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3世纪，裂缝突然出现，这便是发生在公元276年那场灾难。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脉，城市、乡村、豪宅和草棚全都大火熊熊。人们蓦地惊起，进行顽强的抵抗；在5世纪行将到来之时，人群蜂拥而来。旺达尔人、阿兰人、苏埃维亚人纷纷从美因茨、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和斯特拉斯堡等惨遭蹂躏的城市突破莱茵河，大批蛮族则时进时退，或攻或守，向着南方，向着太阳，向着罗马帝国的心脏——地中海沿岸挺进。于是，长久以来对于他们既不神秘也无诱惑力的莱茵河便摆在面前了。其中一些人精疲力竭地倒在非洲的土地上，旺达尔人便是如此。西哥特人来到了西班牙和阿基坦，东哥特人先于伦巴第人来到了意大利。迟到者无一试图乘隙抵达理想的河岸。如同不久之前的凯尔特人，勃贡德人悄悄向罗讷河河谷推进。法兰克人刚刚在高卢站稳脚跟，立即对普罗旺斯、伦巴第和西班牙……垂涎三尺。
这是大批人群的移动，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忘却少数孤立人群的移动。在贪婪地觊觎荣耀和实惠的首领带领下，这些蛮族的“大部队”长驱直入，来到罗马帝国的内地，建立起他们昙花一现的统治；他们到处遇到了先于他们到达的人群，也把行动迟缓的人群留在他们后面；这种情况不仅见于莱茵河两岸，尤其发生在高卢。
罗马帝国早就开始招募蛮族，让他们既当农夫又当兵，不过，这项组织工作从3世纪起进行得更为积极。帝国甚至以“脑袋”的名义正式把蛮族圈在乡间，强迫他们干双重活计，既种地又守卫；他们所种所守的土地，有些在数年前曾被他们的兄弟蹂躏，而他们奉命防备的正是目前还两手空空的他们的子弟。于是，在巴约、阿拉斯、努瓦永出现了巴达维人，在库唐斯、勒芒、克莱蒙出现了苏埃维亚人，在沙斯特尔出现了条顿人，在雷恩出现了法兰克人。罗马还做了另一件事：它在稍晚些时候确立了一些部族，这些部族的名字至今留存在我们的许多地名中。萨尔马提亚人这个名字留下的遗迹较多，在瓦兹、埃纳、马恩、塞纳—瓦兹、卢瓦雷、涅夫勒和荣纳等省，有些地方叫做塞尔麦兹、索麦兹、塞米塞尔，它们都源自萨尔马提亚这个词；泰伐尔人这个称谓也许来自哥特人，而旺代的提佛杰则是它的衍生物；属于多瑙河人的马克曼人给我们留下了马尔马涅这个地名，在科多尔、索恩—卢瓦尔、阿利埃、歇尔、马延等省都有以此为名的地方；阿勒曼人这个称谓衍生出阿勒芒和阿勒马涅，在埃纳、马恩、安、卡尔瓦多斯、多尔多涅和下阿尔卑斯等省，都有以此为名的地方。
当我们以费迪南·洛特所要求的考证精神，翻阅奥古斯特·隆尼翁编写的源自蛮族的法国地名集时，我们为它所提供的启示和对比大吃一惊。读了此书，下面这些古人似乎就站在面前：法兰克人中的卡马维人和哈图阿尔人、阿勒曼人（他们曾任命法朗什—孔泰的4位总督）中的瓦拉斯克人和斯戈丁格人、哥特人等等。马恩省有个地方叫戈，奥布省有个地方叫蒙戈，塔尔纳—加龙、热尔、下朗德、卢瓦雷、塞纳—瓦兹省等地则有古杜维尔、古杜尔维尔、古尔维尔等地名，这些地名都从哥特一词衍生而来。书中还提到诺尔省的萨索纳和埃纳省的希索纳，这两个地名都来自萨克森人一词；1222年的一份证书还把希索纳这个地方称为“萨索尼亚的条顿人村落”，可是从1276年开始，这个村落就骄傲地挂出了“法兰西的希索纳”的牌子。极其丰富的地名学资料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莱茵河那边的人曾经居住在我们的土地上：阿博纳这个地名衍生出如今的阿彭库、阿邦库和库达彭；巴多纳衍生出如今的巴东维尔、巴东维莱以及巴东维里埃；贝通纳则衍生出如今在孚日、杜、上索恩、上马恩、埃纳、瓦兹、下塞纳、加来海峡、索姆、诺尔等省到处可见的贝彤库、贝托库、贝东库、贝多库、贝通库、贝通维里埃、贝通瓦尔、贝通萨尔等地名。此书还告诉我们，在“罗曼”地区，马恩省的奥尔贝这个地名源自日耳曼人的奥尔巴赫，鲁贝源自罗斯巴赫，旺拜、旺贝和冈拜源自旺巴赫。在塞纳河盆地，今日的乌当和杜当等地名都有一个日耳曼词尾ing，这就表明，当年一个家族曾在此定居。今日的费雷昂塔德努瓦、费雷尚帕努瓦兹、费雷布里昂杰都让人想到，当年这里曾是一个氏族（法拉，Fara）的驻地；在汝拉省的阿布瓦，在安省和伊泽尔省，一些地名中还保留着蛮族首领们的称谓“法拉马尼”（Faramanni）的痕迹。
这并非一切。费迪南·洛特所说的这个“出奇的日耳曼名字热”早在4世纪就已出现；哥德弗鲁瓦·库特在费迪南·洛特之前就说过，罗马人狂热地“要让自己变成蛮族”，此事导致拉丁名字在7世纪和8世纪完全消失。但是，我们不应把蛮族视为被有极高教养的贵族们带着强烈的鄙夷勉强容忍的擅自闯入者，因为，高卢—罗马大家族的最后继承者们虽然被迫屈服在实力面前，但仍然觉得他们的拉丁文化高人一等，因而以其一切隐秘的优越之处来羞辱蛮族……简直是神话。从6世纪开始，尤其在7世纪和8世纪，法兰克人在古代高卢的威望是无法否认的；当时是普里姆斯、塞贡杜斯，是席尔瓦努斯和马格南蒂乌斯 [32] 等人，谦卑地希望改名为里奇梅尔、阿尔博加斯特或梅洛博德 [33] ，因为这些名字受到大家的尊重。这是一种时尚。可是，难道只有时尚吗？随着改名的时尚而来的习俗、设备、武器装备等等又如何呢？朱利安在4世纪披上了兽皮，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如果还活着的话会作何感想呢？到了5世纪末，希亚格里乌斯 [34] 作为拉丁文化的最后堡垒，也用日耳曼方式指挥最后一批“罗马人”，这些“罗马人”脑袋刮得精光，头顶留一小撮头发，用布条扎成一束，甩在后背上……他们的父辈是苏埃维亚人。
事实上，罗马化的人们希望蛮族化的心情多么急切！进入高卢人的“罗曼”语中的法兰克词，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们如今每天上百次地使用这些词。我们的祖先在7世纪使用的词汇大概不比一个庄稼汉在1850年使用的词汇丰富多少，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蛮族对于高卢和高卢民族的巨大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关于战争和军备的词：侦察、窥视、负伤、战争、剑术、铠甲、头盔和马镫，关于猎人在丛林中寻找方向的词：北、南、东、西，所有这些拉丁语原有的词都被蛮族使用的词取而代之；森林一词改变了意义，取代了热带雨林一词；此外还出现了树木、草地、栅栏、山毛榉、枸骨叶冬青、青苔、芦苇等词。从妇女的裙子到日常生活中的点心，从小镇到小村，从凳子到扶手椅，从竖琴到舞蹈，有多少常用词？所有这些雄辩地表明，“罗马人”最终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模仿他们以与之攀亲为荣的蛮族，他们模仿得如此到家，以至于他们自己竟然被人当作法兰克人的首领，无知而好斗，蔑视一切知识和文化，而他们自己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最高褒扬。他们因利己心理而倡导无序，成了很久之后那些迷恋血亲而目光短浅的法国封建领主的原型。
我们离莱茵河很远吗？仅仅表面上如此，而且是故意的。因为，当人们对于凡尔登、梅尔森等条约的真正意义尚存误解时，为自己展现这样一幅前景难道不是错误吗？这些条约“对未来作出了规定”，真是这样吗？出现在高卢和高卢以外直至最南端的那些地区中的语言和文明现象也许并不重要，但它不能用来解释千年以来莱茵河沿岸国家的命运吗？人们仔细查阅地图，看到了画在地图上的路易、阿努尔夫、赞蒂博尔德等君主们的疆界，其严谨程度令人颇感困惑。人们不禁喟然感叹：倘若罗泰尔当初只有两个或一个儿子，甚至……，东王国和西王国的边界会划在哪里呢？全是胡思乱想，切勿忘记这件小小的事实：到了3世纪，罗马人依旧留在莱茵河上；到6世纪换成了日耳曼人。还有一件更容易忽略的小小的事实：在3世纪，罗马文明自以为前途无量，而到了6世纪，另一个文明在莱茵河流域残存的罗马文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不久就主宰了莱茵河；这个文明应该唤作蛮族文明或日耳曼文明。
当然，亨利·皮莱纳说得对，经济交往的一般体系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并无重大改变，基本上依然是罗马帝国的体系。地中海犹如一座沟通欧洲与亚洲的桥梁，马赛、阿尔勒、纳尔榜等港口则是通向内地的商业要道的起始点。在沃尔姆斯、科隆、梅斯等城市里，以前就有的叙利亚人以及后来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建立了各自的聚居点。一些人贩卖丝绸、东方地毯、西顿的玻璃制品、菲尼基的革制品等工艺品，另一些人把纸莎草纸运来出售。装载着希腊食油、加沙葡萄酒和波斯织物的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变化还是有的，而且对莱茵河流域发生了影响。
多瑙河关闭了。凶残如同匈奴人的阿瓦尔骑兵，在中欧站稳脚跟后，把四周夷为废墟。上意大利和瑞士平原发生一连串动乱之后，通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极不安全。莱茵河于是失去了必不可少的向它汇聚而来的通道。在这个杀气腾腾的欧洲，美因河或内卡河此时能扮演什么角色呢？事实上此时最要紧的河流是马斯河。沿着马斯河河谷，在默维、格朗、索尔西、凡尔登、布略勒、穆宗、迪南、那穆尔、于伊、马斯特里赫特等地，造币工场一个挨着一个，它们乃是持续不断的人类活动的表征。在三角洲地带，费希特之后的大港是多尔施塔特，它是对大不列颠商贸中心，也是急欲征服澳大利亚市场而且颇有胆略的弗里斯兰商人和船商的储货库。与这个港口有联系的是马斯河上的城市和商人。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历史将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证据，说明此时的马斯河地区和马斯河上的运输业，已经把莱茵河沿岸地区和莱茵河上的运输业，挤到阴暗角落里去了。
1588年的斯特拉斯堡
当然，罗马人并未死绝，他们的事业也并未完全终结。蛮族所利用的正是罗马人的道路，他们所继承的正是罗马人的村落。罗马人打开城门迎接蛮族，罗马人的引水渠继续向蛮族供水。然而，世界毕竟颠倒过来了。不久之前，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有一些蛮族的聚居点，人们随便给个名字，似乎是为了说明它们的存在。如今蛮族的桌布铺开来了，这张桌布如此巨大，以至于“罗马人”的聚居地变成了星星点点，散布在瑞士的沃德州和法国的安省和索恩—卢瓦尔省。因此，一个永远难解的问题便是：“罗马人”究竟是谁？是那些讲拉丁语的人吗？在罗马帝国早期，“罗马人”指的是军人和部分军人眷属，也指提供给养的商人，当然也包括上层人物、贵族和富人，总之指一切希望露脸的人。可是乡下人呢？姑且假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操凯尔特语，也许有点儿变味，但始终充满活力。他们的先辈如果是那些饥肠辘辘、性情温顺的穷汉子，靠向大财主卖力气为生，那么，他们或许操日耳曼语。就在此时，从莱茵河外边来了大批胜利者的队伍，他们在与前卫部队会合时，把前卫部队搞得乱七八糟。谁最先退让，谁最先消失？拉丁语，不再有“罗马”军队使用它，不再有有组织的“罗马”官员，不再有出口成章的文人行文吟诗，引吭歌唱摩泽尔河或是写一些歪诗模仿魏吉尔的奥索尼乌斯 [35] 不复存在了。圣·哲罗姆 [36] 在公元374年就谈到了“半蛮族的莱茵河两岸”；100年之后，拉丁诗人席多伊纳用凶狠的阿勒曼语向着莱茵河两岸高声朗读下面的诗句，对于他来说，大河两岸都很舒适，这边是他自己的家，那边是胜利者的家：
出现在田野两边的，
不是公民就是胜利者……
巨大的悲剧就在于此。真正重要的边界，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中支配着莱茵河沿岸地区深层生活的边界，事实上是语言边界。在5世纪、6世纪、7世纪的许许多多岁月里，这个语言边界来回往复，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翻越壁垒，面对障碍，分一地为二，使欧丹勒梯什与欧丹勒罗曼 [37] 相向而立，有时还让罗曼人投入日耳曼阵营，使日耳曼人变成为非日耳曼人。
斯特拉斯堡在分割中究竟是老大还是老二，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因为，无论老大或老二都不可能创建名副其实的国家。不过，这个城市在5世纪前夕叫做阿尔真托拉顿，沉睡了150年之后，突然如同神话那样苏醒过来，名字改成了斯特拉特布而戈；这才是这座城市的命运中重要的东西。梅斯时而被说成某个兰斯国王控制下的城市，时而被说成某个苏瓦松国王控制下的城市，而这些国王的名字，只有专家知晓；算了吧。然而，梅斯曾是一块不可动摇的巨石，种种语言的进攻在它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在梅斯地区的900个地名中，有日耳曼语痕迹可寻的不超过五六个；这才是具有持久意义的事实。对于梅斯如此，对于整个欧洲也是这样……
在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十余次的地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动荡起伏之后，在多次突然前进和更突然的后退之后，一个堪与对峙的军队相比的语言前沿阵地是怎样确立的？为什么能确立呢？在语言领域里如同在其它领域里一样，这是一件蚁群般的工作，若能获悉其结果将是激动人心的。如同沿着铁道建立的前沿阵地一样，语言边界位于一些战略通道的沿线，沿着这些通道可以从斯特拉斯堡到达梅斯，从阿尔隆到达斯塔沃洛，从马斯特里赫特到达通格尔、巴韦、康布雷，沿途设立了许多堡垒；若能知晓这条语言边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那将是激动人心的。为了进行抵抗，这条边界利用了沼泽、水塘、泥潭沼地、塞耶河的砖砌地带、从兰德尔湖到贡德尔桑吉的水塘、诺尔地区的泥潭沼地，尤其利用了孚日、洛林和卢森堡的森林，以及阿登和沙博尼埃尔的大森林，如能知晓它如何利用这些地理条件，也将是激动人心的。
无须将这些地区都想象成荒无人烟的去处，大路早已穿越这些地区，一些城市在这些地区中繁荣发展；有人生活在这些时而可以见到采石场的山区；不过，对于那些寻找易于开垦的耕地或牧场的移民来说，这些地区没有多少吸引力；可是，就军事防御而言，这些地区却是上好的根据地。戴马雷的《法兰克人在下比尔及的聚居地》一书附有地图，应该看一看图中沙博尼埃尔的北部界线及其后面的环形道路，其中有从科隆延伸至大海的布吕纳豪特大道及其四周的一系列小型堡垒，这些小型堡垒的名字似乎都与意为工事或兵营的Castra一词有关，当然有时也不尽然。例如，马斯河上的卡斯特（Caster），伊泽尔河源头的卡斯特尔（Castre）和卡塞尔（Cassel）……大片的树林似乎有助于防御攻击，一些村落在树林周围紧凑地排成一个很大的弧形，它们的名字往往以塞勒、塞埃勒、采勒、采埃勒结尾，这些显然从海滨法兰克人这个词变形而成的词尾，表明了它们的由来。这是对于蛮族渗入到这里来寻找土地这一事实最有力的证据，犹如布尔人或远东殖民者每天都要向前推进一小步，以便最终超越原住民。
有人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当时主宰一切的国王和国王的儿子们对于语言边界全然无知，他们分而治之这个事实不是有力的证明吗？我们不想争论，姑且接受这个说法；那么，从中能推导出什么呢？在一个数百年来拉丁语是精英的语言、是“有教养的人”的文明语言的国家里，人们如今使用日耳曼语，而在这条语言界线之外，在不久之前融入了同一个政治或语言实体的国家里，人们却使用罗曼语；这一事实难道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吗？难道在解释人际政治关系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文明的作用吗？难道唯有匆匆划定人为的边界才值得考虑吗？在没完没了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论战中每年不惜巨资出版的二三十种著作，难道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吗？应该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4世纪与6世纪之间，在莱茵河两岸（我们当然不谈其它地区），拉丁文明在它用一种语言表达或在一种语言中被表达的全部范围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个范围大得可怕。因为，我们不妨想一想当时的情况：经济极不发达，劳动主要是手工操作，而且采用农奴方式，雏形的科学主要是思辨科学，部分还带有神秘色彩，根本不懂得应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利用大胆的希腊思想所走过的道路，充分发挥物质现象惊人的复合力，通过分析去控制并驯服自然力量；此外，当时只能借助语言和手抄本保存思想，对于一个缺乏足够的手段确保其永存的社会来说，摧毁其唯一借以传播主导思想的口头语言，摧毁其唯一掌握书面语言的精英，实际上岂不就是摧毁其全部文明吗？
4世纪与6世纪之间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所有莱茵河沿岸地区都开始使用日耳曼语。下列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由于某种原因或仅仅出于偶然，有些人依然旧习不改，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家庭坚持罗马传统，在莱茵河两岸的一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形成的居民区里，一些老居民依然保留着它们原有的语言习惯，因为唯有他们懂得不易掌握的葡萄修剪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一些非常古老的语言不是已经对人种和政治变迁提出了挑战吗？巴斯克语便是如此，它在经历了漫长的两千年之后依旧长盛不衰。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在德国心脏地带的两三个17世纪难民聚居的村庄里，人们不是依然顽固地使用他们原来的语言吗？
这是一些例外，但却证实了一种规律。在日耳曼势力得意扬扬而且声望日隆的地区里，这些村庄很快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了。一件墨洛温王朝的文书记下了一个圣戈尔人的故事：一位名叫勒吉纳里乌斯的汉子热衷于讲日耳曼语，而且容不得那些讲罗曼语的人，这些人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就开口大骂。这是一则传之永久的传说。嘲弄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谁若学着讲这种语言，粗俗的嘲笑马上甩过去。这位圣戈尔的墨洛温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遥远。况且，这里说的是罗曼语，在商业、行政、军队和司法辩论中使用的拉丁语已经死亡了，已经无法在实际使用中认识拉丁语了，没有人把它作为一种死亡的语言重新艰难地学习，试图继续使用它的人做着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编年史作者弗雷戴盖尔 [38] 在8世纪竭尽全力试图用拉丁文写作，步履维艰，结果被时态和语式弄得晕头转向，他不得不如实承认，况且他写的拉丁文也摆在那里。事实上，拉丁语每天都有微小的变化，渐渐向罗曼语靠拢，只是人们并未察觉而已。
海滨法兰克人在森林和沼泽地区的前进路线以及马斯河与北海之间的罗马战线
拉丁语是罗马人带来的语言。不过，并非只是语言，琢石砌筑的建筑物不再有了，石质和铜质的雕塑不再有了，绘画不再有了。公元9世纪，查理曼想在亚琛修建一座与他的威望相匹配的教堂，为了给那个有名的圆厅配上珍贵的柱子，他拆毁了意大利的一些神庙，把柱身放置在大小不一的基座上；这些柱子哪里想到过会有蛮族王朝呢！战胜者手中的法律极大地巩固了罗马军团所取得的胜利，如今这些法律让出自己的位置，被新来者的法律和蛮族的习俗所取代。一个文明蜷缩了，在另一个文明面前消失了。也许话说得太重了？可是，如同默斯 [39] 先生所说，一个文明如果真的是众多游移的“文明现象”的整体，而且始终具有越出作为其载体的那个民族的范围的能力。那么，那时确有一种蛮族文明，而且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接触，在我们的土地上广泛传播。这种文明包含着来自多种源泉的沿着东欧或北欧的大道收集起来的不同成分；这种文明有其独特的金银制品、首饰、玻璃纽扣等工艺形式，有其粗陋而冲劲十足的风格，这种风格通过哥特人逐渐向西扩展；许多古墓出土文物显示出一种既古老又新颖的装饰风格，例如，东方的棕叶形饰物和常见于古叙利亚和科普特手稿的绳纹花边，从古叙利亚传到阿尔勒或纳尔榜的六角星，以及风格特殊的交织状和螺旋形等图案，此外还有四足兽和形状特异的鸟；这些图案反映出人们对于怪异、奇特和荒诞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是一种文明吗？是的，连同它的习俗、服饰的式样、居所和木结构的教堂、文学、史诗和战歌、法律、家庭和婚姻观念，以及许许多多其它明显的特征。是一种低级文明吗？我们噘噘嘴说是的。由于数百年来热衷于古典和拉丁传统，我们变成了一群贵族。我们的远祖在墨洛温和加洛林时代却并不像他们的后代那样想。否则，他们既然在很长时间中以albus表示白色，何必转而采用blanc表示同样的意义呢；与此同理，他们早就有superbia一词表示骄傲，何必转而改用orgueil呢？同样情况发生在另外数以百计的词上，它们之所以被采用，与新来者的特有品德或特殊贡献毫不相干。这些新来者带来了某些东西，比昔日的主人更能满足这些好奇的“罗马人”，这些被日耳曼浪潮不偏不倚地全都覆盖和淹没的高卢人—罗马人、日耳曼—罗马人以及利凡得 [40] —罗马人；这样想是否过于轻率呢？
那么，是这些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德意志”影响主宰着莱茵河吗？真是匪夷所思……
在那些操日耳曼方言、以蛮族的方式生活、作战和思考的墨洛温和加洛林法兰克人与德意志或当今的法兰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应把19、20世纪的政治现实搬到8、9、10世纪去，否则就会贻笑大方。历史不是化装舞会，应该把这句话再次告诉那些顽固地要把神圣罗马帝国与霍亨索伦 [41] 帝国捆在一起的人，神圣罗马帝国是日耳曼人的帝国，他们在数百年中极好地组织并熟练地维持了软弱无力、各自为政的众多德意志国家；霍亨索伦帝国则是俾斯麦为了缩小德意志的多样性而在统一的炉子里艰难地锻造出来的。倘若想从这个时代的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有些事实不应一笔抹掉。
克洛维斯利用被他征服的里皮埃尔人控制了科隆、美因茨和沃尔姆斯。可是克洛维斯死后，在他的四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愿意立足在莱茵河畔的某个当时已经名声响亮的城市，也不愿意立足在后来被几位皇帝定为首都的摩泽尔河上的特里尔。分得东部土地的那个儿子梯也里，在图林根打击蛮族，在法朗科尼亚建立自己的王国，后来靠近萨尔河与斯拉夫人接触。这真是奇怪的征服，来自北日耳曼的人先是转到了古代高卢一边，后来又借助一些建立在马斯河与塞纳河上的据点，重新侵入莱茵河右岸地区。梯也里起先驻在兰斯，后来转往梅斯；法兰克国王从来不曾在莱茵河城市建都；也就是说，从未在日耳曼语地区中的某个城市建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也是如此。他们是莱茵河的主人，但是他们真正的领地是半日耳曼半罗曼的马斯河地区。国王们在苏瓦松和努瓦永加冕，有的却在圣德尼安葬。这种情况有力地表明，毁损一半的堡垒该是多么阴暗、肮脏和凄凉，一堆堆破砖碎瓦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城市，是日耳曼尼亚诸部落失宠的王后。这种情况也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一种建立在“分治”基础上的历史或地理来说，若要具有某种意义，必须有一种文明的历史，确切地说是几种文明的历史，来为这种历史或地理作出说明。
莱茵河土地乖戾的命运从此显现在它们的历史银幕上。单一的统治、单一的文明、单一的民族感情，当人们认识其中之一时，另一个或另两个就被疏忽了。要使这三个词、这三种力量彼此协调，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Ⅲ.教会
罗马或罗马人、罗马人特有的方式对抗日耳曼人特有的方式，这是一场决斗，结果罗马人特有的方式失败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不过，凡是与人有关的东西，只有在头脑简单的人眼里才是简单的。这是一种两端论法；然而，如果历史学家对此过于津津乐道，那么历史就不知道两端论法为何物了。
首先，吉本 [42] 勇敢地说出下面这段话的时代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人的身高在降低，北方的蛮族巨人更新了古老的自由精神，当他们出现时，遍布罗马世界的实际上是一个矮小的人种。”阿尔丰斯·多普什不久前重申，5世纪以军队形式侵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纯日耳曼人”。他们带给堕落世界的不是在北方林间空地上的蜂箱之间初绽的那种处女文化的启示，而是一种混合物，是日耳曼传统与借鉴于罗马和希腊的某些成分的结合。我们不妨想一想哥特人和他们从黑海各种层层叠加的文明中所接受的一切。当已经受到破坏、影响和改变的哥特人来到高卢时，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是一种文明，就其威望与精神而言也许是罗马文明，但已经掺入了某些东部与北部成分，并由来自欧洲各地的人在一个曾经是凯尔特化的地区传播。
此外还有回归与反击。罗马化的浪潮不但遍及莱茵河沿岸，而且把它的泡沫溅到了易北河。巨大而深刻的日耳曼化浪潮一下子就越过莱茵河，冲向马斯河与索姆河，接着在经历了一些起伏之后，恰恰在我们划出语言界线的那些地方撞上障碍，碰得粉碎。这便是一切吗？加洛林王朝眼看着壮大起来了。是德意志人还是法兰西人？且把这种背时的问题晾在一边。主要是马斯河地区人，他们在自己控制的瑞皮耶界线之内建有要塞舍弗尔蒙，在埃斯塔勒的村落里建有它们钟爱的住所。查理曼从公元798年开始废弃这个村落，为的是在艾克斯拉沙佩尔 [43] 落脚。艾克斯拉沙佩尔属于通格尔教区，是直接连接莱茵河与加来海峡的那条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在马斯河地区的这个连接点上，由于在8世纪初与圣于贝尔一起转移到此地的通格尔主教们的关心，一座新的城市——列日很快就诞生了，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在这个地区接触并部分地实现融合。首领们在这里长期使用两种语言，戈德弗鲁瓦·德·布伊翁 [44] 在这个地区成长，兼通“条顿语”和“罗曼语”，所以后来成了率领一部分十字军的将领。
查理曼如同他的先人一样以法兰西（Francie）中部为基地，这块地方最有理由称作法兰西亚（Francia），查理曼不但改用法兰克语（为他作传的艾因哈德对此作了特别的说明），而且再也不曾表示对法兰克语的口语不感兴趣，这与他对罗曼语的态度一样，他根本不使用罗曼语。这些通俗的、民间的、非科学的语言除了在日常谈话中使用外，还用来制作歌颂英雄和敦化民风的诗歌；当政者也用这些语言向民众发表庄严的演说，例如，公元842年日耳曼人路易在斯特拉斯堡发出的誓言，就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罗曼语文献：“为了对上帝的爱，为了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和我们大家的赎救，……我将援助我的兄弟查理。”查理曼是个聪明的统治者，他通过书写重要文件将这些实用的语言固定下来，不过，他所希望的复兴和他所保护和发展的文明，并非使用日耳曼语或罗曼语的文明，相反却是重新学习拉丁语，是对自5世纪以来与口语失去联系，但好歹依旧作为一种体面的语言继续存在的帝国时期的拉丁语的重新学习；此后数百年间，拉丁语的地位大有提高，被尊为高尚的语言，内行人的语言。
拉丁语在墨洛温王朝的官府中已经普遍使用，到了加洛林王朝，拉丁语更是官府的语言，而且其俗气有所减少，讲起来也不再声嘶力竭。加洛林王朝的宰相府里使用拉丁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与加洛林王朝不断密切关系的教会，是以罗马为首的拉丁教会，它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教会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抛弃后，在西方找到了一位非教会保护者，而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曾向教会昭示过这位保护者的代价；教会在法兰克人这里找到了这位保护者，并到这里来加强教皇与其士兵—国王的联系。艾蒂安二世 [45] 在圣德尼亲自为矮子丕平 [46] 行涂油礼，使之成为第一位君权神授的君主。46年以后，利奥三世 [47] 把皇冠戴在国王查理 [48] 头上，从而以上帝的名义创建了一个没有非教会渊源的帝国。这个帝国没有越出一个民族的范围，与信徒团体相混淆，在已被取消的10条疆界之上组织世俗生活，正如梵蒂冈声称由它组织宗教生活一样。
温弗里德 [49] 是在英格兰人痛恨不守教规和崇尚规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从罗马接受了卜尼法斯这个名字；这位注重礼仪的英国人受着不安和烦恼的熬煎，但坚信圣典、严守教规，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外国人，为加洛林王朝带来了英格兰教会的传统，并为继续这个传统而重新拾起了弗里斯兰主教的事业。工于心计的温弗里德并不把萨克森和文化瘠薄、森林广阔的北方大平原作为自己的活动地区；北方大平原上的人们坚持一种虽屡遭冲击却始终挺立的异教信仰，并把他们的信仰传遍欧洲的北端与东端，基督教传道者在那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温德人 [50] 、立陶宛人和芬兰人面前屡屡碰壁；温弗里德把图林根、黑森、阿列曼尼亚、巴伐利亚作为他开展活动的地区，因为长久以来，一些奇怪的神甫和与众不同的主教，在那里发展了一些更奇怪、更与众不同的信徒；这是一群为自己施行剃发礼的不三不四的流浪者、骗子和奴隶。他们向那些将日耳曼万神庙的传统与被歪曲的基督启示混在一起的令人生疑的食肉者，传布一种充斥着谬误和迷信的宗教。
传道者并非个个无可指责，不过，却有不少人是无懈可击的，例如，先后被圣科隆班 [51] 及其弟子圣加尔从吕克瑟伊和布雷根茨派遣到施瓦本、图林根和多瑙河去的那些人便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在教会中的等级不大在意，他们依托的也不是正规的主教制。改名为卜尼法斯的温弗里德以他所服务的罗马和为他服务的莱茵河为依靠，致力于如下事业：组织、协调传道事业，使之走上正轨；纠正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憎恶的凯尔特人的偏差和奇想；以严格遵守基督教教规的信徒取代零散和可疑的正教信徒。严格遵守基督教教规的信徒在所有细节上都符合教义，他们坚固的组织犹如金字塔，底部是普通信徒，往上是神甫和主教，顶端是教皇的代表，教皇则是所有修会和教派的源头。
宗教事业，也许是的。切莫以为忠于卜尼法斯传统的主教们只知诵经唱诗，从公元886年到901年，10位主教死在与诺曼人对垒的战场上；在这些引导着人民大众、关心着世纪的主教们的努力下，基督教不断地在人们的心灵中扎根。基督教不只是一个“巨大的机构”，而且是为改造人和转变价值观而作出的一种巨大努力；基督教提倡博爱和行善，其教诲没有学究气，直接明了、神圣、雄浑、具有征服人心的魅力，懂得如何以不加修饰的形式保存民间传统的功效。
这里，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是一些本能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性情暴躁的人，与条件稍好的地区相比，这里更需要宗教，宗教在这里也更能起到敦化民俗的作用。这种宗教所宣扬的首先是努力依靠自己、战胜自己，这种努力对于改造那些首先需要学会认识自己和掌握自己的人尤为有效。当然，以语言更以榜样宣扬教义的功劳，不但不能仅仅归于主教，甚至不能首先归于他们，而是应该首先归于教士和早期大修道院中的修士，诸如维桑堡、洛什、塞利根施塔特、富尔达、阿默纳堡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修道院。另一个事实是，在富有战斗性的主教们的努力下，征服信仰的组织工作开展起来了；这种征服与世俗的征服一样，也以连续不断的跳跃向前发展，从一条作为基地的河流伸向另一条河流，从一组沿河城市扩展到另一组沿河城市。
首先是莱茵河这条线，这是一条经过考验的基础线，资源丰富，全方位向外部世界开放。往前便是易北河、萨尔河、埃斯特拉河，接着是奥德河，再往前去则是梦想中的维斯杜拉河和第涅伯河。在这些长长的河流上有许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是一座沟通两个世界和连接昨天与明天的桥梁；这是一个入口，古老文明所带来的东西从这里涌入广场；这也是一个朝向新土地的出口，资本化的财富和储存起来的实力都经由这个出口，撒向将被占领的宗教中心、军事重镇、集贸场所以及贸易和航运枢纽，诸如梅泽堡、莱比锡、马格德堡和汉堡，布雷斯劳和但泽、里加和基辅。这些城市都是接力站，在整个流程中都要占用一定的停留时间。但是，它们远远地控制着整个流程，在日益扩大的棋盘上把卒子向前推进；莱茵河畔的城市始终是推动力中心，而莱茵河地区的神职人员则始终是永不失误的推动者，他们所推动的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新能量的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事业。由于卜尼法斯及其对手的缘故，莱茵河成了基督教意义上的教皇和罗马人的河流，于是雄风再现，它的名字重新自豪地挂在人们嘴上。当然，这是教会和宗教的事业，但不尽然，这还是政治事业，因为它创建了德意志。我们天真而又固执地认为德意志是“固有的”，其实它是从西到东、从莱茵河到易北河和奥德河艰难地拼凑起来的。它的范围有多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那就与那些超然于地方分裂、集团对立和部族冲突之上的公爵领地和教会行省相似。
位于摩泽尔河和兰河沿岸的特里尔省呈长条状，它沿着兰河一直延伸到韦茨拉尔那边，在西部大河的水域中与科布伦茨相通；我们暂且不谈这个省。北边的科隆省是低地，这里有埃斯科河、马斯河和莱茵河的入海口，还有延伸到埃姆斯河和布尔唐泥潭沼泽那边的德意志平原；明登、奥斯纳布吕克、明斯特、利珀河、鲁尔河，以及莱茵河彼岸对于加洛林王朝十分重要的马斯河流域的土地，其中包括通格尔、列日、亚琛。广袤的美因茨省是德意志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区，教皇在任命卜尼法斯为大主教的信中为这座城市指明了光荣而艰辛的前程；这封信把大主教的驻地定在美因茨，把他的管辖地区确定为乌特勒支、通格尔、科隆、沃尔姆斯和施佩耶尔五个教区，此外还包括“大主教应借助语言使之认识基督教教会的日耳曼尼亚各民族”。在这片宽广的平原上住着许多人，有的已经皈依基督教，有的依然不信教；在美因茨省确立了一种罗马式的结构，组建了一个堪与罗马时期的小镇相比的教区网，在未来的日子里，教区网可以不断扩大；在美因茨省，人们还以不拘一格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将日耳曼这个名字变成罗马和教会的行政用语中的地理名词。我们可以说，在政治上的德意志创建之前，一个教会的德意志已经在美因茨省建立，它拥有自己的首领和首府；在德意志出现之前，美因茨省的首府似乎就将德意志的全部土地集中在基督教框架之中了。这当然是就罗马和教会而言的，不过，德意志紧接着就跟上来了。德意志把它最具活力的那部分安置在广阔的美因茨省，这个省的东部从汉堡到马格德堡这一段都在易北河畔，它在公元1344年以前一直拥有四边形的波希米亚，它囊括整个美因河和内卡河地带，它的南部越过多瑙河沿着奥格斯堡方向朝南延伸，经由库尔与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源头相接。
可是，现在仅仅涉及莱茵河吗？德意志不可动摇地确立在莱茵河与奥德河之间，莱茵河远远地被超越了，它远非德意志的西部边界。它是基地，是再度扩大版图的出发点，是从这里向东进发创建德意志的那些人的阅兵场……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法兰克人从德意志北部出发，在高卢养精蓄锐，然后再度上路，重新征服祖先的土地，在莱茵河彼岸重新缔造一个东部法兰克。这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路线并非只是法兰克人的路线；它只不过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德意志是如何从莱茵河畔崛起的：它发端于莱茵河畔，并借助莱茵河，借助莱茵河地区众多的基督教大城市，借助莱茵河地区与罗马关系密切的基督教，终于形成为一个新的德意志。而最初的罗马也只不过是七座威严的山丘 [52] 影子覆盖下的一块长方形土地而已。
11世纪初莱茵河沿岸的教会行省
17世纪中叶的美因茨
然而，由此可能出现一种危险，况且这种危险确实出现了。教会面临危险，莱茵河面临危险。那些好战而信教的首领们日复一日地向东推进，来到易北河和萨尔河，断然组建了一个德意志世界，并在萨尔河和易北河上建造了一些新的据点，把马格德堡变为易北河上的美因茨，他们在恶斗的狂怒中放纵自己，野蛮的暴行使得对手的基督教在斯拉夫人眼中也变得面目可憎；这种带着头盔、杀气腾腾的基督教紧紧盯着什一税，不惜敲诈勒索以获取实惠，却丝毫不讲仁爱，况且其行动也与仁爱南辕北辙；随着这种情况日益加剧，危险终于出现了，危险是如此巨大，以致热衷于争斗的征服者们无法摆脱莱茵河沿岸的高级神职人员所代表的一切，而这些高级神职人员则是罗马的倾向和加洛林王朝的教训这股强大的传统势力的继承人。
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日耳曼人的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孩儿路德维希 [53] 死后，捕鸟者亨利 [54] 及其儿子奥托一世 [55] 等萨克森君主，先后拾起法兰克尼亚人没能保住的权力，着手在自己的控制下重新组合各个日耳曼公国，驱赶再度构成威胁的斯拉夫人，防备匈牙利人的威胁；在封建诸侯到处出现和发展的那段时间里，利用德意志政治上的落后状态大做文章；因为德意志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它的西面或南面的近邻。压倒羽翼未丰的封建贵族，这个任务并不十分艰巨，可是，想要削弱那些惹是生非的城堡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人在很长时间里（直到路易六世在位期间，即12世纪初）架空了巴黎的国王，致使他们赤手空拳地面对日耳曼人……
在以往日耳曼人的管辖范围内，如今只有捕鸟者亨利和奥托一世等萨克森人拥有国王称号，他们声称无须教会和莱茵河；当萨克森公爵亨利被宣布为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国王时，他最初的举动之一便是拒绝美因茨大主教为他行先辈们从未拒绝的涂油礼。他向自己提出的第一项任务，是在远离莱茵河的萨克森和图林根修建一批堡垒，堡垒修在以下这些城市：戈斯拉尔、北豪森、哈茨山坡上的奎德林堡、盗匪聚集的梅泽堡。他的儿子奥托继承他的王位，但是并没有立即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王，为此还得做许多事，其中首先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必须回到莱茵河，让莱茵河接受他，把他由一个地方性的小王变成一个兼具天主教名声和威望的君主；他原来的权力所及只是属于不同部族的一些公爵的联盟，诸如萨克森人、法兰克尼亚人、施瓦本人、巴伐利亚人以及洛林人等。美因茨及其大主教股掌之中的莱茵河，两度起兵反抗奥托，战斗在克桑滕、舍夫尔蒙和布里萨切进行。对抗长期以军事冲突形式进行，尽管有匈奴人的疯狂入侵，因对立而引起的混乱依然如故，在内外交困之下，莱茵河地区对抗和抵御东部的精神、它那古老的西部与南部精神日益显现出来，表现为阴谋和公开反叛以及短暂阴险而顽强的策划……
奥托终于明白了。他的父亲曾经拒绝那位美因茨人为他行涂油礼，但奥托本人早已在艾克斯拉沙佩尔接受这个仪式了。为了争取高级神职人员、瓦解对抗、在莱茵河地区重新确立权力，还需要做更多的事。奥托找到了一个向导，此人便是他的兄弟布鲁诺。布鲁诺在莱茵河地区的修道院里长大，自幼受到罗马与查理曼交混的那种传统的熏陶，此外他还因第二任妻子阿戴拉伊达而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奥托酝酿了一个简单易行的策略：利用美因茨与科隆的夙怨，假后者之手打击前者。他灵活的婚姻政策起到了确保政权的作用，如今应该为这项政策提供一种平衡；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重要职位托付给可靠的人，把科隆交给自己的兄弟布鲁诺，把美因茨交给自己的私生子威廉，布鲁诺是教会科隆省的首要人物，还得把洛林公爵领地让给他；在这些结果面前，奥托不再犹豫。他起初很吝啬，但很快就出手大方，向各地教堂捐款捐地产，还让主教和大主教分别成为伯爵和公爵，让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司法权、征召权、关税权和铸币权。他让莱茵河人、沃尔姆斯的主教们、特里尔的大主教以及科隆和美因茨人一个个心满意足。他战胜了匈奴人，保护教会和耶稣免遭蛮族的蹂躏，他主宰着整个原法兰西亚的命运。加洛林王朝往日失去的光环似乎正要套向他的头顶……
