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罗马化地区
公元前58年，一个日耳曼人在高卢奉命向一个叛乱集团提供雇佣服务，他便是苏埃维亚王阿里奥维斯特；他的队伍日益壮大，他的影响与日俱增。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首领，蛮族纷纷前来分享他的运气。于是，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绪由近而远地在所有寻找福地的人中间渐渐扩散开来。在莱茵河与马斯河或是那条“小马斯河”即摩泽尔河的交汇处，乌希佩特人和登克德里人打算渡河。苏埃维亚人则在上游的锡格河和美因河之间集结。在上游的瑞士平原上，结束被迫迁徙后刚刚得到休养生息的赫尔维特人，焚毁了新近建造的房舍，将老弱妇孺装上车子，经由高卢径直向桑通纳人的居留地走去。大规模的迁徙、大规模的入侵开始了……
恺撒在数月之中就消除了威胁。赫尔维特人残部心情愉快地回到原来住地。阿里奥维斯特垂头丧气地重渡莱茵河。罗马人却不走了，因为，他们拯救了高卢，却并非为了高卢人。七年之中打了六仗，战争以其狂暴的火焰殃及高卢全境，从威尼托人的大洋到奈尔维人的桑布尔河，从阿基坦各部族的比利牛斯山到梅纳皮人的北海。公元前55年，大批罗马军团从一座用10天时间架起来的木桥上跨过莱茵河，小心翼翼地向右岸挺进。与此同时，两个罗马军团渡过加来海峡，进驻多佛尔。就在此时，2/3高卢人在维金格特里克斯 [1] 的鼓动下揭竿而起，恺撒一度濒临溃败，但终于取得胜利；随后，他便毫不留情地把高卢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经过了多少世纪？这并非问题所在；重要的是一种文明从此长久地被移植到莱茵河了，那便是罗马文明。
利特雷 [2] 说，文明就是使之开化。就此而言，罗马丝毫不曾使高卢开化。有人说得对，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高卢土地上已经有了大路，边界上已经有了界碑和圣地，高山上和泉水旁已经有了男女神祇，到处都有耕地和畜群，人民勤劳，精神开放。有人一一列出了高卢对罗马人和罗马帝国的贡献，他们做得对；《高卢对罗马人和罗马帝国的贡献》是卡尔科比诺 [3] 撰写的一部给人以许多启示的著作。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罗马人除了征服之外，没有给高卢人带来任何东西；恺撒征服高卢一百年之后，罗马皇帝克劳狄 [4] 曾向高卢人表示祝贺，历史至今没有否定他的祝贺。在莱茵河土地上，罗马人的废墟向我们大声讲述着。
莱茵河有很多功能，罗马开发了其中的哪些功能呢？莱茵河有许多文章可做，罗马做了哪几篇呢？莱茵河是一条通道，首先是一条通道。当恺撒来到高卢寻找帝国时，希腊、意大利和北方的商人早就知道那条“流着的水”即里诺斯河（今莱茵河。——译者），并加以利用。运送琥珀和青铜的脚夫与运送诺尔地区首批铁制武器的脚夫都知道，在伦巴第平原和北海之间的这条大河是一个路标，是指引正确道路的最佳路标。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去发现什么。
因此，无须作任何夸大……罗马在这里与在别处一样，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组织并理顺了人与物的关系。它维护了莱茵河两岸的和平，在莱茵河上建立了船队，并为之配备了港口、检查部门和时刻保持警觉的巡逻队；它疏浚了莱茵河的入海口和弗莱沃湖的入海口，即今日的须德海；它挖掘了运河，筑起了大坝，使航道得以向上游延伸。在罗马时代，在难以顺流而下更难以逆流而上的水道上，在蜿蜒曲折、到处是岔道和浮岛的航路上，此时响起了船夫们节奏整齐的号子声，交通运输活动已经相当频繁。莱茵河沿岸各个博物馆中丰富的藏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图景。那些勇闯大海的船东们在他们的还愿画上，把莱茵河与可怕的大海连接起来；他们往来于罗马化的大不列颠和巴达维亚之间，从乌特勒支附近的维赫滕出发，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当他们的努力得到成功的回报时，就向女神尼哈莱尼亚还愿……莱茵河、马斯河和摩泽尔河等内河上的船夫们也非常活跃，他们驾着有桨又有帆的小船，为一个个兵营和一个个城市运送各种各样的货物，其中包括沉重的红釉陶器和铁锅；阿雷佐的托斯卡纳窑场出产的红釉陶器，在高卢和莱茵河地区的同类窑场参与竞争之前曾遍布罗马帝国；产于意大利坎帕尼亚的铁锅叮当作响，既有平底锅，也有油炸锅，锅上铸有当时非常有名的工匠的名字，犹如今日的“格拉蒂欧”或不久前的“嘉比”一样；货物被运送到很远的地方，直到英格兰、日德兰或波美拉尼亚……
运送葡萄酒的摩泽尔商人
大范围的长途贩运经常出现货物断档；从一种经济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大笔本钱应该获得赢利……于是出现了大批从事货币供应和交换的人，他们的摊子或“铺子”开在美因茨、波恩、科隆、特里尔等大地方的集市上。如今还可以在浮雕上和博物馆的玻璃窗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腹便便的美食家、装满意大利或西班牙葡萄酒的酒罐、雕刻精致的调料瓶和瓶里的意大利鱼露；还可以看到高卢匠人制作的酒桶，这些酒桶被送到一个个军营，摩泽尔的葡萄园于是渐渐有了名气；此外还有重量较大的货物，诸如马尔萨勒的小麦和盐，对于泥泞的三角洲来说十分珍贵的洛林石材，科布伦茨附近的尼德尔门迪希出产的用玄武岩打制的石磨等等。1910年从泥沙中发掘出一条公元275年沉没在旺兹诺的船，船上装载着运送给斯特拉斯堡的面包师傅和磨工的小麦，佛雷尔的调查表明，在上蒙泰、红房子近旁、圣皮埃尔勒冉纳附近以及格朗侣大路沿线，当时有很多面包师傅和磨工。
这幅生机勃勃、赏心悦目的图景，为追溯罗马时代的莱茵河航运史提供了材料；那时候，来自各地的船只在莱茵河上川流不息。这幅图景还告诉我们，不应抹杀以四海一家为宗旨的那个文明的功劳，正是在那个文明的作用下，出现了许多面向世界各地的大商铺，而这些商铺则使得一些工匠的产品，诸如佛尔梯的陶制油灯、弗隆丁的玻璃器皿、波里布斯的铁锅、置有下列工匠名字的餐具：阿雷佐的阿特尤斯，格罗菲桑克的默默，切里亚斯、莱茵扎本的克布内图斯，得以不借助战争而声名远扬，乃至越出了欧洲，他们的名气丝毫不亚于今日经营得最好的公司。可是，难道就这些吗？当我们说到罗马时代的莱茵河地区生活时，仅仅局限于河运是否真的就算看法正确了呢？
从军营到军营，从城市到城市。可是，莱茵河沿岸的城市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如果说不是罗马人建立了这些城市，那又是谁呢？
这些莱茵河城市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上，犹如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酵母；它们是一些地区的实力之所在，这些地区在数百年中借助强大的城市组织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而这些城市组织则以其光彩、富有和生气令外来者赞叹不已；能剥夺这些城市名副其实的建立者的功劳吗？他们是罗马莱茵河部队的将领和士兵，这支殖民军当年就拥有他们自己的加利埃尼 [5] ；谈到这支殖民军时，里奥泰 [6] 曾说，这是取之不竭的“储存库，里面存有各类师傅、工匠领班、教师、花匠和农夫，这些人都是开发殖民地的首批干部，却不需要宗主国支付任何新的费用”。
莱茵河部队，即罗马殖民军，是一所为罗马帝国培养将领和建设者的学校。在共和国传给皇帝们的巨大机器上留下了印记的人，诸如提比略 [7] 、图拉真 [8] 、马可—奥留勒 [9] 和朱利安，都曾是军人。这所学校还培养了学者和能以深邃的目光注视人与事的观察家，我们不妨想一想大普林尼 [10] ，这位驻扎在克桑滕的军官，用他惊异却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光，注视着半蛮荒半罗马的莱茵河三角洲；再想一想撰写了日耳曼人社会学概略的塔西佗，他那些新颖和闪烁着智慧的笔记，若说不是借助军官和行政官员提供的日耳曼资料，还能来自何方？而这些日耳曼资料却是经过莱茵河驻军的“阿拉伯人管理局”精心爬梳的。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军人不再天天操练的一段时间里，罗马军团的官兵们放下投枪，拿起铁镐和瓦刀，为军官们建造住房，为栖身在军营旮旯里未被撵走的妻子和在棚户区里来回踱步的“军团夫人”搭建小木棚；围着她们的是一群军营里的孩子，他们是未来的随军商人、不要命的冒险家和排队等候退役的百人队长；这些孩子在随军学校里学拉丁文，还在外面玩耍时学几句高卢语、布列塔尼语、日耳曼语……十多种语言杂乱地混在一起，成了一种奇异的莱茵混合语。各种各样的人从早到晚挤在脏乱不堪的商店、小铺子和小酒店里，其中有皇帝的兄弟或侄甥、未来的皇帝本人等大贵族、到“这里”来谋求升迁的军官、整天训斥奴隶的军官太太、军团里炫耀自己出身的意大利人、勉强算是来自莱茵河地区以外的高卢商人、对颁发给再度服役者的“罗马城”勋章垂涎欲滴的辅助部队士兵、叫卖叙利亚地毯的小贩、来自埃及的神甫、讨人喜欢的女孩、随处可见的修女等等，女人们向军人的酒杯里倒上大麦酒或用特里尔新近种植的葡萄酿造的酸酒；经常光顾酒店的“文明人”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些话：“漂亮的军人，为你的健康，祝你长寿，干杯！”人们一边喝酒吞牡蛎，一边望着河上气喘吁吁地划桨的船夫……
不错，荷兰、莱茵河地区，这些古老的地方有条不紊地过着日子；奈梅根小巧玲珑的房舍非常干净，十分漂亮，令脚蹬粗笨大鞋的人不好意思踏进去；科隆两座钟楼的尖顶映照在水面上，一座铁桥无声地卧在河上，其牢固程度令任何担心都显得多余；丰美的阿尔萨斯舒坦地浸润在文化、工业和贸易三重繁荣之中；在我们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宝中之宝，都是古老西欧的基石，这块基石虽然曾被砸碎。然而，无论在经受困苦还是享有繁荣的时候，它总是把整个西欧连成一片。在不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恺撒、奥古斯都和早期罗马帝国来说，西欧曾是一块有东西可抢、有人可剥削（也可同化）的殖民地，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寻常的职业可供选择，还有大量不成功就完蛋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都已成为再普通不过的职业和方式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在这个被叫做“北方摩洛哥”的地方，曾有人倡导一手持剑、一手扶犁；而一个名叫比若 [11] 的人，时隔两千年后才艰难地再度想出这个主意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正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16章里所说：“没有任何一个日耳曼人居住的城市为我们所知。”在这条神奇的布满古老城邦的街道上，莱茵河河边没有城市。
舒马赫在他那部名著的第2卷中罗列了一些莱茵地区堡垒的名字，参照出土的文物、碑铭和钱币便可知道，这些堡垒肯定是德鲁苏时代的遗迹，即公元前最后20年的遗存，其中有奈梅根、佑护着克勒弗要塞的林登，护卫着加尔卡要塞的蒙特贝格、克桑滕、诺伊斯、科隆、波恩、雷马根、安德纳赫、科布伦茨、博帕德、宾根、美因茨、沃尔姆斯、施佩耶尔，也许还有塞尔茨、斯特拉斯堡……就此打住吧。当罗马，也就是罗马的莱茵河驻军点名时，左岸的城市没有一个不回答“到”！
当然，宏伟的事业进展神速：公元前46年，恺撒大获全胜，维金格特里克斯人头落地；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公元前43年，依据元老院的命令，两个城市拔地而起。这边，数百罗马公民在一次骚乱中被赶出维埃纳，普朗库斯 [12] 将他们集中起来安顿在福尔维耶尔山上，由此形成了里昂城，从公元前19年开始成为交通要地，并从公元前12年起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卢首府。那边则是终点：皇帝命名的罗腊西人移民区，公元3世纪在由此向西大约10公里处建成的城市便是巴塞尔。在里昂与奥格斯特之间有一条大路，在斯柳伊斯城脚下沿着莱芒湖北岸向远方伸延；途中有一个在恺撒亲自主持下建成的驿站，这便是汝拉山口和马尔谢吕山口外侧的尼翁，而在圣塞尔格山口和福西耶山口被利用之前，马尔谢吕山口大概曾用作翻越高山的通道。
恺撒在他建设帝国的决策中有了第一个主意。罗马帝国一下子就落脚在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莱茵河在这里不再向西延伸，它坚定不移地面向北方，进入阿尔萨斯平原，而且久久地在这里停留。另外两条来自东边的水路连同另一条水路，一起在巴塞尔地区汇合；其中一条源自里昂，急转弯绕过沙隆和贝桑松之后，在阿尔萨斯的康斯与莱茵河汇合；另一条源自米兰平原，在奥格斯特的卡斯特隆与莱茵河相遇。从科霍特的奥古斯塔也就是欧斯特，到罗腊西人的奥古斯塔，经过清除了盗匪和小国君主的阿尔卑斯山，一条由许多城镇组成的链子不断向前延伸；它通过凄凉的圣贝尔纳山口（这里的人们崇敬阿尔卑斯山的丘比特），先后经由马蒂尼、韦维、穆东、阿旺什和索勒尔，把士兵、将领、军需品和夹杂着随军商人的人群，一步一步引向莱茵河。
建在莱茵河畔的第一批军营是哪些呢？这是应由学者们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研究大路，只研究阿格里帕 [13] 奉奥古斯都 [14] 之命勾勒了主干道的那个道路网。从里昂出发经由沙隆、朗格尔、图勒和梅斯，一条上行的主干道直通北方，去往特里尔和摩泽尔河，那里是个岔路口。一条支路去往东北方向，终点是莱茵河边上的肯特里希台地。公元前16年，德鲁苏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可以驻扎两个军团的军营，用来监视这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美丽平原，在这里汇合的有尼达河、金齐格河和美因河；罗马军队前哨的建立使美因茨有了金光灿烂的前程。另一条支路也以莱茵河为终点。在七峰山的俯视下，莱茵河张开臂膀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接纳了锡格河；这里是波恩，德鲁苏时代建立的一个堡垒；后来在公元前40年，这里是军团的驻地，一个个小木棚里挤满了女人和小孩、奴隶和随军商人；数百年之后，这里终于变成了城市。在下游一块荒芜的土地（这块土地是阿格里帕让给温顺的日耳曼人的，后者受到了苏埃维亚人的骚扰）中央，可容纳两个军团的一个方形军营建在河边的高地上。公元37年出发时是两个军团，后来却只剩下日耳曼人和乌比人，由于流民的加入，队伍才得以扩大。他们集合在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周围，这表明梦想已经迅速破灭。出生在军营的格尔马尼库斯 [15] 的女儿，也就是克劳狄的妻子，在这里创建了“克劳狄—阿格里皮娜退役军人移民点”。这是莱茵地区的第二个此类移民点，我们一直把它叫做科隆。在朗格尔从第一条干道分出来的另一条支路，经由沙隆和兰斯，抵达巴韦，在这里分为两支，一支经康布雷去往布列塔尼对面的加来海峡，另一支经由通格尔去往利珀河的汇流处。菲尔斯滕贝格山从50米高处俯视着莱茵河，就在这里，就在克桑滕附近一个名叫维特拉的地方，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就建起了军团军营的木棚。图拉真在把一个巴达维人的旧城堡改造为罗马人的新市场时，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移民点。
攻击蛮族的罗马士兵
奈梅根和克桑滕、科隆和波恩，美因茨，还有斯特拉斯堡，罗马人看得又快又准。罗马人留下了标记的那些地方和他们创建的那些城市，没有一个消失，只有两三个挪动了几公里。最大的那几座城市自豪地向人们显示镌刻在罗马琢石上的各种场景，诸如纪念性建筑物和雕像、碑刻和货币以及古老街道和传统的民居，这些场景远比画在羊皮纸上更壮观、更说明问题。科隆的一个小丘经发掘表明，这个小丘是用积存的废墟残渣人工堆积而成的，在这个小丘上，大教堂高高耸立在罗马城墙的东北角。这个巨大的基督教神殿与另外20个神殿一起，拥挤在一个神圣的围墙里面；这些神殿属于罗马天主教吗？神殿中供奉的大多是当地的神祇，尤其那些圣母都是高卢人普遍信仰的圣母；每逢圣母节，高卢人就以守夜进行庆祝，届时“土地和亡人”广场上空无一人。圣母节是哪一天？从12月24日夜间到25日，也就是基督教徒们庆祝基督生日那一夜，是基督战胜了异教徒们的神祇……
长达千余公里的战略通道犹如一条长线，把这些日益繁荣的城市连接起来，这条线有时是单向大路，但基本上是双向大路，比如从莱顿到奈梅根，从美因茨到巴塞尔；就这样，经由这些新生活日益焕发的城市，一种文明向罗马地区扩散。我们虽不博学，却也对这种文明有详细的了解。只需参观一次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甚至只需参观一次斯特拉斯堡的罗兰宫，就可以对这种文明有相当的了解。我们的传统精神讲究精确，主张一切最终都应该有个名字；那么，应该怎样为这个文明命名呢？
17世纪中叶的特里尔
高卢—罗马文明？前面已经说过，没有比这样称呼更加顺理成章了。我们从特里尔车站往下走，来到坐落在鲜花盛开的绿地当中的圣西门教堂，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一扇黑色大门突兀地显露在陈旧的砖砌围墙当中；我们接着来到公共浴池、大教堂、露天剧场和与大教堂连成一体的皇宫中的御座厅；然后又来到漂亮的君士坦丁桥，由于桥拱十分结实，这座桥至今依然可以通行。在这个行程中，我们不禁想起了纳尔榜奈斯，这全然不错。可是，这难道就是被河流咔嚓一刀切下来的一小块罗马—高卢文明吗？罗马—高卢文明在各地都同样稠密，连成一片地集聚在莱茵河畔。
河的西南或西面10公里左右处，美丽的罗马油漆剥落了，显露出来的只是或几乎只是古老的底色。古斯塔夫·布洛克 [16] 说：弗兰德尔地区、布拉邦特和肯彭“这三个地方不算数”。亨利·皮莱讷说：图尔奈、康布雷和阿拉斯“这是三个外省小城市”。周围的农耕地区和居民区为数甚少，重要性不大。稍微远些的阿登高原呢？依然处在森林的古老蛮性之下。
马斯河谷没有大城市，凡尔登是梅迪奥马特里克人的一个可怜的小镇；那边是未遭破坏的孚日山脉和它古老的野生动物群。只有到了通格尔地区才能重新看到人的活动和生气，那儿比人们过去想象的更加生机勃勃。鲁索 [17] 的研究不久前表明了这一点。在大河的水面上，或是在由科隆通向巴韦的大道上，运送着孔德罗兹高原和昂特尔桑布尔默兹铁匠铺用比尔及的铁打制的兵器等产品，下莱茵河军团前去保卫比尔及时使用的就是这些兵器。不过，这里已是军事地区了。同样，沿着摩泽尔河与杜河这两条从里昂通往莱茵河的军事通道，也会看到军队和它们在大路两侧繁忙的活动、它们驻扎的城市和马戏团、剧场，以及讲究排场的行政官、指挥部和罗马贵夫人；到处都是欢娱和节日，达官贵人乃至皇帝本人常常前来参与，每当这时总会掀起新的狂热。后面我们还将多次谈及莱茵军团。面对着莱茵河地区在长达数百年的罗马帝国时期中的总体面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便是罗马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便是高卢人罗马军队的文明。”
环境十分杂乱。来自各地的人在一统帝国的名义下拥挤在这里。有许多意大利人，他们既在指挥部里，也在军队和罗马军团里，尤其在最初一百年的初期。有高卢人，他们来自高卢各地，麇集在辅助部门里；不过，罗马军团里也有高卢人，例如第五云雀军团，这是公元前51年恺撒用外阿尔卑斯人组成的部队，还有同样驻扎在维莱拉、可与鹫媲美的第二十一鸷鸟军团或第二、第十三联合军团，即斯特拉斯堡和温迪施军团。碑刻铭文向我们表明，他们大多来自凯尔特人的土地。还有被征服的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人、西班牙人、拉雷蒂人和诺里库姆人；还有非洲人或者说是东方人。是巴别塔 [18] 吗？不是，他们彼此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使用通俗拉丁语，而我们的各种语言全都来自通俗拉丁语。罗马人说罗马是他们的祖国，罗马的伟大是他们特有的财富，雄鹰是他们最初的神祇，是这个世界上守护他们最精心的神祇。事实上，罗马人有时是奇异的罗马人。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神祇，这是认识人的一种好办法。我们的博物馆里和钱币上面有许多神的浮雕与雕像，还有信徒们挂在庙宇、教堂的墙上的还愿物。我们看得很清楚，罗马诸神继罗马军团之后占据了整个莱茵河。这里是猎熊者希望得到其佑护的狄安娜，那里是海克力斯和他的狼牙棒以及狮子皮，他与他的同伴尤利西斯一起被人一直送到日耳曼尼亚。还有弥涅尔瓦、阿波罗、马尔斯、朱诺以及丘比特本人，这个丘比特就是在罗马各城邦的神庙中都享有官方信仰崇高地位的卡皮托利山上的那个丘比特。然而，在特里博克人、勒克人和梅迪奥马特里克人三个部族的边缘，多农山口凯尔特人的墨尔库里却将他们的敬意，献给比德多姆的阿维尔尼人的墨尔库里和哈利根贝格的桑布里人的墨尔库里……
只是，当我们注意到小神庙、乡间简陋的小教堂和居民家中的神龛时，似乎觉得当地一种十分古老的万神信仰从地下冒了出来；在高地上受人崇拜的勤劳和善良的艾苏斯，经常被人与他的妻子罗斯梅尔塔联在一起，他用一个阔边圆浅帽替换了他的高卢士兵外套，还把普拉克希泰尔 [19] 的雕像“幼年巴考斯”笨拙地放在自己粗壮的匠人胳膊上，然而这一切都是徒然，他依然是艾苏斯。与他一样，手持木槌的苏塞鲁斯和他同居一庙的南托斯维塔、头发和驴子的保护神埃波纳、温泉女神、把手里捧着一条龙的圣·乔治挤走的骑士安吉派德，以及一贯受到尊敬的三位并肩而坐的圣母，始终保持着他们的原来面貌和源远流长的信誉。罗马人将上述三位圣母变成了他们的生、死和命运之神；我们南部普罗旺斯的男人们则在对于三位玛丽亚的崇敬中，找到了古代对于这几位神祇的信奉，她们是养育我们的土地之神，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家庭都想将她们据为己有，于是就千方百计为她们取一个独特的名字。
这是一些残存的遗迹，是古老的印欧之根活生生的遗存。但是，崭新的东西就在这些遗存旁边，那就是枝叶茂繁的东方万神之花，她极富性感，令人想入非非，常常让人躁动不安。因为，在莱茵河地区随处都能遇到的，首先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神祇，四处游荡的神甫、来自小亚细亚的商人和男女奴隶所兜售的也正是这些神祇，其中有：科马基那的多里谢的丘比特（他在边境上的军营里和守备的城市里受到崇敬）、他的邻居叙利亚的赫利奥波利斯的丘比特、埃及的男女神祇、既是一个又不止一个的爱色斯、与她同居一庙的塞拉皮斯和安努比斯，尤其是伟大的母亲弗里几亚的库柏勒，库柏勒坐在她的狮子上，手持圣琴主持血洗礼：鲜红的热血从被切开的公牛脖子上飞溅出来，信徒则在一个盖有钻孔木板的沟里接受热气腾腾的热血。从牛脖子上飞溅出来的血令人恶心，让人讨厌，但却清除了污秽；随后进行的水洗礼则将血洗礼的痕迹清洗掉。洗礼进行时，疯狂地跳着舞的妇女、背着圣树的背树人行列、脸上涂脂抹粉的神甫队列，在人们面前鱼贯而过；这些去了势的神甫一边在自己肉身上画道道，一边将溅满血污的长发在他们的东方式长袍上乱晃；他们都是托钵僧，常常令人生疑，然而，他们懂得应该生活在平民中间，满足平民神秘的敬神要求、他们的炽热的渴望和拯救灵魂的愿望。对于不可战胜的弥斯拉（波斯太阳神）的信仰不那么模糊，这位神祇也将圣牛的脖子割断，为的是得到植物和牲畜的品种；弥斯拉信仰在二三世纪非常盛行，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可以与基督平起平坐。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莱茵地区，那里的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军营都供奉形似洞穴的弥斯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拯救灵魂的宗教，相互照亮，彼此接续，库柏勒的神庙旁边是不可战胜者的弥斯拉庙和科马基那的巴尔的军事庙宇……东部的兄弟情谊被置于突然被宗教之风穿透的西方之中，置于这个对于神秘者来说是珍贵的，而且已经为他们而燃烧的莱茵河谷里了。
三圣母
过去：对于水和森林古老的崇拜。如今：被重新命名的那些神祇的地方之根所激活的罗马人的宗教。将来：为一个明晰而人道的一神教的胜利而努力的东部宗教。一边是作为贫贱者、奴隶和被战胜者藏身处的基督教，一边是对皇帝——上帝的强制性信仰，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这边是一种民族性的人格化；那边是兄弟情谊的象征。在这片东北部的土地上，不同的感情与思想竟如此神奇地交汇融合！被黑森林所局限的视野竟拓宽了这许多！在冲突、迫害和自相矛盾的信仰改变中，罗马文明就这样乱哄哄地汲取了长时间中它所短缺的亲密和炽热的感情与梦想。一个美好的人类事业正在冷水沁骨的河边一天天实现。温暖的微风吹得人心变软。人们梦想着自己的生活，梦想着今天的生活和钥匙掌握在拯救灵魂之神手中的彼岸生活。
一个早晨，蛮族来了，他们击溃了驻军，冲破了罗马军团的前线阵地。于是，世界的面貌变了。如果我们企图忘掉这一切，那么有人会警告我们：莱茵河谷不只是一条通道，不只是一个可以用来集合军队、培育出许多繁荣的城市、组建和平而勤劳的移民点的河谷，它还是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
Ⅱ.蛮族
公元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分得一清二楚、政治上得到确认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两者即使算不得仇敌，至少也是对手。长达千年的争斗由此发端。这是写在火漆印封的羊皮纸上的一张出生证，它标志着西欧从此有了一个大问题。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某种必然会发生的事，引起纠纷、造成不安的名字和地点问题。
凡尔登，公元843年；凡尔登，公元1916年。布鲁塞尔的历史学家莱翁·勒克莱尔写道：“对于懂得区分经常和偶发的人来说，以久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凡尔登条约是引发凡尔登之战的最古老、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这似乎是传统的真理，永远不会受到挑战。可是，事情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在《一个历史神话是如何产生和被广泛接受的》这篇文章中，这个一变再变的神话始终追随着纷争不休的王朝之间、争夺遗产的兄弟之间的那次瓜分 [20] 所注定的命运；这份遗产分得不好，由略带喜剧性天真的若干9世纪商人起草的这份条约，突然被奉为神的意志的体现，影响欧洲历史达千年之久；因为，欧洲历史似乎从此被禁锢在臆想的两个敌对国家或“王族”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了。历史学家似乎具有强调偶然性的癖好，回顾当年，他们作为君主的助手，不仅在文书中竭力为君主辩护，必要时甚至不惜伪造文书。
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 [21] 身后留下的偏偏是三个儿子，而不是两个或四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经过一番激烈的解释之后，委托当时的一些“技术专家”，把父王的遗产均分为三份。这桩“公证人和土地丈量者的交易”的某些细节不乏动人之处（为了让路易 [22] 得到一些葡萄酒产区，特意将盛产葡萄酒的美因茨分给了他，于是形成了莱茵河的天然屏障）。老大获得的那份土地包括父王的两个首府，即亚琛和罗马，这样一来，父王的遗产只能分成三份纵向的长条，而不是横向的长条；人们难以相信的是这桩交易竟然影响了此后一千年，就连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塔尖也未能始终巍然耸立。这座教堂那时尚未建成，它怎么能巍然耸立呢？
我们应该写人和民族的历史，而不是“封臣”及其“封主”即大王小王的历史。即使敲响外交史上的所有大钟，奏响外交史上的所有管风琴，公元843年签订而于12年后即公元855年撕毁的凡尔登条约也罢，公元855年签订而于公元870年失效的那个条约也罢，公元870年签订而于公元880年取消的梅尔森条约也罢，同时代的其它同类文书也罢，这些文书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曾产生过“促使德意志和法兰西直接接触”的后果。梅尔森条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将一个包括63个行政区的地段一分为二”，而它提出的解决方法则是：“将29个完整的行政区和另外4个行政区的一半给予日耳曼人路易，将30个完整的行政区和另外4个行政区的一半给予秃头查理。”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让天平上的两个盘子处于平衡状态。太晚了，也可以说太早了。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事实，看看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两个词在9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罗马世界行将毁灭的悲惨时刻，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两个词的原形出现在拉丁文中；那时，莱茵河畔狂乱的移民们纷纷躲进城市和设防的兵营；由兵营演变而成的城市数量大减，退回到了初始状态；移民们把坍塌的神庙中的柱子和路边祖坟上的石块取来，胡乱地筑墙自卫。在右岸令人焦虑而又动荡不安的日耳曼部族中，人群迅速地聚集起来。“民族工场”炉火熊熊，接连不断地锻造出一些游移的部族和民族。原来生活在狭长海岸的萨克森人集聚在海边道路两侧，不久便沿路到达科唐坦半岛；另一些人很快分裂成两个人群，即萨里安人和里比埃尔人，他们与布鲁克特里人残部以及卡马维人、安希瓦里人一起组成为法兰克人各部落，落脚在帝国的贝蒂沃和托克桑德利亚，然后在稍稍往南的地方渡过莱茵河，对科隆、科布伦茨、美因茨、沃尔姆斯构成威胁，不久又威胁到特里尔。与此同时，在陶努斯山的另一侧，生活在易北河与奥德河之间的古代塞农人的后裔，与上美因河的一些小部落汇合，自称阿勒曼人。
法兰克人和阿勒曼人拖儿带女地四处游移，女人和孩子在男人的严酷管辖之下，如同一群在主人的淫威下毫无保障的牲畜；他们的名字随着他们游移的足迹四处传播。法兰西这个名字随着法兰克人来到南方；法兰西这个词指的是法兰克人生活和治理的地方，而在9世纪初，法兰西指的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加洛林王朝的那些省份；罗马帝国溃亡之后，法兰西指的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两个比较坚实的国家。在古代高卢的是秃头查理的“西法兰西”，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其中最法兰克化的地区即北法兰西继续保留着法兰克人的名字；大“西法兰西”当中的这个小法兰西不断缩小，最后仅指圣德尼北部一小块地方，也就是马莱伊、普瓦西、沙特奈昂法朗斯，那里的土质适宜于种植小麦，成为达马尔坦和戈内斯昂弗朗斯面包师的谷仓，这些面包师深受我们祖先的钟爱。与此同时，路易和他的“东法兰西”也在往昔的日耳曼尼亚落地生根，其中法兰克化最甚的美因河地区也称作法兰西，而且延续很久，我们则把这个名字一代一代传下去，管它叫法兰肯、法兰克尼亚。当东法兰西落入一个萨克森王朝手中时，这个最法兰克化的地区渐渐消失了……
起初叫做阿勒曼尼亚，接着变成阿勒曼涅，后来则变成阿勒马涅 [23] ，在很长时间中这个名字并未广泛地扩散。随着肆虐的水流和觅食的鸟群，这个名字渐渐传开，一直到达康斯坦茨湖畔。从4世纪到10世纪，它回荡在整个上莱茵河和上多瑙河地区。很久以后的一天，正是在这个地区，作为邻居的我们也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但不再用来指称那个窄小而特殊的阿勒曼尼亚，而是用来指称曾经被塔西佗称为日耳曼尼亚的那块广袤的土地。“阿勒芒人” [24] 自己并不以“阿勒马涅”称呼这块土地，如同埃米尔·戈迪埃 [25] 谈到的那些阿拉伯人一样，“阿勒芒人”关注的不是地区，而是部族，即他们的根，他们的族系；这些人群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增强了自己有别与他人的独特意识，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日耳曼民族的故土就在他们的鞋底上：
巴伐利亚人和苏瓦松人纷纷前去聚集，
还有普瓦图人、诺曼底人和法兰克人；
以及许多阿勒曼人和蒂埃人……
1646年的法兰克福
我们的《罗兰之歌》 [26] 零零星星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复杂的人群中的某些事件的片段。那时“阿勒芒人”的概括能力并不比《罗兰之歌》强多少。他们掰着指头算：这边是法兰克人和他们的法兰齐亚，那边稍远处是萨克森人和他们的萨苏瓦涅，此外还有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洛林人等等。由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所操的语言被说成是神明使用的语言，这块土地最终被命名为“德意志” [27] 。不过，每当需要为权贵们选出的国王命名时，人们并不依据某一个族系。君主被视为罗马人之王，而这些奇特的罗马人出于拉丁民族对往昔的追忆，以典雅的风格自称条顿人 [28] 。
说实话，无须过于认真。这些名字游移不定，而且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其实是弄错了年代的。无论是这些名字，无论是短暂的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的那些条约，都不值得历史学为之着迷。支配历史的绝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凡尔登、梅尔森，它们是原由、起因抑或开端？难道只要把一个空匣子的壁板放在土质不一的土地上，就足以创造出一个生活和活动中心吗？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彼此协调或相互斗争的力量，在外表可见的框架内部发生作用；此外还得有一些力量在外部发生作用。需要一些人在房子内部为自己进行整修，首先把尚未抹灰的墙壁支撑住，然后在室内从新砌筑，依据自己的意愿搭支架，加固，增高。在这里，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匣子。
戏剧并不是在路易们和罗泰尔们的宫殿中上演的。这是一出更波澜壮阔、更富有人性的戏剧，一出关于文明的戏剧，一种文明受到另一种文明的挤压，被一片一片地拆散，于是它只得蜷缩成一团，否则就难逃灭顶之灾。
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人控制着莱茵河。罗马文明延伸在从乌特勒支到库尔的广大地区和莱茵河两岸。因为，往前便是边境这个梦想幻灭的见证者；前面还有许多被帝国征服并程度不同地罗马化了的日耳曼部族；罗马的铸币带着恺撒的头像，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一直传到波罗的海。罗马帝国的和平存在于统一的帝国内部。分成行省的各地情况各不相同，却是同样的井然有序，同样的绝对安全。各地的工作机构采用同样的机制；目光所及，各地的公共建筑和私人房屋采用同样的式样，虽然各地气候不同，但房顶上的瓦却是成批生产的同一产品。礼服和制服式样相同，马戏团的节目从南到北都同样血腥残忍。最后，从里到外，作为一种处处都被接受的思想体系的载体，人人使用一种几乎到处通用的语言；各地的学校为相似的目标采用同样的教育制度；而同样的忠诚则为这一切提供了保证……面对这幅景象，人们不禁肃然起敬。人们不曾看见，罗马帝国本身也不曾看见，在完全一致的表象后面，沸腾的激流汹涌澎湃。
因为，莱茵河老爹对于我们来说如同传说中的查理曼，左边是听话的小学生，右边却是蓬头垢面的淘气鬼——蛮族。可是，恺撒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混淆了各个部落的区别，忽视了人与人的不同之处。罗马帝国把自己无能的子孙赶往左岸，让蛮族驻扎在右岸，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平衡手腕；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对于罗马帝国具有什么重要性吗？政治上太重要了，不能放任不管。于是，罗马帝国把他们拿起来，揉成一团。
是些什么呢？就在凯歌高奏的时刻，左岸出现了阿里奥维斯特 [29] 率领的人群，幸存的士兵、老人、妇女和儿童，一群丧魂落魄、不知所措的乌合之众……把他们收作奴隶吧？罗马帝国的奴隶已经太多了。把他们扔给莱茵河对岸的敌人？恺撒最终让他们种地和看门。他把特里博克人安置在下阿尔萨斯的布吕马特附近，把内梅特人安置在上阿尔萨斯的施佩耶尔附近；把汪琼内斯人的残部安置在沃尔姆斯地区。这仅仅是开端，接下来人群继续移动。不久之后，勤劳的乌比人在科隆盆地定居下来，他们抛弃了原有的名字，自豪地变成了阿格里皮纳人。早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下就落脚在左岸的库杰恩人，定居在克桑滕这一边；苏努克人则在迪伦扎根。库杰恩人和苏努克人以古老的西坎布尔人的名义让别人与他们一起渡河，后来人们把克洛维斯称作西坎布尔人，以此作为他头上的光环。灵巧的巴达维人能渡过莱茵河而使队伍保持不乱，然而，他们在河流的入海口却也尝到了罗马人的厉害。
拜占庭帝国时期莱茵河流域及其道路网
这样一来，日耳曼人就按照罗马的意愿，散布在从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拐弯处到北海的一个条形地段上，密度不大，常有间断。在“那边”地区上，日耳曼人总起来说赋予了土地以“这边”的面貌，也就是渡河的商人和冒险家十分熟悉的那种面貌，即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并肩而立，表面涂上了薄薄的一层白色罗马油彩。因为在右岸也一样，那里的人身披兽皮，肩上搭着用钩子缀成的袍子，望着塔西佗曾经提及的那些一丝不挂、满身污垢的孩子们在草棚周围四处乱跑；在这个地区生活着一些凯尔特人的部落，他们散布在整个美因河沿岸，在奥伯恩贝格的是皮都里日人，在米尔滕贝格四周的是图通人，在下游瓦尔迪恩周围的是桑通纳人。不过，在赫尔维特人大迁徙之后，许多来自高卢的流浪者，在现今的符滕堡耕种休闲地，重新展开与水和树木的斗争；在碑铭上不曾留下日耳曼人的名字，也许因为今天以名叫普里姆斯或希尔瓦努斯而深感自豪的人，很可能如同兄弟那样，与阿尔博加斯特有相似之处，此人过去的名字是加里蒙德。总之，如果说在符滕堡找不到日耳曼人的名字，那么，在恺撒安置了特里博克人、内梅特人和汪琼内斯人的左岸，同样也找不到凯尔特人的名字。这就再次表明，在人群混杂的莱茵河地区，被激流分开的不是种族。凯尔特人、日耳曼人，这些名字指的是有着奇特的混血关系的两个民族；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在明显的表象方面，文明的影响是否有效和持久？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罗马帝国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了大河彼岸，在头晕目眩的莱茵河右岸居民中取得了进步，罗马帝国声望很高，它尊重法律；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这些作了充分的赞扬；莱茵河右岸的居民身在右岸，心向左岸。可是，据《编年史》第4章所记，巴达维人希维里斯 [30] 为了共同反对罗马，不仅拉拢行省总督们认为已经罗马化的居住在右岸的弗里斯兰人、查特人、玛提雅克人、乌希佩特人和登克德里人，而且还拉拢居住在左岸的通格尔人、库吉恩人、苏努克人、汪琼内斯人和特里博克人，不久之后，乌比人被卷进大潮，后面的高卢、克拉希库斯和图托的特雷维尔人与萨比努斯的林贡人，也都先后被卷进反对罗马的大潮。后来人们称颂塔西佗有意不把这些部落称作高卢人或日耳曼人，而称作莱茵河右岸人和莱茵河左岸人。人们不会急匆匆地把安南士兵说成法国人，把印度士兵说成英国人，除非令人遗憾地混淆了人们对于军旗的忠诚和人种的改变。最后还得重申：当罗马帝国收缩到这条大河及其河谷地带时，“莱茵河是边界”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仅仅涉及拉丁语，那么，“莱茵河是语言的界线”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对“莱茵河是文明的界线”这个说法应该有所保留。然而，界线并非隔绝。至于文明，与其说是民族文明，毋宁说是移民文明。
我们终于说出了这个重要的字眼。莱茵河沿岸各国因土地、交往和居民而各不相同，罗马却在这些分割为小块的国家里建立了协调一致的体制。尽管大河沿岸的众多小国彼此差异甚大，罗马却把它们纳入了一个从北海到康斯坦茨湖的大框架之中，这个框架不仅巧妙地分成为一个个小间，而且牢固地矗立在地面上。这个框架的耐久力令人震惊，竟然在经过了19个世纪，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之后，才开始更新。罗马帝国还有另一个奇迹，那就是从乌特勒支到库尔创建了一种相同的文化；这真是伟大的业绩，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了这个伟大业绩呢？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感情吗？是罗马这个名字带来的自豪吗？可是，这种自豪并未摧毁蛮族对于自己日耳曼渊源的自豪。是军人的忠诚吗？是的。是军人的忠诚；拉维斯 [31] 说得很对，对于这些人来说，帝国不是敌人，而是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