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理查德·J.埃文斯 [1]
I
从今天大家愿意接受的任何意义上的术语来看，卡尔（E.H.Carr，1892-1982）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方面的学位，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历史系教授过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剑桥大学研究古典学。卡尔后来承认那时对历史并不感兴趣。1和今天进入学术领域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就进入了这一领域。卡尔在1916年毕业时，就直接进入外交部，在那个地方一待就是20年。在这期间，卡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研究、撰写19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他所花费的业余时间是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卡尔于1931年出版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2] 的书，1933年出版了关于赫尔岑及其朋友的书《浪漫的流放者》（The Romantic Exiles），1937年出版了巴枯宁的传记《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卡尔也开始撰写有关当代外交的书评与文章。1936年，他从外交部辞职，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就任教授职位，成为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历史学教授。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尔以撰写大量、简短且著名的外交政策文章而著称，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就像卡尔先生在外交部供职时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一样，当他在大学时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新闻写作上。卡尔于1941年成为《泰晤士报》助理编辑，在他于1946年离开这个位置之前为该报写了许多社论文章。卡尔全职为这家国有报纸工作的事实或许让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他的雇主不能忍受，最终是由于个人生活的原因被迫离开教授这一职位。这以后一段时间，卡尔以报纸的自由专栏作家、演讲者、播音员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他在牛津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得到政治学导师职位为止，后来又于1955年在剑桥三一学院获得他最后的高级研究席位，并一直在这个位置待到1982年去世为止，享年90岁。2
卡尔是一位在外交部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为国有报纸写作的人，就是这样一位以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人。他的经历与经验大大丰富了他的历史观，也指引他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卡尔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晚。他在1950-1978年间主要从事其重要历史著作《苏俄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研究，期间出版了该书14卷。开时撰写《苏俄史》时，卡尔方五十多岁，结束这一著作并开始撰写《历史是什么？》时， [3] 他已大大超过退休年龄了。卡尔后来自己说他对历史的兴趣源于俄国革命本身，那是在1917年，当时他是英国外交部低级雇员，从遥远的地方观察这场革命。但是这事一搁就是几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最终再次意识这一问题并决定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虽然这种热情比大多数人彻底与持久，当苏联于1941年6月成为英国的盟国并肩从事这场战争时，卡尔成为苏联的信仰者，苏联因此也成为卡尔的关注事物。3
当卡尔从事《苏俄史》写作时，如他自己所说，就面临一些关键问题，诸如“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的问题，而这一切对于卡尔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智力领域。学生时代的卡尔在剑桥师从“一位不太著名的古典学教授”，这位教授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叙述是由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态度塑造的，当卡尔进行写作时，这种影响仍在起着作用。“这是让人着迷的启发”，卡尔许多年之后写道，“这让我第一次理解历史究竟是关于什么的”。4当卡尔继续研究、撰写苏俄史的时候，已拥有这种洞察力，并尽力把他的研究计划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这一切体现在卡尔于20世纪50年代期间为《泰晤士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其中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对卡尔特别重要，因为这时也就是1950年，卡尔刚刚出版了《苏俄史》第一卷，关于苏联的观点已在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冷战斗士之间两极化了，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并竭尽全力来证明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正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西方世界则视共产主义是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大于先前纳粹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因此把苏联的发展诅咒为灾难性的畸变。
卡尔的《苏俄史》以现有的资料细致地重构1917年到1933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史实，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该书对引导冷战中对立的双方也起着严肃的作用，表明可以以学术的、客观的观点研究苏联史。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界定客观性呢？1950年，卡尔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卷就要出版了，他大胆地宣称：“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然而，他同时却声称，他在为《泰晤士文学增刊》所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尽量达到客观，虽然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事业：“断言爱犯错误的人类深受时代环境、地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达到绝对真理。”他写道，“这和否认真理的存在不是一码事；这种否认会毁灭判断标准的任何可能性，使得研究历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真实的，或者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虚假的”。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卡尔选择了一个位置：“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哪个历史学派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5
然而，问题并不这么容易解决。在一篇有关杰出外交史家古奇（G.P.Gooch） [4] 《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一书的评论中——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13年，再版于四十年后并有一篇新的导言——，卡尔指出该书“坚定不移地相信构建事实的可能性，坚定不移地相信曾经构建的人类事实之价值”。这种信仰是19世纪德国传统、历史主义者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训练下的产物，在这一传统下，历史学家被教导要“如实地”展现过去。然而1952年的古奇·卡尔继续写道，
知道过去四十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们对我们所发现的历史事实进行鉴定必定是以指导研究的信仰和预设来决定的——这些信仰和预设或许是无意识的，人们不再怀疑这一说法了。对“事实”是中立的，进步是由发现事实并从事实中得到教训这一说法的笃信是对世界持有理性的、自由的观点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不容易把这观点视为当然的，比我们更加幸运地生活在19世纪的前辈们则视为当然。
然而，卡尔同时又承认苏联时代的斯大林政权歪曲历史、毁损文献、篡改历史记录，这意味着自由获知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6
在随后几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卡尔返回到了未解决问题的张力中，并竭力把自己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几步。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在1953年6月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增刊》的一篇文章中发问：
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7
其中部分观点在《历史是什么？》中再次出现。但是，卡尔并不真正相信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仅仅是提出问题，因为他在《苏俄史》中，几乎每一页都在回答问题。因此，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1960年，在一次历史教科书讨论民族主义偏见中，卡尔又一次着手于客观性讨论。在这里他以一种更加似是而非的心态写道：
关于历史最棘手的事情是偏见似乎为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就如人们时常所说，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别人或许会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偏见。或许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偏见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学家。
从卡尔的观点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偏见是一种国际的偏见，而不是一种民族的偏见，这就意味着要将那种把历史写作当作爱国主义的行为放弃掉，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已经采纳了这样的方法来讨论《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也正在检查从国际体系本身的观点来看待德国刚刚逝去的过去，看待1919年以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偏见”是否真正是适合这一情况的适当词语必定是值得怀疑的。卡尔似乎真正要说的是，近年来德国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较少偏见了，因为当他们研究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视野开始超越了他们狭隘的民族利益。“人们或许可以合理地期待历史学家”，卡尔总结说，“他应该走在他那个时代进步运动和开明运动的前面，而不应该落在后面”。8然而，谁又能说进步是什么？开明是什么？进步、开明又不是什么？卡尔在这里似乎也不能以任何让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客观性问题。很明显，卡尔在感情与信仰之间深受折磨，这种感情就是因对冷战的争辩而使客观性处于威胁之中，这种信仰就是在任何传统意义上，客观性这一词语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企图，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明智地希望达到。卡尔思想中的这些张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开始表现出来，这时他试图把全部这些思想火花集中体现在《历史是什么？》之中。9
II
“历史”，卡尔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假如没有意义，就不值得去写、去阅读”。这是卡尔挑战“可以在历史人物（dramatis personae）的有意目的和有意预见中找到历史上的主要解释这一假设”10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历史中的意义来自何处？就这一问题，卡尔在与哲学家、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观念进行长期争辩的过程中逐渐构建出他的思想，伯林是卡尔极其亲密的一个朋友，两人之间彼此以教名进行通信，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非同寻常。两人都具有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深邃知识，并对之深感兴趣。在政治思想方面，两人都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但关于苏联问题，两人产生了分歧。当卡尔在苏联时，从来没有就共产主义统治的各个方面进行过批评，从没有丢失过对苏联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反对希特勒时在卡尔身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作为苏维埃俄国难民的伯林则没有这样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期间，伯林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也成为大西洋两岸赞同“西方”价值、反共产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言人。11
1950年，伯林评论了卡尔《苏俄史》第一卷，明白无疑地对该书的方法与主旨表示不满。卡尔在该书序言里曾表明他的意图是“所写的历史不是革命事件的历史，而是从革命事件中出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历史”。因此，这本书的主旨是要提供“不是对这一时期事件详尽记录的叙述，而是分析那些形成发展主要线索的事件”。12比如，他因此极其详尽地、非常全面地追述1917年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发展，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那时的俄国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重要性，但因为它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会对付诸实践的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省略了对革命事件的任何思考，忽略了对虽然失败但可以取代布尔什维克的其他党派的思考，或者忽略了对内战残酷冲突的思考。
就卡尔来说，从长期服务于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角度进行写作，写出的重要事情自然是国家建设步骤和国家政策形成。并且也像许多公务员一样，他在极大程度上是以表面价值来看待国家产生的文献、正式的政策、宪法和文件法规的。就像卡尔传记的作者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所指出的，作为外交家，卡尔的经验已经“大大减少了那种任何情况都可能存在多种结果的感觉；一个事件一旦发生，不管这个事件是好还是坏，外交家都要接受并促进它”。这些经验已经“强化了卡尔与统治者的认同而不是与被统治者的认同……在写作《苏俄史》的时候已经下意识地把他早年这种对英国统治阶级的认同感转移为对苏维埃苏联的认同感”。13
在伯林看来，这种方法极其令人反感。卡尔在一篇书评中抱怨说，“把历史视为由无情规律支配的事件的展开”。他似乎在想，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弄清楚这些规律是什么，它们怎样起作用，“甚至对那些没能实现的可能性偷偷地瞄上一眼也不愿意——强烈的希望和极度的恐惧曾一度注视着这些可能性，——更不用说藐视进步过程中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了。”因此，伯林谴责卡尔说，
通过胜利者的眼光看待历史；对卡尔来说，失败者几乎使自己丧失了作证的资格……假如卡尔先生极力地坚持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是公平的，它们将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对深深根植于欧洲自由传统中的历史写作之公平、客观真理、公平正义的挑战。14
因此，在伯林眼中，卡尔研究历史的方法绝不是客观的。卡尔或许想过假如他有偏见，这也是最好的偏见。伯林显然不同意这一观点。
伯林在1953年扩展了他的这种历史观，以一种更加绝对的方式继续攻击卡尔。伯林的传记作家迈克尔·伊格纳提夫 [5] 把伯林那年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奥古斯特·孔德讲座（Auguste Comte Lecture）上发表的演讲描述为“伯林最基本信仰的生动陈述”。伯林在这次演讲中辩论说——后来出版时扩展为名叫《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一本书——人类在道德选择能力方面非常独特，这使得人类具有相xviii对独立于那些非个人的力量，在伯林看来，历史学家比如卡尔错误地把这些非个人的力量视为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当然，伯林的这类力量在特定的情况下也限制人类活动的机动性。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出什么样的场合适应活动机动性，鉴定出可能替代的活动方法与个人最终采取的活动机动性相适应，因而也判断出人类的行为。坚持过去已经发生事情的必然性就是要推卸当前状态下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这就像卡尔所做的。15
卡尔也不是一位接受这样的批评而认输的人。在《泰晤士文学增刊》发表的演讲评论中，卡尔坚持“历史学家的独特功能，作为历史学家不能判断，只能解释”。历史学家总是在寻求过去的意义与模式，虽然伯林也承认这点。
编年史家（annalist）满足于叙述一件接着一件的事情；使得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是提出了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的主张。其次，当历史事件由个人意志开始自然地运转时，不管这意志是“伟人”的还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学家必定深入个人意志的背后，探究那些使个人意志、行为已经发生的原因。再次，虽然历史从不重复自身，但历史呈现着某些规律性，容许某种概括，这可以当作是未来行动的指南。16
这就是那些卡尔曾在《历史是什么？》一些段落里攻击伯林观点的论据。
当特里威廉 [6] 基金会的负责人在1961年邀请卡尔为特里威廉讲座进行第二个系列演讲时——这个基金会是由伟大的剑桥历史学家特里威廉（G.M.Trevelyan）从其获得巨大成功的《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的利润和他庞大的个人财产建立的——，上一个演讲是罗斯（A.L.Rowse）发表了系列就职演讲，他们正忙于通过基金会来建立一种传统，通常来说就是邀请一位人物，他不属于剑桥大学历史系，但在过去或现在又与剑桥大学有着一些联系。卡尔非常符合这个条件：他从不是剑桥大学历史系的成员，但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又是三一学院董事会成员——不久又成为永久董事会成员，在剑桥大学这种奇特的分叉结构中，这意味着卡尔是拥有巨大财富与声誉的、自治学院的成员，但又不是剑桥大学本身的雇员。他能够指导研究生，实际上也在指导研究生，他也有资格指导本科生，但他不是历史系正式授课教师的一部分。除了别的东西以外，从时间上来看，他发表特里威廉演讲时已接近70岁了，大大超过了退休年龄。
特里威廉基金会负责人在邀请卡尔发表演讲时，希望他谈论的话题是苏联，在那时的历史系中没有人谈论这一话题，历史系课程在压倒多数的程度上仍旧关注的是从早期中世纪以来的英国史课程。但是，卡尔有不同的想法。就像他1960年3月写信给朋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 [7] 时所说的，“一段时间以来，我正在寻找机会发表我对一般意义上历史之全面的看法”，“回答那些对历史的愚蠢评论，特别是波普尔、以赛亚·伯林等人的愚蠢评论”。17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履行了他的承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59年9月10日到10月11日从伦敦到旧金山的航行途中，他草拟了这些演讲，一年之后也就是从1960年9月27日起再次修改这些演讲。这些演讲1961年1月到3月在剑桥大学逐周开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上重复播出，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周刊杂志《听众》（The Listener）上以节本的形式登出。这一系列演讲或许是这之前之后特里威廉讲座中得到最广泛宣传的一次演讲。18
作为与媒体有许多联系的新闻记者，卡尔与英国广播公司有着便捷的联系。为了确保这些观点在可能的情况下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一旦假定了这一明确的目标——卡尔就以他的新闻手法来撰写这些演讲稿，使用他多年来为报纸撰写稿件已经炼就的炉火纯青的各种技巧。很显然，从一开始这些演讲就是面向更为广泛的听众，而不仅仅是向剑桥大学米尔胡同（Mill Lane）聚集着的听众发表的。卡尔在演讲中引入以赛亚·伯林，不仅是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执，而且是因为卡尔知道听众是熟知伯林大名的。这两人都是我们时代公共知识生活中非常著名的人物。两人都是经常上广播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最流行的广播媒体，有人争辩说电视能更好地传播与讨论那些复杂的思想与观点，但那时的电视还没有超过广播。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英国知识界仍旧是讲究小圈子的；仅仅有一小部分民众曾在大学学习过，历史专业仍旧是非常狭小的，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只是因个人关系而彼此熟悉；包括《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第三节目、 [8] 《泰晤士文学增刊》在内的媒体上的知识争论仍旧由一小群经过选择的公共人物垄断，伯林、卡尔两人都属于这个群体。一位局外观察家评论说“英国知识界的狭隘性、高雅报纸和杂志篇幅的有效性（实际上，它们也怂恿一些有争议的素材）、（加上）英国知识分子高度个人的、好斗的本性”，作为影响它们已经赋予了英国知识生活罕见的连贯性，也向公共争论灌输了一种特别的趣味。19
因此，随着卡尔的系列演讲在《听众》上的发表，这些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杂志的通信栏目里引起了评论。特别是以赛亚·伯林对他的剑桥朋友向他发出的伤人之言很快做出了回应。伯林声称在这一系列演讲中，他被误解了。他没有说过决定论是虚假的；他仅仅说过让非个人的力量为人类的行为负责是荒谬的。假如他不辩论的话，以这种方法探究人类行为的原因将是错误的，重要的一点是，卡尔肯定会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在这方面歪曲他的观点。20卡尔的反应则从《历史必然性》中引述伯林的话，大意是假如伯林认为决定论与个人职责不相容，那么他必定相信决定论是虚假的。假如伯林认为不把道德赞扬或道德谴责添加到过去的个人身上是错误的，那么他必定认为对这些人进行道德判断是正确。21
伯林回复卡尔，重申对这一误解的谴责。同时，伯林反复重申自己的观点，指出对决定论的争辩不足以令人信服：
决定论者主张个人（或者说，实际上任何）行为最终完全是由可以确认的原因决定，这种看法与信仰个人责任的看法是不相容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可以否认人类在个人行为方面具备有限的自由，但是在具体的条件下，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22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以相同的意思巧妙地解释了卡尔·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卡尔·马克思是20世纪30年代伯林、卡尔两人传记研究的主题。23事实上，这仅仅是伯林在他的《历史必然性》中的名言。卡尔发现在这点上自己很难设法证明对伯林的误解是正确的，在1961年6月27日给朋友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也被迫承认，他“可能夸大了我的说法”，或许是因为伯林对于野蛮的决定论这种谴责过于敏感，作为攻击的结果是伯林在他的著作中把卡尔的《苏俄史》说成是冷战斗士的作品。无论如何，卡尔坚持认为伯林的辩解仍旧是趋向于否认决定论的效用，断言道德判断在历史中的必要性。24伯林的反应是，说他仅仅承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道德判断是允许的；他并没有声称这是一种职责。25两个人的立场似乎走得越来越近了。
然而，伯林并没有停止对卡尔的攻击。在另一封写于1961年7月3日的私人信件中，伯林提出大多数历史学家实际上在从事道德判断。他引用卡尔对列宁的叙述为例——卡尔笔下的列宁特征化为进步的赞许，实际上也含蓄地表明道德的赞许，就像卡尔把其他一些个人描述为反动的一样，也暗示为倒退。伯林要求卡尔在已经出版的系列演讲版本中承认他满意于伯林并没持有《历史是什么？》一书所宣称的伯林所拥有的全部观点。但是卡尔拒绝了，说出版活动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一切太晚了。26这就为双方的敌意在更大的规模上爆发提供了机会。
III
1962年1月5日，伯林应《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之邀评论《历史是什么？》一书。在这里，就等于为伯林认为卡尔误读了他的观点而重新开辟了一个争执的场所，伯林对卡尔的核心论点发起了更加广泛的攻击。卡尔辩解说，在解释过去的时候必须使用理论，描述历史中行动者的有意识动机和愿望，这些意识和愿望的本身并不足说明行动者所做的一切。但是，伯林问道，列宁的有意识动机和愿望不正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因素吗？假如斯大林在列宁之前死去，随后的苏联史进程不也会有不同吗？27艾萨克·多伊彻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发表的《历史是什么？》评论中以类似的心情问道：“假如偶然性（就像卡尔所宣称的）修正了事件的进程而没有修正历史学家的‘重要原因的等级’，那么这个等级就不存在某种问题吗？”28卡尔最后终于承认这个观点存在问题。“‘偶然’这个词语”，卡尔在1963年写给艾萨克·多伊彻的信中说，“是不幸的”：
严格地说来，列宁之死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有着相当明确的因果关系。但这些属于医学，不属于历史研究。但在我看来，要说这些因果关系——尽管与历史没有关系——没有影响历史的进程，这似乎是困难的。即使你主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将产生极其一样的结果，但还有短期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许多人来说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假如历史……仅仅是一连串的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也就根本不能够进行严肃的研究。但是，事实上，历史从属于充足的规律性，这可以使历史成为严肃研究的学问，尽管这些规律时不时受到外在因素的打断或干扰。29
后来，在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佩里·安德森 [9] 的一次访谈中——标志着他的《苏俄史》的完成——，卡尔就这方面进一步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坚持说，假如列宁活着，他仍旧会使苏联陷入快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之中。但是，卡尔从不会篡改历史著作到这样的程度——说斯大林做的是，将会尽力“减少政治高压中的因素，并缓和这些因素”，和斯大林不同的是，列宁则加强政治高压。这或许是关于列宁的特别乐观的一个看法。尽管卡尔仍旧坚持个性对发展的整体趋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也承认个性对正在发展的事情有一些影响。30
卡尔以其他方式对因果关系的叙述也不能令人满意。就像一位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历史哲学教科书的作者沃尔什 [10] 所评论的，“他对因果关系的全部讨论……都因他没有能询问，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实际问题还是理论问题而遭到了损害”。31这主要是因为卡尔知识观念的形成时期不是待在学术界的象牙塔中，而是待在外交部门和外交部这种实践世界中，在这种地方如果什么东西不能对政策的形成做出贡献，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直接利益的。卡尔从没有使自己摆脱这种假设：历史主要被设计用来为政策提供一种指南。但是，泰勒（A.J.P.Taylor）问道，“为什么我从哪儿来的知识就应该告诉我，我会向哪儿去呢？”32中世纪史专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11] 认为，基于从军生涯的卡尔深信对当代史研究更行重要，巴勒克拉夫以稍长的篇幅表述了相同的基本观点：
有时似乎卡尔先生好像危险地接近这种学说：历史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履行社会的需要。假如这样的话，卡尔正在把历史与神话混淆了。社会要求的——时常得到的——不是历史而是神话，神话是凝聚全部社会的凝固剂。准确地说，就像卡尔所极力鼓吹的，历史是理性的，在本质是个人的、反社会的。33
巴勒克拉夫对那种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有着共鸣：历史学家的作用是要刺穿神话，而不是创造神话。
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的论点——仅仅能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因果关系是那些能在未来政策制定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是卡尔著作中最薄弱的地方之一。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中因果关系的合理秩序目的是要解释发生的事情，当卡尔坚持说更广泛的因果关系和背景是这类研究的本质时，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建议任何因果关系，不管是广泛的还是不广泛的，只要不能作为未来行动的指南就应该忽略，这一说法就没有任何知识上的理由了：这就是那种以政治利益为中心来操纵历史的方法，卡尔以这种方法对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全面的谴责。34
1919年和平方案是现代历史上最有灾难性的国际协议之一，作为和平方案谈判的参与者，卡尔也已经认识到，当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时候，他们时常学到的是坏的教训。历史对未来发展和未来事件的预测是非常拙劣的。卡尔在努力从对历史预言不信任的状态中拯救历史预言性能的概念时，混淆了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与历史概括（Historical Generalization）。科学规律并不仅仅断言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只有几个例外：它们精确地预言，并且前提条件是必然的，比如说，当两个特别的化学品放在一个坩埚里时，它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也是要概括，尽力发现能够与历史证据非常符合的模式；但是，历史学家不能够用这些概括和模式来预言未来，因为在这些概括和模式之外总是存在一些例外。此外，概括越宏观，例外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像卡尔所同意的一样，历史学家可以使用假设，比如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观念：在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存在联系；当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用来说明历史证据时，历史学家从来不指望这一关系可以证实全部问题。因此，概括与模式从不可能是规律。
在卡尔看来，写作与研究的过程是假设与证据之间连续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卡尔的叙述表明，他把研究过程与写作过程当作是同时的过程，而不是相续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卡尔个人习惯的反映。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描述，卡尔坐在堆满报纸、杂志碎片的起居室椅子上，随着这些东西的不断堆积，卡尔记下他的想法并开始整理这些想法。35任何想知道这是怎样混乱的人，只要他打开伯明翰大学所收藏的卡尔文献中没有完成的第二版《历史是什么？》的注释文件夹就可以了，在各种大小不一的文件上似乎随意地写着一些东西，它们处于明显的混乱中。在文字由软件处理的时代，这似乎是非常原始的；这显然与有序的工作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比方说，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心中构思每一个段落时，都会在房间踱来踱去，直到可以一字不差地写下来，并再也不用更改。然而，似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与众不同的习惯。杰出的历史学家卢埃林·伍德沃 [12] 在给卡尔的信中描述他的工作方式：
我也经常是一开始阅读就着手撰写——从你所说的关键材料——，关于主题的一定程度的最少材料，我也几乎经常从中间或结尾开始写，没有任何既定的计划，或者也没有一大堆笔记。就我而言，我天真地认为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我也设想过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像我这样值得这份工作的名誉——一种轻率、极度混乱的工作——，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并且修改手稿，随着阅读的增加也不断地改变我的观点。发现你像我一样都是那类历史学家，真是莫大的宽慰。36
尽管这两位历史学家在写作习惯上或许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更加没有条理，但是为卡尔所描述的那种一般原则——即研究与写作形成了一个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要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初期搜寻材料以后才会结束——或许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认可的原则，有很多理由要推荐这一原则。
IV
伯林对卡尔因果关系概念的批评以及伯林坚持历史背景的重要性最终导致的是对卡尔客观性概念的分歧，这或许是伯林与卡尔分歧最重要的一面。根据伯林的说法，能够在历史学家方法中发现客观性；它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解释的问题。客观方法的检测是“历史学家的成果能否被观察核对无误——不是一个观察而是许多观察，论据的逻辑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能否被足够广泛地接受，被那些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专家意见的人亲自以自己的经验加以检测而接受”。根据这些标准，伯林继续说，法国的自由派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哈勒非 [13] 及其俄国的类似人物克柳切夫斯基， [14] 他们对失败的沙皇政权的同情而不是对沙皇继承者布尔什维克的同情是客观的，而美国进步历史学家比尔德 [15] 及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洛夫斯基 [16] 则不是客观的，尽管他们两人都认同变化的力量。然而卡尔把进步性与客观性等同起来。他把客观的历史学家定义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他有“能力把他的视野投入到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比那些观点完全局限在自己当下环境的历史学家更具有一种深入、持久的洞察过去的能力”。37但是，就像一位批评家所解释的：
当未来成为过去之后，是这位历史学家还是那位历史学家对未来的坚信这类问题或许不必要再更加正确地去判断了，因为这些历史学家总不比彼时彼地历史学家的同时代人的判断要正确。在未来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种类的法官带有不同的疑问和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问题加以判断，以满足判断者的需要。38
比较简单地说，更加可能的是历史学家对未来的洞察或许可以由后来的事件证明是虚假的，实际上，就像卡尔本人对未来的洞察是沿着苏维埃类型的计划经济进行构思的，毫无疑问也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价值取向进行修正的，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这样做的。卡尔不能够设想也没有设想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结束，他把客观性当作是以符合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观对过去进行分析，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卡尔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在伯林看来，卡尔的客观性概念存在第二个瑕疵，那就是卡尔对进步的定义。在卡尔看来，伯林谴责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过的各个阶段都有着正确的目标，仅仅是因为实现了这些目标”。进步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在事实上会达到掌握权力的东西”。卡尔总是与强者站在一起。39这种观点也被其他一些观察家所责备，其中著名的是特雷弗-罗伯（H.R.Trevor-Roper），时任职于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是位著名的反对左翼人士的辩论家。他是这样谴责卡尔的：
“客观性”意味着，不是在迄今为止可以接受的词语意义上的“客观的”——即中立的、不带感情的、公正的——而是恰恰相反的那些词语，要忠诚地站在将要获得胜利的一边：忠诚地站在强者一边……《苏俄史》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是作者对胜利原因非常肯定的历史认同，对反对者、牺牲者的无情排斥，对不处于潮流或未掌握潮流的全部人物的无情排斥。“本可实现或发生的事”、路线偏差者、竞争者、列宁的批评者都被归纳为没有意义，否定他们正当的待遇，或者否认他们的发言机会，或者否认他们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下错了赌注。历史证明这些人是错误的，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历史站在一边。历史发现那些作为政治家不够分量的人，或许也没有听到把这些人作为事实的目击者，甚至于只是为了谴责这些人。不管这些人相信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都会被忽略为不相干的事情，他们的声音是岑寂的，带着轻蔑的岑寂。自从牧师般顽固的、最粗鲁的时代以来，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再这样以如此教条的冷酷无情对待证据了。即使在把这样的教条主义歌颂为一种历史编纂理论的那些时代，也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
特雷弗-罗伯指出，卡尔对“成功的粗俗崇拜”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表露无遗，表现在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赞成方面；现在，他又把这种崇拜转移到斯大林的苏联方面。40
特雷弗-罗伯的攻击是迄今为止从各个方面向《历史是什么？》一书进行责难的最凶猛的一次。就像一位评论家指出的，特雷弗-罗伯“有罗列历史学家过错的天赋”，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丁点儿的同情。读了他之后，人们想知道是为什么书一定要这么写。为什么有人读这些书，为什么有人严肃地思考这些书”。在特雷弗-罗伯的笔下，批评不会导致“我们理解力的提升”；它仅仅是“一件破坏的工具”。41然而，不管特雷弗-罗伯的风格是多么过度地争辩，他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他一些观察家，甚至那些在政治上通常被列入左翼人士的观察家也指出，卡尔“倾向于接受从历史上看已经发生的东西是正确的”。42就像泰勒（A.J.P.Taylor）所指出的，变化不必和进步是同一类东西：
斯大林灭绝了富农（kulaks）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这有助于促进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说促进苏联的当前力量。（用类推的方法，尽管卡尔先生没有这样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因为德国现在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怎样能够证明某些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正确的，或者就此而言是错误的呢？43
还有大量的这类批评。泰勒有效地指出，卡尔把道德判断从历史之中坚决地排斥出去是在履行赞同历史的强者、历史的胜利者这一职责，这些人以胜利的名誉任意蹂躏民众。根据卡尔早年作品致力于研究历史上最显著的失败者这一事实，真是绝妙的反讽，比如卡尔研究过俄国民粹党人赫尔岑，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放逐中度过，或者研究过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在欧洲各地的许多异常革命行为是一个冗长的失败与屈辱的记录。假如苏联——显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财富和权力方面是美国的竞争者——以与德国曾经崩溃的方式一样将要崩溃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情将会使富农的灭绝从道德上来说是不合理的吗？
卡尔有保留地看待全部这些批评。他告诉访问者，他对特雷弗-罗伯“如此轻率地对待他”感到“羞耻”。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是一个“有害的辩论”。不管是特雷弗-罗伯，还是伯林都没有对未来抱有任何的想象；他们两人都回顾过去的某些黄金时代，尽管特雷弗-罗伯把自己定位于过去的某个地方，但也是难以言说的，“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特雷弗-罗伯还没有来得及充分阐述就暴露了自己弱点”。44卡尔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使自己投身于想象的未来去超越自身时代的限制，而且（或许更加合理地）要认识自身偏见的本质与程度去超越自身时代的限制。这种建议有些道理。明确无疑的是，假如历史学家自我意识到其政治出发点、知识出发点，他将会写出更好的历史。然而，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不能逃避自身时代的影响。这就在卡尔的论点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观点。就像泰勒（A.J.P.Taylor）所评论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家是有道理的，但这种一般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效果，或者说产生的效果有很大的偶然性，其结果也就是没有任何原则了。当前英国的情况是，当受过教育的阶级对未来或对自身失去信心的时候，毫无疑问是欢迎保守的历史学家，就像卡尔先生所表明的……那么我们的幻灭时代又怎样来欢迎卡尔先生呢？或者甚至是欢迎我呢？45
卡尔没有发现回答这点是困难的：“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卡尔说，“就像具有形形色色观点的人一样，能够从同一社会出现，这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他们的家庭环境、学校和学院等等”。卡尔所尝试回答的是一般趋势，而不是个人特性。46
其他一些批评家指出在《历史是什么？》中出现的东西似乎有一种倾向——辩解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的，这就与《苏俄史》的风格、内容产生了矛盾，该书的客观与经验主义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47实际上，卡尔的传记作者乔纳森·哈斯拉姆 [17] （Jonathan Haslam）已经指出，“卡尔对主观本质的反思与他在自己职业中的实践方法存在不同寻常的分离”。当卡尔回应他的历史观没有为失败者留有空间、在他的《苏俄史》中几乎没有注意到失败者的批评时，他本人完全承认这类分离的存在。“这是我的历史的过错”，卡尔回答说，“不是我的历史理论的过错”。48此外，这种分离在许多方面更加是风格这类事情，而不是实质这类事情。《历史是什么？》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卡尔的新闻作品，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为电台广播、《听众》上印刷而精心准备的，这就表明了问题。取出《苏俄史》的一大段比照一下，你就知道实际上这是为什么该书是如此耐人寻味、如此吸引人的了。但是，尽管有时是这种情况，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并不是一位放纵的相对主义的鼓吹者，虽然《苏俄史》（不管书中细节所散发的浓厚的经验主义气味）以一种模具铸造，以致伯林把这举例当作是极端的偏见。就像乔纳森·哈斯拉姆已经评论的，在1961年，冷战的融解意味着卡尔比先前紧张的备战时期（这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卡尔为《泰晤士文学增刊》撰写文章）所承担的责任要小一些，赞成传统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尊严”（the sanctity of facts）的信仰。49但是，卡尔想象的基本点仍旧是历史学家超越自身时代主观性的渴望，相信历史学家有能力这样做，即使他表达这种信仰的方式遭到了一些适当批评，而这类批评的本身也是高度主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