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大公坚决反对纳粹吞并奥地利，认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是比复辟君主制更重要的事情。[61]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段时期，在希特勒虎视眈眈、奥地利政府陷入瘫痪的时候，25岁的奥托大公挺身而出，建议许士尼格把总理职位交给他，由他来组织力量保卫奥地利、反抗纳粹。奥托表示，他的建议“并非出于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权欲”，“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在奥地利陷入危险的时候，我作为奥地利皇室的继承人，有责任与我的国家共存亡”。我们不知道，如果奥托大公成为奥地利总理，他能否成功地保卫奥地利的独立，但在当时令人绝望的历史条件下，他愿意挑起大梁，实属勇气可嘉。然而许士尼格满怀敬意地谢绝了，并向“陛下”表示，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在法律上许士尼格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职位交给别人。[62]另外，纽赖特和戈林都威胁过，如果哈布斯堡家族企图返回维也纳，德国会立即出兵占领奥地利。而德军占领奥地利的行动代号为“奥托行动”，可能就是特意针对奥托大公的。[63]
1938年3月11日，许士尼格放下武器，屈膝投降。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此时济塔皇后敦促儿子奥托前往奥地利、鼓动人民起来反抗，但此时显然已无力回天，因为德军已经开进奥地利，而许士尼格命令奥地利军队不抵抗，并且部分奥地利人欢迎希特勒。如果奥托在此时前往奥地利，无异于自投罗网。[64]他能够做的，只能是在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为“数百万奥地利人的热忱爱国情感的代言人”，并呼吁全世界“支持奥地利人民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65]“奥地利君主主义者无疑坚守独立的奥地利国家的传统，相信奥地利人在多瑙河流域拥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从德军进入奥地利的第一天起，君主主义者就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第三帝国的不共戴天之敌。”[66]
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立刻开始大肆逮捕反对派，包括君主主义者。根据盖世太保的数据，1938年共有21 000人在奥地利被投入集中营，其中就有奥托大公的许多支持者，比如前文提到的君主主义运动领导人威斯纳。[67]君主主义者、国防部国务秘书和陆军将领威廉·齐纳（Wilhelm Zehner，1883—1938）在家中被闯进门来的纳粹暴徒枪杀。[68]第一批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奥地利人当中有笃信天主教的法学家和君主主义者汉斯·卡尔·蔡斯纳-施比岑贝格男爵（Hans Karl Ze?ner-Spitzenberg，1885—1938）。[69]
此时生活在比利时的奥托大公被盖世太保通缉[70]，哈布斯堡家族的财产被纳粹政府没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两个儿子（即霍亨贝格兄弟）被投入集中营。“二战”爆发后，奥托大公曾考虑招募在海外的奥地利人组建一支“奥地利军团”，在法军框架内作战，但未能如愿。他以法国为基地，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台进行宣传，鼓舞奥地利人反抗纳粹。他还通过奥地利境内的君主主义者搜集情报，包括希特勒的扩张计划，然后通过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列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1891—1967）向罗斯福总统传递情报。罗斯福立刻邀请奥托大公于1940年3月访美。两人一见如故，深入探讨了国际形势等问题。罗斯福承诺，等到奥地利摆脱了希特勒、匈牙利摆脱了霍尔蒂之后，美国会认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家主权。奥托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讲话，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71]。
奥托大公结束访美、回到比利时不久之后，1940年5月，德军发动闪电战，进攻比利时和法国，哈布斯堡家族居住的宫殿遭到轰炸[72]。在法国被纳粹占领的同时，奥托及其母亲和弟妹历经艰辛，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流亡到美国，得到罗斯福总统的保护。奥托努力推动美国承认奥地利为“被纳粹占领的国家”，享有与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等国同等的地位，还推动盟国在1943年11月认可奥地利为“希特勒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73]；他还试图组建一个奥地利营在美军框架内作战，不过没有成功。[74]对于奥地利在战后的地位（摆脱战争责任），奥托大公有不小的贡献。
在纳粹统治下，奥地利君主主义组织遭到残酷镇压。君主主义者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著名的君主主义抵抗战士和军官卡尔·布里安（Karl Burian，1896—1944）计划用炸弹袭击盖世太保在维也纳的办公室，后来被叛徒出卖而牺牲。[75]
1945年之后
“二战”结束之后，奥地利被英美法苏四国占领。苏联占领当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实施土地改革，剥夺了贵族的土地。但后来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建立，苏联撤军，这些土地于1955年物归原主。在今天，奥地利农业土地的5%和森林的10%属于贵族。[76]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奥地利贵族进入经济精英阶层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六倍。[77]施瓦岑贝格、金斯基、列支敦士登、霍亨贝格甚至哈布斯堡这样的赫赫威名，会给贵族自动加分，而且这些豪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与人脉在当代社会的商界、金融界等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列支敦士登家族今天是银行业大亨。汉斯·冯·劳达骑士（Hans Ritter von Lauda，1896—1974）于1946—1960年间担任奥地利工业协会主席。[78]不过贵族的两项传统职业——从军和出仕，对奥地利贵族来说失去了吸引力。[79]
在奥地利第二共和国，贵族没有任何政治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奥匈帝国时期首相马克斯·冯·贝克男爵的后人马克斯·冯·阿尔迈尔-贝克男爵（Max Freiherr von Allmayer-Beck）在1979年说：“作为一个群体的奥地利贵族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80]
战后初期，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逃亡到奥地利的贵族往往除了背包和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逃往西德的前德国东部贵族会得到一定的政府补偿，以弥补他们损失的土地和财产，但逃往奥地利的贵族得不到类似的补偿。如果得不到亲戚的搭救，他们大多为了谋生而选择市民阶层的工作，比如酒店经理、电工、汽车修理工、银行职员等。所以奥地利贵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特点鲜明的阶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融合了。[81]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比过去缓和了很多。
1954年，一群年轻的奥地利贵族组建了“圣约翰俱乐部”（St. Johanns Club），算是“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的非正式的后继组织。俱乐部组织的舞会就像帝国时期霍夫堡皇宫的舞会一样，豪门贵族汇聚一堂。该俱乐部的760名成员有三分之二是贵族。[82]圣约翰俱乐部的总部在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上，宗旨是“社交；通过讲座和讨论实现精神的提升”。[83]
2005年，有人在奥地利组建了“奥地利贵族联合会”（Vereinigung der Edelleute in ?sterreich），以“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的后继者自居。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斯蒂芬·霍亨贝格（Stephan Hohenberg，1972— ），即马克西米利安·霍亨贝格的孙子。这引发了一轮法律风波和争议。奥地利政府曾打算禁止该组织，后来又以结社自由的理由允许它存在。[84]
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与德国的情况类似，君主主义日渐衰微。有一个君主主义组织叫作“奥地利欧洲行动”（Aktion ?sterreich Europa）。1973年，奥托大公成为“泛欧联盟”（Paneuropa-Union）主席之后，“奥地利欧洲行动”就变成泛欧联盟的奥地利分支。“泛欧联盟”于1923年成立，是世界上最早的主张欧洲统一的组织之一，纳粹时期被禁止，战后重建。它在政治上属于基督教保守派。
奥托大公本人于20世纪60年代放弃对皇位的主张，宣布自己是共和国的忠实公民。1966年，他获准入境奥地利，此时距离他随同父母离开奥地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85]为了挣钱养家，他在战后初期以记者、作家和演说家为职业。[86]他于1951年在法国南锡（洛林的首府，而奥托的祖先弗朗茨·斯蒂芬皇帝曾是洛林公爵）迎娶了萨克森-迈宁根公爵小姐雷吉娜（Regina von Sachsen-Meiningen，1925—2010），并在巴伐利亚定居。[87]他获得了德国与奥地利双重国籍，参与德国的基督教保守派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政治活动，并担任欧洲议会议员达20年之久，1999年退休。当时的欧洲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但还是颇有影响和威望。奥托在这个议员席位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推动各国的保守派合作、帮助匈牙利获得西方接纳、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克罗地亚独立等。[88]在欧盟东扩的过程中，一些与哈布斯堡皇朝有联系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和捷克，都曾寻求奥托的建议和帮助，以便顺利加入欧盟。[89]
哈布斯堡家族目前的族长是奥托大公的儿子卡尔·冯·哈布斯堡（1961— ），他是一名政治家（曾和父亲一起担任欧洲议会议员[90]）和媒体人，同时经营农业和林业。2020年初，他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痊愈。[91]他的儿子，即哈布斯堡家族的未来族长斐迪南（1997— ）是位赛车手，2020年初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
2004年，一些奥地利人组建了“黑黄联盟”（Schwarz-Gelbe Allianz），呼吁在中欧建立新的君主制国家，并将哈布斯堡帝国曾经的领地（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重新纳入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92]2018年，我在维也纳采访了“黑黄联盟”的两位代表，详见本书的附录一。
二 瑞士贵族
1336年6月7日，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苏黎世城爆发革命。愤怒的市民冲向市政厅，准备推翻聚集在那里的议员老爷。不料对方已经得到预警，溜之大吉。次日，市民领袖鲁道夫·布伦（Rudolf Brun，1290？—1360）被推举为终身制市长。作为苏黎世的第一任市长，他理政20多年，实际上是这座富庶城市的唯一统治者。
布伦市长与苏黎世谋杀之夜
布伦上台是苏黎世历史和瑞士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他之前，统治苏黎世的是六七家富商组成的寡头政府。布伦出身于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骑士家庭，在市议会也有席位，但他和其他贵族、大多数市民一样，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与当时的德意志不同，瑞士的市民阶层（主要是商人）较早掌握了政治权力，而贵族被边缘化。同样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还有手工业者及其组成的行会。1336年的革命就是贵族与手工业者结盟，推翻了商人寡头政权，并将很多豪门巨商驱逐出境。布伦为苏黎世颁布了新的宪法，让贵族与13个手工业行会分享权力。
图9-5 鲁道夫·布伦（画作作者不详）
图9-6 布伦的墓碑（Roland zh摄，2010年）
布伦是个独裁者，市民必须向他本人宣誓效忠。旧势力心有不甘，想要卷土重来，所以布伦以铁腕镇压政敌，每年都要处决一批敌人，还规定旧的市议员及其追随者不准聚成三人以上的群体。被布伦驱逐的苏黎世权贵逃到了拉珀斯维尔城（Rapperswil），寻求哈布斯堡-劳芬堡（Habsburg-Laufenburg）伯爵约翰一世（1297？—1337）的支持。哈布斯堡-劳芬堡家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旁支，势力远远没有哈布斯堡家族那么强大，但毕竟顶着这么威风凛凛的姓氏，所以在瑞士仍然相当有影响力。约翰一世欠了苏黎世市政府和若干流亡权贵的钱，所以他支持这些人在拉珀斯维尔组建流亡政府，条件是将他的债务一笔勾销。
布伦政权得到陶根堡（Toggenburg）伯爵的支持，于1337年9月21日在格吕瑙（Grynau）打败了流亡政府和哈布斯堡-劳芬堡伯爵的军队，约翰一世阵亡。布伦虽然取胜，却激怒了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替自己的亲戚哈布斯堡-劳芬堡家族撑腰，强迫布伦放弃占领的新领土，另外还要归还流亡者的财产。与此同时，约翰一世的儿子约翰二世也继续与拉珀斯维尔的流亡政府合作，招募雇佣军，准备向布伦反攻。他们准备在1350年2月23日夜间与内奸里应外合，冲入苏黎世城，将布伦及其同党杀死在睡梦中。然而精明强干的布伦早有准备，挫败了这起政变阴谋，俘获约翰二世伯爵，将数十名敌人处决。这一夜以“苏黎世谋杀之夜”的名字载入史册。
几天后，布伦兵临拉珀斯维尔城下，摧毁了该城的防御工事。为了抵抗即将到来的哈布斯堡大军，布伦与同样敌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四个小邦（合称“四森林州”）乌里（Uri）、施维茨（Schwyz）、下瓦尔登（Unterwalden）和卢塞恩（Luzern）结盟。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果然于1351年8月杀到，攻打苏黎世城。在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路德维希（1315—1361，后成为上巴伐利亚公爵，称“路德维希五世”）调停下，布伦与哈布斯堡家族讲和，释放了约翰二世，撤离拉珀斯维尔。但布伦的四个盟邦拒绝接受和约，于是战争继续。1353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卢森堡家族）亲自率军前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布伦终于屈服。哈布斯堡家族获胜，在瑞士北部取得霸主地位。
图9-7 苏黎世市民纪念苏黎世谋杀之夜的游行，约1676年（Meyer, Conrad, Maler, Radierer, Kupferstecher; Meyer, Johannes, Kupferstecher绘）
然而布伦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从失败中找到获利的机遇。1356年，他与曾经的敌人哈布斯堡家族结盟，让后者保证支持苏黎世的新宪法。1359年，哈布斯堡家族甚至授予布伦“枢密顾问”的头衔，并给了他一笔退休金。[93]
布伦的政治生涯对苏黎世很重要，他颁布的宪法从1336年一直沿用到1798年。从这位市长的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瑞士贵族史的很多独特之处。
贵族在瑞士
今天的瑞士领土在中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起源于瑞士，但他们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瑞士的死敌，而1918年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卡尔被推翻后曾流亡到瑞士，可谓有缘。
1291年，阿尔卑斯山的三个小邦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为了自保和促进和平与贸易而联合起来，组成邦联，即后人所谓的“旧瑞士邦联”（Alte Eidgenossenschaft）。[94]后来有苏黎世、伯尔尼、卢塞恩等小邦加入。
瑞士邦联为了捍卫自己的自治权和独立性，与哈布斯堡家族连续发生冲突。一箭射穿自己儿子头顶上苹果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虽然是虚构人物，却代表了瑞士人维护独立、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英勇抗争精神。1386年7月9日，瑞士人在著名的森帕赫（Sempach）战役中打败哈布斯堡军队，杀死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为瑞士邦联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争取到了更多自治权。[95]
1474—1477年，瑞士邦联又在法国帮助下战胜了另一个强大的外敌勃艮第公国。[96]1499年，瑞士人又打败了施瓦本联盟（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军队，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包括不受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5年帝国改革的影响，以及不受大多数帝国法庭管辖等。此时瑞士实际上已经独立。[97]
1513年，邦联扩张到13个邦。三十年战争中，瑞士躲过了这场中欧浩劫（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士也巧妙地利用国际关系，加上运气极佳，没有卷入战争），不过很多瑞士人作为雇佣兵为各种势力效劳。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士正式独立，脱离神圣罗马帝国。[98]
旧瑞士邦联是一个邦联制共和国，各邦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也各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和传统。中世纪瑞士有许多贵族家系，有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有的臣服于萨伏依王朝，有的效忠于勃艮第。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瑞士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王权的原因之一。
瑞士本土的贵族基本没有侯爵以上的头衔，没有形成强大的邦君和诸侯，最高一般是伯爵级别，如伦茨堡（Lenzburg）、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陶根堡（Toggenburg）伯爵等。[99]战乱、靡费，以及没有邦君的保护等原因让贵族阶层逐渐衰落，政权很早就被市民掌握，这一点与德意志大不相同。德意志许多城市最显著的地标是邦君的宫殿城堡，而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等城市的地标是行会大楼或者富裕市民的宅邸。弗里堡（Fribourg）和图尔高（Thurgau）的市民政权的影响力极大，贵族若想进入议会就必须放弃贵族身份。[100]虽然不曾受到迫害或驱逐，但不少瑞士贵族家族不愿生活在被市民统治的社会，选择移民到法国、德意志和奥地利等国。
瑞士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壁垒不像德意志那样森严，贵族与市民通婚较为容易和常见，贵族不会因为与市民通婚而丧失贵族地位，也不会因为从事工商业而被剥夺贵族身份。从15世纪起，瑞士市民阶级的势力越来越强，封建贵族常与他们通婚，形成新的精英群体。这种混合的精英群体往往在自己的城市能够垄断政治权力，若干互相联姻的家族往往能连续好多代掌控一座城市的市议会，也就是统治整个城市。这是一种寡头政治。这样的寡头精英集团，可以算作“城市贵族”(8)。18世纪末，伯尔尼有68个统治家族，他们组成了统治伯尔尼的寡头精英集团；苏黎世有86个统治家族；瑞士全国人口约170万，而寡头精英有约1万人。在伯尔尼和弗里堡，寡头精英被允许使用“冯”字来表示他们的贵族身份。[101]市议会往往向精英集团的成员授予“贵族”身份（用“edel”或“nobel”等词）或“容克”称号。有头衔和无头衔的贵族，是瑞士统治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德意志的邦君将市民阶层的人封为贵族，而瑞士的城市把农民或者外邦人封为自己的市民。当然，也有很多瑞士人在神圣罗马帝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获得贵族册封。
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体制已经僵化的瑞士于1798年被法军占领，被改组为法国模式的中央集权共和国[102]，并成为拿破仑的傀儡。旧瑞士邦联就此灭亡。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在1798年废除了全部贵族特权和头衔，也不准使用“冯”字。[103]拿破仑倒台后，瑞士重新获得独立。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冲突使得瑞士在1847年爆发内战。1848年，瑞士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建立了新的联邦。
根据1848年宪法，法律意义上的贵族不复存在。但和德意志与奥地利一样，曾经的贵族仍然是一个界限清晰的精英群体，享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今天瑞士境内有约450个贵族家族。[104]1976年，一位瑞士女公民嫁给一位德国男爵，希望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Freifrau”（男爵夫人）的字样，被瑞士政府否决，理由是：在德国，“男爵”是姓氏的一部分，但瑞士仍然视其为贵族头衔，而不是姓氏的一部分。[105]
瑞士贵族与德意志贵族联系紧密，大部分瑞士贵族的谱系都记载在《哥达谱系学手册》里。马耳他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这两个有着浓郁贵族色彩的骑士团也一直在瑞士活动。
三 波罗的海之滨的德意志贵族
1907年，奥匈帝国的赫尔米尼娅·伊莎贝拉·玛丽亚·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Hermynia Isabelle Maria Gr?fin Folliot de Crenneville，1883—1951）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英俊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维克多·冯·祖·米伦（Viktor von Zur Mühlen，1879—1950）。赫尔米尼娅的姓氏“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是法语，她们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到奥地利的法国贵族的后代。这位自幼爱读书、有见识、懂得多种语言、文化修养极高的维也纳大家闺秀对新婚丈夫的家乡爱沙尼亚（当时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充满了憧憬。
然而到了夫家，等待她的就只有失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显然不像奥地利贵族那样重视文化。维克多的整个庄园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色情文学作品。而且俄国的书报审查极为严苛，进口的报纸和杂志上会有大段大段的内容被审查员涂黑。赫尔米尼娅从娘家寄的百科全书在经过俄国海关时，里面关于俄国历史的章节被全部涂黑。无书可读的赫尔米尼娅只得去较大的城市多尔帕特（塔尔图），在那里购买了大量书籍并订阅杂志。回家之后，她遭到婆婆的质问：“你要这么多书干什么？好的主妇要照料全家，怎么会有时间读书？”赫尔米尼娅的生活方式，比如每天洗两次澡和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也引起公婆的不满。婆婆训斥道：“你已经是结了婚的女人了，穿黑色就行了！”在丈夫和公婆眼中，赫尔米尼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她在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怀孕，婆婆就责怪她骑马太多、洗澡太多。
赫尔米尼娅发现，身为地主的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与爱沙尼亚农民的关系极其紧张。农民仇视这些高高在上的异族地主老爷。维克多给了她一支左轮手枪，让她独自散步的时候带着，以防万一。德意志贵族根本不把爱沙尼亚农民当人看。她的丈夫经常用木棍殴打农民。有一次，一名农民胆敢唱革命歌曲《马赛曲》，维克多把他打得半死。赫尔米尼娅气愤地跑到琴旁，弹了整整一天的《马赛曲》。她同情贫苦的农民，为他们送医送药。维克多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庄园和打猎。有一次他外出打猎，赫尔米尼娅允许农民从庄园谷仓偷走了很多东西，希望这样能稍稍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赫尔米尼娅被迫生活在文化沙漠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之中，她和维克多曾经的爱情很快销声匿迹，两人越来越无话可说。他们在政治上一个左，一个右，订阅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邮件送抵时，他们用火钳子拿着对方的报纸，免得污了自己的手。这样的婚姻当然维持不下去。赫尔米尼娅患上肺结核，在瑞士养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没有回去。俄国爆发革命后，她与维克多正式离婚。1919年，她来到德国，加入共产党，靠翻译英文和法文小说为生。她的译作包括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全部作品。她自己也创作了很多小说，其中不少成为畅销书。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她发表了谴责新政权的公开信，然后流亡英国，生活凄苦，1951年在赫特福德郡默默无闻地去世。
而维克多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组织反共的民兵武装，后来加入纳粹党，1950年去世。[106]到那个时候，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世界已经彻底毁灭。赫尔米尼娅在作品里记录了自己在那个世界的不幸生活，也描摹了那个已经逝去的令人窒息的天地。
本节要讨论的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这个说德语、信奉新教、属于德意志文化圈却服从帝俄统治的贵族群体，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灭亡的呢？
源起
12至13世纪，德意志十字军和商人开始向波罗的海东岸的立窝尼亚地区（主要是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扩张和殖民。这是所谓“东扩运动”的一部分。当时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多为波罗的海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的民族）还是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在教宗支持下，德意志十字军攻击这些异教徒，征服了这片土地。这就是所谓的“北方十字军东征”。波兰人、丹麦人等基督教民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十字军东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加东扩运动的德意志人当中肯定有很多人怀揣向异教徒传教的热忱（如果异教徒不肯皈依，就将其消灭），但世俗的理由也很重要。比如1147年的文德十字军东征是北方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有强迫异教徒文德人（德意志人对斯拉夫人的泛指）皈依基督教的因素，也有经济掠夺和攫取土地的因素。著名的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第一代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大熊”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参加了此次东征。同时代的僧侣编年史家这样评价“狮子”亨利的东征：“这个年轻人在远征斯拉夫土地的整个过程中，闭口不谈基督教，只谈金钱。”[107]
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军事修会——条顿骑士团在北方十字军东征和德意志人东扩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消灭（或同化）波罗的海地区的原始普鲁士人和其他一些土著民族之后，条顿骑士团及其分支立窝尼亚骑士团成为该地区的一支重要势力，建立了骑士团国家，并不断与波兰王国发生冲突。同时，在波罗的海地区还有里加大主教区（13世纪初，主教阿尔伯特·冯·布克斯赫夫登从萨克森带来了一支大军，强迫立窝尼亚人成为基督徒，并建立了里加城）[108]、汉萨城市但泽等主要由德意志人领导的政权，它们也时常与条顿骑士团国家发生摩擦。
条顿骑士团国家在1410年7月15日的坦能堡之战（或称“格伦瓦德之战”）中惨败于波兰王国，此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骑士团统治下的许多市民和世俗贵族（多为德意志人）奋起挑战骑士团的统治，爆发了内战。反对骑士团的市民和贵族甚至与波兰人结盟，最终导致条顿骑士团一蹶不振，后来世俗化成为普鲁士公国，臣服于波兰王国。而在骑士团国家内战中发挥作用的许多雇佣兵后来在当地扎根，其中有些人的后代就是近代普鲁士的容克贵族。
最早在波罗的海地区定居的德意志贵族是与条顿骑士团、立窝尼亚骑士团势力等一起开展“北方十字军东征”的军事征服者，也有一些是后来从威斯特法伦等地迁徙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如兰姆斯多夫（Lambsdorff）伯爵家族。该家族有很多成员是俄国或德国的将领和高官。比较晚近的一位成员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曾任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
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逐渐取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精英和统治阶级，但人口始终不超过总人口的10%，到19世纪末大概少于总人口的6%。[109]他们统治着非德裔的原住民。该地区的大部分主要城市，比如里加、烈韦里（塔林）、多尔帕特（塔尔图）、米陶（叶尔加瓦）都是德意志人建立的。这些城市与汉萨同盟合作，从事海上贸易。在德意志贵族的庄园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奴为其劳作。农奴的权利和自由极少。德裔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视察该地区时曾对德意志地主对待农奴的“专制和残暴”感到震惊，于是督促这些地主主动改革，免得帝国政府强迫他们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也希望改善帝国全境农民的处境，期望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主动提出改革计划，但他们不愿意实施。于是皇帝在1816—1819年强行解放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农奴。这比俄国本土废除农奴制早半个世纪。不过，虽然波罗的海地区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土地仍然被地主控制，并且农民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地主的主宰。[110]
为沙皇效力
在16和17世纪，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经常为控制该地区的波兰、瑞典和俄国君主效力。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往往是勇敢强悍的武士，并且熟悉当地的环境、传统和语言，所以任何想要控制和管理这些地区的人（无论是波兰人、瑞典人还是俄国人）都需要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合作。[111]
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当中，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打败了瑞典，从瑞典人手中夺得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成为沙皇的臣民，但享有高度自治权。彼得大帝很器重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需要他们的配合，所以很优待他们。沙皇把瑞典王室从这些德意志贵族手中征收的土地物归原主，确认路德宗教会的权利，把德语定为当地行政部门和法庭的语言。此后历代沙皇（除了最后两位沙皇，即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维护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特权，允许他们加强对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诸省的政治控制。[112]
俄国的政府管理、军队和外交都需要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技术才干和忠诚的服务。波罗的海省份原本就是俄罗斯帝国境内最西化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和法庭原先就被视为俄国其他地区的模范。沙皇不仅允许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继续掌控该地区，还让他们在圣彼得堡为帝国服务，担任外交官、行政官员和军官。俄国军官当中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特别多，因为他们熟悉西方的军事技术。18世纪30年代俄军军官中有多达四分之一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德语是中欧的通用语，所以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经常担任俄国外交官，对俄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很大。他们的服务对于维护和发展俄国与西欧的商业与金融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简而言之，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是俄国与欧洲的重要中介人，在18世纪上半叶尤其如此。[113]
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在俄国攀升到高位，比如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俄国陆军元帅，一度担任俄军总司令。(9)利芬家族也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名门望族，出了很多为俄国效力的将领和外交官。夏洛特·冯·利芬（Charlotte von Lieven，1743—1828）是俄国宫廷总管，是保罗沙皇的儿子们（包括后来的尼古拉一世沙皇）的保姆和教师。她的儿子卡尔是俄军将领和教育大臣；另一个儿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俄国将军，曾陪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参加奥斯特里茨战役，还当过陆军大臣和俄国驻英大使。
德国首相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儿子亚历山大说，俄国历代沙皇最忠诚和最爱国的臣子与仆人，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妻子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并且是俄国陆军元帅彼得·祖·赛因-维特根施泰因侯爵（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1769—1843）(10)的孙女。透过这层关系，霍亨洛厄首相在俄国也是一位大地主。[114]
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组成了四个封建色彩浓厚的骑士法团：立窝尼亚法团、爱沙尼亚法团、库尔兰（Kurland，今天拉脱维亚西部的一个地区，原为立窝尼亚骑士团领地，后世俗化为库尔兰公国）法团和厄泽尔（?sel，今天的萨雷马岛，属于爱沙尼亚）法团。这些骑士法团在1890年之前享有很高程度的司法权、教会与学校管理权，以及收税权。[115]
许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贵族身份是俄国沙皇授予的（在1806年之前一般还需要神圣罗马皇帝正式认可）。在19世纪有很多市民阶层出身的职业人士，比如医生和学者，也获得沙皇的册封。根据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旨意，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可以用“Baron”（男爵）这个词作为正式头衔，而不是德意志贵族一般用的“Freiherr”。(11)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和小团体，主要在内部通婚。1860—1914年，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2060门婚姻中有58%是在其内部解决的，20%是和非贵族的本地人结婚，22%是和俄国女人结婚。像维克多·冯·祖·米伦这样与外国女人结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非常罕见。[116]
1914年，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贵族拥有整个爱沙尼亚行省土地的58%。不过同德国与奥地利的情况类似，到了这个阶段，很多贵族地主无法适应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新时代，无力维持自己的庄园运转，不得不将土地卖给资产阶级人士。到1902年，401座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庄园中有79座被卖给了平民。也有一些贵族地主想方设法适应新时代，继续经营农业。他们进口化肥，改革传统的耕作方式，经营林业和畜牧业，并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里，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和库尔兰的农业出产增加了20%到30%，不过这需要给庄园大量投资，而这是很多贵族无力承担的。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的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凯泽林伯爵（Alexander Graf von Keyserling，1815—1891）说：“在爱沙尼亚当地主很难，因为发不了财。”[117]
值得一提的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当中出了一位留名德语文学史的小说家：上面那位地质学家的亲戚爱德华·冯·凯泽林伯爵（Eduard Graf von Keyserling，1855—1918）。他出生于今天的拉脱维亚，最终定居于慕尼黑，但创作风格接近维也纳现代派。他以“印象主义的方法去表现……波罗的海贵族以及他们的亲戚、车夫、农民、女仆、家庭教师、神父和医生等人物的世界……关于婚床、决斗和自杀，关于孤独的、抱怀疑态度的人”[118]。他于1918年9月去世。几个月之后，他悉心描写的那个世界就不复存在了。
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中叶，长期受压迫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开始觉醒，出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开始受到挑战。维克多·冯·祖·米伦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时代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仍然维持着浓郁的封建色彩，顽固地保卫自己的封建权利和特权，不肯接受俄罗斯帝国政府施加的改革。直到1889年，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古老的封建司法权才被取消，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在1864年的改革期间设立的法庭才在这些地区取代了德意志贵族的庄园法庭。[119]俄罗斯帝国政府对波罗的海地区推行俄罗斯化，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不理睬帝国政府的措施，固守自己的德语、德意志文化和新教信仰。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压迫当地民众，拒绝与其分享权力。那么他们遭到当地人的仇视就不足为奇了。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内也爆发了革命，几乎撼动了帝俄政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激烈的波罗的海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德意志地主的庄园遭到攻击和纵火，一些德意志人被杀。库尔兰和爱沙尼亚有184座庄园被烧，90名德意志贵族地主被杀。[120]随后德意志贵族和军官与俄国政府军联手，残酷地镇压了暴动农民。约1000人被枪决，数千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逃往海外。[12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左右为难。帝俄政府视他们为潜在威胁和第五纵队，关闭德语学校(12)，并命令德裔人民迁往俄国内陆。而如果他们忠于俄国，德国又视他们为叛徒和民族罪人。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德军已经占领了整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后，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又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剩余地区。德国政府打算在战后将大批退伍军人安置到库尔兰。1918年1月27日，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贵族向苏俄代表宣布，他们要脱离俄国。[122]3月，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向德皇威廉二世献上库尔兰公爵的宝座。[123]德国政府还考虑过建立一个“波罗的海联合公国”（Vereinigtes Baltisches Herzogtum），由梅克伦堡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Adolf Friedrich, Herzog zu Mecklenburg，1873—1969）当波罗的海公爵。但是由于德国战败，这个计划化为泡影。
苏俄内战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贵族遭到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而留在苏俄境内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属于“阶级敌人”。200位来自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被苏俄军队逮捕并押送到西伯利亚。不过列宁（他也是贵族出身）希望与德国议和，所以保护了这批囚犯。苏俄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在德国的要求之下，将这批在押的德意志贵族释放。[124]
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新格局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相继从俄国独立。在抵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中，大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组成志愿军和民兵队伍，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有合作关系，但也常和他们发生冲突。民族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混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德意志地主的庄园常常遭到当地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的袭击。
1918年时，爱沙尼亚所有农业用地的58%在大地主手中，而这些大地主中的90%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拉脱维亚，57%的农业用地被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占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之后都实施土地改革（几乎完全没有给予地主补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125]，而大多数地主都是德意志人。这直接导致很多德意志贵族破产。2万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国。[126]德意志贵族在波罗的海差不多800年的主宰地位终结了。仍然留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德意志人作为少数民族，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比如不能担任公职、禁止在街道标志牌上使用德语、禁止德意志人的教堂和农业协会等。[127]1920年，四个骑士法团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权力，仅仅是民间社团。
在苏俄内战期间，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站在白军那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比如“疯男爵”罗曼·冯·温甘伦-施特恩贝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1886—1921）和“黑男爵”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Pjotr Nikolajewitsch Wrangel，1878—1928）将军。弗兰格尔是白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温甘伦的地位要比弗兰格尔低，但更有传奇色彩。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信奉君权神授的沙俄军官温甘伦与红色政权势不两立，于是成为白军将领，但又不服从反共力量领导人高尔察克，所以温甘伦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此时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多如牛毛。温甘伦组建了所谓“亚洲骑兵师”。凭借这支力量，温甘伦在远东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与红军对抗，同时实施白色恐怖统治。他的敌人称他为“疯男爵”。
图9-8 温甘伦男爵（拍摄者不详，1921年）
温甘伦最为著名的行动是以1500人的亚洲骑兵师打败中国军队，并帮助外蒙古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活佛博克多汗于1921年2月恢复大汗之位。博克多汗册封俄罗斯帝国陆军中将温甘伦男爵为亲王。温甘伦成为外蒙古的实际掌权者，大肆迫害和杀戮犹太人以及他眼中的“赤色分子”。不少蒙古人相信他是藏传佛教中战神的化身，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化身。传说他的长远计划是以亚洲为基地，借助马背民族的力量恢复罗曼诺夫皇朝在俄国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