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索多玛的义人：反抗纳粹的德国贵族”。(7)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君主的卧榻之侧：作为廷臣的德意志贵族”。(8)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被翻译成‘贵族’的几个德语词”。.2
[118] 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第134页。
[119]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60页。
[120]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8.
[121] Bater, James H. and Romuald J. Misiunas. “Baltic states.”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URL: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Baltic-states.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22]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65页。
[123]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57页。
[12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94.
[125]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93—94页。
[126]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107页。
[127]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111页。
[128] 温甘伦的生平，参见Palmer, James. The Bloody White Baron: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Russian Nobleman Who Became the Last Khan of Mongolia. Basic Books, 2009。
[129]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121页。
[130] Prince, Cathryn J.. Death in the Baltic: The World War Ⅱ Sinking of the Wilhelm Gustloff.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69.
[131] 官方网站：https://www.baltische-ritterschaften-de.de/。
附录一 黑黄联盟：采访21世纪的奥地利君主复辟组织
2018年3月，我在维也纳市席津区（Hietzing）的多姆迈尔咖啡馆（Café Dommayer）采访了奥地利君主主义组织“黑黄联盟”的两位代表。
咖啡馆文化是奥地利的一大特色，维也纳的咖啡馆多如牛毛。最有名的一家要数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那是奥匈帝国时期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弗洛伊德、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卡夫卡、茨威格，甚至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那里的常客。我和“黑黄联盟”代表会面的地点多姆迈尔咖啡馆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中央咖啡馆那么高，但也有悠久辉煌的历史。约翰·施特劳斯父子和约瑟夫·兰纳（Josef Lanner，1801—1843）都曾在此演出。店门口的纪念碑上写着：“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世界声誉从席津开始。”
就是在这里，我拜访了“黑黄联盟”的主席妮科尔·法拉女士和该组织的资深成员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施托尔贝格伯爵生于1952年，出身于奥地利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曾学习新闻学和农学，并曾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等多个非洲国家从事畜牧业。这是欧洲贵族传统的职业之一。他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外孙女黑德维希的孙子。老伯爵彬彬有礼，入座和离席时都帮法拉女士拉椅子，临行时还帮她穿大衣。有趣的是，施托尔贝格伯爵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也很关注中国。他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大为赞赏。
法拉和施托尔贝格伯爵坦率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当今奥地利君主主义的问题。我感到，这两位都是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务实的行动家。我没有资格对他们的理念做评判，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不过我相信，自由社会里的结社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值得赞赏的；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为之努力的精神，也是值得佩服的。
一 “黑黄联盟”的建立宗旨与政治构想
问：“黑黄联盟”是何时组建的？它的宗旨是什么？
答：“黑黄联盟”于2004年建立，是一个合法注册的政治组织。我们已经两次参加奥地利议会选举，但作为一个新党，在预选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所以目前在议会还没有席位。明年我们会尝试参加欧洲议会的选举。
我们的宗旨是把1918年之前曾属于多瑙河君主国的领土重新统一到一个君主制政权之下。具体来讲，有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北部的南蒂罗尔、巴尔干的一部分、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一部分，以及波兰的一部分。
南蒂罗尔一直是德语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割让给意大利。南蒂罗尔人是德意志民族，对罗马没有认同感，而是与维也纳有着历史悠久的联系。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是亚得里亚海之滨的的里雅斯特，它在奥匈帝国时代是重要的港口，“一战”后割让给意大利。意大利并不需要的里雅斯特，因为意大利海岸线长达3000公里，有的是良港。而这样一个港口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中欧特别重要，也能让如今是内陆国的奥地利拥有自己的出海口。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重要性大幅下降，现在衰败得很厉害。的里雅斯特历来是斯拉夫人的土地，属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从来都没什么关系，文化上更接近维也纳而不是罗马。今天的里雅斯特人也对奥地利有憧憬，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回归奥地利，他们的地位会比今天重要得多。
还有一个曾经属于奥匈帝国的地区对罗马没有认同感，那就是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强权，有很强的独立性。不过可惜威尼斯对维也纳也没有认同感。我们有的里雅斯特就足够了。
问：在奥地利共和国，你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或者说，复辟哈布斯堡中欧帝国的意义是什么？
答：因为我们相信，欧洲要想繁荣发展，它的心脏地带就必须有强大的活力。欧洲的心脏地带就是曾经的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地区。
今天的欧洲大陆主要被法德这两个大国和富国支配。欧洲要想长期稳定，必须要有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与它们平衡。这股力量必须能自主地满足公民的需求。法德都是越来越倾向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强权，而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够代表中欧多元文化与历史遗产的政治实体。我们不喜欢同质化的、集权化的“大政府”。
另外，在今天，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大有新一轮冷战的趋势。作为夹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小国和小民族，我们中欧人的处境很困难。一旦发生冲突，中欧很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我们既不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不希望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省。我们的历史必须有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扮演自己的角色，即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以上就是我们希望复辟的哈布斯堡帝国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阿特施泰滕宣言》（Artstettener Manifest）提出的四大原则（君主制、民主、中欧、宽容）之一：中欧原则。
问：那么，奥地利共和国不能发挥类似的作用吗？或者说，你们对奥地利现行制度有哪些不满和批评？
答：参加大选投票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这说明大家对现行制度的信心在下降，对政治的兴趣也在减少。当然，这对政客来说是好事，有利于他们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了权力和地位，政客和政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无下限地诽谤对手。这种情况下，民众会对下流化的议会民主制产生抵触和厌恶心理。这种局面很容易被极端分子利用，鼓吹一个“扫清弊端”的“伟大领袖”。这是现行制度的一大漏洞。
奥地利的政治制度有哪些病？首先是统治者与民众越来越脱节。真心感到自己对选民负有责任的政客越来越少。党派政治越来越像是小圈子内部的游戏。这游戏可以很荒唐，可以很无聊，可以与民众没什么关系，但各党派要花费大量精力与资源去玩这个游戏。
奥地利还缺少爱国主义。我们说的爱国主义，是热爱自己的文化，同时尊重别的文化。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同，民族主义是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蔑视其他文化。奥地利缺乏爱国主义，这很容易被极右翼利用。
我们对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历史教育也不满。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往往丑化和歪曲哈布斯堡帝国和君主制，比如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成是奥匈帝国一家的罪过。这方面，反倒是英国人比较客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承认，20世纪初几个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对抗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萨拉热窝事件只不过是个偶然的导火索。即便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也会发生其他事件来刺激战争爆发，所以不能说奥匈帝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
问：你们设想中的复辟的哈布斯堡帝国，将采纳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吗？
答：我们喜欢的制度有点像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有君主，但也有共和制的民主机构，比如议会。但我们设想的君主的权力比英国女王大一些，不完全是仪式性和代表性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参照是今天的列支敦士登。该国君主对立法有一定的决定权。比方说，英国立法时请女王签字批准，只是走过场，女王不可能不签，但列支敦士登君主有拒绝的权利。这样的话，君主就像是一个申诉专员（Ombudsmann），他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是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一定程度的约束和监督作用。
我的祖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很多国家的君主和领导人到维也纳祝寿。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来了。他在奥匈帝国全境旅行，看到奥地利的公共事业欣欣向荣，学校、医院、公路、邮局、铁路都运转良好，维也纳、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都是美丽繁荣的城市。罗斯福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说，您的国家让我肃然起敬，一切都很好；没有您，一切也能正常运作；那么您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弗朗茨·约瑟夫说，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我的诸民族，免得糟糕的政客伤害他们。
这也是我们今天设想的君主的职能。他可以拒绝议会建议的内阁大臣人选，可以拒绝在他看来伤害人民利益的立法。
问：那么，如果君主胡作非为或者因为身体或精神原因无法履行职责呢？有没有办法约束他或者撤换他？
答：我们的设想是有一个控制委员会。如果君主无力履行职责，或者做出了伤害王室利益或声誉的事情，委员会有权将其废黜，以皇储取而代之。
问：你们设想的新哈布斯堡帝国，是对奥匈帝国的复制吗？换句话说，仍然是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二元帝国？
答：可能不是二元，而是三元：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
问：就像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那位）的设想那样？
答：正是。我们需要匈牙利让出一些利益给斯拉夫人。
问：在你们设想中的新哈布斯堡帝国，民主将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答：我们支持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君主制和民主不是互相抵触的。今天欧洲的君主国，无一例外都是成功的民主国家，比如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等。这些君主往往比共和国的总统正派得多。我们甚至比共和派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我们君主主义者都是民主派。
不过我们对政党政治有一些质疑。我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应当属于人民，而不是成为政党之间的无聊游戏。君主应当是超越各党派之上的、不参与政党政治的、世袭的，这是为了避免政党政治滥用民主制的漏洞。君主应当有权举行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今天很多人不投票，而这些不投票者，应当由君主来亲自代表他们。
二 组织的性质与运作方式
问：你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一个怀旧的“遗老遗少”组织吗？答：德国和法国有一些怀旧的君主主义组织，但他们主要集中注意力于历史研究和维护传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遗老遗少的俱乐部，也不是历史爱好者协会。我们也不是排他性的精英主义团体。比如我们的组织里有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和施托尔贝格伯爵这样的贵族，但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奥地利公民，主席法拉女士是普通的白领职员。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我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建立一个中欧合众国，并请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世袭的国家元首。我们对民主制、法治社会都不构成威胁，我们支持民主和法治。
问：你们要达成目标的手段是什么呢？
答：我们选择的是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的武器是游说、传播和教育。我们的活动范围不仅仅是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还超越疆界。我们在整个中欧努力。当然了，所有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的成员，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成员。我们热情欢迎他们所有人。
我们，哈布斯堡君主主义者，不支持任何极端的、极权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民主化的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态。我们不是极端分子，我们绝不会寻求通过革命或政变来实现政治目标。
我们近期的计划是参加奥地利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当然，我们需要做极大的努力，与欧洲各国的君主主义组织联手，把票数合起来，一起进入欧洲议会。即便在议会只有一两个席位，也能在更广泛的平台表达我们的声音，树立一面旗帜，让社会上很多孤立的君主主义者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有人替他们发声。
当然，参加竞选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因为我们完全依赖于会员的主动捐赠。
问：“黑黄联盟”在奥地利的法律地位如何？
答：我们是完全合法的、得到奥地利联邦政府批准的非政府组织。正如英国今天有合法的共和主义，奥地利也有合法的君主主义。不过奥地利是一个有强烈共和主义色彩的国家，所以君主主义者有时受到偏见和歧视。法拉女士曾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她的老板要求她停止公开的君主主义活动。她认为老板没有权力干涉她完全合法的业余活动，愤而辞职。
问：你们现在有多少成员？
答：目前我们在世界范围有数百名成员，大部分在奥地利，也有一些在捷克、波兰等国。
问：成员的年龄构成是怎么样的？年纪较大的人更多吗？
答：中年以上的人占多数。我们在招募年轻人时遇到一些困难。不过，今天的其他所有政治运动，甚至天主教会，都有类似的问题：很难吸引年轻人。
问：“黑黄联盟”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君主主义者有联系吗？
答：我们与德国的君主主义者有过联系，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代，但联系渐渐中断了。德国的君主主义组织大多渐渐消亡了。他们不太现实，希望明天就能恢复君主制；他们不明白，君主主义需要艰辛的努力和耐心。
另外，我们的计划不包括德国，我们并不寻求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能让奥地利与其他中欧国家联合。德国和奥地利一直是朋友，但不是很好的朋友。拿破仑三世曾拉拢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让法奥结盟对抗普鲁士，皇帝拒绝了，并说了句名言：“我是一位德意志诸侯！”（Ich bin ein deutscher Fürst!）很多人为他这句话高兴，很高兴看到他对德意志的认同。也有很多人不高兴，觉得他应当更加认同捷克、匈牙利等等。何况德国在历史上就不想要哈布斯堡帝国里的多个民族，只想要德意志民族。
所以我们和捷克、匈牙利、波兰、的里雅斯特与南蒂罗尔的君主主义者都有联系。我们正打算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办事处。当然不同国家的君主主义者的思维、计划和目标优先级不同，比方说捷克人对君主主义的理解，以及捷克人在新帝国里的地位与利益，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设想会有不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不过交流就是合作的基础。
三 关于君主主义、君主制与世袭君主
问：我们知道，德国君主主义者与纳粹有过复杂、暧昧的关系。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讲述德国贵族与纳粹的关系，结论是贵族对纳粹的崛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纳粹的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主义与纳粹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答：常有人，尤其是左派，辱骂我们君主主义者是法西斯，甚至是纳粹。这很荒唐。君主主义是超越民族、宗教这些范畴的。
哈布斯堡君主主义者不仅不是纳粹，还是坚决的反纳粹抵抗分子。奥托·哈布斯堡大公一直是纳粹的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儿子们被纳粹逮捕，他的孙子们被从学校里赶走。哈布斯堡家族多位成员被投入集中营。当时奥地利的君主主义者人数不多，但和共产党人一样，是为了奥地利的自由而流血最多的群体。
哈布斯堡家族反对纳粹，因此受到纳粹的污蔑诽谤。战后，左右两派的很多极端分子捡起了纳粹的垃圾，继续攻击和污蔑哈布斯堡家族与君主主义者。
问：广大奥地利民众对君主制的态度是什么？
答：奥地利人民并不敌视君主制。恰恰相反，很多人对君主制抱有浓厚的兴趣。随便翻开一本杂志，可以看到奥地利媒体对英国、西班牙和瑞典王室的报道，比如大婚、登基和葬礼。每次有这种王室事件，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都很高。对奥匈帝国怀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非常多，最有名的当然是“茜茜公主”系列电影。之前有人做过民意调查，有大约30%的奥地利人表示支持民主化的君主制。
君主是独立于各政党和政客的机构，超越于政治斗争之上。用奥地利艺术家百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的话说，君主是一种“更高级的中心，由永恒的更高级的价值构成”，为社会提供延续性和凝聚力。
问：奥地利联邦总统的职位实际上也仅仅是代表性的，没有实权。这样一个虚位元首不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为何要一个世袭君主来担任虚位元首呢？
答：理论上，联邦总统是代表所有民众的无冕君主。但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我们都知道，除非是参政的政客，或者有钱支持政客选举的富人，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机会与总统建立联系。总统走进议会，看到的只是政治同僚、政敌或者赞助者而已。并且，总统也只能代表政治，没有资格代表奥地利的全体人民、历史和文化。世袭君主则能真正发挥这样的代表作用。
总统的薪水极高，他的庞大幕僚也要吞掉大量税金。卸任的总统或已故总统的遗孀还能拿到丰厚的退休金。并且，每隔六年，选举总统的戏剧要重新演一次。所以维持总统的花费比维持君主昂贵得多。君主及其家庭有自己的私产，不需要昂贵的选举，还能给国家带来大量旅游业收入。看看英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四 对欧洲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
问：“黑黄联盟”对今天的欧洲移民问题持什么立场？
答：我们的《阿特施泰滕宣言》的四大原则之一就是宽容。虽然人们并不总以宽容对待我们，但我们坚持以宽容待人。我们愿意与任何非极端的政治运动对话和交流。
我们信奉宗教宽容。我们的组织与宗教无关，纯粹是致力于政治目标。我们相信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是现代欧洲的两大支柱，但我们绝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宗教歧视。
对移民和难民，我们也持宽容态度。但我们相信，奥地利接受移民和难民的程度，要以奥地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为前提。我们愿意与各种组织合作，帮助移民更好地融入奥地利社会。我们愿意帮助穆斯林难民在奥地利社会更好地生活。
奥地利早在1874年就认可伊斯兰教为帝国的正式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犹太教一样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坚决反对右翼把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画等号的做法。
问：那么，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们是否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
答：我们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但不是因为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欧洲有很多国家受到伊斯兰的深远影响，比如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它们都仍然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不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也不是纯粹的亚洲国家，而是欧亚的桥梁，就像古时的拜占庭帝国一样。如果人为地把土耳其宣布为欧洲国家，我们认为这对它自己的身份不利，会让它与亚洲传统之间发生断裂。我们希望土耳其成为欧亚之间一个中立的实体，继续发挥两大洲之间桥梁的作用。
附录二 哈布斯堡贵族记忆：采访玛蒂娜·温克胡福尔
玛蒂娜·温克胡福尔（Martina Winkelhofer）是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和艺术史博士，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讲师，奥地利现代史委员会成员，《王冠报历史增刊》总编。
她是哈布斯堡皇室史、奥地利宫廷史与贵族史专家，著有《皇帝的日常：弗朗茨·约瑟夫与他的宫廷》《贵族女性的生活：奥匈帝国的日常》《高雅社会：欧洲皇室与王室的丑闻和阴谋》《我们就这样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家族的命运（1914—1918）》等。
2018年3月，我在维也纳采访了温克胡福尔博士，与她聊起奥地利历史和哈布斯堡宫廷与贵族的历史。
一 贵族史研究的升温与相关课题
问：在今天的欧美历史学界，大家会不会觉得贵族史这个话题不够时髦和前沿？一方面，学界的很多注意力被各种理论吸引过去；另一方面，聚焦于帝王将相和上流社会，是否体现了一种保守的旧史观？
答：大概10到20年前，情况的确如你所说，贵族史这门学科显得比较老派和保守。但近些年来它又变得时髦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这些话题：贵族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贵族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等。另外，学界对历史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比如过去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但这些方面留下的史料不多，因为这些人往往不识字，或者没有留下很多文字资料。而关于贵族，我们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也是学界对贵族史的兴趣回升的原因之一。
问：那么您个人如何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呢？与您的家庭有关系吗？
答：我自己没有贵族背景。我从小就对奥地利贵族感兴趣，因为我在维也纳土生土长，每天看到帝国时期留下的许多历史建筑、城堡、宫殿。我不禁好奇地去问，这些建筑属于哪些家族，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经历了什么。成长环境让我自然而然地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因为这个话题围绕着我的生活。
问：今天有不少德国和奥地利历史学家在研究贵族史，当然他们在研究贵族史的不同方面，比如艾卡特·孔策（Eckart Conze）研究了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家族几代人在20世纪的变迁，海因茨·赖夫（Heinz Reif）研究德意志贵族在19和20世纪以及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贵族与纳粹党的关系，等等。在贵族史研究领域，哪些话题是您比较关注的呢？
答：我对贵族女性的历史非常关注，包括贵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贵族与哈布斯堡皇朝的关系。不过现在奥地利人对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兴趣盎然。比如前几年的英国王室大婚在奥地利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要问，贵族传统从何而来，古老的贵族家族在今天过得怎么样。而这些问题，也是让更广泛的民众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很好途径。比如，如果你要推广一本关于政治的书，那么从生活史的角度，会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共鸣。而对于贵族的生活史，学者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文字材料，比如贵族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和经济方面的材料。史料多，题目就更好做。
二 直面历史记忆：对史料的辨析
问：德国的贵族史研究者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讲贵族与纳粹的关系。他也大量运用了贵族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自传等材料。他警告说，贵族擅长“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会小心地甄别记忆，记住自己想记住的、给自己贴金的东西，而排斥和忘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所以他认为这些一手材料大体不可信。我们在面对贵族的一手文字材料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您同意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吗？
答：贵族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应当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即极右思潮和纳粹兴起与统治的时期。因为纳粹时期距今不远，有些当事人甚至还在世，所以这段历史对很多贵族来讲是敏感的，他们需要遗忘自己不光彩的一面。当事人的儿孙辈也不会愿意过多考虑自己的父辈和祖辈做的事情。
但对我的研究时段（19世纪）来讲，贵族留下的文字史料大体上是可靠的，因为首先，该时段不像纳粹时期那样留下了很多敏感问题；其次，关于日常生活的一些比较琐碎的方面，比如生活方式、消费习惯、花钱买了什么东西等等，其实人们没有什么动机和理由去刻意撒谎。我相信19世纪与贵族有关的一手史料基本上是可靠的，并且我们总有办法去查证、核实。我们不可能只读一封信，而是要读一套通讯中的所有书信。读得越多，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哪些东西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并且，如我刚才所说，涉及的话题越是凡俗，史料撒谎的可能性就越小。
问：您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很多手写材料。阅读19世纪的手写材料，是否比阅读印刷材料要困难？
答：是的，手写材料更难读。不过也是熟能生巧的事情，读得越多，就越习惯。最容易解读的是正式的政府公文，但我也要读手写的私人通信。这时候我往往需要像侦探一样，去努力判读往往非常潦草的文字。比如这个字母是A还是E？还有一个困难是，在19世纪80年代，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奥地利人写信时特别喜欢省纸，写得密密麻麻，字又小，有的时候很难看懂。
三 在具体时代中理解和评价贵族
问：问您一个关于贵族头衔继承的技术问题。中国读者可能对英国贵族最熟悉。英国贵族基于头衔，比如X伯爵在世的时候，享有X伯爵头衔的只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们不会拥有X伯爵头衔；而要等他去世后，长子才会变成下一代X伯爵。而德意志贵族基于血统。一位伯爵如果有多个儿子，他们也都自动拥有“伯爵”称号，哪怕父亲还活着。俄国也是这样，我记得自己当年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就在诧异，为什么俄国的公爵那么多，为什么一个公爵的所有儿子都是公爵。头衔的继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对历史研究会造成额外困难吗？比方说，同时存在几十个施托尔贝格伯爵，是否会难以判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答：你的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之前还没想到过。我觉得一般不会造成太大困难。当然了，这种情况使得德奥贵族的情况比英国贵族复杂得多。不过一般来讲，识别一个大家族里享有相同头衔的许多人当中谁更重要，不是特别难，因为有族长（Familienchef）一说。
至于英德贵族在头衔继承习俗上的这种差异，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大概是因为长子继承制的发展和普及程度不同。你知道中世纪欧洲早期的习惯一般是诸子均分父亲的财产。但这样会把财产越分越少，不利于建立一个家族的强大势力，所以逐渐出现长子继承制，但这种制度的推行和发展程度，存在地域差异。中世纪盛期以后，多个儿子共享父亲头衔的做法，应当是长子继承制之前的旧制度的残余。
不过这种差异往往仅涉及头衔，而不是财产。比如一个伯爵的多个儿子都是伯爵，但财产肯定不是平分的。同时存在几十个施托尔贝格伯爵的话，肯定有富有穷、有强有弱。
另一方面，这种“所有儿子均享有与父亲相等头衔”的情况，出现在较低的贵族当中，主要是伯爵和男爵。再往上，从侯爵（Fürst）开始，儿子的头衔与父亲不同。比如侯爵的儿子不是侯爵，而是公子（Prinz），其中一人继承父亲的侯爵头衔，其他兄弟仍然只是公子。不过奥地利流传到今天的侯爵家系不多，主要就是列支敦士登和施塔尔亨贝格侯爵家系，所以上述情况在奥地利并不多见。
问：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他的家庭背景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写了一本书《1815—1914年的欧洲贵族》（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把英德俄三国的贵族做比较。利芬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俄国贵族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贡献极大，比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拉赫玛尼诺夫、塔涅耶夫、斯克里亚宾、穆索尔斯基。穆索尔斯基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军官。利芬说，很难想象英国近卫掷弹兵团或者普鲁士近卫军的成员能成为伟大音乐家。相比之下，英国贵族和德意志贵族对文学艺术的贡献几乎为零，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贵族文学家可能只有拜伦，而德国贵族文学家只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您是否同意？
答：如果说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的确是这样。不过，虽然自己不是创作者，但德意志贵族，包括奥地利贵族，其实也有一些家族对艺术做了很大贡献。比如列支敦士登家族是伟大的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赞助者。他们扶助艺术家和艺术，功绩是很大的。奥地利如今在全世界给人的印象是艺术与音乐之国，而海顿、莫扎特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与贵族的赞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不过奥地利贵族对艺术的赞助主要是在18世纪，19世纪就少很多，而到1918年前后，维也纳现代派艺术，比如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作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与贵族没有关系了。
问：贵族的国际性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些麻烦，对不对？比方说，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人会怀疑贵族是否爱国，因为很多德国贵族与英国联姻，而英国已经变成了敌国。
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同时代人们对身份认同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20世纪初的人说“我是德意志人”和今天的人说“我是德国人”，含义大不相同。在奥匈帝国框架内，如果某人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这主要是文化身份，意味着他说德语，懂得德意志文化。这种文化身份与国籍和国家没有什么关系。
举个例子，在奥匈帝国时期，大家认为布拉格的德语方言最美最高雅。那么布拉格人是什么人？今天我们会说他们是捷克人。但当时他们自认为是文化上的德意志人。当然布拉格人后来被认为是捷克公民。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并不是参照国境线来定义自己的身份的，而是根据自己所在的文化。比如，如果我生活在1910年，我可以说“我是德意志人”，尽管我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但如果在2018年我说“我是德意志人”，大家会奇怪，会问：“为什么？你不是奥地利人吗？”
历史学家的工作之一就是，搞清楚过去人们的思维和今天人们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种工作有时很困难。
四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哈布斯堡帝国
问：您写了一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传记。您对他怎么评价？您喜欢他吗？
答：是的，我喜欢他。在他那个时代，他显得很老派。但从今天的角度看，他却很现代。有人说他没有解决奥匈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诸多棘手问题。但能把那么多各不相同的民族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今天要批评他很容易，可以说他原本应当这样或那样做。但当时奥匈帝国的情况很复杂，已经有了议会，已经在往现代化的民主制发展。皇帝要应对民主化的新时代新问题，要团结各民族，又要表现出自己是强大的专制君主，这都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今天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与5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他统治的60多年里，国内基本上安定和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1913年奥地利的国民生活水准已经相当高，此后直到1955年奥地利才再度达到这个水平。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弗朗茨·约瑟夫是一位成功的君主。
问：您认可弗朗茨·约瑟夫作为君主的成就，那么您喜欢他这个人吗？
答：我觉得他缺乏个人魅力，甚至显得沉闷无趣。这对传记家来说是灾难。当然，他极其勤勉，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工作强度很大，认真阅读和批示每一份公文。他尽职尽责，就像一架机器、一台时钟。但他不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或爱德华七世那样有魅力和有趣。
问：今日奥地利人如何看待哈布斯堡帝国的遗产？他们感到自豪吗？
答：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难答。可能因人而异。我个人相信，奥地
利人有资格，有理由感到自豪。今天，我们刚刚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心平气和地、比较客观地、抛开意识形态地看待哈布斯堡帝国。看历史的时候，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奥地利的图书市场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也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奥地利的历史教科书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化，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更多元化。如果你看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教科书，你会觉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是人间地狱。老的教科书里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就是哈布斯堡帝国。
英国历史学界的工作对我们的历史观修正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哈布斯堡帝国不再被指责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罪人。今天我们愿意承认，至少与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和铁幕时期相比，哈布斯堡帝国好得太多了。
今天奥地利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湖光山色之外，就是哈布斯堡家族遗留的宫殿、城堡与相关文化。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应当为之自豪。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事实，游客来奥地利，不是因为对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感兴趣，而是对旧帝国感兴趣。
另外，维也纳即便今天也只有200万人口，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有这么多宫殿、城堡、教堂、博物馆和画廊。这是很了不起的。哈布斯堡帝国对文化的贡献是伟大的。要是没有哈布斯堡皇朝，维也纳就只能是欧洲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我们对哈布斯堡帝国必须有公正的态度。
五 今日奥地利君主主义者
问：1918年帝国灭亡之后，有部分奥地利人对帝国有怀旧和憧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便今天，奥地利也有一个叫作“黑黄联盟”的君主主义组织，主张恢复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中欧帝国。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对君主主义的评价是什么？
答：今天的奥地利君主主义者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我觉得，在奥地利，君主制已经是过去时了，太老旧了。今天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层面，君主主义都已经完全与时代脱节。我认为大家需要了解历史，但没必要把历史变成现实。“黑黄联盟”往往是在大选之前做一些宣传活动，仅此而已，它是个小范围的民间社团，不是政党。
哈布斯堡家族不仅仅代表奥地利，它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从维也纳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克兰，从意大利到捷克。2018年，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与1914年迥然不同。
并且，我们奥地利人已经没有君主传统了。如何对待皇室／王室，如何与其相处，这种传统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培养起来。英国有这样的传统，奥地利的传统已经断裂了。即便哈布斯堡家族今天复辟，这种传统也很难恢复。比如，英国人对王室成员，包括女王、女王的儿女和孙辈耳熟能详，而奥地利人对今天的哈布斯堡家族知之甚少，顶多知道族长叫“卡尔·哈布斯堡”。即便在19世纪，英国王室也有魅力，有幽默感，有亲和力。爱德华七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而弗朗茨·约瑟夫显得沉闷。哈布斯堡家族从来没有过幽默感。当然，话说回来了，英国王室能玩得起幽默，是因为他们不像哈布斯堡皇室那样肩负统治国家的重担。
“黑黄联盟”这样的君主主义者把过去和现今混淆了。不过，正如英国今天有共和主义，奥地利有君主主义，这些“不同的”思维都是合法的。他们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
六 当历史学家遇到政治
问：既然谈到政治，那么，历史学家在政治当中应当发挥作用吗？您如何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场？您属于左派还是右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答：对我个人来讲，身为历史学家，我会努力与政治保持距离。我觉得，如果一位读者从我的作品里看出我个人的政治倾向，那么我作为历史学家就失败了。历史学家不应当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应当把个人情感和观点与历史混在一起。我的立场是，我是历史学家，我讲述事实，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之下。我不会评判，不会给出个人观点。我努力做到“正确”。
另外，一旦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公之于众，人们就会说：“哦，难怪他／她会那样写，因为他／她就是左派或右派。”历史学家会因此受到更严厉的审视和非议。我觉得，作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写好作品，读者对你个人的情况知道得越少，对你就越好，对读者也越好。
我甚至认为，历史学家应当与政治家保持距离，不要掺和政治。
但历史学家不能与世隔绝，虽然不应当参加政治，但应当参与“记忆的文化”。比方说，每个政党都会扭曲历史，使其为己所用，尤其是关于1918年至1945年间的奥地利历史。而1918年至1938年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历史，时至今日也是争议激烈的话题，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个时段，工人运动和左翼兴起，马克思主义在奥地利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右派也有自己强烈的政治主张。第一共和国十分动荡，1934年维也纳左派和右派甚至发生内战。1945年之后，上述的历史事件以及对其的认知，都变得高度政治化。要写第一共和国的历史，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我不喜欢这一点，但历史学家应当在保存“记忆”和教育公众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应当心胸宽广地接受各方面的信息，同时与历史保持距离，并小心谨慎地多方查证，然后尽可能努力挖掘真相，而不是跟随个人好恶。这当然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