裁判权；刑法与民法的整理编纂，使得国家的权力逐渐统一，并且集中于维也纳朝廷；税务和财政改革也削减了贵族的权力；约瑟夫二世拒绝召开波西米亚的地方议会，并解散了它的执行机构，于是贵族与君主平行统治的最后残余也消失了。奥地利开明专制时代的重臣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里特贝格侯爵（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曾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说：“我不赞同重新抬举贵族。我自己是波西米亚贵族和地主。但我对陛下的责任比我自己阶层的利益更重要。我必须在上帝和陛下面前承认，我认为，假如恢复贵族的统治，那么国家的改良和希望就全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将受到严重打击。”[7]
专制君主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逐渐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旧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贵族损失了很多政治权力和特权，但他们很快寻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他们积极参与现代国家的建设，出任行政官员，为君主效力，以新的形式从国家那里获取物质利益和资源。当然，普鲁士等德意志邦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
1867年奥匈帝国的《十二月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1907年，帝国开始实行议会下院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选制。但一直到1918年，贵族仍然享有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和诸多特权。1861—1918年，奥地利议会上院（贵族院，类似英国的上议院）里除了皇室成员和教会高层领导人之外，有106个贵族家族享有世袭席位。这106个家族常被称为奥地利的“高级贵族”，尽管这个词一般指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享有或曾经享有主权的诸侯，而这106个家族里包括一些从来没有享有过主权的伯爵和男爵。匈牙利王国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贵族院，与这106个家族无关。奥地利贵族院议员参政的程度不同，有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1907年起，贵族院成员也可以参选下议院。另外，皇帝有时会把平民或者从资产阶级跃升为贵族的“新人”提升到贵族院。
头衔与等级
1918年帝制灭亡之前，除了皇室成员之外，奥地利贵族主要分成以下几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一、无头衔贵族，仅有“冯”字标示贵族身份，或有“贵人”的称号；
二、骑士，姓氏前有“Ritter von”；
三、男爵（Freiherr），日常可称呼“Baron”；
四、伯爵（Graf）；
五、侯爵（Fürst）。
在奥地利，“公爵”头衔相对少见。列支敦士登的统治者享有“特罗保（Troppau）公爵”和“耶根多夫（J?gerndorf）公爵”的头衔。这两个公国在西里西亚，原本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波西米亚王国，后被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夺走。[9]
另外，哈布斯堡宗室的男性成员出生便自动享有“大公”（Erzherzog）头衔，女性则是女大公（Erzherzogin）。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在这之前就获得贵族身份的家族常常在自己的头衔前加一个“帝国”，如“帝国男爵”“帝国伯爵”等，以区别于1806年之后获得贵族身份的暴发户。不过二者之间没有法律地位上的差别。
奥地利贵族当中有大量外国人，其头衔是外国君主封授的，但在奥地利也得到承认，比如来自法国的罗昂公爵（Duc de Rohan）。
贵族封授与鄙视链
与德意志各邦的情况类似，在奥地利，至迟到大约1400年获得贵族身份的贵族，被称为“原始贵族”（Uradel）。此后通过皇帝或国王等封授的诏书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称为“诏书贵族”（Briefadel）。奥地利和匈牙利常用的一种说法“老贵族”（Alter Adel）包含了原始贵族和一些历史较悠久的诏书贵族。
如果是神圣罗马皇帝封授的诏书贵族，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享有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还能够以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奥地利大公等身份，封授仅在这些地区得到承认的“邦国贵族”。如果册封贵族的诏书来自神圣罗马皇帝、匈牙利国王或者蒂罗尔伯爵，含金量则大不相同，尽管这位皇帝、国王和伯爵是同一个人。[10]
1757—1918年，所有出身市民阶层的军官，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不间断地服役满30年，表现无可指摘），就可以获得世袭贵族身份。哈布斯堡帝国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在七年战争期间颁布了这道法令，为的是吸引市民阶层的人才为皇室所用。1868年起，即便没有参加过战斗，只要服役满40年，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也可以成为贵族[11]。在和平时期，大家只能苦熬资历；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军官凭借参战和特殊贡献等条件，获得了贵族身份。这些凭借服兵役而获得身份的新贵族被称为“体制贵族”（Systemm iger Adel）。根据一项统计，1804—1918年，共有4044名军官被册封为世袭贵族，其中3116人成为无头衔贵族，761人成为骑士，167人成为男爵。[12]
图9-1 1893年，一名上尉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贵族封授，成为“体制贵族”
如果被朝廷提升为无头衔贵族，被册封者需向国家缴纳约120到150古尔登的费用。但如果想要“贵人”头衔和包含地名的头衔，就需要缴纳更多费用。体制贵族的头衔不与实际的领土挂钩，可以自己挑选，可以是立功的地点、可以是服兵役的地点，有的头衔甚至是完全虚构的，用来表达对皇朝的忠诚，比如“冯·皇冠之盾”（von Kronenschild）和“冯·忠诚土地”（von Treuenfeld）。另外，申请者可以自行设计纹章，但纹章样式需得到朝廷批准。[13]
除了为国效力的军人之外，行政官员、企业主、金融家、医生、艺术家、科学家等，也可能获得皇帝的封授，成为体制贵族。与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德意志各邦）相比，奥地利朝廷在封授贵族时是相当慷慨的，1701—1918年一共提升了12 408人的阶层地位，其中10 567人被从平民提升为贵族，其他的是晋升贵族衔级。按照职业划分的话，其中有5133人是军官，3463人是官僚，1242人是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520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14]
体制贵族中有一些犹太人，比如卡尔·亚伯拉罕·韦茨拉·冯·普朗肯施特恩男爵（Karl Abraham Wetzlar von Plankenstern，1715—1799）是著名的银行家和艺术赞助人，曾资助过莫扎特的父亲[15]。著名的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奥地利也有贵族身份。
图9-2 1912年，工业家萨克斯·冯·萨克森哈尔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封为贵族
体制贵族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往往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特色，而老贵族通过自己的财富、土地、互相通婚结盟，以及他们与宫廷的紧密联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总的来讲，19世纪后半期的体制贵族代表着正在冉冉升起的、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忠于皇帝的资产阶级。
贵族会蔑视资产阶级，这是显而易见的。嫁到爱沙尼亚的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赫尔米尼娅(2)在回忆录里描述了她的很多亲戚对资产阶级的傲慢态度，“哪怕对方是百万富翁”。她的伯祖父的妻子曾对她说：“你知道，那些资产阶级的人也挺好的。我知道，在上帝眼中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但我就是觉得他们和我们不是一路人。”[16]
贵族内部也存在鄙视链。老贵族被称为“第一社会”，从资产阶级攀升起来的体制贵族被称为“第二社会”，二者之间很少通婚。(3)比如1804—1918年之间，84个凭借从军而获得贵族身份的家庭中，只有17人与老贵族结婚，而娶了奥地利（而不是匈牙利裔、克罗地亚裔的）老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的军人新贵只有1人。[17]
“第一社会”和“第二社会”之间存在森严的壁垒和复杂的鄙视链。前者鄙视后者，这毋庸置疑。有一个著名笑话非常能说明奥地利贵族当中“第一社会”和“第二社会”之间的遥远距离和深度隔阂。一位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aetz）公子问一位奥尔施佩格（Auersperg）公子：“你知不知道男爵是什么？”奥尔施佩格公子想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辈子苦等列支敦士登家族的人对他说‘你’的人，就是男爵。”[18]温迪施格雷茨、奥尔施佩格和列支敦士登家族都是老资格的“第一社会”贵族，他们只对自己人说亲热的“你”，而对外人都报以表面上礼貌实则冷淡的“您”。
据曾在维也纳担任使馆武官的普鲁士将军克拉夫特·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Kraft zu Hohenlohe-Ingelfingen，1827—1892）描述，有的属于“第二社会”的大财主因为特别有权有势，大家不得不把他们算作“第一社会”。于是“第一社会”分成两个群体：（A）原先的“第一社会”；（B）从“第二社会”上升来的暴发户。B往往比A富裕得多。A和B这两个群体的男性可以交往，因为他们往往是政府和军队里的同僚。但这两个群体的女性几乎从不交往。如果A群体的男性娶了B群体的女性，会被A群体排斥和鄙夷。在宫廷的“大舞会”上，两个群体都受到邀请；但所谓的“小舞会”从来不邀请B群体。(4)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说，“第一社会”也分成高低两个群体，这是维也纳独有的现象。[19]
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落幕，奥匈帝国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10月16日，末代皇帝卡尔颁布宣言，提议将奥匈帝国改组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20]这种妥协来得太晚了，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已于10月28日独立建国，克罗地亚人也于29日建立了一个国家（后与塞尔维亚王国合并，组成南斯拉夫王国）。在帝国崩溃的边缘，原奥匈帝国德语区的议员紧急组成“德意志奥地利民族临时委员会”，代表帝国境内德意志人的利益。[21]11月11日，卡尔皇帝宣布“预先接受德意志-奥地利对其政体做出的任何决定……我放弃参与国家事务”，不过他并没有正式宣布放弃皇位。[22]12日，议会宣布建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即后来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图9-3 1918年11月11日卡尔皇帝宣布放弃政权的宣言书
令人唏嘘的是，在卡尔皇帝被推翻、凄凉地逃离维也纳美泉宫的时候，在哈布斯堡皇室最危急的时刻，贵族阶层并没有奋起保卫皇室和帝国。只有一名贵族携带武器奔赴美泉宫，准备保卫皇帝。那就是卡尔·弗朗茨·瓦尔德斯多夫（Karl Franz Walderdorff）伯爵，他曾是与皇帝在同一个龙骑兵团服役的同袍。战争结束前不久，在前线负伤的瓦尔德斯多夫伯爵正在养伤，得知维也纳局势危急之后立刻携带一支猎枪赶去美泉宫，准备誓死捍卫皇帝。而曾参加过卡尔的婚礼的匈牙利贵族和海军将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在皇帝面前泪流满面，发誓要竭尽全力帮助卡尔重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宝座。[23]后来霍尔蒂成为匈牙利独裁者，用的头衔是“摄政王”，但他不仅没有动一根指头去迎回哈布斯堡皇室，还露出了凶神恶煞的真面目。
与原本的奥匈帝国相比，奥地利共和国的领土大幅缩水，经济实力也大幅下降。很多奥地利人觉得这样一个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难以为继，所以希望与德国合并。但这种企图受到英法等西方列强的阻挠，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战败的德国居然还能扩张疆域。[24]所以，现代奥地利共和国不是历史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政治形势逼迫下产生的。在此之前，奥匈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群并没有“奥地利人”这样一个身份认同。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1852—1918）所说：“我们奥地利人有一个政体，但没有祖国。奥地利国家并不存在。”[25]
1919年4月3日，左派领导的奥地利共和国议会颁布《废除贵族法》（Adelsaufhebungsgesetz），废除了贵族制度，后来还将该法律提升到宪法的地位。[26]并且，在废除贵族制度的时候，奥地利比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更加严厉。魏玛共和国允许贵族保留头衔和“冯”，作为其姓氏的一部分，而奥地利干脆彻底禁止一切贵族头衔和“冯”等称号，违者将被处以2万克朗罚款或不少于6个月的徒刑。[27]于是，卡尔皇帝的长子、哈布斯堡家族的那位著名族长（详见下文）在奥地利就只能叫“奥托·哈布斯堡”，而不是“奥托·冯·哈布斯堡”，不过他还拥有德国国籍，而根据德国法律，他在德国可以使用“冯”的称号。
奥地利共和国对待贵族的态度不仅比德国更苛刻，而且，在欧洲，奥地利还是唯一一个立法禁止贵族制度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甚至将这样的立法提升到了宪法的地位。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018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外孙女黑德维希的孙子、奥地利贵族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5)与我分享了他的看法。他指出，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皇正式宣布退位，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是合法的。而在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和皇后济塔并没有退位，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废除帝制的全民公投。所以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缺乏法理上的正当性。正是因为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合法性，第一共和国的左派领导人非常害怕旧的精英集团会卷土重来，害怕贵族会质疑和反对共和国。于是共和国决心要打压贵族阶层，所以对贵族特别严苛，不准他们使用“冯”字和各种头衔。哈布斯堡家族甚至长期被禁止返回奥地利，还被剥夺参选奥地利总统的权利。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放弃了成为皇帝的权利。
施托尔贝格的说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显然是从贵族视角出发，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所做出的一种解释。然而，对于为何奥地利共和国格外苛待贵族，我没有找到更多相关的研究可供比照参考，只能姑且在此转述施托尔贝格的分析。是否存在其他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路径？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关于奥地利废除贵族制度，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1919年，阿达尔贝特·冯·施特恩贝格伯爵（Adalbert Graf v. Sternberg，1868—1930）在维也纳说：“你们看看我的名片！现在我叫‘阿达尔贝特·施特恩贝格’。卡尔大帝给了我贵族身份，而卡尔·伦纳剥夺了我的贵族身份！”卡尔大帝即查理大帝，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是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28]
不过，艺术家和演员的名字或艺名不受《废除贵族法》的影响，所以伟大的音乐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仍然被允许使用“冯”字。他甚至发出威胁，如果奥地利政府不允许他使用“冯”字，他就离开奥地利。[29]很多贵族为自己准备两套名片和信笺，一套遵照共和国的法律，没有贵族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公共机关打交道；另一套有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商界或其他贵族打交道。[30]
虽然有明文禁止，但在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贵族头衔和“冯”的称呼还是很常见的事情，往往不会受到“较真”的处罚。何况，对施特恩贝格伯爵这样的大贵族来说，失去头衔并不十分重要，他的宫殿、城堡、土地、金钱、人脉、教育优势和社会地位都还在。另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国民议会里唯一一位出身于高级贵族的议员弗兰奇斯卡·冯·施塔尔亨贝格侯爵夫人（Franziska Fürstin von Starhemberg，1875—1943）[31]曾说：“废除贵族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不管有没有头衔，我们都是施塔尔亨贝格家族。”[32]
那么废除贵族头衔对哪些人的影响最大？是那些在帝制时期辛劳一生为国效力从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第二社会”成员。很多公职人员和军人的薪水不多，生活清贫，但为皇帝服务几十年之后，可以获得低级贵族的身份。这对他们是一种褒奖和鼓励，也把很多人与哈布斯堡皇朝联系起来，让他们对皇帝忠诚。在这层意义上，贵族身份是一种社会黏合剂。共和国废除贵族制度，对这些人的打击最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社会地位和最后一点点荣誉。
1938年3月11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没有恢复奥地利贵族的头衔。战后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也对贵族“维持原判”。[33]
奥地利贵族有自己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建立的“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Vereinigung katholischer Edelleute in ?sterreich）在共和国时期才真正活跃起来。该联合会向政府递交各种请愿和申诉，建立和维持图书馆，设立扶助贫穷贵族的基金会，管理贵族名册。联合会一度拥有3000名成员，囊括奥地利的几乎全部高级贵族，还有部分低级贵族。联合会的首任主席是海因里希·冯·克拉姆-马提尼克伯爵（Heinrich von Clam-Martinic，1863—1932，曾任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的总理）。[34]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废除了贵族制度，并实施土地改革，剥夺贵族的部分土地。[35]一些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说德语的贵族逃往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国，也有一些贵族留在家乡，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在纳粹时期，这部分捷克籍德意志裔贵族的财产被纳粹没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群曾受纳粹迫害的贵族收回了自己的财产。但在1948年，共产主义政权再次剥夺了贵族的财产和土地。1992年，部分贵族，比如施瓦岑贝格家族，从新的捷克共和国政府手中收回了自己久别的财产。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捷克，有一些贵族从政，比如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1937— ）曾于2007—2009年以及2010—2013年担任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在1946年之前，抛却1919年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不谈，匈牙利至少在名义上是君主国。1921年，流亡瑞士的卡尔皇帝两次试图在匈牙利复辟并再次成为匈牙利国王，都以失败告终。曾经泪流满面地表达尊皇之心的独裁者霍尔蒂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挫败了皇帝的企图。卡尔在英国的保护下流亡到葡萄牙的马德拉岛，1922年在那里病逝。[36]匈牙利成了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被一位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统治着。在霍尔蒂统治下，贵族地主仍然能够维持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农业领域的主宰地位。保守的贵族是霍尔蒂政权的支柱之一。[37]在“二战”期间，匈牙利与纳粹德国合作。“二战”之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共和国开展土地改革，废除了贵族制度。
匈牙利贵族外交官恰基·埃梅里希（Csáky Emmerich）的故事颇能代表很多生活在曾属于奥匈帝国的土地上的贵族的命运。埃梅里希的父亲恰基·奥尔宾伯爵（Csáky Albin，1841—1912）曾任奥匈帝国框架内的匈牙利王国的文化部长和上议院主席。他们家族的土地在今天的斯洛伐克境内。埃梅里希曾任匈牙利外交部长，1920年参加了巴黎和会。“一战”结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没收了他们家族的土地，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定居。“二战”末期，他在匈牙利的财产或者毁于战火，或者被共产党政权没收。1948年，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将他定性为阶级敌人，判处劳改。1957年，身体羸弱、身无分文的埃梅里希获准离开匈牙利，他去委内瑞拉寻找失散的妻子，死在途中，再也没能与妻子团圆。[38]
奥地利贵族与纳粹
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研究德国贵族与纳粹的关系。据他的研究，天主教信仰是一种疫苗，让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贵族天然地对纳粹思想和其他极端思想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所以较少有天主教贵族支持纳粹。
与德国的情况类似，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贵族较少支持纳粹。典型的奥地利贵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要求信徒对罗马教会、梵蒂冈和教宗绝对忠诚，而纳粹对天主教会相当敌视，所以奥地利贵族较难接受纳粹。真正的天主教徒如果要接受希特勒及其很多非基督教（乃至敌视基督教）的理念，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障碍。
纳粹的那一套东西较难吸引奥地利贵族。一方面，奥地利贵族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的亲人和朋友遍布欧洲。奥地利贵族可能说德语，或主要说德语，但他们同时可能在波西米亚或意大利有城堡和地产。用国籍、母语、血统这些东西来衡量人，不是奥地利贵族的习惯。从这个角度看，奥地利贵族是开放和开明的。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主义与德意志血统优越论，对大部分奥地利贵族缺乏吸引力。
所以，大多数奥地利贵族与纳粹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
另一方面，希特勒本人很厌恶多民族、多文化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所以尽管他是奥地利人，对奥地利却颇有敌意。纳粹与奥地利贵族互相鄙视。奥地利贵族认为希特勒是低俗的市民暴发户，而希特勒认为奥地利贵族“腐化无能”。[39]
根据奥地利地下抵抗运动的档案记载，奥地利的伯爵和侯爵们当中有84%遭受过纳粹的迫害、监禁，其中19人被投入集中营或被纳粹杀害。[40]阿道夫·祖·施瓦岑贝格侯爵（Adolph zu Schwarzenberg，1890—1950）于1938年在自己位于维也纳的宫殿园林悬挂告示：“这里欢迎犹太人。”他的养子海因里希被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迪斯劳斯·德里·冯·约巴哈扎（Ladislaus D?ry von Jobbahaza）男爵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纳粹的看法：“普鲁士人抢劫了奥地利，把艺术品抢回帝国本土”，“奥地利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奄奄一息”，“希特勒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约巴哈扎男爵后被纳粹杀害。[41]
著名的奥地利贵族抵抗分子主要有以下几位。
埃尔温·冯·拉胡森-维夫勒蒙将军（Erwin Lahousen Edler von Vivremont，1897—1955）在“二战”期间是德国军事情报局（Abwehr）的军官，是卡纳里斯和汉斯·奥斯特密谋集团(6)的成员，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抵抗运动搞到了用来刺杀希特勒的炸药[42]。后来拉胡森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坐在被告席上的戈林暴怒地说：“我们在7月20日之后怎么忘了把他也绞死！”[43]
约瑟夫·冯·祖·弗兰肯施泰因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und zu Franckenstein，1910—1963）因为反对纳粹而被投入毛特豪森集中营，1939年逃脱，后来娶了美国女作家凯伊·博伊尔（Kay Boyle，1902—1992）。弗兰肯施泰因男爵成为美国公民和战略情报局（OSS，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特工，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党卫军捕获，后再次逃脱。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虎胆英雄在冷战时期竟然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44]
图9-4 埃尔温·冯·拉胡森-维夫勒蒙将军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人（? US Army photographers on behalf of the OUSCCPAC or its successor organisation, the OCCWC）
约瑟夫·冯·特劳特曼斯多夫-魏因斯贝格伯爵（Josef Graf von Trauttmansdorff-Weinsberg，1894—1945）及其夫人海伦娜（Helene，1908—1945）是奥地利城市圣珀尔滕（St. P?lten）的抵抗组织的成员。1945年初，苏联红军逼近圣珀尔滕。特劳特曼斯多夫及其同志计划发动政变，将本地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缴械，然后主动向红军投降。然而他们的计划被盖世太保侦破，特劳特曼斯多夫夫妇和其他多人惨遭杀害。几天之后，红军就占领了圣珀尔滕。[45]
贵族大学生约翰内斯·埃德利茨（Johannes Eidlitz，1920—2000）是抵抗组织“奥地利战斗联盟”（?sterreichischer Kampfbund）的领导人。1941年建立的抵抗组织“欧根公子”的领导人是名门公子威利·图尔恩与塔克西斯（Willi Thurn und Taxis）。另一个抵抗组织“O5”的领导人是骑士之子汉斯·西多尼乌斯·贝克尔（Hans Sidonius Becker，1895—1948）。[46]奉行君主主义的“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因为反对纳粹，于1938年被禁。[47]
当然也有一些奥地利贵族出于各种原因（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投机等）投入了纳粹的怀抱，比如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7)于1933年加入纳粹党，还加入了冲锋队。[48]有一批奥地利贵族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就“加入”了一个只在纸面上存在的冲锋队分支，这颇有投机的成分。[49]文泽斯劳斯·冯·格莱斯帕赫伯爵（Wenzeslaus von Gleispach，1876—1944）是法学教授和臭名昭著的纳粹“人民法庭”的创始人，被希特勒赞赏为“我们家乡最伟大的儿子”[50]。军事历史学家和陆军将领埃德蒙·格莱泽·冯·霍斯特瑙（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1882—1946）在1938年参与逼迫许士尼格向希特勒投降，可以说是奥地利的卖国贼。[51]塔拉斯·冯·博洛达柯维茨（Taras von Borodajkewycz，1902—1984）是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也是铁杆纳粹党人，甚至到了60年代还对自己的纳粹背景洋洋自得，并吹捧希特勒、咒骂犹太人。[52]
哈布斯堡君主主义
1918年，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卡尔在理论上只是放弃了政权，并没有放弃皇位，所以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1918—1939）时期奥地利有一些君主主义者呼吁恢复帝制，邀请卡尔复辟。卡尔于1922年去世后，当时的保守派奥地利总理约翰内斯·绍贝尔（Johannes Schober，1874—1932）带领一些部长和将领在维也纳的斯蒂芬大教堂为卡尔举行了安魂弥撒。仪式结束后，君主主义者举行了游行，高呼“打倒共和国！”“哈布斯堡皇朝万岁！”[53]
此后，奥地利君主主义者拥戴卡尔的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Otto von Habsburg，1912—2011）。1931年12月6日，蒂罗尔村庄阿姆帕斯（Ampass）的村长宣布授予奥托荣誉村民的身份，“从而给蒙冤的哈布斯堡家族少许道义上的补偿”。奥地利全国许多社区纷纷效仿，不久之后就有超过1500个村镇授予奥托类似的荣誉身份。1936年底，奥托在奥地利建立了一个叫作“铁环”（Eiserner Ring）的君主主义组织，请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儿子之一马克西米利安·霍亨贝格公爵（Maximilian Hohenberg，1902—1962）担任荣誉主席。霍亨贝格公爵对奥托的事业无比忠诚。奥地利共和国的国务秘书卡尔·卡尔文斯基男爵（Carl Freiherr von Karwinsky，1888—1958）是君主主义运动在政府内的联络人。古斯塔夫·沃尔夫（Gustav Wolff）上校在维也纳很活跃，组建过一个叫作“忠皇人民党”（Kaisertreue Volkspartei）的君主主义政党，但影响很小。外交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冯·威斯纳骑士（Friedrich Ritter von Wiesner，1871—1951）是“铁环”的执行主席，在联络和组织工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奥托大公估计“铁环”有3万到4万名成员，此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君主主义运动在奥地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更广泛的政治气候。[54]
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奥托大公与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二世和几位亲纳粹的皇子不同，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纳粹。1932年冬到1933年初，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不久前，奥托在柏林待了一段时间。希特勒通过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纳粹党人、冲锋队员）邀请奥托与他见面，奥托表示：“我已经读过《我的奋斗》，知道希特勒的目标是什么。这让我更加坚定地拒绝见他。”[55]奥托对纳粹的立场给大部分奥地利贵族起到了示范作用。而遭到冷遇的希特勒对奥托大公十分厌恶，骂他是“没有教养的小子，叛徒皇帝卡尔和世界阴谋家济塔的儿子”。[56]
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1892—1934）和许士尼格曾试图借用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传统来阻止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于是给奥地利增添了很多哈布斯堡色彩，比如重新使用双头鹰为国家徽记以及恢复旧式的军服风格。陶尔斐斯总理在被纳粹暴徒刺杀的前几天向维也纳副市长、君主主义者恩斯特·卡尔·温特尔（Ernst Karl Winter, 1895—1959）表示，如今面对纳粹的威胁，只有复辟帝制才能挽救奥地利，他会竭尽全力，尽快迎回哈布斯堡家族。[57]
然而陶尔斐斯的计划随同他的生命一起终结了。许士尼格总理也表现出一些君主主义精神，允许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入境，还归还了他们的部分财产。1935年和1936年，许士尼格与奥托大公在阿尔萨斯-洛林秘密商谈了复辟君主制的可能性，许士尼格称呼对方为“皇帝陛下”，并表示要“在来年尽快复辟……即便这会在全欧燃起熊熊大火”[58]。但遗憾的是，按照奥托的说法，“许士尼格肯定是正派人，也肯定忠于皇朝。但他优柔寡断，没有陶尔斐斯那种活力……”1937年，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纽赖特男爵到维也纳与许士尼格会谈，许士尼格提出，奥地利人民热爱哈布斯堡家族，所以应当复辟帝制。纽赖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允许哈布斯堡家族复辟，“等于是奥地利的自杀”[59]。1937年7月1日，希特勒派往奥地利的特使弗朗茨·冯·巴本（德国前总理）也表示：“复辟哈布斯堡家族的想法应当结束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