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不幸福总比没有人幸福要好，这就是平等的一般状态的事例。32
但是，只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这个问题才会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这最容易研究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让我们以大不列颠工业化的历史，比方说1780-1870年之间的历史为例。实际上，每一位历史学家，可能是不用讨论的，都愿把工业革命当作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一个进步的成就。历史学家也会描述农民被驱逐出土地的过程，描述工人集聚在有害健康的工厂和不卫生的棚户里的情况，也会描述剥削童工的现象。他可能也会说，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一些弊端，一些雇主比另一些雇主更加惨无人道，他也会津津有味地详述，一旦体系变得稳定下来，人道主义道德感就会逐步成长起来。但是，他还会认为，可能不会说出，无论如何高压和剥削手段在初期阶段是工业化代价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还从没有听到哪位历史学家说，鉴于这种代价，最好止住进步，不要工业化了；假如真有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话，他无疑是切斯特顿学派（The School of Chesterton）和贝洛克学派（The School of Belloc）了，也将——相当彻底地——不被严肃的历史学家当作一回事。我对这个例子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希望不久就会在我的有关苏维埃俄国史中接触到作为工业化代价组成部分的农民集体化问题；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假如我遵循那种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的方法，我也会对集体化过程中的残忍和弊端表示悲哀，但是又把这过程当作是值得的、必要的工业化政策代价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我还会遭受犬儒主义式的谴责，遭受宽容坏事的谴责。历史学家宽恕西方国家在19世纪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化，不仅是因为这种殖民化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且是因为给这些大陆的落后民族带来的深远影响。有人说，近代印度毕竟是英国统治的产物；近代中国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交织着俄国革命影响的产物。不幸的是，幸存下来享受中国革命所带来辉煌与荣耀的并不是那些在条约港口为西方人所拥有的工厂中劳动的人们，也不是南非矿山里的工人，也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西方前沿阵地做工的人。付出代价的人很少是那些得益的人。这段来自恩格斯的著名的、辞藻华丽的叙述，有点让人感觉不舒服：
历史大概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了，她引领她那驾胜利战车碾过堆积的尸骨，不仅在战争年代如此，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代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男人、女人是如此愚蠢，以致从没有鼓起勇气去争取真正的进步，除非当苦难似乎几近不合情理的时候，才会要求进步。33
伊凡·卡拉玛佐夫（Ivan Karamazov） [29] 那著名的蔑视姿态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谬论。我们一生下来就进入社会之中，就进入历史之中。别人给我们一张入场券，我们可以随意接受或不接受，这样的场合是没有的。对于苦难这一问题，历史学家的答案并不比神学家的答案更明确。历史学家也会求助于那种两害择其轻、两善择其优的命题。
和科学家不同的是，历史学家因使用材料的特性而陷入道德判断这类主题，难道这一事实不正暗示历史屈从于一个超历史的价值标准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让我们设想“好”与“坏”这样的抽象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更加复杂的发展，处于历史领域之外。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抽象概念在历史道德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数学公式、逻辑公式所起的作用非常相同。抽象概念是思想中不可缺少的范畴；但是如果不把特定的内容放入这些抽象概念之中，抽象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用途。如果你喜欢另一种比喻，我们在历史或日常生活中应用的道德概念就像银行里的支票：支票有印刷好的部分，也有等待填写的部分。印刷部分由包括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这类抽象术语组成，这是基本的范畴。但是，我们要填写支票的其他部分，支票才有价值，要写上我们打算给谁多大程度的自由，我们把谁认为是我们的平等者，以及数目达到多少。我们填写不同时代的支票，这一方式就是一种历史。把特定的历史内容输入到抽象的道德概念，这一过程是一种历史过程；事实上，我们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在概念框架内运作的判断，而这一概念框架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当代国际上关于道德问题的争执最喜欢采取的形式是，要求与自由、民主对立的观点进行辩论。概念是抽象的、普遍的。但是放入概念之中的内容则随着历史而发生变化，内容随时随地发生变化；这些概念运用的实际问题只有通过历史的眼光才能理解，也才能辩论。举一个不太通俗的例子，有人试图把“经济理性” [30] 的概念当作一种客观的、毫无争议的标准，通过这一标准就可以检测、判断经济政策是否符合愿望。这种试图立即失败。由古典经济学法则培养出来的理论学家在原则上指责计划是非理性对理性经济过程的入侵；比方说，计划者拒绝价格政策受供求律的约束，计划政策下的价格不可能有理性的基础。当然，计划者常常采取非理性行为，因此也是愚蠢的行为，或许这也是事实。但是，判断他们的标准不是古典经济学那种陈旧的“经济理性”。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加赞同相反的论点：不受控制的、毫无条理的自由放任经济（laissez-faire）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而计划则尝试把“经济理性”引介到这个过程中。但是，目前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超历史的标准，通过这一标准来判断历史行动，这是不可能的。争执的双方都不可避免地把这样的标准理解为适合他们自己历史条件与愿望的特定内容。
这就是对这样一些人的真正控告，他们要追求的是建立一个超历史的标准或超历史的准则，通过这一标准或准则可以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环境做出判断——不管这标准是来自神学家所假定的某些神圣权威，还是启蒙时代哲学家所假设的静态理性（Static Reason）或静态自然（Static Nature）。并不是在应用标准时发生了错误，或标准本身就存在缺陷，而是建立这类标准的想法就是非历史的，是与历史的真正本质相抵触的。这就为历史学家根据其天职要不断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教条的答案：事先接受这些问题答案的历史学家就是被蒙蔽着眼睛而从事他们的工作，就是放弃他的天职。历史是运动；运动包含比较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比较喜欢以“进步的”、“反动的”这类比较性的词语来表达他们的道德判断，而不是以“好”、“坏”这类没有比较含义的绝对词语；这就是不以某些绝对的标准来定义不同的社会或历史现象，而是依据它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来定义。此外，当我们检测这些假定为绝对的、超历史之外的价值时，我们发现这些价值实际上蕴藏于历史之中。特定时间或特定地点出现的特别价值或理想要依据时间、地点的历史环境来解释。像平等、自由、正义、自然法这类假设的绝对观念的内容是依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每一个群体都有扎根于历史之中的自我价值。每个群体都自我保护，反对那些外来的、不合习俗价值的入侵，可以用像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不民主的和集权的这类该诅咒的名称，甚或用非英国的和非美国的这类更加粗鲁的名称来诋毁那些价值。抽象的标准或价值脱离于社会，脱离于历史，就像抽象的个人一样是一种虚幻。严肃的历史学家是那些认为所有价值具有受历史限制特性的人，而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的价值超越历史客观存在的人。我们所拥有的信仰，我们所建立的判断标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就像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些信仰和标准都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当今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会要求彻底的独立。但是，历史对外在于其自身的事物没有什么必然的依赖，这就决定了历史不同于任何其他科学。
让我总结一下我试图所说的关于历史包含于各种科学之中的主张。科学一词已经包含这么多不同的知识部门，使用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与技术，因此，这项任务就落到了那些企图把历史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人身上，而不是落在那些企图把历史包含在历史之中的人身上。有意义的是，把历史排除在科学之外的主张并不是来自那些急切地想把历史学家排除在精选伙伴的科学家，而是来自那些急切地想把历史的身份证明为高雅学问一个分支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种争论反映了陈旧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分所带来的偏见，这种划分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代表统治阶级的主要文化，科学则代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技术人员的技巧。“人文科学”、“高雅的”这些词语本身就是这种背景下由来已久的偏见的产物；科学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除英语外，在其他语言中并没有意义，这就反映了这种偏见特殊的岛国特性。我反对把历史拒绝叫作科学的主要理由是，这样就会证明所谓“两种文化”（Two Cultures）之间的鸿沟合法性，并使之长久存在下去。鸿沟本身是这种古老偏见的产物，这是以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基础的，而英国社会本身又属于过去；我本人并不相信，使历史学家与地质学家相分离的那个裂口比使地质学家与物理学家相分裂的那个裂口更深，也更加不可弥补。在我看来，弥补这种鸿沟的方法不是向历史学家传授基本的科学知识，也不是向科学家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我们被这种糊涂的思想领入了死胡同。毕竟，科学家本人也不以这种方式行为。我还从没有听说有人建议工程师去听生物学的基本课程。
我建议的一个弥补方法是提供我们历史的标准——假如我敢这样说的话——使历史更加科学些，使我们对追求历史的人提供更严格的要求。在大学中作为专业学科的历史学有时被那些发现古典学太难、科学又太严肃的人认为是无所不存的百宝箱。我想在这些演讲中表达的一个概念是，历史远比古典学困难，也远比任何科学更加严肃。但这种弥补的方法暗示着历史学家本身对其所从事工作的一种更加强烈的信仰。查尔斯·斯诺爵士 [31] 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最近一次演讲中，睿智地比较了科学家“傲慢的”乐观主义和“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的“柔弱之声”、“反社会情绪”。34一些历史学家——更多的是那些不是历史学家而进行历史写作的人——属于“文学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他们非常急于告诉我们历史不是科学，解释说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是什么，不能够也不应该做什么，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去研究历史的成就和历史的潜力。
另一种弥补这种鸿沟的方法是促进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目的一致性的更深入理解；这是在历史和科学哲学中间日渐浓厚的新兴趣的主要价值。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都在进行同一课题不同分支的研究：人及其环境的研究、人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环境对人影响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加强人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的假设与方法在具体细节方面差异很大；我也不希望受这种看法的限制：为了更科学一些，历史学家必须更加紧密地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寻求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一基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像其他任何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也是一种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动物。在下面的演讲中，我将检查历史学家提问的各种方法以及历史学家试图回答问题的各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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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Russell,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8), p.20.
（2）直到1874年，布拉德利（Bradley）把科学、历史区别开来，认为科学关系到超时间的、“永恒不变”的东西。见F.H.Bradley, Collected Essays（1935），i，36。（F.H.Bradley[1846-1924]，英国哲学家，分析派历史哲学的开创人物。——译者）
（3）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1795) in The Works Edmund Burke (1846), iv, 270；伯克得出结论说，“被当作政府的政府，或者甚至是被当作富人的富人并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必需品，这些东西是神圣天意一时高兴而给穷人的”。
（4）M.R.Cohen and E.Nagel,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1934), p.596.
（5）Sir Charles Ellis in Trinity Review (Cambridge, Lent Term,1960), p.40.
（6）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 vi, 179.
（7）W.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Engl.Transl., 1915), p.354.
（8）G.Sorel,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etariat(1919), p.7.
（9）Dr.J.Ziman in The Listener, August 18, 1960.
（10）Poetics, ch.ix.
（11）R.C.Collingwood, Historical Imagination(1935), p.5.
（12）Leviathan, I, iv, .
（13）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ch.xx, ch.1.
（14）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 v, ch.9;III, i, ch.1.
（15）J.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on Historians(1959), p.34.
（1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1958), 20.
（17）Marx and Engels, Works(Russian ed.), xv, 378；这一段落摘自1877年发表于俄文杂志《祖国纪事》（Otechestvennye Zapiski）上的一封信。波普尔教授（Popper）似乎把马克思与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的重要错误”联系在一起，这种错误就是相信历史的趋势或倾向“单单从普遍的规律中就可以推导出来”。见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57），第128-129页：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东西。
（18）这似乎是波普尔教授的观点（The Open Society, [2nded., 1952], ii, 322）。不幸的是，波普尔教授举了一个社会学规律方面的例子：“只要是思想自由的地方、思想交流自由的地方，这些地方受到法律制度有效保证，受到确保公开讨论制度的有效保证，就会存在科学的进步”。这段话写于1942年或1943年，显然受到西方民主观念的激发，这种信念认为根据西方民主的安排，会继续保持科学进步的领先地位——自那时起，这一信念由于苏联的发展而烟消云散，或者说被大大修正了。波普尔教授的说法远非一条规律，甚至也不是有效的概括。
（19）K.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Engl.Trans., 1936), p.228.
（20）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i, 51.
（21）K.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1936), p.130.
（22）作者在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i（1950）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第42页。
（23）M.C.D’Arcy, The Sense of History:Secular and Sacred(1959), p.164；在达西之前波里比阿（Polybius）说过：“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能找到正在发生事情的原因，人们都不应求诸神灵”（引语见K.von.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N.Y., 1954], p.390）。
（24）Rosebery, Napoleon:The Last Phase, p.364.
（25）Acton, Historical Essays and Studies(1907), p.505.
（26）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5, ii, 3.
（27）I.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pp.76-77。以赛亚爵士的这种态度使人想起19世纪保守主义法学家菲兹詹姆斯·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刑法源于这样的准则，那就是，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憎恶罪犯是正确的……要憎恶罪犯极符合人意，就应该如此设计出对罪犯的惩罚并使之合法化，以表达出这样的憎恶，只要公众所提供的方式能够表达并满足一种健康的、自然的情绪，就应该使之合理化，并鼓励之。”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1883, ii, 81-82)，L.Radzinowicz的Sir James Fitz James Stephen(1957)第30页也引用了这段话。刑事学家很少再赞成这些观点；但是，我在这里不赞成这些观点，虽然它们在别的地方会有效用，但它们并不适用于历史的裁决。
（28）D.Knowles, The Historians and Character(1955), pp.4-5, 12, 19.
（29）B.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Engl.Transl., 1941), p.47.
（30）Peuples et civilizations, vol.Xiv:Napoléon, p.58.
（31）引语见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1947), p.58.
（32）Boswell, Life of Doctor Johnson, A.D.1776 (Everyman ed.ii, 20).这种说法有着率直的好处；布克哈特（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on Historians, p.85）对进步中牺牲者“寂静的呻吟”潸然泪下，“一般来说，这些牺牲者不要求别的，仅仅想保存财产（parta tueri）”，但是，布克哈特本人对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牺牲者的呻吟却保持沉默，这些牺牲者一无所有。
（33）Letter of February 24, 1893, to Danielson in 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Correspondence 1864-1895(1934), p.510.
（34）C.P.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59), pp.4-8.
[1] 莱尔（Lyell），指Charles Lyell（1797-1875），现代地质学之父，对达尔文产生影响。他反对“灾变论”，坚持“均变论”，即主张影响和决定地质构造的规律古今都是一致的，因此研究现在的各种地质作用及其后果就可了解过去的地质状况——“现在是过去的钥匙”。代表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1833）。——译者
[2] 格雷欣法则（Gresham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如果在同一地区同时流通两种货币，则价值相对低的劣币会把价值相对高的良币排挤出流通。——译者
[3] 伯克（Burke），指Edmund Burke（1729-1797）。——译者
[4] 巴克尔（H.Buckle），指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终身孤独，所著《文明史》第一卷出版于1857年，第二卷出版于1861年，因英年早逝而没有全部完成。——译者
[5] 卢瑟福（Rutherford），指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把射线划分成α、β和γ三种类型并发现了原子核。获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译者
[6] 译文见马克思：《贫困的哲学》，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译者
[7] 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他非常精确地界定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救世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学说，是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译者
[8] 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译者
[9] 摩尔（Moore），指英国哲学家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他在代表作《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1903）里引用了这句话。——译者
[10] 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指Joseph Butler（1692-1752），英国主教、神学家，反对自然神论。著有Analogy of Religion（1736）等。——译者
[11] 理查（Richard），指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Richard III，1452-1485）。相传，伦敦塔由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称王后不久建造。伦敦塔不仅是皇室居所、军械库和宝库，更以囚禁君王仇敌闻名。许多人在此遭受酷刑、斩首。1483年，爱德华四世去世，其两名幼子被叔父（后来的理查三世）关入塔中（Princes in the Tower）后神秘失踪。理查也于该年继承王位。1674年才在附近发现了两具少年遗骸。——译者
[12]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著有Ideology and Utopia（1929）、Ma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40）、Diagnosis of our time（1943）、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1951）、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1952）、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53）、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1956）等。——译者
[13] 维也纳会议（Vienna Congress），欧洲各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夕（1814-1815）举行的一次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国际会议，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会议。会议使欧洲形成新的均势格局，封建势力暂时稳住了阵脚。但是，会议按照“正统主义原则”恢复旧的王朝制度和按照“补偿原则”瓜分小国领土的行径，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会后，俄、普、奥、英等国为防止欧洲各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爆发，建立了“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译者
[14] 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Sir Charles Webster），指Charles Kingsley Webster（1886-1961），英国历史学家、外交官。——译者
[15] 鲁里坦尼亚（Ruritania）是想象中的欧洲中部一国家。该词为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1863-1933）所创，首次出现于他1894年发表的小说《古堡藏龙》（The Prisoner of Zenda，又译《桑达囚犯》）中。该词源于拉丁语rus, ruris（country之意），加上古罗马一行省Lusitania（大致相当于现今葡萄牙的大部和西班牙西部的一部分）的名字，复合而成。故事的舞台就在一个名为鲁里坦尼亚的国家，地理位置就设定在德国东南地带。后引申为“冒险国”、“阴谋国”、“浪漫国”之意。——译者
[16] 亚玛力人（Amalekites），古代游牧民族，住在西奈半岛和迦南南部，以背信弃义而声名狼藉，经常劫掠以色列，后被扫罗、大卫击败。据《圣经》（Gen 36.12、16）记载，亚玛力人是以扫（Esau）的后代。——译者
[17] 别尔迪耶夫（N.Berdyaev，1874-1948），俄罗斯哲学家、神学家。——译者
[18] 尼布尔（R.Niebuhr，1892-1971），美国神学家。——译者
[19] 马里丹（J.Maritain，1882-1973），法国天主教思想家。——译者
[20]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格兰国王（1509-1547）。——译者
[21] 罗斯伯里（Rosebery，1847-1929），英国政治家。——译者
[22] 克雷顿（Creighton），指的是Mandell Creighton （1843-1901），英国主教、历史学家，《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一任主编（1886-1891）。著有History of the Papacy during the Reformation Period（1881-1894）、Cardinal Wolse（1888）、Queen Elizabeth（1896）等。——译者
[23]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称埃塞俄比亚（Ethiopia）。——译者
[24] 诺尔斯（David Knowles，1896-1974），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修道院制度而著称。著有The Monastic Orders in England（1940）、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3卷，1948-59）、The Religious Houses of Medieval England（1940）、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1962）、Thomas Becket（1970）等。——译者
[25] 马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著有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4卷，1860-1867）、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 of Barneveld（1874）等。——译者
[26] 菲力二世（Philip II），指西班牙国王（1527-1598）。——译者
[27] 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英国历史学家，擅长古文书和文本批判。代表著：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3卷，1874-1878）。——译者
[28] 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词典编纂家、作家。——译者
[29]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译者
[30] “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西方经济学派众多，但其核心理性（Core Rationality）却是一致的。首先，人之天性是“利己”的。其次，资源是稀缺的。经济理性就是以这两点核心理性为基础建立的。——译者
[31] 查尔斯·斯诺（Charles Snow，1905-1980），英国小说家、物理学家。他在《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一书中划分了“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和“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以及“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和“科学知识分子”（scientific intellectual）。——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