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引用波威克 [1] 教授30年前作为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就职演讲的一段话作为开端：
渴望对历史进行解释是如此根深蒂固，假如我们不对过去提出睿智的看法，就会陷入神秘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境地。1
我认为，“神秘主义”可能代表的是这样的观点：历史的意义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某处，位于神学或末世观的领域——像别尔迪耶夫（N.Berdyaev）、尼布尔（R.Niebuhr）或汤因比2这类作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犬儒主义”代表的是这样的观点：我已经好几次引用过这类例子，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历史有许多同样令人信服的意义，或者有许多同样不令人信服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武断选择意义，并把它赋予历史。这或许是当今最流行的两种历史观。但是，我会毫不迟疑地抛弃这两种观点。留给我们的是那句奇特的但有启发性的话：“对过去的一种睿智的看法”。既然没有办法知道波威克教授在使用这句话时他在想什么，我就尝试以我自己的看法解读这句话。
像古代亚洲诸文明一样，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基本上是不关注历史的。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作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几乎没有传人；从整体上来看，古典时代 [2] 的作家对未来就像对过去一样是很少关注的。修昔底德相信在他描述的事件之前并没有发生有意义的事件，其后也极有可能不会发生有意义的事件。卢克莱修 [3] 从人对于过去的冷漠中推论人对于未来的冷漠：
回头瞧瞧，那些在我们出生以前的
永恒时间的过去岁月，
对于我们是如何不算一回事。
并且自然拿这个给我们作为镜子，
来照照我们死后那些未来的时间。3
以回顾过去黄金时代的景象形式展现了对更光明未来的诗意憧憬——这是一种把历史进程同化于自然进程的循环观点。历史不属于什么地方：因为没有过去的意识，同样也没有未来的意识。只有维吉尔 [4] ——他曾在他的第四首牧歌中勾勒出一幅回到黄金时代的画面——在《埃涅阿斯》中暂时地获得了灵感突破循环的概念：我赋予永无止境的权力（Imperium sine fine dedi）——一点儿古典思想的味道都没有——，这使维吉尔获得了准基督预言者的声誉。
犹太人以及犹太人之后的基督徒引进了一个崭新的因素，假设历史进程不断向一个目标前进——历史中的目的论。历史因此获得了意义和目的，但代价是失去了其世俗特性。达到了历史的目的也就自然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神正论。 [5] 这是中世纪的历史观。文艺复兴恢复了以人为中心的、理性至高无上的古典世界观，但是以源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乐观主义观点取代了对未来悲观的古典观点。曾经是敌意的、腐蚀性的时间现在变得友善且富有创造性：把贺拉斯（Horace）的“为什么不减少时光”（Damnosa quid non imminuit dies）与培根的“真理是时间的女儿”（Veritas temporis filia）作一比照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近代史学（Historiography）的奠基者、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保留了犹太基督教的目的论，但是把目的世俗化了；他们也因此能够恢复历史过程本身的理性特征。历史在向人世间尽善尽美的境地这一目标前进。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并没有被其主题的性质所阻碍，记录下“令人愉快的结论，即世界每个时代已经增加的，仍旧在增加的人类的真正财富、幸福、知识乃至美德”。4当英国的繁荣、权力和自信处于极致时，对进步的信仰也就达到了顶峰；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属于那些最热衷崇拜这种信仰的信徒行列。这种现象广为人们熟知，无须详加说明；我只需要引用一两个段落来表明近来对进步的信仰仍然是我们思想中的一个基本信条。阿克顿在1896年有关《剑桥近代史》计划的报告中把历史当作是“一种进步的科学”，我在第一讲引用过；他在《剑桥近代史》第一卷导言中又写道，“当我们撰写历史时，一定要把人类事务的进步当作是科学的假设而贯穿其中”。这部著作的最后一卷出版于1910年，丹皮尔 [6] ——当我还是一位大学生的时候，他是我们学院的教师——毫不怀疑地认为“未来的时代将表明，不会有什么可以限制人对自然资源控制的能力，也不会有什么可以限制人的为人类福祉利用这些资源的智慧”。5鉴于我将要叙说的，对我而言，承认我是在这种气氛中受教育的，这样比较容易把事情说清楚，我毫无保留地赞成比我年长半代的伯特兰·罗素的话：“我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乐观主义得到最充分展现的气氛中长大的，因此……在我身上保留一些那时人们常有的希望精神。”6
1920年，当伯瑞撰写他那本《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时，尽管他仍旧把进步描述为“西方文明生机勃勃的、处支配地位的思想”，但一种比较忧郁的气氛已经盛行，伯瑞也屈从了这种风气，并把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归咎于“那些教条主义者在俄国建立了目前的恐怖统治”。7自此以后，进步的论调便沉寂下去。据说俄国的尼古拉一世 [7] 曾颁布一道法令禁止“进步”这一词语：当今西欧，甚至美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已经认同了他的这种观点，虽则比较晚了。进步的假设已遭人们废弃。西方的衰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之词，以致不再需要加上引号。撇开一切叫喊，但是真正发生了什么呢？这一新的观念潮流是谁造成的呢？前几天，使我震惊的是，我想这是我知道的伯特兰·罗素的惟一评论，在我看来这种评论透露着敏锐的阶级意识：“总的来说，现在世界上的自由要比一百年前的少多了”。8我没有衡量自由的测量棒，也不知道如何衡量少数人较少的自由与多数人较多的自由。不管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我只能把这种陈述当作是异想天开的虚构。更能吸引我的是泰勒（A.J.P.Taylor）有时对我们牛津大学学术生活那饶有趣味的一瞥。对所有关于文明衰落的这种谈话，泰勒写道，“仅仅意味着过去有家庭佣人的大学教授，现在要自己洗涤了”。9当然，对于昔日的家庭佣人来说，教授的洗涤或许意味着进步的象征。白人特权在非洲的丧失会使英帝国的支持者、南非白人共和主义者（Africaner Republicans）、黄金股票和铜矿股票的投资者感到忧心忡忡，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像进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关于进步这个问题，我事实上总是比较喜欢20世纪50年代的判断，而不喜欢19世纪90年代的判断；比较喜欢英语世界的判断，不喜欢俄国、亚洲、非洲的判断；比较喜欢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判断，不喜欢普通人的判断，根据麦克米兰先生 [8] 的说法，普通人从没有过高明的判断。让我们暂缓考虑我们究竟是生活在进步时代还是衰落时代这类问题，更加仔细地研究进步概念所暗示的东西，它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假设，以及这些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想澄清有关进步（Progress）与进化（Evolution）之间的混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采纳了这两个显然不相容的观念。他们企图证明人在自然界中的正当地位：历史的规律等同于自然的规律。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进步。但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自然当作是进步的，看作是不断地朝着一个目的进步的呢？黑格尔把历史、自然截然地分为进步的、不进步的，从而使他遇到困难。达尔文革命通过把进步等同于进化似乎消弭了所有困境：像历史一样，结果证明自然毕竟也是进步的。但这却为更大的误解开辟了道路，这是通过把生物的遗传性（进化的源泉）与社会的获得性（历史进步的源泉）相混淆而造成的。这种区别是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的。让一个中国家庭养育一个欧洲婴儿，长大的孩子有着白色的皮肤，但讲中国话。色素是一种生物的遗传性，语言是一种生活的获得性，后者是由于人脑的作用而传输。由遗传而引起的进化要经过几千年或几万年才能测量到；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可以测知的生物变化发生在人身上。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可以衡量到获得性的进步。作为理性生物的人，其本质是他通过积累前辈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据说，现代人的脑子并不比5000年前祖先脑子大，先天的思考力也不比祖先强。通过学习，并把自己的经验与前面各代人的经验结合起来，于是他思维的有效性增长了好几倍。为生物学家所否认的获得性特性的传授正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历史是通过一代代获得性技巧的传授而进步的。
第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一种限定的开始或限定的结束。近50年前流行的一种信仰，即认为文明创造于公元前4000年的尼罗河，今天这想法并不比年代学上认为的公元前4004年是创世年代更加可信。我们或许可以把文明的诞生当作是假设的进步起点，实际上文明并不是一种创造，而是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这期间会时不时地出现壮观的跳跃发展。我们不必烦扰于进步或文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进步的有限终结这一假设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误解。黑格尔把普鲁士君主制视为进步的终结而遭到谴责，这是正当的——显然这是他过分解释他认为预见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的结果。但是，黑格尔的失常却被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拉格比的阿诺德（Arnold of Rugby） [9] 大大超越了，他在1841年牛津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就职演讲中认为，近代史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它似乎带着成熟的时间这一标志，好像在它之后再不会有未来的历史”。10从逻辑与道义上来看，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实现没有阶级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较少为人诟病的；但是，有着来世论光环的历史终结臆测更加适合于神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这又回复到历史之外存在一个目的的谬论之中。毫无疑问，一个有限的终结非常吸引人的心灵；阿克顿所持有的历史进程作为朝向自由无休止前进的景象似乎令人恐惧、茫然。不过，如果历史学家打算保留阿克顿关于进步的假设，我想他必须准备把这当作是一个过程，以后各个时代的要求和条件会把它们自己的独特内容赋予这个进程。这就是阿克顿命题的意义所在：历史不仅是一项进步的记录，而且是一门“进步的科学”，或者你愿意的话，在该词的两种意义上——作为事件的进程和作为这些事件的记录——是进步的。让我们回顾一下阿克顿对自由在历史上前进的描述：
在过去急剧变化但缓慢进步的四百年间，自由之所以被保藏、免受攻击、获得伸张，并最终得到理解，是因为弱者为了抵抗暴政和不断的虐待被迫齐心协力的结果。11
阿克顿把作为事件进程的历史想象为向自由的进步，把作为这些事件记录的历史想象为对自由逐步获得理解的进步：这两种进步携手并进。12布拉德利（F.H.Bradley），一位在以进化之中得出类比而为时尚时代进行写作的哲学家，他评论说，“对于宗教信仰来说，进化的终结表现为……已经进化的那个东西”。13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进步的终结不是什么已经进化了的。它一直是无限遥远的某种事物；只有当我们前进时，指向这一终结的指标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性。罗盘是一种有效的，实际上也是不可缺少的指南。但它并不是一幅航海地图。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历史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历史的内容。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没有哪位神志清楚的人愿意相信这样的进步：在一条连续的直线上前进，而这中间没有倒退、偏离和间断，可见，即使是最严重的倒退对这种信仰也不必是致命的。很显然，有倒退的时代，也有进步的时代。然而，假设倒退之后，前进将会在同一起点或沿着同一道路重新开始，这是鲁莽的想法。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四种文明或三种文明，汤因比的二十一种文明，各种文明都要经过兴起、衰落、崩溃的循环理论——这类方案本身毫无意义。进步象征着这样一个观察到的事实：用来促使文明前进的那股进步力量会在一个地方消失，后来又会在一个地方恢复，因此，我们在历史之中所能观察到的任何进步不管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肯定都不是连续的。实际上，假如我沉溺于阐明历史规律的话，一条这样的规律，大意是群体——也可以把这叫做阶级、国家、大陆或文明，管你喜欢叫它什么——在一个时期促进文明进步中起着主导作用，可能在下一时期中并不起相似的作用，所以如此是有充足理由的：这个群体浸透太多前一个时期的传统、利益和意识形态以致不能使自身适应下一个时期的要求和条件。14因此，这种情况或许最容易发生：对一个群体似乎是衰落的时期，对另一个群体似乎是一个新发展的肇始。进步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同时的进步。注意到这点很重要：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那些有关衰落的预言家、看不见历史中意义、假定进步已经停滞的怀疑主义者都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一部分，都属于社会的那个阶级，几代以来，这个世界、这个阶级都在促进文明进步中成功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群体在过去起着作用，现在这种作用让给别的群体了，这种说法对他们来说不是安慰。显然，在这些人身上玩了个如此卑鄙花样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或合理过程。但是，假如我们要保留进步这一假设，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发展不是直线发展这一状况。
最后，我要谈论依据历史活动而言，进步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比如说，那些争取把公民权扩展到一切人，或者争取刑法改革，或者争取消除种族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的人们，他们有意寻求所做的只是这些事情：他们并不是有意寻求“进步”，实现某些历史“规律”或进步的“假设”。是历史学家把这些人的行为应用到进步这一假设概念上的，是历史学家把这些人的行为解释为进步的。然而，这并不会使进步的概念失效。我很高兴，我发现我在这点上赞同以赛亚·伯林爵士的说法，“进步和反动，不管人们如何滥用这些字眼，它们并不是空洞的概念”。15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人是能够（不是说一定会）从前辈经验中获得教益的，和自然界进化不一样的是，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这些财产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紧密联系、彼此作用的。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当作是整个大厦的基础；假如这一“劳动”适用于最广泛意义的话，这一规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仅仅是财富的积累，没有随之而来的技术的、社会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没有随之而来的广泛意义上的人对环境控制能力的增加，是没有用的。我想，在当前情况下，很少会有人怀疑进步就是物质财富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也很少会有人从技术意义上怀疑对环境控制能力增长这一事实。问题是，我们在20世纪对社会的整顿、对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控制真有进步吗，真的没有明显的倒退吗？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不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的进步了吗？
诱发这一问题的征候是明显的。但是，我仍然怀疑这种提法不恰当。历史已经经历了许多转折点，每当发生这种转折时领导权和主动权都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近代国家的兴起和权力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西欧的时代、法国革命的时代都是这类显著的近代事例。这样的时代总是急剧动荡、争夺权力的时代。古老的权威削弱了，旧有的显著标志消失了；从野心与憎恨的激烈冲突中产生了新秩序。我想表明的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代。要说我们对于社会组织问题的理解或说我们依据这种理解组织社会的坚强意志已经衰退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其不真实的：实际上，我可以斗胆说，它们都大大增加了。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削弱了，或者是我们的道德品质堕落了。而是，我们正生活在由于各个大洲、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动而造成的冲突与混乱的时代，这对我们的能力与品质的考验就更加严峻了，并且也限制和阻挠了它们获得积极成就的效力。我并不想低估过去五十年间西方世界对进步这一信仰进行挑战的那种力量，同时也不相信历史中的进步已经终结了的看法。但是，假如你逼迫我进一步回答进步内容这个问题，我想我仅仅能做出这样的回答。经常被19世纪思想家所主张的、历史进步的目的是可以限定、可以明确定义的概念，已经证明是不适用的、无益的。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步发展。进步是一个抽象的术语；人类追求的具体目标时时源自历史进程之中，而不是源自历史进程之外的某些东西。我承认我不相信人的完美无缺，或者也不相信人间的未来天堂。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愿意同意神学家、神秘主义者所坚信的，历史之中无法实现十全十美。不过，我也满足于无限进步的可能性——或者说进步不从属于那些我们要正视或必须正视的限制——只有当我们向这些目标前进时，我们才能定义这些进步的目标，我们只有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进程之中才能证实这些目标的有效性。假如没有一些这样的进步概念，我也不知道社会怎样能够存在下去。每一个文明社会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后代，把牺牲强加在活着的一代人身上。用未来较美好世界的名誉来证明这些牺牲的正当性是以某些神圣目的的名誉来证明这些牺牲正当性之世俗的具体表现。用伯瑞的话来说，“对后代负责的这个原则是进步观念直接的必然结果”。16或许这种职责无须辩护。假如需要辩护的话，我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
这就把我引到历史中的客观性这一著名的难题上来了。这一术语本身就是容易引起误会的，而且回避问题的实质。在先前的演讲中我已经论证过社会科学——特别是这其中的历史学——不能使它们自身适应于这样一种知识理论：把主体、客体相分离，在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之间强加一种严格的分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它可以让主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这一复杂过程得到公正评价。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事实之所以变为历史事实，是要靠历史学家根据事实的重要性而决定。历史中的客观性——假如我们仍旧可以使用这一传统术语的话——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只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我也不需要重提那些让我把这种企图驳斥为非历史的理由，这种企图就是依据建立在历史之外的一种绝对标准或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绝对标准来判断历史事件。但是，绝对真理这种概念也不适用于历史世界——我猜想，或许也不适用于科学世界。只有那些最简单的历史陈述才能以绝对真实或绝对虚假来判断。在一个更复杂的水平上，比方说，历史学家对前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断语提出置疑，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把这一断语指责为绝对的错误，而是指责为不恰当、片面或误解，或者它是被后来的证据弄成了过时或与本题无关观点的产物。说俄国革命是因为尼古拉二世的愚蠢或列宁的天才而引起的是完全不恰当的——如此不恰当以致完全引起误解。但是，也不能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学家不经营绝对这类东西。
让我们再回到罗宾逊之死这一悲哀事件上来。我们调查这个事件的客观性并不依赖我们恢复正常的事实——这是不容置疑的——而是依靠把真正或有意义的事实（我们感兴趣的）与偶然的事实（我们能够忽略的）加以区分。我们发现很容易做出这种区分，因为我们意义的标准或意义的检验，也就是我们客观性的基础是清晰的，而且这种客观性由当下目的的适用性组成，这就要减少道路上的死亡。和眼前有着减少死亡事故这个简明又目的有限的检察官相比，历史学家是一位比较不幸的人。历史学家在从事解释工作时，他也需要意义的标准，这也是他的客观性标准，以区分重要事件与偶然事件；不过，他只能在联系当下目的时，才能发现这一标准。既然对过去的解释也会进化，这是历史必然的功能，那么目的的进化也是必然的。传统的假设认为，总是要依据某些固定、不可变化的东西来解释变化，这与历史学家的经验是相反的。“对历史学家而言”，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教授说，“惟一绝对的东西是变化”，17他或许含蓄地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历史学家不必跟随他进去的领域。历史中绝对的东西并不是过去的、我们从那里开始的某种东西，也不是当下的某种东西，因为所有当下的想法都必定是相对的。它仍旧是某种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某些事情——我们的未来正在朝向前进的某种东西，只有当我们向它前进的时候，它才开始成形，而且当我们前进时，我们是根据它逐渐形成我们对过去的解释的。这就是宗教神话背后的世俗真理：历史的意义只有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揭示出来。我们的标准不是静止意义下某种绝对的东西，它在昨天、今天，甚至永远是同一的某种东西：这样一种绝对的东西与历史的本质不相容。但是，它是我们关于过去解释的一个绝对的东西。它摈弃了相对主义的观点：一种解释像另一种解释一样好，或者说每一种解释只是在它自己的时代、地方才是真实的；它为我们提供了试金石，通过这块试金石我们可以最终判断自己对过去的解释。就是这种历史中的方向感可以使我们整理、解释过去的历史事件——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着眼于未来而解放和组织人力——这也是政治家的任务、经济学家的任务和社会改革家的任务。然而，这个过程本身仍旧是进步的、有活力的。在我们前进时，我们的方向感、我们对过去的解释都要受到不断的调整与进化。
黑格尔以世界精神这一神秘形式包藏了他的绝对观念，使历史进程在现在就告结束，而不使它延长到未来，这样就犯了重大错误。他承认过去不断进化的过程，但不恰当地否认未来的这种进化。黑格尔之后，对历史本质进行过深思熟虑的那些人已经在这里面看到过去与未来的综合。托克维尔（Tocqueville），这位还没有完全从他那个时代神学术语气氛中摆脱出来的人，同时他脑海中的绝对概念的内容也过于狭隘，然而却把握了这一事物的实质。在谈论了作为普遍的、永恒现象的平等发展之后，他继续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地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那么，单是这一发现本身就会赋予这一发展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18
这仍旧没有完成的主题可以写出历史很重要的一章。马克思部分分享了黑格尔的禁止朝将来看的观点，主要把他的学说稳固地扎根于过去历史之中，但由于其主题的性质而被迫把他那个无阶级社会的绝对观念延伸到未来之中。伯瑞虽然笨拙，但很清楚地以同样的意图把进步的观念描述为“一种理论，涉及对过去的综合和对未来的预言”。19纳米尔（Namier）故意以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说——这是他经常用的以大量事例来说明的手法——历史学家“想象过去，记住未来”。20只有未来能够为解释过去提供钥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历史中的根本客观性。过去阐释未来，未来说明过去，这不但是历史的辩护，也是历史的解释。
那么，当我们赞扬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或者说一位历史学家比另一位更加客观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所收集的事实弄得很正确，而是说他选择了恰当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意义的恰当标准。当我们说一位历史学家是客观的时候，我想意味着两件事情。首先，意味着他有能力超越其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视野带来的局限——就像我在先前演讲中所提出的，这种能力取决于他能认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到他所生活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能认识到彻底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第二，意味着他有能力把视野投入到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比那些把观点完全局限在自己当下环境的历史学家更具有一种深入、持久洞察过去的能力。今天，没有历史学家愿意呼应阿克顿展望“终极历史”的信心。但是，一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比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要持久一些，包含更多终极特色和客观性；这就是那些我可以称之为对过去和未来都有长远眼光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向理解未来这一目标前进时，他才能接近客观性。
因此，当我在先前的演讲中把历史称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时，我本该把这叫作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前进中不断出现的将来目标之间的对话才好。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他对重要事件和相关事件的选择，都是随着前进中新出现的目标而进化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要主要目标似乎还是宪法自由、政治权利这类东西构成，历史学家就会以宪法的、政治的术语解释过去。当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开始取代宪法目标和政治目标时，历史学家转向对过去进行经济的、社会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怀疑论者好像很有道理地断言新的解释并不比旧有的更加真实；每一个解释都符合那个时代。不过，既然经济、社会目标的重要性，比起政治、宪法目标的重要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代表更广泛、更高级的阶段，那么，或许可以说从经济的、社会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代表着比仅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历史的更高级阶段。旧的解释并没有被抛弃，它不仅包含在新的解释之中，而且为新的解释所代替。历史编纂在这种意义上是进步的科学，它企图为本身就是进步的事件进程提供不断扩展的、深化的洞察力。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需要“有关过去的一种建设性的观点”。近代历史编纂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就是在这种对进步的双重信仰里成长的，没有这种信仰便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它为历史编纂提供了意义的标准，也为它区别真正事件和偶然事件提供了试金石。歌德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以斩钉截铁的手法解决了这个戈尔迪之结： [10]
当时代处于衰落时，一切倾向都是主观的；但是另一方面，当事物正在成熟以待新时代时，一切倾向都是客观的。21
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得相信历史的未来或社会的未来不可。这是可能的：我们的社会会毁灭，或者会逐渐堕落以至灭亡，历史也会沦落为神学——这就是说，不是研究人类的成就，而是研究神圣旨意——或者沦落为文学——也就是说，没有目的或意义地讲述故事和传说。但这并不是我们知道的过去200年间那种意义上的历史。
我还必须讨论一下那种为大家熟悉的、普遍的而对于任何这样的理论都会提出的异议：在未来中找到历史判断的终极标准。据说，这样一种理论暗示成功是判断的终极标准，而且也暗示如果有什么事情现在不正确，将来也会正确这样的意思。过去200年间，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仅假定历史正在朝这一方向前进，而且在有意无意之间相信从整体上看，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人类正从比较糟的情况向比较好的情况、从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前进。历史学家不仅认识到这个方向，而且赞同这个方向。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方法中应用的意义检测标准不仅是历史正在前进过程的一种感觉，而且也是历史学家自身道德标准卷入其中的一种感觉。在“是”与“应该是”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那种所谓的两分法便消解了。乐观主义的观点是对未来充满极大信心时代的产物；辉格党人与自由党人、黑格尔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神学家与理性主义者仍旧坚定地、或多或少明白无误地抱有这种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年来，可以把它描述为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可以接受的、明白无误的回答。对这一观点的反对是伴随当代的忧虑与悲观情绪而出现的，这就为那些在历史之外寻求历史意义的神学家留出了空旷的场地，也为那些在历史之中根本发现不了意义的怀疑论者留出了空旷的场地。各个方面都让我相信，而且非常强调地让我相信“是”与“应该是”之间的两分法是绝对的，也是不能调和的；让我相信不能从“事实”之中得出“价值”。我想这是错误的道路。让我们随意挑选几位历史学家或者写过历史的作家，看看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感觉。
吉本为叙述伊斯兰的胜利花了很大篇幅进行辩护，理由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在东方世界仍旧拥有民事大权、宗教大权”。但是，他补充说，“花费同样的笔墨来关注公元7世纪到公元12世纪之间从斯基泰 [11] 平原迁徙出来的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蛮族，就得不偿失了”，因为“拜占庭王权击退了混乱的攻击，并从这一混乱的攻击中生存下来”。22这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总的来说，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托尼 [12] 教授评论说，历史学家“把那些已经获胜的力量拖曳到显著的位置，把那些被获胜力量吞没的力量推到后台不显著的位置”，从而对现存秩序赋予“一种必然的表象”。23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难道不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所在吗？历史学家必定不能轻视对立的一方；假如这是无法确定的事态，历史学家也必定不能光写胜利的一方。有时，失败者对最终结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像胜利者的贡献一样。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熟知这些格言。但是，总的来看，历史学家关注的是那些取得某些成就的人，而不管这些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是研究板球历史的专家。但是，可以推测，板球史上充溢的是那些得几百分的人的名字，而不是那些得零分或离开板球队的人。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历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24这一论断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惟一价值，为令人厌恶的国家崇拜开辟了道路，应该遭到批评。但是，大体上看来，黑格尔说得并不错，反映了为大家所熟悉的史前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只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功地组织自己社会的民族才不再是原始蛮族人，并进入历史。卡莱尔在其《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中称路易十五为“一个极端世界性的混乱化身”。显然，卡莱尔喜欢这一断语，因为他后来用更长的一个段落使之具体化了：
这是一个多么崭新、多么普遍、多么变化迅速的运动呀：制度、社会秩序、个人心灵，难道这些曾经合作的事物，现在以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形式在翻滚着、在摩擦着吗？必定是这样；这是一个终于衰竭的、世界性混乱的毁灭。25
这一标准再一次是历史的：曾经适合一个时代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已经变得混乱了，并因此遭到谴责。即使是以赛亚·伯林爵士，当他走下哲学抽象的高度，并考虑这些具体的历史情况时，似乎也会改变原有看法，赞同这种观点。以赛亚·伯林发表了论文《历史的必然性》之后一段时间，他在一次广播演讲中称赞俾斯麦——尽管俾斯麦有着道德上的缺陷——是一个“天才”，是“上个世纪在政治判断方面拥有最高智慧的政治家典范”，在这方面与诸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列宁、希特勒相比，俾斯麦要胜出一筹，而那些人则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实际目的”。我感觉这种论断很古怪。不过，现在吸引我的是判断的标准。以赛亚爵士说，俾斯麦理解他所正在从事的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盲从于那些不能产生实际效用的抽象理论。这种教训便是“失败源自对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抵制……而赞同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系统的方法或原则”。26换句话说，历史中的判断标准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
我不必说，并不只是当分析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援用“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个标准。假如有人告诉你，他想在目前这个节骨眼儿上，把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为单一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国家是悦人心意的，或许你会赞同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观点。假如他继续说，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君主立宪制比总统民主制优秀，或许你也会认为这种说法是相当合理的。但是，假定他接着告诉你，他打算竭力领导一场运动来把这两个国家联合在英国国王的统治之下；你或许会回答说，那将是浪费时间。假如你想解释这是为什么，你要告诉他，争辩这类问题不是以某些一般运用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是以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产生的作用为基础的；以抽象历史观念谈论历史甚至是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并可以告诉他这种抽象历史也是反对他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考虑道德上或者理论上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也要考虑这个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力量，怎样指导和利用这些力量可以部分地实现眼下的目的。我们根据我们对历史进行解释所采取的政治决定扎根于这种折衷之中。而且，我们的历史解释也扎根于这种同样的折衷之中。为渴望的事物而设定某些假定的抽象标准，并依据这一标准谴责过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极端虚假了。就“成功”一词而言，它已经包括了一些惹人厌恶的含义，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以中性的“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来代替吧。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在好多场合下我不同意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令我高兴的是能够在结束这一叙述时，无论如何我有些赞同他的地方。
应用“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一标准比接受这一标准更不容易、也更不明确一些。这不是一个鼓励做出轻而易举判断的标准，也不是屈从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的标准。在历史上并不是见不到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失败。历史认识到我可以称之为“延期的成就”：今天明显的失败或许可以证明会对明天的成就做出巨大的贡献——先知诞生于时代之前。实际上，和那种假定之中固定的、普遍的原则标准相比，这种标准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或许会要求我们推迟我们的判断，或者根据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限制这一判断。蒲鲁东根据抽象的道德原则夸夸其谈，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政变成功之后，宽恕了这场政变；摈弃抽象的道德原则这一标准的马克思谴责蒲鲁东对这一政变的宽恕。从更长远的历史观回顾这一问题，我们或许会同意蒲鲁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正确的。俾斯麦的成就为这种历史判断问题的检测提供了一个极其便利的出发点；当我接受以赛亚爵士的“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一标准的时候，我还是对以赛亚爵士显然只满足于把这一标准应用于狭隘的、短期的界限内感到困惑不解。俾斯麦创造的东西真的产生很好的效果吗？我倒认为这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灾难。这并不意味着我极力谴责缔造了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或者谴责想要帝国并协助俾斯麦创造这一帝国的德国民众。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仍旧有许多问题要问。最终灾难的发生是因为帝国结构中存在的某些隐藏着的缺陷吗？或者是因为在这种国内环境中存在某些事情，这注定它的诞生会变得孤行专断、富有侵略性吗？或者是因为，当帝国诞生时，欧洲这座舞台或世界这座舞台已经非常拥挤了，现存诸强权就存在扩张的倾向，另一个扩张强权的出现便足以导致一场更大的冲突或者使整个体系都要毁灭掉吗？就最后一种假设而言，让俾斯麦和德国人民为灾难负责，或单独负责，是错误的：你实在不能谴责最后那个缺陷。但是，对俾斯麦成就的客观判断以及这些成就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要等待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能确定的是，历史学家不能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我要说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比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的判断；2000年的历史学家或许仍旧可以更进一步接近客观判断。这就生动地说了我的主旨：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现在让我们再研究一下这种事实与价值之间所谓的两分法。价值不能从事实之中获得。这一陈述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虚假的。你只需检查一下任何时期或任何国家盛行的价值体系，就会发现这些价值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周围事实铸造的。在较早的演讲里，我提醒大家注意像自由、平等或正义这类说明价值的字眼不断变化的历史内容。或者再举作为一个主要关注道德价值传播机构的基督教会为例。比较原始基督教的价值和中世纪教皇的价值，或者比较教皇的价值与19世纪新教的价值。或者比较，比方说，当今西班牙基督教会所传播的价值与美国基督教会所传播的价值。这些价值的差异源自历史事实的差异。或者再考虑一下这些历史事实：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已经使奴隶制度、种族不平等、剥削童工——从道义上来看，这一切曾被当作是中性的行为或高尚行为的事情——变为一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种主张价值不能源自事实的观点至少可以说是片面的、令人误解的。或者再让我们检查一下那个相反的命题。事实不能源自价值。这种说法部分是正确的，但也会引起误解，因此也需要斟酌一下。当我们想知道事实的时候，我们的提问以及所获得的答案都受我们的价值体系的限制。我们对周围事实的看法是由我们的价值铸造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价值范畴我们接近这些事实；这种看法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事实之一。价值进入事实，而且是事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价值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我们的价值，我们才有能力使自身适应我们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身，使我们获得那种控制环境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历史成为进步的记录。但是，在生动地描述人与环境之间的斗争时，千万不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设立一种虚假的对立，设立一种虚假的分离。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客观的历史学家是最能深入体察这一相互过程的历史学家。
我们通常使用的“真理”一词为事实与价值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线索——真理横跨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并由事实与价值这两者的一些因素构成。这并不是英语语言的一个特性。在拉丁语系中作为真理的词语，如德语的Wahrheit，俄语的pravda，27都具有这种双重特性。每一种语言似乎都要求这个词语表示真理，不仅是事实的陈述，价值的判断，而且包含这两种因素。上个星期我去了伦敦，这或许是个事实。不过，通常情况下你或许不会把这称为真理：它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另一方面，当美国的奠基者在独立宣言中把所有人生而平等当作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时，你或许会感觉到这一说法所包含的价值内容远远超过了事实内容，也正因为这个理由，你或许对这个说法被当作真理的正当性而提出质疑。在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没有价值的事实北极和仍在不断努力想把自己变为事实的价值判断南极——存在历史真理的王国。就像我在第一讲中说的，历史学家是在事实与解释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获得平衡的。他不能隔离这两者。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你或许不得不宣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离。但是，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变化、运动，或者——假如你对老派的词语不吹毛求疵的话——是进步。
因此，我返回到阿克顿的结论上，他把进步描述为“历史据以编撰的科学假设”。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使过去的意义依附于某些外在于历史的力量或超理性的力量，从而把历史变为神学。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历史变为文学——毫无意义的、毫无重要性的有关过去的故事、传说的汇集。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联。一个已经失去自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中取得进步的社会，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中取得的进步。就像我在第一讲中开头就讲的，我们的历史观反映我们的社会观。现在我返回到我的起点，宣示我对社会未来的信心，对历史未来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