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特里威廉（G.M.Trev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7] 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7-1967），作家、政治评论家，出生于波兰，因反对斯大林政策而遭驱逐至英国。著有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1949）、The Prophet Armed（1954）、The Prophet Unarmed（1959）、The Prophet Outcast（1963）等。——译者
[8] 英国广播公司第三节目（BBC’s Third Programme），二战后英国广播公司为扩大影响而于1946年成立的一个新栏目，主要播放严肃音乐和文化节目。——译者
[9]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英国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著有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The Question of Europe等。——译者
[10] 沃尔什（W.H.Walsh，1913-1986），英国哲学家。著有《理性与经验》（1947）、《形而上学》（1963）、《黑格尔伦理学》（1969）、《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1976）等。——译者
[1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12] 卢埃林·伍德沃（Llewellyn Woodward，1890-1971），英国历史学家，擅长国际关系、英国外交政策研究。——译者
[13] 哈勒非（Halévy），指élie Halévy（1870-1937），法国历史学家，19世纪英格兰史的权威。著有La Théorie platonicienne des sciences（1896）、La Formation du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3 vols，1901-1904）、La doctrine économique de Saint-Simon et des Saint-Simoniens（1908）、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e siècle（5 vols，1912-1932）等。——译者
[14] 克柳切夫斯基（Klyuchevsky），指Vasily Osipovich Klyuchevsky（1841-1911），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甚丰，著有《作为史料的古俄罗斯圣徒传记》（1871）、《古罗斯的贵族会议》（1882）、《俄国农奴制的起源》（1885）、《俄国的人头税和奴隶制度的废除》（1885）等。——译者
[15] 比尔德（Beard），指Charles Austin Beard（1874-1948），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其著作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1913）。他认为美国宪法是建立于制宪者们自身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历史研究。——译者
[16] 潘克洛夫斯基（Pokrovsky），指Michail Nikolaievitch Pokrovsky，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译者
[17] 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高级讲师。 ——译者
[18]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19] 埃尔顿（G.R.Elton），指Geoffrey Rudolph Elton（1921-1994），英国历史学家，1983-1988年间担任剑桥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著有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1953）、England under the Tudors（1955）、The Tudor Constitution（1960）、Reformation Europe（1963）、Reform and Renewal（1973）、Reform and Reformation: England 1509-1558（1977）、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59-1581（1986）、The English（1992）等。——译者
[20] 乔治·桑格（George Sanger），指桑格马戏团的一位创始人，该马戏团是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最著名的娱乐节目之一。桑格兄弟John Sanger（1816-1889）、George Sanger（1825-1911）于1845年建立了该马戏团，获得了极大成功，兄约翰去世后，仅‘Lord’ George’s circus继续存在。——译者
[21] 波兹坦（M.M.Postan，1899-1981），出生于俄国的英国中世纪史专家。曾提出波兹坦论题（Postan Thesis）、对封建主义（feudalism）进行定义。——译者
[22] 见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8年版，第13页。——译者
[23] 戴维斯（R.W.Davies），伯明翰大学俄罗斯和东欧洲研究中心（Centre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教授。——译者
[24] 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威尔士阿伯斯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Aberystwyth）国际政治教授。——译者
[25] 正确的名称应是E.H.Carr: A Critical Reappraisal（《卡尔：批判性的重新评价》）。该书的另两篇文章也极有参考价值，即K.Jenkins的An English Myth? Rethink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What is History?和R.Germain的E.H.Carr and the Historical Mode of Thought。——译者
[26] 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1936-），英国历史学家，开放大学教授。——译者
[27] Developments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纽约1993年版。霍奇基（Henry Kozicki，1924-），历史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译者
[28]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伦敦1985年版。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1946-2003），当代著名的思想家。著有War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2001）、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1996）、Associative Democracy（1994）、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1990）、After Thatcher（1989）等。——译者
[29]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伦敦1995。基思·詹京斯（Keith Jenkins，1943-），著名后现代史家。该书中译本的书名为《后现代史学》（江政宽，台北麦田1999年版）。他的另一本著作Re-thinking History（London：Routledge，1992）也由台北麦田1996年出版：《历史的再思考》（贾士蘅译）。——译者
[30] 文章的题目是“Postmodernism versus the Standpoint of Action”。——译者
[31] The Truth of History，伦敦1998年版。比汉·麦克库拉格（C.Behan McCullagh），澳大利亚La Trobe University教授。——译者
[32] Beyong the Great Story，1995.小罗伯特·伯考弗（Robert F.Berkhofer, Jr.），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译者
[33]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 Mass., 1988.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1934-），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34]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Hanover，New Hampshire，1997.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思想史荣誉教授，美国国际历史科学研究会主席。——译者
导言注释
卡尔先生为《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收集了大量材料，但是他在1982年11月去世之前仅完成了该书新版的前言。
在卡尔先生去世之后出版的该书新版本就附有这篇序言，并附有新的一章“来自卡尔的档案：关于《历史是什么？》第二版的注释”，我在后一篇文章中尽力说明包含卡尔大量简短笔记、草稿和注释中的一些材料和结论。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第一版没有修订过的版本。
新的章节中镶嵌在方括弧内的词语是我加进去的。我非常感激凯瑟琳·麦里代尔（Catherine Merridale）极其认真地校对了卡尔的参考文献，也感谢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塔玛拉·多伊彻（Tamara Deutscher）的评论。卡尔先生的《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保存在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的卡尔文献档案之中。
戴维（R.W.Davies）
1984年11月
第二版序言
当我在1960年完成《历史是什么？》六讲的初次手稿时，西方世界仍旧没有摆脱两场世界大战和两次主要革命——苏联人、中国人的革命所带来的打击。维多利亚时代天真的自信和对进步观念的机械信仰已远远落后了。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甚至是有威胁的世界。不过，已经不断出现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逐渐走出这些混乱。一般认为作为战争后果之一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没有发生。我们平静地解散了大英帝国，几乎没有特别关注此事。匈牙利危机和苏伊士危机已经解决或者说已经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和美国的去麦卡锡化正预示着值得赞美的进步。德国和日本已经很快地从1945年的一片废墟之中恢复过来，正在取得惊人的经济成就。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正在恢复元气。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萎靡不振正在结束；肯尼迪的希望时代正在降临。事故多发地区——南非、爱尔兰和越南——仍旧处于能够控制之中。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的生意蒸蒸日上。
然而，这些情况为我在1961年结束演讲时对未来所表达的乐观主义和信仰提供了肤浅的判断。随后的20年毁灭了这些希望，也毁灭了这种自满。不断持续的冷战加剧了紧张，伴随而来的是核灭绝的威胁。迟延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正在蹂躏工业国家，把失业这一痼疾传遍整个西方社会。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暴力与恐怖所带来的影响。中东产油国的反抗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这不利于西方工业国家。“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务方面已从被动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在这些情况下，任何形式乐观主义的表达似乎是可笑的。伴随这一情况出现了悲哀的预言者。世界末日正在迫近的画面，经过敏感的作家、新闻记者的不断描绘，通过媒体传播已经渗透于日常话语之中。要不了很久，这曾经风行一时的世界行将结束的预言似乎是如此正确。
然而，在这关键处，常识提出两个重要的异议。首先，对未来无希望的诊断，尽管它的主旨建立在无可反驳的事实之上，但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构建。大多数人并不简单地相信这一说法；人们的行为也明显地证明了这种怀疑。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示爱、怀孕、生育和养育小孩。公私两方面都对健康、教育给予巨大的关注以促进下一代的幸福康乐。人们在不断地探索新能源的来源。新发明极大地增加了产品的效用。大量的“小节俭者”投资于国家储蓄公债，投资于建筑资金融资合作社，投资于信托公司。保存建筑、艺术方面国家遗产、保护后代利益的巨大热情业已涌现。可以令人高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那种完全毁灭的信仰只局限于一群心境不佳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群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时下所宣扬的东西负责。
我的第二个异议涉及这些普遍性灾难预言的地理根源，它发源于——我将倾向于说，仅仅源于——西欧及其海外分支。这并不令人惊奇。五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是这个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他们似乎能够在理地声称自己在野蛮黑暗的外部世界中代表着文明之光。一个不断增加着挑战的时代要摈弃这种说法，必定会增加灾难。同样令人不足为奇的是，人们发现骚乱的震中、最深刻的知识悲观主义的中心位于英国；19世纪的辉煌和20世纪的黯淡之间的鲜明对比、19世纪的霸权与20世纪的卑下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如此显著、如此令人悲伤，这在任何地方都难以发现。这种心情已经弥漫整个西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弥漫了北美。所有这些国家都积极参加19世纪的大扩张。但是，我没有理由猜想世界上别的地方也盛行这种心情。一方面，建立了那种阻碍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冷战宣传不断膨胀，这都使得对苏联情形的任何有判断力的评估变得困难。但是，人们几乎不能相信的是——一个国家中大多数人口也必定意识到，不管他们当下抱怨的是什么，可事情总比25年前或50年前或100年前的事情要好——对未来的普遍绝望已根深蒂固了。亚洲的日本与中国都有不同的方法观察未来。在中东和非洲，甚至那些目前还处于混乱状态的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正不停地向他们相信的未来挺进，虽然是盲目的。
我的结论是，当今的怀疑主义浪潮、绝望浪潮——它把未来当作是毁灭和堕落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视对进步的信仰或对由人类促进的进一步发展的期待为荒谬——是精英政治的一种形式：这是精英社会群体的产物，他们的安全与保障由于危机而非常显著地逐渐销蚀；这是精英国家的产物，这些精英国家曾无可争议地统治着世界其他地区，现在遭遇土崩瓦解。这场运动的主要旗手是知识分子，他们促使统治阶级社会观念的传播（“社会观念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观念”）。一些知识分子从出身上看属于社会其他群体，这类怀疑是不切题的；因为，在成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他们也自动地同化于知识精英之中。依定义而论，知识分子形成精英群体。
然而，当前环境下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的各个群体，无论凝聚到什么程度（并且历史学家在这样处理他们时，经常证明是正当的），都会抛弃一定数量的异想天开者和持异议者。这特别有可能在知识分子中间发生。我并不是指那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常见争论，这种争论通常以大家都接受的主要假设为基础，我是指那些对这些假设进行挑战的人。在西方民主社会，只要挑战局限在一小部分持异议者那里，挑战就会得到容忍，并且提出这些挑战的人也会找到读者和听众。愤世嫉俗者或许会说他们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既不多，影响又不会大到危险的程度。四十多年以来我一直背着“知识分子”的称号；近年来我越来越视自己，也将视自己为一位知识分子异议者。一种解释可以唾手而得。我肯定是为数不多的仍旧在写作的知识分子之一，不是生长在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之信仰与乐观顶峰时期，而是生长在这余晖之下，并且甚至在今天对我来说，困难的问题是以永久的、不能挽回的衰落来考虑这个世界。在随后的叙述里，我将尽量使自己与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倾向拉开距离，特别是与当今的英国知识分子拉开距离，以表明我认为他们是怎样、是为什么误入迷途的，并提出一种主张，如果不是一种对未来乐观主义的看法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对未来明智的、更加和谐的看法。
E.H.卡尔
来自卡尔的档案：《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
R.W.戴维斯 [1]
在卡尔于1982年11月去世之前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在为新版《历史是什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勇敢地面对人类进步所遭受的挫折，这是该书于1961年出版第一版以来二十年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卡尔在序言中宣布，新工作的意图是“提出一种主张，如果不是一种对未来乐观主义的看法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对未来明智的、更加和谐的看法”。
但卡尔仅仅写完了这篇序言。不过，在他的文献中，有一个大盒子，里面塞满着与1961年版本有关的评论和通信，还包括半打褐色的大页书写纸的文件夹，上面写有这些标题：“历史——概括；因果关系——决定论——进步；文学与艺术；革命理论与暴力；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显然，他打算在完成第二版之前要做更多的工作。文件夹中包括许多著作与文章的题目，他还没有来得及在上面做笔记。但是，它们也包含已经部分地仔细研究过的材料：在杂志抽印本和杂志上撕下来的文章上做标志，在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碎片纸屑上有众多手写的简略笔记。与艾萨克·多伊彻、以赛亚·伯林、昆廷·斯金纳 [2] 以及其他人交往关于历史哲学和历史方法论的信件也包含在这些文件夹里，显然有为新版本利用这些材料的意图。那些不时出现的打印笔记和手写笔记显然是各种话语或段落的第一份手稿。我们不能得到卡尔打算出新版本的计划，但卡尔在一个简短笔记上写道：
历史的混乱
统计学的威胁
心理学
结构主义
文学的混乱
语言学
乌托邦等
[另一张纸片上写道：
“最后一章
乌托邦
历史的意义”]
显然卡尔打算撰写新的部分或章节来处理那些在第一版中被忽略的话题或没有充分展开的话题，也打算扩展《历史是什么？》中已有的章节来回应批评者，以补充材料来说明他有时也修正他的观点。有时候，一部完全崭新的、关于我们当前不满的、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奋斗的书似乎正挣扎着从卡尔涉猎广泛的笔记和注释中涌现出来。确定无疑的是，他打算提供最后一章或几章，或许第六讲“扩展中的视野”之完全重写的版本，这讲里表达的是卡尔本人关于历史意义的看法，关于未来的看法，与当前的政治关注更加密切，而不是与卡尔先前任何著作更加密切。
显然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让卡尔修改他第一讲、第二讲中的观点，即关于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历史学家与社会 [3] 的观点。正如经验主义者研究历史方法的错误主张这个事例一样，卡尔引用了已故杰出海军史家罗斯基尔 [4] 的话，罗斯基尔赞扬“现代历史家学派”，他们“把自己的作用认为仅仅是小心翼翼精确地与公正地聚集和整理他们所研究历史时期的事实”。在卡尔看来，假如这类历史学家的行为真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将类似于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Borges，翻译为《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短篇小说中的英雄，富内斯从不会忘记他所看见的、听到的或经历的任何事情，但是也承认所带来的结果是“我的记忆是一个垃圾堆”。富内斯“非常不善于思考”，因为“思考就是要忽略差异、要概括、要抽象”。1卡尔详细说明并摈弃了这种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即“相信所有的问题能够运用某些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方法来解决，即有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方法和达到这一问题的方式——科学之假设的观念可以转移到社会科学中”。卡尔指出，兰克是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的护身符，卢卡奇 [5] 认为兰克在这种意义上是反历史的：他呈现的是事件、社会和制度的收集品，而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前进过程；卢卡奇写道，“历史成为异国情调轶事的收集品”。2
卡尔的笔记为猛烈抨击这类经验主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吉本（Gibbon）相信最好的历史只能由能够从一系列相互关系中辨别出支配这些关系的事实的“历史家哲学家”撰写：3他宣称自己从塔西佗那里受益匪浅，把塔西佗当作是“第一位把科学哲学应用到事实研究中的历史学家”。4维柯把il certo（实际上是正确的东西）与il vero（事实）作了区分；il certo是意识（coscienza）的可能目的，特别是关于个人的；il vero则是科学（scienza）的目的，是有关普通的或一般的。5卡尔把“近来英国政治、历史著作如此轻薄、如此缺乏深度”归结于历史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其不幸地把马克思与英语世界的思想家区分开来”：
英语世界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事实自身会说话。一个特别的问题要“依据自身的价值”进行争辩。根据一些没有明确宣布的、或许是无意识的意义标准，主题、情节、时期是孤立于历史研究的……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来说似乎是令他厌恶的事。马克思绝不是一位经验主义者。研究部分而没有考虑到全局，研究事实而没有考虑到事实的意义，研究事件而没有考虑到原因或结果，研究特别的危机而没有考虑到一般的情况，这对于马克思来说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研究。
差异自有其历史根源。英语世界仍旧保持这样顽固不化的经验主义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一个根基非常稳定的社会秩序里，没有谁希望怀疑社会秩序的信用度，经验主义非常有效地履行着修补的任务……19世纪的英国就为这样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范本。但是，一旦每一个根基都遭到挑战时——在没有任何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我们从一个危机挣扎到另一个危机——经验主义还是不够的。6
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经验主义的面纱都适合于隐蔽无意识的筛选原则（Principles of Selection）。卡尔写道，“历史是一种特别的概念，它构成了人类理性：每一位历史学家，不管他是否知道这点，都应该拥有这样一种概念”。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特别关注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历史学家选择事实和解释事实所带来的影响，自学生时代以来，人类环境这个问题就一直使卡尔着迷。卡尔为新版准备的笔记则进一步以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为例说明问题。希罗多德发现了雅典在波斯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道德理由；这场战争一方面说明了爱思考的希腊人必定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促使希罗多德把他的探询范围扩展到其他民族和地区。7阿拉伯人的历史观就深受同情游牧生活方式这种态度的影响。他们把历史看作是连续或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住在城镇和绿洲的人被来自沙漠的游牧民族击垮抢夺，抢夺者定居下来，然后反过来又被来自沙漠的另一波更新的游牧民族打垮抢夺；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看来，定居生活滋长了奢靡，削弱了与野蛮民族关系密切的文明民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世纪英格兰的吉本，他并不把历史视为循环的过程，而是当作一个胜利的前进过程：以他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每个时代一直在增加着的，并且仍旧在增加着的是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或许还有人类的美德”。吉本是从生活在长久建立的、稳定的文明中自信的统治阶级优势角度来看待历史的。他坚信欧洲能免受蛮族侵袭，因为“在蛮族能够征服欧洲之前，他们必定已经不是蛮族了”。卡尔评论说，革命的各个时代会把革命的影响施加到历史研究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革命一样可以在历史中引起这样的兴趣”。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这样的胜利背景下出现的。法国革命破坏了那种“启蒙时代的非历史观，这一观点建立在人性不变这一概念基础之上”。在变化如此快速的时代，历史知识的相对性被广泛接受。当麦考莱（Macaulay）宣称“对1789年革命、1794年革命、1804年革命、1814年革命和1834年革命持有极其相同观点的人，他不是一位受神灵启示的预言家，就是一个固执的傻瓜”时，8他仅仅对他的同辈陈述显而易见的道理。
假定历史知识的相对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客观的历史是存在的呢？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辩论道，虽然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声称自己的价值具备超越历史的客观性，“客观的”历史学家可以说是“有能力超越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他视野带来的局限”，“有能力把他的视野投入到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具有一种更深入、更持久地洞察过去的能力”。一些《历史是什么？》的批评者强烈反对这样看待“客观性”，他们捍卫传统的观点，认为客观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证据的基础上形成判断，而不管历史学家自己的预见。卡尔并没有把这当作是严肃批评。他的《苏俄史》所表现的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经常是非常强烈的，这为其他历史学家经常支持与卡尔相左的解释提供了证据。但是，卡尔把这类意识当作是出色历史学家的必要职责，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研究证据的方法不受其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
然而，卡尔准备承认——有点小心谨慎地——进步既发生在历史研究中，也发生在社会发展中，历史知识的进步和不断增加的客观性有着联系。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承认过去两个世纪里历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称赞我们的视野由过去的精英历史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以一代代历史学家对俾斯麦成就的评价作为参考，卡尔辩解（或许承认）“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比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判断；今天的历史学家比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判断”。但是，卡尔接着又限定了历史学家客观性标准中对绝对因素的这种简单接受，坚持说，“历史中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经常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很显然，当卡尔完成《历史是什么？》之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仍一直在困扰着他。在笔记中，他虽然摈弃“绝对的、永恒的客观性”为“一种不真实的抽象”，但仍写道，“根据一些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客观性原则或客观性标准，历史要求对过去的事实进行选择和整理，这必定包括解释的因素。没有这种因素，过去会衰减为一堆大量的、孤立的、毫无意义的事件，历史也就根本无从写起”。
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接近历史客观性这个问题（尽管在上下文中没有使用“客观性”这个词）。他检查了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相似性证明要大于差异性。科学家也不再视自己为从观察的事实中归纳出普遍规律的人，而是通过假设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而从事发现的人。历史同自然科学一样，并不像有时有人设想的只关注独特的事件，而是关注独特与一般之间相互的作用。历史学家忠诚于概括，实际上“并不真正对独特性感兴趣，真正感兴趣的是独特性中一般性的东西”。
卡尔为该书新版本收集了大量有关科学方法论的笔记。他的思想倾向出现于他的简短笔记中，我有选择地再现这些思想，尽量不把自己的看法施加到卡尔还没有写就的观点上（我在每一个单独的简短笔记上各自标注了号码）：
1.科学真理的正式标准或逻辑标准；波普尔相信“真正的”科学是与永恒的理性原则相区别的……
库恩 [6] 排斥一种单一的科学方法，而赞成连续的、相对的方法……
从静态科学观到动态科学观的转变。从形式到功能（或目的）的转变。
相对论（非单一的“科学方法”）促使费耶阿本德 [7] 《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1975）对理性主义的彻底排斥。9
2.柏拉图在《美诺篇》（Meno）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可能把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当作探询的对象呢（Para 80d）。
“仅在吾人按‘潜藏吾人心中理念之暗示’，浪费无数时间，以杂乱情形收集材料之后，且实在吾人以技术的形态长期间集合材料之后，始使吾人能更明晰认知其理念，以建筑术的形态与理念相合规划一全体，此诚不幸之至”。 [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第835页
波普尔的论题是，假设如果是不可能测试的结论，这种假设就没有意义，也不能维持下去（自然选择）。
（参阅）M.Polanyi, Encounter, January 1972从此以下（也是）选自……
爱因斯坦在1925年向海森堡 [9] 评论说，“你能够观察一样事情，不管你是否依靠或不依靠你所使用的理论。正是理论决定着可以观察到什么”。
3.（卡尔在维斯科普夫 [10] 的一次演讲上所做的标记）
“我们可以全面理解由地壳的构造活动而引起的这类（山）脉的形成，lxiii但是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布朗峰（Mt.Blanc）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特殊形状，我们也无法预测在下一次火山爆发中，圣海伦斯火山（Mt.St.Helens）的哪一边会凹陷下去……”
“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自然规律遭到干扰”。
4.斯图伊克 [11] 的《数学简史》（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表明数学的社会根源牢不可破。
5.那种宇宙以某种随意的大爆炸方式开始的理论，也注定要融入黑洞的理论是这个时代文化悲观主义的反映。随意是一种对无知的崇拜。
6.只要你相信获得性特性是通过遗传得到的，对遗产占优势的重要性的信仰也是进步的。
当这种信仰被抛弃的时候，对遗传的信仰也就成为反动的了。
参阅罗森伯格 [12] 著作《没有其他神灵：论科学和美国社会思想》（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1976，特别是第10页）中的论点。
从这些简短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卡尔显然得出结论，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比他先前曾经表明的要大得多。时间和空间对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实践施加了很大影响。自然科学中的假设和具体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类似于历史中的概括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的科学假设不必拥有精确预言的能力，人们时常把这种能力归结到这种假设上；在一些自然科学中，科学的假设更类似于历史学家的概括。
在《历史是什么？》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一讲中，卡尔更加仔细地检查了历史概括的本质。历史学家面临着历史事件的大量因果关系，要寻求建立“某种顺序，确定这些原因在这种顺序中的彼此关系”。在为新版本准备的笔记中，卡尔引用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孟德斯鸠写道，因果“变得更少独断性，只要这些因果有着更加一般的效果。因此，我们懂得是什么赋予民族某种特性比懂得是什么赋予个人的特殊精神要多……我们懂得形成那种包含生活方式的社会精神的东西比懂得形成个人特性的东西要多”。10关于托克维尔的“古老的、一般的原因”和“特殊的、最近的原因”之间的区别，11卡尔评论道，“这是有判断力的；一般的等于是长期的；历史学家主要对长期的事情感兴趣”。
就实践中的历史学家而言，他试图根据长期的、一般的或有意义的原因解释历史事件，就立即会引起偶然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承认偶然事件能够改变历史进程，但是辩解说，这些偶然事件不应该进入历史学家的有意义原因的序列之中。列宁早亡这一偶然事件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史上起着作用，但并不是那种意义上所发生事情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意义上，原因便是合理的、有历史意义的解释，能够应用到其他历史情境之中。在《历史是什么？》发表之后，卡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在笔记中写道，“事实上，历史从属于十足的规律性，这使得它成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尽管这些规律时不时被一些外在的事件所干扰”。
偶然事件问题特别说明了在处理偶然事件的特殊情况、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卡尔不停地返回到这个主题上，这当然凸显了他本人对斯大林当政时代苏联发展的研究。卡尔的“历史中的个人”这一文档把这一问题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卡尔暗示对个人的崇拜是“一种精英原则”，因为“个人主义仅仅意味着把个人的动因放在客观的大众背景下”。对个体自由绝对权利的极端支持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观点最主要的英国支持者是奥尔德斯·赫胥黎， [13] 他在其题目诱人的《如你所愿》（Do As You Will）中宣称“生活的目的……是我们赋予生活目的。生活的意义，不管你喜欢把它的意义称为什么，……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是生活哲学的主要前提”。12在20世纪30年代，萨特影响巨大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区别了“自为的”存在（the being ‘for-itself’）——个人的纯粹意识、绝对的自由和责任和“自在的”存在（the being ‘in-itself’），——物质的、客观的、无意识的世界。在这个阶段，萨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萨特思想中从不缺乏这种东西）”。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声称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终极哲学”，但事实上，根据卡尔的看法，“萨特的存在主义、彻底自由、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标签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同样，阿德诺（T.Adorno）虽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想把个人从对技术统治论、官僚机构这样世界的彻底服从中拯救出来，从对封闭的哲学体系彻底服从这样的世界中拯救出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人自由并不是文明的产物；恰恰相反，文明的作用是要限制个人。13
受到社会约束的个人应该从这些约束中解脱，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与下列这种说法同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冲突，同样这一看法也是经历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即个人实际上可以不受社会约束而活动，这一看法后来经常以坚持说历史上的伟人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一形式出现。安德鲁·马维尔 [14] 非常卖力地称克伦威尔所起的这样的作用：
他是打破时间契约的力量
并且很快时代的事务又运转了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塞缪尔·约翰逊 [15] 宣称：
世人所求非常简单
但却操控在法律或帝王手里
但是，约翰逊仅仅是一种“后卫行为”，卡尔写道，“反对那种认为帝王和法律可以引起因果或消除邪恶的信仰”。
那些声称个人意志有决定作用的人，认为意志独立于社会或不受社会干扰的，马克思对此加以反对并辩论说，这种“把孤立的人当作是其出发点的”观点是“荒唐的”（abgeschmackt）。人“首先以种属的人、群居动物出现”，“通过历史的过程使自己个体化”，“自身交换是这种个体化的主要因素”。14麦考莱在论述米尔顿（J.Milton）时说，“依照比例而看，当人们知道得越多，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他们就越少看重个人，越发看重群体”。15并且，托克维尔在1852年对这种概念进行了经典的描述——个体政治家的行为由外在于政治家的力量决定：
在所有开化民族中间，政治科学所创造的，或者至少说所形成的一般概念；从这些一般概念形成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政治家必须尽责对付的问题，他们也同样创造他们想象的法律。政治科学形成一种知识气氛，这种气氛不仅为社会上的统治阶级所呼吸，也为被统治阶级所呼吸，两者在无意之间都从中汲取他们行动的原则。
托尔斯泰（L.Tolstoy）对个人在历史上扮演重要作用的观点始终如一地持有这种极端的表达。他在《战争与和平》结尾部分的草稿中，强硬地陈述“历史上的要人是他们时代的产物，出现于当代事件与先前事件之间的连接上”。16他的这种观点到1867年已充分形成：
郡县议会（zemstvo，俄罗斯地方政府）、法庭、战争或没有战争等等，全都是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那种群体的组织（就像蜜蜂一样）：任何人都能够表现它，事实上，最好的表现形式是那些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人——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果总是一种统一的活动，这种情况最符合于动物规律。士兵的、皇帝的、出身名门的元帅或农夫的动物性活动是这类活动中的最低级形式，在这种活动中——唯物主义者是正确的——没有独断专行。17
三十年以后，在布尔战争（The Boer War）爆发时，托尔斯泰写道，和“张伯伦们、威廉们”生气是毫无好处的；“所有历史仅仅是全部这些政治家的一系列这类行动”——源于极力获得新市场来增加少数人巨大的财富——“同时，大量民众则被艰辛的劳作消耗殆尽”。18
卡尔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马克思、托克维尔的方法。他指出，“个人在历史上是有‘作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作用比个人更加重要”。卡尔评论拉姆齐·麦克唐纳 [16] 说，他的“摇摆不定的政策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之结果（就此而言，性格的重要性对他来说是适合领导角色），不如说是工党代表的所有群体基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卡尔主张与其关注评估个体政治家，不如“分析那些铸造人们思想的群体利益和态度”。卡尔写道，个人思想思考的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是“较少依据有意识的个人行为来看待历史，而是更多依据下意识的群体环境和态度来看待历史”。卡尔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挖苦评论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以把一切事情都归结到希特勒个性为开始，以谈论魏玛政权的不稳定和无能为结束”。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