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深刻地知道，虽然鲸鱼外观像鱼，但并不是鱼。今天，这些分类问题已很少让我激动了；当有人断然告诉我，历史不是科学时，我也不会过分忧伤。这种术语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在欧洲其他诸种语言中，与“科学”同义的词是肯定包括历史这个词语的。但是在英语的世界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有很长的历史，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正是一份可以做关于历史方法问题的简明导论。
到18世纪末，当科学已为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人类自己身体特征的知识做出了极大贡献时，人们开始询问科学是不是也可以促进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社会科学的概念，尤其是这其中历史的概念是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自然界所使用的方法被用来研究人类事务。19世纪上半期，盛行的是牛顿的传统。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1年出版《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人们至今仍旧记得这部作品的名称。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伯特兰·罗素后来回忆有一个时期，他希望早晚会有“一种像机械数学一样的人类行为数学”。1那时，达尔文引发了另一次革命；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那里得到启示，开始把社会当作是一个有机组织。但是，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完善了莱尔 [1] 在地质学中已经开始的研究——把历史带入科学领域。科学所涉及的不再是一种静止的、与时间无关的东西，2而是涉及变化、发展的进程。科学上的进化观念确定了、完备了历史中的进步观念。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在第一讲中所描述过的史学方法中的归纳观点：首先收集事实，然后解释事实。毫无疑问，可以想象出这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很明显，伯瑞（Bury）也有这种想法，他在1903年1月的就职演说作结语时，把历史描述为“一种科学，一种不折不扣的科学”。伯瑞就职演说后的五十年见证了一股强硬的反对这种历史观的潮流。这期间的柯林武德，他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急切地想在科学探究的对象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这期间，人们很少引用伯瑞的格言，只在嘲弄时是例外。但是，这时的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科学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使得伯瑞的观念似乎比我们曾想象的要正确得多，尽管正确的理由是错误的。莱尔对地质学带来的影响，达尔文对生物学带来的影响，现在又轮到天文学有这种影响了，天文学已经变为一门研究宇宙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科学了；现代物理学家经常告诉我们，他们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当今的历史学家有了一些借口，和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学家相比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于科学世界。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规律（Laws）这个概念。整个18世纪、19世纪，科学家们认为自然界的各种规律——牛顿的运动律、万有引力定律、波义耳定律（Boyle’s Law）、进化论等等——都已发现，并明确建立，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从这些已经观察的事实中以归纳的方法发现和建立更多此类规律。“规律”一词带有从伽利略、牛顿身上得到的光环而流传下来。研究社会的专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渴望维护其研究的科学地位，采纳同样的语言，也相信自己在遵循同样的程序。政治经济学家似乎首先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格雷欣法则、 [2] 亚当·斯密的市场法则。伯克 [3] 求诸于“商业法则，这是自然法则，从而也是上帝法则”。3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理论；拉萨尔（Lassalle）提出了工资铁律；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声称已经发现“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巴克尔 [4] 在他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结束语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人类事务的进程中“渗透着一条辉煌的原则，这是一条普遍的、不会迷失方向的原则”。今天，这一术语听起来既显得不合时宜，也显得自以为是；而且对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几乎同样是不合时宜的。在伯瑞发表就职演说的前一年，法国数学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出版了一本《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的小册子，该书在科学思想中掀起了一场革命。彭加勒的主要论点是，科学家所提出的一般命题，假如不只是一些定义，不只是玩弄语言的伎俩，那么这些一般命题就是一些假设，是科学家设计出来的以便组织进一步思考，并使这种思考具体化；这些一般命题就是有待于证实、修正和反驳的主题。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常识。牛顿所夸耀的“我不作虚假的假说”（Hypotheses non fingo），今天听起来已显得不诚恳；尽管科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仍旧不时地提到规律，比方说，为了记得过去还提到规律，但是他们也不像18世纪和19世纪的科学家们那样普遍相信规律的存在了。人们认识到，科学家所获得的发现，所得到的新知识，不是靠建立精确且全面的规律得到的，而是靠提出假设得到的，这种假设为新的探索开辟了道路。两位美国哲学家撰写的关于科学方法的标准教科书，就把科学方法描述为“在本质上是循环的”：
我们通过求诸于经验材料，求诸于通常所谓的“事实”而获得原则的证据；我们依据原则来选择、分析和解释经验材料。4
“相互的”一词（reciprocal）或许比“循环的”（circular）一词要好；因为结果并不返回到原来的地方，通过这种原则与事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把结果向新的发现推进了。一切思想都要接受以观察为基础的某些假定，这些假定使科学的思想成为可能，而这些假定又应该依据某个思想进行修改。这些假设在一些场合为了一些目的或许是有效的，尽管也可以证明在别的场合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检验都是经验性的检验，而不管它们实际上在促进我们新的洞察力和增加我们的知识方面是否真正有效。卢瑟福 [5] 的一位最杰出的学生和同事最近描述了卢瑟福的方法：
他急切地想知道核子现象是怎样变化的，就像一个人会说他知道厨房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相信他依据古典理论的方法，利用某些基本规律来寻求解释；他只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满足了。5
这一描述同样适合历史学家，他们放弃了对历史规律的寻求，满足于研究事务是如何起作用的。
历史学家研究过程中所使用假设的地位与科学家所使用假设的地位似乎极其相似。以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著名分析为例。今天不会有人把这称为规律，尽管先前有人欢呼，称之为规律。这是一种假设，尽管由它激发出来的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这种假设，但肯定无疑的是它将扩展我们对这两场运动的理解。或者再举马克思的叙述为例：“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6] 6以现代术语的眼光来看，这不是一条规律，尽管马克思可能把这称为规律，但却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假设，指出了进一步研究和重新理解的道路。这类假设是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20世纪初期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韦尔纳·桑巴特 [7] 坦白地承认那些因放弃马克思主义而突然带来的“忧虑之情”：
当我们失去了那种在复杂的生活中至今还是我们的指南的、令人安慰的原则时……我们感到就像淹没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直到我们找到新的立足点或学会游泳为止。7
关于历史分期的争执也属于这一范畴。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思想的工具，只要这种划分仍旧能够说明问题便为正当，而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解释之上的。中世纪究竟结束于何时？对这一问题有歧见的历史学家就在于他们对某些事件有不同的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事实的问题；而且也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同样，把历史划分地理区域也不是事实，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在一些场合，提出欧洲史这一说法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有益的假设，但在另一些场合却会起误导作用、有害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肯定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一些历史学家情绪激动地否认这一说法。可以从历史学家所采纳的假设判断出他的偏见来。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我必须引用一段概括的声明，因为这段话语来自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曾接受过自然科学家的训练。乔治·索列尔 [8] 在四十来岁开始撰写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章之前是一位开业的工程师，他强调有必要在一种境遇下把一些特殊的因素排除在外，甚至冒着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也是如此：
一个人应该不断地摸索前进；他应当严密检测可能的、部分的假设，也应满足暂时的近似答案，以便总是为不断地纠正过程敞开大门。8
这与19世纪有很大的差异，那时的科学家和像阿克顿一样的历史学家都渴望通过积累那些充分证实的事实，以冀在将来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知识体，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争端。当今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怀着一种比较谨慎的希望在不断地前进，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到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通过解释的手段分离出事实，再通过事实检验他们的解释；在我看来，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在第一次演讲中引用过巴勒克拉夫教授的评论，历史“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当我在准备这些演讲的时候，来自这所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里把科学真理定义为“专家们公开承认的一种陈述”。9这两种方案都不完全令人满意——当我谈论客观性这一问题的时候，会讲到这种不满的理由。但是我惊异地发现，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物理学家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词语，各自独立简洁地阐明了同一问题。
然而，对于粗心大意的人来说，类似是一个众人皆知的陷阱：我想认真地考虑一下相信下述论述的意见：尽管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或者这类范畴内的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总可以在这些科学与历史之间划出一个基本的分界线，这一划分很容易误导人们把历史——也许还有其他所谓的社会科学——称为科学。这些异议——其中一些要比一些更有说服力——概括如下：（1）历史只研究特殊，科学则研究一般；（2）历史不传授教训；（3）历史不能够做预言；（4）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自身；（5）和科学不一样的是，历史涉及宗教、道德的问题。我将依次研究这些论点。
首先，有人断言历史研究的是特殊的事物、独特的事物，而科学研究的则是一般的事物、普遍的事物。据说，这种观点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宣称诗歌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严肃”，因为诗歌与普遍真理有关，而历史则与特殊真理有关。10包括柯林武德11在内大量的后世作家都在科学与历史之间作了类似的区分。这种观点似乎以误解为基础而产生。霍布斯的著名格言仍旧合情合理：“这个世界上，除了名目之外，没有任何事情是普遍的，因为有了名目的东西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单个的、独特的”。12这肯定也符合自然科学：没有两个地质层组、没有两个相同种类的动物、没有两个原子是同一的。同样，也没有两个历史事件是同一的。但是，坚持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就像摩尔 [9] 从巴特勒主教 [10] 那里接受下来的陈词滥调一样会有麻痹的作用。曾有一段时间语言哲学家特别钟爱这句话：“每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别的什么事情”。一旦你踏上这种途径，不久就会达到某种哲学上的超脱，在此情况下，不能对任何事情进行实质性的言说。
正是语言的用途迫使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进行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完全不同的战争，两者各有其独特性。但是，历史学家都把它们叫做战争，只有学究才会提出抗议。当吉本把君士坦丁确立基督教的建立和伊斯兰的兴起当作革命性的事件来撰写时，13他是在概括这两个独特的事件。当现代历史学家撰写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他们使用同样的手法。历史学家并不真正对独特性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独特性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性。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对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讨论，通常是在这种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外交官的处置失当——秘密工作、不受舆论监督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世界不幸地被分为地域性的主权国家造成的。到了30年代，讨论则是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战争源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而竞争是由衰落中的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这一压力而造成的。这些讨论都涉及战争起因的概括，或者至少是20世纪条件下战争起因的概括。历史学家不断地使用概括来验证他的证据。假如理查 [11] 是否在伦敦塔里谋杀了那几位王子的证据还不明了，历史学家就会自我设问——或许是下意识而不是有意识地——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是否有一种把王位的潜在竞争对手杀死的习惯；历史学家的判断理所当然地受到这种概括的影响。
历史的阅读者以及撰写者都是积习成癖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观察应用到他所熟悉的其他历史现象上去——或者，也许应用到他自己的时代上去。当我读卡莱尔的《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时，我发现自己一再概括他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应用到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俄国革命中。以下面论述恐怖的话语为例：
在知道司法公平的国家里，认为恐怖是不自然的——而从不知道司法公平的国家则认为恐怖是自然的。
或者，下面这段话更有意义：
一般以歇斯底里的情调撰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尽管很自然，但很不幸。富有夸张，充满诅咒、悲叹；总的来说，一片黑暗。14
还有另外一段，摘自布克哈特论述16世纪近代国家成长的文章：
政权离起始越近，就越不容易保持稳定——首先，因为建立这些政权的人已经习惯于快速的深入运动，又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革新者，也愿意保持这种本质；其次，他们所激发的或压抑的力量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才能加以运用。15
说历史与概括无关，这是废话，历史因概括而繁荣昌盛。就像埃尔顿先生（Mr.Elton）在一册新版《剑桥近代史》中简洁说的“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16他或许也应该补充同样一句话，自然科学家与博物学家或标本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但不要以为，概括允许我们构造出一些庞大的历史计划，让一些特殊的事件也必须符合这些计划。由于马克思是时常准备或相信这样一类计划的人之一，我打算引用马克思的一封信来概括这段内容，而这段引文能正确地反映这一问题：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7
历史所涉及的是独特与普遍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既不能把两者分开，也不能抬高一方压低另一方，正如你不能把事实与解释分开一样。
这里简单地谈论一下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比较恰当的。当今，社会学面临着两个对立着的危险——成为极端理论的危险和成为极端经验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使社会学自身消失在对一般社会进行抽象、无意义的概括之中。大写S的社会和大写H的历史同样是使人误入歧途的错误。这种危险由于那些分配给社会学的惟一任务就是对历史记载的独特事件加以概括的人而越来越紧迫了：甚至有人指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就在于社会学有“规律”。18另一个危险是几乎一代之前的卡尔·曼海姆 [12] 所预测达到的，而这一危险在当今更为迫切，这就是把社会学“分裂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重新调整社会的技术性问题”。19社会学涉及历史上的各个社会，而每一个社会都是独特的，都是由特定的历史前提、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铸造的。但是，把自己局限于所谓的列举与分析这类“技术”问题而企图避免概括和解释，结果只是会成为停滞社会之不自觉的辩护者。假如社会学要成为一个有成效的研究领域，就必须像历史学一样，使自身和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而且社会学也必须成为一种动力——不是研究静止社会的动力（因为并不存在这类社会），而是研究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动力。至于其他方面，我只想说，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
概括的问题与我的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与历史的教训紧密相关。概括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概括，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把从一整套事件中归纳出的教训应用到另一整套事件中去：当我们在概括的时候，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尝试这样做。那些摈弃概括、坚持历史仅仅与特殊关联的人，在逻辑上肯定是那些否认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的人。他们关于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的断言有悖于大量的、可见的事实。没有什么经验再比这条经验更为寻常了。1919年，我作为英国代表团一名年轻成员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中的每一位成员都相信我们可以从维也纳会议 [13] 中——一百年以前欧洲最后一次、最大的和平会议——汲取教训。一位名叫韦伯斯特的上尉，那时受雇于战争委员会，现在则是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 [14]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这些教训是什么。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保留着其中的两条教训。一条教训是，当重新划分欧洲地图时，忽略自决的原则是危险的。另一条教训是，把秘密文件丢在废纸篓里是危险的，废纸上的内容肯定会被其他代表团的谍报人员收买。这些历史教训被当作千真万确的真理接受下来，并且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这个例子是最近的，而且有些琐细。但是，在比较遥远的历史中，也很容易追溯更远时期的教训所带来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古代希腊给罗马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不能肯定的是，是否有历史学家已在尝试对罗马人来自希腊历史的教训，或者对罗马人自认为曾从希腊历史中汲取的教训作精确的分析。对17、18、19世纪西欧从《旧约圣经》历史中得到的教训作一研究，或许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果。没有这一分析，就不能充分地理解英国清教革命；选民的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古典教育的烙印深深地刻在19世纪大不列颠的新统治阶级身上。正像我已提到的格罗特，他把雅典指喻为新民主的榜样；我也愿意看到，有人会对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有意无意之间给予大英帝国缔造者所带来的广泛且深刻的教训进行研究。就我自己特别的研究领域而言，俄国革命的缔造者深深地打下了——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教训的烙印——有人或许应该这么说，被这些教训所缠住。但是，我在这里将再次提醒人们注意由历史的双重特性所施加的条件。向历史学习从不仅仅是一种单向过程。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历史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促进对这两者的进一步理解。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预言在历史中的作用：据说从历史中得不到任何教训，因为和科学不同的是，历史不能够预测未来。这个问题涉及一整套误解。就我们视野所及范围而言，科学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谈论自然规律了。所谓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对一种可能性的陈述，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或者在实验室环境下会发生这种陈述所产生的东西。他们并不声称预言在具体的情况下会发生些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并不证明哪一特定苹果将会落在地上：或许有人会用篮子接着它。光线循直线照射的光学定律并不能够证明一种特定光线因某些障碍物，就不会折射或扩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律毫无价值，或者在本质上是无效的。我们知道，近代物理学所涉及的仅仅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今，科学更加倾向于牢记的是，从逻辑上讲，归纳仅能导致可能性或合理的信念，而且科学更迫切地想把它的宣告当作是一般的规则或指南，这些规则或指南的有效性只在特定行动中才能得以检验。“正如孔德所说，‘从科学中产生预见，从预见中产生行动’”。20历史中预言这一问题的关键情节就在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在于普遍与独特之间的区分。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学家肯定要概括；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一般的指导，尽管这些指导不是一些特殊的预言，但却是有效的、有用的。但是历史学家不能预言特殊的事件，因为特殊的事件是独特的，而且因为偶然的因素会进入其中。这种使哲学家焦虑的区分在普通人看来，是非常清晰的。假如学校里的两三位小朋友得了麻疹，你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病将传播开来；这种预言——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是根据从过去经验中得出的概括而来的，并且也是有效的、有用的行动指南。但是你不能做出特殊的预言，说查理和玛丽将得这种病。历史学家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人们并不期待历史学家会预言下个月在鲁里坦尼亚 [15] 将爆发革命。历史学家经探询将要得出的那类结论——部分是源自有关鲁里坦尼亚事务的专细知识，部分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之上——便是，假如有人挑动这场革命，而政府方面没有人采取措施来阻止这场革命，鲁里坦尼亚将会陷入这类革命的处境。此外，这种结论也许与各类评估相伴随——部分地建立在与其他革命相类推的基础上，建立在人口的各个阶层对革命所持态度的类似分析基础之上。如果可以把这称之为预言的话，那么预言最好通过特殊事件来得以实现，而特殊事件本身又是不能够预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历史中得出的关于未来的各种推论毫无价值，也不意味着这些推论不具备特定环境下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既可以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事件发生的关键要素。我并不希望表明社会科学家的推论或历史学家的推论在精确性方面可比拟于自然科学家的推论，也不希望表明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在精确性方面的缺陷（inferiority）仅仅是因为社会科学极其特殊的回溯性所造成。就我们所知，无论从哪一角度看，人类都是最复杂的自然实体（Natural entity），因此，研究人类行为或许会涉及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所面临的那类困难。我希望证实的是，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主旨与方法完全不同。
我第四点要讨论的是，为了在包括历史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划分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提供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论点。这种论点便是，就社会科学而言，主体和客体属于同一范畴，并且彼此之间互为作用。人类不仅是最复杂的自然实体，且极具变化性，而且人类必须由其他人类来研究，而不是由其他物种中的独立观察者来研究的。因此，人类不再像研究生物学一样，仅仅满足于研究人类自身的体质构造和生理反应。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需要深究人类行为的各种形式，这其中意志是最为活跃的；需要确定他的研究对象的人，为什么会像他行动的那样去有意识地行动。这就在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属性。历史学家的观念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每一个观察物的组成部分；历史浑身上下都渗透着相对性。用卡尔·曼海姆的话来说，“甚至把各种经验归类、整理、排列而得出的诸范畴也依据观察者的社会地位而发生变化”。21不仅社会科学家的偏见会成为其观察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事实；而且，观察过程影响和修正着正在被观察的事物，这也是事实。并且，这可以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人类的行为构成了分析的对象，也构成了预言的对象，人类事先就受到不为其欢迎的预言警告，在这预言诱使之下修正他们的行为，然而无论如何多么虔诚地以计行事，预言的结果还是证明，这是一种自我挫败。历史很少重复发生的一个原因是，有历史意识的人是那位在第二次演出中已经意识到第一次演出结局（dénouement）的主人公（dramatis personae），主人公的行为受囿于这类知识。22布尔什维克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出现一位拿破仑而告终，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革命或许也以这种方式而告终。因此，他们不相信托洛茨基，这人在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最像拿破仑，而相信斯大林，斯大林看起来最不像拿破仑。但是这一过程或许导致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经济学家依据现存的经济状况进行科学分析，预言一个即将出现的繁荣或萧条，假如他富有权威，并且论断切中肯綮，但就他的预言这一事实本身而言，就对所预言的这一现象的产生做出了贡献。政治学家凭借历史观察的力量抱有一种暴政转瞬即逝的信念，也对暴君的覆亡做出了贡献。每个人都熟悉候选人在选举时的行为，候选人为了有意识的目的而宣扬自己的胜利，这个目的就是使预言更加像预言得以履行；人们怀疑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当他们斗胆做出预言时，有时也受促进预言实现这一无意识的希望鼓动。关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可以高枕无忧说的是：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的互动、社会科学家和其资料之间的互动、历史学家和其事实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且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似乎是历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或许应该在这里指出的是，近年来有一些物理学家在使用一些术语谈论他们的科学，这些术语似乎表明物质世界与历史学家的世界有着更显著的类似。首先，据说他们的结果都涉及不确定原理（A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或不确实原理（A Principle of Indeterminacy）。我将会在下一讲中论述所谓历史决定论的本质与范围。但是现代物理学的不确定原理是否存在于宇宙本质之中，或不确定原理仅仅表明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对宇宙的理解还不够全面（这种观点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我对以我们的能力在物理学之中发现对于历史预言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类似性表现出同样的怀疑态度。几年之前，一些热心者不断尝试在历史学之中发现宇宙中自由意志起作用的证据。其次，有人告诉我们，要衡量空间的距离、时间的流逝，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在现代物理学中，由于不能确定“观察者”和观察目标之间的恒久关系，因而所有测量都依从于各种内在的变化；“观察者”和观察目标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构成了最终观察结果的组成部分。但是，当人们把这些描述稍加改动就应用到历史学家与其观察目标之间的关系上来，我并不满足于这些关系的抽象，并不满足于这些应用到历史学家与其观察目标的抽象关系在任何真正情况下都可比拟于物理学家与其宇宙关系的性质；尽管我大体上打算减少而不是增加差异，这些差异区别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物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但如果仅仅依赖不能令人信服的类似性试图来迅速而神秘地消除这些差异，也是于事无补的。
但是，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被卷进研究客体是不同于物理学家的，而且由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而引起的各类问题也更加极其复杂。当我认为这种说法公允的时候，问题也并没有就此得到解决。盛行于17、18、19世纪的古典知识理论都在认知主体（The Knowing Subject）和被知客体（The Object Known）之间，采取一种严格的两分法。不管怎样，哲学家想象的过程，构建的模式都表明主体与客体、人与外在世界是割裂的、分离的。这是科学诞生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各种知识理论都深受科学先驱观点的强烈影响。人类与外界被绝对地对立起来。人类与外界搏斗，就像与倔强的、有潜在敌意的一些事情搏斗一样——之所以倔强，是因为难以理解；之所以有潜在敌意，是因为难以驾驭。随着近代科学的凯旋前进，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急剧的修正。当今的科学家似乎很少把自然力量视为战斗的对象，而是当作可以与之合作的事情，利用并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各种古典知识理论不再适合更新的科学，尤其不符合物理学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哲学家开始怀疑这些理论，并且认识到知识的过程远非是把主体和客体绝对地分开来，而是蕴涵于主客体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程度。因此，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在第一讲里已经表明，历史研究难以与传统的、经验主义者的知识理论相调和。我现在想要证明的是，既然社会科学涉及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人，涉及研究者和被研究物，因此，从整体上看，社会科学不见容于宣称主客体之间有严格界限的任何知识理论。社会学在努力把自身建设成为一整套完善理论体系时，也明智地发展出一门分支，名叫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然而，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我猜想，主要是因为它还满足于在传统知识理论的窠臼里上下探索。假如首先受近代物理学影响、现在又受近代社会科学影响的哲学家正开始突破这种窠臼，构建出比旧有的、以材料来冲击被动知觉的那种台球模式更加新颖的某种模式，这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而言是一个好的征兆。将来当我要讨论我们所说的历史客观性时，我还要回过头来研究这一相当重要的观点。
我在最后必须讨论、但同样重要的观点是，由于历史与宗教、道德问题紧密联系，因此，历史与一般科学，或许甚至与其他社会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关于历史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我只要略作说明就必然会清楚地表明我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位严肃的天文学家与信仰创造宇宙、统治宇宙的上帝，这可以并行不悖。但相信存在一位可以随意干涉以改变一颗行星的运行，随意推迟日食或月食，随意改变宇宙运行规则，这就不行了。同样，有时使人联想到，作为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或许也可以信仰控制作为整体的历史进程并赋予意义，尽管他可能并不相信《旧约圣经》中记载的干涉并要屠杀亚玛力人 [16] 的上帝，或篡改日历以延长日照时间来照顾约书亚（Joshua）军队的上帝。历史学家也不能乞求上帝为特殊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达西神父（M.C.D’Arcy）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尝试说明这一区别：
研究者以这是上帝之手来回答历史中的每一个问题，这是不合适的。只有当我们已经尽最大力气整理了世俗事件和人类事业之后，我才可以允许援引更广泛的思考。23
这种观点的棘手之处就在于，它似乎把宗教当作是一副牌中的大王，以备急需，当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时，可以把握真正重要的得分机会。当路德派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宣称把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截然分开，并把后者移送给世俗研究者时，他的做法比较恰当。假如我理解巴特菲尔德的话，当他谈到“专门”史（‘Technical’ History）时，有着同样的意思。专门史是你或我一直愿意写的惟一的那类历史，也是他本人已经写的那类历史。不过，由于巴特菲尔德使用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形容词而表明，他保留相信一种奥秘的或天启的历史，而这是我们这些人不必关注的。像别尔迪耶夫 [17] 、尼布尔 [18] 、马里丹 [19] 这类作家都声称要保持历史的独立性地位，但是也坚持历史的主旨或历史的目标存在于历史之外。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我很难把历史的完整性（The Intigrety of History）跟服膺某些超历史力量之类的信仰调和起来，而历史的意义与重要性都要依赖这类信仰——不管这种力量是选民的上帝、基督徒的上帝、自然神论者的神秘之手（The Hidden Hand of the Deist），还是黑格尔的上帝精神。就我这些演讲的主旨而言，我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借助外在神灵（deus ex machina）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比方说，历史就是一场纸牌游戏，而这副纸牌里却没有大王。
历史与道德的关系则更加复杂，过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使这一关系越加含糊不清。毋庸置疑，当今已不要求历史学家对其笔下人物进行道德的审判。历史学家的立场与道德学家的立场不必一致。亨利八世 [20] 或许是一位坏丈夫，却是一位好国王。只有当前一种品质对历史事件产生影响时，历史学家才会对他的这一性格感兴趣。假如他的道德过失就像亨利二世（Henry II）一样对公共事务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明显影响，历史学家则不需要关注这类问题。不仅恶行如此，而且美德也是如此。巴斯德（Pasteur）和爱因斯坦在私生活方面是人们的榜样，甚至是完美的榜样。但是，假设他们是不忠的丈夫、狠心的父亲、寡廉鲜耻的同事，那么会削弱他们的历史成就吗？历史学家脑中先入为主的正是这类东西。据说，斯大林对他的第二任妻子暴戾且无情；但作为研究苏联事务的历史学家，我并不觉得我本人过度关注这类事情。这并不意味着私德不重要，或者也不意味着道德史不是历史的合法组成部分。历史学家不必偏离主题对其叙述人物的私生活进行道德的针砭。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对公共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问题引起了更加模糊的问题。历史学家有义务对其主人公（dramatis personae）进行道德判断，这种信念历史悠久。没有哪个时代比19世纪英格兰更加盛行这一观念了，那时的道德趣味和不受抑制的个人主义崇拜都加强了这一观念。罗斯伯里 [21] 评论说，英国人想知道有关拿破仑的是，他是不是“一位好人”。24阿克顿在致克雷顿 [22] 的信件中宣称，“道德准则的恒久性是历史之所以威严、神圣、有用的秘密所在”，并且宣称要使历史成为“矛盾的仲裁者、彷徨的指导者以及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自身不断倾向施加影响的道德规范的维护者”25——这一观点建立在阿克顿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至高无上性的神秘信仰上，显然这会要求、也会赋予历史学家以历史的名誉作为一种超越历史的力量，对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进行道德的评判。这种态度有时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再次出现。汤因比教授把墨索里尼在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 [23] 的入侵描述为“蓄意的个人罪行”；26以赛亚·伯林爵士在我们前面已引用的文章中热烈地坚称，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依据他们的屠杀来判断查理曼、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或斯大林”。27这种观点为诺尔斯教授充分批驳， [24] 他在就职演说中引用了马特利 [25] 对菲力二世 [26] 的谴责（“假如……还有他没有去做的坏事，这是因为人的本性甚至邪恶方面也不能到达的极致”），也引用了斯塔布斯 [27] 对约翰王（King John）的描述（“被每一个都让人感到羞耻的罪恶所污染”），来作为个人道德判断的例证。历史学家没有资格宣布这些判断：“历史学家不是法官，更不用说是绞刑官了。”28此外，克罗奇在这一点上也不乏精彩的论述，我愿在这引用：
这种指控忽略了我们的法庭（不管是司法的或道德的）是当前的法庭，是为在世的、活跃的、危险的人设计出来的，而另外那些人已经出现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庭之前，不能在两种情况下都宣判或赦免。他们在任何法庭面前都不承担责任，仅仅因为他们是已逝者，属于过去的时代，同样也仅仅是历史的臣民，不接受其他判断，判断仅仅是对已逝者事迹之精神的洞悉和理解……那些借口叙述历史像法官一样忙碌的人，在这里宣判，到那里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职责……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缺乏历史感的人。29
假如有人对这样的陈述吹毛求疵：对希特勒或斯大林——或者，如果你喜欢——对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进行道德审判不是我们的职责——这因为他们是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同时代人，是因为成千上万直接或间接遭受希特勒、斯大林或麦卡锡行为而带来苦难的人还活着，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很难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与这些人打交道，我们也很难放弃我们其他一些职责，这些职责在我们对这些人行为进行判断时，可能为我们辩护。这是当代历史学家的困境之一——我应说，是主要困境。但是，当今从谴责查理曼或拿破仑的罪行中，谁又能够发现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让我们抛弃那种把历史学家当作是绞刑官的概念吧，把视线转移到更加苦难、也是更加有用的问题上，这就是不是对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对过去事件、制度或政策的道德判断。这是历史学家重要的判断；那些强烈坚持对个人进行道德谴责的人，有时无意中为整个群体和社会提供了躲避责任的遁词。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Lefèbvre）极力证明法国大革命对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血腥没有责任，把这些灾难和血腥归结于“一位将军的独裁……他的脾气……不易默然接受和平与克制”。30今天，德国人欢迎对希特勒个人邪恶的谴责，把这当作是历史学家对产生希特勒这样的社会进行道德判断的满意替代。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欣然参加对斯大林、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或麦卡锡的个人攻击之中，把他们当作是社会集体错误行为的替罪羊。而且，对个人道德判断的赞扬和对个人的道德谴责都一样会使人误入歧途、贻害无穷。承认一些奴隶主个人有着高尚的心灵，则经常被当作是不要把奴隶制度谴责为不道德的借口。马克斯·韦伯提到，“资本主义使工人或债务人卷入到那种无奴隶主的奴隶制度之中”，韦伯也正确地辩解说，历史学家应该对制度进行道德判断，不应该对建立这种制度的个人进行道德判断。31历史学家不应参与对个别的东方专制君主进行判断。但也不要要求他，比方说，对东方专制主义和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制度保持漠不关心的、没有偏见的态度。他可以不对个别奴隶主进行判断。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谴责奴隶社会。就像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预先就包含了某些解释；并且历史解释总是涉及道德判断——或者，假如你愿意一个听起来更加中性的术语，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s）。
然而，这仅仅是我们困境的开始。历史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其结果——不管我们把这些结果判断为是好还是坏——是一些群体直接地或间接地，通常是直接多于间接，以牺牲另外一些群体获得的。失败者买单。苦楚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历史上的每一个伟大时代有灾难，也有胜利。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使我们在得到较大好处的人与做出牺牲的人之间进行权衡：然而又必须找到一些这样的权衡方法。这不是历史的惟一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不愿意承认，但经常被迫卷入到选择恶小或为恶小之中，以便让好事可以出现。在历史上，这种问题有时以醒目的“进步的代价”或“革命的代价”为题进行讨论。这会引起误解。就像培根在那篇《论革新》（On Innovations）中所说：“固执地保守习俗就像革新习俗一样会引起骚动。”就像保守的代价主要是由基本无权的人承担一样，革新的代价主要是由被剥夺权利的人来承担。一些人的好处就为另外一些人的苦楚作了辩解，这样的观点在所有的机构中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保守的学说，同样也是激进的学说。约翰逊博士 [28] 援用了危害取其轻这样的论点，来证明维持现存不平等现象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